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承政 李旭辉 顾海英｜气候变化的经济与社会效应——国际实证研究新进展
李承政副教授
作者简介：李承政，博士，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副教授；李旭辉，博士，安徽财经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顾海英，博士，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摘要：气候变化对经济与社会的影响正成为诸多学科共同关注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到目前为止，国内学者对气候变化效应的研究仍集中于分析气候变化对农业的影响，对气候变化与非农部门的关系、气候变化的社会效应等的研究尚不多见。对近些年国外关于气候变化效应的实证研究文献进行梳理，这些研究既包括了气候变化的经济效应（对经济总体、农业部门、非农部门的效应），又涵盖了气候变化的社会效应（冲突与政治稳定、人类健康、人口迁移、暴力与犯罪行为等）。随着研究对象和内容的不断拓展，基于动态面板、分布滞后、多项式和区间回归、长期差分和长期平均方法等模型的分析不断涌现，对适应措施、作用机制和传导渠道的探索也不断推进。加强学科间交叉融合，进一步拓宽研究对象范围，深入探究气候效应的微观传导机制，精确评估适应措施的实际效果是未来该领域研究必须重点把握的方向。
关键词：适应气候变化；极端天气；劳动供给；政治稳定；人口迁移
原文目录
一、引言
二、气候变化的经济效应
三、气候变化的社会效应
四、总结与展望
一、引言
全球气候变化正在威胁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它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地区的气候特征已经发生了一些明显的变化。根据国家气象科学数据中心的资料，总体来说，全国整体气候变暖的趋势非常明显，极端天气（气候）事件的具体分布也出现了变化，高温天气发生频率增加，零降水日（干旱）数量变多。
随着高温、干旱等极端天气事件的增加，学术界需要回答一系列科学问题：气候变化对中国经济和社会造成的影响到底有多大？中国能否成功适应气候变化？中国下一步将如何应对未来的气候变化？回答这一系列问题，需要严谨扎实的定量研究作为支撑。从目前国内研究的情况看，对气候变化效应及适应气候变化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农业领域，深入考察气候变化对其他领域影响的研究并不多见。
事实上，近些年来历史气象数据逐步完善，数据质量不断提升，越来越多的实证研究开始致力于分析气候变化对经济系统和社会系统的影响。不少研究发现，气候（天气）变化与国民收入、经济增长、非农部门产出、国际贸易、人口迁移、人类健康（死亡率）、政治冲突、犯罪（暴力行为）等存在密切关系。本文梳理和总结近些年来大量涌现的气候变化经济学计量实证研究文献，并展望未来气候变化实证研究的方向。
本文后续结构安排如下：
第二部分梳理有关气候变化经济效应的实证研究文献，包括气候（天气）变化对农业部门、非农部门以及总体经济的影响；
第三部分介绍气候变化社会效应的实证研究文献，包括气候（天气）变化对冲突和政治稳定、人类健康（死亡率）、人口迁移、暴力和犯罪行为的影响；
最后一部分总结了现阶段的研究进展和局限，并展望了气候变化实证研究的未来发展方向。
二、气候变化的经济效应
（一）农业部门
温度和水是农作物生长过程中不可或缺的要素，因此研究气候变化（如气温和降雨波动）对农业（产出）影响的文献资源非常丰富。早期的研究方法大致可分为两类:
一类被称为生产函数法（一些研究模拟了作物生长过程），建立气候与作物产量之间的函数关系，并利用估计的生产函数模拟气候变化对农业生产的影响。生产函数法常使用实验数据进行校准分析，该方法的一个重要缺陷是难以描述农户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在生产函数法的基本设定下，农户无法适应气候变化，因为他们既不能引入新的作物品种，也无法改变农地用途。
另一类方法常被称为特征价值法（Hedonic Approach）或李嘉图法（Ricardian Approach），它较好地克服了生产函数法的上述缺陷。Mendelsohn等首先在该领域使用了这一方法，他们的研究以农地价格为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包含气候因素和反映农地价格的其他特征。他们发现，利用该研究方法得出了与生产函数法截然不同甚至相反的结论，即气候变化对农业的负面影响非常小，甚至还可能存在正面影响。
然而，特征价值法并非完美无缺，它也可能忽视了减缓（Mitigation）措施的关键作用。Schlenker等认为Mendelsohn等在1994年的研究忽视了灌溉（Irrigation）系统的重要作用。他们采用特征价值法进行了相似的估计,发现在灌溉系统完善的地区，降雨量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往往非常小，甚至可以忽略不计，而在非灌溉区，气温和降雨的波动对农业生产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因此，简单地将灌溉区和非灌溉区进行混同分析将导致气候变量的系数估计产生偏误。
Deschenes和Greenstone在研究方法上贡献了另一项重要创新，他们建立面板数据模型，分析气温和降雨量的年际波动对美国农业生产利润、玉米和大豆产量的影响，以农业生产利润作为被解释变量，这一实证技巧部分地克服了传统生产函数法无法包含农户适应行为的缺陷，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截面特征价格法存在的遗漏变量偏误。
他们的研究发现，气候变化不太可能对美国农业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如果考虑到在长时段中农户可能会逐步产生适应能力，气候变化的影响甚至可能为正。事实上，他们的回归模拟结果表明，气候变化将使美国农业的年均利润增加1.3亿美元或提高4%。当然，上述结论出人意料，遭到不少质疑，Fisher等发现了Deschenes和Greenstone在数据处理方面的错误，修正这些错误后，他们沿用特征价格法进行研究，证实气候变化对农业的负向影响依然成立。
随后，Deschenes 和Greenstone在一篇回应性的文章中更正了数据错误，进一步利用分布滞后模型重估气候波动和农业利润的关系，最终的结论支持了Fisher等的发现。除了气温和降雨之外，其他天气因素，如相对湿度、风速、日照时间和蒸发率等也可能影响农业产出。
近年来，学者们开始致力于考察气候冲击与农业产出之间的非线性关系。
