袁 航｜从“溯源”到“植根”：当代中国公共哲学研究的逻辑旨归
袁航，南开大学哲学院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博士研究生。
摘 要
公共哲学的理论主题与公共生活的建构方案密切相关，是前现代政治哲学传统的承接总结和现代政治哲学研究的路径导向。对这一主题的深入研究，应立足于对公共哲学的溯源、对议题转向的分析和对理论范式的创新。在理论溯源方面，公共哲学的学术要旨理应置于西方学界的公共理性论争中加以理解; 在议题分析方面，当前中国公共哲学研究的理论目标应契合于日新月异的社会时代; 在范式创新方面，需要从三个维度阐释公共哲学如何植根于当代中国社会，使其从一个西方学术概念转变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成果。
自20 世纪末起，对当代中国公共哲学的理论探索逐渐成为学界一项引人注目的工作。在21 世纪前20 年中，当代中国公共哲学正在由初步的探索阶段向深入的建构阶段稳步迈进，呈现出“百家争鸣”的研究态势。从最初对当代中国有否公共哲学、当代中国公共哲学的总体规定性等宽泛的论域问题，到藉由不同领域的研究视角对公共哲学进行“解构性”的细致研究，无不彰显出公共哲学在学界前沿探索中的显著价值。已有的综述性文章多将公共哲学的研究成果分为总体性研究、领域性研究和文化传统研究三种类别，这虽然对介绍、梳理公共哲学在当代中国的发展历程甚有裨益，但对进一步深化公共哲学的探索工作却鲜有臂助。
重新审视国内学界既有的研究成果，会发现当代中国公共哲学的主要议题正悄然发生转变: 对公共空间与私人领域等基本问题的商榷，日渐转变为建构具有中国特征、适应中国社会环境的公共哲学话语体系的工作。一方面，这体现出公共哲学的研究路径日臻成熟，不再停滞于基础性的领域架构，而是立足于变动不居的社会境况，始终关切这一主题的经验维度; 另一方面，这意味着公共哲学仍然需要遵循哲学探索的创设方法，坚持把握哲学理论的形而上学维度。由此，公共哲学的深入研究应当分为对公共哲学的理论溯源、对议题转向的逻辑分析、创新公共哲学研究的理论范式这三重逻辑。具体而言，理论溯源有助于从源头确立公共哲学的问题领域，明确公共哲学的研究对象和理论主旨; 议题分析有助于辨明公共哲学的时代价值，探索新时代公共哲学的任务目标; 范式创新则意味着在当代中国社会中建构公共哲学最为熨贴的学科话语，使之能够真正扎根于中国的社会形态和理论环境。简言之，当代中国公共哲学研究经历了一个由“溯源”到“植根”、由西方研究范式到中国特征阐释的过程，而植根中国社会的公共哲学亦将发挥出其独到的理论创设和实践导向的作用。
理论溯源: 西方公共理性论争
1955 年，美国政治学家沃尔特·李普曼( Walter Lippmann) 在《公共哲学》里首次将“公共哲学”这一概念引入世界学者的视野。在这部写作时间长达17 年的著作中，虽然李普曼富有先见地提出应当对公共哲学予以足够的关怀，但他对这一概念的定义却含糊不明、甚至与西方政治哲学传统中的其他概念有所混淆: “公共哲学被认为是自然法，唉，这却招致了巨大的语义学的困惑。我相信这种哲学是西方社会体系得以形成的前提，且在其他非西方共同体中无法运转。”同样，李普曼对公共哲学的意义也与当代学者们大相径庭: “在我们的时代，建立在公共哲学基础上的体系仍然屹立，但它们却被未得教化、不再坚持哲学的大众所用……问题在于我们能否以及如何克服这种异化，并修复与文明传统之间的裂隙。”显然，李普曼是从泛文化视角对公共哲学进行解读，“公共哲学”在此不过是西方政治文化传统的另一种表述，并不具备政治安排的功能与哲学研究的思维。由此，在李普曼之后，公共哲学经历了逾三十年的蛰伏期也并不令人感到意外。直到20 世纪80 年代，威廉姆·萨利文( William Sullivan) 和罗伯特·贝拉( Ｒobert Bellah) 才将公共哲学重新引回学术界的视野当中，但二人关于公共哲学的研究仍然专注于“美国社会之社会承诺的道德基础”。越南战争的惨淡收场成为引发美国社会思想变革的直接诱因，对社会问题的公共思考迫使萨利文和贝拉开始反思美国社会的政治文化，并将其当作政治哲学的时代任务。
