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 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类哲学阐释

作者简介

冯珊，哲学博士，哈尔滨工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摘　　要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针对全球治理困境、人类社会未来形态、人类生存与发展共同命运等时代问题，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秉持马克思类哲学思想内核，理性思考人类文明新形态，进行的一次全新的理论构建和现实探索。类包含着马克思对人的社会本质的关系性理解，这一概念构成了个人与共同体、共同体与共同体产生联系的根据。人类命运共同体以“类思维”匡正“种”或“物”的思维方式，破除对“人的世界”的语用错误和逻辑错位；以“类实践”为重要依托，以中国式现代化重塑共同体的类样态，以人类文明新形态表征共同体的“类自觉”，以“一带一路”构建行动联合体和命运共同体。

现代社会的共同体价值受到个人主义的巨大冲击，个人与自然的对立、个人与他人的疏离、个人与共同体的分裂使共同生活面临诸多困难。如何在现代社会薄弱的联系纽带中重建坚牢的共同体关系，如何使关涉不同利益的国家和民族做到休戚与共，如何应对全球风险社会共同谋划人类发展的未来，既是时代赋予的命题，也是作为负责任大国的中国需要思考的课题。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演讲时指出：“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这开启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十年历程。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进一步明确“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构想。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外交思想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表达了“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共同创造人类的美好未来”的坚定决心和强大信心。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发出了时代最强音。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十周年之际，从学术角度发掘其与马克思所指明的人类历史发展最高阶段的“自由人联合体”内在一致，是马克思类哲学思想的新时代阐发，具有重大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类哲学基础

（一）类哲学的本质规定

“类”作为马克思重要的哲学概念之一，有时会被误解为其不成熟时期对费尔巴哈抽象的人本主义的继承，但事实并非如此。在《基督教的本质》中，费尔巴哈曾以“类”“类本质”(Gattungswesen)理解人，指出人具有“双重的生活”(ein zweifaches Leben) ，即个体的肉体和类的本质关系的生活。他将人的“类本质”定义为“理性、意志、心”，它先于和高于个体生命，是“前定本质”和“最高本质”(das hchste Wesen)，通过自我异化完成对个体生命的抽象规定。他试图跳出形而上学理性思辨的窠臼，但其对人的本质理解只停留于抽象的感性，即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自然地联系起来的普遍性”，造成了对人理解的抽象化。而马克思对“类”的理解与费尔巴哈不同，他认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是人的真正的共同体”，即人通过实践着的对象性活动所形成的现实的、具体的社会历史关系。

既然“类本质”并非先天的，那么人的“类本质”是如何获得的？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通过四个方面给予阐释。第一，“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为了生活，人们开展的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吃喝穿住及其他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第二，满足第一个需要后，人们又会产生新的需要。第三，人们在生产自己的生命同时，开始生产他人生命，即繁殖，即他人生命的再生产，形成最初的社会关系——家庭，并构成某种共同活动。但随着需求的增长产生了新的社会关系，而人口的增多又产生了新的需要。第四，社会关系是许多人的共同活动，这种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在许多人共同生活的社会关系中，出现了意识和语言，这是原初物种生命不具备的“类特性”，即人的真正的共同存在性(Gemeinwesen)。马克思进一步阐明：“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界，人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就是说是这样一种存在物，它把类看作自己的本质，或者说把自身看作类存在物”。换言之，“类本质”的生成需要经过一个历史过程，人作为现实的社会存在，而不仅仅作为感性存在，通过感性的实践劳动改造对象世界的同时得以生成人的“类本质”。

（二）类本位转向

与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不同，马克思将“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确立为“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这一立脚点是马克思类哲学对人的社会存在的本质理解。而这一“类本质”的生成过程也充分反映了共同体的类位转向的必然性。

