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海 魏语婷｜精准扶贫中的“道德经济人”：民营企业的角色与实践
魏语婷
牛海，博士，上海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魏语婷，上海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摘要：以“经济人”与“道德人”两种人性假设为焦点的“斯密悖论”从未淡出人们的视线。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尽管经济人与道德人相悖的特征依然存在，但探讨如何使二者相互融合仍是当下的一个重要课题。在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确保脱贫攻坚任务全面如期完成是全社会面临的头等大事。民营企业作为精准扶贫的重要力量，要努力打破经济人与道德人之间的博弈状态，争做有血有肉的“道德经济人”，通过进一步精准帮扶，巩固精准扶贫成果，确保不返贫，不获全胜绝不收兵，这不仅是民营企业实现自身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路径，也是实现乡村振兴，进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然选择，更是推动我国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必然要求。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协调衔接期，民营企业在精准扶贫工作中应结合中央政策与地方特色，发挥自身优势，并拓展企业的社会责任视野，做好道德经济人的角色，为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助力。
关键词：经济人；道德人；民营企业；精准扶贫；脱贫攻坚；乡村振兴
目 录
一、经济利益抑或社会责任：经济人与道德人的博弈
二、道德经济人：经济人与道德人的融合
三、精准扶贫中民营企业道德经济人的角色实践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到2020年现行标准下的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是党中央向全国人民作出的郑重承诺，必须如期实现。”精准扶贫工作既是实现脱贫致富与乡村振兴的首要任务，也是补全三农领域短板，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必经之路。
民营企业作为精准扶贫的主力军与排头兵，在促进就业、创造税收、增添经济发展活力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民营经济是非公有制经济的重要成分与经济体制的内在要素，它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成果，更是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因此，在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关键时期，探究如何充分发挥民营企业在精准扶贫工作中的效能具有重要意义。
改革开放以后，伴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民营企业逐步成长起来了，当前已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民经济体系中最活跃的一股力量。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以来，民营经济的表现愈加亮眼，由于精准扶贫场域具有面广量大的行业特征，民营企业的重要性日益显现。
与国有企业不同，民营企业作为私人出资经营的法人实体，需自行组建、自行筹资，并承担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谋发展的风险。这也决定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追求个体利益最大化是民营企业所有行为选择的起点、基点与归宿点。
那么，以逐利为本性的民营企业应当扮演一个经济人角色，还是一个道德人角色？民营企业如何在调动自身生产积极性与主动性的同时兼顾服务与资金“下沉”问题？如何在追求自身正当利益的同时兼顾资源分配问题？民营企业又应当如何推动企业文化与企业精神的构建？如何推进企业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同步发展？
如何实现创新源泉充分涌流、创造活力充分迸发，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更大的贡献？这一系列的问题都亟待解决。
（一）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人与道德人
