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个人信息保护视域下的刑事诉讼领域被遗忘权研究”（19CFX032）郑曦

沉浸式网络、数字分身与映射空间：元宇宙的媒介哲学解读03蒋建国

教授作者简介：白龙，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骆正林，文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原文目录

Stephenson）提出。1992年，斯蒂芬森在其小说《雪崩》（Snow

Sandbox》中最大的数字地块之一，希望打造“创新中心”，展示大湾区新创企业的商业成功。据知情人士透露，郑志刚对这块虚拟土地的投资金额约为

突发公共事件审计职能的优化与政府公信力的提升——基于二者耦合关系的分析

于明艳｜新时代人工智能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人工智能时代的社会需求”研讨会综述03智能伦理：人工智能时代的伦理新视野

摘要：综合考虑中国在国际气候变化谈判中的政策立场、国内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演变以及全球气候治理进程的重要时间节点等三个指标，30年来，中国参与国际气候变化谈判的角色经历了从积极参与者、积极贡献者到积极引领者的转变。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中国从积极参与者转变为积极贡献者是量变，从积极贡献者转变为积极引领者是质变。中国参与国际气候变化谈判的角色发生质变有诸多原因。从国际层面看，气候变化对全球生态安全的威胁日益严峻，世界经济格局发生深刻调整，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绿色低碳发展已成世界发展大趋势，这四大因素推动中国在国际气候变化谈判中发挥引领作用。从国家层面看，当前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增长，气候变化对中国的不利影响日益上升，促使中国在国际气候变化谈判中发挥引领者作用。从领导人层面看，中国领导人的“天下”情怀和环境意识助推中国在国际气候变化谈判中发挥引领作用。与此同时，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当前中国在国际气候谈判中的议程设置能力不够强，在全球气候治理体制改革中的规则制定权和话语权不够大，在全球气候治理领域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的水平不够高。为此，中国应进一步统筹好气候治理、气候外交、气候安全和气候传播这四大领域的工作，四位一体，协同推进，有力引领国际气候变化谈判和全球气候治理。关键词：中国政治与外交；气候治理；国际气候变化谈判；角色变迁；引领者；中国话语基金项目：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气候变化风险的全球治理与国内应对关键问题研究”课题一“全球气候治理关键问题研究”（2018YFC1509001）张海滨教授黄晓璞博士生陈婧嫣博士生作者简介：张海滨，博士，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黄晓璞，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陈婧嫣，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原文目录一、引言二、中国参与国际气候变化谈判30年的三个阶段三、中国参与国际气候变化谈判角色转变的原因四、结语一、引言2020年9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75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提出，中国将力争于2030年前实现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引发国际社会对中国在国际气候变化谈判中的角色和作用的广泛关注。国际气候变化谈判始于1990年，2020年是国际气候变化谈判开展30周年，也是中国参与国际气候变化谈判30周年。在这一重要的历史节点上，系统梳理中国参与国际气候变化谈判的历史进程，总结中国发挥的作用和扮演的角色，探讨中国角色变迁的原因，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有助于中国在碳中和目标下深度参与全球气候治理，减少外界误解，增强在全球气候治理过程中的规则制定权和话语权，对外讲好中国故事，在全球气候治理领域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

摘要：近年来，突发公共事件的频发使政府公信力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而国家审计以其独特的职能定位、鲜明的功能优势及其与公信力建构的内在耦合性，成为新形势下提升政府公信力的有效策略和必要路径。结合新冠肺炎疫情这一突发公共事件和中国抗疫防疫的实践机制，从影响政府公信力提升的应急管理效率、监管责任履行、信息公开程度和政策制度完备程度四项关键要素入手，分析国家审计在监督职能、预防职能、揭示职能和抵御职能四个方面与政府公信力建构的内在耦合性和功能优越性。基于这样的职能优势和建构需求，进一步探讨了优化履行国家审计职能的对策路径。关键词：政府公信力；突发公共事件；国家审计职能；内在耦合性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更好发挥审计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中的重要作用研究”（19JZD027）；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创新团队“政府治理与民生审计”项目；江苏省研究生科研与实践创新计划项目“突发公共事件中政府公信力的提升——基于审计职能的优化与履行”（KYCX20_1710）金太军教授薛婷硕士生作者简介：金太军，博士，南京审计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薛婷，南京审计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原文目录一、问题的提出二、政府应对突发公共事件提升公信力的关键要素三、突发公共事件中国家审计与政府公信力建设的耦合性四、国家审计提升政府公信力的职能履行障碍五、突发公共事件国家审计提升政府公信力的职能优化路径六、结语一、问题的提出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我国高度重视并迅速启动应急机制，推出一系列政策性措施和制度性安排。得益于此，加之我国社会公众的积极响应和高效配合，当前国内疫情防控形势积极向好。然而，由于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政府预警机制的一度失灵，引发公众对政府突发公共事件风险应对能力的不满，同时疫情防控捐赠款物的接收和分配工作也屡受公众质疑，在一段时间内政府公信力无形中被削弱。尽管伴随着近年来公共行政过程系统性的治理理念创新、治理实践转变和治理效能提升，我国政府公信力逐年提高，但由于突发公共事件的非常规性，对政府应急能力、组织管理能力、制度协调能力是一次巨大考验，若政府未能有效控制突发公共事件，必将导致公众对政府治理能力产生负面评价，严重弱化政府公信力。因此，政府公信力建设与突发公共事件应对有着直接的正相关关系。目前，对政府公信力的研究多集中于常态化社会情境中的问题及提升路径上，相关研究内容与研究逻辑均较为相似。一是政府公信力流失的主要原因：政府行为失当、政府信息缺乏透明度、舆情走向不受控制；二是政府公信力的提升路径：优化危机管理制度、转变危机管理理念、提升地方官员素质。然而，上述公信力建设路径均与系统内部的制度约束相关，而处于未确定的突发公共事件情景之中，任何制度都不可能尽善尽美，其实际运行难以达到预期效果，因而需借助制度以外的力量规避制度漏洞，提升危机管理执行效能。而国家审计作为国家治理体系中监督控制子系统的“免疫系统”，是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独立性、全面性、客观性使其具有有效监督权力运行、促进政府信息公开、加强反腐倡廉、推进民主法治、提高政府行政效率、维护民生权益、提升公众满意度，为突发公共事件治理提供有力保障机制等重要职能。因此，审计职能的履行对于政府公信力的提升具有显著作用。

储昭卫博士作者简介：储昭卫，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中国科教战略研究院博士研究生。摘要：碳中和行动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共识性策略，我国制定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是党中央的重大战略决策。从可持续发展理念来看，高校参与碳中和行动有助于推动社会经济系统转型，激发机构自身及相关群体的责任意识，有益于大学建立良好的社会形象，培养具有社会责任感的未来公民。高校参与碳中和的实践策略包括：全面开展碳盘点工作，建立校级碳监测与管理系统；围绕碳中和相关议题，布局科学技术和智库研究；针对碳中和热点方向，鼓励开展创新创业活动；开展可持续发展教育，发起绿色校园行动倡议；建立碳中和大学联盟，分享成功经验促进转型。基于可持续发展理念，从直接贡献（碳足迹）、强间接贡献（研究与创新）和弱间接贡献（教育和参与）三个维度构建大学参与碳中和行动成效的评价体系，以帮助大学丰富行动路径，开展行动反思，提升行动表现。关键词：碳中和；高校；可持续发展；碳足迹；大学联盟原文目录一、研究背景二、高校参与碳中和行动的现实意义三、高校参与碳中和行动的实践策略四、高校参与碳中和行动的评价体系五、结论气候变化是当今人类面临的最重要的议题，碳中和行动是各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共识性策略。在教育系统中，高等教育机构（Higher

何宇博士作者简介：何宇，博士，三峡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讲师。摘要：基于碳中和背景，借助Malmquist-Luenberger生产率核算方法，使用净碳排放替换碳排放指标，构建碳中和背景下长三角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核算框架。使用2000-2017年长三角地区26个城市的碳排放和碳捕集数据进行测度，研究发现：调整后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指数能够更科学、准确地反映地区绿色发展效率；长三角地区城市之间的绿色发展效率存在正向的空间关联，绿色发展效率高的城市对邻近城市具有正的溢出效应；长三角地区城市绿色发展效率存在显著的“多核共进”的协同发展特征，省会城市在长三角内部的绿色发展方面发挥了区域性的协同作用。进一步推动长三角地区绿色协同一体化，应建立健全碳排放、碳捕集数据的统计核算体系，优化区域经济空间布局，统筹促进经济发展、保护生态环境与应对气候变化的关系，提升长三角地区的生态韧性与发展韧性。关键词：碳中和；碳捕集；长三角城市群；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生态韧性原文目录一、引言二、模型设定三、数据来源与数据处理四、数据结果五、结论与政策建议一、引言2020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第75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向全世界庄严宣布，中国将力争于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2021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并强调，要把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拿出抓铁有痕的劲头，如期实现2030年前碳达峰、2060年前碳中和的目标。碳达峰和碳中和承诺体现了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责任和担当，也对未来中国城市推进低碳、零碳高质量发展指出了政策方向。长三角是中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在推进低碳、零碳高质量发展方面具有重要示范作用。在碳达峰和碳中和政策背景下，恰当地对长三角地区城市绿色发展效率进行测度，对于科学准确研究长三角地区绿色协同发展，探索低碳、零碳背景下的绿色一体化政策路径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气候变化问题受到学界广泛关注。Root等研究发现，在过去的100年内，全球平均气温上升了0.6℃，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是人类工业碳排放导致的。气候变化、环境污染等不仅破坏自然生态，也危及人类健康和生存空间。从经济学视角来分析，气候和环境问题会对区域经济发展造成不利影响，主要体现在抑制工业产出、抑制投资和减少农业产出三个方面。当前，全球范围内大多数国家开始施行环境保护政策，如何兼顾经济产出效率和生态环境保护成为研究焦点。产出效率核算的基本理论分析框架起源于Chung等的开创性研究。在传统的基于索洛余值的全要素生产率核算（以下简称TFP）模型中，投入要素包括资本投入和劳动投入，产出则由经济实际总产出表示。该TFP核算模型测度了资本和劳动组合转化为总产出的效率水平。社会经济生产活动的实际产出结果往往与预期存在偏差，在产生期望产出的同时，也会产生非期望产出（如废气、废水等）。因此，单纯使用期望产出并不能很好地衡量生产过程中污染的负外部性造成的总体社会的效率损失。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环境问题不断凸显，基于非期望产出的绿色发展效率核算体系开始广泛应用到中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以下简称GTFP）的核算研究中。虽然现有文献关于GTFP的研究已经比较丰富，但传统GTFP指数核算框架中非期望产出仅包含二氧化碳或二氧化硫的排放量，忽略了该地区主动参与碳汇和碳捕集行为对环境治理效率的影响。因此，传统GTFP核算方法可能已经不适用于碳达峰和碳中和背景下的绿色发展效率测度和评价，并且可能会低估区域绿色发展效率。总体而言，关于测度气候与环境背景下区域绿色发展水平的文献已经比较丰富，学者们对此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索，但本文认为仍然可以从两个方面展开进一步研究。第一，中国已经正式向全世界宣布将于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中国中长期能源政策和环境政策的重点必然包括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相关产业政策的着力点不仅要聚焦碳减排，还应当聚焦碳捕集，这意味着传统的基于期望产出和非期望产出框架的GTFP核算方法已经不能准确测度经济主体（包括微观企业层面和宏观区域层面）的绿色发展效率，缺乏对经济主体碳捕集和碳汇行为的考察。第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草案）》提出，深入实施区域重大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健全区域协调发展体制机制，构建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支撑体系。在此背景下，长三角地区是中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将其打造为低碳、零碳绿色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样板，对于在全国范围推进区域经济高效绿色一体化发展具有重要的示范效应。因此，本文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在碳达峰和碳中和背景下，根据经济主体兼具碳减排和碳捕集行为的双重政策要求，本文改进了传统GTFP核算框架，将仅包含碳排放的传统非期望产出改进为体现净碳排放的非期望产出，以准确核算经济主体在碳达峰和碳中和政策约束下的绿色发展效率。第二，本文使用空间效率分析方法，对碳达峰和碳中和背景下长三角地区城市GTFP进行测度，并进一步从绿色协同和创新协同双重视角研究长三角地区城市一体化发展问题。后续章节安排如下：第二节为模型设定，探索碳中和背景下的GTFP核算框架，构建Adjusted-GTFP指数；第三节介绍数据来源和数据的处理方法；第四节对长三角地区城市TFP进行测度和评价；第五节为研究结论，并给出政策建议。二、模型设定（一）基于碳中和目标调整环境技术函数假设生产过程中的投入要素为x，x=x1,…,xN∈RN+，产出向量分别为y=y1,…,yM∈RM+和b=b1,…,bI∈RI+，其中y表示期望产出，b表示非期望产出。在传统GTFP核算框架下，学者们普遍使用二氧化碳、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大气污染排放或污水等水体污染排放作为非期望产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经历了全面绿色转型，环境治理体系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中国在推进全面节能减排、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同时，通过植树造林、生态修复等手段提高自然碳汇，推进碳捕集。在国家大力推进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的背景下，本文提出调整后的非期望产出（Adjusted

李承政副教授作者简介：李承政，博士，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副教授；李旭辉，博士，安徽财经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顾海英，博士，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摘要：气候变化对经济与社会的影响正成为诸多学科共同关注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到目前为止，国内学者对气候变化效应的研究仍集中于分析气候变化对农业的影响，对气候变化与非农部门的关系、气候变化的社会效应等的研究尚不多见。对近些年国外关于气候变化效应的实证研究文献进行梳理，这些研究既包括了气候变化的经济效应（对经济总体、农业部门、非农部门的效应），又涵盖了气候变化的社会效应（冲突与政治稳定、人类健康、人口迁移、暴力与犯罪行为等）。随着研究对象和内容的不断拓展，基于动态面板、分布滞后、多项式和区间回归、长期差分和长期平均方法等模型的分析不断涌现，对适应措施、作用机制和传导渠道的探索也不断推进。加强学科间交叉融合，进一步拓宽研究对象范围，深入探究气候效应的微观传导机制，精确评估适应措施的实际效果是未来该领域研究必须重点把握的方向。关键词：适应气候变化；极端天气；劳动供给；政治稳定；人口迁移原文目录一、引言二、气候变化的经济效应三、气候变化的社会效应四、总结与展望一、引言全球气候变化正在威胁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它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地区的气候特征已经发生了一些明显的变化。根据国家气象科学数据中心的资料，总体来说，全国整体气候变暖的趋势非常明显，极端天气（气候）事件的具体分布也出现了变化，高温天气发生频率增加，零降水日（干旱）数量变多。随着高温、干旱等极端天气事件的增加，学术界需要回答一系列科学问题：气候变化对中国经济和社会造成的影响到底有多大？中国能否成功适应气候变化？中国下一步将如何应对未来的气候变化？回答这一系列问题，需要严谨扎实的定量研究作为支撑。从目前国内研究的情况看，对气候变化效应及适应气候变化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农业领域，深入考察气候变化对其他领域影响的研究并不多见。事实上，近些年来历史气象数据逐步完善，数据质量不断提升，越来越多的实证研究开始致力于分析气候变化对经济系统和社会系统的影响。不少研究发现，气候（天气）变化与国民收入、经济增长、非农部门产出、国际贸易、人口迁移、人类健康（死亡率）、政治冲突、犯罪（暴力行为）等存在密切关系。本文梳理和总结近些年来大量涌现的气候变化经济学计量实证研究文献，并展望未来气候变化实证研究的方向。本文后续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梳理有关气候变化经济效应的实证研究文献，包括气候（天气）变化对农业部门、非农部门以及总体经济的影响；第三部分介绍气候变化社会效应的实证研究文献，包括气候（天气）变化对冲突和政治稳定、人类健康（死亡率）、人口迁移、暴力和犯罪行为的影响；最后一部分总结了现阶段的研究进展和局限，并展望了气候变化实证研究的未来发展方向。二、气候变化的经济效应（一）农业部门温度和水是农作物生长过程中不可或缺的要素，因此研究气候变化（如气温和降雨波动）对农业（产出）影响的文献资源非常丰富。早期的研究方法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被称为生产函数法（一些研究模拟了作物生长过程），建立气候与作物产量之间的函数关系，并利用估计的生产函数模拟气候变化对农业生产的影响。生产函数法常使用实验数据进行校准分析，该方法的一个重要缺陷是难以描述农户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在生产函数法的基本设定下，农户无法适应气候变化，因为他们既不能引入新的作物品种，也无法改变农地用途。另一类方法常被称为特征价值法（Hedonic

摘要：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亟须强化，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的制度建设是全球环境治理进程的重要环节之一。全球生物多样性谈判进展缓慢，治理赤字明显，政策目标落实情况欠佳。产生治理困境，主要原因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生物多样性资源大国与谈判积极方之间存在立场鸿沟，国际治理行为体的功能分化，各国政策落实困难，公众意识匮乏等。当前，生物多样性治理迎来宝贵的时代机遇，例如，生物多样性治理与气候治理具有协同效应，达成可持续发展目标对生物多样性治理提出了落实需求，新冠肺炎疫情提升生物议题认知程度以及中国的积极推动等。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需要设立清晰的、可测量的、可量化的实施标准，减少民粹主义的影响，克服经济衰退、贸易摩擦加剧、疫情持续带来的困难，整合其他全球环境治理制度框架，提高主要缔约方的合作意愿，完善自下而上的国家自主贡献机制，发挥中国的引领作用。关键词：生物多样性；气候变化；《巴黎协定》；国家自主贡献；全球治理；爱知目标；可持续发展目标作者简介：王思丹，博士，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讲师。原文目录一、生物多样性治理的国际制度建设二、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困境的根源三、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的动能四、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的前景自1992年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Convention

