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进性实验乌托邦的往事
利维坦按：这对美国夫妇当年构建的“乌托邦”社区，从运动肇始就有着一种无法摆脱的悖论——一方面，他们希望摆脱身份的束缚，不论你是军人、银行家还是律师，在脱去衣服之后，所有人都只能赤裸相见；但另一方面，他们又无法摆脱物质社会的禁锢和诱惑，试图营造一个只属于“中产阶级”的终极乌托邦。
然而，所谓“中产阶级”的物质乃至精神需求，显然超出了威廉姆森夫妇的预想。他们试图让社区内的所有人坦诚相见，但又完全无法摆脱金钱对社区的潜在控制；他们也曾倡导和鼓励多元之爱，却最终发现，人的占有欲压制了对“绝对自由”和“诚实欲望”的向往。
和美国文化中的“返野”（“对我来说，活在荒野中，就是活着。”）脱离文明社会不同，最终，“自由”还是暗中把这群中产阶级留住了：这群物质动物在经历了性解放、艾滋病毒恐慌之后，他们的余生不再具备神话色彩，虽然，在一些年轻人眼里，他们或许依旧是一个传奇。只不过，他们自由与野性的灵魂，在晚年慢慢映射进了那些大型猫科动物的眼中。
文/Alex Mar
译/lorry、natalie
校对/晴空飞燕
原文/www.atlasobscura.com/articles/what-happened-to-the-most-liberated-woman-in-america
芭芭拉·威廉姆森（Barbara Williamson）与他人共同设计了20世纪70年代最著名的激进性实验，然后她就失控了。
此刻，我站在内华达沙漠一个组合式房木屋的起居室里。我身边是芭芭拉·威廉姆森（Barbara Williamson）——她曾被誉为“美国最自由的女性”；经过灰色地毯悄悄向我们走来的，是一只庞大而又强壮的野生动物。
78岁的芭芭拉开着红色大型敞篷货车把我接到这里。按照计划，我们会在她办公室里沏壶茶，然后好好聊一聊（恰好经过禅房）。但首先她想向“其他人”介绍我。
“准备好了吗？”她问道。
当然。
我跟着她穿过厨房。
“佩吉·苏，” 她轻轻呼唤，“你醒了吗？佩吉·苏……”
我们转个弯来到起居室，于是有了和它的初次相见。它有着一双大大的杏眼，耳朵极大且笔直挺立着（这个品种的明显特征），爪子出奇的大。佩吉·苏是一只西伯利亚猞猁（Siberian lynx），60多磅重（约21公斤），有着强健的四肢和两英寸长（约5厘米）的锋利犬齿。它还没有做去爪手术。我早已知晓这个事实，但就在这一刻才真正反应过来：芭芭拉跟一只类似小老虎的动物一起住在这所房子里。
“我就是想要这种野生状态，”芭芭拉说，“我有野性欲望的倾向，能被一只野生动物接受我觉得很开心——但我并不知道为什么。或许可以用那句古老的格言解释：‘如果觉得好，尽管去做！’”
芭芭拉留着亮白色的超短发，涂着紫红色的口红，穿着天蓝色牛仔裤和印有降落伞图案的80年代风格的夹克，她轻轻抚摸着猞猁后背上厚厚的毛，并邀请我也这样做。我们站得很近，都在抚摸佩吉·苏的胁腹，芭芭拉告诉我晚上她们一起睡在床上，有时候还互相蜷缩成一团。
最近，这只猞猁看上去有点蓬乱，皮肤也有点儿松弛，尾巴上长了两撮奇怪的毛。它最近刚刚20岁——芭芭拉也是20年前退休，然后和她丈夫约翰一起来到内华达名叫法伦（Fallon）的这个沙漠小镇。在他们10英亩的土地上，夫妻俩为这些“大猫”建造了自然的散养式住所。但渐渐地，这些动物都死于年迈：包括三只美洲狮、四只短尾猫、两只老虎、两只巴巴里狮、一只薮猫和两只猞猁。三年前的上个月（芭芭拉仍在数着日子），约翰也去世了。现在芭芭拉独自生活，一只外国种的动物成了她老年最亲密的伙伴。
这只猞猁用头顶我的腿。
“它用这种姿势表达爱，”芭芭拉说。
这只大猫重复这个动作两次、三次、四次。她顶我的时候我可以感觉到它头骨的大小和重量。
我意识到，芭芭拉对这只猞猁的爱可以在瞬间消失。
如何变得自由？
芭芭拉·威廉姆森在她的野性欲望中建造了多个动物庇护所。