“类本质”的生成经历了群体本位、个体本位和类本位三个阶段。起初由于人类生产力和自然力的巨大差距，群体为本位、以人的依赖关系为内核的人群共同体形成。在这种自然形式的原始劳动统一体中，人们以群的力量继续生存，人对人的依赖关系本质上是对自然和自然关系的依赖。人处于自然的原始束缚中，只能“作为某个共同体的成员而存在；因而，也就是这个共同体的存在”。这种以自然性为联结形成的“大写的人”，其个体生命受到自然性的限制，“类本质”的生成受到阻碍，因此群体本位必然让位于个体本位。但随着商品交换开始，原始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变。社会化大工业生产完成了人对自然的普遍占有，现代资本主义私有制实现了人对人的剥削。在此阶段，个人受“劳动的统治，特别是积累起来的劳动即资本的统治”，即社会分工、资本剥削雇佣劳动和资本主义私有制。社会分工导致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的矛盾，凸显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阶级对立，导致个人对共同体的反叛；生产资料资本家私人占有，使其获得了剥削雇佣劳动的本质力量，资本关系被确立下来。当这些抽象形式成为超越时间的“非历史性存在”，不仅具体的、现实的人的关系被普遍的、抽象的物的关系所取代，人也被固化为现成存在物。对此马克思深刻指出，人被剥离了类特性，成为原子化的个人，此时“人绝对不是类存在物，相反，类生活本身，即社会，显现为诸个体的外部框架……把他们连接起来的唯一纽带是自然的必然性，是需要和私人利益，是对他们的财产和他们的利己的人身的保护”。所以建立在私人利益关系上的社会关系是极其脆弱的，其后果是人与人的分裂和冲突，这必然导致个人对自然的倾轧、个人对他人的排挤、个人对共同体的背离。个体本位“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人的类本质的异化形态，因此唯有诉诸更高阶段的类本位，“在人与人的关系上，把人的单纯依赖性和独立性变为依赖性与独立性相统一的人类性”，“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这一人的类本质才有实现的可能。

马克思指出：“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现存的事物”指建构在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的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剥削关系，以及隐匿于社会生产领域的资本通过雇佣劳动获取剩余价值的增殖秘密。马克思类哲学的根本主旨就是消灭私有制、消灭雇佣劳动制、消灭资本关系，实现“人类与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通过共产主义运动消灭剥削产生的生产关系，共同占有全部生产资料和生产力，重建个人所有制，走向类本位的自由人联合体。因此类本位破除“个体本位”壁垒，成为“为别人的存在，同时是这个别人的存在，而且也是这个别人为他的存在”，以人的社会关系的类本质的全新理解，真正解决个人的“感性存在”和普遍的“类存在”之间的矛盾和分裂。

（三）真正的共同体是人的类存在方式

人类自诞生以来经历原始共同体、古代共同体、家庭共同体、族群共同体、民族共同体、现代国家共同体、社会共同体、区域共同体等多种共同体形态。共同体形态的转换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运动变化的结果，它们表征着历时态与共同态的人类共同生活，蕴含着人类历史的发展跃迁，在此进程中人之类本质得以实现，即“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共同体”。这里人的本质即人之类本质，这个类本质在马克思看来就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通过这一实践活动，人的类本质在真正的共同体中获得现实可能，因此真正的共同体是人的类存在方式。

