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泉｜论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唯物主义基础
李国泉，法学博士，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副教授。
摘 要
全面深化改革集中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鲜明特征和显著优势，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根本动力。而正确理解其历史唯物主义基础，既关乎对马克思主义本质的前提性论证，也关乎新时代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自信与实践自觉。从马克思主义历史规律理论来看，我国改革的深层根据是社会历史发展规律，而全面深化改革同样具有与我国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变化相适应的历史必然性。从马克思主义社会结构理论来看，生产力标准是衡量全面深化改革成效的根本标准，社会结构的总体性逻辑在本质上规定了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系统性和综合效应。从马克思主义人民主体理论来看，改革重点由解放生产力延展至推动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是对历史决定论和人民至上价值逻辑的时代彰显，揭示了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根本目的。
在二十届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的目标任务，要把全面深化改革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动力，作为稳大局、应变局、开新局的重要抓手，把准方向、守正创新、真抓实干，在新征程上谱写改革开放新篇章。”2024年6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了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研究围绕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问题，强调要“把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部署转化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大力量”。而深入认识全面深化改革对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动力作用，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是要深刻理解和把握前者的理论基础。探讨全面深化改革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问题，既有利于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马克思主义本质的前提性论证，也有利于更加深刻地揭示这一战略之实践成就的理论根源。然而，目前学术界对于这一问题的学理阐释尚显薄弱，迫切需要加强研究和探讨。事实上，历史唯物主义是一个丰富的思想体系，其核心的观点主要包括历史规律理论、社会结构理论、人民主体理论三大组成部分。其中，历史规律理论是区别历史决定论与历史非决定论的理论分野，回答的是历史如何被决定的问题；社会结构理论是分析人类社会历史的基本理论框架，回答的是社会历史如何运行的问题；人民主体理论是区分唯物的群众史观与唯心的英雄史观的鲜明标识，回答的是历史如何被创造的问题。历史是由客观规律所决定的，社会是一个复杂的有机体，人民是创造历史的主体，这三个观点共同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理论基石。基于此，本文主要从这三个方面分别考察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唯物主义基础。
历史规律论基础：从改革到全面深化改革的合规律性基因
在人类思想史中，历史观存在决定论和非决定论两大阵营。历史究竟有无规律可循？是否存在一个影响人类社会历史演进的根本动因？对此，马克思、恩格斯用肯定的创造性回答超越了德国思辨哲学与形而上学结合的传统，同时也破解了西方哲学史中法国唯物主义关于“人是环境的产物”与“意见支配世界”的“二律背反”。历史规律论是历史唯物主义区别于其他历史观的鲜亮底色，其构成从“改革”到“全面深化改革”一以贯之的深层基因，奠定了二者合规律性的理论基础。
（一）改革的逻辑规定性蕴含于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之中
何谓马克思主义论域下的社会历史规律？国内外学界对这一问题展开了系统而深刻的研究，但不可否认，目前对于历史规律的内涵本身仍然存在某种程度的误读。诚然，马克思最伟大的贡献在于阐述了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在《马克思墓前悼词草稿》中，恩格斯如此描述道：“查理·达尔文发现了我们星球上有机界的发展规律。马克思则发现了决定人类历史运动和发展的基本规律。”也就是说，如果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学说揭示了生物界的进化规律，那么，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则向我们展示了人类社会的演化规律。在某种意义上，他们都在所研究的领域作出了划时代的重大贡献；不同的是，前者认为生物界进化的动因在于生存斗争下自然选择的力量，而后者则把社会形态变迁的根源归结为社会基本矛盾的辩证运动。确切地说，马克思所揭示的历史规律就是社会基本矛盾推动社会发展的规律，其具体内容可表述为：生产关系必然要适合生产力状况，上层建筑必然要适合经济基础状况，由此造成的社会基本矛盾运动为社会形态的演变提供了根本动力。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告诉世人的最大秘密。