摘要：作为恩格斯青年时期的代表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蕴含丰富的生态文明思想需要学界深入挖掘。恩格斯在其著作中从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主要表现、原因、严重后果三方面进行严肃的批判。迄今，《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的生态文明思想仍没有过时，其时代价值包括：为中国特色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科学的方法论指导；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发展城市经济；树立生态意识，培育公民良好的生态文明基本素质和习惯；健全生态文明相关制度，推进生态文明法治化；合理制定城市整体规划，有效协同治理环境。关键词：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生态文明；生态文明思想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周锦，博士，南京信息工程大学雷丁学院副教授、南京大学长三角文化产业发展研究院特聘研究员。摘要：中国于2018年设立文化和旅游部，这标志着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融合发展迈入新阶段，文旅深度融合已成为新时代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基于长三角地区三省一市2012—2019年的省际数据，构建用于评价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发展状况的指标体系，测算两个产业的发展水平，着重分析了长三角地区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之间的耦合协调状况。结果表明：整体来看，长三角地区文化产业发展呈现上升趋势，而旅游产业发展呈现微弱下降趋势，三省一市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的发展存在地区差异性，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的耦合协调程度不高，仍有提升空间。关键词：长三角；文化产业；旅游产业；耦合协调；文旅融合原文目录一、引言二、文献综述三、耦合机理四、研究方法五、实证结果和分析六、结论和建议一、引言文化与旅游之间存在密不可分的互动关系。文化为旅游产业的发展注入灵魂，提升其内涵和质量，旅游是文化产业发展的载体，可以促进文化的传承和传播。推进文化和旅游产业融合，有利于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对旅游产业的新需求，最大程度地发挥地域优势，打破发展瓶颈，解决旅游产品和服务同质化现象。同时，以旅游为载体，可使地区文化的影响力、吸引力得到大幅度提升。因此，自2009年以来，《文化部、国家旅游局关于促进文化与旅游结合发展的指导意见》等政策措施相继发布和实施。2018年，国务院更是专门设立文化和旅游部。一方面表明国家非常重视文旅融合发展，希望通过设立文化和旅游部为文化和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组织和制度保障；另一方面也说明文旅融合发展过程面临不小的挑战，有必要加强协调、组织和监管的力度，积极促使文旅融合迈进入新的发展阶段。长三角地区作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较好的典型区域，拥有丰富的文化和旅游资源，相关产业的规模较大且发展速度较快，但是在一些地区也出现了文化产业发展与文化资源不匹配，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发展不协调，甚至相关产业滞涨等问题。因此，在文旅融合和长三角地区一体化发展的大背景下，掌握长三角地区三省一市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的发展状况，分析各地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的协调状况，诊断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过程的瓶颈、重点、难点和痛点，探索文旅深度融合和跨区域融合的可行路径，对于工业发达地区实现经济低碳转型和高质量发展等发展目标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本文分析了长三角地区三省一市2012—2019年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的发展状况，并基于耦合协调度模型评价了四地文旅融合的发展态势，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希望能为推动长三角地区文旅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转型提供决策参考。二、文献综述国内外学者关于文旅融合研究的涵盖面较广，从形成原因、发展路径到具体的产品及案例分析，再到对社会方方面面的影响。文旅融合研究已经延伸到文化遗产与旅游、影视旅游、文化创意旅游等多个领域。从文化与旅游的关系来看，在城市更新发展中，文化与旅游相互依存。周春波认为我国文化与旅游产业融合的进程具有空间外溢效应与空间反馈机制，消费需求、制度环境与技术创新是主要的融合动力。傅才武提出文旅融合的必然趋势来源于二者所共同拥有的身份认同属性，文化为旅游者提供了民族身份和国家认同，升华了旅游的意义，而旅游反过来又可以不断重复和巩固文化认同。文旅融合的关键节点应该表现在两个层面，一是存在范畴，两者属于体用关系,文化是体,旅游是用；二是应用层面，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融合的灵魂和动力是文创,因而更贴切的表述是“文创为魂,旅游为体”。在实践层面，文化与旅游能够实现互利共赢，文旅融合已经成为发展趋势。从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的融合发展研究来看，很多学者基于一定的评价方法对特定区域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的耦合协调发展程度进行了综合评价。比如，侯兵和周晓倩对长三角地区16个城市2010—2014年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的融合发展程度进行了评价和分析，研究表明各城市之间两类产业的融合发展特征差异性不大，耦合协调度普遍偏低。饶金涛和刘红升基于集合系统方法对陕西省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的耦合发展程度进行了测度，认为陕西省文旅耦合发展趋势向好。另外，李凌雁和翁钢民分析了西部地区旅游、文化与经济发展水平的时空演变，认为文化和旅游产业对于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具有带动作用。综上所述，相关文献对于文化与旅游的关系、文旅融合的机理和对策等理论问题研究较为充分，关于文旅融合的实证和计量分析正在逐步展开，实证研究大多选择以全国或单独一个省级行政区作为研究对象，而针对特定区域（范围介于单独一个省级行政区和全国之间）的实证分析较少。本文选择长三角地区4个互动性较强的相邻省级行政区(江浙沪皖)作为研究对象，希望通过分析比较四地文旅融合的状况，相互借鉴，取长补短，推动长三角地区文旅深度融合。本文与侯兵等学者的文章不同，后者关注长三角地区的16个典型城市，而本文关注长三角地区的4个省级行政区，研究对象包含的范围不同。另外，后者选择以2010—2014年的数据作为样本，而本文选择以2012—2019年的数据为样本，数据范围更大且更能反映当前的状况。三、耦合机理耦合是指通过良性互动形成的系统之间相互协调和相互促进的关系，产业耦合是利用产业之间的相互作用来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的一种产业发展方式。文化与旅游产业之间存在价值、效能和路径三重耦合性，两者耦合的机理在于以文化和旅游资源融合为基础，以科技导入为推动，发挥两个产业之间的协同作用，推动两个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进而为区域经济和国民经济发展贡献新的增长点。首先，将文化和旅游资源融合能够更好地匹配文化旅游消费需求。文化与旅游二者之间相互依存、相互促进，文化资源的有效转化是实现两个产业融合发展的基础。文旅融合可以促进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承和传播。以长三角地区为例。如果能够对长三角地区旅游目的地进行必要的整体建设，提升江南文化等区域特色优秀传统文化的展示方式，拓宽传播渠道，设法满足消费者对于旅游中的文化内涵需求，那么将会使文旅融合实现内涵创新式发展。以文化遗产来看，长三角地区的文化遗产众多，如果能够将这些文化遗产以主题公园或艺术园的形式呈现，用旅游产业发展的模式来展示文化，那么不仅会使旅游产业的发展焕然一新，还会形成长三角地区独特的文化地标。其次，将技术作为文旅融合的支撑能够有效优化文化旅游产品和服务的供给。数字经济时代，借助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可以提升旅游目的地的影响力和吸引力，为文化旅游产品和服务的有效供给提供基础，科技发展为文旅融合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仍以长三角地区为例。如果在长三角地区现有旅游资源载体的基础上，对文化资源进行创造性转化，实现再生产和再利用，提升长三角地区旅游目的地的形象和吸引力，比如，给文化演艺插上科技的翅膀，将沉浸式、体验式、互动式等文化呈现方式与旅游开发相结合，那么将会为长三角地区文化旅游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活力。最后，实现文旅创新式融合发展需要坚持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协同发展。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并非将两个产业进行简单的叠加，而是要合理地规划二者的功能和定位，实现创新式融合发展。协同发展是两个产业融合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既要实现文化资源的传承、保护和利用，也要推动旅游产业的高效发展，在两个产业融合发展过程中，既要实现经济效益的增长，也要高度重视社会效益的提升，最终要通过创新发展思路实现文旅市场的有机融合。四、研究方法（一）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发展评价模型1.评价指标体系在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根据科学性、可比性和数据可获得性等基本原则，以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的作用机理为理论基础，从发展规模和基础设施两个维度各选取6个单项指标来构建长三角地区三省一市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发展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文化产业发展评价体系的发展规模和基础设施维度均包含3个单项指标，旅游产业发展评价体系的发展规模维度包含4个单项指标，基础设施维度包含2个单项指标，具体见表1。相关指标的数据均可以从相应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文化及相关产业统计年鉴》《中国旅游年鉴》、国家统计局数据库以及相应省市的统计年鉴中获得。2.数据标准化由于所选指标存在量纲差异问题，所以在数据使用之前需要进行无量纲化处理，这里采用极差标准化方法。其中，j表示指标的序号，i表示评价对象的序号，Yi,j表示经过极差标准化进行无量纲处理之后的指标取值，Xi,j表示第j个指标的原始数据，Xmax表示第j个指标的最大值，Xmin表示第j个指标的最小值。为避免无纲量化处理结果出现非正数现象，整体加上0.01。3.权重为确定各指标的权重，这里采用客观赋权法中的熵值法，具体计算过程如下：其中，Pi,j表示评价对象i第

作者简介：顾江，博士，南京大学长三角文化产业发展研究院、南京大学商学院教授；张苏缘，南京大学长三角文化产业发展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南京大学商学院博士研究生。摘要：经济高质量发展目标将文化消费推向前所未有的关键提升期。然而，城乡文化消费水平差距过大抑制了文化市场活力的释放。在此背景下，构建固定效应模型和门槛效应模型，从城乡二元结构视角探讨了财政支出对城乡居民文化消费水平的影响机制。研究表明：(1)文化财政支出对农村居民文化消费存在挤出作用；(2)用于社会保障、卫生健康和就业等领域的民生性财政支出的增加对提升农村居民文化消费有显著积极作用，但是对城镇居民文化消费存在负向影响；(3)将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作为门槛变量时，民生性财政支出对于城乡居民文化消费的影响效应呈现层次差异。在实现“城乡文化消费一体化，居民文化消费升级”的过程中，相关部门不能一味依靠文化财政支出，还应该有针对性地采取其他措施间接助推居民文化消费升级。关键词：财政支出；城乡二元结构；文化消费；门槛效应；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原文目录一、引言二、文献综述三、理论机制与模型构建四、实证结果及分析五、结论与建议一、引言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使得原本就遭受贸易保护主义和中美贸易摩擦影响而出现逆全球化和衰退迹象的世界经济雪上加霜。面临如此严峻的国际经济形势，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内需是国内大循环的重要引擎，充分挖掘内需潜力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助推器。实际上，将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变的过程映射在产品市场上，就是消费需求由依赖物质资源消耗的“硬价值”转变为依靠无形资产创造的“软价值”的过程。具体而言，文化、健康、智慧将逐步成为激发国内市场潜力的“新三需”。因此，经济高质量发展目标将文化消费推向前所未有的关键提升期。然而，我国城乡居民文化消费水平差距过大，并且呈现出区域极化的发展态势，这使得我国文化市场的活力无法得到充分释放。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一直是近年来政府公共服务工作的重点，针对文化产业领域的政策和资金支持正在稳步增强，以2019年为例，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用于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的支出达4033亿元，同比增长2.3%。但是，财政支出对城乡居民文化消费的促进作用并不明显，居民文化消费趋于停滞，城乡文化消费差距未出现明显收窄的发展趋势。这引发了广大学者对财政支出在促进城乡居民文化消费过程中所扮演角色的再思考，如何才能更好地促进城乡居民文化消费？财政支出是否是唯一值得依赖的政策工具？本文基于城乡二元结构视角，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和门槛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财政支出对城乡居民文化消费水平的影响机制，并提出了促进城乡居民文化消费的政策建议。二、文献综述文化消费是消费者为满足精神文化需求而进行的购买行为，消费内容或对象是典型的重体验性产品或服务。国内学者对文化消费的研究主要聚焦于文化消费的发展趋势、空间差异和影响因素等方面。(一)文化消费的发展趋势文化消费的发展趋势与其自身的特征息息相关。因为消费者在审美能力、价值观、兴趣爱好以及消费能力等方面存在差异，所以文化消费需求具有多元化和层次性特征。层次性特征映射出文化消费会逐渐出现主体分群的发展趋势。文化消费注重体验的特征意味着其与消费者所处的文化情境具有密切联系，极易与新的社会元素融合而产生全新的业态，例如科技化、网络化的时代特征使得数字媒介已经成为文化消费的新途径、新方式。(二)文化消费的空间差异文化消费的主体分群性、环境融合性发展趋势必然导致其在不同空间中具有差异性，因此，学者们往往从地区结构和城乡结构两个层面研究文化消费的空间差异性。在地区结构层面，宋琪等学者以中国31个省级行政区作为研究对象，测算文化消费的水平、结构与增速，发现文化消费增速的差异最为显著，文化消费水平的差异次之。朱媛媛等从文化消费环境、意愿和满意度等方面构建文化消费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并进行了具体测算，发现中国各省级行政区的文化消费水平呈现梯度差异格局，进一步将中国划分为东、中、西、东北四大区域，发现区域内差异比区域间差异显著。在城乡结构层面，城乡文化消费水平存在巨大差距，但边际消费倾向的差距并不显著，城乡文化消费需求的增长规律存在差异。(三)文化消费的影响因素文化消费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文化消费能力、文化消费意愿和文化消费机会。在文化消费能力方面，可支配收入是最直接的影响因素，它对城乡居民的文化消费水平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产品价格通过相对收入水平影响消费者的文化消费能力，谭涛等学者测算了中国农村居民的家庭消费支出结构和弹性，发现文化教育消费的价格弹性大于1。在文化消费意愿方面，存在两个层面，一是教育水平通过居民文化素质影响文化消费，居民受教育水平越高则对文化的理解能力越强，其文化消费意愿越高；二是居民的投资储蓄倾向对文化消费意愿具有挤出作用。在文化消费机会方面，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供给是满足文化消费需求的重要保障，文化产品供给、国内生产总值的增加均对文化消费具有促进作用。本文关注财政支出对文化消费的影响,主要涉及两类财政支出，即文化财政支出和民生性财政支出。相关研究认为文化财政支出对居民文化消费具有挤入作用，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解释：第一，文化财政支出能够通过文化消费意愿影响文化消费，因为文化财政支出能够提升消费主体的文化水平，培养消费品位，从而提高了消费者的文化消费意愿；第二，文化财政支出能够通过文化消费机会影响文化消费，文化财政支出能够给居民创造文化消费场所，提供文化消费机会，并通过学习效应、示范效应培养居民的文化消费习惯。然而，也有学者发现文化财政支出可能对文化消费产生负面作用，表现为文化财政支出缩减了居民可支配收入，提高了居民储蓄倾向，从而间接降低了文化消费能力和意愿。在民生性财政支出方面，相关研究主要聚焦于民生性财政支出对缩小城乡居民差距的影响。民生性财政支出对中低消费层次居民的影响程度高于高消费层次居民，能够缓解贫困、保障低收入居民的利益，从而缩小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综上所述，学界对文化消费影响因素的研究较为成熟，对后续研究具有借鉴和标杆意义，但是也存在两点不足。第一，尽管随着城乡一体化的深入推进，农村居民文化消费逐渐受到更多学者的关注，但是相关研究倾向于单独分析农村居民文化消费，缺少将其与城镇居民文化消费进行对照分析，忽略了同一影响因素可能对二者具有不同的影响。第二，现有文献中文化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水平影响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但是民生性财政支出对居民文化消费影响的研究尚为空白。有鉴于此，本文基于城乡二元结构的理论分析框架和统筹城乡文化消费一体化的现实目标，分别研究了文化财政支出和民生性财政支出对居民文化消费的影响，并对城镇居民文化消费与农村居民文化消费进行了对比分析，旨在为政府推动城乡居民文化消费提质升级提供有针对性的合理建议。文化消费是更高层次的精神消费，它以满足基本生活需求为前提，具有极高的需求收入弹性。本文在研究设计和模型构建方面充分考虑了文化消费这些特征。第一，“以满足基本物质需求为前提”意味着社会保障体系的健全对文化消费水平的增长具有不容忽视的挤入作用。因此，文中将民生性财政支出与文化财政支出置于同等地位，纳入财政支出影响文化消费的研究之中。第二，“具有极高的需求收入弹性”意味着不同的收入群体具有明显的文化消费差异性，所以居民的收入层次在文化消费的影响因素研究中不应该被忽视。文中引入门槛效应模型，用于研究不同可支配收入条件下财政支出对于文化消费的影响，避免了人为划分收入群体所产生的主观偏差。三、理论机制与模型构建（一）理论机制这里主要分析文化财政支出和民生性财政支出对城乡居民文化消费能力、文化消费意愿和文化消费机会的作用机制，分析的重点是比较两类财政支出对城镇居民、农村居民以及不同收入人群所产生效应的强弱，确保机制分析的层次性和异质性。1.文化财政支出对城乡居民文化消费的影响机制文化财政支出通过生产效应、学习效应对居民文化消费产生引致效应。第一，文化财政支出的增加意味着部分资金将被投入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建设与文化企业生产中。一方面，可以扩大文化产品的供给规模，增加居民文化消费场景;另一方面，政府参与有助于提升文化产品供给的质量，为居民提供优质的文化消费环境，增强居民文化消费信心，从而对居民文化消费产生正面的引致效应。第二，文化财政支出可以通过学习效应逐渐提高居民的文化素养。丰富的文化活动与宣传以及相对低廉的公共文化产品可以增加居民的文化接触面，而居民文化素质的提高又可以激发文化消费潜力并形成黏性，触发棘轮效应，逐渐提升居民文化消费意愿。同时，居民文化素质的提高等同于社会人力资本素质的提升，或间接引起整个社会居民收入和生活质量的提升，从而增强居民文化消费能力。在上述作用路径下，文化财政支出对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文化消费产生的引致效应相当。文化财政支出通过财富负效应、跨期替代效应以及产品替代效应对居民文化消费产生挤出作用。财政收入来源于税收和公众举债。税负增加会导致居民可支配收入减少，从而降低居民消费能力。公众举债会引起利率上升，从而产生消费跨期替代。从财富负效应和跨期替代效应角度看，文化财政支出对城镇居民文化消费的挤出作用更加明显，这是因为与农村居民相比，城镇居民的收入较高、消费机会更多，且对于税收和利率的波动更为敏感。文化财政支出的产品替代效应体现为政府提供的公共文化产品相对廉价甚至免费，替代了居民对其他文化产品的消费。在产品替代效应作用路径下，文化财政支出对农村居民文化消费会产生更强的挤出作用，这是因为在互联网时代，城镇居民相较于农村居民拥有更多的文化消费场景和媒介，而农村居民较低的收入和相对较低的文化消费倾向，使得他们更愿意选择公共文化设施、文化活动这类低成本的文化供给途径。2.民生性财政支出对城乡居民文化消费的影响机制这里的民生性财政支出主要是指用于社会保障、卫生健康、就业等领域的财政支出。民生性财政支出通过财富效应和预期效应对居民文化消费产生正向挤入作用。社会保障财政支出的增加能够提高居民的长期保障水平，削减实际发生的用于基本生存需求的消费支出与预算，减少预防性储蓄，从而为增加文化消费提供了预算空间。卫生健康财政支出的增加会降低居民的医疗卫生开支，提升全社会的整体健康水平，而健康的身心是居民追求精神需求的前提，因此，卫生健康财政支出的增加有助于提高居民的文化消费意愿。民生性财政支出对于农村居民文化消费的引致效应更强，这是因为与城镇居民相比，农村居民拥有的医疗卫生基础设施较差，对养老治病两件事更为忧虑。同时，民生性财政支出通过财富负效应和跨期替代效应对居民文化消费产生挤出作用。社会保障财政支出间接减少了居民的实际收入，挤出了居民的本期消费。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文化消费是高层次精神消费，具有极高的收入弹性，居民减少消费支出会从高层次消费开始。显然，这一负向作用机制对城镇居民文化消费的影响更为明显，这是由于农村居民受消费环境、消费能力的影响，其本身用于文化消费的支出较少，因而缺少缩减的空间。对于不同收入的人群而言，民生性财政支出对文化消费的作用可能具有显著差异。城镇高收入人群的文化消费水平较高，厚实的财富积累、稳定的就业以及完善的医疗基础设施使得民生性财政支出对该类人群的影响并不明显，反而对城镇低收入人群影响较大。当农村居民面临的养老治病问题因民生性财政支出增加而得到保障以后，农村高收入人群的文化消费预算空间得以提高，而农村低收入人群因为剩余不足，文化消费未能被充分激活。（二）模型构建与变量说明1.模型构建为了分析财政支出对居民文化消费的影响，在上述理论分析的基础上，结合Hausman检验，构建了如下固定效应模型。其中，（1）式表示财政支出影响城镇居民文化消费的固定效应模型，（2）式表示财政支出影响农村居民文化消费的固定效应模型，i表示区域，t表示年份，czculti,t表示城镇居民文化消费水平，ncculti,t表示农村居民文化消费水平，ci,t表示文化财政支出，si,t表示民生性财政支出，Zi,t表示控制变量，α0、α1、α2、α3为回归系数，μi,t为固定效应，εi,t为扰动项。为了验证当居民可支配收入到达特定数值以后，是否会引起参数改变现象，借鉴Hansen的静态面板门槛回归模型进行实证分析。通过残差平方和最小值确定门槛值，并通过自抽样法（Bootstrap）检验显著性，有效克服了主观设置阈值的偏误，具体检验过程这里不再赘述。其中，（3）式表示对应于（1）式的关于可支配收入的双门槛效应模型，（4）式表示对应于（2）式的关于可支配收入的双门槛效应模型。当k=1时，Xk,i,t表示文化财政支出，民生性财政支出为控制变量；当k=0时，正好相反，即Xk,i,t表示民生性财政支出，文化财政支出为控制变量。I(·)表示示性函数，pi，t表示人均可支配收入，γ1、γ2表示待估计的门槛值，β0、β1、β2、β3、β4为回归系数,其他变量含义与（1）式和（2）式相同。2.变量说明被解释变量（城镇居民文化消费水平和农村居民文化消费水平）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年鉴》中的城乡居民文化消费支出。核心解释变量文化财政支出和民生性财政支出取自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财政局数据库，其中，文化财政支出由文化体育和传媒类公共财政支出占GDP比重来衡量，民生性财政支出由社会保障和就业类、医疗卫生类公共财政支出之和占GDP的比重来衡量。门槛变量为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数据取自《国家统计年鉴》。控制变量包括文化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居民储蓄倾向、文化产品价格指数和文化消费习惯。利用人均可支配收入与人均消费支出之差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来衡量居民储蓄倾向，计算文化产品价格指数时将2007年作为基期，文化消费习惯由上一期(滞后一期)的文化消费水平来衡量。产业固定资产投资、文化产品价格数据来自《中国文化及相关产业统计年鉴》。为确保数据的稳定性，对所有变量取对数以消除量纲。表1给出了各个变量的具体描述性统计。门槛回归模型要求数据必须是平稳的，因此本文采用适用于相同根的LLC方法对数据进行了平稳性检验（表2），结果表明所有变量的数据均是平稳的。

作者简介：王帅，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博士研究生，首都师范大学二级翻译。摘要：推动消费者绿色低碳行为对保护生态环境、降低碳排放具有重要意义。绿色低碳行为的传统干预方式具有局限性，在环境相关领域，消费者的行为决策表现为有限理性、有限意志力和有限利己。消费者在环境相关领域的非理性行为为绿色助推提供了可能性。绿色助推旨在借助这些行为偏差设计选择架构，以可预见的方式引导人们作出对环境更有益的选择。根据影响方式的不同，绿色助推可以分为认知型绿色助推和道德型绿色助推。认知型绿色助推工具主要包括绿色默认、生态反馈、提高显著性、消除障碍、改变习惯、设计激励等，道德型绿色助推工具主要包括社会规范、做出承诺、提高可见性等。吸收国外对绿色助推的理论研究成果和实践探索经验，中国在推动形成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时，应发挥社会规范的积极作用，重视绿色默认的助推效果，注重绿色低碳行为习惯的培养，积极考虑行为因素，抓住数字化带来的新契机，积极开展绿色助推的中国化研究。关键词：绿色助推；非理性行为；绿色消费；社会规范；低碳行为；环保意识；行为干预原文目录一、绿色助推——新的消费者行为干预方式二、环境相关的消费者非理性行为三、主要绿色助推工具四、绿色助推与传统干预方式的比较和结合五、绿色助推对中国形成绿色低碳生活方式的启示一、绿色助推——新的消费者行为干预方式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反对奢侈浪费和不合理消费”。经济活动所产生的环境影响是由消费驱动的，衣食住行等日常消费活动通过产品(包括服务)的生产使用和废弃物处置直接或间接影响环境，因此，推动消费者的绿色低碳行为对保护生态环境、降低碳排放具有重要意义。传统上，促进绿色低碳行为主要有两种思路：第一，认为通过提高消费者的低碳环保意识，形成绿色的消费态度，就能够改变消费者行为，基于这种思路的行为干预往往注重对消费者进行宣传教育；第二，从标准经济学的“理性人”角度出发，认为消费者的行为主要受经济利益驱动，基于这种思路的行为干预往往侧重于借助价格、税费、补贴等标准经济工具提高绿色低碳行为在经济上的吸引力，强调绿色低碳行为能够为消费者带来经济利益。这两种方式都存在一定的局限：关于前者，大量研究表明，消费者的低碳环保意识和绿色消费态度未必能转化为实际的绿色低碳行为，存在态度行为缺口(Attitude-behavior