真正将哲学研究的理论范式和演绎思维赋予公共哲学的，是20 世纪90 年代西方学界以公共理性为主题引发的广泛纷争。国内有论者认为迈克尔·桑德尔是这一时期对公共哲学的建构做出卓越贡献的主要人物，但如果仅凭其《民主的不满: 美国在寻求一种公共哲学》和《公共哲学》等著作便下此断言，未免有失公允。事实上，桑德尔关于公共哲学的阐述建基于由罗尔斯开始的公共理性之争，在论辩过程中，哈贝马斯、罗蒂等当代哲学巨擎亦从不同研究视角完善了公共哲学的理论架构，诚如哈贝马斯所言，彼时思想家们的攻守往来不过是“家族内部的争议”。需要明确的是，一方面，从理论边界而言，这种“家族相似性”托庇于自由主义的羽翼下，“家族”内部的学者们拥有基本的观点共识和理论底线，承认公共生活的基础地位，共同从政治事务和政治安排中创设公共价值; 另一方面，从学术传承来看，“家族相似性”还表现在“家族”内部学者在论述公共问题、开展公共研究时，均以美国社会为经验性的理论载体，这无疑是对李普曼、萨利文和贝拉研究成果的继承。在共同的理论基础和学术传承的作用下，对公共理性纷争的分析足够成为透视当代西方公共哲学发展脉络的研究视角。
以公共理性为主要线索，分析当代西方公共哲学的演进逻辑，应当明确两个问题: 其一，公共理性在什么程度上是“公共”的? 其二，公共理性究竟在什么意义上是一种“哲学”研究? 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理应诉诸罗尔斯本人对这一概念的定义，因为在这场持续数年的论战中，无论是严苛的抨击者还是坚定的支持者，均立足于罗尔斯的公共理性概念，在此基础上或批判或扬弃地贡献出了自己的见解，可以说罗尔斯为当代公共哲学研究奠定了主旋律。就概念内涵而言，罗尔斯对公共理性做出如下定义: “政治社会和每一个理性的和合理的行为主体……都具有一种将其计划公式化的方式，和将其目的置于优先地位并作出相应决定的方式。政治社会……实施这种行为的能力也就是它的理性，它是一种植根于其成员能力的理智能力和道德能力。”罗尔斯明确将公共理性归为政治社会内部公民普遍具有的理性能力，为了使其适用范围更为明确，他区分了公共理性和非公共理性的内容: 前者具有来自政府和宪法权威的强制性，后者则因非公共权力的特征而不具备强制性。“公共理性的内容……是通过我所说的‘政治的正义观念’而系统表述出来的。”政治的正义观念只适用于社会的基本结构，它的内容与任何完备性的道德和宗教学说无涉。简言之，它是审慎论证的根本的政治概念。在此，罗尔斯将公共理性的“公共”范围概括为宪法根本和基本正义问题的政治领域，与李普曼等先行者不同，罗尔斯从公共理性理念中排除了社会文化、宗教信仰、道德判断等完备性学说。这意味着公共理性的“公共”问题域被约束在政治领域内部。
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与第一个问题的答案直接相关: 罗尔斯将公共理性规定在政治领域中，关于公共政治问题的讨论不得诉诸完备性的道德和宗教学说，这一“专断”招致了其他哲学家的非议。按照罗尔斯的划分，公共理性仅仅是一种与完备性的哲学、道德和宗教学说无关的政治安排，但在桑德尔、哈贝马斯和理查德·罗蒂看来，罗尔斯的主张无疑使超越性的哲学研究“降级”为经验性的政治方案，虽然三者对公共理性分持不同的见解，但在坚持公共理性的哲学意义这一问题上，三者的立场是一致的。共和主义代表人物桑德尔明确地将罗尔斯转变后的政治自由主义学说指责为“最低纲领的自由主义”，他指出，持这种观点的政治哲学家支持自由主义的理由是政治的，而非哲学的和形而上学的。