那么，这个秘密与中国的改革发生逻辑联系何以可能呢？我国改革的深层根据是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后者构成了改革的客观性之来源。改革的实质是对制度形态的革新，其历史观内涵在于：对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进行调整，使之合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需要。也就是说，改革奠基于社会基本矛盾理论的合规律性之上，是中国社会的特殊基本矛盾运动引起的历史必然性的逻辑展开。
在发生学意义上，改革是把普遍性应用于特殊性的必然产物。在旧中国，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相互交织，滋生了腐朽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当它们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束缚时，就不得不对其进行调整和变革，而这就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爆发提供了历史必然性。社会主义改造则是这种历史必然性的延续，它把生产关系由“非社会主义的”改造成“社会主义的”，奠定了支撑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结构基础。进一步看，较之推翻旧政权的政治革命，改革则是建设新世界的社会革命，这种革命同样是以社会基本矛盾运动为逻辑基础的。如果说“文化大革命”偏离了历史规律的轨道，那么，其后的改革则是对把阶级斗争这个手段误作规律本身的澄明，是对抽象强调政治和意识形态作用观念的纠偏。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在社会主义的前提下把经济体制从“计划”转向“市场”，其聚焦点是生产关系的革新，落脚点则是为生产力的发展释放广阔的生长空间。以经济体制改革为核心的生产关系改革带动了上层建筑改革，进而带动了社会生活其他领域的改革。改革开放成功的奥秘，根本在于对历史规律的顺应。早在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就指出：“改革开放35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重大成就，根本原因就是我们通过不断调整生产关系激发了社会生产力发展活力，通过不断完善上层建筑适应了经济基础发展要求。我们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进行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和党的建设制度改革，都是出于这个目的。”这一概括既是对推进改革逻辑依据的勘定，也是对改革所取得成就的历史规律论溯源。其所表达的完整逻辑链条是：没有对社会基本矛盾规律性运动的把握，就不会有改革的顺利发展，就不会有因改革而生的社会革命，因而也就不会有我国经济社会改革发展的重大成就。
（二）全面深化改革是适应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重大抉择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划时代意义在于以改革开放开启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新征程，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划时代意义则在于吹响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时代战略号角。后者的意义并不亚于前者。在改革开放之初，我国迫切需要通过改革来赶上现代化的时代发展。现如今，在推进新的社会革命征程中，在民族复兴的新起点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坐标中，改革面临着许多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考验，需要克服来自这个时代的重重挑战。其处境的复杂性、涉及利益格局变动的敏感性，并不亚于40多年前的重大历史关头。
改革从局部到全局的演进与深化，带来的是社会历史的波浪式前进。从“改革”到“全面深化改革”，不变的是对历史规律的顺应，是对中国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变化及其展开逻辑的科学把握。“摸着石头过河”是中国改革的重要方法论，这一方法论在今天仍然具有鲜活的生命力，而其实质就是“摸规律”。这一规律不是别的，就是中国历史进步的必然性，即以社会基本矛盾理论为逻辑依据的历史普遍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提出进行全面深化改革，就是要适应我国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变化来推进社会发展。社会基本矛盾总是不断发展的，所以调整生产关系、完善上层建筑需要相应地不断进行下去。”全面深化改革是适应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重大抉择，这一战略的创造性提出标志着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对于社会历史规律的认识和运用实现了新的升华，达到了新的高度。
全面深化改革的合规律性，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守正创新的根本依据。这一制度的“守正”，实质是要守好守牢作为改革成功经验的制度化成果，把制度自信建立在历史规律指明的发展大势之上；这一制度的“创新”，关键是要把制度革新摆到改革发展的全局地位，置于如何赢得对资本主义的比较优势中加以考量。“守正”是“创新”的前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归结起来体现在生产力方面，只有生产力发展了，人民生活才能具备坚实的物质性前提。这一制度要比资本主义制度好得多，其蕴含的比较优势的历史观意义展现为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契合以及对人民发展目的性价值的匹配。这种意义的存在主要归因于中国制度强大的自我调适能力，而后者则来源于社会基本矛盾的规律性运动。究其根本，社会基本矛盾所固有的运动属性决定了竖立其上的制度形态是趋于发展的。从这个意义上看，创新是守正的必然。有人认为，既然要坚定制度自信，那么就没有必要再全面深化改革了。这种论调显然是错误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没有坚定的制度自信就不可能有全面深化改革的勇气，同样，离开不断改革，制度自信也不可能彻底、不可能久远。”质言之，倘若说改革是中国制度的生存发展之道，那么，全面深化改革则是中国制度在合规律性中实现自我超越的必然途径。