Schlenker和 Roberts利用美国农业产出和（高频）天气的面板数据检验了二者之间潜在的非线性关系。他们采用了多种估计方式，包括气温区间（Temperature Bins）、多项式（Polynomials）和分段样条函数（Piecewise Splines）等对气温和农作物产量的非线性关系进行了拟合，进而估算出不同作物适宜生长的气温阈值，其中玉米为29℃，大豆为30℃，棉花为32℃，气温一旦超出阈值，作物的产量将出现骤减。
Lobell等利用全球尺度的样本，在固定效应面板数据模型中引入二次项来检验天气和作物产量之间的非线性关系，他们的研究表明包含气温二次项的函数形式能够较好地描述天气和农业产量之间的非线性关系。
Chen等利用中国大陆高精度的气象数据考察了天气与玉米、大豆产量的关系，他们发现作物产量与天气变量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气候变化已经导致中国的玉米、大豆生产损失了8.2亿美元，预计到2100年，气候变化将导致中国的玉米产量下降3%～12%，大豆产量下降7%～19%。
Ratnasiri等利用斯里兰卡近期的伪面板数据集(Pseudo-panel Data)，将每个农场的产量建模为温度、降雨量与其他标准控制的非线性函数，使用固定效应回归，研究了气候变化对水稻生产的影响，研究发现，温度升高对水稻生产的负面影响要比降雨量的变化大得多。平均气温的上升往往意味着气候变化的负向影响可能大幅增强，因为分布函数的右移使得极端炎热的天数大幅增加。因此，理解气温和农业产出二者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对于预测未来气候变化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异常重要。
与此同时，对农业适应气候变化能力的研究近期相对活跃。面板数据模型反映的仅仅是天气波动与结果变量（农业产出、利润）之间的短期关系，这种短期关系通常不能直接用于预测气候变化的长期影响，因为农户对气候变化的适应很可能极大地弱化面板数据模型所估计的即期效应（Instantaneous Effect）。然而，目前对农业适应气候变化能力的研究仍未取得相对一致的结论。
有学者对20世纪30年代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沙尘暴的研究发现，灾后的适应措施并不能够有效地恢复地力。
Hornbeck的研究表明，1930-1940年美国沙尘暴肆虐使一些地区农地生产力大幅下降，甚至不再适宜耕种。因此，当地土地价格大幅下降。农业方面的调整措施对恢复重灾区土地价值的帮助不大，经过漫长的调整期，重灾区土地和其他地区土地的价值差距仅缩小了25%，农地调整的余地非常小，重灾区的调整措施主要是把原来种植庄稼的农地转为牧场，或者从种植小麦变成了种植牧草。
Burke和Emerick利用长期差分法（Long Differences Approach）分析发现，长期差分方程的气温系数与（年度）面板数据模型估计的系数非常相似，即美国农业生产对气温长期波动和气温短期波动的反应几乎相同，表明农业生产者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非常有限。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Cui考察了美国各地区作物种植面积变化和长期天气变化的关系，他发现，气候变化导致作物之间相互替代，气候变化可以解释过去几十年美国大豆和玉米种植面积增长了10%～35%，一些原本干冷的地区因为气候变化逐渐适合玉米和大豆生长，种植面积出现了大规模上升。
Awazi等通过检验喀麦隆小规模农民应对气候变化的方法和具体的弹性选择，发现小规模农民应对气候变化和天气变化的不同弹性选择实践是由他们过去应对极端天气或气候事件的经验和社会经济制度因素决定的。气候变化可能改变地区种植业的比较优势，农户通过调整种植结构来适应气候变化。
（二）非农部门
天气骤变（Weather Shocks）不仅会对农业部门产生显著的负向效应，而且还能通过直接或间接传导机制对非农部门产出造成影响。Hsiang估计了1970-2006年极端气温和飓风对28个加勒比海地区国家的经济效应（控制了降雨量）。他发现极端高温对所有六个非农部门中的三个存在巨大的负面影响，气温升高1℃，非农部门产出下降2.4%；他还发现，只有在最炎热季节出现的极端高温天气才会造成显著的经济损失。在三个受高温影响的部门中，有两个属于服务型部门，另一个属于工业部门（采矿业和公共设施部门）。
虽然飓风对经济总产出的影响不大，但是它对不同部门的影响却存在显著的异质性。采矿业和公共设施部门因飓风而损失惨重，建筑业却在飓风过后出现显著增长，飓风对二者的作用相互抵消，因此极端气温和飓风对经济总体的影响不显著。
与Hsiang的结论相似，Dell等利用1950-2003年全球125个国家的大型跨国面板数据进行研究，发现气温上升1℃，工业产出损失约2%，但是这一负向影响仅在穷国样本中出现。
Jones和Olken采用了由发达国家统计的全球贸易数据估计了气温和降雨量对各产品部门出口的影响。
他们研究发现，天气波动对富国的出口没有显著影响，而对穷国的出口影响非常显著。穷国的年平均气温每升高1℃，该国出口到其他国家的产品总额增长率下降2.0%～5.7%。降雨量对穷国和富国出口的影响并不显著。他们还发现，除了各类农产品（谷物、蛋、奶和皮革等）易受影响外，其他遭受气温波动影响的出口产品还包括木材、金属、合成橡胶制品、电力机械、办公设备、供暖、照明设备和制鞋业等轻制造业（Light Manufacturing）产品。
Sun等利用2000-2014年中国47个部门的面板数据进行研究，发现综合气候风险指数对行业产出的影响是线性的，其中暴雨与产出呈U型关系，而其他四种风险（干旱、台风、高温和低温冰冻）则呈倒U型关系。此外，他们还发现气候风险通过资本存量对行业产出产生显著的正向间接影响。
除了运用国家层面和部门加总数据进行研究外，近期的一些研究则采用了微观的企业层面数据分析天气波动与企业产出之间的关系。Cachon等将注意力集中于美国汽车制造业，他们发现高温的负面影响非常显著，一周内气温超过32℃的天数超过6天，汽车制造企业的周产量平均下降8%。
他们的研究还发现，其他极端天气事件如大风暴、持续降雨或降雪等都会对汽车企业产出造成显著的负面影响。比如每一次风暴的侵袭将导致汽车企业的周平均产量下降26%。上述结论似乎有些出人意料，毕竟汽车制造过程基本是在室内完成的，工厂车间通常配备了空调等基本设施，很难想象企业产量会受到极端气候事件的影响。
作者给出了以下几个可能的理由：
第一，极端天气可能影响车间外其他环节的运行；
第二，极端高温天气下，空调的作用可能会大打折扣；
第三，极端天气下工人可能出现旷工现象。
Zhang等利用美国国家气候数据中心（National Climate Data Center，简称NCDC）提供的中国地面站点气象数据和1998-2007年中国制造业企业数据考察了气温与企业总产出、全要素生产率、劳动、资本投入之间的关系。他们发现，气温与企业总产出、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而这种倒U型关系在劳动、资本投入方面并不成立。因此，他们得出了以下结论：气温主要通过作用于全要素生产率这一机制来影响企业总产出。
