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亚月｜再论严复的现代国家观和国家民族观
张亚月，哲学博士，上海大学哲学系副教授。
摘 要
1895—1904年，严复的民族/国家思想不断发展演变、逐阶上升，经历了三个各有侧重的阶段。第一阶段为1895年，严复译出《天演论》初稿，发表《直报》四雄文，爆发出强烈的保种救亡意识，高扬民（种）族主义旗帜。第二阶段为1897—1898年，严复创办《国闻报》，刊发这一时期代表作《拟上皇帝书》，提出现代国家的内政外交方略，显示他已初具民族国家意识。第三阶段为1900—1904年，严复深刻意识到盲目排外的激进民族主义对国家的祸患，遂汲取A History of Politics中的人类社会发展演进理论和现代国民国家学说，翻译成《社会通诠》并于1904年出版，由此奠定他的现代国家观以及国家民族观。第一阶段，严复极力宣扬社会达尔文主义、强调灭种危机、主张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竞争保种；第二阶段，他认识到国际社会有一定公理、中国之危机更多来自内部，所以强调清廷政府要提升内政外交水平、加强国家能力；第三阶段，他则以国家民族观念批判激进民族主义，宣扬法治宪政的现代国民国家以及不分民（种）族人人平等自由的“国家社会”。严复在20世纪初就奠定了其富于现代性的国家理论和国族观，不仅在当时处于世界前沿，至今亦仍有显著价值。
严复可谓是最早、最清晰具备现代民族意识和国民国家观念的中国现代启蒙思想家。1895—1904年，他对中国社会现代转型的致思牢牢聚焦于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因为这二者是建构现代民族国家/国民国家的关键和枢纽。现代民族国家和现代国民国家对应的英文词汇都是nation state，这一英文词汇确实兼具这两种意味；但因为中文翻译对其所用译词为民族国家，这就使得nation state中原本有的“国民国家”意味显著缺失。近年来，许多学者逐渐倾向于采用“国民国家”一词，因其能更准确表达和呈现现代国家的核心要素和本质特征。严复自《社会通诠》阶段起即在国民国家的意义上讨论现代中国之建构，强调国民不分种族、民族而俱享有权利，这一先进观念显著超前于其同时代其他思想家。在那世纪之交的十年间，严复经历了“民族意识勃发—民族国家观初具—现代国民国家观奠立”这三个阶段，即：“《天演论》时期”（指严复译出《天演论》初稿和发表《直报》系列文章的时期，即1895—1896年）；“《国闻报》时期”（指严复创办《国闻报》并在其上发表《拟上皇帝书》等多篇政论文章的时期，即1897年10月至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国闻报》被迫停刊）；“《社会通诠》时期”（指从义和团运动大爆发的1900年到译著《社会通诠》出版的1904年）。《天演论》（1895）、《拟上皇帝书》（1898）、《社会通诠》（1904）这三本译著或著作，分别成为严复民族意识勃兴、民族国家观念初具、现代国民国家观念奠立这三个阶段的显著标志。
《天演论》时期严复本能爆发出民族意识
《天演论》时期，严复在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清帝国惨败于昔日属国的空前逆境中，看到了国家和民族所可能面临的亡国灭种之可怖前景，于是他用最强的调门、最高的音量、最急迫的声气，向国人发出最高级别的警报：面临亡国灭种危机，中国人一定要合群、保种、救亡，“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严复之所以在1895年这个特定关口成为那个点燃思想领域烽火狼烟的人，源于他之前四十年的独特人生经历和不寻常的思考历程。严复并不是普通意义上的读书人，他实际出身、成长于实务系统即北洋海军——他13岁即入马尾水师学堂学习，26岁起即开始在北洋水师学堂任教，这一职业生涯直到1900年才正式结束。