全面深化改革之“深化”的历史唯物主义基础是社会基本矛盾的具体表现出现重大变化，即一些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和利益固化问题日益显现。马克思说：“每个时代的谜语是容易找到的。这些谜语都是该时代的迫切问题。”问题就是矛盾的表现形式，其与“时代”或“实践”的内在关系决定了它具有逻辑先在性。只有在现实生活中遭遇到了矛盾，人们才会在观念上产生问题意识。假如说发现问题是找到矛盾，那么抓住“该时代的迫切问题”就是抓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而解决问题就是利用矛盾对立统一的属性促进其向积极方面转化。因此，坚持全面深化改革的问题导向，有助于实现对中国社会历史运动规律的真实把握。其背后的逻辑在于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历时态演进催生了各种错综复杂的具体社会矛盾，而改革由现实矛盾和问题倒逼而生，又在不断解决矛盾和问题中实现深化。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社会生产力已经快速发展起来，但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人口、资源、环境压力越来越大，上层建筑中的不适应问题也不断产生。怎么来解决这些问题，那就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这一判断科学揭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必然性。具体来说，就是通过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不断解决旧的矛盾，但在改革走向深入的过程中，发展中和发展后的问题、一般性和深层次矛盾之间交织叠加，这必定会进一步推动改革领域的广度和深度的双向发展。
社会结构论基础：全面深化改革的生产力标准及其总体逻辑
在历史唯物主义论域中，要深刻理解历史规律如何发挥作用就有必要进一步研究社会的结构。根据马克思的观点，社会结构指的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结构具有层次性，其最根本的因素是社会生产，在此基础上又产生了社会的经济结构、社会的政治结构、社会的观念结构等。这些只涉及社会领域的主要方面，而社会结构的构成要素还远不止此，所以马克思又进一步用社会有机体理论来解释社会各构成要素之间的复杂的“整个的内部联系”。如果说历史是历时态的社会，那么社会就是共时态的历史。对于人类社会而言，社会结构决定于历史的物质性前提，而展开为奠基其上的系统性内容，后者表现为社会各因素之间的逻辑关系。基于社会结构论考察全面深化改革的理论基础，核心要义是要明确全面深化改革的生产力标准以及揭示其总体性逻辑。
（一）生产力标准是衡量全面深化改革成效的根本标准
既然全面深化改革蕴含历史必然性，那么对于其战略推进就需要依据已经认识到的历史规律来进行，并在实践中不断深化对历史规律的把握，不是“脚踩西瓜皮，滑到哪里算哪里”。全面深化改革是有方向的，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方向，这一方向取决于我国社会基本矛盾的决定性方面，即社会生产力这一历史的主导性因素。生产力是人们应用劳动资料从事物质生产的能力之展现，是带有根本性的历史制约要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产力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最活跃、最革命的要素，只有“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为改革提供强大牵引，才能更好推动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适应”。这一论述深刻揭示了生产力标准对于衡量和判定全面深化改革成效得失的本质意义。
把生产力标准置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根本地位，具有社会结构论的思想基础。从理论逻辑来看，不能把握生产力的决定作用就难以理解人类社会历史的丰富性，也就谈不上实现对历史规律的遵循和把握。较之历史规律论，对社会的结构论认识有逻辑先在性。黑格尔对历史基础作了精神化阐释，并由此构建起“绝对精神”支配世界的规律体系。马克思、恩格斯之所以实现了对西方历史哲学的划时代超越，关键在于他们发现了历史诞生之所在其实是被黑格尔及其他唯心主义者所鄙视的“地上的粗糙的物质生产”。他们在探讨历史的原初关系时，强调生产物质生活本身构成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提出“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的重大创新论断。
强调生产力之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奠基作用，也是深刻总结我国改革发展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的正确选择。改革开放以前，在一段时期内，我们对于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解和把握曾经出现偏差，即过于倚重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反作用而忽视了生产力的第一性，而这所导致的后果就是将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错误地转到“以阶级斗争为纲”方面。立足于对基本矛盾运动的规律性认识，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新时期破除旧的思维方式，重新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加以阐发，将其界定为“生产力发展水平”与“人民和国家的需要”之间的不均衡关系，并据此提出我们国家发展的中心任务。在40余年的历程中，把握生产力标准始终是改革的根本任务，是改革的第一位工作，“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充分证明，紧紧扭住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就能为其他各方面改革提供强大推动，影响其他各个方面改革相应推进”。这一改革的重要经验为全面深化改革指明了前进方向。而把准新时代我国改革发展的脉搏，题中之义是要保证全面深化改革的生产力定向，发挥好生产力的“第一标准”作用。其关键是要正确把握“两个没有改变”，从中厘清两个方面的误区。