“每一天所需要的食物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和面包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不说自己需要，而说对他们有好处。”
追求个体利益最大化的利己行为是亚当•斯密视域下经济人假设的出发点。但早在1759年，亚当•斯密便在《道德情操论》中基于人本性中的利他行为分析塑造了一个满是同情心、正义感的惟妙惟肖的道德人形象，“无论人们如何自私，此人的天赋里均显著具有这样一些本性，他们都会对他人的生命给予一定程度的重视，把别人的幸福当成自己的事情，尽管看到了别人的幸福会感到高兴之外，其他没有任何的收获。”
1.经济人
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人又被称为实利人。“人们总是通过每一个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觉预期的目的来创造他们的历史”。自利是现实存在的人的本性，“没有任何疑问，每个人从刚诞生下来，其与生俱来都会自然的关心自己。”
人作为社会生产实践活动的主体，为了满足生存发展的需要，首要活动是创造物质生活资料，并通过理性判断、理性行为选择来获得尽可能多的生活资料物质补偿，以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每一既定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表现为利益”。
个人追求正当利益的合理性应当被肯定，因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也同他们的利益有关”。但受到自然资源稀缺性的制约与市场这双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个人追求私利的同时也会间接促进社会共同利益的增加，“请给我以我想要的东西吧，同时你也可以得到你想要的东西，这是交易的通义。”
经济人不断尝试运用自身资本来使其产品价值最大化，其效能在一双看不见的手的引领下，逐渐成为“社会财富以及个人财富所赖以增长的关键要素”。
2.道德人
市场经济条件下，道德人即意味着行为选择具有主观利他倾向，并以符合社会共同利益为首要衡量标准，以追求社会效益最大化为最高价值目标。马克思曾说，“每个人的生产，依赖于其他一切人的生产；同样，他的产品转化为他本人的生活资料，也要依赖于其他一切人的消费。”
现实的人不但不独立于他人与社会，还受制于形形色色的物质生产关系。个体不是“某一离群索居的、孤立的人”，而是“庞大国民总体中的一个构成要素”。而社会是个人生存与发展的温床，社会共同利益的实现是个人利益实现的前提与保障。
因此，个体并不自然或必然地直接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有可能通过增进社会共同利益来实现个人利益，甚至会“为了大团体的利益可心甘情愿地牺牲自己的某些小利益”。
正如马克斯•韦伯眼中那同时追逐着个人经济利益与合乎理性的道德精神的身形，道德人正“努力做到私人关系应该遵守最简单的正义以及道德的标准，成为民族关系中至上的准则”。
总而言之，经济人与道德人只是人性的假设，他们并不作为完全对立的两种人而存在，而是每个现实的人身上的两重属性。每一个现实的人都应当合理追求个人经济利益，但“‘经济人’在成长的过程中需要来自道德的支撑力”。
在趋利避害的自利意愿中，利己之善与利他之善都是自我意愿的行为表达，经济人与道德人一体两面，由此德国哲学家斯卡尔钦茨基于1878年提出的“斯密悖论”将作为一个伪命题消失于市场经济的生产洪流中。
（二）精准扶贫场域中民营企业的利益思考与角色博弈
日本企业之父涩泽荣一曾说，“我们一直支持，对于扶贫的事业，出发点与其是基于人道主义给予一定的关怀，不如基于经济的角度去进行处理。不管是基于人道主义出发进行考虑，还是基于经济发展的角度进行考量，对于贫困者的施以援手都是需要尽快考虑的事情。”
必须认识到，贫困问题作为诸多国家乃至世界经济发展跑道上的巨大绊脚石，从未让道。我国农村人口基数大，经济底子薄，三农问题一直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短板，同时也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关键。
深耕三农领域，实现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必需精准扶贫工作来助力。在众多帮扶主体中，民营企业因其独特优势而日益成为精准扶贫尤其是产业扶贫的中坚力量。
1.民营企业的经济利益与社会责任
“把人和社会连接起来的唯一纽带，是天然必然性，是需要和私人利益。” 民营企业相较于政府、国有企业、金融机构等其他类别的市场主体，更倾向于选择轻投资、高收益、低风险的投资行为，他们往往利用有效市场来表达自身的经济利益诉求。
但随着业务范围、市场区域与经营规模的扩张，相对于显性利益，企业形象、社会声誉、群众信任度等隐性利益的重要性日益彰显，这就要求民营企业以放弃部分显性利益作为追求道德情操的成本，履行相应的社会责任，做出相应的道德理性选择，如投身慈善工作，开展贫困地区精准帮扶等。
2.精准扶贫场域中民营企业在两种角色间的博弈