他在中国最早的海军教育系统（北洋水师学堂）中服务逾20年，并长期担任总教习、会办、总办（分别相当于教务长、副校长、校长）之职，因此理应被视作中国海军教育的早期奠基者之一。正是这种在国防实务系统中所获得的职业素养，促使敏学深思的他将其超群的理论能力与实践思考完美结合，得以从其（海军教育生涯所特有的）国际政治意识出发致思国家和民族的生死存亡大计，形成了其高蹈远举的见识。严复在初入北洋水师任教时就曾向同僚精准预言过，日本将会侵犯我国。1879年发生日本窃取琉球的危机，严复其时刚在北洋水师学堂任教，但他坚决主战。在清廷息事宁人后，严复曾对中日间未来情势做出了精准的预计：“不三十年，藩属且尽，缳我如老悖牛耳！”严复当时的判断是，如果不坚决制止日本的侵略意图，中国周边的属国很快都将丧失殆尽，中国将如老迈之牛任人摆弄。
毫无疑问，严复具有当时国人中极为罕见的国际经验和视野，这使他真切意识到了当时国际社会竞争求存的民族国家生存之道。在任教于北洋水师学堂多年后，严复于1894年目睹昔日预判成真，又痛见诸多昔日同窗和学生喋血海疆，加上他深谙此役之败定会严重危及中国之国家安全，因此在“亡国灭种”危机的强烈刺激下，于1895年如火山喷涌般密集发表文章，表达他对中国如何富国强兵摆脱危机、社会如何维新变革除旧布新的思考见解。
《天演论》时期严复的理论焦点是：唤醒中国人之民族意识，用社会达尔文主义激发中国人合群保种，力促中国能在国际上竞争求存。严复精通西学，又具备世界眼光和国际政治意识，这使他在致思路径上远超于康有为等维新派和章太炎等革命党人思想家——后两者长期滞于保皇或满汉之别这样的传统主题，致思主要囿于中国范围内。而严复则在甲午战前就已经明确摒弃“夷夏之防”等旧论——自1880年起，中国东部教案频发，与西洋强国生隙导致赔银租借土地等外交危机频现，这使得严复深感：“方今时势艰难，外侮日逼，小民逞血气于前，而国家偿金币割土地于后……民愚吾不之责，而读书明理之士，独不当思患豫防，而谋所以纾君父之忧耶？”这种明显带有国际政治视点的观察以及他对中国社会所面临危机与挑战的忧思，积累到甲午海战期间，终于厚积薄发、喷薄而出。
严复对民族、国家命运的关切，集中体现在《天演论》所宣扬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上：他要力促“黄种”觉醒，使其能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竞争求存，所以《天演论》就以唤醒民族意识为核心；于《天演论》译文之外他通过“复案”直接发声，大力宣扬国人“合群保种”观念，痛陈“天演”“竞争”“优胜劣汰”之理。在《天演论》时期的著述（包含《直报》系列文章）中，严复怀有强烈的紧迫感和危机意识，体现为一种明显带有“黑暗丛林”色彩的世界观，他认为各个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弱肉强食、你死我活地竞争，“黄种”若不迅速崛起就要被亡国灭种，是以必须迅速合群保种，以举国之力在世界丛林中竞争求存、谋求自身民族的立足之地。
然而这一时期严复所持有的“丛林原则”世界观，很快就在《国闻报》时期有所转变。
《国闻报》时期严复初具民族国家视角
《天演论》时期严复激越的民族主义激情很快就有所沉寂。1896年，严复几乎没有发表新文章。但是年他除了忙于创办俄文馆、帮助张元济在北京创办通艺学堂等实务外，始终密切关注着甲午战败后国际对华局势的变化。对于国际关系、内政外交的集中关注和思考，使得严复对国际社会的认知有了提升，尤其是在对“三国还辽”这类事件的分析后，严复认识到国际政治并非全是弱肉强食的丛林原则，而是有一定的公理。这样的观念提升使得严复迅速将其理论重心由之前的“合群保种”转变到了如何强化和提升国家能力。