群体本位的“自然形成的共同体”是人的类本能使然，是人的类本质的原初肯定形态，树立起对自然神圣形象的崇拜，形成了没有“我”的“我们”；个体本位的“虚幻共同体”扬弃了原初状态，是人的类本质的异化和现实否定形态，造成对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资本拜物教等非神圣形象的崇拜，凸显了没有“我们”的“我”；类本位的“真正的共同体”是类本质的自我实现，是人的类本质的否定之否定形态，“以人与自然的分化和人的独立为中介”，积极扬弃“人的异化的神圣形象”和“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最终实现“我”和“我们”的否定性统一关系，在对象化的实践活动中构成了共同体和类本质的双重理论合题。在“真正的共同体”中通过人的类特性之自由自觉的活动，个人得到全面发展，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人的类本质得以真正生成，这既是对抽象共同体的超越，又完成了对原子化个人的扬弃。人的存在条件不再是无人身自由的人对人的绝对依赖，亦不是人与自然、他人、共同体相互对抗分裂的人对抽象物的疯狂崇拜，而是人与自然、他人、共同体本质统一基础上的自由人之间的自觉联合。人的类本质是普遍性与特殊性、个性与社会性、私人性与公共性的内在一致性，一方面“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另一方面，“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可见，真正的共同体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真正的共同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马克思类哲学为基础，倡导共同体的“类本位”转向，它力图把基于个体利益而产生的个人与共同体、共同体与共同体的矛盾与分裂，转变为基于双方内在统一的根本利益基础上的合作与团结，使人类社会从孤立走向开放，从排他走向共生共荣。在良性竞争和全面交往的前提下，共同体中的每个人汲取人类文明有效成果发展自身，并在互助、互益、互存、互依中成为“社会化的人类”，构成行动的联合体和命运的共同体，为实现自由人的联合提供最大可能性。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塑造人类形态和世界形态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在理论和现实双重维度上为“个体本位”转向“类本位”做了积极的思想准备和价值引领，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秉持马克思类哲学思想内核基础上，所进行的一次全新的理论建构和现实探索。

二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类思维”匡正

现代社会“个体本位”对共同体统一性构成了严峻挑战，以政治国家为主的不同共同体间产生对抗，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发生裂变，公共性伦理精神逐步瓦解，资本主义文明形态凸显，已经极大限度逼近了人类共同体的生存边界，冲击着人类共同生活的美好愿景，对人类共在共生共存和共同发展产生消极影响。基于以上事实，现代社会已然呈现出个体性与整体性、离散性与统一性的张力状态，传统的社会秩序、道德观念、伦理价值经受着现实性的考验。因此，我们有必要追究造成现代性危机的思想根源，挖掘主导现代社会运行的思维方式，深入剖析现代人自我理解方式的谬误症结，把握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理论逻辑，以破解共同体与共同体、个人与共同体、个人与自我裂变的现代性危机。

（一）“种”或“物”思维方式的使用错误与逻辑错位

个人与共同体裂变背后隐匿的是“种”或“物”的思维逻辑“霸权”。不管是“群体本位”的自然共同体还是“个体本位”的虚幻共同体，其共性的逻辑弊端是以“种”或“物”作为人的自我理解方式，并以“种”或“物”的思维方式对待外在世界和他人。它本质上是一种对象性逻辑，将外在世界和他人视为现成存在者，隐含着一种从属逻辑，要求对象按照“我”的方式存在，与“我”保持一致性。在“种”或“物”的思维方式中不存在交互性，它以物种的封闭性和孤立性来理解和对待个人与共同体，因此二者构成直接同一的关系，形成了无差别的普遍性。

值得指出，虽然个人与共同体的矛盾来自个人主体性的挑战，但对动物而言并不存在主体性问题，因为每一种动物只具有其所属的某一物种的普遍规定性，而不具有自身的特殊个性。单以“种”或“物”的思维方式对“物的世界”进行理解和认知是无可厚非的，因为两者是相适应的，具有合理性和合法性。但是如果混淆了人与物的差别，僭越人与物的边界，试图以僵化、封闭、片面的“种”或“物”的思维方式对“人的世界”进行宰制，那么此种思维方式与使用对象造成的逻辑错位，就将极大压抑人的主体性，造成人的“物化”。“种”或“物”的思维方式不可避免具有“物”的特性，它是自我封闭、无须他者、无矛盾性的总体性思维，外在表征着排他性、分裂性和同一性特质。以这种排他性和分裂性的思维方式进行生命活动的主体，本能地将外在世界和他人视为既定存在的“物”，对其进行主宰和控制，势必割裂个人与共同体的开放性、包容性和内在统一性，形成强制性同一，导致个人与共同体关系的封闭化和实体化，造成颠倒的世界、抽象的人和分裂的共同体。