民营企业扮演经济人抑或道德人的角色选择过程仿若一场零和博弈，一方获益必然意味着另一方利益受损。
一方面，民营企业通过经营赚取利润，是其作为营利性组织长久生存下去的支撑与保障，因此在市场经济活动中，民营企业应然或实然地选择扮演经济人角色，并将追求自身经济效益最大化作为金科玉条，颠扑不破，但在扮演经济人收获眼前利益的同时，不可避免地会以牺牲社会效益为代价，从而损伤企业的社会责任、社会信任与社会形象。
另一方面，民营企业若选择扮演道德人角色，在实现社会公益的同时获取社会声誉、群众信任，也会伤及企业的现实收益，使企业短期内营业收入与可视利润下降。现实收益与社会声誉此消彼长，正是民营企业在这场零和博弈中陷入两难境地的缘由。
在当前的精准扶贫场域中，若民营企业选择扮演经济人角色，第一，他们倾向于将自有资源应用于产业结构成熟、配套设施完备、人才技术优越、投资收益率较高的区域与行业领域；第二，他们以实现规模经济为目标，以资源优化配置为重点，注重项目开展模式的集约化、流程化与可复制化操作；第三，为保持一定的盈利水平与市场份额，他们倾向于向利润空间更大的区块链项目、生物医药项目、大数据平台项目等领域延伸产业链。
简言之，民营企业若扮演经济人角色，出于经济效益最大化目标的考量，他们会将业务面转向精准帮扶之外的行业领域，那么不仅道德人所追求的社会共同利益将被湮没，企业的社会声誉也会受损，长此以往，企业自身的盈利持久性与发展可持续性也会受到制约。
若民营企业选择扮演道德人角色，则会与经济人角色所选择的优质业务面相悖而行，他们出于承担社会责任以收获社会声誉的考量，将自身资源投向非营利性的精准扶贫场域，但与此同时，民营企业也会受到贫困地区诸多发展不利因素的限制而损害眼前利益，从而难以实现自身的经济效益目标。
第一，贫困地区经济基础薄弱，产业链尚在襁褓之中，人才技术匮乏，投资风险高，收益率低；第二，贫困产生的原因千差万别，扶贫方式定制化程度较高，可复制性、可推广性低，需要企业加大人力、物力、财力等成本投入，难以实现规模递增效应；第三，精准扶贫工作投资成本高，投资回报率低，利润回流周期长，难以成为企业重要的市场抓手。
一言以蔽之，尽管民营企业参与精准帮扶的初衷与所逐目标表面上看多种多样，“有的可能是外界的事物，有的可能是精神方面的动机，如功名心，‘对真理和正义的热忱’、个人的憎恶，或者甚至是各种纯粹个人的怪想”。但归结起来不外乎是经济利益诉求与社会声誉需要。这两者恰如鱼与熊掌的关系，顾此失彼，难以两全，而民营企业就在扮演经济人与道德人的此彼之间徘徊着、博弈着。
二、道德经济人：经济人与道德人的融合
“人既不可能是纯粹‘经济人’，也不可能是纯粹的‘道德人’，即使是最典型的‘守财奴’或最伟大的圣人也不会如此。”
一方面，在供求机制、竞争机制与价格机制的协同作用下，经济利润作为主导力量，在生产、消费、交换、分配等各个环节都处于支配地位，道德人无法抛弃经济人占领市场，否则市场经济将如同一个落满灰尘的陈年旧钟，停摆只是瞬息之间。
另一方面，建立在等价交换与自愿交换原则基础上的个人行为选择必须考虑他人利益，经济人无法摆脱道德人而独处于天地之间，否则拜金主义、功利主义将会如同凶猛的浪潮席卷而来，吞噬掉整个市场经济及其中的众多市场主体。
“‘经济人’与‘道德人’的价值整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属性和本质要求。只有实现这一结合，才能体现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才能实现社会、经济、个人的最快发展。”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要在充分发挥市场运行自主性、平等性、竞争性与有效性的基础上，坚持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最终目标，而实现共同富裕的痛点、难点与关键点在于农民富裕、农村富裕，这就要求民营企业作为精准扶贫的中坚力量，努力打破自身经济人与道德人的选择困境，争当有血有肉的“道德经济人”，要注重经济目标与价值导向，经济利益与社会效益的有机耦合，以此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良性互动。
（一）经济人与道德人的内在逻辑统一性
马克思曾说，当我们将人看作道德活动及其关系的承担者，人则基于某种道德范畴而趋向人格化，当我们把人看作经济活动和关系的主要承受者，人就会成为经济范畴的人格化。
亚当•斯密眼中的经济人与道德人也在市场这双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下逐渐合一。经济动力机制与道德约束机制是健全市场经济的重要构成因素，动力机制塑造了经济人的特征，约束机制则培养了道德人的品格。经济人与道德人如同粗壮的根与繁茂的叶，经济人是道德人汲取养分的树根，道德人是经济人悉心供养的枝叶，两者不可分离，共化为人这棵逐渐挺拔的葱郁樟木的一圈圈年轮。
1.产生的基础：经济与道德的辩证统一
经济人与道德人是经济与道德的人格化表达。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曾说，“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