摘要：能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也是碳排放的主要源头。“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重要基础期和窗口期。“十四五”能源规划要突出“新”字，体现为新征程、新挑战、新理念、新模式和新格局。“十四五”时期，能源规划要与气候规划、环境规划紧密衔接，相互平衡、相互制约和相互促进。改善环境和应对气候变化是能源转型的双动力。中国能源转型之路可以概括为：摆脱煤炭依赖，跨越油气时代，融入新能源电气化的未来。“十四五”时期，推动能源转型，实现碳排放达峰，应继续强化实施能源强度控制与化石能源消费总量控制的“双控”目标，重点路径体现在煤炭消费下降、石油消费达峰、清洁能源替代和推进电气化发展四个方面。在能源转型过程中，必须加强保障措施：开展全国煤炭消费总量控制目标的行业分解；以“禁燃”“净塑”“定标”作为控制石油消费的三大抓手；积极开展地方示范，有效压实地方责任；健全市场机制，促进清洁能源的加速发展；以碳中和为抓手，促进技术创新和体制机制创新；突出强调公正转型。关键词：“十四五”；能源转型；碳达峰；碳中和；电气化；清洁能源；能源安全作者简介：杨富强，博士，北京大学能源研究院气候变化与能源转型项目高级顾问；陈怡心，北京大学能源研究院气候变化与能源转型项目研究助理。原文目录一、发展转型时期的形势、挑战、成就与基础二、“十四五”能源规划的引领性和开创性三、能源转型的主要路径和保障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下文简称双碳目标）是我国向世界作出的庄严承诺，实现双碳目标的过程将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变革。能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也是碳排放的主要源头。“十四五”规划是中国开启四个现代化新征程的第一个五年规划，“十四五”时期是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基础期和窗口期。“十四五”时期的能源规划在推动经济社会转型、实现双碳目标中发挥承上启下、革故鼎新的作用，对贯彻落实“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具有开拓性意义。一、发展转型时期的形势、挑战、成就与基础（一）形势与挑战

人机交互实现的共情感知基础笔谈策划：阅江学刊编辑部编后撰稿：阅江学刊编辑部文中插图：源自互联网责任编辑：沈丹微信编辑：刘瑶校对：来向红、沈丹、李海中复审：刘伟终审：渠红岩固定布局

编者按：人工智能与大数据、生物技术等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联合积聚力量，催生了大量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给全球发展和人类生产生活带来深刻的变化，也使之成为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等学术领域的热点，研究成果丰硕。新一代人工智能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新动能，为人类创造了更加智能的生产活动、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但是，在政府治理、法律、安全、道德伦理等方面，人工智能也提出新问题甚至挑战，也是新的学术议题和学术增长点。自然科学、技术科学领域长于人工智能在计算机科学技术、数学、控制论、信息论等方面的研究，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研究相对缺少。2021年7月，本刊编辑部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外国语大学、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等单位的专家围绕“人工智能：理论阐释与实践观照”展开热烈而深入的讨论。编辑部根据专家发言整理并形成笔谈，从不同角度展现人工智能对社会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生活等方面所产生的影响，为推动学术界对人工智能课题更加全面、深入的研究作出应有的努力。关键词：人工智能；机器人；社交机器人；机器伦理；数字劳动；算法；社会正义人机交互实现的共情感知基础南京信息工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博士后崔中良一、人机交互面临的挑战人工智能正逐渐渗入人类生活，提高了人类生活质量。但是，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使得人类产生了警惕，人们呼吁对人工智能的发展给予关注和限制。人工智能技术在改变人类生活方式的同时，也在遮蔽存在，人类被人工智能所构建的茧房覆盖，人类看到的世界、行动的方式、理性的选择甚至生活的伴侣都在被人工智能包围、计算、推荐和替代。因此，变化正在改变着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方式、人与技术的关系、个体与社会的关系，任何重复性的行为都不再具有生存意义，人也逐渐变成了机器。人工智能的迅速蔓延及强力扩张，也逐渐引起监管部门的关注。由于人工智能技术所带来的社会风险是无法预估的，因此对于人机关系及由此形成的伦理问题更需严格监管。科技部在2021年7月28日公布的《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中明确提出，“科技活动应客观评估和审慎对待不确定性和技术应用的风险，力求规范、防范可能引发的风险，避免误用和防止滥用科技成果，避免危及社会安全、公共安全、生物和生态安全”，文件特别提到要细化人工智能伦理规范和标准。总体上看，人工智能研究正向人机交互方向推进，一方面极大地促进了人类社会发展，另一方面人机之间还无法实现直接的、高效的情感交互，给人类带来了极大恐慌。明斯基在1988年的专著《心智社会》（The

编者按：人工智能与大数据、生物技术等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联合积聚力量，催生了大量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给全球发展和人类生产生活带来深刻的变化，也使之成为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等学术领域的热点，研究成果丰硕。新一代人工智能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新动能，为人类创造了更加智能的生产活动、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但是，在政府治理、法律、安全、道德伦理等方面，人工智能也提出新问题甚至挑战，也是新的学术议题和学术增长点。自然科学、技术科学领域长于人工智能在计算机科学技术、数学、控制论、信息论等方面的研究，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研究相对缺少。2021年7月，本刊编辑部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外国语大学、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等单位的专家围绕“人工智能：理论阐释与实践观照”展开热烈而深入的讨论。编辑部根据专家发言整理并形成笔谈，从不同角度展现人工智能对社会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生活等方面所产生的影响，为推动学术界对人工智能课题更加全面、深入的研究作出应有的努力。关键词：人工智能；机器人；社交机器人；机器伦理；数字劳动；算法；社会正义数字剥削与社会正义海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秦子忠一、剥削及其不正义在马克思关于剥削的标准论述中，工人由于没有生产资料而被迫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资本家则由于占有生产资料，因而不仅控制工人的劳动力，还无偿地占有工人生产的剩余价值。马克思的剥削理论包含三个不同方面的逻辑。第一个方面是工人处于生产资料不平等分配的末端。第二个方面是工人被迫按照别人的要求去工作。第三个方面是工人被迫把他的剩余劳动产品转让给他人。问题是，这三个方面中的哪一个使得剥削不是正义的？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需要先说明一下马克思的正义观。依据马克思的相关文本，他关于正义的理解，其基本义或是G.A.科恩所说的某种平等观，或是给予每个人以其应得，或是一般而言的不偏不倚。尽管这三者的内涵并非固定不变，也不能相互等同，但是它们在反对单向性偏爱上具有家族相似性。据此而言，上面提到的第三个方面，即工人被迫把他的剩余劳动产品转让给资本家，使得剥削不是正义的。因为工人被迫把他的剩余产品转让给资本家是一种单向性转移，从而导致了社会财富的两极分化，违背了正义的基本义，即它使得工人处在不平等的劣势地位，或者没有给予工人以其应得，或者违背了不偏不倚的观念。上面提到的第一个方面，即工人处于生产资料不平等分配的末端，也使得剥削不是正义的。因为从历史来看，工人处于生产资料不平等分配的末端，是由于在工人这个身份产生的过程中他们遭受了不正义对待；也因为从逻辑来看，第三个方面是由第一个方面引起的，因此当第三个方面存在如上所述的社会财富单向性转移意义上的不正义时，第一个方面也不是正义的（因为它导致了不正义的后果）。至于上面提到的第二个方面，它不一定产生剥削情况，因为工人被迫从事劳动不一定产生价值。二、数字技术与马克思主义分析框架当前由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算法等数字技术驱动的AI在多个领域正在取代人类个体。这个取代如果持续下去的话，就触及这样的极限场景，即所有人类意义上的工人都被取代了，由此引出了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所有人类个体成了多余人，AI在全领域取代了人类的劳动力。在这个意义上，标准表述中的剥削不存在了，因为作为实体的工人不存在，作为其衍生物的剥削也就不存在了。第二种情况，人类的体力和可重复的脑力都被AI取代了，而那些没有被取代的脑力，比如创新能力，在AI赋能下得以增强，由此AI成为未来社会的“工人”，而人类成为“资本家”，但由于AI不是人类，所以这个时候即便存在剥削的结构，但它并不是真正的剥削。在这两种情况中，剥削都不存在，或者成为没有意义的概念。这里，就剥削的最终消失而言，这两种情况都符合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所指向的共产主义景象，但是剥削消失的具体路径与马克思的经典分析不同。马克思认为，剥削的消失是工人与资本家之间阶级斗争不可调和的结果。而在这里，剥削的消失在第一种情况中是由于AI的替代导致人类丧失了参与生产性活动的资格，人类的劳动能力对社会财富生产已无贡献；第二种情况是由于AI的替代导致人类整体上摆脱了一部分人剥削另一部分人的社会关系，人类的劳动能力依然对社会财富生产有贡献。相较而言，第二种情况比第一种情况更符合马克思关于剥削消失过程中人类个体的处境，即人类个体的劳动能力不仅具有存在论意义上的价值，也具有促进社会发展的劳动价值。当然，这两种情况都是极限场景。现在我们过渡到现实场景。目前，AI对人类个体的取代是局部性的，并且人类在AI的赋能之下强化了自身那一部分不可替代的能力。不过个体意义上的原始数据是否有价值，有两种不同的分析进路。第一种进路认为，个体意义上的原始数据不具有价值，但是在数字工程师的处理之下能够产生价值，由此数据工程师依然处在这个雇佣体系中，遭受着平台资本家的剥削。第二种进路认为，个体意义上的原始数据是有价值的，只是它的价值被忽视了。互联网用户浏览、点击、书写网页等在线活动产生的原始数据是有价值的，因此，剥削不仅发生在工作领域，也发生在闲暇领域，受到剥削的不仅有人数较少的数据工程师，而且还包括人数较多的普通网民。以上两种进路虽然有所不同，但它们都承认大数据时代仍然存在着剥削，并且就其结构特征而言，以前面表述中的剥削作为参照，它的变与不变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工人处于生产资料不平等分配的末端”这一方面没有改变，即普通网民相对于平台资本家仍处在数字生产资料不平等分配的末端。第二，“工人被迫按照别人的要求去工作”这一方面有所改变，被迫变得更加柔化、隐蔽，甚至网民的在线活动看起来是自由的。第三，“工人被迫把他的剩余劳动产品转让给他人”这一方面在趋势上或者在转变过程上没有改变，但是剩余产品的内容发生了改变，比如物质产品变成了数字产品。据此而言，在大数据时代，剥削的第一个方面和第三个方面在形式上仍然保持不变，因此上文所述的剥削与不正义之间的关系也仍然保持不变。在这个意义上，由极限场景和现实场景共同界定的分析框架可以被看作马克思主义的。但是由于第三个方面在内容上有所改变，工人的内涵也随之发生变化，大数据时代的剥削及其不正义变得更加隐蔽。上面的论述是模式化的，它为我们接下来考察大数据时代的剥削问题提供了一个马克思主义分析框架。具体而言，极限场景提供了理论研究指向的两种终点，分别由第一种情况和第二种情况界定，现实场景提供了理论研究的两种起点，分别由第一种进路和第二种进路界定。两种终点与两种起点，共有四种组合，即第一种进路与第一种情况的组合，第一种进路与第二种情况的组合，第二种进路与第一种情况的组合，第二种进路与第二种情况的组合，由此这个分析框架有四种具体形态。我主张个体意义上的原始数据是有价值的，因此包含第一种进路的前两种组合不在我的考虑范围之内；又因为我主张在人类整体进入自由劳动可以实现的历史阶段，人类的劳动能力在AI赋能后可以对人类社会发展有贡献，所以在剩下的后两种组合中，我只需考虑第二种进路和第二种情况的组合。这个组合大体上界定我理解大数据时代剥削问题的理论视野。下面，我依据这个视野，阐释大数据时代剥削的多重性以及相应的正义主张。三、剥削的多重性与社会正义在资本主义早期，人类生活空间的工作领域与闲暇领域日渐分化，而工作日大体上就是工人在工作领域劳动的时间长度。但是在大数据时代，工作领域和闲暇领域的界限已经模糊或相互渗透，因此工作日是否仍为一个解释力有效的概念，有待研究。让我们从考察马克思的工作日概念开始。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把工作日作为一个核心概念予以考察。他不仅将“工作日”单列为一章，而且他的劳动理论、剩余价值理论、剥削理论都和工作日概念相关。马克思如此界定工作日：他用线段ab表示必要劳动时间的长度，线段bc表示剩余劳动时间的长度，由此一个工作日的长度就等于ab+bc，如下：工作日a—b—c根据这一界定，延长工作时间就是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方式。不过，这种延长遭受人类身体自然承受力的限制与人类文化道德的限制。提高劳动效率，从而在工作时间不变条件下缩短必要劳动时间ab，即b点向a点移动，则是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方式。从历史上来看，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最大化追求，主要通过提高劳动效率来实现。在这个进程中，工作时间ac表现为历史性缩短（比如从14小时缩短为9小时），因而工人能够享受一定量的闲暇时间。但是由于工作场地、技术水平等条件限制，人类个体在工作时间通常只能受雇于某一个资本，并且他们在闲暇时间中的活动不产生价值。当技术迭代升级，人们跨入由大数据、云计算、算法等驱动的数字技术时代，人类生活空间也随之发生结构性变化。在数字技术驱动下，工作领域数字化，闲暇领域也数字化。由此，人类个体不论工作抑或休闲，一般而言都置身于互联网之中，参与原始数据的生产。因为闲暇时间也存在数字劳动，并且产生价值，所以需要重构马克思的工作日概念，即把已存在数字劳动的闲暇时间加进来，以便能够对大数据时代的剥削有更加全面的把握，如此就得到一个新的工作日：新工作日a—b—c—d在这个新的工作日里面，ab线、bc线与马克思的定义相同，分别表示必要劳动时间的长度，剩余劳动时间的长度；cd线是新增加的，表示闲暇劳动时间的长度。这个闲暇时间的数字劳动在大数据时代是产生价值的，但它的价值被完全忽视了，或者被数据公司无偿地占有了。据此，我们发现大数据时代的剥削是多重性的。具体来说，在新工作日中，bc线，即马克思意义上的剩余劳动时间，存在一重剥削。《资本论》对此已经做了详细论述。cd线是新工作日呈现出来的，即闲暇劳动时间，存在另一重剥削。例如网民在淘宝、京东、当当等平台上的浏览、点击、购买、评论等活动是一种数字劳动，它们生产了原始数据价值，却被平台公司无偿占有了。因为平台公司没有给予网民相应的等价物，因而这种占有闲暇劳动时间产生的原始数据价值不是正义的。在人类生活空间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数字生产资料越来越具有基础性地位，因而它的价值不仅在于它自身，也在于它对其他非数字生产资料的支配作用。然而，在普通网民那里，他们大多数人仍然未意识到日常产生的数字记录（原始数据）的价值，自然地，不会觉得自身的在线活动是一种数字劳动，也不会意识到自身遭受数字剥削。作为故事的另一面，则是当前世界财富不平等分配的极化发展，以及占据这个不平等顶端位置的是亚马逊、阿里巴巴、脸书等互联网平台公司。这一悖论性现象，只有聚焦到剥削的多重性，尤其是其中的数字剥削，才能够获得合理的解释。这里，有必要提及本研究的一个现实意义。针对当前数字技术发展、人工智能替代引发劳动就业领域的结构性变化，我也主张推行全民基本收入方案。但是就支持该方案的核心理由而言，既与救济失业的理由不同，也与维持秩序的理由不同，本文给出的理由是正义性的。由此，在维护人类个体的权益或尊严上，支持全民基本收入方案的力量不是根源于平台资本家的慈善，也不是根源于政府维持社会治安的责任，而是根源于每个人类个体应当免费享有其参与原始数据生产所对应的价值或等价物。因为原始数据价值的存在形式是集成性的和公共性的，所以就界定全民基本收入水平而言，它不能简单地等于个体意义上个人产生的原始数据的价值，而应是群体意义上集体产生的原始数据的价值按照某种正义理论予以确定的价值。当然，这个问题需要另文处理。本刊声明本刊刊文版权包括纸质版与网络版版权，均属于《阅江学刊》编辑部拥有，任何形式、任何媒介的转摘译或结集出版均须标明来源于本刊（详见本刊引文格式）。欢迎学界朋友或学术媒体推广传播。媒体（网站、公众号等）如有意愿转载，请后台留言或拨打电话025-58731054获得授权，联系人：李老师。本文引用格式：段伟文、吴冠军、张爱军、高山冰、韩东屏、孙伟平、程广云、杨通进、何云峰、刘方喜、蓝江、吴静、郑曦、秦子忠、崔中良、赵涛：《人工智能：理论阐释与实践观照（笔谈）》，《阅江学刊》，2021年第4期，第61-64页。段伟文，吴冠军，张爱军，高山冰，韩东屏，孙伟平，程广云，杨通进，何云峰，刘方喜，蓝江，吴静，郑曦，秦子忠，崔中良，赵涛.人工智能：理论阐释与实践观照(笔谈)[J].阅江学刊，2021(4)：61-64.责任编辑：李海中微信编辑：徐逸菡校对：来向红、沈丹、李海中作者照片：本刊编辑部提供文中插图：源自互联网复审：刘伟终审：渠红岩固定布局

编者按：人工智能与大数据、生物技术等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联合积聚力量，催生了大量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给全球发展和人类生产生活带来深刻的变化，也使之成为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等学术领域的热点，研究成果丰硕。新一代人工智能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新动能，为人类创造了更加智能的生产活动、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但是，在政府治理、法律、安全、道德伦理等方面，人工智能也提出新问题甚至挑战，也是新的学术议题和学术增长点。自然科学、技术科学领域长于人工智能在计算机科学技术、数学、控制论、信息论等方面的研究，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研究相对缺少。2021年7月，本刊编辑部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外国语大学、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等单位的专家围绕“人工智能：理论阐释与实践观照”展开热烈而深入的讨论。编辑部根据专家发言整理并形成笔谈，从不同角度展现人工智能对社会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生活等方面所产生的影响，为推动学术界对人工智能课题更加全面、深入的研究作出应有的努力。关键词：人工智能；机器人；社交机器人；机器伦理；数字劳动；算法；社会正义反思司法人工智能北京外国语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郑

编者按：人工智能与大数据、生物技术等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联合积聚力量，催生了大量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给全球发展和人类生产生活带来深刻的变化，也使之成为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等学术领域的热点，研究成果丰硕。新一代人工智能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新动能，为人类创造了更加智能的生产活动、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但是，在政府治理、法律、安全、道德伦理等方面，人工智能也提出新问题甚至挑战，也是新的学术议题和学术增长点。自然科学、技术科学领域长于人工智能在计算机科学技术、数学、控制论、信息论等方面的研究，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研究相对缺少。2021年7月，本刊编辑部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外国语大学、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等单位的专家围绕“人工智能：理论阐释与实践观照”展开热烈而深入的讨论。编辑部根据专家发言整理并形成笔谈，从不同角度展现人工智能对社会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生活等方面所产生的影响，为推动学术界对人工智能课题更加全面、深入的研究作出应有的努力。关键词：碳人工智能；机器人；社交机器人；机器伦理；数字劳动；算法；社会正义算法的边界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吴

编者按：人工智能与大数据、生物技术等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联合积聚力量，催生了大量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给全球发展和人类生产生活带来深刻的变化，也使之成为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等学术领域的热点，研究成果丰硕。新一代人工智能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新动能，为人类创造了更加智能的生产活动、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但是，在政府治理、法律、安全、道德伦理等方面，人工智能也提出新问题甚至挑战，也是新的学术议题和学术增长点。自然科学、技术科学领域长于人工智能在计算机科学技术、数学、控制论、信息论等方面的研究，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研究相对缺少。2021年7月，本刊编辑部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外国语大学、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等单位的专家围绕“人工智能：理论阐释与实践观照”展开热烈而深入的讨论。编辑部根据专家发言整理并形成笔谈，从不同角度展现人工智能对社会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生活等方面所产生的影响，为推动学术界对人工智能课题更加全面、深入的研究作出应有的努力。关键词：人工智能；机器人；社交机器人；机器伦理；数字劳动；算法；社会正义如何从历史唯物主义来思考数字劳动——数字资本主义下的数字劳动批判研究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蓝