她和她丈夫可能创造了20世纪70年代最传奇（同时也是最声名狼藉）的生活方式实验——通过沙石城社区系统研究基金会（Sandstone Foundation for Community Systems Research），将原始行为和美国中产阶级直接联系起来。沙石城休闲会所（Sandstone Retreat，人们习惯这样称呼）建于1969年，隐藏在洛杉矶的多盘加峡谷（Topanga Canyon）上，是一个通过开放婚姻和集体性交促进个人自由的裸体社区。在其成立以来的7年间共吸引了500名成员和8000位游客，成为全国媒体的焦点，对盖·塔利斯的畅销书发挥了关键作用，也成为性革命前景和风险的简略表达方式。而且在这个不断交换性伴侣的小宇宙中，核心总是威廉姆森夫妇。
从70年代起的这几十年间就已经明确转型：“多元之爱”已发展成为一种运动，全国的同性恋夫妇如今可以合法结婚，30岁及以上仍保持单身的女性数量空前。但芭芭拉成长时，还没有很明显的运动，也没有这种违背主流的行为。
1939年，芭芭拉·克莱姆（Barbara Cramer）出生于密苏里州查穆伊附近的一个农场，父母对她漠不关心。“我受的虐待就是被忽视。”在她去年出版的回忆录《自由之爱和性革命：消除性别界限，找回你自己》中，芭芭拉这样描写自己的童年：
从来没有任何拥抱、抚摸或是亲吻。我很确定，当我还是个婴儿时都没有被抱着轻轻摇晃过……我从来不认为我所住的地方是一个家。这只是一个安静、冰冷的建筑，我在里边睡觉。我晚上躺在床上时，脑子里会蹦出一系列问题：我是谁？我为什么会在这儿？为什么没有人跟我说话、抚摸我、关爱我？为什么我这么不讨人喜欢、这么孤单？
她的成长脱离了城市生活和文化，仅仅在1958年时在当地影院看过一场名为《欢乐梅姑》（Auntie Mame）的电影，那时她18岁。电影由罗莎琳德·拉塞尔（Rosalind Russell）担任主角。她饰演一个古怪的阿姨，将侄子从一成不变的生活中解救了出来。其中有一幕，梅姑（拉塞尔）从弧形楼梯顶上大喊：“活着——这就是重点！是的，活着！生活是一场盛宴，很多可怜的傻瓜都饿死了！”
这句话深深刻在了年轻芭芭拉的记忆里。
芭芭拉和道格还有约翰在一起。（图片：由芭芭拉·威廉森提供）
芭芭拉不想过她父母（以及密苏里州她所认识的每个人）这种不经审视的生活。她没有任何兴趣结婚生子——她想要快乐！而且她无法想象自己的生活变成一个男人的附属品。“我认为他们都很自私、挑衅、自恋、傲慢而且无情，”她写道，“为什么我要找一个成天呆在一起、影响我生活环境的傻瓜？不，我不要。我要自己生活。”高中毕业后，她没有上大学，而是拿着在当地舞厅工作攒下的钱离家来到洛杉矶找工作。
她在纽约人寿保险公司找到了一份工作，并发现了自己的销售天赋。22岁时，也就是60年代早期，她的存款已经达到五位数（当时有句话：“不要激怒芭芭拉·克莱姆！”）。她把自己归为梅格·瑞恩的类型，拥有一辆崭新的福特顶篷式汽车，租了一个带泳池的房子，周末经常跟女性朋友及她们身边不停变换的约会对象一起滑水。她自己没有任何寻找伴侣的欲望。
直到她遇到约翰·威廉姆森。约翰是她的潜在客户（那时这位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前任工程师正在管理硅谷的一家小型电子公司），但芭芭拉很快意识到他们的关系不仅是客户与销售。他说话很有创见，声音也很好听，这是她遇到的第一个善于倾听的男人。他们的第一次约会是在好莱坞宾馆，后来变成在旧金山度过的一个随性周末，他们聊了很多自己向往的东西（约翰也同样不喜欢常规生活），最后，约会在“同时的性高潮”中结束。没过几天，芭芭拉就搬进来了；一个月内，他们就结婚了——这会让芭芭拉的生活更舒服一些（毕竟当时性革命还没发生，违反宗教戒律的行为会带来社会耻辱）。
芭芭拉和约翰的护照照片，1969年。（照片：由芭芭拉·威廉森提供）