严复与友人于1897年10月创办《国闻报》，将其作为理论阵地集中发表了一大批政论文章，代表作就是关于清朝应当如何开展内政外交的咨政雄文《拟上皇帝书》。直到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国闻报》被迫停刊，严复在这短短一年多时间里高密度刊发了二十余篇理论文章。这段时间成为严复第二个思想喷涌期，即本文所称的“《国闻报》时期”。
严复曾写过《〈国闻报〉缘起》一文，介绍了他创办《国闻报》报的两点宗旨：其一是通外情，帮助国人向外看世界；其二是通国情，以利上安下顺、弊绝风清。这可视作严复的“信息启蒙”，他认为内外信息之通都非常重要。相比同时代人，具备世界眼光的严复格外重视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的基本功——“通外情”：“为各国并立之国，则尤以通外情为要务；昧于外情则坐井而以为天小，扪籥而以为日圆，若是者国必危。”正因严复深知中国身处世界民族之林的激烈竞争之中，所以他高度重视对国际环境的深入了解：“通下情尤以通外情为急。何则？今之国，固与各国并立之国，而非一国自立之国也。”
《国闻报》时期除发表国际关系与中国外交局面的文章外，严复还有多篇大力宣传启蒙思想以及构思中国作为民族国家之基本国策的文章。他认识到国际社会中既有强权秩序，也有一定的规则和“公理”，于是作为秩序原则的“公理”一词开始出现在他的词汇表中。比之《天演论》时期严复文字中显著呈现的深忧和焦灼，《国闻报》时期的他则镇定从容了许多：“夫所谓开化之民，开化之国，必其有权而不以侮人，有力而不以夺人。一事之至，准乎人情，揆乎天理，审量而后出。凡横逆之事，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毋以施于人。此道也，何道也？人与人以此相待，谓之公理；国与国以此相交，谓之公法；其议论人国之事，持此以判曲直、别是非，谓之公论。凡地球进化之国之民，其自待待人，大率由此道也。”
当严复注意到了国际社会中多少存在 “公理”而不是纯粹行丛林原则时，他之前对于国际社会所抱有的“危机四伏”、强敌环伺之感就有所减弱了；而“三国还辽”事件可能更让他觉察到中国尚有在大国之间纵横捭阖的外交空间。这些都促使他认识到，内政外交能力是民族国家“合群保种”的制胜关键，因此他开始致思民族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生存进退之道。
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严复认识到中国所面临的危机主要源于自身在内政外交方面的落后，而“外患”只是中国所遭遇危机的次要原因：“臣惟中国之积弱……由于内治者十之七，由于外患者十之三耳。”当严复对当时国际社会和国际秩序机理看得更为真切、对中国危机原因分析得更为透彻后，他就不再像《天演论》时期那样高度忧惧于“灭种”危机，而是意识到中国可以借助于所谓“公理”以及大国间的彼此制衡来谋得生机。但这就必须迅速提升中国的国家能力且确立适当的内政外交策略。
在这样的思想转变下，严复就有了在《拟上皇帝书》中为光绪帝设计施政方略——“结百姓人心”“破把持之局”“联各国之欢”——的思想前提。其中，包含严复对于现代民族国家内政外交基本原理的准确认知，具体如下：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国家安全主要依赖于中国之国家能力，具体体现在内政外交的合宜性以及国民之团结凝聚、上下同心。因此在内政方面，严复希望光绪帝巡视疆土、广结臣民百姓之心，要将传统封建专制的威权统治模式转变为由道义、荣誉和责任所维系的（现代君主立宪制下的）社会凝聚；而破把持之局的建议则是要将满族贵族的专制政治转化为现代的开明政治和宪政法治。在外交方面，严复提出要与“有义之国”结盟来对抗“有阴谋无义，侮夺吾土地，而蹂躏吾人民”的虎狼之国，又建议光绪帝“航海以游西国”，希望清廷统治者能够按照现代民族国家的外交方式，以出访、建交来加强外交联系，加固自身在国际社会的地位，构筑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安全机制。严复理论关注的主题由此跃升为建设民族国家的内政外交能力。