编者按：人工智能与大数据、生物技术等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联合积聚力量，催生了大量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给全球发展和人类生产生活带来深刻的变化，也使之成为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等学术领域的热点，研究成果丰硕。新一代人工智能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新动能，为人类创造了更加智能的生产活动、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但是，在政府治理、法律、安全、道德伦理等方面，人工智能也提出新问题甚至挑战，也是新的学术议题和学术增长点。自然科学、技术科学领域长于人工智能在计算机科学技术、数学、控制论、信息论等方面的研究，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研究相对缺少。2021年7月，本刊编辑部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外国语大学、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等单位的专家围绕“人工智能：理论阐释与实践观照”展开热烈而深入的讨论。编辑部根据专家发言整理并形成笔谈，从不同角度展现人工智能对社会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生活等方面所产生的影响，为推动学术界对人工智能课题更加全面、深入的研究作出应有的努力。关键词：碳人工智能；机器人；社交机器人；机器伦理；数字劳动；算法；社会正义生产工艺学批判：人工智能的理论阐释与实践观照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刘方喜人工智能（Artificial

编者按：人工智能与大数据、生物技术等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联合积聚力量，催生了大量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给全球发展和人类生产生活带来深刻的变化，也使之成为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等学术领域的热点，研究成果丰硕。新一代人工智能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新动能，为人类创造了更加智能的生产活动、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但是，在政府治理、法律、安全、道德伦理等方面，人工智能也提出新问题甚至挑战，也是新的学术议题和学术增长点。自然科学、技术科学领域长于人工智能在计算机科学技术、数学、控制论、信息论等方面的研究，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研究相对缺少。2021年7月，本刊编辑部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外国语大学、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等单位的专家围绕“人工智能：理论阐释与实践观照”展开热烈而深入的讨论。编辑部根据专家发言整理并形成笔谈，从不同角度展现人工智能对社会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生活等方面所产生的影响，为推动学术界对人工智能课题更加全面、深入的研究作出应有的努力。关键词：碳人工智能；机器人；社交机器人；机器伦理；数字劳动；算法；社会正义人类要敢于直面人工智能的劳动挑战上海师范大学知识与价值科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何云峰关于人工智能方面的研究，实际上文理科之间对话太少。文理科的学者坐到一起来对话，共同思考这些问题，会有更多的共鸣。当今时代，人工智能被广泛地运用于各个领域，其发展突飞猛进。在这种情况下，人工智能对当今社会各个方面的影响必然非常巨大而深远，当然，对劳动的影响肯定也是很大的。有正面的积极影响，当然也存在消极影响和挑战。无论积极的影响还是消极的影响，都值得学界认真深入地加以探究。实际上，大家对人工智能的悲观情绪和乐观情绪都有。说实话，我属于乐观派，我认为总体来讲人工智能的积极影响大于消极影响，因为事物具有两面性。从经济角度来看，人工智能对于人类劳动的解放、对人类追求自由的过程来说，确实有很多的帮助，这是不可否认的；但是，人工智能带来的挑战，也是非常明显的。那么应该怎么样看待这个挑战，我觉得可以好好地去思考。就挑战来看，我通过中国知网进行中文文献检索，以“人工智能”作为关键词做初次文献检索，再用关键词“劳动”作为进阶检索，检索后发现这方面文章很少。真正关于人工智能的研究是2016、2017年以后，文献数量很明显地上升；到2020年文献量达到顶点；2021年也有很多，整体文献数量是不少的。从文献来看，人工智能的研究热潮主要是在最近几年逐渐形成的。已有的研究所涉及的学科比较多，主要包括自动化技术、人才学、劳动科学、宏观经济管理、可持续发展、经济建设和经济思想史、信息经济、邮政经济，等等。可以看出，研究的跨学科性还是十分明显的，文理科交融趋势也日益明显。所以，人工智能对人类劳动的影响，实际上已经变成跨学科问题了。从研究内容来看，高频关键词集中在几个主要领域，诸如人工智能、人工智能时代、劳动教育、劳动价值论、劳动就业、劳动收入分配等。但仔细研究发现，上述高频关键词涉及的文献量实际上并不是很大，比如直接谈人工智能对劳动的挑战或者积极影响的文献大概也就两百多篇。从文献来看，我认为目前的研究还是有一些缺陷。大家讨论人工智能对劳动的挑战比较多，经济影响方面也有学者进行研究。从挑战的角度看，已有研究对挑战本身讨论得比较多，也比较深入地关注了人工智能对劳动有哪些不利的影响。但是，怎么来应对挑战？有价值的研究并不多。如何有效地应对人工智能给劳动带来的各类挑战？这个问题可能是最需要我们关心的。我个人认为，人工智能对人类劳动的影响，应该跟以前其他的生产力跨越式发展和科技的进步等类似，其影响都是一样的，都有双面性，关键是我们怎么来应对。总体上说，肯定是机遇大于挑战，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共存。消极作用没法避免，任何科技都是这样，关键是怎么来有效地应对挑战，这是我们要研究的主要话题之一。对此，有三点非常值得关注。第一，人工智能对人类劳动具有多重挑战，挑战是客观存在的；第二，要应对这个挑战，最好的方式就是变革，全面而系统的变革是应对这种挑战的唯一有效选择；第三，无论做什么样的选择，都必须要提供相应的理论依据，那就是我们要重新反思劳动价值理论。应该反复强调人工智能对劳动究竟有哪些挑战。人工智能大量运用对就业的挑战、就业机制的影响，大家都关注到了。实际上，这种影响远远超乎我们的预期，例如人工智能大量运用会对就业规模产生巨大的影响。最主要的是岗位被取代后，人类怎么办？日本学者研究发现，大概60%的现有工作，是可以用机器人来取代的，现在没有被取代可能是因为时机还没有成熟。未来，好多工作实际上都可能被机器人取代，甚至包括教师的工作。我们原来普遍认为教师是“稳坐钓鱼台”的工作，教书育人的任务不会被机器所取代。但是，将来还是有这种可能的，比如教师传授知识这一部分工作很有可能被取代。当然，这种取代并不是我们悲观的理由，关键是看我们如何应对。其次，人工智能的普遍运用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是很大的。人工智能相关领域的就业肯定都是高收入，而在其他领域就业的，则极有可能收入很低。也就是说，它很可能导致社会阶层严重的两极分化。劳动本身决定了工资收入的巨大差距。最后，人工智能对就业形态也有很大影响。将来很可能会有一些人只能从事“低端”的工作，而有些人就从事与人工智能相关的所谓的“高端”的工作。高度专业化的工作需要长时间的专门化准备，而其他的“普通工作”则不需要长时间的训练。这样就会形成两种截然不同的劳动形态。此外，人工智能的大量运用还会对劳动过程、劳动关系等多个方面产生巨大的影响。事实上，当今时代的人们对这些挑战都已经有了一些感知，所以危机感自然而然会产生出来。既然人工智能会对劳动提出诸多挑战，那么应该如何应对呢？我觉得最主要的是要变革。用变革迎接挑战，就会把挑战转化为机遇。我认为，面对人工智能给人类劳动提出的诸多挑战，人类必须实施三大变革：第一是人类的自我变革。我们人类走到了今天，可能很多观念都要改变。比如说，我们的职业观念要发生变化，原来我们都希望找一个稳定的工作，当作一辈子的“职业”，然后好像有了“职业”，我们的人生就完美了。那么将来这种职业观念可能要发生变化，一辈子可能不止仅从事一个职业，很可能要跨职业。这个可能符合马克思关于分工的很多批判，人要全面发展，多职业可能恰恰促进了我们的全面发展。还有一个是对就业观念的影响，我们过去找工作要找个稳定的、不变的，这个观念也会受到影响。还有对企业家的利润观、财富观也会有影响，甚至我们的学习观也会受到影响。现在我们中国的大学生有一个学习观，其基本的观念就是从大学拿个文凭，然后靠这个文凭混一辈子，拿不到文凭就好像没得救了，就感到“人生绝望”，将来可能这种现象会完全改变，包括学习观在内的很多观念都会转变。对人类自身的这一系列观念而言，变革肯定是要及时地跟上时代和技术的发展。如果人类自身的观念跟不上的话，人工智能对劳动的挑战，很有可能会让我们无法适应。第二是教育系统的变革，即学生的学习观念、学习理念一定要变化。现在的大学课堂往往还是以满堂灌式地传输知识为主，这样的授课方式难以适应未来的大学教育。未来的大学学习，应该让学生学会自主学习，这是高等教育的第一要务。让学生将来能够自主地学习，不是老师通过课堂讲授的方式把知识系统地传授给学生。因此，将来老师的教育理念也要变，要把学生“教”到学会自学，而不是仅仅致力于把知识讲透了，这才是真正的厉害。大学向终身教育的转型，可能会是一个很重要的变革趋势。现在我们的许多大学，比较常见的还是那一种旧式学历制的教育。将来的终身教育可能变成没有学制的概念，更多的是学分制的概念。目前，西方的完全学分制已经可以做到这一点。但是现在我们的许多大学，基本上还不能完全跟上这个变革的步伐。每个人在大学的学习能力是不一样的，他可以按照他自己的学习能力、学习动力、学习兴趣，根据自己的经济状况等具体情况独立地进行自我规划。一个人既可以三年把博士读完，也可以五年把博士读完，教育的灵活性和可选择性应该提高。第三是社会治理系统的变革。随着劳动力市场治理能力的强化，我们发现劳动力市场治理在过去不是一个很重要的活动，也不是社会治理的范畴，但将来可能是一个很重要的治理范畴。所以，现在随着社会关系的复杂化，特别是劳资关系的复杂化，实际上劳动力市场的治理已经有一些问题了，包括过去讲的所谓“996”“血汗工厂”等现象，实际上正是劳动力市场治理没有到位、出现问题的表现。过去我们将医疗、教育视为“第一民生”，将来应将劳动就业上升为“第一民生”。今后还要更加重视劳动幸福保障。上述三大变革，将来可能会成为应对人工智能对劳动挑战的当务之急。理论是先导，任何变革都需要理论的指导，没有理论指导的变革可能只是一个应急性的举措。要全面地、系统地应对变革、应对挑战。科学的理论怎样进一步修订？我觉得需要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进行指导，强调活劳动创造价值。怎么理解这个“活劳动”？我认为，将来自动化的、智能化的机器人可能就是一种替代性的劳动，它跟我们现在算法化的、工具性的人工智能不一样，将来可能会有替代性的人工智能出现——相对于人的“活劳动”，这种替代性的人工智能只不过是对劳动的另外一种理解方式。比如，现在影视剧中的主演在演危险性动作时往往不会自己去演，会找个替身，那么替身性的劳动工作量会算在主演身上，不会算在那个替身的身上，将来替代性的人工智能也是这样。这就算“活劳动”的价值，这个价值是归资本家所有，还是归我所有或者归社会所有，相关的讨论应该及时跟上。我们把替代性的劳动变成一种“活劳动”，并没有违背“活劳动创造价值”这个基本原理，但是对“活劳动”本身要重新加以界定。因此，理论要及时关注现实，才能应对各种挑战。总之，人工智能对人类的挑战是多重的，人类必须进行自我变革、教育系统变革、社会治理系统变革，还需要理论的变革、理论的指导，只有这样，人类才能够从容地走向未来。本刊声明本刊刊文版权包括纸质版与网络版版权，均属于《阅江学刊》编辑部拥有，任何形式、任何媒介的转摘译或结集出版均须标明来源于本刊（详见本刊引文格式）。欢迎学界朋友或学术媒体推广传播。媒体（网站、公众号等）如有意愿转载，请后台留言或拨打电话025-58731054获得授权，联系人：李老师。本文引用格式：段伟文、吴冠军、张爱军、高山冰、韩东屏、孙伟平、程广云、杨通进、何云峰、刘方喜、蓝江、吴静、郑曦、秦子忠、崔中良、赵涛：《人工智能：理论阐释与实践观照（笔谈）》，《阅江学刊》，2021年第4期，第29-30页。段伟文，吴冠军，张爱军，高山冰，韩东屏，孙伟平，程广云，杨通进，何云峰，刘方喜，蓝江，吴静，郑曦，秦子忠，崔中良，赵涛.人工智能：理论阐释与实践观照(笔谈)[J].阅江学刊，2021(4)：29-30.责任编辑：李海中微信编辑：邱圣茹校对：来向红、沈丹、李海中作者照片：本刊编辑部提供文中插图：源自互联网复审：刘伟终审：渠红岩固定布局

编者按：人工智能与大数据、生物技术等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联合积聚力量，催生了大量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给全球发展和人类生产生活带来深刻的变化，也使之成为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等学术领域的热点，研究成果丰硕。新一代人工智能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新动能，为人类创造了更加智能的生产活动、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但是，在政府治理、法律、安全、道德伦理等方面，人工智能也提出新问题甚至挑战，也是新的学术议题和学术增长点。自然科学、技术科学领域长于人工智能在计算机科学技术、数学、控制论、信息论等方面的研究，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研究相对缺少。2021年7月，本刊编辑部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外国语大学、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等单位的专家围绕“人工智能：理论阐释与实践观照”展开热烈而深入的讨论。编辑部根据专家发言整理并形成笔谈，从不同角度展现人工智能对社会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生活等方面所产生的影响，为推动学术界对人工智能课题更加全面、深入的研究作出应有的努力。关键词：碳人工智能；机器人；社交机器人；机器伦理；数字劳动；算法；社会正义寻求人工智能伦理的国际共识——以欧盟人工智能伦理建设为例广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杨通进本文目录一、全球共识的紧迫性与重要性二、欧盟AI伦理建设及其启示三、寻求何种共识四、如何寻求并强化AI伦理的全球共识近年来，随着逆全球化、反全球化、民粹主义、狭隘民族主义等极端思潮的沉渣泛起，冷战思维、东西文明对抗的观念在一些国家或地区得到追捧，国际局势变得扑朔迷离。在这种情况下，谈论和倡导全球共识，似乎显得有点不合时宜。但是，从维护全人类共同利益的角度看，越是在国际局势晦暗不明的时候，学界越是要保持头脑的清醒。殷海光曾说“知识分子是时代的眼睛”，知识分子的这双眼睛不应当、也不能被时代的各种浊流所遮蔽。历史上，对国际秩序的思考与建构往往是在国际局势的晦暗不明的背景下展开的。康有为在1902年写下倡导世界主义与世界国家之《大同书》的时候，正是中华民族救亡图存、尝试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关键时期。雅斯贝尔斯也是在德国战后重建、冷战开始形成的时期，倡导世界主义和全球公民理念的。因此，在全球网络共同体建构初期、AI研发的国际合作前途未卜的敏感时期，思考、讨论和寻求人工智能伦理的国际共识正当其时。一、全球共识的紧迫性与重要性思考、讨论和寻求人工智能伦理的国际共识之所以是必要的和紧迫的，这是由AI技术本身的重要性决定的。从某种意义上说，AI技术是到目前为止对人类的社会生活、社会关系、人的历史产生的影响最为深刻、最为广泛和最为长远的一项技术。首先，AI技术对人本身、对人的自我认识和自我理解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人是什么？人与机器的区别在哪？人的自我以及自我的边界在哪儿？智能是什么？人的身体与心灵的关系是什么？人工智能技术尤其是以强人工智能为基础的机器人技术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回答都向人类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实际上，就人的自我认同而言，人工智能对每一个人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现在，大多数人都离不开手机，手机似乎成了“无机的身体”；手机不仅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习惯，还改变了我们感知与认识世界的方式。随着社会管理和日常交往方式中电子化程度日益提高，我们所有的信息都将“暴露在电子网络”里，我们就是我们的电子信息，我们的电子信息就是我们自己。AI技术也将对人们的社会关系产生深刻影响。以强AI技术为基础的各种专用和通用机器人日益进入人们的生活世界，人们的社会关系将会变得更为复杂和多样。目前，是否研发和销售性爱机器人已经成为人们关注和争论的一个焦点问题。美国学者戴维·莱维在《与机器人相爱并做爱》（2007）中预言，到2050年，机器人将会获得与人相爱的能力，并把自己塑造得“浪漫可爱与性感可欲”

编者按：人工智能与大数据、生物技术等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联合积聚力量，催生了大量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给全球发展和人类生产生活带来深刻的变化，也使之成为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等学术领域的热点，研究成果丰硕。新一代人工智能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新动能，为人类创造了更加智能的生产活动、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但是，在政府治理、法律、安全、道德伦理等方面，人工智能也提出新问题甚至挑战，也是新的学术议题和学术增长点。自然科学、技术科学领域长于人工智能在计算机科学技术、数学、控制论、信息论等方面的研究，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研究相对缺少。

编者按：人工智能与大数据、生物技术等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联合积聚力量，催生了大量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给全球发展和人类生产生活带来深刻的变化，也使之成为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等学术领域的热点，研究成果丰硕。新一代人工智能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新动能，为人类创造了更加智能的生产活动、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但是，在政府治理、法律、安全、道德伦理等方面，人工智能也提出新问题甚至挑战，也是新的学术议题和学术增长点。自然科学、技术科学领域长于人工智能在计算机科学技术、数学、控制论、信息论等方面的研究，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研究相对缺少。2021年7月，本刊编辑部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外国语大学、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等单位的专家围绕“人工智能：理论阐释与实践观照”展开热烈而深入的讨论。编辑部根据专家发言整理并形成笔谈，从不同角度展现人工智能对社会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生活等方面所产生的影响，为推动学术界对人工智能课题更加全面、深入的研究作出应有的努力。关键词：碳人工智能；机器人；社交机器人；机器伦理；数字劳动；算法；社会正义智能伦理亟待重构上海大学伟长学者特聘教授、上海大学哲学系教授孙伟平人工智能何以成为近些年来伦理道德反思的焦点？我想，可能主要基于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人工智能是深刻改变世界、有远大前途、应用前景广泛的基础性技术。近年来，人工智能的发展日新月异，各种专用的智能系统表现优异，给人以巨大的冲击和深深的震撼。另一方面，人工智能是一个具有革命性、颠覆性的“新事物”，它目前远未成熟，尚难准确地预料其后果。智能技术与生物技术有机结合，突破“图灵奇点”、超越人类智能日益成为大概率事件，这可能导致天翻地覆的变化。但在这种前所未有的冲击中，人类并没有做好必要的准备：不仅对于人工智能是什么、发展趋势如何尚未取得基本的共识，也无法掌控人工智能的发展和应用方向，而且相应的政策取向比较模糊，伦理规制比较缺失，法律法规不太健全，不知道如何应对由之而起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难题。正因如此，我们需要未雨绸缪，围绕“兴利除弊”的目的重构智能伦理，既努力发展人工智能，令其“为我所用”，造福人类，又建立必要的防御机制，防范其可能导致的风险和代价。首先，我们应该看到，人工智能是一项前沿性的基础性技术，是新型的智能社会的基本技术支撑，在伦理道德建设方面具有十分积极的作用。经济活动的信息化、智能化，例如智能机器的广泛使用、智能产业的快速崛起、商业营销方式的变革等，在促使产业、经济快速转型升级的同时，大幅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和生产力水平，创造出物质财富极大丰裕、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的局面，为社会的良性发展和伦理道德水平的提升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大规模使用智能系统（智能机器人）代替人工作，特别是基于信息化、智能化的“无人化”运动，逐步将人从一些繁重、重复、单调、有毒、有害、危险的工作（环境）中解放出来，这不仅使得工作环境和工作条件不断改善，生产过程越来越人性化，而且节约了大量人力资源和人的劳动时间，增加了人的自由活动时间，使人得以摆脱异化人的旧式分工，有条件获得自由、全面的发展。人工智能在军事、教育、医疗、体育、文艺创作、社会治理、环境保护等领域的广泛应用，为人们的学习、工作和生活提供了丰富多彩的选项，极大地拓展了人们的生存和生活空间，重塑了人们的学习方式、工作方式和休闲娱乐方式，从而全方位地提升了人们的生活品质。人工智能可以运用于虚拟现实之中。在虚拟现实中，例如虚拟的体验式、交互性活动中，一个人可以在身体及精神方面成为一个不同的人，并且可以按意愿选择不同的体验。此外，人机结合、人机协同、人机共生、人机一体化……可能帮助人自身变得越来越聪明、能干，越来越深入许多新的领域、新的智能时空域人们不断开发各种有针对性的智能系统，帮助残疾人或身体有疾病的人克服身体的疾患和局限性。人工智能使人们获得越来越全面、自由的发展，成长为适应智能时代特点的“时代新人”。其次，人工智能并非“天使般的高新科技”，它可能导致的负面效应也很令人头痛，随之而来的问题与挑战十分严峻。人工智能是建筑在大数据基础之上的。大数据资源本身是否完整、可靠，是否及时更新，数据采集、存储是否合法合规（例如是否遵守“知情同意”等伦理原则），都可能隐藏着风险。目前的数据采集、存储和应用过程中，存在大量侵犯个人隐私和相应主体权利的做法；一些不法组织或个人经常利用非法收集、持有的大数据，对人进行“分析”，利用分析结果从事骚扰、诈骗、恐吓活动。算法是人工智能的灵魂和“中枢神经”，但算法不过是以数据为基础的计算机运行程序，它本身并非天然可靠，而是常常暗含歧视与偏见，或者放大既有的社会歧视与偏见。例如，市场主体可能基于唯利是图的“资本的逻辑”，利用从各种渠道收集、购买的消费者大数据，编写具有歧视性、诱导性甚至煽动性的算法，进行有针对性的“智能推送”“大数据杀熟”之类的市场营销，从而坑害消费者，实现经济利润最大化。随着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和广泛应用，智能系统的“类人智能”和劳动能力日益增强，正在取代人类承担越来越多的劳动任务和劳动职责。人相对而言正变得越来越笨拙，难以适应智能科技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的快速智能化。这不仅导致“数字穷人”等弱势群体日益丧失劳动的机会和权利，酿成“技术性失业”的风潮，而且令“数字穷人”沦落为尴尬的“无用阶层”，被经济和社会体系排斥在外，丧失存在的价值和生命的意义。人工智能甚至正在侵蚀一些传统的伦理道德关系，例如爱情和婚姻关系，动摇传统的家庭结构。目前人形智能机器人发展很快，它们不仅可以做家务，当助手，陪人聊天解闷，一起嬉戏玩耍，甚至可以和人“打情骂俏”“谈情说爱”……当人形智能机器人不断取得实质性突破，以宠物、伴侣之类的身份进入家庭，成为家庭中的新成员，历史上延续了数千年的家庭关系、家庭伦理就难免受到强烈的冲击。此外，近年来一直令人不安的是，有科学家认为，人工智能超越人类的“奇点”正在迫近。这不仅令人类的优越性、主导地位和尊严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而且直接将人类自身置于极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之中。例如，具有自主意识、具有学习和创新能力的超级智能，是否可能“失控”，反过来统治、主宰人类，“将人类关进动物园里”？即使超级智能本身没有干坏事的欲望和动机，但如果有人将不良的动机和错误的价值观输入超级智能的算法之中，或者利用黑客技术操纵超级智能，后果将是人类不可承受之重。再次，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对伦理道德的主体——人本身带来了极大的挑战，这种釜底抽薪的变化令传统的伦理道德进入了“革命的前夜”。随着通用人工智能特别是人形智能机器人的快速发展，“人是什么”，或者说“谁”可以成为伦理道德的主体，成了一个不那么确定的问题。一方面，人正在被各种智能技术、生物技术所“改造”，自然人日益被各种高新技术和装备“武装”起来，人机协同甚至可望人机一体地开展生产和生活；另一方面，智能系统特别是人形智能机器人的智能（思维）水平突飞猛进，甚至日益具有自主性、计划性和创造性，表现得“越来越像人”，许多单项能力甚至已经超过了人。自沙特阿拉伯于2017年10月25日授予汉森机器人公司研发的智能机器人索菲娅（Sophia）公民身份以来，智能机器人是否是“人”？人的本质究竟是什么？这些就成了令人尴尬的“真问题”。在文明史上，人一直占据着无可争议的主导地位，机器从来只是人类的工具。如果智能机器人具有类似人类的智能，在一定意义上是“人”，那么，人是一种什么样的“类存在物”就变得不确定了，人类的中心地位就被动摇了，以往一切立足于人的立场的伦理理论和道德实践都需要进行革命性反思。即，以往人是唯一的伦理主体或道德主体，现在，智能机器人也可以拥有公民身份，也可以成为伦理主体或道德主体。那么，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区分善恶的标准是什么？应该由谁掌握道德评价、道德教育与道德管理（决策）权，等等，都需要根据人机关系的发展状况重新进行反思，调整和重构看来不可避免。这种伦理道德的主体的反思、调整和重构，无疑是一场空前激烈的革命，它可能导致许多颠覆性的后果。例如，在重构新型的人机关系时，智能机器人是否具有“人格”和“尊严”？是否应该享有与人一样的权益?是否应该、是否能够承担相应的行为后果……这类问题诚然具有挑战性，但也并非不可讨论。实际上，目前宠物（如猫、狗等）都已经“争取”到了一定的动物权利，人形智能机器人明显更加“高级”，因而完全有理由获得更多的尊重，拥有更多的“人权”。综而言之，伦理道德正处在一个关键的转折点上。无论如何，在这场前所未有的“伦理大革命中”，人类需要“猛醒”，需要反思，需要行动：破除“人类中心主义”意识，克服狂妄自大的傲慢与偏见，延展哈贝马斯的主体间的交往理性和商谈伦理，重新认识、界定“人”和人机关系，重新商讨相应的伦理规范和行为准则（特别是确定不可逾越的“底线伦理”），从而建构一种新型的人机协作、人机和谐的伦理新秩序。本刊声明本刊刊文版权包括纸质版与网络版版权，均属于《阅江学刊》编辑部拥有，任何形式、任何媒介的转摘译或结集出版均须标明来源于本刊（详见本刊引文格式）。欢迎学界朋友或学术媒体推广传播。媒体（网站、公众号等）如有意愿转载，请后台留言或拨打电话025-58731054获得授权，联系人：李老师。本文引用格式：段伟文、吴冠军、张爱军、高山冰、韩东屏、孙伟平、程广云、杨通进、何云峰、刘方喜、蓝江、吴静、郑曦、秦子忠、崔中良、赵涛：《人工智能：理论阐释与实践观照（笔谈）》，《阅江学刊》，2021年第4期，第34-36页。段伟文，吴冠军，张爱军，高山冰，韩东屏，孙伟平，程广云，杨通进，何云峰，刘方喜，蓝江，吴静，郑曦，秦子忠，崔中良，赵涛.人工智能：理论阐释与实践观照(笔谈)[J].阅江学刊，2021(4)：34-36.责任编辑：李海中微信编辑：邱圣茹校对：来向红、沈丹、李海中作者照片：本刊编辑部提供文中插图：源自互联网复审：刘伟终审：渠红岩固定布局