其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没有改变生产力标准在改革中的首要地位。有人认为，当前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取得了重大成就，因而不应该再把改革的重心放在经济领域。这种观点失之偏颇。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当前，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不少集中在经济领域，经济体制改革任务远远没有完成，经济体制改革的潜力还没有充分释放出来。”因此，问题不在于是否要继续深化经济领域的改革，而在于如何准确把握现阶段经济领域改革的主攻点。如果说以往经济改革的主要任务在于解决“有没有”的问题，那么在全面深化改革新框架下这一任务转向解决“好不好”的问题。这种转向推动经济体制改革空间的延展。面对新发展阶段，我国发展的主题和核心是推动高质量发展，而这种注重发展质量和效益之优化升级的导向赋予了经济体制改革新的内涵和要义。
其二，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没有改变生产力标准在改革中的首要地位。社会基本矛盾与社会主要矛盾之间是深层根源与特殊表现的关系，前者的运动变化构成后者转化的内在动因，这种逻辑关系的发生归功于生产力的纽带作用。在基本矛盾对主要矛盾的决定逻辑下，我国的“生产”与“需要”之间的矛盾运动呈现新的阶段性特点。当落后的生产状况得到根本改善时，人民的需要由“物质文化需要”拓展为“美好生活需要”，而制约后者实现的影响因素主要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倘若不是根源于生产力的显著发展变化，社会主要矛盾也就不会呈现新的样态，但这并不意味着当下就要放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战略。破解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办法仍然在于坚持优先发展经济的战略，这就要求我国既要不断深化经济改革，同时又要改革所有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
（二）在总体逻辑中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系统性
全面深化改革之“全面”的历史唯物主义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有机体理论。全面深化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其系统性在本质上取决于社会结构的总体性逻辑。社会结构的总体性逻辑，展现为社会有机体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的复杂联系。社会有机体是包括全部社会生活及其关系的总体性范畴。这种总体性意味着“社会”是一个由多元关系构成的有机体，其中生产力居于主导性地位，社会结构各要素之间相互制约、相互依存。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指出：“谁用政治经济学的范畴构筑某种意识形态体系的大厦，谁就是把社会体系的各个环节割裂开来，就是把社会的各个环节变成同等数量的依次出现的单个社会。其实，单凭运动、顺序和时间的唯一逻辑公式怎能向我们说明一切关系在其中同时存在而又互相依存的社会机体呢？”这种多线式的作用逻辑决定了全面深化改革既要把生产力标准放在根本性地位，也要全面把握社会结构内部的有机联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只有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同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结合起来观察，把社会基本矛盾作为一个整体来观察，才能全面把握整个社会的基本面貌和发展方向”。揭示社会基本矛盾的整体性内蕴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正本清源”，驳斥了把基本矛盾看成“两个独立矛盾”的传统错误观点，为我们准确理解全面深化改革的系统性明确了认识原则。
当然，强调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逻辑，并非说新时代以前的改革都是“不全面的”，我国的改革历来是全面改革。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虽然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主轴，某些方面某个时期的确存在快慢不一的情况，但在总体上改革是一场深刻而全面的社会革命，它不局限于某个领域，而是全方位的社会变革。这一变革既涉及生产力层面，也涉及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层面，更涉及上层建筑而延伸至社会生活众领域。因此，“不能笼统地说中国改革在某个方面滞后……问题的实质是改什么、不改什么，有些不能改的，再过多长时间也是不改”。如若从革除制度弊端的角度来审视，任何领域的制度都面临要改革的问题。但是，改革也是有限度和边界的。譬如，对于我国的新型政党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等体现社会主义内核的政治制度的坚持，不仅不能作为“不改”的例证，恰恰相反，其彰显的是对中国式改革的方向自觉和战略自信。