道德发展的前提与载体是从事实际生产实践活动的现实个体，而生产实践活动受到社会生产力的制约，“人们有意识或者无意识，究其根源、归根到底都是从自己的地位、阶层中，从目前的实际关系中，从交换和生产的关系中，对于道德观念的汲取，也可以被称作人在物质层面的基础。”
作为社会生产关系总和的经济基础，不仅决定了道德产生的标准、内容与表现形态，更决定了道德的发展状况。而道德作为“由现实本身从自身透射出来的反思影象”，既织就了市场主体的行为规范网，也为他们撑起了经济利益的伦理保护伞。
在马克思看来，对同情心与社会共同利益视而不见的资本主义道德，是为资本主义私有制服务的意识形态机器。而我们追求的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之上，与社会主义制度紧密联系、以为人民服务为中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的共产主义道德，它不仅是批判资本主义旧有生产方式与经济制度的锐利武器，也是对每一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价值呼唤。
当共产主义完成了对私有资产的积极扬弃之时，实现了对一切异化的积极扬弃之时，人将实现“从宗教、家庭、国家等等向自己的合乎人性的存在即社会的存在的复归”。人将“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
“正是在物质生活需要与精神生活需要相互推动、相互促进的前提下，人将不再是片面发展的人”。而是自由全面发展的经济人与道德人的融合体，每个人都将实现人的关系、素质、能力以及个性的自由全面发展。
2.行为出发点：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逻辑统一
经济人与道德人分别以追求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为出发点，二者同根同源，并不矛盾。人类社会是一个互通有无的有机整体，无论经济关系、政治关系，还是文化关系，本质上都是一种价值关系，或者说是利益关系，“是利益把市民社会的成员彼此连接起来”。
作为主体的个人与其他作为客体的众多个人，共处于一个社会之中，错综复杂的关系使得人们之间构成了一定的利益相关性，他人利益增长时，个人利益也会间接增长，从而带动各类市场主体普遍获益，社会利益得以增长，这是利他行为存在的深层次原因。
在精准扶贫工作中，民营企业在带动贫困地区脱贫致富，助力城乡统筹发展与区域协调发展的同时，也可通过整合自身闲置资源，“下沉”产业链与企业服务，开辟广大农村市场，收获可视利益和隐性利益。
社会利益的实现是个人利益实现的延伸，是个人利益实现的自然超越；而个人利益的实现则是社会利益的实践目的，也是社会利益实现的自然结果。二者犹如一鸟之双翼，一车之双轮，共同作用于民营企业发展全过程，相伴相生，相互促进。
3.表现形式：经济利益与非经济利益的逻辑统一
经济人所追求的物质补偿表现为经济利益，道德人所收获的道德补偿表现为非经济利益。经济利益可归属于温饱类价值和安全与健康类价值，而民营企业的道德需要则是渴求收获社会地位，实现长远发展的必然心理活动，非经济利益可归属于自我发展与自我实现类价值。二者同属于价值表现形式，并且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民营企业所收获的经济利益与非经济利益都可以通过自身发展状况来进行统一衡量，比如发展规模大小、产品辐射范围宽狭、市场认可度高低、群众口碑优劣与未来预期好坏等。
在精准扶贫工作中，无论收获确定的直接显性的短期经济利益，还是收获随机的间接隐性的长期非经济利益，都能为民营企业发展提供强劲动力支持。
4.目标：利润最大化与价值最大化的逻辑统一
民营企业若扮演经济人角色，则在其从事的市场经济活动中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若扮演道德人角色，则是以实现价值最大化为目标。价值最大化的核心在于把民营企业长期稳定发展摆在首位，强调在自身价值增长中满足各方利益关系。
概论之，民营企业长期价值最大化是自身短期利润最大化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延续与转化，以长期价值最大化为行为导向，有利于实现短期利润的可持续性与稳定性。
在精准扶贫工作中，民营企业若能平衡协调短期利益与长期价值的关系，必然会发现短期利润与长期价值之间的相通相融之处，所做出的行为选择也能同步作用于自身可持续发展过程与乡村脱贫致富过程。
（二）精准扶贫场域中民营企业扮演道德经济人角色的必然性
截至2019年底，我国减贫人口超过一千万，95%以上的贫困人口实现脱贫，90%以上的贫困县实现摘帽。虽然目前脱贫攻坚成效显著，但警钟犹存，剩余的5%尚未脱贫人口与剩余的10%尚未摘帽贫困县，正是决定脱贫攻坚战能否取得胜利的关键所在。当前正是啃硬骨头，需要响鼓重锤的脱贫攻坚冲刺期。
因此，作为精准扶贫工作中的重要力量，民营企业更要迎难而上，不仅要敢做合格经济人，逐大义之利、生义之利、义中之利，更要勇做合格道德人，将道德原则置于首要地位，念思利之义、促利之义、合利之义。
最重要的是，民营企业要将经济人与道德人置于同根同源的关系中来理解和把握，争做有血有肉的道德经济人。由此，民营企业扮演道德经济人角色的必然性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1.是实现自身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路径