编者按：人工智能与大数据、生物技术等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联合积聚力量，催生了大量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给全球发展和人类生产生活带来深刻的变化，也使之成为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等学术领域的热点，研究成果丰硕。新一代人工智能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新动能，为人类创造了更加智能的生产活动、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但是，在政府治理、法律、安全、道德伦理等方面，人工智能也提出新问题甚至挑战，也是新的学术议题和学术增长点。自然科学、技术科学领域长于人工智能在计算机科学技术、数学、控制论、信息论等方面的研究，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研究相对缺少。2021年7月，本刊编辑部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外国语大学、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等单位的专家围绕“人工智能：理论阐释与实践观照”展开热烈而深入的讨论。编辑部根据专家发言整理并形成笔谈，从不同角度展现人工智能对社会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生活等方面所产生的影响，为推动学术界对人工智能课题更加全面、深入的研究作出应有的努力。关键词：碳人工智能；机器人；社交机器人；机器伦理；数字劳动；算法；社会正义永远不会有主宰人类的智能机器人华中科技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韩东屏未来的智能机器人会不会主宰人类，甚至淘汰人类？在关于人工智能问题的讨论中，这是一个前提性的问题，或者说前提性问题之一。因为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将决定我们需要研究哪些具体的人工智能问题。如果是肯定的回答，即未来的智能机器人会主宰人类，那么我们现在最迫切的研究课题就是：我们是否应该允许这种情况发生？是否需要对智能机器人的技术发展采取限制措施？以及采取什么样的限制措施？如果是否定的回答，即未来的智能机器人不能主宰人类，那么，现在已经有人在做的如何防范智能机器人反叛人类的研究，如何与超人机器人和谐相处的研究，以及人类是否会在被超人机器人取代之前就安逸而死的研究之类，就成为不必要的研究。此外，解决这个问题，同时也能为智能机器人是不是人，是不是伦理主体，有没有人格，是不是一个真正的劳动者等问题提供答案。现在，学术界在这一问题上存在两种观点：一种是“能主宰论”，认为未来的智能机器人会成为人类的主宰，甚至淘汰人类；另一种是“否主宰论”，认为智能机器人不能主宰人类。这两种观点都给出了很多的理由和论证。我对它们综合分析后发现“否主宰论”的论证比较无力，驳不倒“能主宰论”，尽管后者还含有假说成分。“能主宰论”的立论是靠两种说法，都有预测的假说色彩。一种说法是，根据现在智能技术的发展速度和倍增定律，推断出在未来会有一个奇点，人工智能出现爆炸性的质的飞跃，于是智能机器人不仅具有主体性，还有创造性，然后它在方方面面都会超越人类，也肯定会淘汰人类。另一种说法是，人工智能的发展分为弱人工智能、强人工智能和超级人工智能三个阶段。弱人工智能就是目前的状况，强人工智能比弱人工智能强很多，只是没有自主性和创造性。如果说，现在的弱人工智能只能完成一个单纯的任务，那么强人工智能可能会像工作者一样，能完成工作岗位上的所有任务，这就比较厉害。超级人工智能阶段的智能机器人，不仅能做一切人类能做的工作，而且既有自主性又有创造性，加之其计算能力本来就比人强大很多，所以其能力必然超越人类，从而成为人类的主宰。面对有假说成分的“能主宰论”，“否主宰论”之所以仍然不能取胜，在于它都是在弱人工智能的前提下进行论证。比如，其技术性论证就是通过对现有的人工智能的状况及发展情况的分析，得出智能机器人的发展不会超越人类的结论。又如在差异性论证中，一个理据是智能机器人与人相比，没有情感，没有非理性意识。可是，没有这些意识，就意味智能机器人不比人聪明吗？另一个理据是说，智能机器人和人不一样，没有社会经历和社会实践，从而没有历史文化规定性，所以不可能超越并主宰人类。这个论据有点幼稚。在现有大数据的条件下，智能机器人一“生”下来，不用实践、不用经历，就会拥有海量的信息，其中就包含比每个成年人都要多得多的各种知识，即科学知识、哲学知识、生活常识和历史文化知识。既然如此，怎能断言它没有历史文化规定性？再说，即便智能机器人没有历史文化规定性，也不是它无法超越、主宰人类的原因。人类历史上，野蛮民族战胜文明民族的事，并不罕见。还有一个理据是说，人能相互联合和繁衍后代而机器人不能。这也明显不对。智能机器人不会死亡就不用繁衍后代，既然机器人有智能，只要它们想联合就能联合在一起。“否主宰论”还有一种论证比较独特，就是认为未来的智能机器人即便全面超越人类，也不会淘汰人类，就像人类出现以后不会淘汰低等动植物一样，智能机器人也不会淘汰人类，而是会和人类和平相处。也许它不会淘汰人类，但现在问题是“主宰”，一个比人类更聪明的存在者，不会允许比他“笨”的主体来主宰自己和地球。虽然“否主宰论”没有证成，却并不意味着“能主宰论”就是对的。因为它本身毕竟存在假说的因素，还未能确证奇点或超级智能机器人出现的必然性。也就是说，它只是说会有奇点、会有超级智能机器人。但为什么会有和怎样才能有的问题说得不清楚，更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这个时候的智能机器人就成为主体了，就有创造性了？在我看来，这是不可能的。即使让智能机器人随便发展，发展到一万年以后也超越不了人类。为什么呢？我们就从最简单的事实说起，任何两个不同的实体，它们的性能必定是不一样的。我们找不到任何一个反例，即两个性能完全一样，功能完全一样，性质完全一样的实体，居然是两种不同的实体。智能机器人的基本原理是什么?就是算法，算法就是逻辑思维，这就是智能机器人的基本性能。这个基本性能是以智能机器人的机脑为载体的。而机脑与人脑对比，在材料、结构、形态等方面都是有差异的。既然如此，只要是以电子元件为基本构成，然后以物理结构为结构，有一个非生物性的实体形态的机脑，就肯定同人脑不一样，性能也不一样，其中就包括不具备人的创造性思维，即便再发达的超级人工智能也是如此。为什么？因为无论怎么设计智能机器人的智能，只要它的载体不是生物性的人脑，最终依赖的都只能是算法，算法就是一种逻辑思维，它只能从有推出有，而不能无中生有。尽管当下的人工智能能写作诗词，甚至比一般的人写得还好，但其实这并不是创造，仍然是算法，只不过是把文字和前人的大量诗词变成数据，然后再将写诗词应遵循的规则、平仄、韵律之类作为条件编入程序设置好，智能机器人就可以通过重新组合文字而形成新的诗词。阿尔法狗战胜人类棋手也一样，底层机理都是运用数据按规则进行大量的快速计算，也就是从有到有的逻辑演绎。创造却是从无中生有，它是非理性的，也是非逻辑性的。在整个智能里，最厉害的成就就是创造。人之所以从动物变成人，就是因为人会创造并不断创造，而动物不会，智能机器人也不可能会，它只能运算，就是从已知推出已知，它创造不出来未知，所以永远不会比人厉害，永远不能成为人类的主宰。退一万步讲，就算智能机器人也能创造，还是主宰不了人。为什么呢？因为智能机器人自身没有需要——它不是生物有机体，就没有需要，也不会生长。而没有需要又不需要生长，也就不需要做任何事。正如石头没有任何需求，自然没有做任何事情的动机。既然智能机器人本身是不需要做事的，也没有做事的动机，那么肯定是人类输入指令它才会行动。因此，智能机器人永远不会有真正的自主性，也不可能成为主体。智能机器人没有需要也不会生长这一点，还决定了它不具备所有生物都有的自利本性。在本性上，可以说智能机器人只有利人性，因为人把它创造出来就是让它为人服务的。“能主宰论”关于人工智能能超越人类的技术论证，基本方法就是两个，一个是整体模仿或系统模仿，一个是本质性构造。对于系统模仿，只要所用的东西与人脑不同，不是生物细胞，不是生物结构，不是生物形态，那就模仿不出来真正有人脑性能并包括创造力的人脑。而要想模仿出和人一样的人脑，就只有用和人脑一样的生物材料，可如此造出来的脑，最好的结果就是人脑，差一些的结果则是还不如人脑的脑。所以，此法不可能成功。本质性构造法属于还原论，认为到了量子层面，物质和精神就不分彼此了，因而以量子计算为基础构造的机脑，就可以达到甚至超越人脑的水平。问题是，哪一个实体没有自己的量子层面？例如石头也有，可石头为什么没有意识？所以，在量子层面，不可能找到意识或智能的秘密。由此可推断，西方的还原论，作为一种解释方法，是有限度的，不能无限还原。其限度就是：复杂或高等级事物的运动或问题，不能用简单或低等级事物的规律或道理来加以解释。这就意味着，生物性事物才有的性能，不能用物理规律进行解释，不能到物理层面找成因。而且，同样是生物性事物，因复杂程度不同，其性能也会不同。如最高级的灵长类动物黑猩猩，虽然也有意识，却没有自我意识，更没有能够形成有创造力的想象力，原因就是其大脑的复杂程度远不如人脑。这就是说，要想造就一个同样富有创造力的智能机器人，必须得给它配备有机体的人脑，而人脑又不可能安装在一个无机体的身体上。总之，我觉得对未来智能机器人的事儿一点儿都不用担心，让我们的人工智能大踏步地发展吧，这只会给我们人类生活带来巨大的改善。其中最好的事是什么呢？就是未来的人工智能会代替我们做很多工作，甚至所有可以还原为逻辑运算的各种工作，都可以被它替代。但是，这也并不是说人类就无所事事了，就会因无用而成为多余。这样的状况其实很好，它岂不是意味着，我们已经进入了马克思所设想的自由王国时代吗？自由王国是对必然王国的超越，必然王国就是人类必须从事必要劳动即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才能存续的世界。我们为什么发明那么多机器？不就是为了让人在劳动中省些气力，少干点活吗？我们为什么要缩短工作日？不就是为了让人拥有更多的闲暇或自由时间吗？物质生产基本上都是重复性劳动，创造性劳动则不然，它是人的本质力量的体现，也是人的自由和自我价值的体现，所以它是快乐的劳动。当人类把必要劳动和物质生产交给智能机器人之后，自由王国就出现了。这时，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去从事展现自己本质力量和创造性的劳动，从而让自己的才能充分发展或全面发展。这无疑是人类最理想的状态。本刊声明本刊刊文版权包括纸质版与网络版版权，均属于《阅江学刊》编辑部拥有，任何形式、任何媒介的转摘译或结集出版均须标明来源于本刊（详见本刊引文格式）。欢迎学界朋友或学术媒体推广传播。媒体（网站、公众号等）如有意愿转载，请后台留言或拨打电话025-58731054获得授权，联系人：李老师。本文引用格式：段伟文、吴冠军、张爱军、高山冰、韩东屏、孙伟平、程广云、杨通进、何云峰、刘方喜、蓝江、吴静、郑曦、秦子忠、崔中良、赵涛：《人工智能：理论阐释与实践观照（笔谈）》，《阅江学刊》，2021年第4期，第29-30页。段伟文，吴冠军，张爱军，高山冰，韩东屏，孙伟平，程广云，杨通进，何云峰，刘方喜，蓝江，吴静，郑曦，秦子忠，崔中良，赵涛.人工智能：理论阐释与实践观照(笔谈)[J].阅江学刊，2021(4)：29-30.责任编辑：李海中微信编辑：邱圣茹校对：来向红、沈丹、李海中作者照片：本刊编辑部提供文中插图：源自互联网复审：刘伟终审：渠红岩固定布局

编者按：人工智能与大数据、生物技术等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联合积聚力量，催生了大量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给全球发展和人类生产生活带来深刻的变化，也使之成为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等学术领域的热点，研究成果丰硕。新一代人工智能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新动能，为人类创造了更加智能的生产活动、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但是，在政府治理、法律、安全、道德伦理等方面，人工智能也提出新问题甚至挑战，也是新的学术议题和学术增长点。自然科学、技术科学领域长于人工智能在计算机科学技术、数学、控制论、信息论等方面的研究，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研究相对缺少。

编者按：人工智能与大数据、生物技术等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联合积聚力量，催生了大量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给全球发展和人类生产生活带来深刻的变化，也使之成为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等学术领域的热点，研究成果丰硕。新一代人工智能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新动能，为人类创造了更加智能的生产活动、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但是，在政府治理、法律、安全、道德伦理等方面，人工智能也提出新问题甚至挑战，也是新的学术议题和学术增长点。自然科学、技术科学领域长于人工智能在计算机科学技术、数学、控制论、信息论等方面的研究，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研究相对缺少。

编者按：人工智能与大数据、生物技术等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联合积聚力量，催生了大量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给全球发展和人类生产生活带来深刻的变化，也使之成为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等学术领域的热点，研究成果丰硕。新一代人工智能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新动能，为人类创造了更加智能的生产活动、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但是，在政府治理、法律、安全、道德伦理等方面，人工智能也提出新问题甚至挑战，也是新的学术议题和学术增长点。自然科学、技术科学领域长于人工智能在计算机科学技术、数学、控制论、信息论等方面的研究，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研究相对缺少。

编者按：人工智能与大数据、生物技术等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联合积聚力量，催生了大量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给全球发展和人类生产生活带来深刻的变化，也使之成为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等学术领域的热点，研究成果丰硕。新一代人工智能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新动能，为人类创造了更加智能的生产活动、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但是，在政府治理、法律、安全、道德伦理等方面，人工智能也提出新问题甚至挑战，也是新的学术议题和学术增长点。自然科学、技术科学领域长于人工智能在计算机科学技术、数学、控制论、信息论等方面的研究，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研究相对缺少。2021年7月，本刊编辑部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外国语大学、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等单位的专家围绕“人工智能：理论阐释与实践观照”展开热烈而深入的讨论。编辑部根据专家发言整理并形成笔谈，从不同角度展现人工智能对社会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生活等方面所产生的影响，为推动学术界对人工智能课题更加全面、深入的研究作出应有的努力。关键词：碳人工智能；机器人；社交机器人；机器伦理；数字劳动；算法；社会正义人机伴生：从机器人伦理到道德机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段伟文本文目录一、作为文化创新的机器人文化二、人类智能与机器智能的协同三、面向泛智能体社会的伦理考量所谓人机伴生，要强调的是在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的发展进程中，一直通过人与机器的协同而演化。如果认识不到这一点，就很容易忽视人类智能与机器智能的现实关系，脱离由两者构成的智能生态谈论奇点和强人工智能。这就涉及哲学研究，不仅仅是提供答案或者解决方案，还要对问题本身进行分析和重构，让人们能够从更好地体现实际的视角看到问题的本质。每个人都想成为解决问题的高手，各个学科提供了各自的视角，而哲学总在试图告诉人们，还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来面对问题。这就是哲学的思考，不断地变换角度，使得从其他角度不显见的现实得以呈现。一、作为文化创新的机器人文化首先，机器人、人工智能不仅是技术创新，其产生与发展也伴随着文化创新。尤其是机器人与机器人文化，一直呈现出共生互动关系。机器人起初是科幻作品中想象的机器，其中就已经投射了对人的价值以及人造生命的风险的反思。1920年，捷克作家恰佩克（KarelCˇ

编者按：人工智能与大数据、生物技术等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联合积聚力量，催生了大量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给全球发展和人类生产生活带来深刻的变化，也使之成为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等学术领域的热点，研究成果丰硕。新一代人工智能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新动能，为人类创造了更加智能的生产活动、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但是，在政府治理、法律、安全、道德伦理等方面，人工智能也提出新问题甚至挑战，也是新的学术议题和学术增长点。自然科学、技术科学领域长于人工智能在计算机科学技术、数学、控制论、信息论等方面的研究，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研究相对缺少。2021年7月，本刊编辑部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外国语大学、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等单位的专家围绕“人工智能：理论阐释与实践观照”展开热烈而深入的讨论。编辑部根据专家发言整理并形成笔谈，从不同角度展现人工智能对社会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生活等方面所产生的影响，为推动学术界对人工智能课题更加全面、深入的研究作出应有的努力。关键词：人工智能；机器人；社交机器人；机器伦理；数字劳动；算法；社会正义笔谈导读人机伴生：从机器人伦理到道德机器段伟文（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第一，作为文化创新的机器人文化；第二，人类智能与机器智能的协同；第三，面向泛智能体社会的伦理考量。人工智能、智人与神圣人吴冠军（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教授、教育部特聘教授）第一，为什么人工智能技术是当代各种技术中恰恰最易被看到的一种技术？第二，只要我们知道当代人工智能的技术底层，就会知道其实它完全是另外一种