然而，美国公民对全然政治性的公共生活表达出强烈不满: “在政治话语缺乏道德共鸣的地方，对具有丰富意义的公共生活的渴望就会呈现为不可取的表达。”对公共理性进行去哲学化的政治限定，带来的只能是空乏的道德缺位和美德失衡。因此，公共理性应当被变革为一种关于社会道德和公民品德的公共哲学。新左派最为著名的理论家哈贝马斯立足于真理性的道德概念，将公共哲学置于以“交往理性”为中心要旨的理想公共生活中。他认为，尽管罗尔斯将“政治”和“形而上学”做出明确区分，并且赋予“政治”以中立的价值，但这并不意味着“政治”的中立性可以脱离哲学的领域: “政治争论越是涉及到宪法原则和基本的正义概念，就越是类似于道德话语。”以“最低纲领的自由主义者”自居的理查德·罗蒂则指出，公共的政治实践和政治运动不过是弥补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制度“盲点”的政治安排，克服“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哲学弱点”只能寄托于一种乌托邦的社会希望——后形而上学希望之中，承担这种社会希望的载体便是哲学与政治学的理论联系。哲学与政治学发生联系的理由在于二者的结合能够使公民获得一种建立在平等权利基础上的公民形象，无论社会如何改变，对公共政治的安排都应当考虑到一种“后哲学文化，即……保留着自然、理性、人性之类的观念，这些观念是外在于历史并且历史因此得到判断的参照点”。
关于公共理性的“家族内部”纷争，尤其是对公共理性“哲学”研究立场的讨论，极大地巩固了公共哲学理论建构的基础，经过公共理性的论争之后，西方公共哲学的理论域由宽泛的社会文化转变为立宪民主制度下对政治安排的反思和政治事务的参与，其研究思路也跳出了政治领域的经验性束缚，开始兼顾形而上的道德判断与哲学规范。公共的政治生活成为西方公共哲学的主要问题域，哲学研究的方法则占据这一问题域的核心地位。
议题转向: 中国公共哲学研究的理论发展
当代西方哲学的公共理性纷争，为国内学界揭开了公共哲学研究的时代序幕。经济全球化和文明多元化的浪潮席卷了现代化的中国，市场经济的稳步发展、民主政治的全面建设亦迫切需要相应的哲学理论来引导和自洽。由此，当代中国公共哲学研究应运而生。自上世纪末起，一批学者以独到的学术目光和深厚的理论功力，从理论传统、研究领域和逻辑特征三个方面进行了详细的论证、阐述和划分，不仅开启了当代中国公共哲学的漫漫建构之路，也为之后公共哲学的议题转向奠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较之于传统的综述性研究成果，这种划分方式能够更为清晰地展现公共哲学渐趋成熟的理论格局。立足于此，公共哲学议题转向的深层要求便清晰地呈现出来: 建构植根于当代中国社会内部的公共哲学理论体系。
对理论传统的论证成果表明，公共哲学是立足于现代社会，对前现代政治哲学传统进行的一次思想清算。在这一点上，当代中国公共哲学与西方公共哲学并无二致。在前现代的西方政治哲学传统中，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对希腊城邦的伟大构想成为西方政治哲学的滥觞; 近代哲学家霍布斯、洛克、卢梭和康德秉持社会契约论的理论硬核，对自由、平等、主权、国家进行了理性主义的阐释。然而，宗教神学的强势地位和哲学作为“科学之源”的粗放思维，使得以往关于公共生活的哲学论题不可避免地带有形而上学的先验色彩; 在中国传统哲学领域，这种特征则表现为“受命于天”的法则崇拜和“天人合德”的儒文化价值追求。公共哲学的出现，将公共生活从外在于人类的超然存在中解脱出来，并建基于现代人类的文明之上; 与之相应，现代公共生活也对公共哲学提出了部门化、科学化、经验化的发展要求。在公共哲学的研究领域中，普遍性仍然是居于中心地位的研究主题，但与西方政治哲学传统不同的是，普遍性的证成路径由前现代的先验律令变为密切关联于公共生活之经验维度的现代逻辑。在这个意义上，公共哲学既相承于西方政治哲学的传统，又是对传统的批判与超越。
