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伍迪·艾伦把《午夜巴黎》的剧本交给他的制片人时，制片人严重怀疑如今的观众会不会对一部以20世纪20年代初的巴黎艺文界众生相感兴趣。“我甚至觉得很多人都不知道格特鲁德·斯泰因（Gertrude Stein）”制片人告诉他。
如今，这部电影成为了伍迪·艾伦有史以来最卖座的电影。
在电影里，阴差阳错穿越到20世纪20年代的男主角被海明威拉去了一场沙龙。
在那里，作家、诗人、艺术家，往来无白丁；沙龙的空间从墙壁到餐厅的两扇门，挂满了毕加索、马蒂斯、塞尚和布拉克早期那些各式各样的油画和装裱过的半成品；而毕加索正与沙龙女主人格特鲁德·斯泰因（Gertrude Stein）讨论他的新作。
相比这些在现在响当当的艺术家和作家名字们，格特鲁德作为幕后推手稍显低调。
若没有格特鲁德，很难保证如今会有名声大噪的毕加索、震撼画坛的立体主义；作为文学鬼才，她用“立体主义”结构写作、用“迷惘的一代”启发海明威以及创造了文坛怪腔“Rose is a rose is a rose is a rose”格式......
而格特鲁德的“花园街27号”，在20世纪初期的十年间，俨然成为缔造神话的圣地。每周举办的“周六夜沙龙”更是让除了才华和梦想一无所有的年轻人们趋之若鹜，若能得到格特鲁德的指点便是走向飞黄腾达的第一步。
而这批年轻人中，就包括毕加索、海明威、菲茨杰拉德、埃兹拉·庞德和马蒂斯，他们互相之间也因在沙龙上的相识成为一生挚友兼对手。
这个教母式的人物格特鲁德却是个妥妥的另类。
作为艺术沙龙女主人，在当时热爱拉拢名人搞小团体的社交风气下，格特鲁德无染于名人；她从小喜欢和“古怪的穷人“来往，比起同一富裕阶层的同学，她更喜欢路边衣衫褴褛的穷孩子；她与当时的社交名媛大相径庭，她浑身肥肉，着装随意，看不惯她的人形容她是“一块从美国来的十吨重的花岗岩”，甚至当时的政府官员也说“她不喜欢我们，我们也不关心她”。
但这都不重要，历史只会记得有趣的灵魂。“我想成为一头狮子，”格特鲁德对她的哥哥里奥（Leo Stein）说道 。1874年2月3日，格特鲁德出生于一个富裕的犹太家庭。这个家族在南北战争期间以制造军服实现了美国梦，到了格特鲁德爸爸老斯泰因那一代时，生意已经发展到了匹兹堡，格特鲁德就是在这座城市出生，她是五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当她还在牙牙学语时，老斯泰因带着全家到处周游短居，从匹兹堡到维也纳，从巴黎到加州奥克兰。老斯泰因去世前，他为后代留下了巨额遗产，格特鲁德在后来回忆到，正是这些丰富的遗产和后辈在加州投资的数栋房产，让她得以在巴黎过着优越的生活。19岁时，格特鲁德在哈佛大学的女子附属学院拉德克利夫(Radcliff)学院学习哲学和心理学，师从机能主义心理学家先驱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在当时，格特鲁德和另一名学生研究一项关于“注意力”的实验， 即假设人类是否能将注意力同时用在写作和说话。
这项实验后来延伸出了一个著名词汇：意识流（stream of consciousness），这个概念强调了思维的不间断性，人的意识从未有“空白”，并且始终在“流动”。