但他们没有计划上演电影里美国中部“夫妻”的桥段。他们会对对方坦诚相待——这也是他们一直以来所做的。接下来的几年，他们开始疑惑，如果摆脱社会束缚，他们的理想生活会怎样？他们都来自小地方（约翰在阿拉巴马州沼泽地的泥地小木屋长大），变成了高薪的年轻职业人士——但现在却开始怀疑自己的价值。如果不穿品牌衣服而是赤身裸体会怎样？如果不再沉湎于占有式婚姻，而是允许对方在有强烈欲望时与别人发生性行为又会怎样？只要对方依旧坦诚相待，他们认为这不会影响双方对彼此的爱。相反，他们觉得，在一起的关键是以这种方式赶走婚姻的压力。“我们觉得一男一女要满足对方的所有需要是不可能的。”这也促使约翰接受了芭芭拉的双性恋倾向。
到60年代后期，他们开始邀请思想开放的朋友和夫妻来他们洛杉矶穆赫兰道的家中加入他们的聚会，晚上会有群裸和配偶互换活动。少数客人甚至已经搬来和他俩一起住。这种反正统运动开始成型，在西海岸则尤为流行。随之产生的是群居——群居的环境有点让人恶心而颓废，有时连电和自来水都没有。人们睡在睡袋里，居住者穿着美愿（美国的一家大慈善机构）的衣服，依靠捐赠品和偶尔的乞讨过日子。但是，那时约30岁和40岁的芭芭拉夫妻俩正努力成为中产阶级（例如对嬉皮士一代毫无感觉），他们决定只邀请那些有相似追求、有“美国传统价值”（即对婚姻和性的看法不那么传统）的高消费人群加入他们的圈子。大家每晚有10人聚集在起居室里，光着身子慢酌浅饮，相互按摩，偶尔会有人到卧室里跟朋友的伴侣性交，大家安慰没有组队的配偶。对于新人来说，第一晚可能很难熬，会产生很复杂的情绪。
但随着穆克兰道试验的进展，芭芭拉和约翰开始厌倦了这些局限：很多客人来这儿只是为了找乐子，很快就会回归日常生活，依旧没有改变。他们想创造更激进、更有革命性的东西。
“如果我建立一个公社会怎样？”芭芭拉写道，“一个成年人公社，公社的设计考虑到舒适悠闲，一切事物都美好且井井有条，房子足够大而奢华，可以容纳更多我们想要找的人。我们设想了一个完美的文明世界，里边有一切生活设施：可爱的家具、柔和的灯光、修剪得很漂亮的草坪、悉心照料的土地和一个干净且存货丰富的厨房。”他们会生活在诚实和开放的性行为中，远离妒忌。并且他们会用足够的物件来装扮公社，使之更加舒适，即便是罗萨琳德·拉塞尔来了也会觉得恍如置身于自己的家中。
加利福尼亚化
1968年，约翰卖掉了他在公司的股份，和芭芭拉将这笔钱（相当于今天的100多万美元）作为“完美的文明世界”——“新的性爱乌托邦”的首付。他们很快就找到了理想的地方：一块12英亩的僻静之地。这片土地位于托潘家峡谷（Topanga Canyon）的一条蜿蜒土路上，靠近马利布（Malibu），但又离城市足够远（门基乐队曾经想买下这个地方，但是失败了）。这个地方有一个多卧室的主屋，里面有两间客房，旁边的另一幢建筑里还有一个和奥运会比赛用游泳池一样大的泳池。这里是他们一直以来所向往的资产阶级自由性爱场所。
他们夫妻俩开始设计房屋，使其符合所要的氛围。芭芭拉给主层60英尺长的起居室铺上长毛绒地毯，放上丝绒沙发，装上水晶枳形吊灯，摆上巨大的蕨类植物，还挂上落地窗帘——一切都是自然的格调，一切都为裸露的皮肤而设计，还有让人显得更好看的灯光。在宽阔的地下室，他们安了一个大型壁炉，地板上则是床垫和水床。他们给这个地方起名为“性交之屋”——顾名思义就是用来做爱的场所。他们回归自然的最后一步就是移掉所有的门，将浴室改造成一条通道。“沙石城没有秘密场所，”芭芭拉写道。“不管做什么事都要公开地在别人面前做。我总是觉得持续地暴露才会让人真正的坦诚相待。”
到1969年10月，他们准备好第一次聚会。那天晚上，看着络绎不绝前来的人们，芭芭拉说她和约翰开始担心：“我们脱掉了所有衣服，走下去，互相扶着对方，只是静静地看着。”但他们失算了：他们根本不知道该如何吸引客人，只好鼓励一位朋友去邀请“花花公子团”——一些经常混迹休·海夫纳（Hugh Hefner）聚会的人——但结果远非他们期待的那样。