对研究领域的边界探索表明，公共哲学已然成为新全球化时代的哲学反思与时代强音。建构当代中国公共哲学理当承担公共哲学的规范性任务，强调规范性公共哲学的理念辨析和原则阐述。公共哲学的探究对象是公共生活及相关的公共问题，例如公共关系、公共管理、公共行政等。在此，公共哲学开始脱离“科学之源”的哲学传统定位，转而从认识方式、实践方法、路径方案等角度对现实问题开展辨识与反思，借助哲学的思维范式对公共生活的安排进行修正。“所有这些……‘公共哲学’研究表明，现代公共哲学在一开始就立足于……人类生存现实，力图揭示其本质，预测其未来，把握其时代精神。”公共哲学的“灵魂助产术”为社会成员提出了塑造自身、规范自我与他者关系、重释人类与自然关系的路径，并为公共社会提供了以独立人格的公民为核心的理想模态。
对逻辑特征的研究总结表明，当代中国公共哲学理应是一种构筑新时代个人与社会关系的哲学。在公域与私域相脱离的理论趋势下，公共哲学的发展应从思维范式的角度出发，将现实性赋予公共生活，将理想性赋予精神生活。与研究领域的界定密切相关，当代中国公共哲学研究的逻辑特征必须适应于市场经济条件下通过社会秩序生产所建构的公共生活。社会生活呈现出“政治生活的公共化和精神生活的私人化”的变化特征，公共生活是承载社会成员交往联合的理论场域。鉴于此，对公共生活的哲学思考势必要同时关切私人领域的精神生活。就经验性的实证维度而言，公共哲学的范式特征表现为自下( 私域) 而上( 公域) 寻求普遍性的建构路径。建构当代中国公共哲学，势必要完成从传统公共哲学中“脱域”的工作，祛除“立公去私”等贬抑私域发展的纲常伦理，才能取得带有现代文明特征的公共哲学发展成果。
在上述三个方面的理论建构工作取得初步成效之后，当代中国公共哲学的议题便开始产生转向。作为一种高度关切社会现实的哲学范式，公共哲学并不会像传统理性主义哲学般“安分守己”地呆在建构主义的论域中，静待哲学家围绕其核心要旨添砖加瓦; 相反，公共哲学的议题本就变动不居，随时代变化而与时俱进。就内部条件来看，在经历了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的缜密论证和公开讨论后，当代中国公共哲学的理论架构被逐步廓清，进而从最初的理论白地、荒地中结出了意蕴绵长的理论硕果; 就外部诱因来看， 21 世纪前10 年的大事不断，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奋斗目标，GDP 平均增速高达11%等大事件，均昭示着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带来的经济腾飞和科技繁荣。在内部条件和外部动因均趋于成熟的情况下，当代中国公共哲学的议题转向便是水到渠成的结果，公共哲学研究从理论基础、领域划界和主旨确证等概要性的哲学内容中，逐渐演化出个体自由与社会秩序、个人主义与公共生活等现代社会独有的、兼顾经验认知与价值规范的议题，如何使上述议题植根于当代中国社会现实，为公共生活的发展提供理论指导，便是当代中国公共哲学研究的新时代任务。
产生这一转变的根本原因，在于不断前进的时代对中国公共哲学研究提出的解释力要求:立足于公共生活的建设实践，实现新时代哲学研究的范式创设。换言之，公共哲学需要对公共生活秩序和社会规范样态起引导作用，就必须诉诸于对原有的社会普遍性原则进行重构。就当代中国社会而言，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使社会群体呈现出多样化、阶层化的特征，利益划分、群体观念和话语谱系的分歧使公共生活原有的秩序受到了前所未见的冲击。建构符合时代要求的公共生活秩序，应诉诸于某种稳定的普遍性原则，在此基础上规范个体与社会的应然关系。然而，计划经济时期的行政手段在甚嚣尘上的活跃市场面前失去了旧有的中心地位，普遍性原则不再直接脱胎于政治命令，而是散落于理性多元的、受市场经济影响的私人领域中。因此，寻求一种现代社会的普遍性原则便成为公共哲学承担的任务。这种新的普遍性并不局限于全然的经验命题或价值命题，而是兼顾二者所长，既发轫于客观的社会境况，又内蕴着特定的价值导向，是一种建基于现代社会“多元主体异质共在”的理论目标。