这个理论一直在影响着格特鲁德，“永远不要拒绝任何东西，”格特鲁德的导师詹姆斯曾经对她说过。“什么都没有得到证实。如果你拒绝任何东西，那就是你作为知识分子生命终结的开始。”▲ 格特鲁德·斯泰因在男性占多数的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度过极其憋屈的博士时代。詹姆斯非常珍惜这个智力在线潜力无限的学生，他极力鼓励格特鲁德进入医学院深造。1897年，格特鲁德进入了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学习人脑解剖学，但是，没有像詹姆斯一样的导师，并且在男性主导的医学领域里，格特鲁德受到了极大的压力，据格特鲁德说，仅差一门课就毕业的间隙，她选择了退学。1902年，格特鲁德追随哥哥里奥搬到伦敦。在伦敦的日子她拼命阅读英国的经典名著，拾起了在大学时期就擅长的写作，尝试用维多利亚时代的风格，华丽、繁复、用高级词汇编出各种大长句，但很快她就放弃了，她发现她对风格毫无兴趣，内在的本性才是她的关注点。繁复的风格被格特鲁德转换成了绵延重复，带有一丝哲学意味。格特鲁德认为，当我重复书写，我就会和时间保持一致。
撒切尔夫人也曾在演讲中模仿格特鲁德的格式来了一段：“罪行就是罪行就是罪行”。但先锋女作家身边很少有为她鼓掌的人，即便是与她关系最好的哥哥里奥，也对她的写作嗤之以鼻。但她依旧听从里奥的话，看塞尚的画，翻福楼拜的书。“这种耳、眼、心的从属关系最终使她如释重负，因为福楼拜和塞尚教会了她同样的事情，”威廉·盖斯在为斯泰因的书《美国地理史》的序中写道，“画中的一切都与画中没有的一切息息相关，也与画外的一切息息相关。”斯泰因一家都是天生的收藏家，但走上艺术道路的第一人是格特鲁德的哥哥里奥。里奥的成长经历无异于文艺复兴时期的名门贵族。他先去哈佛大学完成了学业，再完成了一趟环游世界的旅行，在佛罗伦萨居住的纪念里，他立志成为一名艺术史学家。去巴黎后，他突然心血来潮连去卢浮宫好几个礼拜，志向转变成艺术家。
里奥经常光顾画廊和保守的巴黎艺术沙龙，但他从来不满意，直到1903年，轰动一时的“巴黎秋季沙龙（Société du Salon d'automne）”出现。
1903年，由雕塑家罗丹和画家雷诺阿等人为落选法国官方绘画展览的艺术家们举办了第一届“巴黎秋季沙龙”。▲ 格特鲁德和里奥·斯泰因于1905年买下了亨利·马蒂斯的画作《戴帽子的女人》，这幅画是马蒂斯妻子艾米莉亚的肖像，现收藏于旧金山现代艺术博物馆。
在当时追捧古典主义和写实风格的潮流还未散去，马蒂斯带去的《戴帽子的女人》被评论家沃塞列挖苦道“是一群野兽”。
格特鲁德和里奥就在第一批观众中，虽然什么都没买，但马蒂斯的画深深的刻在他们脑海里。
对于热爱艺术史的里奥来说，马蒂斯的画是他所见过的“最肮脏的污迹”，但格特鲁德却总想去大皇宫“再看一眼”。
兄妹俩终究还是被折服了，他们付给马蒂斯500法郎，相当于100美金，购入了这件饱受争议的《戴帽子的女人》。
▲ 这幅《戴帽子的女人》一直摆在花园街27号最明显的位置。
在当时，这次收购为格特鲁德和里奥成功树立了前卫艺术的严肃收藏家形象，放现在，他们是“第一个看到马蒂斯是天才的人”；对马蒂斯更是如此，在接下来的几年里，马蒂斯在经济和精神上都依赖这对兄妹，他经常带着作品或者什么都不带就跑去花园街27号。
▲ 斯泰因兄妹一直在定期购入马蒂斯的作品，以让这位艺术家有足够的生活费继续创作。在兄妹分道扬镳之后，大部分马蒂斯作品被划给了哥哥里奥。
没过多久，马蒂斯在这里遇到了他一生的挚友与重要的对手——毕加索。