进一步按企业行业属性和所有权分项回归，结果显示，极端高温天气（高于32℃）对绝大部分行业部门（无论重工业部门还是轻工业部门）都有负面影响，一些行业部门（如木材制造、采矿等）遭受的损失相对更大。相比于其他企业类型，私有企业遭受的经济损失最大，一年中极端高温天气（高于32℃）每增加一天，私营企业的产出和全要素生产率分别降低1.16%和1.05%。
极端天气为何会对非农部门的产出造成负面影响？其作用渠道是什么？一些室内实验（Lab Experiments）研究表明，极端天气会降低非农部门劳动生产率（或供给量），通过这一传导渠道作用于非农部门产出。
Niemel|等分析了不同气温条件下客户服务中心员工的劳动生产率变化，他们发现，在22℃至29℃的区间内，气温每上升1℃，员工的劳动生产率下降约1.8%。其他一些对客户服务中心的研究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同时还强调了其他因素如空气湿度、二氧化碳浓度等的影响。
Sepp|nen等进行的一项元分析（Meta-analysis）显示，气温从23℃上升到30℃将导致劳动生产率下降9%左右。
Adhvaryu等将每天的生产水平数据与天气数据相结合，研究了印度班加罗尔附近的服装厂采用LED灯具之后的变化。他们发现在炎热的气候环境中，LED灯具比传统灯泡发出的热量少，可以降低工厂车间的温度，从而提高生产率。
Cai等发现在中国非气候控制的制造环境中，温度和室内工人劳动生产率之间呈倒U型关系。
Zhang等研究发现，极端高温降低了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
在相关研究中，由于全要素生产率涵盖了劳动生产率和资本生产率，因此他们有以下推断：除劳动生产率外，制造业企业的资本生产率也可能受到极端高温天气的影响。
此外，天气事件还会影响个体对劳动和闲暇的选择，比如Connolly运用美国的时间使用数据（Time-use Data）研究发现，雨天有助于增加男性劳动供给，促使男性减少了30分钟的闲暇消费。然而，极端气温对劳动供给的影响截然不同。
Zivin和Neidell发现炎热的天气显著降低了个人的劳动供给，尤其是在农业、林业、采矿业和建筑业等在露天环境工作的行业中，劳动供给下降得非常明显。在极端高温天气（高于38℃）下，这些行业从业者的日均劳动时间比正常气温（24～27℃）条件下减少了将近1小时。
Jessoe等对28年的个人就业情况进行调查，发现高温高发年份本地就业尤其是带薪工作和非农业工作减少，极端高温日的增加可能使当地就业率下降1.4%。
（三）经济总体（国民收入、经济增长和国际贸易）
诸多跨国和跨地区的研究表明，炎热的气候与人均收入、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负向关系。
Gallup等研究发现，1950年，南北回归线之间的热带国家的人均收入比其他国家大约低50%；1965-1990年，这些国家的年均增长率也比其他发展中国家低0.9%左右。一些实证研究分别以热带地区疟疾盛行、霜冻期短暂和农业生产技术低下等不利条件来解释低纬度国家（地区）与其他国家（地区）在人均收入和经济增长方面的国别差异。
Nordhaus研究发现，地理变量（比如气温、降雨、海拔、土壤质量以及到港口的距离等）能够部分解释非洲与世界发达国家（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
Dell等分别从两个样本层面分析了气温与国民收入的关系，并对比了不同数据维度的估计结果。他们首先运用2000年全球134个国家的横截面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气温更高的国家往往更贫穷，气温上升1℃，人均GDP降幅高达8.5%。因此，仅气温本身就能够解释大约23%的国别收入差异。
由于简单的跨国数据遗漏了制度、文化等不可观测特征，他们进一步采用更为细致的美洲12个国家的市级（Municipal-level）数据进行相似的回归分析（控制国家固定效应），结果表明，气温每上升1℃，人均收入下降1.2%～1.9%。在利用市级数据的分析中，他们通过控制国家固定效应，降低了遗漏变量偏误，回归结果更为可靠。
由于横截面数据回归往往存在遗漏变量偏误，比如遗漏了制度变量，一个国家的制度会影响该国的经济绩效，而制度的形成往往与气候因素密切相关，因此，气候与经济绩效的显著关系很可能是由于遗漏了制度变量而形成的。与横截面数据不同，面板数据模型采用严格外生的地区天气波动作为解释变量，通过固定效应估计方法能够较好地克服遗漏变量偏误，并且有助于实现因果识别。
Barrios等的研究将注意力集中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运用22个非洲国家和38个其他国家的数据，分析了1960-1990年天气波动（每5年）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他们的研究发现，降雨量增加有助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经济增长，但降雨量变化对其他地区国家的经济增长影响并不显著。进一步估算发现，1960年以来，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降雨量持续下降，这一负面气候冲击能够解释这些地区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差距的15%～40%。
Hsiang专门考察了另一个发展中国家密集的地区--加勒比和中美洲，运用1970-2006年28个国家的宏观数据分析发现，若该地区气温上升1℃，国家总产出将下降2.5%。他们还进一步分析不同季节气温上升对总收入的影响，结果显示，只有在最炎热的季节，气温上升才会对总收入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
Waldinger考察了人类历史上小冰河期（Little Ice Age）气温变化与欧洲城市规模（经济增长）的关系，他发现在1500-1750年这段小冰河期，气温与欧洲城市规模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气温下降导致欧洲城市规模变小。背后的传导机制非常直接，气温下降使农业减产，农产品价格高涨，城市生活成本上升，最终导致城市规模扩张受阻。
与上述集中于某一类地区的研究不同，Dell等在全球维度下检验了天气波动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他们运用1950-2005年全球125个国家的大型跨国数据、地面气温和降雨量的格点（0.5°×0.5°分辨率）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降雨量对国民经济没有显著影响，而气温对国民经济影响显著，但是相关影响在不同国家存在显著差异。气温每上升1℃，穷国的国民收入增长率下降1.4%，而富国的经济增长则几乎不受影响。