沙石城隐退。（图片：由芭芭拉·威廉姆森提供）
不难想象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这些过去常常在花花公子豪宅里狂欢的人与一个又一个女人做爱，速度异常惊人。“就好像对这些女人来说，被这些男人性虐是件好事，”芭芭拉说道。“我看到一个女人——她整晚都没有起来！她一定跟10个男人性交过，我当时就想，‘这绝对是对美女的性虐。这群人跟我们的价值观丝毫不一样。’”沙石城不是什么“性交俱乐部”。
所以他们重新装饰，花了很长时间思考如何吸引一群与他们价值观相同的人。他们在《洛杉矶自由报》刊登了两则招募会员的广告，并在韦斯特伍德（Westwood）租了一间办公室，在这间办公室里他们可以接待可能会申请加入的夫妻（这也是防止怪人敲门的方式）。这些采访通常会以一个决定性的问题结束：“你们到底有多爱对方？” 有些人仅仅是在几天前才认识，还有的则是结婚20年了——这种情况下重要的则是他们有多亲近，有多么忠实于这段感情，是否已经准备好测试。这些人成为沙石城最好的素材：他们不仅创造了性格上的平衡，还使得性别上也更平衡（为了与中产阶级友好相处，沙石城的性行为似乎都是异性间的，有一小部分双性恋的女性，但是不会有公开喜欢同性的男性）。更重要的是，芭芭拉夫妇认为不应让这个地方成为好色单身男性的聚居地。而加入另一个裸体集体性交社区的条件就不那么超凡脱俗了：该社区偏爱于身材好的人（讽刺的是，这使得约翰成为唯一一个大腹便便的成员）。
最终这一社区最终发展成一个由12名留宿成员组成的核心团队，他们全职管理这个社区，并赤身裸体。该社区一周六天向前来参观的游客开放，每周五和周六的“性交之屋”性交晚会也是开放的。这个核心团队由一夫一妻制夫妻和三角恋人群组成。而兼职者最终达到了500名，各个背景的人都包括在内——护士、企业高管、教授、演员、音乐家、艺术家、一对摩门教徒，甚至还有一个法官——他们大多数人除了眼镜和手链外也都一丝不挂。芭芭拉这样描写裸体的力量：
一旦你脱掉衣服、变得真实，人人都会了解你，并因此爱上你。你不再是隐藏在昂贵的衣服里，向世界展示你多富有、多时髦的人。没有低腰喇叭裤和扎染T恤说明你藐视权威集团；没有军装或执法制服说明你忠于国家；没有上千美元的阿玛尼套装或500美元的小牛皮公文包说明你是一个有权势的银行家或者律师。当你揭下公共场合的面具，赤裸裸地站在其他裸体人群中，你会感觉如释重负。所有的伪装和博弈都消失了。
管理这一切、奠定基调的威廉姆森夫妇自己也是赤身裸体的（只有轮到他们去杂货店购物时，他们才会穿衣服）。在很多人看来，芭芭拉是老大，她负责起草日常事务的清单，在晚会上则表现得像一个务实的保安；而约翰则是不大可靠的性爱专家，像一只有着孩子般金黄色头发的类人猿，温柔而又暧昧，使你在他说话时想要靠近，想在充满幻觉的交谈中点上一根烟。
1972年的约翰·威廉姆森，在沙石城电影的拍摄间隙。（图片：由芭芭拉·威廉姆森提供）
他们计划把沙石城打造成一个“有助于精神放松的环境”，促进（用约翰的话）“诚实、分享和自由，远离谎言”。他们还希望促进开放的性行为——“但是以一种很放松、有节制的方式”。任何有挑衅性、竞争性或者纠缠不休的人都会立即被要求离开。威廉姆森夫妇喜欢参考格式塔疗法的创始人弗里茨·波尔斯（Fritz Perls）的“格式塔祷告”（Gestalt prayer）：
I do my thing and you do your thing.
I am not in this world to live up to your expectations,
and you are not in this world to live up to mine.
You are you and I am I,
and if by chance we find each other, it’s beautiful.
If not, it can’t be helped.