那么，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同以往的改革相比有何新的内涵和特点呢？从改革到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推进中，我国改革实现了由分领域的“破冰突围”到整体性的“系统集成”的深刻转变，改革的关联性耦合性显著增强，制度建设的分量更重了。习近平总书记深刻强调，“对生产力标准必须全面准确理解，不能绝对化，不能撇开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来理解生产力标准”，“只有既解决好生产关系中不适应的问题，又解决好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的问题，这样才能产生综合效应”。这就是全面深化改革之系统性的深层含义。这种新的阶段性变化清晰展现于我国制度建设史之中。社会主义政权建立以来，我国制度建设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从1956年底到改革开放前是第一个阶段，其主要任务是在独立自主的发展中巩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第二个阶段，这一阶段主要围绕夯实制度主干的任务，在改革中创立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前两个阶段重在制度的固本培元上着力。党的十八大特别是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迎来了制度建设的“啃硬骨头”和“整体设计”的新阶段。所谓“啃硬骨头”，意味着必须更加注重破除体制机制梗阻，而这反过来“倒逼”改革的顶层设计。在全面改革大背景下，每一项改革都会深刻影响其他改革，单一改革离不开其他改革的协同配合，因而更加需要在加强系统集成、协同高效上聚焦发力。与改革的系统性增强相对应，制度建设的聚集点转向体系化方面，转到了推动制度的成熟和定型化上来。
从总体性逻辑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系统性，需要进一步明确与制度体系化相适应的总目标。过去我们党也提出过具体领域的改革目标，比如强调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是，运用系统观念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导向中明确改革所要达到的整体效果，则是新时代改革观的重要贡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这项工程极为宏大，零敲碎打调整不行，碎片化修补也不行，必须是全面的系统的改革和改进，是各领域改革和改进的联动和集成，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上形成总体效应、取得总体效果。”国家治理体系实质是国家制度体系，而治理能力是对这一制度体系的执行能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绝不是西方化、资本主义化，而是具有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指向，其根本在于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方向。因而确定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要在这个现代化之前再加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容，这才是完整的描述。新时代，我们党以这个总目标为根本尺度，加强改革配套和衔接，努力使各项举措在政策取向、实施过程、实践成效上产生总体效应。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时代10年，我们推动的改革是全方位、深层次、根本性的，取得的成就是历史性、革命性、开创性的。放眼全世界，没有哪个国家和政党，能有这样的政治气魄和历史担当，敢于大刀阔斧、刀刃向内、自我革命，也没有哪个国家和政党，能在这么短时间内推动这么大范围、这么大规模、这么大力度的改革，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鲜明特征和显著优势。”这集中体现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定向下基于社会结构论对改革认识的时代性升华和系统化建构。
人民主体论基础：全面深化改革的主体意蕴与价值逻辑
“人民是改革的主体。”新时代把“全面深化改革”作为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其历史唯物主义基础是人民主体论。历史唯物主义是把决定性推广到主体及其活动中的，这种历史观认为主体的缺位会导致人类历史中的规律性链条不能连接起来。人的主体性为揭示人类历史发展的秘密提供了一把钥匙，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活力之源。社会活力归根到底是人的主体性活力，人的存在构成社会发展的终极意义。新时代改革的重点由解放生产力向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认识拓展，是我国社会生产力取得重大进步的必然要求，更是彰显全面深化改革主体性意义的客观结果。
（一）“两种决定论”内在统一于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
生产力是推动历史逻辑演进的主导性因素，奠基其上的社会基本矛盾运动构成历史进步的本质动力。这可简要概括为生产力决定论。同样是在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的逻辑中，人是历史的“剧作者”和“剧中人”的统一，是对社会发展起决定性作用的主体力量。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言：“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其实，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在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且进行战斗。”这构成人民主体决定论。生产力决定论和人民主体决定论是同一的。