严复在《国闻报》时期的著述表明，他在1898年时已初步具备“外争主权、内争民权”的现代民族国家意识。其所主张的外交方略导向中国能够在国际社会中牢牢捍卫其主权的局面；其内政方略则要将传统专制政治转变成依靠道义和共同体情感来维系的君臣、君民关系，而在开明政治下不断增强的法治、民主因素必定通向现代政治和国民权利。严复在其国际政治观维度下对现代中国应有之状态的洞见，在当时中国无疑是空谷足音，其治国良策被知交吴汝伦（李鸿章幕府之肱骨）激赏不已。严复这一时期对现代国家内政外交及国民凝聚问题的关注，为其几年后真正提升至现代国民国家观和国家民族观做好了理论准备。
《社会通诠》时期严复奠定国民国家观
《社会通诠》时期，严复的国家/民族思想再次提升，最终奠定其极具现代性的国民国家观和国家民族意识。现代国民国家的本质在于，国家主权属于全体人民，国家不再是国王的、贵族群体的或某个精英阶层利益集团的，而是属于全体人民的。强调民权正是国民国家之根本特征。判断一国是否为国民国家，要从人民是否分有国家主权这一点来辨识。严复在《社会通诠》时期已经非常清楚这一点：“夫民于国，必有治权之可分，而后可称为其国之分子。假于出治之时，有奉令而无可否，虽至宰辅，仍为奴隶。”
《社会通诠》时期严复所达至的现代国民国家观和国家民族观，是严复回应当时社会现实之湍流漩涡的必须。戊戌变法所主张的温和改良路径被堵死后，中国社会思潮由自上而下的变法骤转至激进的排满革命，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迅速集结到了所谓满人异族统治的问题上，这就使得严复必须要就民族主义这一时代大考题做出合理解答。
1900年对于严复来说，可谓字面意义上的国破家亡之年。庚子之变招致八国联军入侵后，严复为避祸乱举家从天津流亡至上海，他在北洋系统长达二十余年的执教生涯就此终结，而且途中他年仅8岁的次子严瓛染病而亡。战火中严复家宅尽数被毁，不仅家具什物俱无踪影，连所译之《原富》手稿也一并丢失，这些让他痛心不已。在沪上安定下来后，受启蒙国民之重任驱动以及养家谋生的压力，严复正式转入译书志业。从此，严复以译介西方社科经典开启民智，一直持续到1910年。但本文从严复民族/国家观念演进的角度，只将其中1900—1904年称为“《社会通诠》阶段”。
严复于1904年出版的译著《社会通诠》，是其现代国民国家观念正式奠立的标志。而自1900年起不断受到狭隘偏激的所谓民族主义的刺激，则是严复开始集中思考现代国家建构中民族问题的直接起因，也是其放弃《天演论》阶段过于激进之社会达尔文主义立场的原因。由此开始，严复以国家民族的国族意识致思中国这个多民族（或族群）国家的国民凝聚问题。
在民族问题上，严复首先反思和批判的是盲目排外的义和团及其野蛮、原始的民族主义，继而又担忧革命党人激进民族主义所潜藏着巨大危机，深知任其下去有可能会导致国族（家）分裂。恰逢其时，严复注意到了英国学者甄克思于1900年出版的A History of Politics一书，其中解说的现代国家理念以及人类社会演进规律，极有利于严复向国人阐明现代国民国家之原理，其所提供的理论武器既能够用来阻击“驱逐鞑虏”之排满革命主张，其图腾-宗法-军国民社会的三阶段说又适用于观察中国社会的现状并预测其演进方向。严复遂迅速将其译成《社会通诠》并于1904年出版。
正是翻译《社会通诠》带给了严复现代国民国家这一全新视野，让他一举摆脱戊戌变法失败后数年里郁悒低沉的心态，而生出对于自身国家国族之光明未来的强大信心，以致于他情不自禁地在此译著“复案”中剖白激动心迹：“即使其民今日困于旧法，拘于积习之中，卒莫由以自拔，近果之成，无可解免，而变动光明，生于忧患，行且有以大见于世史，无疑也。”