因此，我们有必要矫正以“种”或“物”的思维方式理解和规制“人的世界”的语用错误和逻辑错位，重建与“人的世界”相适应的“类”的思维方式，破除“种”或“物”的思维方式对人的差异性、独立性和自由个性的压制，使个人在共同体中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匡正实现人全面发展的自由个性的思维前提，在实践活动中改变对立的社会关系，为形成“自由人联合体”疏通逻辑路径提供现实可能。

（二）重建“人的世界”的类思维方式

区别于“种”或“物”的思维方式，类的思维方式“是自身体现着特殊、个体、个别东西的丰富性的这种普遍”。人能够自觉超越物种局限，打破自然因果链条，在否定性关系中生成与他人更高层次的内在统一性，形成建立在差别和个性基础上的共同性和普遍性，以对抗“种”或“物”的思维方式。“人类命运共同体”引发了以类作为人的自我理解方式的思维革命，为解决现代性危机提供一种新的逻辑思维，最终为实现“自由人联合体”提供可行的理论路径并指导实践。

类的思维方式主张打破物种孤立的、固化的、自我封闭的循环链条，消除因“种”或“物”的思维方式所造成的共同体与共同体的冲突摩擦、个人与他人的关系间距、个人与自我的分裂疏离，将人与世界的一致性和相通性表达出来。具体而言，第一，“类”的思维方式承认人与物、人与他人的差异性，寻求更高层次的内在统一性。可见，类的思维方式包含着与人的类特性相一致的开放性、包容性和超越性，而非“种”或“物”的实体性、排他性和封闭性。因为人的类本质是通过实践活动，开放与其他存在者交往的通道，解除既定物种的固化影响和局限束缚，它不以物种的差异作为拒斥其他存在者的理由，而是在确定差别的基础上，形成与世界和他人的内在统一性。因此，类的思维方式不存在对共同体和他者（自然、物、他人）排斥和消灭的意图，而是明确各自的界限，并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通过实践活动将自身向共同体和他者展开。与直接以对象性思维展开的物的否定性相比，类的思维方式则是遵循正-反-合的辩证逻辑，肯定差异，否定固化的封闭性和孤立性，最终达成个人与共同体更深层的否定性统一。第二，类的思维方式表征着人类生命活动的自主性和个人在共同体中的自由性。换言之，以类的思维方式看待个人与自然、个人与他人的关系，我们发现“人的世界”不是自发的原始状态，不是动物本能的对外界的单一适应，不是一经形成便一成不变的静止存在。“种”或“物”的逻辑是自然界生成并存在的基本原则，动物遵循自然因果律，在自然因果链条中复制自身，它的现在就是它的未来，一切“是其所是”的样子。“物”或“种”的思维方式完全遵照现存的规律，固守既成的世界图景，是一种现实的逻辑。与之不同，“应该”的逻辑则是“人的世界”生成并存在的内在根据，是对世界和人的多种可能性的追寻，它是开放性的逻辑，是类的思维方式，它不直接决定他者，而是作为“调控性”范畴，起“范导性”作用。在类的思维方式下，人在实践性活动中自为地突破自然或他人不合理的限制和束缚，拥有自我否定和自我筹划的自觉，实现人自由自觉的本性，创造性地构建属人的世界，以此实现个人在共同体中的自由与自身的全面发展。第三，类的思维方式内在地将人的私人性与公共性、个体性与社会性统一起来，化解了“小写的人”和“大写的人”的对立和矛盾，确保个人主体性价值和共同体价值的双重实现。马克思说过，“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人是人的最高本质”，只有把人自身的本质当作追求和实现的最高价值，才能超越物种的封闭性，使人的关系复归于人，实现个体存在和类存在的辩证统一。人自由个性的全面发展与人的公共性的实现内在一致，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即个人本质力量和主体精神在共同体中获得确认，共同体的公共自由性代表着个人自由个性的发展程度，唯有个人自由个性全面发展，“自由人联合体”才能实现。