此外，他们采用分布滞后模型（引入滞后1、5、10期的气温变量）分析发现，气温对年均收入增长的负面效应并没有在下一期消失，说明气温变化不仅影响收入的绝对水平，而且还直接影响收入增长率。这一发现大大强化了气候冲击的作用力，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气候冲击对经济增长率的微小影响将不断积累，在长时段中将对国民经济造成极大的负面效应。这一发现为传统的气候-经济综合评估模型的扩展研究指明了一个崭新的方向。
Dell等着重从国家收入差异方面（将样本分为穷国和富国）考察全球增温效应的国别差异，与他们的方法不同，Heal和Park从国家地理位置层面分析了气温对不同国家影响的异质性。结合医学文献，他们建立了一个微观劳动供给模型，阐明了气温作用于有效劳动供给的渠道：存在一个符合人体生理机能的最优气温区（Optimal Temperature Zone），气温过高或过低都不利于有效劳动供给。
在高温条件下，气温上升将降低工作努力程度，缩短工作时间；在低温条件下，气温上升有助于提高工作努力程度，延长工作时间。他们运用1950-2005年国家层面的面板数据分析气温与人均收入的关系，研究发现，气温对一国人均收入的影响与该国所处的地理位置密切相关。具体来说，年均气温每升高1℃，气候炎热的国家的人均收入降低3%～4%；与此相反，位于气候寒冷地区的国家的人均收入则提高3%～4%。
目前，绝大部分研究均得出相似的结论，即气候因素对穷国影响显著，全球增温将对穷国的经济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而富国的经济则几乎不受气候因素影响。由于穷国大多位于气候炎热的低纬度地区，富国则大多集中在高纬度的温带和寒带地区，因此，基于国家地理位置差异与基于国别收入差异的分析结论相似。一个广为接受的解释是，富裕的经济体拥有足够的资源可以更好地适应外界环境变化，因此，对于这类群体而言，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Deryugina和Hsiang对上述观点提出了质疑，他们着重考察了美国的日平均气温对年度收入的影响。他们分析1969-2011年美国县级层面的日平均气温和年度收入数据，发现即使考虑了资源重置（Factor Reallocation）、防御性投资（Defensive Investment）、转移支付（Transfers）等一系列适应措施，气温仍然能够显著影响经济绩效。当日平均气温高于15℃时，气温上升1℃，日平均生产率将下降约1.7%；增加1个高于30℃的工作日，当年县人均收入降低20美元。
他们进一步采用思维实验（Thought Experiment）和情境模拟（Simulation）来估算气温变化给美国经济带来的额外成本。思维实验结果显示，如果从1969年开始美国能够将平均气温控制在15℃不变，那么美国的经济增长率将比实际情况高1.7%。情境模拟则显示，在气候“一切照常”（Business as Usual）的情境下，如果没有新的更为有效的适应措施，美国的年均经济增长率（相比于不存在增温的假想情形）将下降0.06%～0.16%。
Colacito等关于美国的研究发现，在不同季节，平均气温上升会产生截然不同的影响。具体而言，如果增温发生在夏季，则会阻碍经济增长，而如果增温发生在秋季，则有助于经济增长。由于气候模型预测的夏季增温趋势显著强于秋季，整体而言气候变化会对美国的经济增长造成显著的负面影响。
Burke等在全球层面考察了平均气温与经济产出的非线性关系（二项式函数）。他们发现，一旦引入非线性函数关系，富裕经济体不受天气波动影响的结论将不复存在，无论穷国还是富国都会受到气温波动的影响。具体来说，穷国和富国的人均GDP、农业与非农产出和平均气温都存在倒U型关系。从数值上看，全球整体经济生产率（Overall Economic Productivity）的峰值出现在13℃（年平均气温），更高的年平均气温将导致经济产出大幅下行。
近些年来，极端天气事件（Extreme Weather Events）引起全球越来越广泛的关注，极端天气事件（如暴风雨、飓风、台风、旱灾等）会导致严重的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
Yang利用紧急事件数据库（Emergency Events Database, EM-DAT，该数据库包括极端气候经济损失，主要由受灾国家报告）研究发现，暴风雨的强度越高，造成的经济损失（损失金额占GDP比重）和伤亡程度越高，与此同时，能够获得的国际援助的金额也越高。
Nordhaus 专门针对美国极端气候事件（以飓风为例）开展研究，1950-2008年，飓风每年给美国造成的经济损失占GDP的0.07%，但不同年份差异很大，比如2005年仅飓风“卡特里娜”就导致美国的GDP损失了将近1%。
2017年，Hiesl和Rodriguez对南卡罗来纳州的美国林场系统（ATFS）成员展开调查，发现洪水和飓风造成的平均损失分别为1534美元/平方千米(约6.21美元/英亩)和1601美元/平方千米(约6.48美元/英亩)，将损失推算到州一级，每个天气事件造成的总损失估计超过8000万美元。
此外，有学者发现飓风对不同经济部门的影响也存在巨大差异，农业、旅游业、零售和采矿业遭受负面影响，而建筑业有可能在灾后受益（通过灾后重建获利）。
最近一些学者研究发现，极端气候事件不仅存在水平效应，造成全球范围大规模的经济损失，而且还存在增长效应，严重制约受灾国的经济增长。例如，Hsiang和Jina的研究表明，飓风的侵袭将降低国家经济增长率，并且这种效应会随时间的延长而不断累积。他们估算的结果显示，1970-2008年飓风肆虐导致全球GDP增长率下降了约1.3%，而像菲律宾这样的高频受灾经济体，增长率的下降幅度则更大（7.28%）。
国际贸易有助于缓解一国生产率下降对国内消费者的损害，因为国内消费者能够以低于国际市场的价格获取他们想要的商品，与此同时，国际贸易也可能放大生产率下降的损害，因为进口国消费者的福利很可能因出口国生产者的生产率下降而受损。在开放经济中，气候变化的影响可能存在溢出效应（Spillover Effects），即气候冲击对一个国家（地区）的负经济效应可能通过国际贸易这一渠道对其他国家（地区）的经济和居民福利造成影响。
Jones和Olken考察了年平均气温的波动对出口增长率的影响。他们利用两套由发达国家统计的产品层面的国际贸易数据研究发现，年平均气温上升将导致穷国的出口增长率下降，而富国的出口则不受影响。这一发现与Dell等关于气温和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结论非常相似，但他们发现气温对出口的负效应更强，穷国的年平均气温上升1℃，出口增长率将下降2.0%～5.7%。具体到行业层面，他们发现穷国的农产品（如谷物、蛋、奶和动物皮毛等）和轻工业产品（如电子器械、办公设备、鞋靴产品、木材和橡胶制成品等）的出口增长率与当地平均气温显著负相关。
Li等利用2000-2011年中国进出口海关数据和省会城市气象站点数据考察了天气变量和城市产品进出口贸易的关系。他们发现，城市年平均气温的上升对该城市的产品出口有显著的负面影响，但是对产品进口没有影响，相比于港口城市，内陆城市遭受的负面影响更大。此外，他们还发现相对湿度和日照长度两个气候变量也对产品出口有微弱的影响，然而背后的传导机制目前仍不太清楚。