民营企业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市场经济共生共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功与否取决于人民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程度，而精准扶贫工作作为共同富裕的重要抓手，正通过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程的影响而作用于民营企业发展过程。
随着我国经济增长动能转换，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民营企业在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方面的作用愈加明显，而这些效能若能进一步延伸至精准扶贫工作中，必将为贫困地区注入一汪活水，为贫困地区打开脱贫致富的阀门。
同时，农村农民富裕将会反哺民营企业自身发展，民营企业不仅可以收获短期利益，更为重要的是可以赢得社会声誉，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同时也可以有效缓解政府的财政资金压力，打通与政府之间的信息纽带，从而营造出坚实的群众基础与稳定的外部环境。
因此，民营企业可将合理追求自身正当利益的诉求同积极开展精准帮扶的道德行为相结合，为实现自身可持续发展积蓄力量。
2.是实现脱贫致富与乡村振兴，进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然选择
2019年12月出台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营造更好发展环境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的意见》中第二十条明确指出，要“推动民营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支持民营企业赴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和中西部、东北地区投资兴业，引导民营企业参与对口支援和帮扶工作”。
民营企业重任在肩，若单纯扮演经济人角色，全然只顾个体利益、局部利益与短期利益，而将社会利益、全局利益与长远利益置若罔闻，那么精准扶贫工作必将难以开展，乡村振兴战略更是难以落地。
民营企业作为精准扶贫的排头兵与强心剂，可通过自有资金援助、就业帮扶、基础设施重建、特有资源开发等途径，引领贫困地区特色产业发展，实现产融结合，从而改变依赖政府财政资金援助与金融机构信贷资金援助的传统模式与孤立局面，变“输血式”扶贫为“造血式”扶贫，有利于打造可持续的精准扶贫长效机制，并真正做到“扶贫”与“扶志”“扶智”相结合。
从长期来看，民营企业精准帮扶工作的开展，有助于改善乡村产业发展环境，优化升级乡村产业结构与经济结构，助推乡村振兴，缩小城乡发展差距，促进城乡统筹发展与区域协调发展，进而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3.是推动我国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必然要求
价值观不仅是每个人心中的道德软约束与行为准则，也是企业文化的核心与企业精神的灵魂，更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核、高度凝练和集中表达。
在我国精准扶贫工作中，民营企业应做道德经济人，应以追求社会共同利益为根本价值目标，将社会共同利益的实现作为个人利益实现的前提，将个人利益作为社会共同利益实现的必然结果。
这一价值基点有助于企业培育出正确的价值观，并以此涵养健康向上的企业文化和精神土壤，用以激励企业家及员工进行正确的道德行为选择，从而在社会中烘托人人向善的价值氛围。推动包括民营企业在内的各类市场主体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做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推动物质利益与道德原则的有机耦合；推动以为人民服务为中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的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推动我国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
三、精准扶贫中民营企业道德经济人的角色实践
目前我国正处于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两大任务的协调衔接期，如何确保剩余贫困县全部实现摘帽？如何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确保不返贫？如何实现由摆脱贫困到乡村振兴的过渡？要解决这一系列问题，需要精准扶贫工作向纵深化发展。