在现代国民国家里，国民不分种族/民族而俱为平等自由之国民，全体国民享有国家主权。严复正是以此普遍主义的国民国家观和国家民族观，来克服革命党人明显走偏的“排满革命”主张。国家民族的观念只有在现代国民国家里才可能存在；此二者共同构成了现代国家的一体两面。严复在《社会通诠》时期奠定的现代国民国家观和国家民族观，不仅在当时是国际最为领先且科学的国家（民族）理论，至今也仍然是现代国家学说的主流。严复深知，在这样的国家中，由于妥善安置好了个体与整体、国民与国家、自由与法治间的平衡关系，就会形成良好的社会发展态势并达致国富民强的良好状态，由此国家、国族就能长久屹立于国际社会和世界民族之林。严复从此坚信，只要中国走向宪政法治的现代国民国家，则中国必不可灭，在1921年去世前，他甚至将这一信念写进遗嘱。
重审严复现代民族/国家观形成历程的意义
（一）20世纪初严复在民族/国家领域之理论突破的历史意义
“中国现代化的过程就是建设民族国家的过程。”如果承认这个基础判断，那么应当看到这一过程的理论起点正是严复在民族意识方面的开创性建树，而理论终点也必定在严复百年前早已奠定的现代国民国家观念中。事实上，在20世纪初世界各先进民族向国民国家演进（标志就是公民选举权的普遍赋予）的过程中，严复关于现代国民国家的认知水平和相关理论稳稳站在了这一理论域的世界最前沿。在严复逝世百年后，重新评估他在现代中国国家建构方面的贡献及影响，不仅有着学术价值，更具有现实意义。
现代国家建构，国家主权、治权为其表，国家民族凝聚和社会团结为其里。以疆域和主权为核心的国家形态建构，和以国民（国族）凝聚及有机团结为核心的社会组织建设，共同构成现代国家建构的一轴两端和必由之道，二者互为表里、缺一不可。“现代国家的构建以个体分离与统一为基础，即个体将逐渐摆脱身份与血缘的束缚，以独立平等的身份在国家这一新的共同体内部实现更大程度的联合。”而严复在对中国社会现代转型道路的擘画中就同时抓住了国家政权现代转型和国家民族有机凝聚这表里两面，同时还在国家民族观念和国民国家框架中由宪政、法治而妥善措置好了个体自由。不得不承认，中国最伟大的启蒙思想家严复，早在百年前就为中国社会设计出了一条稳健周严的现代转型坦途。
“人类历史上的‘民族’概念最早形成于欧洲，指的是具有国家形式的人群共同体。这样一种与国家结合在一起的民族，具体表现为国民的共同体，是在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严复以其透彻的前瞻眼光和现代思想，对民族国家如何建构、中国社会如何现代转型这一时代大考题，给出了堪称圆融、健全的答案；凝聚国家民族、建设国民国家，这种最符合中国之历史脉络、又能全面顺应现代性的中国社会现代转型路径。其识见可谓洞穿百年历史，直到今天仍然切中肯綮。
19、20世纪之交的那十年间，严复的重大理论思考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天演论》时期严复带有社会达尔文主义特点的思维，倾向于认为国际社会近似于“黑暗森林”，“黄种”在你死我活的丛林原则下面临存亡危机；但《国闻报》时期严复就开始认识到国际社会中其实存在一定“公理”，并进而认识到中国所面临危机的主要原因在于内政不昌而非外患，因而主张要提升内政水平、改善外交模式、融入世界的文明秩序中去，这种思维倾向在当前知识精英中也有广泛共鸣。到《社会通诠》时期，严复已经由人类社会演进之大规律而认识到“中国必不亡”，又由对现代国家和社会之性质、规律的认知而达致宪政、法治、自由、平等的国民国家观念。严复对于现代国家的理论诠释与梁启超“中华民族”“国族”的概念建构互相配合，共同为现代中国的国族凝聚和国家建构发挥了重大理论作用。
严复在翻译《社会通诠》的过程中认知全面提升到了现代层面，因此能将“中西古今”问题凝练至“古今之变”。他在写于1903年的《〈国闻汇编〉叙》中说道：“图书所载，四五千年红黑黄白之族，民皇帝王之政，兴亡倚伏，狎主扶舆，何莽然其不一致也！然求其公理，蔽以一言，不过相通则治进，相闭则治退而已。”严复又在写于1904年的《〈英文汉诂〉巵言》文中说：“夫公理者，人类之所同也。至于其时，所谓学者，但有邪正真妄之分耳，中西新旧之名，将皆无有，而吾又安所致其龂龂者哉！”正是在人类社会存在普遍公理这样一个通天达地的高阔视野下，严复彻底突破了中西之藩篱而将中国现代转型的重心精准定位在了古今之变，他则要用现代性价值努力“变古为今”。