事实上，马克思从历史内部真实地揭示了其固有的规律，这一规律不是作为盲目强制力量的“铁的规律”，而是一种内部必然性。所谓内部必然性，即不排斥主体、包含潜在偶然性的必然性，这种必然性是真实的，在一定意义上也是经验的，而外部必然性则与之相对，是虚假的，带有某种神秘的色彩。区分必然性的两种形式，强调作为内部必然性的历史规律，有利于准确把握后者复杂的多维的运行机理。人类社会历史在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逻辑中前进，这一进程是由人而不是其他力量来主导的。其原因在于人创造社会基本矛盾诸要素，并使其相互作用成为现实。生产力不是外在于人的，其基本要素包括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而劳动者有决定性影响。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同样具有属人性。正是在此意义上，恩格斯不仅把“使广大群众、使整个整个的民族，并且在每一民族中间又是使整个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定位为“构成历史的真正的最后动力的动力”，而且从主体维度把历史规律描述为“人们自己的社会行动的规律”。由此观之，“两种决定论”表现出本质上的一致性，这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本真含义。
那么，既然它们相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框架之内，又如何能统一于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之中呢？全面深化改革必须牢牢坚持两条标准：一是坚持生产力标准，全面把握我国社会基本矛盾运动中的决定与被决定的逻辑；二是历史主体标准，重视人在终极意义上对历史的决定性作用。这两条标准并非割裂的，其本质是一致的。一方面，在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如果没有生产力的前提，没有经济条件的改善，人的需要和利益就难以获得满足。不能离开生产力和社会关系抽象地看待人在改革中的主体性，因为历史创造活动既受历史前提的制约，又受历史规律的约束。另一方面，人的主体地位一旦在全面深化改革中缺位，生产力就只能是抽象化的社会存在，社会活力更无从谈起。较之生产力决定论，人民主体决定论是影响改革的更为根本的决定论；而较之社会基本矛盾，人的力量是推动改革的更为根本的内生活力。
在“两种决定论”的统一中全面深化改革，其核心要义是要正确把握生产力的发展依靠人的主体性的确立和发挥的问题。这是最大限度地解放和激活社会活力的题中应有之义。改革发展到今天，生产力发展起来了，主要问题是社会活力不足。应当说，在全面深化改革中，解放生产力的根本目的并没有也不可能改变，但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激发社会活力的分量变得更重了。无论是进一步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还是进一步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其要旨都在于把社会活力从这些障碍的束缚中释放出来。而这里彰显的是更加注重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更加注重实现物的发展与人的发展的辩证统一。
全面深化改革所指向的“发展”既指物的发展，又指人的发展，但归根到底是指人的发展。因为物是“死”的，而人是“活”的，我们不可能要求人为了物的存在而存在，否则就是把“活人”给“物化”了。这就是马克思所批判的资产阶级统治下的弊端。在1853年，马克思就曾猛烈抨击它“既不会使人民群众得到解放，也不会根本改善他们的社会状况，因为这两者不仅仅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决定于生产力是否归人民所有”。这一批判，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资本主义制度在道义上的根本缺陷。其进一步的延伸结论是：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不仅取决于物的发展，更取决于物的发展是否归人民享有，而只有在以人民逻辑为实践依据的社会主义国家中，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才充分保障“生产力归人民所有”，因此才能充分激发和增强社会活力，充分保障和依靠人的主体地位。
（二）人民至上彰显全面深化改革的价值逻辑
人民至上不是抽象的范畴，而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立场。对于何以要把人民至上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价值坐标，则必须放到思想史背景下对其理论依据作分析。旧唯物主义通过把感性抽象化，提出人和自然都受制于同样的规律，使得唯物主义漠视感性的人的活动。唯心主义发展了主体的能动性，却否定了这种能动性的客观来源，所以这种发展只是“抽象的”。而历史唯物主义对于二者的超越，恰恰体现在它阐明了以物质生产条件为前提的实践活动在社会历史中的逻辑在先，也正是因为如此，马克思才得以创立新世界观和发现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其实，历史本身并无特殊的、神秘的目的，只是当作为整体的人把“自身的目的”内化为“历史的目的”时，这种“目的”就作为“规律”决定人们的行动。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恩格斯就态度鲜明地指出：“历史的活动和思想就是‘群众’的思想和活动。”即历史之所以是真实的历史，就在于其并非由某个神秘的实体或者思辨哲学家的“笔”所预先规定，而是广大群众追求实现自身利益的经验活动的结果。
改革开放的历史实践广泛地证明了一个道理：全部的社会历史因素归根到底都应该从人民至上的实践逻辑中得到解释。从历史经验来看，一部改革开放史，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部坚持人民至上推动社会变革的历史。许多改革都是由基层群众自发推动的，背后凝结着广大人民群众的智慧。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言：“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当然，其他领域和方面的改革也广泛得益于群众的首创精神，依赖于人民的实践创造和新鲜经验。倘若没有人民群众的主体性、创造性活动，就不会有改革开放的现实性成就及其所带来的社会进步成果。