截至2019年6月底，我国共有8.81万家民营企业进入精准扶贫台账，精准帮扶10.27万个村，帮扶建档立卡贫困人口1103万人。在当前精准扶贫工作决战决胜的关键时刻，民营企业应当如何更好地兼顾自身经济利益与社会责任呢？民营企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应当如何做有血有肉的道德经济人呢？
（一）角色实践中应结合中央政策与地方特色
1.民营企业扶贫举措应紧密结合中央关于精准扶贫的战略部署与重要决策
《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确保实现脱贫攻坚目标，促进农业丰收农民增收。”
第一，要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民营企业要加大对尚未摘帽贫困县与贫困村的帮扶力度，提供就业岗位，确保外出务工劳动力实现就近稳岗就业；要深入开展消费扶贫行动，支持贫困地区扶贫产业链延伸；要继续贯彻落实党中央对摘帽地区的主要扶持政策，加强对采用“易地搬迁”模式的贫困地区的后续支持力度。
第二，要拓展农民就业增收渠道。民营企业要加强对贫困地区的教育扶贫力度，举办现代化农业知识讲座，开办农业技能培训班，加强农民职业技能培训，提升返乡农民工的创收能力；要以家庭为单位，加大对适度规模经营主体的培育力度，支持农产品深加工，增强集体经济实力，打造农户乃至村组社会化服务链条；要加大对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力度，支持现代农业设施建设和乡村环境整治，提升农民生产生活水平。
第三，要落实各类金融扶贫政策的靶向性与精准运用。2020年中国人民银行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下，增加再贷款再贴现专用额度1.5万亿元，加大对有序复工复产、脱贫攻坚等重点领域的金融支持力度。民营企业要结合三农领域实际需求，用好用足专用额度政策，将政策性银行、国有银行、股份制银行、城商行、农商行及农村信用社等金融机构所发放的专项优惠利率贷款（含贴现）用于精准帮扶，为落实脱贫攻坚任务提供资金支持。此外，民营企业要用好中小微企业临时还本付息、扶贫小额信贷延长还款期限等各种专项支持政策，确保贫困地区帮扶信贷资金不断流。
2.民营企业应结合地方特色优势创新驱动方式
扶贫方式选择方面，应该将创新驱动与要素驱动有效衔接。要素驱动主要依靠土地、劳动力、资源、资本等生产要素投入来促进经济增长，但随着经济发展，传统要素驱动方式的弊端日益显现，表现为旧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凝固板结，表现为对可占有可支配生产要素的自我懈怠与自我消耗，表现为对技术人才革新、动能转换、生产方式更迭的自我遏制。因此，由要素驱动逐步转向创新驱动不仅是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必然要求，也是培育农村经济增长新动能、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环节。
一方面，民营企业应以科技创新驱动精准扶贫工作。各类民营企业应选拔科技型人才，联合组建专业性科技人才队伍，提供公益性专业技术培训，帮助贫困主体开发实用技术，推动农村科技创新创业浪潮；应培育新型生产经营主体，运用企业内部及企业间的科技创新平台孵化科技型企业，打造现代农业科技园区，助力农业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应结合贫困地区资源禀赋，普及推广企业已研发出的先进实用技术，提高农业科技含量，拓宽产业链覆盖面，带动县域内农户增收。
另一方面，民营企业不能忽视贫困地区的传统文化特色，不能简单地用创新驱动取代要素驱动，要注重要素驱动与创新驱动的有效衔接。在帮扶以民族特色手工业如刺绣、蜡染、织锦、手工艺品制作等闻名的贫困地区时，民营企业要保护当地民族手工业的传承性，进一步激活其古老的文化属性，努力培育新兴文化业态，在保持其依靠劳动力要素投入的生产方式基础上，要以其中蕴含的独特手工技能为核心技术点撬动创新驱动，为民族特色手工业发展赋能，要向分散的个体手工业者、作坊和小规模企业收购特色工艺品，再运用自有销售渠道销售，使民族特色工艺品行业走上产业化、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发展之路。
（二）角色实践中应发挥民营企业的自身优势
据不完全统计，从1995年至今，超过11800人次的民营企业家参加了中国光彩会牵头举办的“光彩行”活动，落地项目1483个，实际投资额7959.07亿元，公益捐赠9.92亿元，实施公益项目872个，受益者多达79万人。
多年来，民营企业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重要主体之一，因其独特的、独有的包容性发展优势以及造血扶贫的内在潜能，成为我国脱贫攻坚任务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之一，成为大扶贫格局中的关键一环。
1.民营企业的数量及地区分布优势