我做我的事，你做你的事。
我活在世上不是为了不负你的厚望，
你活在世上也不是为了不负我的厚望。
你是你，我是我，
如果我们能够找到彼此，这很美好。
如果不能，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但愿真有这么简单。这个休闲会所的媒体联络员马丁·兹特（Martin Zitter）也一直在与一种“分散或者失去感做斗争”，自从他与妻子梅格互相看到对方和别人在性交之屋发生性行为后，这种感觉就一直存在着。看到你的伴侣在跟别人性交是件极具挑战性的事——芭芭拉自己也说，看着自己的丈夫与别人性爱，那种源自占有欲的痛苦从未完全消失——但是这原本就是件很困难的事。而建立社区的目标就是就是将性爱的排他性这种想法与爱分离开来，除掉这种治标不治本的方法所带来的伤害。
令这些伴侣惊讶的是，女性竟然比男性适应能力更强。乔纳森·达纳（Jonathan Dana）和他当时的妻子邦妮共同导演了一部1975年的纪录片《沙石城》（Sandstone），他们住在这里，全程参与（作为一个23岁就结婚了的达特茅斯学院毕业生，乔纳森涉足电影制作行业后，便没有时间继续攻读商学硕士学位）。“你们所认为日子过得很舒适的人可能过得更艰难：男人们带来自己的妻子，却发现不能控制她们，”他说，“女人们时刻会爆发——她们在那儿会获得其他女人的支持。”男人们则比较独立，依旧是男性竞争——但是女人们发现自己处于需求中，而且得到了滋养。用芭芭拉的话来说就是：“大多数女性在沙石城生活起来如鱼得水！”
尽管在六七十年代后期的美国，沙石城不是唯一致力于性自由的地方——西海岸也遍布着“自由之爱”的社区和团体——但这里是最舒适、最与中产阶级息息相关的地方。单调乏味和性爱这种场景在达纳的纪录片中常常出现。喝着红酒，吃着精致的自助餐，从20岁到50岁不等的社区成员和客人们大多一丝不挂。他们讨论着家庭整修和与婆婆一起购物的情形，也讨论最喜欢的蔬菜和在夏季学校学习的情况（达纳夫妇也记录了晚上的活动是从哪开始的，所有人都下楼去红色灯光的“性交之屋”，倒在床垫上，身体缠绕在一起）。
沙石城是加利福尼亚最会自我推销的社区。芭芭拉说她和约翰偶尔会去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做性和人类心理学方面的讲座。萨米·戴维斯（Sammy Davis Jr.）、鲍比·达林（Bobby Darin）、博瑞·高迪（Berry Gordy）和彼特·劳福德（Peter Lawford）等人都参加过沙石城的晚会。该社区先后被《滚石》（标题为《淫欲席卷城市》）、《洛杉矶时报》（标题为《沙石城不是“性俱乐部”或换妻社群》）、《阁楼》男性杂志（《纵欲可以治疗性困扰》）等报道过，也曾成为里吉斯·菲尔宾早间脱口秀中的话题。记者盖伊·塔利斯在那儿花了数月时间做相关研究，并且最终写了一本关于美国性方面的书，这使得砂石城最终获得成功。在书中，他清楚地说明了在“时尚先生网”、《纽约杂志》和“今夜秀”中的采访经历。“这里有很多抚摸、拥抱、友好的亲吻，和我所经历过最好的友情！”他告诉约翰尼·卡森（Johnny Carson）。“如果你想做爱，可以直接领走你所选的性伴侣，带他们去性交之屋！就是这么简单。”
坦诚相待和开放婚姻已经深入中美地区，沙石城成为全国谈论的焦点。沙石城电影中出现了很有预见性的一幕，约翰赤身裸体地躺在草坪上，阳光从后方照在他金黄色的头发上。“五年后，”他说道，“这一定会是个完全不一样的世界。”
出于好奇
也可能不是。
1980年，塔利斯出版了以沙石城为主场景的小说——《邻家人妻》（Thy Neighbor’s Wife），这本书立即成为当时的畅销书（在出版之前就赚了400万美金）。但在这之前，沙石城已经尘封了5年。