在此意义上，“人类命运共同体”通过破解“种”或“物”的思维方式，构建类的思维方式，从人自我理解的维度上确证个人与共同体的内在统一性，扭转思维方式与使用对象的逻辑错位，为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做好思维前提批判，为“自由人联合体”相互依存的整体性和内在统一的关系性提供理论依据和思想基础，并据此进行路径选择。

三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类实践”构建

马克思所说“世界历史”的“全球性时刻”已经到来，人类社会处于全球化与现代化交会的重要历史时期。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问题，各种共同体（如民族国家、社会组织、公益团体、利益集团等等）如何超越意识形态差异，摒除零和博弈逻辑，联结为行动的联合体？追求普遍性和同一性的政治国家共同体如何满足人类发展的多元要求，包容其个体差异？遵循类哲学和类思维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以中国式现代化重塑共同体的类样态，以人类文明新形态表征共同体的“类自觉”，以“一带一路”构建行动联合体和命运共同体，融通特殊性与普遍性、个体性与公共性、差异性与统一性，促进现代社会自由个体的自觉联合，推动“类本位”的“自由人联合体”成为可能。

（一）共同体“类样态”之中国式现代化

世界历史的面貌在西方现代化进程中展开，西方现代化模式隐含着资本与现代形而上学两大支柱，其中作为动因的资本和作为其精神样式的现代哲学、其工具手段的现代科学技术紧密“共谋”，构筑了统一与分殊、中心与边缘、主体与他者的世界历史图景，瓦解了共同体的“最好的共同生活”，形塑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双重生活。在脱离了“群体本位”进入“个体本位”的市民社会中，建立在物的依赖关系基础上的个人主体性凸显，改变了以血缘、地缘、语言、习惯等共同性连接的共同体样态，人与共同体相剥离，成为脱离了血缘关系、宗法关系、伦理关系的原子式个人。以普遍性形式出现的政治国家，实际却代表着特殊阶级的真实利益，对其他一切阶级进行剥削和压制。针对这一虚幻共同体形成的原因，马克思将矛头指向资产阶级的阶级本质，他们使自身阶级利益普遍化，将特殊利益镀上共同利益的“金箔”，实际上资本主义国家是资产者用以维护和确保自身利益的工具，是私有制的产物。因此“这种共同体……不仅是完全虚幻的共同体，而且是新的桎梏”。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的重大区别在于，重塑了共同体的“类样态”，冲破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对象性逻辑，化解特殊利益与公共利益的阶级对抗，展现了全新的共同体“类”生活图景。党的二十大深刻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破解了西方现代化个人主体性膨胀所造成“个体本位”的独占性、排他性对共同体的分裂、对他人的倾轧；“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凸显了“厚德载物”“天人合一”的伦理价值和精神追求；“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突破了武力解决国家与国家关系的冷战思维和霸权主义逻辑。以此中国式现代化通过重塑共同体的“类样态”，重建人类共同生活的共同感，指向更高的文明理念和人类共同价值。