据统计，当前我国民营企业数量占全国市场主体总数的90%以上。民营企业数量远多于国有企业、外资企业与合资企业的数量之和，数量优势明显，单个民营企业的力量投入扶贫工作犹如一场小雨，不解旱情，但众多民企力量能汇聚成一池春水。
此外，民营企业相较于注重土地、资本、资源等要素集中的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而言，具有地区分布优势，各省市都有民营企业在为地区经济发展助力。在道德经济人角色实践中，各地民营企业应遵循属地化、就近化原则，积极投入所在辖区范围内的贫困地区精准扶贫工作。
与此同时，民营企业应通过企业间的联系网络与信息共享平台，强化我国东西部、南北方之间的扶贫协作，促进扶贫工作提质增效。更为重要的是，各地民营企业要立足国家区域发展总体战略，深入开展区域间和城乡间的项目合作，推进发达地区与城市产业向贫困地区与乡村梯度转移，实现优势互补、资源互用、理念互联、经验互鉴、共同发展。
2.民营企业的行业覆盖面优势
民营企业覆盖各行各业。在道德经济人的角色实践中，各类民营企业应深耕行业领域，结合精准帮扶地区的要素优势与各自行业领域的发展模式，聚合行业资源，充分利用行业内部的制度优势与组织优势，发挥好行业产业园、生态示范园、扶贫车间、新型生产主体与经营主体的作用，打造可造血的扶贫模式，开发可持续的扶贫路径。
3.民营企业的战略灵活性优势
相较于管理流程模式化、部门分工固化的国有企业与股权复杂、领导方式多变的混合所有制企业，民营企业的发展战略具有简单灵活的优势。民营企业自谋发展、自负盈亏的特征，决定了其必须具有发展战略灵活性，必须紧扣时代脉搏，根据市场经济发展形势及时调整自身的发展战略。
因此，在道德经济人角色实践中，民营企业应充分发挥其战略灵活性优势，深入研判经济发展的总体形势与阶段性特征，深挖具有可持续性发展潜能的蓝海市场，推动精准帮扶地区灵活调整当地的产业发展方式、发展走向和发展目标。
4.民营企业的创新发展优势
据统计，当前民营企业贡献了我国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无论是当前市场上已具有显著规模的民营科技企业，还是正在加速发展的独角兽企业或者正处于孵化进程的民营科技企业，都在不断加大科技研发投入。
此外，相较于科学家专为技术创新而开展研究工作，民营企业更加注重打通研发工作的“最后一公里”，也就是更加注重技术创新成果的市场认可度、转化度与适用度，这正是促进技术创新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核心所在。
同时，民营企业由于其相对灵活的体制模式，能够广纳有才之士，不断为企业发展注入新鲜血液，为企业技术创新提供人才支撑。
因此，在道德经济人角色实践中，民营企业应充分发挥创新发展优势，不仅应将创新发展理念全线贯穿于精准帮扶项目中，还应将已取得的技术创新成果应用于精准帮扶项目的具体落地过程中，更应将人才优势运用于智力帮扶工作，从根上帮助贫困地区实现脱贫。
5.民营企业的市场竞争优势
经济学家厉以宁强调，“要重视民营企业在扶贫中的作用，鼓励它们在贫困地区办企业、办学校、开医院。民营企业所提供的不仅是资本，且包括经营管理经验、销售经验、农业产业化的经验。”
民营企业具有生产规模小、生命周期短、经营风险大、行业壁垒低、市场竞争压力大等劣势，这也决定了民营企业要想在市场优胜劣汰中立稳脚跟，必须经过摸爬滚打，不断从自身业务运作方式和市场化行为选择过程中提炼总结企业经营管理经验、消费群体选择经验、产业链延伸拓展经验、产品销售模式经验、新兴业务及市场开拓经验等。
因此，在道德经济人角色实践中，民营企业应将自身积攒的各类市场竞争优势作为精准扶贫工作的凝聚剂，帮助贫困地区增强产业项目的市场竞争力。
（三）角色实践中应拓展民营企业的社会责任视野
1.注重扶贫开发与生态保护的有机衔接
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众所周知，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我国国家层面的深度贫困地区“三区三州”大多位于青藏高原，虽经济基础薄弱，交通严重闭塞，生产生活条件落后，但自然景观星罗密布，旅游资源富集。民营企业运用自身优势，帮扶贫困地区开发旅游资源，带动相关服务业发展，激发群众内生动力，促进当地产业升级转型，优化当地经济结构布局，打造乡村特色旅游经济带，已成为开展精准帮扶的主要路径之一。
但民营企业必须意识到贫困地区的资源开发与基础设施建设依赖于大量物质资料投入，而物质资料取之于自然、用之于自然，特色旅游经济带的打造必然会以一定程度的生态破坏为代价，而当生态破坏超过某个临界点时，将会造成不可逆的生态危机。
“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会对我们进行报复。”面临这种挑战，各类市场主体应聆听恩格斯的教诲，做到“人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同本身的和解”。将尊重自然规律作为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前提，将帮扶地区的生态环境红线与资源承载力水平作为扶贫工作的底线，兼顾扶贫开发与生态保护，兼顾物质文明建设与生态文明建设，让“富强”“美丽”共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之路。
