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个案例要提到的是爱国企业家张謇创建的大生集团。如果张謇在当代，极有可能和尤努斯一样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或者我们可以说尤努斯是张謇精神在当代的再现。2020年11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考察期间，专程前往南通博物苑，参观张謇生平介绍展陈，了解张謇“实业救国”、发展教育和社会公益事业的事迹。三个多月前，总书记曾在企业家座谈会上谈起张謇，称赞他是爱国企业家的典范。而且谈到了企业家的社会责任。他说：“社会是企业家施展才华的舞台。只有真诚回报社会、切实履行社会责任的企业家，才能真正得到社会认可，才是符合时代要求的企业家。”
11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参观张謇生平介绍展陈。 图源：新华社
张謇一生创办了20多家企业，创办和参与建设的各级各类学校及教育机构多达370所。在清王朝日渐衰微，帝国主义列强威胁压迫之下，张謇作为一名企业家，忧国忧民，试图通过“教育救国”，走出一条中华民族复兴之路。在他创办教育的二三十年中，涉及的教育领域包括学前教育、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特种教育等，其涉足范围之广泛、取得成就之大，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实属罕见。张謇先是兴办实业，而后倾资兴学、以商养学，张謇把他从商的红利捐作教育、慈善和地方公益经费。有人总结说，张謇一生所获财富，皆为社会服务。
张謇不止是爱国企业家，还是社会企业家。甚至可以说张謇是“近代中国社会企业之父”。那么，张謇创建的大生集团为什么是社会企业？第一，“社会目的”方面，张謇在创业之初即对公司作出了中国式的解释：“公司者，庄子所谓积卑而为高，合小而为大，合并而为公之道也。……甚愿天下凡有大业者，皆以公司为之。”张謇从建厂之初，就将“服务于民众之生活”作为办厂的宗旨和目标，而非为个体利润的最大化。“时局至此，若专谋个人之私利，虽坐拥巨万，又何益哉！”，很显然，其“社会目的”符合社会企业的界定。公司名字“大生”二字源自《易经》：“天地之大德曰生”，这寄托了张謇的理想——天地间最大的政治是国计民生。第二，“商业手段”方面，白手起家的张謇创造性地使用股份制方法筹募社会资本。开工一年后，大生纱厂就获得2.6万两白银的净利润。大生纺织公司的股份合作制不是对西方企业制度的简单照搬，而是有其独特的创新管理方式。不同于西方股份制公司的“一股一票”的股权制度，张謇采用了梯级式模式：1至100股，每股1权；101以上，每20股1权。这种梯级“累退制”股权制度限制了官股的“大股东”股权，保障了中小股东的权益。第三，“利润分配”方面，大生的“职工股份制”使企业具有合作制属性，这也早于西方的同类企业。许多职工（包括普通机匠）也有股份，在本企业中便具有了雇员与股东的双重身份，实现了劳动者的主体地位。他们通过参与分红，将个人利益与企业利益紧密联系，分享利润、共担风险。这样也就通过股权的方式实现了成员权的集合。张謇虽经营有利润丰厚的企业集团，但个人不占有资本收益，他个人及亲朋甚至为了社会建设事业债台高筑。综上所属，大生集团的模式从国际上对社会企业的共识来看，这是一个典型的社会企业。所以，我们说张謇不止是一个爱国主义企业家，还是一个伟大的社会企业家。张謇在创立大生纱厂的时候，显然不知道何为社会企业？正如同罗奇代尔合作社的28个工人，他们在实践之初都不知道何为社会企业。但为什么会他们做的事业都是社会企业的典范？我们知道，社会企业在英国出现，是因为早期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激化以及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实践基础。那类似大生集团的“社会企业”为何出现在百年前的中国呢？一方面是实业救国的时代背景，更重要的还有厚重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3800年前，商祖王亥开创农牧贸易兴邦的先河，其通过“立皂市，服牛马”的经营，目的在于“以为民利”。1000多年前，北宋名臣范仲淹在家乡苏州吴县设立范氏义庄，捐田地1 000余亩，田地生产经营的收入用于赡养宗族内贫穷成员。范氏义庄一直延续至20世纪40年代，持续经营900年。以“公田”“义仓”“族田”“村学”等为代表的村庄社区共有制，以社会综合发展为目标的经济组织，利润回归社区全体成员，这些都非常符合“社会企业”的特征。此外还有道商范蠡、儒商子贡等，义利并举的文化一脉相承。可以说古代中国原本就是“社会企业”的天然故乡，“社会企业”一词虽然兴起于西方，但它必将持久兴盛于中国，因为中国的土壤更适合社会企业的茁壮成长。因为中华文明最高准则与核心思想就是遵从公平公正的天道，社会企业模式符合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也符合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与传统。社会企业在中国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
附张謇小传
字季直，号啬庵。 祖籍江苏常熟土竹山。 1853年7月1日生于江苏省海门直隶厅长乐镇（今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区常乐镇）。 1894年，考中状元，授翰林院修撰。 1895年，奉张之洞之命创办大生纱厂。 1912年，起草清帝退位诏书，在南京政府成立后，任实业总长；同年，改任北洋政府农商总长兼全国水利总长。 1915年，因袁世凯接受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部分要求，愤然辞职。 1919年，建成南通更俗剧场。 1922年，棉纺织业危机，事业全面崩盘，大生纱厂走向衰落。 1926年8月24日，在南通病逝，享年73岁。 中国近代实业家、政治家、教育家、书法家。主张 “实业救国”，是中国棉纺织领域早期的开拓者，一生创办了20多家企业，370多所学校，为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兴起、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宝贵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