崔平教授作者简介：崔平，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法政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摘要：“自然”概念解释史的不争面貌是，在特殊存在领域内寻求概念定义成为普遍操作模式，并一直难以得到有效论断。究其原因，在于它全面违背了概念解释的规范系统，即概念解释只能以普遍意义为目标，区分概念的特定逻辑地位并选择恰当的解释策略，确认待解释概念的存在及其存在方式，自觉遵守“真”的认识约束，概念的定义性判断的主词设置应具有逻辑恰当性，概念的定义性判断的谓词相对形式主词应具有高级逻辑地位，概念的定义性判断的谓词必须是普遍内容并保持在问题概念和形式主词所联合确定的存在相关概念范围内。“自然”概念解释中对这七种规范的背离犹如体附七蠹而败坏思维，内在地使概念解释偏离定义目标，破灭概念定义的成功希望，使“自然”概念逻辑地躲避它的追寻者而长久隐匿。关键词：自然；形式主词；实质主词；合法谓词；概念定义规范原文目录一、为批判进一步奠基：概念定义一般规范的完备性补写二、检讨“自然”概念的文本存在模式和解释模式三、解释的系统性漏洞与“自然”概念的逻辑隐匿如何理解“自然”概念，决定老子思想的根本面貌，因为按照《道德经》的经典表述，万物由“道”，而道法“自然”。所以有人说“不将老子之自然的意义厘清就谈不上研究老子哲学”。正因如此，“自然”成为道家思想研究中的一个不朽话题。以常识来看，在这种“说不尽”中透露出思想的腐朽即“道不明”。因为,对于一个给定文本,只有无人能给出恰切解释才会涌现不断的重试。由此，形成一个扎眼的思想史怪象，即人们至今对“自然”概念的解释因存在不可裁判的分歧而陷入解释的不确定性和私人性。这直接破坏了道家学派内部对话的基础和最低限度的公共语境约束，以致在严格的审视下，所谓道家学派都令人生疑，因为既然就这一学说的最基础概念都无法达成一致认识，又何来学派？到了当代，这一尴尬似乎被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所解嘲，成为所谓意义历史变迁必然而合理的表现。但是，用理解的时间性结构来消解文本原义甚至宣判原作者的“死亡”，是把时间结构的流动性和不可逆止性强加于理解主体的结果，它否认主体对时间性结构的主动构造和控制能力，这有违精神活动的直接经验。因此，本文仍然坚持对“自然”概念解释中纷乱现象的警惕和反思态度。一、为批判进一步奠基：概念定义一般规范的完备性补写作为一种严格求真活动，批判性认识要求拥有相对被批判对象的论证彻底性，并且尽可能追求展开根据的充分性和构造上的逻辑完备性，从而超越历史地为批判提供理性力量。批判理性对于逻辑有一种永不满足的欲求。这对于概念解释问题的批判而言，就是要以审视的视角，把分析活动预先纳入特定的规范之中，避免随意而为所可能夹带的浮浅和疏漏风险。概念解释的实质是描述概念的意义，就其普遍内涵作出断言，在逻辑上表现为一个判断。不论一个概念的文本出现语境怎样，以及由此所决定的概念解释类型是哪种，

张苏缘财政支出对文化消费水平的影响——基于城乡二元结构视角周锦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发展评价和耦合协调分析——以长三角地区为例本

编者按：2020年9月22日，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郑重宣布，“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2021年3月5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十四五”期间我国要落实2030年应对气候变化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协同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分别降低13.5％、18％；2021年重点工作的目标之一是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降低3％左右。为更好地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实现高质量发展与绿色现代化，扎实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各项工作，加快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2021年3月28日，《阅江学刊》联合北京工业大学生态文明研究院，举办“全球气候变化与中国行动方案——碳中和实现路径与政策选择”学术研讨会。本次研讨会邀请了来自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生态与环境部、交通运输部、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国家重点研发项目“全球增暖1.5℃下东亚气候系统的响应及其情景预估”项目组等的众多专家，学者们围绕我国碳中和的能源方案、碳中和的实践路径两大主题深入交流探讨，各抒己见。本刊编辑部根据现场录音整理出主旨发言和专家点评的核心观点，并经作者审核润色，现以笔谈的形式刊发，与广大读者共享，为推进我国应对气候变化战略和促进生态文明建设贡献绵薄之力。关键词：碳达峰；碳中和；气候治理；应对气候变化；能源结构转型；碳市场；碳汇推进多学科交叉融合服务碳中和决策咨询

摘要：合理的能源消费结构能够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对于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实证检验了能源消费结构升级、产业结构调整与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作用机理。研究表明：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整体呈上升趋势，但存在地区不平衡、区域高值聚集问题，各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空间溢出效应明显；能源消费结构升级能够通过直接路径以及产业结构调整的中介作用（间接路径）显著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人口红利在产业结构调整中介路径的前半程起正向调节作用，能显著提升能源消费结构升级对产业结构调整的正向影响。关键词：能源消费结构升级；经济高质量发展；空间自回归模型；人口红利；产业结构升级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战略性矿产资源国家安全评估与预警系统研究（2020—2050）”（18AGL002）；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大数据环境下的评价理论、方法和应用”（71631006）作者简介：郑明贵，博士，江西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曾健林，江西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曹天琦，江西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原文目录一、引言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三、研究设计四、实证检验五、结论与政策建议一、引言能源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动力基础，然而不合理的能源消费结构无法为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保障。高污染、高能耗的能源消费结构可以在一定时期内实现经济高速增长，但是，长期来看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必然导致环境污染和生态失衡。经济高质量发展往往要求提高清洁能源在能源消费结构中的占比，即实现能源消费结构的调整升级，所以能源结构调整被认为是治污减排的重要手段和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抓手。然而，目前尚不清楚能源消费结构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具体影响。因此，通过实证分析厘清能源消费结构、产业结构、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作用机理，对于正处于经济高质量发展转型关键阶段的中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戴益斌，博士，上海大学哲学系讲师于明艳，上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摘要：人工智能的发展与应用对社会的影响日益深刻，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之一。2020年10月，在上海大学举办的“人工智能时代的社会需求”专题研讨会对相关问题及研究成果进行了展示与研讨。人工智能的社会地位及其与人类之间的关系问题是与会学者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人工智能对劳动与就业的影响、对教育改革创新的推进以及人工智能运用中所涉及的科技伦理问题、人工智能对哲学的启示等成为本次会议关注的重点。结合此次会议的相关讨论，与会学者认为，人工智能的发展既存在机遇，也面临着挑战；未来，与人工智能相关的制度安排可能会是人工智能研究领域中的一个重点。

笔谈策划：阅江学刊编辑部编后撰稿：阅江学刊编辑部文中插图：源自互联网责任编辑：沈丹微信编辑：邱圣茹校对：来向红、沈丹、李海中复审：刘伟终审：渠红岩固定布局

摘要：在实现碳中和的进程中，中国面临发展和减排的两难局面。我国或许可以借鉴第一次工业革命和第二次工业革命的能源供给、产业消纳、金融支持的协同创新发展模式（“煤+铁路+银行”、“石油+汽车+资本市场”），大力发展“新能源+电动车+碳市场”，抓住第三次工业革命这一千载难逢的的历史性机遇。在碳中和的进程中，作为市场机制，碳市场能够低成本、高效率地提升经济效能、能源效率和金融效率。北京绿色交易所十几年来通过碳交易和绿色金融积极为环境权益定价，为低碳发展赋能，在碳中和、碳交易领域开展实践创新。我国要形成有效性的、流动性的、稳定性的且兼具广度、深度与弹性的碳市场，需要严格的立法、严谨的量化和严肃的定价，需适时增加碳金融主体，引入碳金融产品，完善碳价格形成机制，最大程度地发挥碳市场的价格发现、风险管理与资源配置的重要作用，从而促进解决中国发展和碳中和的两难问题，实现长周期的经济增长。关键词：碳中和；碳市场；绿色金融；新能源；碳交易；碳价格；环境权益作者简介：梅德文，北京绿色交易所总经理，北京绿色金融协会秘书长。原文目录一、机遇与挑战：中国碳中和面临发展和减排的两难二、行动：中国碳市场的定价现状及问题分析三、案例：北京绿色交易所在碳中和和碳交易领域的实践创新四、对策：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下完善中国碳市场定价机制的建议五、结论：从市场化到国际化，碳市场破解发展和减排的两难一、机遇与挑战：中国碳中和面临发展和减排的两难（一）挑战前所未有中国碳中和的挑战源于中国的经济结构、能源结构与金融结构。众所周知，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经济结构以制造业为主，是世界工厂，第二产业占据了全球制造业产出的28%，领先美国10%以上，固定资产投资在中国GDP占比也超过40%。中国的能源结构是“富煤、贫油、少气”，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解振华先生近期指出，“我国煤炭消费占比仍超过50%，我国单位能源二氧化碳排放强度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3倍，单位GDP的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4倍，发达国家的2.1倍。同时，一些低碳、零碳、负碳技术的关键设备和工艺等仍需要进口，技术综合集成、产业化与技术转移推广能力不足。建立低碳、零碳能源体系，我国仍然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另据统计，2020年，中国化石能源占比仍然接近85%，可再生能源占比只有15%左右。一般而言，发达国家能源转型的路径首先是煤，接着是油和气，再然后才是新能源，是这样的能源转型三阶段，2020年，我们石油的对外依存度73%，天然气对外依存度43%，这都是非常高的，中国的能源转型只能一步到位转向新能源，这是很困难的过程。在经济结构、能源结构等诸多因素作用下，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耗国，2020年能耗折合标准煤近50亿吨，也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碳排放国家，2020年碳排放量近100亿吨，占全世界碳排放总量的28%，超过了美欧日三大经济体排放的总和。此外，据统计，2020年底，我国金融业机构总资产为353.19万亿元人民币，其中，银行业机构总资产为319.74万亿元，证券业机构总资产为10.15万亿元，保险业机构总资产为23.3万亿元。穿透这些巨量金融资产，底层基础资产有很大一部分比例是化石能源资产，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根据美国著名学者杰里米.里夫金的研究，世界化石能源资产可能会在2025年到2030年之间发生一次大危机，化石能源资产会大幅度的贬值缩水，特别是以煤炭为代表的资产，例如煤电，未来违约率可能会很高，其风险敞口很大，中国金融机构未来也许会因此而大大地降低收益，增加风险，这就是中国金融在碳中和时代的重大风险。据统计，欧盟大约在20世纪80年代实现碳达峰，宣布将在2050年实现碳中和，从碳达峰至碳中和预计需要60-70年的时间；美国和日本大约在2007—2008年实现碳达峰，同样宣布将在2050年实现碳中和，从碳达峰到碳中和预计需要40多年的时间。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计划用不到10年的时间实现碳达峰，再经过30年左右的时间实现碳中和，毫无疑问，时间紧、任务重。另外，环境经济学“库兹涅茨曲线”阐述了环境污染和经济发展之间的相关性，一般而言，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才会出现碳达峰。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解振华先生早在十年前就说过，据统计，美国、日本、欧盟等发达国家和地区都是在人均GDP约3万-4万美元时实现碳达峰。而中国的人均GDP在2020年刚超过1万美元，按GDP年均增长5%-6%来推算，到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目标时，中国的人均GDP可能刚刚达到2万美元，即便如此，距离人均GDP3万-4万美元还有较大的差距。在此，我们比较一下中美两国2020年的发展数据，即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与世界最大发达国家对标。2020年，中国GDP约为美国的70%，人口大约是美国的430%，能源消耗量约为美国的150%，碳排放量约为美国的200%；中国的广义货币发行量（M2）大约是219万亿元，而美国是125万亿元（折合人民币），中国的M2大约是美国的175%。这一组数字对比充分说明，为了如期实现碳中和，中国的经济结构、能源结构、金融结构可能都需要优化，中国的经济效率、能源效率、金融效率也许都有待提升，这就是发展和减排的两难。综上所述，正是因为应对气候变化问题具有“长期性、结构性、全局性”特点，中国要按期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不仅时间紧迫，而且任务繁重。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言：“中国将力争于2030年前实现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这意味着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将完成全球最高碳排放强度降幅，用全球历史上最短的时间实现从碳达峰到碳中和，这无疑将是一场硬仗”。（二）机遇千载难逢中国碳中和，虽然挑战前所未有，但机遇也是千载难逢。美国著名学者杰里米.里夫金认为，目前全世界正处在以风光新能源、信息技术、生物技术并发为代表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回顾历史，每一次全球工业革命都会开启一轮技术长周期带动的经济增长，大约持续60-100年。比较前两次工业革命，都形成了能源供给、产业消纳与金融支持的协同创新发展的经济体系：第一次工业革命，英国形成了“煤+火车+银行”体系，造就了日不落帝国；第二次工业革命，美国形成了“石油+汽车+资本市场”的体系，成就了美国超级大国；第三次工业革命可能将形成“新能源+电动车+碳市场”的体系，各国都在争夺这一体系的主导权。里夫金认为，中国机会最大！这是因为，在能源供给侧，中国目前已经拥有世界最大的风光新能源生产体系，2020年风电、光伏新能源装机总量分别是2.81亿、2.53亿千瓦，合计5.34亿千瓦，而且风光装机总量2030年要达到12亿千瓦，这意味着每年还要新增加6000多亿千瓦装机。中国光伏产业具备全产业链的竞争优势，包括上游硅片、中游电池与电池板以及下游发电站，都有巨大的优势，隆基股份去年市值就已经超过神华公司，目前市值五千亿。在能源传输侧，中国“长距离、大容量、低损耗”的特高压电网技术成熟，在世界居于领先地位。在能源消费侧，我国的新能源汽车与储能产业发展迅速，据工信部肖亚庆部长宣布，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6年稳居世界第一，累计销售550万辆。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团队分析，美国、欧盟、日本等在碳达峰时每千人汽车保有量分别是845、423、575辆，中国目前仅有173辆，还有很大的新能源汽车发展空间。中国比亚迪公司去年发展成为世界第四大市值的汽车公司，蔚来第六，上汽第十，去年世界前十名汽车市值公司里，中国已经占据3席。在电池方面，中国锂离子电池产量世界第一，宁德时代稳居世界首位，今年市值已经达到12000亿元人民币。根据莱特定律，随着电动车销量增加，电池价格会进一步下降，从而带动储能成本下降和新能源汽车的继续增加。总之，供给、传输与消纳，或者说生产、流通与与消费，我国已经形成了一个完美的新能源产业发展闭环。另外，在绿色金融方面，我国拥有目前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绿色信贷市场。截至2020年底，中国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约12万亿元，存量规模居世界第一；绿色债券存量约8000亿元，居世界第二。中国还是世界上最大的碳市场，2021年7月开启的全国碳交易市场年配额近40亿吨，规模超过欧盟，居世界首位。从7月16日开市至7月30日合计11个交易日，全国碳排放配额即CEA累计成交量595.19万吨，累计成交额2.99亿元，平均价格50元，是试点碳价格的两倍以上，取得了“开门红”的骄人成绩。当然，接下来如何兼顾价格稳定和持续流动性是个难题。如果我们能够把碳市场做大做强，既有规模、亦有流动性、且价格反映真实边际减排成本，将其发展成一个新兴的金融市场，可以为中国碳中和促进解决大规模、低成本的长期资金，那么中国就有可能抓住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巨大历史性机遇，通过发展绿色技术、绿色产业、绿色金融，从资源依赖走向技术依赖，从而实现一个长的技术增长周期。清华大学与中金公司研究团队在分别测算后，得出相近的结论：中国实现碳中和与完成能源低碳转型需要近140万亿元的投资。中国人民银行易纲行长最近提出：中国碳达峰每年需要2.2万亿元的投资，十年共计22万亿元；从碳达峰至碳中和，每年需要3.9万亿元投资，30年需要117万亿元投资；碳达峰碳中和两项合计需要139万亿元投资。这项投资可以促进解决中国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促进解决发展与减排的两难矛盾。二、行动：中国碳市场的定价现状及问题分析碳市场制度是解决碳排放外部性的有效经济手段，可以实现总量控制目标下减排成本最小化，同时有利于经济高质量增长。碳市场制度可能是破解中国发展与减排两难矛盾，促进中国经济、能源与金融结构调整的有效工具。借助市场的力量推动碳达峰碳中和，碳市场是一个选项，能够低成本高效率地提升经济效能、能源效率和资金效率。一方面，通过碳市场的激励机制，鼓励新能源产业或非化石能源产业的发展，发挥减排的正外部性效应；另一方面，通过碳市场的约束机制，抑制化石能源产业，解决碳排放的负外部性问题。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的目标，必然需要大量投资，无论电力、交通等行业的碳减排，还是发展新科技，都需要新的投资。碳市场的目的就是通过资源配置、风险管理、价格发现引导稀缺资源获得更优的配置，如果碳交易无法形成公平、合理、有效的价格，碳市场的功能就会大大减弱。正如央行原行长周小川先生所言，碳市场最重要的作用是激励机制、引导投资与稳定预期，“通过跨多个年度的项目与技术投资，着重改变未来的生产模式和消费模式。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必然需要大量投资，无论电力、交通等行业的碳减排，还是发展新科技，都需要新的投资。吸引这么多的投资，这么多的投资要引导好、激励好，不酿成大亏空，显然是大事、难事。大量的投资不可能凭空而来，也不会凭号召就实现，每项投资都需要导向，需要算账，而算账必须有依据，需要碳市场给出信号”。实际上，中国从2005年就开始参与国际碳交易市场，当时只是作为卖方参与CDM即清洁发展机制。2011年10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关于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的通知》，标志着我国碳排放交易正式启动。从2013年开始，北京市、天津市、上海市、重庆市、广东省、湖北省、深圳市等七省市陆续开启了碳排放交易的试点工作，试点区域的人口、GDP等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从2013年正式交易到2020年底，我国七省市的碳交易试点已经经历了7个履约期，七个试点地区总配额超过12亿吨，共有2837家重点排放单位、1082家非履约机构与1万多个自然人参与了交易。截至2021年6月，包括后来加入的福建省，八年八个试点碳市场配额现货累计成交4.8亿吨，八年累计成交金额114亿元（约相当于15亿欧元），平均交易价格23.75元，平均每年成交量占配额总量约为5%。另外，全国核证自愿减排量（CCER）累计成交2.68亿吨。公平地说，经过多年的发展，相比于其他环境能源类交易市场，中国碳市场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当然，试点阶段，我国相对独立的碳交易市场也还存在系统独立、区域分割、重复投资、重复建设、交易产品不兼容等问题，导致交易规模小，交易价格低，交易流动性差，投融资功能弱，碳交易价格形成机制和资源配置功能都有待完善。总之，比较中外碳市场，分析中国碳试点的七年历史，毫无疑问，是否严格立法确定总量减排、配额分配方式、核查机制、交易产品属性、交易规则等是影响中国碳试点发展的重要核心因素。2021年新年伊始，中国碳交易试点开始走向全国统一。当前全国碳市场仅覆盖发电行业，进入门槛为2013—2018年中任何一年度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超过2.6万吨当量。全国共有2162家发电企业为重点排放单位，碳市场主管部门根据电厂的发电量及其对应的基准线为企业分配配额。根据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发布的《中国电力行业年度发展报告2020》，2019年中国单位火电发电量二氧化碳排放约838克/千瓦时。2020年全国火电发电量5.28万亿度，对应的是大约44亿吨二氧化碳排放量。火电全行业的碳配额约40亿吨，如果按照试点区域5%的配额进入交易平台，那么全国碳市场的单一年份交易规模就可以达到2亿吨。按照50元/吨计算，年交易额可达100亿元。未来，随着市场规模的扩大，碳价有可能在试点区域平均价格的基础上大幅度提高，市场规模有可能达到400亿元（以每年2亿吨、每吨碳价200元计算）。根据国际权威环保组织EDF美国环保协会预测，2021年中国的碳价格大约是49元/吨，2030年大约是93元/吨，到实现碳中和的时候，也就是到2060年有可能达到167元/吨。而清华大学能源环境经济研究所团队，基于中国2060年实现碳中和的情境对未来的碳价进行了预测：“十四五”期间（2021—2025年）8美元至10美元，“十五五”期间（2026—2030年）升至15美元左右，2050年可能达到115美元。这是对中国碳市场价格的不同判断。在此，我们可以对比当今世界最大碳市场即欧盟配额交易市场。其覆盖的排放规模2019年为18.9亿吨二氧化碳，其交易量为67.8亿吨二氧化碳，交易额为1690亿欧元，分别占同期全球碳市场的78%和87%，其配额交易量是配额总量的359%即3.59倍。2020年，欧盟碳市场碳配额交易量达81亿吨二氧化碳，是配额总量的400%多即4倍多，占全球碳交易总量约90%，交易额达到2010亿欧元。2021年，全球能源需求逐步上涨，由于欧盟碳市场看涨情绪的高涨和能源市场的提振，欧盟碳价接连刷新纪录高位，一路飙升至60欧元/吨，期货成交量突破2.15亿吨，平均每天的配额拍卖量为300万吨。2021年2月1日，欧洲能源交易所（EEX）的欧盟碳配额（EUA）期货价格达到33欧元/吨。以煤电的二氧化碳排放强度800-1000克/千瓦时来计算，煤电机组的碳成本在0.03欧元/度左右，约合人民币0.235元/度。多项研究成果显示，目前至中国碳达峰时期，在配额大部分是免费发放的前提下，我国碳价很难突破200元人民币/吨。2019年，全国单位火电发电量二氧化碳排放约838克/千瓦时。假如以200元/吨的碳价计算，度电碳成本大约是0.1676元。但是，考虑到至少75%的免费碳排放额度，实际上0.1676元的度电碳成本会被均摊掉很多，实际度电碳成本不到0.04元人民币。综上所述，按照市场交易量，或者说流动性、换手率、交易活跃程度来对比，欧盟碳市场2020年碳交易量达到81亿吨，是配额总量（约19亿-20亿吨）的400%多，中国京津沪渝四大直辖市与广东、湖北、深圳及福建八个区域碳交易试点2013年至2021年6月近8年累计交易量4.8亿吨，平均每年交易量6000万吨，八个试点每年的总配额约12亿吨，这样计算出中国碳试点平均每年的总成交量占配额总量即换手率约为5%，欧盟碳市场换手率大约是中国碳试点市场换手率的80倍（400%：5%）；按照价格对比，欧盟碳市场去年平均价格24欧元，中国碳试点市场去年平均价格是23.75元人民币，欧盟当前碳价格是50多欧元（当然价格有浮动），中国全国碳市场开市已经三周了，平均价格也是50多人民币，两者基本上相差一个汇率；如果折合成度电碳成本，即使不考虑配额的拍卖成本，欧盟度电碳价大约也是中国度电碳价的十倍以上。比较中欧碳市场的交易规模、价格与流动性，中国碳市场需要完善科学、合理、有效的价格形成机制，否则，无法实现低成本、高效率促进碳达峰碳中的有效市场功能。三、案例：北京绿色交易所在碳中和和碳交易领域的实践创新北京绿色交易所成立于2008年8月5日，在十几年的实践中，通过碳交易和绿色金融积极为环境权益定价，为低碳发展赋能。（一）开展北京碳强制减排交易试点自2013年11月28日开市至今，北京碳市场持续稳定运行七年，初步建立起“体系完整、市场规范、交易活跃、监管严格”的区域性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截至2020年底，北京碳市场各类产品累计成交近6800万吨，成交额突破19.4亿元，碳排放配额年度成交均价始终位于50至70元/吨的区间，整体呈逐年上升趋势。北京市推行严格从紧的配额发放，加大核查力度，并在政策执行上贯彻始终，主要做到以下三点：一是北京碳市场政策法规体系完整。北京市通过地方立法确立了碳排放总量控制、配额管理、碳排放权交易、碳排放报告和第三方核查等基本制度，构建覆盖碳市场闭环运行全过程的制度政策体系。尤其是北京碳市场的公开市场操作办法，给了碳价格稳定的预期。价格过高就加大投放，价格过低就开展回购。二是碳排放数据基础扎实。围绕碳排放数据实行了第三方核查机构和核查员的双备案制度，对碳排放报告实行第三方核查、专家评审、“第四方”核查机构交叉抽查，保障碳排放数据质量，并根据很多行业的先进排放值来量化排放指标。三是配额分配科学有效。对重点排放单位的既有设施，确定不同行业各年度的控排系数，实现既有设施碳排放量逐年下降。对于新增设施，以国内外先进标准核定新增设施配额。参考国内外各行业先进碳排放水平，发布93个细分行业碳排放强度先进值，强化新增设施排放的约束力。两种分配方法的结合，避免了经济下行时按照历史排放分配方法的配额过剩问题。与国内其他区域碳市场相比，北京碳市场的碳价较高，趋势性波动较小，有利于激励企业重视节能减排工作，形成稳定的减排预期。北京碳市场重点排放单位数量多、范围广，截至2020年底，参与北京碳市场交易的企事业单位和投资机构已逾千家。交易数据在一定程度上表明，碳市场较好地实现了碳价格对节能减排的促进作用。2016—2019年，北京重点碳排放单位的碳强度累计下降了16.5%，进一步验证了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在推动温室气体排放控制方面的显著效果。（二）培育碳中和市场北京绿色交易所面向会议活动、企业运营管理、金融机构以及个人提供碳中和服务；不断开发绿色量化减排方法和标准；助推低碳能力建设，协助地方政府完成低碳发展规划、温室气体排放清单编制、碳信息管理系统搭建等工作；在全国十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开发完成了近百个CCER等自愿减排项目。在个人碳中和市场方面，2016年，北京绿色交易所开始参与蚂蚁金服公司的“蚂蚁森林”项目，作为技术开发方，提供了三十多种应用场景的简单计算方法。截至2020年底，“蚂蚁森林”项目累计吸引5.5亿用户，已经种植2亿棵树，种植面积280万亩，守护树林面积280平方公里，累计减排1200万吨。目前，“蚂蚁森林”项目是在个人碳中和领域推进建设低碳社会最成功的案例，获得了联合国最高环保荣誉——2019“地球卫士奖”，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还授予“蚂蚁森林”项目“激励与行动”类别奖项。“蚂蚁森林”项目的成功说明，中国实现碳中和归根结底取决于能源结构调整、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结构调整，推动从绿色投资向绿色消费的转变。“蚂蚁森林”项目的庞大用户群显示，中国有近6亿中产阶级愿意投入个人碳中和行动，实际上已经形成了强大的绿色消费群体。未来，如此大规模的绿色消费群体可以倒逼绿色生产、绿色消费、绿色流通。（三）成立碳中和股权投资基金与碳基金中国要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每年资金缺口超万亿元，中国亟须制定更多包括气候股权投资在内的绿色股权融资激励政策，以解决绿色债权融资与绿色股权融资不匹配的问题。北京绿色交易所目前正在联合有关机构积极推出气候股权投资基金与碳基金，培育和推广碳中和商业模式和适用技术，服务地方和国家碳中和远期目标，以便有效改善当前减排项目资金支持不足的局面，届时也将在资本市场发挥一定的引领作用。（四）服务北京绿色金融国际中心建设2020年9月，国务院批复《中国（北京）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该方案明确提出，在北京城市副中心探索设立全国自愿减排等碳交易中心。未来，北京将在中国人民银行等国家金融管理部门的指导下进一步完善绿色金融的服务体系，积极申请和创建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和绿色金融国际中心，努力探索绿色金融引导绿色发展的体制机制，助力中国如期实现碳减排目标，全力建设面向全球的碳市场。北京绿色交易所未来要对标国际领先的碳市场，积极发展自愿减排交易，探索绿色资产跨境转让，同时借鉴国际碳市场中碳期货、碳期权等成熟经验，积极发展新型碳金融工具。北京绿色交易所将积极服务支撑北京建设全球绿色金融和可持续金融中心，逐步发展成为中国绿色金融市场重要的基础设施之一，为中国低成本、高效率促进碳达峰碳中和作出贡献。四、对策：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下完善中国碳市场定价机制的建议比较中外碳市场，分析中国碳试点七年的历史和经验，是否严格立法确定减排总量、配额分配方式、核查机制、交易产品属性、交易规则等是影响中国碳试点发展的核心要素。毫无疑问，中国碳市场已经取得重大进步，但是仍在六个方面有待完善。第一，全国碳市场立法尚未完成。目前先后出台了《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和碳排放权登记、交易、结算等管理制度，以及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核查等技术规范。但《国务院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尚未完成。第二，配额总量没有限制。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碳交易模式不同，中国没有设定碳排放总量上限，而是建设了一个“排放绩效系统”，实际上给了发电企业更多时间以采取措施降低碳排放强度。第三，配额分配采取免费分配的方式而非有偿拍卖的方式。第四，参与主体类型单一，金融投资机构参与不足。根据发电行业（含其他行业自备电厂）2013—2019年任何一年度排放达到2.6万吨二氧化碳当量（约1万吨标煤）的标准以及相关碳核查结果，仅2162家企业成为2019—2020年全国碳市场配额管理的重点排放单位。第五，交易产品单一。目前，全国碳市场的交易产品为碳排放配额，建议根据国家有关规定，适时增加其他交易产品。第六，交易规则、交易方式有待完善。碳排放权交易目前可以采取协议转让、单向竞价或者其他符合规定的更有效率的方式，需要采取更有效措施，发挥全国碳市场引导温室气体减排的作用，当然也要防止过度投机的交易行为，维护市场健康发展。一般而言，市场最重要的三个要素是主体、产品和监管。我国要形成有效性的、流动性的、稳定性的且兼具广度、深度与弹性的碳市场，完善碳市场的定价机制、反映边际减排成本、外部性成本或者综合社会成本，需要三个条件，简单概括为三个关键词——立法、量化、定价。首先，立法。这代表了全社会的意志，通过严格的立法确定减排总量和配额分配方法，建立严格的配套政策体系，是发现真实碳价的第一步。其次，量化。碳资产是建立在碳排放数据基础上的虚拟资产，碳市场相对于其他市场更加抽象，企业碳排放数据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准确性是碳市场公信力的基石。未来随着建材、水泥、化工等能源使用更多元、生产流程更复杂、过程排放更多样的行业纳入市场，MRV体系的完善将是碳市场建设需要攻克的重大困难。建议将目前的碳核查体系在碳排放因子法、质量平衡法基础之上适时增加以CEMS在线监测为代表的直接测量法，对各个控排行业的排放数据进行直接核查，运用现代物联网和区块链技术实现更加低成本的检测比对与核算量化，以达到可比性强、准确性高、实用度高的目的，以建立更加科学严谨的数据支撑体系，生态环境部预计中国碳市场2025年将建成碳监测评估体系，届时，监测网络范围和监测要素基本覆盖，碳源汇评估技术方法基本成熟。最后，定价。从宏观和远期来看，碳价由宏观经济、行业发展总体状况、低碳技术进步决定，碳价理论上应该等于全社会节能减排的平均成本；但从微观和近期来看，总量与交易（cap