2.注重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协调衔接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中再次强调“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总抓手”的重要性。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不仅是解决三农问题，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必然途径，也是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固本之策，更是提升全体人民生活幸福感、获得感与满意度，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必要保证。
当前，我国正处于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两大任务的重叠期，精准扶贫工作正是衔接两大任务的钢铁桥梁。要实现乡村振兴，以精准扶贫带动乡村脱贫是首要任务；要巩固精准扶贫成果，提升精准扶贫质量，确保脱贫不返贫，乡村振兴为其提供了坚实保障。
在接续开展的精准扶贫工作中，民营企业应“尽锐出战、迎难而上、真抓实干、精准施策”，应注重巩固脱贫成果，及时做好出现返贫风险点地区和新发生贫困地区的帮扶工作。
在现有脱贫成效的基础之上，民营企业应做到初心不改，力度不减，应当帮扶脱贫地区继续深入开展“扶智”“扶志”工作，以增强当地居民自身求发展的本领，力保不返贫。同时，民营企业应注重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两大任务的叠加性，帮助已脱贫地区的居民延伸其特色产业链，继续扩大产业链辐射范围，影响周边贫困地区，通过产业集聚效应，实现先富带动后富，进而推动多村、千村、万村乃至广大乡村地区实现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的全面振兴。
概而论之，民营经济在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经济增长动能转换、“有效市场”构建、“有为政府”转型、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国际市场延伸开拓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民营企业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微观基础，既是创业就业的重要载体，也是技术创新的重要主体，更是我国精准扶贫工作中的重要力量。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十三五”规划的收官之年。民营企业作为重要握靶人，在精准扶贫工作中，应当也必须做有血有肉的道德经济人，在合理追求企业自身经济利益的同时，不能忽视贫困地区利益、各民营企业和各类帮扶主体的共同利益、城乡共同利益、区域共同利益乃至全体人民的共同利益。
这样，精准扶贫工作就自然而然地融入了民营企业自身可持续发展的规划之中，融入了民营企业文化与企业精神的建设之中，融入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之中，融入了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构建框架之中，融入了我国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的协调发展进程之中，融入了“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实现征途之中。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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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格式：
牛海、魏语婷：《精准扶贫中的“道德经济人”：民营企业的角色选择与实践》 ，《阅江学刊》，2021年第1期，第80-91页。
牛海，魏语婷.精准扶贫中的“道德经济人”：民营企业的角色选择与实践[J].阅江学刊.2021（1）：80-91.
责任编辑：来向红
微信编辑：刘瑶
校对：沈丹、李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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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审：渠红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