（四）气候变化经济效应研究评述
气候变化经济效应分析是近年来环境经济学科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相关学术成果如雨后春笋一般不断涌现，气候变化与空气污染、水污染问题并列成为环境经济学中最重要的三大研究主题。气候因素（气温、风速等）与空气污染高度相关，因此，在实证研究中估计空气污染效应通常需要控制气候因素，否则模型可能遗漏重要变量而出现偏误。
在模型设定上，空气污染、水污染等污染因素通常存在内生性，即它们可能与经济因素互为因果，估计空气污染、水污染的经济效应通常需要借助工具变量法、双重差分法和实验经济学方法。气候因素（天气变量）在经济模型中几乎是严格外生的，不存在反向因果关系，即一个地区发生的气候（天气）冲击会影响该地区经济表现，但一个地区的经济表现并不会影响该地区现在和未来的天气情况。因此，气候变化的经济效应在计量因果识别（Causal Identification）方面更为简单和直接。
作为气候变化经济学分析中最为活跃的一个研究领域，气候-农业关系的实证研究在研究方法上创新颇多。通过引入累积生长期度日（Growing Degree Days）、温度区间（Temperature Bins）等一系列气候度量形式，采用二项式、多项式和分段样条等函数形式，经济学家考察了气温、降雨量与作物产量之间的非线性关系。
关于人类适应气候变化的行为，农业领域的研究也非常活跃，例如，引入长期差分法（Long Differences Approach）、分布滞后模型（Distributed Lag Model）、特征价格法（Hedonic Approach），分析灌溉系统、种植结构调整、新作物品种的引入等，这些为气候变化经济学分析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同时也为其他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方法上的参考。
近些年来，气候变化经济效应的研究重点逐渐扩展到非农部门，这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气候变化经济学的研究内容，经济学家开始探索气候冲击作用于经济部门的各种传导机制，有些机制已经相对明朗，另一些传导机制仍需进一步探索。
非农部门的经济绩效可能受到气候冲击（比如高温）的影响，主要渠道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气候冲击可能会显著影响劳动供给和劳动生产率。
第二，工业制造业的一些原材料来自第一产业，气候冲击对第一产业（比如农产品）的影响可能会进一步传递到下游的工业制造业生产中。
第三，非农部门生产链条相对较长，链条中的某一环因气候冲击而被破坏，整个产业都有可能遭受不利影响。比如，现代化车间内的生产可能并不会受到极端高温和极端降水等极端天气事件的影响，然而运输环节可能被极端天气事件破坏。
就国民经济总体而言，现阶段越来越多的实证研究表明：气候冲击（气温上升、降雨减少和极端天气事件等）的经济效应存在异质性，对穷国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更大；气候冲击不仅会对经济体的绝对收入水平产生负向影响，而且还可能大幅降低国家的经济增长率。这一系列新发现为重新构建气候-经济综合评估模型奠定了坚实的实证基础。
未来，气候变化经济效应的研究应进一步延伸至微观领域，探索气候冲击与农村贫困陷阱、家庭流动性约束、家庭投资决策、个体短期收入和长期收入增长等的关系，探索更丰富的微观传导渠道。通过考察微观个体的气候变化适应措施，利用经济学政策评估工具评价各种潜在适应措施的实际效果，有助于强化气候变化经济学研究的现实意义。
三、气候变化的社会效应
（一）冲突与政治稳定
过去十多年来，关于气候冲击（Climate Shocks）与冲突（Conflict）、政治稳定性（Political Stability）关系的研究迅速增长，这方面的研究现已成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一个新热点。
Miguel等检验了1981-1999年41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降雨量变化与冲突的关系。他们发现，这些国家降雨量增长率下降将导致更多冲突，与此同时，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率也因降雨量下降而下降。他们将降雨量增长率作为经济增长率的工具变量，估计了经济增长与冲突的负向关系。该文为天气波动-冲突的传导机制提供了一个解释：更低的降雨量使国家经济受到负面冲击进而引发冲突事件。
Almer等使用网格数据考察降水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冲突的影响。他们以干旱指数作为气候变化的代理变量，发现干旱指数每减少一个标准差，骚乱发生的概率会增加8.3%。
Burke等对气温和冲突关系的研究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高温将导致非洲冲突事件增加，气温上升1℃，发生内战的概率上升4.5%。
Jun发现，1970-2012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玉米在生长季节经历高温则会减产，进而增加冲突发生的概率；以1981-2000年的冲突情况为参照，预计到2031-2050年，气候变暖将使国内冲突发生率增加33%，到2081-3010年，该比例将增加100%。Harari等考察1997-2011年气温变化对非洲冲突的影响，在主要谷物的生长期，天气条件的改善会降低冲突发生的概率。
Bagozzi等发现，叛乱分子对平民的暴行经常发生在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地区，但在不同地区暴行的发生频率有差异。他们发现若旱季粮食减产，平民会更愿意保护粮食，从而导致叛乱分子对平民的暴行增加。
Von Uexkull等发现，在多数情况下，干旱发生后，群体通过军事手段挑战国家政权的短期风险影响微小；但是对于依赖农业生产和在政治上受排斥的群体而言，当地发生干旱将会增加持续暴力行为的可能性。
Schleussner等基于1980-2010年武装冲突爆发和气候相关自然灾害的数据，利用事件符合分析（Event Coincidence Analysis）检验“与气候相关灾难的发生提高了种族划分国家发生武装冲突的风险”这一假设。分析发现，在全球范围内，武装冲突爆发和诸如热浪、干旱等灾害发生的符合率为9%，在种族高度分化的国家中，约23%的冲突爆发与气候灾难大致同步。
Iyigun等通过考察1400-1900年（包括大部分小冰河时期）的降温来分析气候变化对冲突的长期影响，研究发现冲突加剧与气候变冷有关。若同一地区在前一个时期经历了气候变冷，则气候变冷对冲突的影响会更大。此外，天气骤变同样会对国家的政治稳定性造成影响。一些研究发现，天气骤变使一些国家走向民主化，平均气温上升提高了政治领导人非正式轮换（如政变）的概率。