吸引人来加入这个激进的公社一直以来都是个很大的挑战——成员需要实名注册，这让那些只想偶尔匿名参加这种派对的人望而却步，同时威廉姆森夫妇坚持认为他们有义务保持低价会费，每年只收240美金（芭芭拉写道：“令人作呕的是，事事都要钱。”）。此外，芭芭拉和约翰实际上是喜欢独处的人，持续的社团活动渐渐让他们感到筋疲力尽，在招待了成千上万的来客以后，他们想要些许安宁。同时，当地社区居委会会对于这些沉迷于性爱的裸体居民是充满敌意的，与居委会的纠纷也使得公社的资源枯竭，这些不好的插曲使得成员们开始退出。现实世界的难题也让这个乌托邦的困境雪上加霜，托潘加的大量地块带被规划为国家公用场地，而这大大降低了它的转手价值。公社的后续故事冗长复杂，简而言之就是，威廉姆森夫妇带着所剩无几的钱离开了，其他少数几个成员让公社又维持经营了18个月，1975年，公社永久地关闭了。
即使没有经济和地产方面的戏剧性事件，随着80年代早期艾滋病毒的大肆传播，这个群体性爱公社也会被永久地关闭。从更广阔的意义上来看，这个国家的社会风气已经改变了——一大波的离婚潮促使留守儿童数量暴涨，但新生一代并未受到他们曾是嬉皮士父母行为的影响【参见《家庭纽带》（Family Ties）中亚历克斯·皮·基顿（Alex P. Keaton）的行为】。由于他的回归对社团这个“大家庭”的价值大有裨益，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两次被选为团体主席。对性爱，尤其是在异性的婚姻关系中性爱的探索开始隐于门后。公社所提倡的“自由性爱”无望地枯竭了。而对于《邻家人妻》的成千上万的读者来说，发生在沙石城的故事其实也就是70年代美国社会性爱试验彻底失败的缩影。
沙石城中的活动。（图片：由芭芭拉威廉姆森提供）
当我打电话吵醒盖·塔利斯（Gay Talese）的时候，是纽约时间上午十一点。我没有事先预约就打了他的住宅电话，而让我惊讶的是，作为一位老一辈（他84岁了），他居然接起了电话。一开始，他有些疑惑，把我当成了另一位女性。他熬夜到今天凌晨五点，忙于给一本新书定稿同时也撰写一篇文章来处理此前他犯下的一个失礼事件，在最近一次出现在大学里时，他说了冒犯女性的话。待他清楚了眼下的时间后，我询问了他关于威廉姆森夫妇的事情。
“在那个时候，群体性行为和双方同意的婚外性行为是个新鲜事物，”他说道。“约翰和芭芭·拉威廉姆森的终极目标是要让人们觉得，婚外性行为并不意味着婚姻不幸——人们可以同时建立一个主要的婚姻关系和其他从属的性关系，而这并不会伤害到你的伴侣。”
这与塔利斯的整个教育素养背道而驰——在40年代，他是新泽西州大洋城（Ocean City）的一个天主教祭台助手，50年代时，他是一名大学生。“当我交第一个女朋友的时候，无论我们进行怎样的性爱，我们总是在车里，我们不会冒险去汽车旅馆。而这一切变得如此不同了。”他指的是沙石城和整个70年代——“我是带着一种好奇感来写这本书的。”从按摩院和成人电影院到情色歌舞厅，塔利斯以“参与的观察者”身份记录了美国性观念的变革。尽管这本书大获成功，但这也让媒体把他描述成为一个性欲变态者并且差点儿毁了他至今长达57年的婚姻，而这段婚姻也是特塔利斯拿来公开讨论的。
和塔利斯夫妇相同，威廉姆森夫妇也仍然在一起生活。我提到过，当我发现这对创立了性爱自由公社的夫妻最终一起隐居到一个小城镇，除了彼此，不再寻找新的性伴侣的时候，我感到这一切都与预料相反。“当你到了50岁的时候，你无法像40岁那样轻易就能够去做一些事情。”塔利斯说道。“这几乎对每个人来说都是真理，你日渐感到疲惫不堪——仿佛你曾是迈克尔·乔丹，但随着时间流逝，你再也不是了。”
在这时，他思绪一转，问我道：“你为什么不写一本书呢？”
我告诉他我已经写过一本了，最近刚出版。
“但你并未回答我的问题：现在你为什么不写一本《邻家人妻》的续集呢？为什么不尝试一下呢？”
这是个合情合理的建议，只是很难再写出创意，因为在这个时代，传媒文化似乎已经从各个角度对性和性行为进行过审视了。我的思绪被他接下来的问题给打断了：
“你几岁了？28？”
我已经不止30了。
“你结婚了吗？”
还没，不过我已经有个伴侣了。
“女性伴侣还是男性伴侣？”
男性伴侣。
“他允许你在他之外还有其他的性关系吗？”
我们不会做这样的事……
“噢，所以你们又回到了50年代。你们与我书中的人物全然不同，对吧？”
恐怕是不同的。我的意思是，我是个自由主义者，但是——