1904年1月24日夏曾佑读过《社会通诠》排印版后主动要求为其写序，他读出了严复以此译著之现代思想抑制革命激情的用意：“其书胪殊俗之制，以证社会之原理……曾佑读之，以为今日神州之急务，莫译此书若……或者蜕化有期，而铁血又可以不用乎？此吾人所以歌舞于《社会通诠》之译也。”他把《社会通诠》于抵制激进民族主义之外的意义又往深推进了一层：既然社会演进有其必然规律和内在节奏，那么以排满为号召的革命并非必要之举。虽然从后来历史所走出的现实轨迹看，严复此译著很遗憾地并未充分发挥出他本人和夏曾佑所曾期盼的那种作用，但这无损于《社会通诠》本身的重要性和深远社会意义。
（二）严复在现代国家观、国族观层面之理论努力的深远后效
严复在国家观、国族观层面的理论努力在现实中确有其深远后效。“文献的厚度决定了理论的根基”，严复那渗透了现代性的国民国家和国家民族理念，对杨度和梁启超等同时代思想家产生了重大影响，他们共同对促成中国的现代民族主义走向正轨发挥了作用。
杨度不仅接受了严复在《社会通诠》中所阐述的人类社会演进观，而且同样认为当时中国的核心任务就在于实现“军国民”社会，因此要努力消除种族即国家的宗法社会观念、要树立“军国民”社会的国民意识，并坚决反对章太炎所主张的分立五族之说：“五族分立说，乃亡国之政策，决不可行者也。”杨度又明确断言：“今日中国之人民，乃和五族之人民为其人民，而同集于一统治权之下，一成为一国者也”，以此“庶乎中国全体之人混化为一，尽成为中华民族，而无有痕迹、界限之可言”。梁启超同样深受严复国家民族理论之影响；他在1902年造出“中华民族”一词，又在1903年贡献了中文里的“国族”概念，这两个重要概念与严复同时期所使用的概念“国群”性质、内涵基本同一，都是国家民族层面上的概念。
被严复所深刻影响的杨、梁二人，在民族、国家层面最终都采纳了严复的正确思路。杨度并于1907年创办《中国新报》，并以之为根据地大力宣扬“合五族论”，以此论弥合被革命党人撕裂的国家民族。梁启超对杨度之努力大为赞赏并将其论概括为“民族的国家主义”，同时明确批评革命派的“种界革命论”会煽动人民的“好乱”和“破坏”性（这与严复用语“倡乱”如出一辙），会导致中国各民族互相对抗，最终导致国家分裂。杨、梁这两位更多关涉现实政治活动的思想家的理论主张，分明都带有严复思想之印迹。
严复通过自身原创性的理论努力，通过他的直接影响和对于同时代及后来诸多思想者、理论家、实践人士的间接影响，让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认识到分裂国族就意味着分裂国家，最终会导致中国的分崩离析。这样的认识越来越普遍，最终就促成了中华民国在1912年肇造之际即将“五族共和”当作新兴共和国在民族问题上的基调，并从此绝口不再提“排满”。“虽然革命派所推动的排满革命取得胜利，但新的国家在民族问题上所延续的是改良派的多民族融合的‘中华民族’的观念。在辛亥革命之后，多民族融合的‘中华民族’观念，逐渐成为社会的共识。”革命党人在民族话语和策略上的这种极速转折既颇为吊诡又让人十足庆幸。
在古老中国蹒跚走向现代转型之际，中国最伟大的启蒙思想家之一严复精准抓住了中国社会现代转型的核心关键问题，并以其超前的理论洞见降维阻击了革命党人在民族问题上的片面主张，也不出意料地与革命党人的理论喉舌狭路相逢。但严复正确、通透的国家民族观念其影响力已然扩散，并直接影响了一大批知识精英和时政人物。在这些具有了国家民族意识的理论家和实践者们的共同努力下，清末民初中国精英群体在国家层面处置民族问题、建构国家民族的航向上，做出了宛如怒江大峡谷那样的显著转弯回环，最终远离了因偏狭民族主义而分裂国族和国家的危途，幸运地选择了构建国家民族的康庄大道。
〔责任编辑：苏媚媚〕
原文见于《东南学术》
202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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