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自玉和他的25个战友，找到了！
今年9月，北京日报记者代丽丽偶然知道了一条线索：在海淀区六郎庄有一座无名烈士墓，前些天，几位同志通过努力，找到了其中一位烈士的名字。
这可能是个突破口，北京日报刊发这篇稿件的同时，也发起了“让无名英烈有名”的倡议，向全社会征集线索。从9月末到11月中旬，代丽丽一行跟随烈士寻访小组奔走，一同找回26位烈士的名字，寻找工作还在继续......
这段故事很动人。近期，代丽丽给中国记协微信编辑部“我在现场”栏目发来文章，讲述她的思考和感动。
本文作者：代丽丽
今年9月，北京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的一位负责人向我说起一件事——在海淀区六郎庄有一座无名烈士墓，前些天海淀区退役军人事务局的几位同志通过努力找到了其中一名烈士的名字。
为无名的烈士找到名字，这个选题让我心潮澎湃——
70多年前，正是这些烈士前赴后继，以身报国，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70多年后，我们有责任为无名的烈士找到名字，这是对英烈的致敬和缅怀。
我立即动身了。
（一）
六郎庄烈士墓的纪念碑上镌刻的信息很模糊——“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七支队在北京五塔寺战斗中有数十名烈士壮烈牺牲葬于六郎庄”。“四野七支队”的番号描述语焉不详，难以明确。
今年，海淀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启动了对六郎庄烈士墓烈士和烈属信息查询工作，并由局优抚科牵头组成烈士寻访小组。
烈士寻访小组又查阅了很多资料，发现了一些有关五塔寺战斗的记载，但对部队番号的记录却不尽相同。
寻访小组开始抽丝剥茧般地分析，随后与各相关部队对接，希望获得一些线索。历经70多年，几支相关部队进行了复杂的编制调整，想找到烈士的信息可谓大海捞针。
不过，最后总算是获得了一个大致的方向——那支部队在东北的可能性极大！
东北可太大了，常人都难以想象，烈士寻访小组的成员竟然用最原始的方式，通过中华英烈网和内部系统，按照省、市、县的方式逐一点开数以万计的烈士信息，大海捞针般地一个个去比对信息。
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发现一名烈士的信息里出现了“六郎庄”的字样。
经过与辽宁省凌源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的跨省合作，烈士寻访小组查阅到这位烈士的原始档案记录，并找到了烈士的后人，六郎庄烈士墓的第一个烈士名字“陈自玉”就此确认。
陈自玉烈士的档案资料。
（二）
本着媒体服务群众的功能定位，我们在刊发这篇稿件的同时，也发起了“寻找烈士的名字”的倡议，向全社会征集线索，希望发动社会的力量，为更多的烈士找到名字。报社负责微信、微博的同事还制作了一个小程序，可供读者反馈信息。
而我也从这篇报道开始，加入了烈士寻访小组。
很快，我们的报道就有了回音。
国庆之后，96岁的老人马继忠托人打来电话——他就是当年五塔寺战斗的幸存者！
获知消息，我们当天下午就去往老人家中采访。老人告诉了我们当年他们队伍的准确番号、战斗经过，并把他们部队的兵源地一一列举出来，还告知了几位可能掌握战士名册的干部的名字。
96岁的马继忠对记者讲起那段战火纷飞的岁月。
这些线索太宝贵了！
老人提到的一个兵源地赤峰，正好跟此前查询到的另外两名烈士的情况高度吻合。
于是，几天之后，我们一行6人赶赴内蒙古赤峰，寻访烈士石显增和曹玉文。赤峰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给予了大力支持，搬出了厚厚的几大本烈士档案供我们查询。
在这里，我们找到了石显增和曹玉文的档案，并到两人家中寻访他们的后人，最终确定了六郎庄烈士墓的第二个烈士名字——曹玉文。
（三）
找到两名烈士后，我们确认了当年参加五塔寺战斗的部队番号，并把寻访方向转向部队单位。
也许是烈士们的英魂保佑，又或者是冥冥之中的缘分，竟然机缘巧合地让我们撞上了“正主”。
几天之后，寻访小组的一名成员去参加一个业务培训，一名讲师曾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工作。这个档案馆不像军博那样被外界所熟知，但这个单位名字一下启发了这名小组成员，一下课她就冲到了讲台前向讲师求助。
在这名讲师的帮助下，我们联系上了解放军档案馆，并被允许到馆内查询当年四野部队的革命军人牺牲名录。
那天下午，我们查询了24本厚厚的档案，加上之前找到的两位，一共为26位六郎庄烈士墓的无名烈士找到了名字。
寻找烈士的名字，能够在3个月的时间里取得这么多进展，可以说是天时地利人和。在这个过程中，我能感受到社会各界对于烈士寻访工作的支持，太多的人对我们的工作提供了无私的帮助。
（四）
为烈士寻找名字，刻不容缓。
最初，寻访小组想从六郎庄村打听到一些具体信息，可是一番寻找，却发现当年知情的老人大多已经去世。
我们曾去战斗发生地五塔寺寻访，想从这里找到一些蛛丝马迹。在他们的官方公众号里，我们得知，有一位老同志研究过这段历史。
我们满怀期待，开赴五塔寺。但得到的，却是老同志不久前刚刚去世的噩耗。
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烈士大多没有直系亲属，能够寻访到的烈士后人一般都是侄子、侄女等非直系亲属，他们只是小时候从父辈那里听说过关于烈士的一些零星信息，对烈士的印象是很模糊的。就是这些侄子侄女，也大多已经是白发苍苍的老人了。
再过些年，随着这些知情者相继离世，寻访烈士的工作将会愈加困难。所以，这是一项抢救性的工作，必须加快步伐，利用一切信息和线索，尽可能地为更多的烈士找到名字。
（五）
每一次查阅烈士档案的时候，我的心情都十分沉重：多少本厚厚的档案，每一页都密密麻麻地印满了名字……
可是，受限于当年的条件，很多烈士的信息记载非常模糊，“生前所在部队”写的是反攻营、骑兵连、独立团、七团等等笼统的名字，牺牲地点写的是江西、天津、锦州这样的大地名，没有明确到具体地点。也就是说，烈士的家人根本不知道烈士生前在哪里服役，因为哪场战斗牺牲，牺牲后安葬在何处。能够像六郎庄烈士墓的这些烈士，可以在70年多后的今天被寻访到，毕竟是少数。
据不完全统计，近代以来，中国已有约2000万名烈士为国捐躯，其中有名有姓的只有196万名。也就是说，只有不到十分之一的烈士是有名的，绝大多数烈士为新中国的成立献出了生命，可是连名字都没有留下。
也许，有些名字我们永远也无法找到了。但英雄无名，礼赞有声。无论是有名，亦或无名，我们都应永远铭记他们。
正如记录着六郎庄烈士墓故事的《昆明湖畔六郎庄》一书中所写：“所幸人们懂得历史的功勋，从来是有名者与无名者共同创造的。无名的英烈生不享受收获，死未赢得显赫，但都是真正的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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