这一主题是现代哲学研究的集中体现。它不同于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基于直接感官对世界本原的经验认知，也非全盘继承理性主义那种外在于人格的普遍法则，而是立足现代社会理性多元的属性，发挥“爱智之学”的效用，勾勒出未来公共生活的应然图景。在建构普遍性原则的过程中，对公共哲学的探索不再是含混而笼统的总体性叙述，而是兼顾不同部门哲学的现代研究范式。公共哲学是应时代而生的哲学，深入研究当代中国公共哲学理应选择恰当的哲学范式，构建配套的学科话语，以特定的部门哲学作为研究载体，实现公共话语与公共生活的嵌套。
范式创新: “植根”中国社会的公共哲学
当代中国公共哲学产生的议题转向，意味着学界对这一研究主题提出了新的要求: 建构适应于新时代全球逻辑的话语体系，让公共哲学继续履行启蒙之后的哲学任务——探索人类自由的生存方式，以理想性生存意义为研究目标，在现代社会重现哲学研究“轴心时代”的辉煌。对于仍处在发端阶段的公共哲学研究而言，这一任务最大的困难在于当代中国公共哲学尚未形成世所公认、已臻成熟的研究体系和理论话语。究其原因，公共哲学虽然以世界文明共同面临的现代性问题为目标，但这一概念毕竟沿袭自西方政治哲学传统，无论是前现代的“自由”“理性”概念还是现代的“公共领域”“共同善”概念，均依托于西方政治哲学话语体系而存在，并受到西方当世之显学——自由主义理论的影响。因此，推进中国公共哲学研究的现阶段目标是挣脱西方研究路径和学科话语的规制束缚，建构具有中华文明特质的公共哲学。立足西方学界已有的学术成果，反思中国学界做出的理论探索，结合公共哲学在当代中国发生的议题转向，当代中国公共哲学深入的研究路径体现在三个维度上: 其一，立足公共哲学兼顾经验现实与形上理想双重维度的理论特征，在解释路径上与偏重现实性的自由主义理论做出区分; 其二，坚持理论引导实践、实践检验理论的辩证方法，以实践理性为主旨推动公共哲学发展; 其三，发挥公共哲学作为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形态之一的规范作用，探究中华文明的“天下”情怀与现代社会的“公共意识”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
纵览公共哲学的国内学界研究成果，无论是对问题域和理论边界的条分缕析，还是关于学说框架和阐释路径的建构方案，其目的都在于使公共哲学能够深深植根于中国社会的文化土壤，立足中华文明历史悠久的精神传承，为缔造良好有序的公共生活模式提供理论导引。由此，一个重要的问题就在于如何将公共哲学的理论内核完整地植入当代中国社会的土壤，使这个西式概念在中国落地生根。如前所述，当代西方学界围绕公共理性展开的公共哲学研究虽然对道德哲学的规范律令有所涉及，但道德哲学始终试图寻求一种外在于人的道德主张，并将后者作为普遍性原则大肆推行，因此其影响力在自由主义的政治建构主义立场下愈发减弱，罗尔斯主张的政治自由主义公共理性在西方掀起轩然大波的缘由正在于此。发端于自由主义的西方公共哲学在政治安排和民主协商等经验性政治问题上投入颇多，但对诸如道德判断和理想价值等形而上的问题却敬而远之，乃至采取“对普遍性和完备性学说回避”的态度。究其原因，有学者认为在于“美国文化倾向于关注人们所获的结果，而非获取的过程和目的。”