摘要：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基础，而新型电力系统是清洁低碳安全高效能源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型电力系统中，要逐步实现可再生能源对化石能源的替代，而且要以化石能源效能为目标控制能源总量，以电力体制改革为动力，推动新型电力系统构建。能源转型涉及整个经济与社会系统的全面转型，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必须发生重大转变。在“十四五”规划期间，构建新型电力系统需要保障电力安全；大力支持新能源发展；持续完善智能电网建设，更加重视智能配电网建设；明确煤电定位，严格限制煤电建设；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启动核电建设，在维护生态的前提下启动大型水电建设；推动储能商业化发展。关键词：碳中和；碳达峰；新能源；能源转型；电力安全；智能电网；能源消费；储能作者简介：王志轩，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原专职副理事长，教授级高工，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能量系统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原文目录一、中国能源电力发展的基本情况二、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基本问题三、“十四五”期间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建议四、结论2021年3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强调把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会议指出，“十四五”是碳达峰的关键期、窗口期，要重点做好几项工作，其中之一是要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控制化石能源总量，着力提高利用效能，实施可再生能源替代行动，深化电力体制改革，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不难看出，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基础，而新型电力系统是清洁低碳安全高效能源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型电力系统中，要逐步实现可再生能源对化石能源的替代，而且要以化石能源效能为目标控制能源总量，以电力体制改革为动力，推动新型电力系统构建。2021年4月22日，习近平主席出席领导人气候峰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提出：“中国将严控煤电项目，‘十四五’时期严控煤炭消费增长，‘十五五’时期逐步减少。”这为构建新型电力系统框架进一步指明了方向。一、中国能源电力发展的基本情况（一）能源消费在持续增长中改善结构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0年中国能源消费总量为49.8亿吨标准煤，比上年增长2.2%；煤炭消费量增长0.6%，煤炭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的56.8%，比上年下降0.9%；原油消费量增长3.3%；天然气消费量增长7.2%；电力消费量增长3.1%；天然气、水电、核电、风电等清洁能源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的24.3%，上升1.0%。图1是1978年以来中国能源消费总量与结构的变化情况。根据以上数据和图1发现：第一，中国能源消费总量在改革开放以后持续增长，尤其是21世纪以来总量增加很快。第二，能源结构以煤为主，但煤炭消费总量在2013年达到高值之后基本持平；煤炭消费所占比重逐步下降，但仍然占绝对主导地位。第三，石油消费总量持续增长，但增长速度低于天然气。第四，非化石能源消费持续增长，能源消费增量部分主要由清洁能源填补。总体来看，中国能源消费仍然以化石能源尤其是煤炭为主，正在向清洁能源消费转变。（二）电力生产总量跨上新台阶，电力结构向绿色低碳方向快速转变根据国家统计局和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以下简称中电联)统计，2020年末，全国发电装机容量220058万千瓦，比上年末增长9.5%。其中，火电装机容量124517万千瓦，增长4.7%；水电装机容量37016万千瓦，增长3.4%；核电装机容量4989万千瓦，增长2.4%；并网风电装机容量28153万千瓦，增长34.6%；并网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25343万千瓦，增长24.1%。“十三五”时期，我国年均新增发电装机13507万千瓦，煤电年均新增装机3564万千瓦。截至2020年底，我国煤电装机容量10.8亿千瓦，占总装机比重49%，占总发电量比重60.8%，年装机容量增长趋势放缓，发电量缓慢增长。1985年以来，我国电煤消费原煤占煤炭消费量的比重、电力消费能源在一次能源中的比重、电能在终端能源消费中的比重如图2所示。图3为2006—2020年太阳能发电、风力发电量及占总发电量的比重，图4为2000—2020年不同电源发电量及总发电量增速。根据以上数据和图2、3、4可提出四点结论。第一，电煤消费原煤在煤炭消费中的比重、电力消费能源在一次能源中的比重、电能在终端能源消费中的比重等三个重要正向指标都是持续增长的。第二，全国发电量快速增长，但增速在波动中逐步下降。不论装机容量还是发电量，中国已连续多年稳居世界第一，其中发电装机已经连续9年居世界第一位。第三，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所占比重不断增加，煤电占比不断下降。与2010年相比，2020年我国煤电装机容量和发电量所占比重分别下降18个百分点和15个百分点。2020年，煤电装机占比首次下降到50%以下，但是发电量所占比重仍为60.8%；以2005年为基准，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所占比重逐年提高，2020年非化石能源（含生物质发电）装机9.8亿千瓦，占45%，发电量7.6万亿千瓦，占34%，分别提升了21个百分点和16个百分点。第四，与风电相比，太阳能发电大规模投入应用的起步时间晚了5年左右，目前风力和太阳能发电量都有大幅度增长，虽然发电量占总发电量的比重约10%，但是将会逐步成为主力电力、主力电量和主力能源。（三）火电污染控制和碳减排成效显著根据中电联统计分析，与2010年相比，2019年全国火电（其中煤电装机和发电量占比均为90%左右）颗粒物排放量由160万吨下降至18万吨，下降88.8%；二氧化硫排放量由926万吨下降至89万吨，下降90.4%，与2006年的峰值相比下降约93.4%；氮氧化物排放量由950万吨下降至93万吨，下降90.2%，与2011年的峰值相比下降约90.7%。1978年，火电碳强度约1312克/千瓦时，2019年降到838克/千瓦时。以2005年为基准年，2006—2019年，通过发展非化石能源，降低供电煤耗和线损率等措施，电力行业累计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59.4亿吨。（四）中国人均用电量和三大产业用电比重显示，我国仍处在现代化进程之中2020年，中国人均用电量约5400千瓦时，略高于世界平均水平。2004年以来，我国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用电量及工业用电与生活用电的比重如图5所示。从图5可以看出，中国第一、二、三产业的用电量都在持续增长。其中，第一产业用电所占比重很低；第二产业用电所占比重基本在70%左右，近年有所下降；第三产业和城乡居民生活用电所占比重基本相同，且近年来都有所上升。发达国家在完成工业化时，第二产业用电所占比重约60%；之后，第二产业用电所占比重下降到30%左右；同时，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和居民用电“三分天下”各占其一。分析产业用电量和用电结构之后发现，近几年，我国第二产业用电所占比重约为70%,第三产业和居民用电所占比重均约占15%。这说明我国仍然处于发展中国家水平，正在为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而努力。（五）能源转型涉及整个经济与社会系统的全面转型以上四个方面简要分析了中国能源电力的发展过程、当前状态和主要特点，这是分析中国在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下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基础，不了解中国能源电力的基本情况就不能做到有的放矢。总体来讲，经过四十多年改革开放快速发展，中国能源结构不断改善，环境保护成效显著，不论发电产业还是电网，中国都已经达到世界先进水平，部分已达到世界领先水平；中国电力供需矛盾由长期的严重短缺进入总体供需平衡、局部地区短缺或有富余的阶段，破解了资金、技术、人才制约电力工业发展的基础性矛盾。但是，能源转型不是某一品种的能源在经济上可以替代另一品种的能源时就能够实现的，而是涉及整个经济与社会系统的全面转型，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必须发生重大转变。我国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社会发展还属于爬坡时期，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仍然存在，高碳能源特性十分显著，国际环境存在不确定性。面对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尤其是要在30年之内完成发达国家大约60年才完成的任务，必将是一场世纪大考。二、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基本问题（一）电力系统要素变化第一，电力系统运行机制由“源随荷动”转变为“源荷互动”。新型电力系统是相对于传统的电力系统而言的。电力系统由发电、输电、变电、配电、用电等环节组成电能生产、传输、分配和消费的系统，其中，发电电源简称“源”，用电负荷简称“荷”。输电、变电、配电是电力系统中电能输送、变换和分配的部分，可分为输电网和配电网。在传统的电力系统中，电能配置是按照发电、供电、用电的次序由电网进行配置，由于电能难以储存的特点，电能在发、输、变、配、用各环节中几乎同时发生。满足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对电力的需求，保持电力系统电量的瞬间平衡和稳定（涉及电压、频率、功角等参数）是电力系统规划、设计、运行的基本任务。为此，传统电力系统运行的逻辑是“源随荷动”，即根据用电负荷侧的变化，电源侧随时变化，而这些变化是由电网调控的。这一特性决定了电源侧必须要有充足的、符合电网运行条件的各类不同电源，尤其是要有既稳定可靠又具有一定灵活性的电源，并配有少量储能设施，以备电源不足或者电源达不到电网稳定运行要求时作为补充。在传统电力系统中，主体电源（火电、水电等）在设计和建造时都充分考虑了“源随荷动”的需要，水电受气候影响有丰枯期的问题，水电与火电建设的合理布局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第二，“源网荷”系统转变为“源网荷储”系统。在以新能源为主体的电力系统中，新能源的主要代表是太阳能和风能转换的电能。太阳能及风能是大自然无偿赐予的，但是具有波动性、随机性、间歇性的特点，且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显然，风电、太阳能发电无法适应“源随荷动”的基本要求。在中国的传统电力系统中，煤电、水电、核电的年均满负荷利用时间分别可达5500小时、3500小时、7000小时，而煤电、核电的年利用时间还可以更高一些。受风、光资源特点的限制，风力发电年利用时间平均为2200小时，光伏发电平均为1200小时。由于风、光发电的特性，一些地方会出现用电高峰时少风少光甚至无风无光，在用电低谷时发电量较高的情况，即风、光发电具有反调峰特性。新能源发电还有能量密度低、分布广泛、便于分散使用的特点，有可能出现千家万户均可发电的状况。但是，自发自用的特点是有时电能富余，有时电能不足，而且自发自用难以保障用户的电能质量。因此，用户在电能富余时可以将电卖给电网，不足时由电网供电。同时，随着更多的电能由分布式发电接入配电网，由分布式电源和相关储能、调控、保护设施构成的微电网和主动配电网逐渐增多。一方面，大量使用低碳能源有利于优化能源电力系统，对于维护大电网的安全性也有一定的好处。另一方面，原有电力的负荷特性发生改变，而且新能源的波动性、随机性、不稳定性等特点加大了电网安全稳定运行的难度。“源”已经不是传统的“源”，“荷”也不是传统的“荷”，为了保障电力系统安全，“源”与“荷”之间必须协同互动。在“源”方面，尽可能提高预测的精度并加强调节性能；在“荷”方面，也应当提高调节能力或者需求响应能力。与传统的电力系统运行逻辑相比，“源”与“荷”都出现了较大不同，储能（包括储电、储热等）成为新型电力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适应不同地区、不同“源”与“荷”的特点以及电网的特点，储能将会以多种方式（化学或物理方式）在电网侧、“源”与“荷”侧进行配置，原有的“源、网、荷”系统将转变为“源、网、荷、储”系统。储能的大量使用和分布式电源的增多，传统单向电能配置模式将变成双向、多向的电能配置模式。过去，电力系统原有的各个环节区分明显，未来，相互融合的部分将不断扩大。第三，“云、大、物、移、智”技术是支撑新型电力系统的基础。实际上，所谓传统的电力系统主要指当今的电力系统，而当今的电力系统也是经过多次升级才建成的。中国的电力系统经过了初期的分散式、小容量、低电压、小系统阶段，中期的大机组、大电厂、大系统、高电压、信息化阶段，逐步发展为当今的现代电力系统。目前，我国的电力系统以特高压电网为骨干网架，不同等级电压协调、全国联网，以高效、环保型机组为主体，可大范围实现能源资源优化配置，已经高度自动化并向智能化过渡。在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过程中，为了适应以新能源为主体的目标，必须要全面采用现代科技创新成果，对电力系统进行升级。新能源之所以“新”，是因为新技术赋予可再生能源新的生命力，使其能够经济地转换为电能（或商品热能）而为人类所用。同样，构建新型电力体系的“新”体现为用新技术改造现有的电力系统，使其适应不断变化的新要求。新技术，就是要充分运用“云、大、物、移、智”的技术，不断加强电网与信息网、交通网、能源网的融合，形成以智能电网为主体的能源互联网。需要指出的是，以新能源为主体并不是说全部能源都是新能源，而是要根据能源电力安全及经济运行需要配置必要的其他电源，如水电、核电以及天然气燃机发电或燃煤发电等，而且应当优先考虑无碳、低碳能源的使用。在配置煤电的同时，要根据碳减排的需要逐步采取二氧化碳捕捉、利用、封存（CCUS）技术，且尽可能减少煤电机组运行或将煤电作为备用能源。未来，应当根据低碳发展阶段，平衡安全、经济等各方面的考虑，选择最佳的以新能源为主体的多元电源组合系统。（二）改变传统的电力管理运行机制从物理形态上看，新型电力系统“发、输、变、配、用、储”等设备的系统变化和功能调整体现为电力流、信息流、价值流的重新分配，由此推动能源、经济、社会的全面转型。要达到这样的目标，深化电力体制改革将起引领性、关键性甚至决定性作用。新型电力系统的构建涉及法律、规划、政策、标准、技术、规范、人才等全方位、整体性的改变，不仅需要深化电力体制改革，还需要开展相关领域的改革，通过各方协调推进才能成功。中国电力体制改革一直没有停止，当前的改革已经为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是，当前的改革主体思路是在2015年以前形成的，代表了当时的改革精神和实际情况，与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要求还有一定的差距。所以，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九次会议提出了深化电力体制改革的要求。其一，建立快速、大规模新能源进入电力系统之后保持电力系统安全稳定运行的机制；其二，重新考量电网企业（或者主体）在新能源系统中的作用；其三，在大量新业态如储能、分布式能源系统、电动汽车与电力系统融合之后，构建新的商业模式；其四，低碳电力既能在电价中体现出价值并使其价值顺畅地传导至全社会，又能支撑可负担得起的社会公平转型；其五，大量的支撑性技术标准快速有效地替代衔接；其六，在新情况下开展政府监管。综上，新型电力系统包含了“发、输、变、配、用、储”各环节高度耦合的物理电力系统和与之相适应的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的新型管理系统。（三）加快新型电力系统构建进程新型电力系统构建是“十四五”时期的主要任务之一。但笔者认为，这个任务并不是要在“十四五”期间全面完成，而是贯穿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全过程。新型电力系统不能够脱离“发、输、变、配、用、储”各环节的技术、设备、工程实体而独立存在，所以新能源成为主体能源必然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随着新能源的发展，传统化石能源尤其是煤电必然要逐步退出，这需要一定的时间；同时，技术发展仍然处在非常活跃的阶段，在能源电力转型中必须高度关注各项技术的发展，防止技术锁定、投资锁定。从宏观角度而言，新型电力系统的构建与中国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实现路径具有方向的一致性，但是，新能源的发展是推动、引导、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基本动力，是“先行官”，所以，新型电力系统的构建完成时间应适当超前于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笔者认为，初步分析从目前到实现碳中和目标的40年时间，大体可分为四个阶段：2020—2030年之前，碳排放总量缓慢上升到达顶峰；2030年以前—2040年，碳排放总量从波动下降进入较快下降阶段；2040—2050年以前，碳排放总量线性下降；2050—2060年以前，碳排放总量加速下降。这四个阶段与中国在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2050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进程是一致的，也与当前中国面临的能源电力形势、国际形势和我国的电力系统各要素、电价水平等相适应。这个路径体现出对未来技术创新的期待。中国的碳中和战略是先树立减排里程碑，再用背水一战的决心和压缩型发展的理念来倒逼减排。中国与欧盟的减排路径不同。欧盟的二氧化碳排放在达峰以后，经历了一个长期波动的平台期（约30年），然后缓慢下降。尽管欧盟在碳达峰以后受到《京都议定书》的法律约束，但总体来看，欧盟的碳中和过程将是一个自然减排过程。中国现在还处于二氧化碳排放上升阶段，尚未实现现代化，在发展的压力和高碳能源体系的压力下负重爬坡，因此，实现碳达峰碳中和必定非常艰难。我国既要按时实现高质量的现代化，也要按时实现碳中和目标；既不能期望在碳达峰之前冲高碳排放量以维持较高的经济增长，也不能单纯地为减轻碳中和压力而立即达峰、压低峰值，从而过多地影响经济发展。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方向已经明确，关键是绘好蓝图和制定科学的施工方案。“十四五”期间，首要任务是加快以电网为核心的整体规划，这是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总纲，只有纲举才能目张。低碳电力转型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十四五”期间还要同步推动出台以解决问题为导向的规划和政策。近期，国家有关部门出台了关于分布式电源发展、抽水蓄能电站发展的政策，相信对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将有很好的促进作用。三、“十四五”期间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建议（一）保障电力安全保障电力安全包括对电能在“量”和“质”两方面的要求。但是，从科学性和系统经济性来看，在任何时间、任何范围、任何条件、对任何对象都百分之百地保障电力供应，这是无法实现的。在低碳电力转型过程中，由于随机性高、波动性大的新能源发电大规模进入电力系统，电网、电力负荷、热电联产的热力供应等都将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一些新型风险（如互联网黑客攻击等）对电力系统也会形成安全隐患，这些因素对电力安全提出了更为严峻的挑战，因此，需要针对电力安全的新特点，制定专门的量化指标和防范要求。（二）大力支持新能源发展首先，有效解决风力发电、光伏发电的补贴拖欠问题，缓解新能源企业的困难，增强新能源投资者的信心；同时，根据新能源的发展持续完善后续政策。其次，优先处理为消纳新能源而配套的电网输送、电源优化、省际联网等问题。再次，提高电力系统灵活性，如有序安排煤电机组的灵活性改造、燃气电厂的建设、发电侧和电网侧重大储能工程建设（如抽水蓄能电站）等。最后，强化需求响应措施。鼓励工业园区、公共机构、大型用电用能单位等建设冷热电联供及储能设施。（三）持续完善智能电网建设，更加重视智能配电网建设根据能源转型的要求，不断完善智能电网，并发挥智能电网的基础性、关键性、支撑性作用。分布式发电的发展和微网的不断扩大更加有利于就地利用和消纳可再生能源，因此，“十四五”时期应将智能配电网建设放到优先加强的位置。（四）明确煤电定位，严格限制煤电建设在保障能源安全和稳定供应方面，煤电是重要的负荷中心支撑性电源，应承担托底保供的角色，在促进新能源发展过程中要发挥灵活调节的主力电源作用，在能源资源大范围优化配置的过程中要发挥区域能源基地的作用。在严格限制新建燃煤电厂的同时，尽可能提高现有燃煤电厂的效率和效益；对于确需煤电支撑的电网区域，在满足节能、节水、环保等要求的前提下，对接近设计寿命的电厂，应开展有针对性的评估和技术改造，使其继续发挥作用。（五）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启动核电建设，在维护生态的前提下启动大型水电建设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以煤为主的能源大国而言，离开核电和大型水电将难以完成碳中和任务。而且，对于一个以可再生能源为主体的巨型电力系统而言，没有一定的基础性高能量密度的电源作为支撑，将很难运行。因此，我国不能放弃核电和水电建设，而是要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启动核电建设，在维护生态的前提下启动大型水电建设。（六）推动储能商业化发展以可再生能源为主体的能源低碳转型，储能是“终极”性的支撑，决定了能源转型的方向和进程。但是，大规模的、安全性高、经济性好的储能技术和设备尚未达到商业规模，这是碳中和进程中的最大瓶颈。“十四五”时期，我国要有选择地尽快推动一批有前景的储能设备（模组）和技术实现商业化发展。四、结论碳达峰碳中和的本质是以能源转型为基础、以电力转型为核心、以新电气化为引领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深刻变革，也是经济社会的巨大转型。在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中，大范围能源资源配置与分散式配置并重，传统的“发→输→变→配→用”的单一方向的电能配置方式通过储能装置连接在一起，形成双向、多能互补的配置方式。在电源侧，形成以可再生能源为主体的多元低碳体系；在负荷侧，工业园区、社区、小型区域等用能主体的主要供能形态将是综合能源服务；电力供需主体加大融合，源、网、荷、储高度耦合，智能化需求响应将成为常态。构建新型电力系统是一次根本性的大变革，必须科学安排，统筹规划，边干边改，久久为功。备注：为适应微信排版及手机阅读需要，原文中所有参考文献从略，请见谅。原文出处：王志轩：《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框架》，《阅江学刊》，2021年第3期，第35-43页。王志轩.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框架[J].阅江学刊.2021(3):35-43.责任编辑：沈丹微信编辑：邱圣茹校对：来向红、沈丹、李海中作者照片：王志轩提供文中插图：源自互联网复审：刘伟终审：渠红岩固定布局