坚持人民至上，是对改革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对全面深化改革未来定向的昭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天，我们全面深化改革，依然要充分发挥人民主体作用。为了人民而改革，改革才有意义；依靠人民而改革，改革才有动力。”这是对全面深化改革的“价值把脉”，站在人民至上论的高度实现了改革意义论与改革动力论的有机统一。全面深化改革的意义在于人民，改到哪一步，往什么方向走，都要旗帜鲜明地坚持“为了人民”的价值旨趣。人民福祉是改革最大的“含金量”，也是检验全面深化改革成效的现实标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遇到关系复杂、难以权衡的利益问题，要认真想一想群众实际情况究竟怎样？群众到底在期待什么？群众利益如何保障？群众对我们的改革是否满意？”因此，改革意义论与改革动力论具有高度的正相关关系，把增进人民福祉作为改革的落脚点是汇聚全面深化改革主体合力的重要前提。
随着改革在时空维度的延展，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跃升以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科学技术创新能力的进阶，显著推动了改革的资源和手段的丰富化、多样化，但这并不能取代和遮蔽人民至上的价值逻辑。如果说顶层设计是改革的“最先一公里”，那么，这种顶层设计的落实落地则是改革的“最后一公里”，只有依靠人民的共识和力量来打通二者之间的“中梗阻”，才能实现深化改革的全面贯通。改革的利益格局深刻调整之时，往往也是更需要各方在全面深化改革上形成共识之时，“啃硬骨头”离不开对深化改革认识的“求同”。诚然，人民至上视域中的“求同”，非但不是对认识差异的排斥，反而还要建立在“存异”的基础上，统筹兼顾各方利益诉求。在求同与存异的辩证法中，把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凝聚到改革上来，最大限度地推动改革发展的成果为全体人民所共享，推动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揭示了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根本目的。
结 语
全面深化改革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根本动力。中国式现代化越是向前，改革开放越是往纵深发展，就越要坚持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就越要用历史唯物主义来指导解决好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从艰巨性、复杂性和集成性来看，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无疑是一场深刻的革命性变革。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形势，面对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问题谋划新时代改革开放，锚定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个总目标，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与构建新型生产关系，着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巩固和创新意识形态工作的体制机制，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体系，构建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加强和改善党的全面领导和党的自我革命制度体系，推动全面深化改革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就、实现了系统性突破。
只有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论继续指导全面深化改革，始终顺应实践、时代和人民的要求，才能进一步把握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历史大势，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也永无止境，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这是历史唯物主义态度。”《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稿“科学谋划了围绕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部署，是指导新征程上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纲领性文件，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历史主动，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辟中国式现代化广阔前景的坚强决心”。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之路上，我们必须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这个最大的政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特别是要善于顺应历史规律和历史大势，更好地协调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的关系，深刻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生产力标准及其总体逻辑，深刻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人民至上价值逻辑，从而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动力支撑和体制机制保障。
原文见于《东南学术》
2024年第4期
文中图片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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