不同于在西方自由主义和启蒙理性双重作用下成长起来的公共哲学，当代中国公共哲学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语境中得到支持，这塑造了当代中国公共哲学与西方公共哲学大相迥异的理论特征。从与公共哲学相伴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中，可以窥见这种区别的根源所在:“与自由主义相比，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无疑更注重从社会生活与政治生活一致性的角度理解人的自由……这就为人的现实生活注入了超越性的意义。”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与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最显著的差异就在于前者在关切认知性的社会事实的同时，以一种规范性、超越性的价值理想作为社会发展的方向指引。自由人联合体——这个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阶段，既可以说它是扫清私有制基础后的理想社会形态，又可以将其概括为马克思对未来公共生活的期望: “在马克思的理想意念中……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应当是直接统一的，公共性是直接呈现的。”公共与私人之间泾渭分明的分离，是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家探究公共问题的轴心。因此，当代中国公共哲学若要脱离西方政治哲学话语体系的影响，真正成为中国社会独有的理论实践，应当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公共逻辑为指导，集中于经验性政治安排与超越性社会理想的弥合; 当代中国公共哲学的研究路径也应兼顾经验维度与形而上学维度的共在，立足于这一逻辑，开辟相应的公共话语阐释路径。
当代中国公共哲学理论创设的第二重逻辑，在于发扬实践理性的学说主旨，建构井然有序、和合自洽的公共生活，使公共哲学保持昂扬发展的理论精神。有学者指出，当代公共哲学的基本理论局面可以被概括为“不是因果寻绎，充满解释竞争。”具体而言，这意味着公共哲学研究不能被简单归结为寻求哲学理论与社会现象之间必然性的因果关联，而是要在理论指导现实、现实检验理论的辩证关系中深入探索其建构方案。诚然，公共哲学是经历启蒙之后破土而生的概念，理性主义是公共哲学自身和现代社会共同提出的规范要求; 但是，在理性主义内部仍然存在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的不同分支，而公共哲学无疑是后者的忠实拥趸。在理论范式与客观世界的张力之间，理论理性主张通过人们对世界的探索来修正人们自身的认知内容，并以此为基础塑造一个“符合”客观世界规律运作的主观构想，让人类的信念逐渐贴合于世界表露出的样态; 与之相反，实践理性则主张人们通过自身的实践活动来“塑造”客观世界，使其“符合”人们对世界应然之态的理想愿景。作为一门构建公共社会生活之“应然”范式的学说，公共哲学承担着变革既有公共生活秩序、奠立未来公共生活目标的理论任务，这就意味着它的核心论点是实践理性。立足于此，上述所谓“解释竞争”的含义便呈现出来: 理论理性的一般性主张认为，历史是人类之外的产物，因此存在一种关于永恒不变的客观世界的终极解释，这种解释便是理论理性穷竭其身试图建构的阐释体系;而实践理性的一般性看法则强调例如康德和黑格尔的哲学框架。历史是人类自身实践的结果，人们身处历史之中，同时也决定着历史的前行方向，若要把握和改造变动不居的客观世界，应当诉诸于动态的、与时俱进的理论指导。因此，当代中国公共哲学提倡百家争鸣的观点交流。二十余年的研究和探索仍未能将公共哲学的话语体系“确定”在某种部门哲学之内，这并不是说这一研究处于某种意义上的“停滞”期，相反，这正是当代中国公共哲学博采众长的直观反映。对当代中国公共哲学的理论创设，既要立足于对现阶段公共生活状态的考察，又要兼顾于对未来公共生活秩序的订立。无论是公共哲学已经发生的议题转向，还是今后研究过程中可能面对的动态现实，都是当代中国公共哲学理论建构过程中的经验认知、发展契机和理论生命力的来源。