Obradovich分析了1925-2011年19个国家的选举投票数据，发现在年均气温高于21℃时，年均气温的升高会明显降低官员的得票率。
天气与冲突（或政治稳定）的关系不仅在跨国研究中成立，一些专门针对单个国家的研究也获得了相似的发现。
Hidalgo等研究表明，1988-2004年巴西一些自治市降雨量骤减导致一系列不良后果，农村地区的穷困人口私自侵占了大量的土地。
Bohlken和Sergenti对印度的研究则发现，降雨量骤减导致穆斯林与印度教信徒暴动事件大幅增加。
Maystadt和Ecker对索马里地区的研究表明，1997-2009年，干旱的发生导致该地区冲突事件增加。
Caruso等考察了1993-2003年印度尼西亚气候变化与暴力事件的关系，他们发现最低温度(Minimum Temperature)升高会导致许多省份的粮食供应变少，暴力事件数量增加。
Eastin发现，在菲律宾，降水量的增加会提高冲突发生的概率。过多的降水、台风登陆和相应的粮食减产会引发冲突，死伤的人数增加。
Crost等发现，在菲律宾，旱季降水量的增多会提高粮食产量并减少冲突的发生；与之相反，雨季降水量增加会对作物造成伤害并提高冲突发生的概率。
一些经济史研究分析了文明古国长达几个世纪的天气与冲突的关系，其中，两篇关于古代中国的论文受到广泛关注，这两篇文章都使用了中国长达四百年的面板数据集，他们发现次优的降雨量（Suboptimal Rainfall）会引发农民起义。儒家文化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上述效应， 技术创新--耐旱能力更强的土豆的引入则进一步削弱了降雨骤减的负面效应。
Chambru考察17-18世纪气温变化对前工业化时期法国社会冲突的影响，发现气温每升高一个标准差，社会冲突发生的概率会增加5.3%。虽然近十年有关天气与冲突或政治稳定关系的研究迅速增加，但目前经济学界仍未达成共识。
比如Ciccone发现，相比Miguel等在2004年提出的结论，如果将样本期更新至2009年，撒哈拉以南非洲降雨量与冲突的正向关系明显减弱了。
Miguel和Satyanath在一篇回应性的文章中指出，将降雨量增长率作为经济增长率的工具变量，在第一阶段回归中，如果仅采用2000-2009年的样本，则降雨量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负向关系并不显著。这一发现意味着，近些年随着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对干旱气候适应能力的增强，该地区的降雨量（或降雨量增长率）不再是合适的经济增长工具变量。
Couttenier和Soubeyran利用1957-2009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面板数据研究发现，如果仅在模型中控制线性形式的天气变量，天气与冲突的关系并不显著，当回归模型引入帕尔默干旱强度指数（Palmer Drought Severity Index）时，这一指数与冲突显著正相关。
对于实证研究中表现出来的不一致性（Inconsistency），有学者从文献使用的气象数据方面进行解释。由于这些研究的气象数据来自不同性质的数据库（气象站、网格、卫星数据等），而不同的数据库关于同一地区的气温和降雨量的统计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尤其是降雨量，不同数据库的差异非常明显。
此外，还有学者从不同类型国家的异质性方面给出了解释。天气骤变与贫穷国家的内战发生率显著正相关，但是在富裕、政局稳定的国家，气候骤变并不会引发任何形式的内战。如果把两种类型的国家混同在一起进行分析，最终结论很可能是天气骤变与冲突或政治稳定并无明显的关系。
Hsiang等对天气骤变和冲突的研究进行了元分析（Meta-analysis，即收集研究气候骤变和冲突关系的文献，对此前该领域的实证研究重新进行估计），他们的研究表明，21项关于气温与冲突关系的回归均表明气温与冲突正相关（并非所有系数均显著），如果气温与冲突的真实关系是负相关或者不相关，那么不太可能出现如此一致的正相关结论。因此，他们认为气温与冲突正相关关系具备较高的可信度。他们重新估计了降雨量与冲突，发现在全部18项研究中有16项显示，一旦降雨量出现异常，冲突事件将会增加。总的说来，天气变量每波动一个标准差，发生冲突事件的概率将增加14%。
Burke等对气候变化与冲突进行了多层元分析（Hierarchical Meta-analysis），他们发现，偏离中等温度和降水模式会系统性地增加冲突风险，且同期气温变化对冲突风险的影响最大，气温每升高一个标准差，骚乱、内战等群体政治冲突发生的概率增加11.3%。
（二）人类健康（死亡率）
卫生和健康经济学的诸多文献对极端天气与人类健康（死亡率）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极端天气能够通过直接和间接渠道对人类健康造成负面影响。直接渠道表现为：极端高温或低温天气会直接影响人类健康，尤其会对患有呼吸系统疾病和心血管疾病的人群产生严重负面影响。
此外，高温天气与污染水平存在正相关关系，高温还容易造成食物变质，增加媒介传播疾病的发病率。间接渠道表现为：极端天气会降低家庭收入水平、劳动生产率，减少工作时间，破坏农业生产，造成冲突盛行、政治不稳定等，这些不利因素将对人类健康造成显著的负面影响。
不少研究发现，极端气候事件对婴儿和胎儿的健康造成了显著的不利影响。极端高温事件（30℃以上的高温天气）导致新生婴儿体重下降，孕期飓风或台风频发则增加了新生儿死亡或出现并发症的概率。Kudamatsu等合并了28个非洲国家的人口和健康调查数据，考察产前天气与婴儿死亡率的关系。他们发现，在非洲地区，无论持续高温降雨还是持续干旱对人类都是极为不利的。
持续高温降雨将导致疟疾盛行，疟疾蔓延将导致婴儿死亡率显著上升，连续3个月更高的疟疾发生率（预期）将导致新生婴儿死亡率上升千分之三。此外，持续干旱也会通过引发农业歉收和贫困,导致一些产妇营养不良，进而造成婴儿死亡率上升。有研究发现，极端气候所引致的婴儿健康效应可能是长期的。
通过考察出生于1953-1974年的印度尼西亚人在2000年的健康状况，研究者发现，与其他时期出生的女性相比，婴儿时期经历降雨更为充沛的气候的成年女性，在身高、财富、受教育水平、健康水平等方面均具有明显的优势，这一发现在一定程度上证明：天气的好坏对人类健康不仅具有短期影响，还具有长期影响。
极度寒冷或者极度炎热的天气可能造成人口死亡率增加。Deschenes和Moretti利用美国人口日平均死亡率和日平均气温数据考察了极端气温对死亡率的影响。他们发现极端高温（高于26℃）和极端低温（低于-1℃）都会导致人口死亡率上升，其中极端低温的效应具有持续性，而极端高温的影响则主要来源于“丰收效应”（Harvesting），即一些原本即将去世的人因极端高温天气而提前死去。
Deschenes和Greenstone进一步研究发现，一些特定人群如老年人和婴幼儿对极端气温更为敏感，极端高温发生时该群体的死亡概率会更高。