▲ 彼时还居住在洗濯船（Bateau-Lavoir）的年轻人毕加索。在所有现代主义艺术家里，格特鲁德和毕加索的联系最紧密，早期的资助和友谊对毕加索的成功至关重要。在购买马蒂斯《戴帽子的女人》同年，里奥偶然发现了一幅很大的水粉画，这幅画当时正挂在一家家居店举办的群展中。这便是出自24岁的毕加索之手的《马戏演员之家与猴子》，也是毕加索玫瑰时期作品。▲ 这幅《提花篮的女孩》一直占据着花园街27号的一大面墙，其中有不少买家试图让格特鲁德出让，但她坚持将这幅画留在身边。尽管她一开始因为不喜欢女孩的腿，而嫌弃这幅画让她在饭桌上失去食欲。如今《提花篮的女孩》在2018年以7.32亿的天价成交。后来里奥又通过画商萨戈（Clovis Sagot），花了30美元买下了《提花篮的女孩》。▲ 毕加索早年画的里奥·斯泰因，被后人戏称“Picasso for picasso hater"
虽然是里奥最早发现毕加索，但对毕加索的欣赏仅止步于玫瑰时期。
与里奥不同，格特鲁德一开始并不喜欢毕加索的画，直言“这些作品让我失去食欲”。但啪啪打脸的时候来得不紧不慢。
毕加索主动要求为格特鲁德画肖像画，而这幅促成他们友谊开始的《格特鲁德·斯泰因肖像画》，让那个被世人熟知的“立体主义”终于初见雏形。
这幅肖像画让毕加索战斗了近一年，格特鲁德来来回回做了80多次模特，最后，毕加索在没有模特的情况下独自完成了这幅肖像画。因为这张像面具一样的格特鲁格的脸，里奥认为毕加索“未来不可期”“垃圾中的战斗机”；▲ 格特鲁德·斯泰因真的非常爱这幅画，十张照片里有7张是和这幅画的合影。
但格特鲁德的态度三百六十度大翻转，她对这幅肖像发自内心满意，当有人说这幅画不像她的时候，她答道：“对我来说，这就是我，它是我的唯一复制品，永远是我。”但无论如何，随着马蒂斯在艺术圈的地位稳步上升，包括前期里奥花重金购入的塞尚，仅仅两年，他们的收藏像滚雪球一样占满屋子的各个立面。▲ 1906年的花园街27号，墙壁上市:亨利·查尔斯·曼古因的裸体模特，保罗·塞尚的《斜杆吸烟者》，皮埃尔·博纳尔的《午休》，雷诺阿的风景画，奥诺雷·多米尔的《老妇人的头》，毕加索的小男孩肖像，莫里斯·丹尼斯的《黑衣母亲》，毕加索的《提花篮少女》，德拉克洛瓦的《安德洛墨达》。对于那些有意愿了解现代艺术的人，格特鲁德和里奥的收藏慢慢让花园街27号成为巴黎最具学术气息的现代艺术据点。
▲ 墙上的画作包括在最上面一排，保罗·塞尚的《塞尚夫人的画像》，一幅身份不明的画作，皮埃尔·奥古斯特·雷诺阿的《两个女人》，亨利·马蒂斯的《戴帽子的女人》，亨利·德·图卢兹-罗特列克的《Divan》和塞尚的《洗澡者》。下面两幅画是里奥·斯泰因为兄长迈克尔·斯泰因所作的肖像画。大家都想来看看马蒂斯或者塞尚的画，毕竟在当时，现代主义作品不会出现在博物馆，也不会出现在大学课本上；而格特鲁德和里奥几乎垄断了马蒂斯和毕加索早期的作品，可以说，现代主义作品除了花园街27号，哪儿也看不到。格特鲁德和里奥固然好客，但川流不息的访客严重影响了他们的作息，尤其格特鲁德还在酝酿写作。因此，他们议定周六夜晚，对外开放。于是，巴黎的文人墨客在花园街27号逐渐登场，评论家、诗人、旅居巴黎的知识分子，纷纷接踵而至，每个人都携伴，伴侣又带新的人，屋子都会被挤得沸沸扬扬，有人嘲讽，有人受到刺激从而打磨出更精彩的作品。
海明威曾在《流动的盛宴》中描写了他最初登门入府的感受：“这里就像最高级的博物馆，有着全巴黎最精致的展示空间，而且里面有舒适温暖的大壁炉。在自助餐台上摆满了精美的佳肴、茶和自然果实酿造的酒。”