发展当代中国公共哲学的第三重逻辑，是探究公共哲学与中华文明传统之间的契合性。“在公共哲学的视域中，哲学社会科学对‘人与社会’的聚焦，事实上就是对人的‘公共存在’本质的反映。”虽然中华民族文明传统中的“立公去私”的价值倾向，曾招致一些学者的批评，但这恰恰也为当代中国公共哲学的理论创设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为公共哲学的中国化、本土化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例如，中华文化的天下情怀体现着对多元文化的包容和理解，传统文化中的“天下”意为“普天之下”本身就是公共性的意蕴所在。在建构“天下”共同体的过程中，一些特有的地域性文化通过历代统治阶级的宣传，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华公共文明增添了价值内涵，诸如儒、道、法家思想兴盛与衰落的过程，都离不开当时统治阶级的青睐; 同时，在“百家争鸣”的文化交流中，各家也不断汲取其他观点之所长，最终形成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天下”从一开始就被视作超越特定部族与地域的概念; 作为拥有“天下”情怀的中华民族，其文明传承本身有更大的包容性，它并不试图寻求超验性的、游离于历史之外的“终极价值”，而是在人类历史中创造新的历史，在文明交流中开展跨文明合作。这种传承自血脉中的包容特征，使中华文明得以屹立世界文明之林，使中国传统文化能够为21 世纪的时代问题提供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需要明确的是，在全球化的新时代大背景下，无论何等民族、何种社会，其公共哲学的发展视野最终势必走向世界，探究多样性的不同文明之间的普世价值。罗尔斯晚年的著作《万民法》，哈贝马斯构筑的生活世界，乃至西方政治哲学界近年来涌现出的世界主义思潮，无不为上述论断提供了有力佐证。虽然当代中国公共哲学的研究仍然处于成长阶段，但它迟早会面临来自其他文明的、全球层次的问题与挑战。“有朋自远方来”的教诲早已体现出中华文明崇文尚德的礼仪之数和盼望万邦咸宁的友善之道，这种处世智慧表明中华文明以天下万民的普遍利益为己任、提倡不同国家和平共处的思想特征古已有之。因此，中华文明传统定能为当代中国公共哲学研究带来一场变革，使得五千年的民族智慧之葩，能够在现代社会中再度盛放。
溯源西方公共理性纷争，立足国内学界已有的研究成果，开拓公共哲学的研究路径，是这一研究主题植根当代中国社会环境、建构研讨平台和话语体系的发展逻辑。作为密切联系现实的理论主题，公共哲学一方面能够发挥哲学的先导作用，为公共生活秩序的制定提供理论依据; 另一方面能够立足于社会实践成果进行反思，为哲学研究的与时俱进提供经验支持。公共哲学终将重新挑起“第一哲学”的任务，在建构理想公共生活的目标指引下，实现对公共智慧的不懈追求和对人类生命意义的深切关怀。
〔责任编辑: 郑珊珊〕
原文见于《东南学术》
2020年第2期
文中图片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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