极端高温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国别差异。针对美国的研究发现，极端高温日数导致死亡率相比正常天气上升了0.1%～0.2%，而针对印度的研究则发现该数值高达0.75%，大约是美国的6倍，相当于美国1920-1930年的水平。
极端高温天气的影响在不同区域和城乡之间也存在显著差异。在美国，经常发生极端高温天气的州，人口死亡率对极端高温事件的反应明显小于其他不常出现高温天气的州，虽然这种州际差异在过去一百年中缩小了，但时至今日，气候炎热的州在适应极端高温天气方面仍然明显地好于气候寒冷的州。
而在印度，高温效应的城乡差异非常明显。高温日数每增加一个标准差，农村人口死亡率将上升7.3%，而城市人口死亡率仅上升2.8%。Yu等以中国县级面板数据为基础，考察了极端气温对死亡率的影响。分析发现，温度和死亡率之间存在一种稳健的U型关系，说明极度寒冷或极度炎热都会导致过量死亡。与极度炎热相关的影响是使用美国数据研究结果的3.5倍，与极度寒冷相关的影响则是3.2倍，对老年人口的影响尤其大。
此外，Li和Gu利用1964-2008年中国各省年死亡率和逐日天气变化的面板数据来估计温度冲击对死亡率的短期影响，主要研究结果显示，平均气温上升1℃，每年的死亡率就会增加3.2%。此外，一年中日平均气温超过27℃的日子增加一天，该年的死亡率增加近0.1%，或增加约9520例额外死亡；一年中日平均气温超过30℃的日子增加一天，该年的死亡率增加近0.2%，或增加约19040例额外死亡。
此外，高温导致高死亡率的现象可能与高温条件下自杀率陡增相关。Burke等使用美国和墨西哥数十年来的综合数据考察自杀率是否受到气候条件的系统影响。研究发现，月平均气温升高1℃，美国各州的自杀率上升0.7%，墨西哥各市的自杀率上升2.1%。在较热和较冷的地区，这种影响相似，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并未减弱。对超过6亿个社交媒体中抑郁性语词的分析表明，在更加温暖的时期，心理健康状况会恶化。
在现代社会中，人类有机会充分利用各种电器设备来应对恶劣天气的不利影响。关于适应措施（Measure of Adaptation）的研究，Deschenes、Greenstone和 Barreca选择了家庭能源消费量（Residential Energy Consumption）这一间接测度指标，发现家庭能源消费量在极端高温和极端低温天气下显著增加，从而给出了人类采取应对措施减缓坏天气负面效应的间接证据。Barreca等的研究则尝试寻找直接证据，他们发现家用空调这个调节室内温度的现代设备大幅降低了极端高温对人口死亡率的不利影响。
1900-2004年26℃以上的高温天气对死亡率的影响降低了75%，高温天气对死亡率影响的下降主要出现在1960年之后。他们进一步的分析表明，1960年代前后家用空调（Residential Air Conditioning）开始出现在美国家庭，此后的20年里美国家庭空调占有率迅速增长。他们在模型中引入极端高温和空调占有率的交互项，证实了20世纪美国因高温导致的死亡率逐渐下降主要是因为家用空调在全国范围内的扩散（Diffusion）。
（三）人口迁移
面对不利的气候冲击，人类的一个常见反应是向外迁移，这一领域的研究近年来也逐渐受到经济学家的关注。
Munshi在研究美国的墨西哥移民的社会网络与就业的关系时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当墨西哥国内的某一个居民区降雨量在某年出现明显下降时，第二年这个社区将会有更多居民迁移到美国，社区也会通过帮助居民迁到其他地区来应对不利的气候冲击。
Feng等使用气候变量作为粮食（玉米和小麦）产量的工具变量，考察了粮食产量变化与墨西哥人向境外移民的关系。他们发现气候导致（Climate-driven）的粮食减产将使境外移民显著增加，粮食产量下降10%，向境外迁移的人口数量将增加2%。
Gray和Mueller利用孟加拉国农村地区1700户居民长达15年的微观调查数据分析了洪涝灾害和粮食减产对灾区人口国际流动的影响。他们发现洪涝灾害的影响并不大，仅仅导致小规模的人口迁移（以女性和贫困家庭为主），而与洪涝无关的粮食减产才是孟加拉国人口大规模跨境迁移的主要原因；事实上，能够成功向外迁移的人口并不是灾区受损最严重的居民，而是居住在灾区、经济条件较好的未受灾居民。
除了跨境迁移现象，受灾人口在境内跨地区迁移也非常普遍，因为这类迁移所花费的成本相对更低。Hornbeck发现，1930年代的美国沙尘暴对灾区经济造成了长期的负面影响。在经济调整措施中，农业部门内部的调整贡献度不大（小于25%），缩小灾区与其他地区的差距主要通过人口外迁来实现。重灾区在1930-1950年出现大规模人口外迁，这些地区的人口相对数量（密度）从那时开始显著下降。
Hornbeck和Naidu考察了1927年密西西比特大洪灾（Great Mississippi Flood）对美国黑人人口迁移和农业发展的影响。他们发现在洪灾发生后黑人人口立即并且持续地迁出受灾县，随着时间的推移，受灾县的农场主逐步采用了资本密集型生产技术，率先实现了现代农业生产模式。
Feng等考察了1970-2009年美国粮食产量与农村人口境内迁移的关系。他们发现，不利气候条件（如玉米开花时遭遇极端高温天气）导致农作物减产，使玉米主产区（Corn Belt）的农村人口大量外迁（玉米主产区以外的地区则不受影响），农作物产量下降1%，将导致位于美国玉米主产区的农村人口净流出量增加03%～04%。他们还发现，迁移人口的主体是年轻人而非老年人。因此，人口外迁的动因是农业生产率下降而不是敏感人群（如老年人）对好气候的偏好。
Groeger和Zylberberg将台风侵袭后的客观变化与台风前后的越南家庭数据进行匹配，分析发现家庭主要通过劳动力向城市地区迁移来应对收入的大幅下降。
Boustan等分析了1920-2010年美国联邦指定的自然灾害的数据集，发现轻度灾难对迁移的影响较小，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相关影响一直在增加，严重的自然灾害使县一级的人口迁移率提高了1.5%。
Minale利用纵向调查数据探讨如何通过劳动生产力的渠道诱发城乡人口迁移，研究发现降雨量减少一个标准差可使农民的劳动力减少4.5%，迁移率增加约5%。
Barassi等利用1987-2015年中国30个省级行政区之间的双边迁移率考察了气候异常(温度、降水、日照)与人口迁移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气候变化是影响迁移的重要因素，气温升高、降水增多和日照减少会促使人们向外迁移。
Peri和Sasahara考察了1970-2000年温度变化对城乡迁移的影响，研究表明气温上升使贫困国家的城乡迁移减少，中等收入国家的城乡迁移增加。
（四）暴力行为和犯罪
高温可能影响人脑血清素的神经传递，从而使人易冲动，产生攻击性。Jacob等考察了天气对犯罪率的影响。他们发现在美国,周平均气温的上升将导致这个星期的暴力犯罪和财产犯罪案件显著增加，降雨量的增加会减少暴力犯罪但对财产犯罪没有影响。