（二）共同体“类自觉”之人类文明新形态

“文明是实践的事情”，不同阶段共同体生产方式的变革带来了文明的变迁。“群体本位”共同体进入“个体本位”共同体，大机器生产取代传统手工业生产，地方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在此过程中，“资产阶级……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资产者作为人格化的资本，也就是说，资本成为世界历史的“实体”，资本主义文明成为“个体本位”共同体的文明意识。不可否认，以资本为内核的文明形态“包含着资本的文明化趋势”，但“资本的文明面”实质是建立在剥削基础上的私有制，即一种攫取他人劳动的占有式私有制。“群体本位”共同体中的人身依附关系转变为“个体本位”共同体的物质依赖关系，据此资本获得了独立性和个性。作为主体性原则的资本以“对象性逻辑”统御一切，形成以理性秩序、资本逻辑和西方中心论为显著特征的资本主义文明形态，不同程度地导致了文明隔阂、文明冲突、文明优越的差序格局，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的发展和人类共同价值共识的形成，隐藏着潜在的全球性价值风险和文化危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通向“类本位”共同体的中介环节，指向了超越资本主义文明形态的更高的文明理念和可能的实践道路，即人类文明新形态，表征着“类本位”共同体的“类自觉”。消灭私有制基础上重建个人所有制的“类本位”共同体，引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生成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自觉出场。人类文明新形态积极扬弃资本主义文明形态，“以劳动原则置换资本原则”，消解资本逻辑的同时保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起来的成果，指向“类本位”共同体人的自由个性和全面发展；以价值秩序置换理性秩序，破除“同一性”“总体性”实体思维，指向交互性、多元性和相依性的人类文明价值；以人民为中心置换西方中心论，瓦解对抗性逻辑的霸权主义文明形态，指向一种人类文明形态的崭新转型，积极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共同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

（三）行动联合体和命运共同体之“一带一路”

针对全球性问题和现代性危机，“一带一路”倡议提供了一种“类实践”路径选择。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向“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级别视频会议发表书面致辞指出：“通过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践重要依托的“一带一路”倡议，以人类相互依存的整体性和内在统一的关系性为价值目标，以“类思维”方式为实践逻辑，重新唤醒人们对公共性、社会性价值的认知，构建行动的联合体。“一带一路”通过建设陆上“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致力于亚欧非大陆及其周边邻近空间海域的有效连接和积极沟通，强化沿线国家的友好往来和双多边伙伴关系，建立全范围、多领域、综合性的互联互通网络格局，保障沿线国家既独立自主，又各具特色的平衡可持续发展。“一带一路”倡议遵循“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类思维”方式，超越以国家力量为衡量标准的等级划分，打破以国家为主不同共同体的经济间距、文化差异和价值隔阂，不搞圈层政治，不进行意识形态区分，欢迎世界各国加入，致力于形成最大程度和最大范围的行动联合体和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类主体”承认世界各国建立在差别和个性上的共同性和普遍性，致力于区域经济合作联动与世界经济协同发展，减少战争、化解纠纷、平息争议、弥合差异，不断促进更高程度、更大范围、更为有效的全球整合，将各自分散的“我”变成协同团结的“我们”，反对保护主义、单边主义、霸权主义等一切造成国家敌对和个体疏离的政策和手段，力争克服个人主义排他性和分裂性，拒斥零和博弈和冷战思维等一切具有排他性和同一性的对象性思维方式，实现与世界各国更高层次的内在统一，减少因权力争夺和利益纠纷而造成的无序竞争，避免零和博弈的消极后果，共同解决环境污染、生态危机、资源匮乏、恐怖主义、跨国犯罪和重大公共卫生安全等一系列威胁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共同问题，用扎实的行动最大程度上带动了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推动中国经济发展成果惠及更多国家和地区的人民，积极引导人类社会转向“类本位”的“自由人联合体”。

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类实践”构建的中国式现代化、人类文明新形态和“一带一路”，以人类相互依存的整体性和内在统一的关系性为价值目标，以类思维方式为实践逻辑，构建行动联合体和命运共同体，重塑共同体的类样态，表征着共同体的“类自觉”，重新唤醒人们对公共性、社会性价值的认知，共同应对现代性全球风险和挑战。

结　语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助力全球发展、维护世界秩序、保卫世界和平、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见证，为解决全球性问题和现代性危机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路径选择，并促进人类社会向马克思指明的真正的共同体——“自由人联合体”不断靠近。它既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全球化背景下的积极探索，也是中国共产党人总结历史经验，立足人类社会进步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进行的伟大理论创新和革命实践，彰显着人类共同的社会理想和价值追求。人类命运共同体必将引领人类社会转向更为完善和公平的共同体模式，为实现“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提供最大可能。

〔责任编辑：苏媚媚〕

为适应微信阅读，略去注释

原文见于《东南学术》

2023年第5期

文中图片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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