▲ 里奥·斯泰恩站在他花园街27号的办公桌前。身后是保罗·高更的《向日葵在扶手椅上》、雷诺阿的《黑发女郎》。
当宾客聚齐时，里奥便化身策展人，滔滔不绝叙述他的艺术观点，介绍重点收藏，揭开“现代绘画”的面纱。
▲ 左上，亨利·曼昆的《站立的裸体》，左中，亨利·德·图卢兹-罗特列克的《在沙龙:沙发》，右上，毕加索的《提花篮的少女》，右下，马蒂斯的《玛戈》。那时候或许是花园街27号艺术氛围达到鼎盛的时期，即便当时还有许多贵族举办的名流艺术沙龙，但只有花园街27号属于真正在为那些毫无头绪的贫穷艺术家整合资源的地方。格特鲁德曾在书中描述了当时巴黎画商们的众生相：
“巴黎有很多画商喜欢在自己的生意中冒险......在巴黎，有一些像杜兰德·鲁埃尔（Durand Ruel）这样的画商曾两次因资助印象派而破产，沃拉德资助塞尚，萨格特（Sagot）资助毕加索，卡恩维勒(Kahnweiler)资助立体派。他们竭尽所能赚钱，他们不断购买一些目前还没有出售的东西，他们一直这样做，直到他们迎来了观众。这是巴黎画商的传统，相信艺术家，并且相信他们未来会伟大。”
虽然早期来花园街27号的访客都是因作品而来，但让这些艺文奇才流连忘返的原因，却是因为格特鲁德对艺术的远见和对文学的洞察力。当里奥还对访客为马奈、德加、雷诺尔和塞尚摇旗呐喊、抨击立体主义缺乏细腻性感和优雅美学时，格特鲁德俨然坚定地站在年轻的毕加索和布拉克的立体主义一边。▲ 1947年8月3日,纽约时报对里奥·斯泰因的专访。“如果一个美国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访问巴黎，想好好地喝上一杯逻辑的烈酒，他就会去Fleurus街27号，听里奥的演讲，而不是格特鲁德的演讲。因为在那些日子里，里奥被视为他那一代人中最伟大的演说家之一。”里奥自视为艺术趋势的先知，却难以抵挡立体主义的来势汹汹，里奥从现代艺术的权威，变成了古典主义的护卫，他的身影在沙龙上变得逐渐模糊。▲ 毕加索的画开始取代里奥喜欢的那些作品，布满整面墙。1914年，兄妹彻底散伙，里奥移居佛罗伦萨。在协议收藏品归属权时，里奥拿走的多是印象派和后印象派，一幅毕加索的作品都不要；但格特鲁德却对塞尚的《苹果》恋恋不舍，里奥给她的信中写道：“塞尚的苹果于我有无法取代的意义......你恐怕得把这损失当成是神的旨意了。”▲ 毕加索画的苹果的背面还保留着他的手写字条，上面写着:“为格特鲁德和爱丽丝的纪念。毕加索，圣诞，1914。”这幅安慰作品成为了格特鲁德最珍贵的作品之一。为了安慰格特鲁德，毕加索对她说：“不必遗憾，我给你画一张”，这幅苹果的水彩画，成了毕加索送给格特鲁德的圣诞礼物。随着一战的登场，花园街27号在接下来的四年里大门紧闭，直到战争结束，周六夜沙龙才重新回归，只是，访客已经不复往昔，昔日的密友都成了大画家：马蒂斯搬到了尼斯，毕加索的画已经贵得买不起了，诗人阿波利奈尔被战争夺去了生命。20世纪20年代，许多英语系的作家旅居巴黎，在巴黎形成了一个活跃的文学圈，他们之中有人参加过一战，有人对美国的禁酒令以及严格的出版审查大为不满。相比起来，巴黎显得更加自由，加上法郎币值比美金便宜，种种原因使得巴黎进一步成为西方世界的文学之都。如果说格特鲁德的名声始于艺术，那么她的名声则来自于文学。除了沙龙主的身份，斯泰因的主业是作家。即便没有艺术圈的影响力，格特鲁德在西方文学界也是个奇人。