Ranson利用美国县级层面长达50年的月度犯罪记录和天气数据分析了气温对犯罪率的影响，他同样发现气温对暴力犯罪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且二者之间的关系几乎是线性的。气温对财产犯罪的影响则是非线性的，日平均气温低于4℃时财产犯罪案件显著下降，而极端高温并不会使财产犯罪案件增加。
此外，Mares和Moffett考察了近50年美国每月统一犯罪报告,研究犯罪事件数量与气候变化的关系，气候变化和犯罪发生率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气温比正常水平高出1℃，犯罪率就会增加近1%。
天气因素还可能通过影响家庭收入这一间接渠道引发犯罪行为。Miguel对坦桑尼亚的研究发现，极端降雨事件将导致年长女性被谋杀的概率显著上升，一种可能的解释是，降雨异常可能导致家庭收入锐减，家庭户主通过“剔除”缺乏生产能力的老年成员来应对这一负面冲击。
Mehlum等研究发现，在19世纪的巴伐利亚，降雨量偏少导致谷物产量减少，谷物价格高涨而实际工资下降，进而使犯罪率增加。
Sekhri和Storeygard的研究发现了相似的情况，近些年来印度谋杀新娘案件的发生率在降雨量异常偏低的时期更高，这一现象很可能是受害者不能提供足够的嫁妆所致。
（五）气候变化社会效应研究评述
考察气候变化的社会效应进一步丰富了气候变化经济学的研究内容，相关研究不再局限于经济领域，而是涉及政治学、社会学、人口学甚至犯罪学等多个学科。因此，气候变化社会效应研究中学科交叉的特征特别明显，这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经济学科及其研究工具的影响力，有助于各学科之间的交叉与融合。经济学方法介入气候变化社会效应研究，除了提供更先进的研究工具，在探索和识别微观传导机制方面也有巨大贡献。
首先，经济学研究方法注重人类行为的风险，将个体响应和适应行为作为研究重点，这种方式有助于研究者准确识别气候冲击的传导机制。
比如，经济分析方法总结发现，天气-政治不稳定的传导机制包含四个方面：
第一，极端天气事件造成经济总产出下降，这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从事暴力活动和对抗政府的机会成本。
第二，经济总产出下降导致政府税收收入减少，财政层面出现困难，政府维持稳定的能力降低。
第三，极端气候事件导致农业减产引发食品价格上涨，食品价格飞涨很可能引发饥民暴乱，一旦这种暴乱波及全国，政治不稳定在所难免。
第四，不利气候引发人口外迁，导致难民流入地的冲突事件增加。
气候冲击-人口迁移的传导机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不利的气候冲击导致农业减产和农村家庭收入下滑，部分家庭成员通过境内迁移或跨境迁移寻找新的谋生手段，帮助家庭应对不利冲击,抑或举家迁移至气候更为友好的地区，落地生根从事农业或非农生产工作。
另一方面，极端天气事件带来的经济、生理或心理伤害最终影响了居民的地理偏好，居民选择迁移至气候条件更适宜的地区安居乐业或安享晚年，比如，对气候条件敏感的老年人口倾向于离开严寒或酷热地区，选择气候温和怡人的地区养老。
其次，气候变化社会效应研究与自然科学交叉融合，将自然科学在实验室中获得的研究成果扩展到现实环境中，利用社会统计数据而非实验数据进行大样本研究，适应措施和调节机制在气候变化社会效应的研究中至关重要。
气候冲击与人类健康（死亡率）、犯罪与暴力行为的关系具有丰富的生理学医学研究基础。比如，极端天气会提高患有呼吸系统疾病和心血管疾病的人群的发病率和死亡率；高温天气加速食物腐败变质，加剧疾病传播；高温天气可能影响人脑血清素的神经传递，使人暴躁不安，冲动易怒。
气候变化社会效应研究以社会统计数据分析为基础，适应措施在减缓气候冲击不利影响方面的作用不容忽视。比如，家用空调的出现极大地降低了高温天气事件的死亡效应，此类发现不仅具有很强的政策意义，也可帮助相关部门精准评估极端天气事件的实际影响，而不是仅仅使用自然科学研究的实验结论进行简单的预测。
总之，经济学方法介入气候变化社会效应研究，不仅丰富了气候变化微观传导机制的研究，还显著提升了政策评估的效率。进一步拓宽气候变化社会效应的研究范围，有助于促进各学科的交叉融合，加快研究方法和技术手段的创新。
四、总结与展望
虽然气候变化经济学仅仅是环境经济学领域的一个很小的分支，并且起步较晚，但是最近十多年来该领域的研究成果迅速增长，研究深度和广度都不亚于环境经济学的其他分支领域，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学科交叉在这一领域取得了非常好的成效。
总的来说，过去十多年来气候变化经济学研究表现出以下两大趋势：
第一，研究范围迅速扩张。早期关于气候变化经济效应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农业领域，最近十几年来，研究对象开始扩展到包括经济增长、人类健康、劳动生产率、政治冲突、工业生产和国际贸易等在内的非农经济和社会科学领域。
第二，实证方法不断进步。早期的研究大多采用截面回归方法（包含特征价值模型），近期大部分研究则采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和分布滞后模型方法来克服遗漏变量偏误和模型误设问题，采用二项式、多项式和区间回归的方法考察非线性效应，并采用长期平均、长期差分和交互项方法来测度人类适应气候变化的表现。高频气象数据的使用进一步助推了研究方法的进步。
尽管过去十多年有关气候变化经济与社会效应的研究成果颇丰，但现有文献仍存在一些不够完善的地方。关于气候冲击的经济效应的实证研究大多基于宏观经济统计数据，基于大样本微观数据的研究较少，长期追踪微观面板数据的研究更少，尤其是分析气候冲击对发展中国家企业层面和家庭层面影响的研究仍不多见。
对人类适应气候变化能力的评估，已有研究提到的适应措施仍相对较少（如空调设备、大坝和蓄水池、作物调整等），实践中，人类应对不利气候冲击的措施多种多样，其他一些潜在的适应措施也应该被纳入研究。此外，气候变化造成的影响是多维度的，包括经济、社会、政治、生态和文化的影响等，对气候变化的作用渠道和传导机制的分析仍有待进一步拓宽和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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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
李承政、李旭辉、顾海英：《气候变化的经济与社会效应——国际实证研究新进展》，《阅江学刊》，2021年第5期，第29-50页。
李承政,李旭辉,顾海英.气候变化的经济与社会效应——国际实证研究新进展[J].阅江学刊，2021(05)：29-50.
责任编辑：沈丹
微信编辑：刘念
校对：来向红、沈丹、李海中
文中插图：源自互联网
复审：刘伟
终审：渠红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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