“我并不是在责备你！”他失去了耐性。“我只是试图弄清楚你的立场。”他又问了一遍：“你的伴侣允许你在你除了他之外还有别的性关系吗？”
我们从来没讨论过这种问题。
“好吧，那你没办法写这样的书。”他失望地说道。“你必须要是一个能够做这些事的人，才有办法写这样的书。”
我们之间的对话在这不久后就结束了。
回到现实
续写美国社会性爱发展的传奇故事——这无疑会要求作者一而再再而三地脱掉自己的衣服，与此相比，此刻我对接下来这个相对而言更具体的问题更感兴趣：在文化转型的70年代，在创立了一个激进的、提倡群体性行为的裸体主义者公社之后发生了什么？当这个改变他们生活轨道的试验性乌托邦终结后，他们是如何度过余生的？是会把这次经历分离出来，仅仅把它当成是诸多最终无法实现的个人计划中的一个？还是让这次失败的经历影响今后生活中的一切？
换句话说，沙石城的试验留下了什么？
现在看来，大部分公社成员似乎都重新步入主流的生活轨道。马丁·齐特（Martin Zitter）继续为美林证券公司（Merrill Lynch）工作。他于1988年与一名日本模特儿结婚并和她一起生活至今，他们一起住在帕萨迪纳（Pasadena）。“我亲身经历许多，从垮掉一代的一员到一个性欲狂，再到一个证券经纪人。”但他仍然会回想他们大概半个世纪前在托潘加所促成的一切。“我看待过去的事，如同看待现在的太空计划一样：我们朝月球迈出了一步，然后使尽力气让脚步停留在月球表面并努力让那个环境舒适的地方有家的感觉——而后我们就止步不前。”他说，如果他有1000万美金，他还会那样做，他会用这些钱盖一栋豪华的房子，并创造一个新的、更加纵欲的沙石城。
至于电影制片人乔纳森·达纳，他的纪录片被定为X级影片并且在沙石城关闭的那天晚上发布了。这部片子在电影院上映了18个月，获得了100万美金的票房。但是达纳本人并未完全从沙石城的经历中走出来。“之后的生活是一种很奇怪的改变。现在我为了两个人而不是12个人去采购，我必须在常规的世界里循规蹈矩，而过去我们习以为常的东西在这里是上不了台面的——即使仅仅是外出参加一个派对结交朋友这样的事，现在也全然不同了。而这一切对我来说太艰难了。”他说道。直至今天，当他独自在家的时候，他总是赤身裸体。“这并非与哪一派学说有关——这只是我从沙石城开始养成并保留下来的一种习惯而已。”
离开沙石城之后，他的性关系变得更加极端了。在电影拍摄结束之后，他和他妻子与一对来自洛杉矶的夫妻组建了一个“群体婚姻”。这个“群体婚姻”维持了一年，在他的妻子宣布她受够了而退出后，这个团体变成了维持了近10年的“铁三角”【当他们在1979年出版《超越开放式婚姻》（Beyond Open Marriage）这部回忆录的时候，他们三个人一起出席了菲尔·唐纳修秀（The Phil Donahue Show） 】。“这么说吧，在我们最美好的那段时光中，拥有这样的开放式关系，或者说处在类似沙石城那样的环境中是一件非常时髦的事情，”他说道。“那真的是一段非常有趣的时光，那时我们三个一起结伴参加各种派对——周遭的人都觉得我们相当酷。”但在80年代早期的一段时间里，这种生活方式不再受人追捧了。“时过境迁，毫不夸张地说，你甚至能够看到人们一见到我们就一溜烟跑走了。”在一个支持新事物、放荡不羁的环境中，藐视世俗陈规是一回事儿；可当面临着整个社会排斥的时候，它又是另一回事了。
对于他这代人来说，迎合自己的性欲变得不再是那么紧要的事了——在当前的局势下，迈克尔·乔丹等球星发现他们的魅力在减弱——人们转而关注物质需求，比如渴望能够“生活在一所梦幻的大房子里”。“均数回归的定律总是存在的，”德纳说道。自从这个“铁三角”解体后，他就不再尝试多元之爱了。
至于芭芭拉和约翰，这个曾对集体性爱公社起着催化作用的搭档，在沙石城关闭之后的处境更为艰难。除了他们已经大大贬值的地产外，他们已所剩无几——他们多年来奉行裸体主义，因此连衣服都没剩几件。他们就像一对被女修道院驱逐的修女，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重入世俗社会。他们之前在沙石城山腰上有个房车，现在开着这个房车往北走，在蒙大拿州（Montana）国家冰川公园（Glacier National Park）对面的一处地方落脚。在那儿他们停下房车并逗留了一阵子，从数年来因组织聚会的疲惫状态中恢复过来，重新过上穆赫兰道的夜生活。