编者按：2020年9月22日，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郑重宣布，“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2021年3月5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十四五”期间我国要落实2030年应对气候变化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协同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分别降低13.5％、18％；2021年重点工作的目标之一是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降低3％左右。为更好地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实现高质量发展与绿色现代化，扎实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各项工作，加快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2021年3月28日，《阅江学刊》联合北京工业大学生态文明研究院，举办“全球气候变化与中国行动方案——碳中和实现路径与政策选择”学术研讨会。本次研讨会邀请了来自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生态与环境部、交通运输部、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国家重点研发项目“全球增暖1.5℃下东亚气候系统的响应及其情景预估”项目组等的众多专家，学者们围绕我国碳中和的能源方案、碳中和的实践路径两大主题深入交流探讨，各抒己见。本刊编辑部根据现场录音整理出主旨发言和专家点评的核心观点，并经作者审核润色，现以笔谈的形式刊发，与广大读者共享，为推进我国应对气候变化战略和促进生态文明建设贡献绵薄之力。关键词：碳达峰；碳中和；气候治理；应对气候变化；能源结构转型；碳市场；碳汇加强区域合作，整体推进我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

编者按：2020年9月22日，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郑重宣布，“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2021年3月5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十四五”期间我国要落实2030年应对气候变化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协同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分别降低13.5％、18％；2021年重点工作的目标之一是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降低3％左右。为更好地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实现高质量发展与绿色现代化，扎实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各项工作，加快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2021年3月28日，《阅江学刊》联合北京工业大学生态文明研究院，举办“全球气候变化与中国行动方案——碳中和实现路径与政策选择”学术研讨会。本次研讨会邀请了来自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生态与环境部、交通运输部、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国家重点研发项目“全球增暖1.5℃下东亚气候系统的响应及其情景预估”项目组等的众多专家，学者们围绕我国碳中和的能源方案、碳中和的实践路径两大主题深入交流探讨，各抒己见。本刊编辑部根据现场录音整理出主旨发言和专家点评的核心观点，并经作者审核润色，现以笔谈的形式刊发，与广大读者共享，为推进我国应对气候变化战略和促进生态文明建设贡献绵薄之力。关键词：碳达峰；碳中和；气候治理；应对气候变化；能源结构转型；碳市场；碳汇碳交易的经济学障碍和规制性阻力

编者按：2020年9月22日，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郑重宣布，“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2021年3月5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十四五”期间我国要落实2030年应对气候变化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协同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分别降低13.5％、18％；2021年重点工作的目标之一是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降低3％左右。为更好地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实现高质量发展与绿色现代化，扎实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各项工作，加快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2021年3月28日，《阅江学刊》联合北京工业大学生态文明研究院，举办“全球气候变化与中国行动方案——碳中和实现路径与政策选择”学术研讨会。本次研讨会邀请了来自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生态与环境部、交通运输部、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国家重点研发项目“全球增暖1.5℃下东亚气候系统的响应及其情景预估”项目组等的众多专家，学者们围绕我国碳中和的能源方案、碳中和的实践路径两大主题深入交流探讨，各抒己见。本刊编辑部根据现场录音整理出主旨发言和专家点评的核心观点，并经作者审核润色，现以笔谈的形式刊发，与广大读者共享，为推进我国应对气候变化战略和促进生态文明建设贡献绵薄之力。关键词：碳达峰；碳中和；气候治理；应对气候变化；能源结构转型；碳市场；碳汇夯实基础优化路径尽早行动黄全胜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环境资源所副所长、正高级工程师第一，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要有更宽的视野，要与国家的能源安全、民生保障、充分就业等多重目标彼此统筹。第二，追求系统最优。当前，不平衡、不充分是我国的国情。对系统最优的通俗解释就是成本“1+12”。我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不要求每一个行业、每一个地区都齐步走且各自实现最优，而是要寻求全国各地区各行业的总体最优。所以，需要动态优化相关路径与策略。第三，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斯特恩呼吁，人类应对气候变化“早行动比晚行动好”。中华民族一直注重居安思危、未雨绸缪。我赞同“早行动比晚行动好”。第四，我国提出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具有重大战略意义，通过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推动我国经济社会深刻变革，促进产业升级，支撑高质量发展，达成美丽中国愿景。低碳发展理应成为产业升级的核心内涵、策略、路径与愿景。要达成碳达峰碳中和目标，需要加快研发颠覆性、前沿性的技术并致力于规模化应用。所以，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提出，显然为科技兴国提供了重大战略机遇和新的发展动能。第五，我国达成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行动要围绕四个方面。首先，顶层设计的政治决心不容置疑。其次，强化气候变化科学研究，提供科学支撑。再次，加强理性谋划，不能仅仅着眼于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就减排论减排，而是要务实行动，推动全民参与，久久为功。最后，要对标国际，相互借鉴。第六，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进程中，有一些基础性的问题不能忽略。现在，我们可能在“仰望星空”方面做了很多事情，但是“脚踏实地”的工作依然需要扎实推进。首先，我们要摸清全国各行业、各地区的能耗“家底”。其次，我们在谈技术的同时要重视相应的经济成本和社会投入。再次，提高微观主体节能降碳的积极性，设计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动力机制。要达成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无论政府部门还是企业在相关的综合能力方面还有明显的差距，面临较大的挑战，因此要注重能力建设。最后，发展核心技术。尽管现在各种低碳技术甚至负碳技术层出不穷而且日益成熟，但是具体推广应用时要统筹考虑技术的先进性和成本的可承受度。总而言之，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对我国提出了四方面考验。一是考验诚信，个人、组织、企业乃至行业的诚信非常重要；二是呈现出多种博弈，包括行业之间的博弈、各级政府之间的博弈，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博弈，等等；三是呼唤革命性的技术；四是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原文出处：董战峰、季曦、刘宇、李庆、王东、刘昌义、杨富强、涂瑞和、任树本、黄全胜、张安华、江志红、娄伟：《碳中和实现路径与政策选择(笔谈)》，《阅江学刊》，2021年第3期，第30页。董战峰，季曦，刘宇，李庆，王东，刘昌义，杨富强，涂瑞和，任树本，黄全胜，张安华，江志红，娄伟.碳中和实现路径与政策选择(笔谈)[J].阅江学刊,2021(3):30.责任编辑：沈丹微信编辑：徐逸菡校对：李海中、沈丹、来向红作者照片：黄全胜提供文中插图：源自互联网复审：刘伟终审：渠红岩固定布局

编者按：2020年9月22日，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郑重宣布，“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2021年3月5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十四五”期间我国要落实2030年应对气候变化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协同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分别降低13.5％、18％；2021年重点工作的目标之一是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降低3％左右。为更好地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实现高质量发展与绿色现代化，扎实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各项工作，加快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2021年3月28日，《阅江学刊》联合北京工业大学生态文明研究院，举办“全球气候变化与中国行动方案——碳中和实现路径与政策选择”学术研讨会。本次研讨会邀请了来自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生态与环境部、交通运输部、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国家重点研发项目“全球增暖1.5℃下东亚气候系统的响应及其情景预估”项目组等的众多专家，学者们围绕我国碳中和的能源方案、碳中和的实践路径两大主题深入交流探讨，各抒己见。本刊编辑部根据现场录音整理出主旨发言和专家点评的核心观点，并经作者审核润色，现以笔谈的形式刊发，与广大读者共享，为推进我国应对气候变化战略和促进生态文明建设贡献绵薄之力。关键词：碳达峰；碳中和；气候治理；应对气候变化；能源结构转型；碳市场；碳汇碳中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编者按：2020年9月22日，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郑重宣布，“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2021年3月5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十四五”期间我国要落实2030年应对气候变化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协同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分别降低13.5％、18％；2021年重点工作的目标之一是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降低3％左右。为更好地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实现高质量发展与绿色现代化，扎实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各项工作，加快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2021年3月28日，《阅江学刊》联合北京工业大学生态文明研究院，举办“全球气候变化与中国行动方案——碳中和实现路径与政策选择”学术研讨会。本次研讨会邀请了来自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生态与环境部、交通运输部、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国家重点研发项目“全球增暖1.5℃下东亚气候系统的响应及其情景预估”项目组等的众多专家，学者们围绕我国碳中和的能源方案、碳中和的实践路径两大主题深入交流探讨，各抒己见。本刊编辑部根据现场录音整理出主旨发言和专家点评的核心观点，并经作者审核润色，现以笔谈的形式刊发，与广大读者共享，为推进我国应对气候变化战略和促进生态文明建设贡献绵薄之力。关键词：碳达峰；碳中和；气候治理；应对气候变化；能源结构转型；碳市场；碳汇围绕全球可持续发展议程扩展国际合作，贡献碳达峰碳中和进程王东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可持续发展目标本地化项目主任本文目录一、《全球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二、疫情冲击下的全球SDGs进程三、中国在SDGs领域的工作与进展四、在推动SDGs国际合作领域的创新探索一、《全球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编者按：2020年9月22日，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郑重宣布，“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2021年3月5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十四五”期间我国要落实2030年应对气候变化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协同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分别降低13.5％、18％；2021年重点工作的目标之一是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降低3％左右。为更好地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实现高质量发展与绿色现代化，扎实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各项工作，加快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2021年3月28日，《阅江学刊》联合北京工业大学生态文明研究院，举办“全球气候变化与中国行动方案——碳中和实现路径与政策选择”学术研讨会。本次研讨会邀请了来自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生态与环境部、交通运输部、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国家重点研发项目“全球增暖1.5℃下东亚气候系统的响应及其情景预估”项目组等的众多专家，学者们围绕我国碳中和的能源方案、碳中和的实践路径两大主题深入交流探讨，各抒己见。本刊编辑部根据现场录音整理出主旨发言和专家点评的核心观点，并经作者审核润色，现以笔谈的形式刊发，与广大读者共享，为推进我国应对气候变化战略和促进生态文明建设贡献绵薄之力。关键词：碳达峰；碳中和；气候治理；应对气候变化；能源结构转型；碳市场；碳汇长江流域城市碳中和的空间组织李庆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所副研究员本文目录一、推进碳中和需要落实到具体空间二、长江流域碳中和空间状况三、长江流域城市碳中和特征分类四、长江流域城市碳中和的空间组织生物碳汇是碳中和的重要方面，虽然从全寿命周期的角度看，生物碳汇是碳中性的，对实现碳中和贡献不多，但是，我们认为随着节能减排的力度逐渐加大，清洁能源替代的空间日益缩小，生物碳汇的作用会逐渐凸显出来，更为重要的是，生物碳汇途径使工业化碳循环回归到自然节奏的碳循环，这个过程本身就是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变的客观展现，强化生物碳汇的碳中和贡献对彰显碳中和的生态文明特征具有重要意义。一、推进碳中和需要落实到具体空间

编者按：2020年9月22日，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郑重宣布，“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2021年3月5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十四五”期间我国要落实2030年应对气候变化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协同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分别降低13.5％、18％；2021年重点工作的目标之一是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降低3％左右。为更好地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实现高质量发展与绿色现代化，扎实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各项工作，加快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2021年3月28日，《阅江学刊》联合北京工业大学生态文明研究院，举办“全球气候变化与中国行动方案——碳中和实现路径与政策选择”学术研讨会。本次研讨会邀请了来自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生态与环境部、交通运输部、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国家重点研发项目“全球增暖1.5℃下东亚气候系统的响应及其情景预估”项目组等的众多专家，学者们围绕我国碳中和的能源方案、碳中和的实践路径两大主题深入交流探讨，各抒己见。本刊编辑部根据现场录音整理出主旨发言和专家点评的核心观点，并经作者审核润色，现以笔谈的形式刊发，与广大读者共享，为推进我国应对气候变化战略和促进生态文明建设贡献绵薄之力。关键词：碳达峰；碳中和；气候治理；应对气候变化；能源结构转型；碳市场；碳汇碳中和目标对经济影响总体可控，组合政策有待深化——2060年碳中和目标政策模拟刘宇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研究员本文目录一、实现碳中和：单一政策抑或组合政策？二、构建模型，设置情景组合三、政策情景分析：能效改进、碳价格与可再生能源四、结论：碳中和目标对经济的影响总体可控，组合政策有待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