那句著名的“Rose is a rose is a rose is a rose（萝丝像玫瑰，就像玫瑰是玫瑰一样，美丽至极）”便是出自她之笔；还有她那本借艾丽丝之口疯狂自夸的伪自传《艾丽斯· B·托克拉斯自传》；以及让批评家觉得有语言障碍却改写美国文学的实验性著作《美国地理史》。此时，一家名为“莎士比亚书店”的英文书店在巴黎开张，老板是美国人西维亚·毕奇（Sylvia Beach）。
在这里，不仅有英文书籍，还有面对战后经济条件不尽人意的读者参与的借书俱乐部。格特鲁德闻风前来，虽然以她的地位完全不需要任何费用，但她还是办理了会员，旨在帮助异乡打拼的年轻人。但没想到她的收获似乎更多。
▲ 1923年，在巴黎的美国作家小团体：福特·马多克斯·福特，詹姆斯·乔伊斯，埃兹拉·庞德和约翰·奎因。
比奇介绍了一大批英文作家到花园街27号，有埃兹拉·庞德、舍伍德·安德森、菲茨杰拉德、海明威、T.S·艾略特等等，周六夜沙龙上的话题，开始从艺术转变成文学。
当时，年仅23岁的海明威是《多伦多星报》的驻外记者，他通过舍伍德·安德森写的推荐信来到了周六夜沙龙。很少人能不对这个英俊挺拔、思路敏捷的年轻人产生好感。格特鲁德和海明威聚在一起什么都能聊，她很明白眼前这个年轻人的潜力，她对海明威说：“如果你继续做报社的工作，你永远没办法看穿事情的本质，你只会看到字里行间，那是行不通的。当然，如果你还想当作家的话”果然过不久，海明威带着刚出生的小孩重新回到了巴黎，开始写作。格特鲁德教会他如何“像个男人一样写作”，她的一句“所有的美国年轻作家都是迷惘的一代，他们不尊重任何东西，酗酒致死！”被海明威书写在《太阳照常升起》的扉页上。“迷惘的一代”这一词，成为一战后忧郁且愤青的美国年轻作家们的自称。很少人能像格特鲁德一样，在长达三十年间身处艺术与文学风暴的中心，在那个时代的大神级人物，很少没有受过她的接济或在她的沙龙受到刺激而创作出闪亮的作品，他们大部分也会对格特鲁德报答恩情。▲ 在一战前，格特鲁德不停被退稿，并且还被编辑引用了她的”玫瑰就是玫瑰就是玫瑰”重复体写了一封退稿信。正如海明威为格特鲁德牵线《大西洋月刊》，使她的作品《艾丽斯· B·托克拉斯自传》走出法国，同时也跃居畅销书。次年，出版社邀请她回美国举办全国签售会。
此时，已离家三十余载的格特鲁德回忆道“过去我常说，直到我变成一头狮子，一个名人，我才会回美国，但此刻我没有那种感觉。”一直在幕后当推手的格特鲁德终于轮到自己在舞台上大放异彩的时刻了。
当格特鲁德抵达纽约，记者蜂拥而至，时代广场的显示屏公布着欢迎的讯息，格特鲁德的名字出现在报纸的头条，她本人亦出现在《时代》杂志的封面。1946年7月，72岁的格特鲁德因为胃疼拖太久才去医院做检查，结果诊断是胃癌。但格特鲁德坚持要开刀治疗，即使几率非常低，她也不愿意放弃。从昏迷中醒来的格特鲁德问一直在身边陪伴的同性伴侣艾丽丝：“答案是什么？”艾丽丝沉默不语。“如果是这样，那问题是什么？”还没等艾丽丝回答，她接着说道：“如果没有问题，那就不会有答案。”✍
策划：Tyra
撰文：xutong huang
图片来源：Wikipedia、 Christie’s、Getty Image、Pinter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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