出于对未来的迷茫和对某种安全保障的需要，他们决定去约翰的家乡——阿拉巴马州的莫比尔（Mobile），在那儿他有个弟兄。但这没有多大用处——事实证明，约翰的家庭纽带并不牢固。他们曾是高收入的专业人才，现在他们意识到自己无法轻易重回以前的生活了，这让他们两个都感到惶恐。他们不仅要重新加入社会的主流生活，还得从职场的底层做起。这对约翰来说是非常困难的——上了50岁的工程师就无人问津了——恢复能力一向较强的芭芭拉已经重新做回销售保险的老本行。但情况也很糟糕：
……我很快（又）坐回办公桌，身着商业套装和裤袜。噢！裤袜！我恨透了它们！我被迫在古德威尔（Goodwill）和其他二手店添置了几套新装，每天早上戴牙套的时候，我不得不咬紧牙关。这些让我觉得很不自然，而且我也恨透了身穿女性职业装的每一分钟！
他们身处一个拖车公园，几乎全是靠沃登面包（Wonder Bread）的腊肠三明治填饱肚子，却幻想着他们在沙石城所享用过的美味佳肴。每个工作日的晚上，芭芭拉会回到他们房车中，一件件脱掉她的工作制服，然后在布满南部大蟑螂的厨房里做着每天都一样的晚餐。在某个这样的晚上，一个充满圣经意味的影像突然在芭芭拉脑中显现——“是关于约翰和我的，我们赤身裸体，充满喜悦地在伊甸园中柔软的草坪上休憩着，突然之间我们猛烈地坠向地狱。”
更糟糕的是，芭芭拉经常疲惫到毫无性欲。
最终，在痛苦中挣扎了几年后——这几年中他们几易居所，所换之处会比之前的住所改善些许——在1983年，芭芭拉终于攒够了回加利福尼亚的钱。这一次，他们没去洛杉矶，而是去了圣何塞（San Jose），在那儿芭芭拉自己开了一家保险公司。他们租了一个带有热水浴缸的房子，并且很快就发现一些20岁上下的女孩子对于沙石城的神话非常热衷，每逢周末她们便热切来访并举办派对。“所以最后就变成了这些女孩子和我还有约翰一起玩乐！”芭芭拉说道。威廉姆森夫妇或许曾被逐出他们所创造的群体性爱体验乐园，但最终他们成功地让自己在另一个能够纵欲的天堂中继续生活下去。
野生猫科动物
所有的这一切，让我们回想到这个60磅重的西伯利亚猞猁。
接下来的10年中，已经50多岁的芭芭拉仍在为她和约翰的退休生活操劳着。她和约翰想要离开加利福尼亚，远离这里的喧嚣、时髦和物质主义，买一小块地，从此不必再为经济问题而苦恼。因此他们前往内华达法伦，这个小镇的居民大多是退休人员和年轻的军人（这附近有个海军航空站）。小镇上有一条主街道，离他们的房子只有15分钟的路程，两侧则是旧货商店、小赌场，还至少有一个兼营牛排与赌场的地方。
但当他们的计划实行到一半的时候，突然萌生了另外一个想法，创建一个截然不同的公社，一个新的伊甸园：一个大型的、外国种猫科动物的庇护所。
在他们搬到法伦不久后，约翰了解到有一些“大猫”即将被执行安乐死——由于主人的疏忽，这些动物被地方当局抓捕了。如果他想插手此事，他必须在30日内证明他能够为这些动物提供住处。因此，芭芭拉还在圣何塞处理关闭公司的事宜，约翰已经成功地在他们的新房子后面用围栏围了一块宽阔的户外场地，并为三只美洲狮、一只狮子和一只老虎搭建窝舍。在接下来的几年间，他们继续领养，到最后他们共有14只猫科动物。
通过这些老虎、美洲狮、狮子和猞猁，威廉姆斯夫妇似乎又重新开始了他们数十年前对一群人的试验。关于约翰和美洲狮，芭芭拉这么说道：“他们非常合拍，只要看着对方的眼睛就能够理解彼此的意思。这是一种非常完美的关系。”同时她也记得，约翰第一次与他们那只雄性孟加拉虎接触时，他是如何掰开那只老虎的嘴巴并把自己的整个头塞进去的——接着他往后走，拍了拍老虎的前肢，最后离去。佩吉·苏和一只叫“裸奔者”（ Streaker）的薮猫可以在他们的房子里自由活动，白天和约翰一起在室内玩闹，晚上就挤上他们夫妇俩的床。他们把热水浴缸装在约翰的办公室和动物们的窝舍之间，允许狮子在浴缸中自由踱步，玩它最喜欢的游戏：它非常喜欢把前肢放在这对夫妻俩的头上，把他们推至水中。
他们把老虎泰吉（Touch）称为“研究工具”——然而，和在沙石城如出一辙的是，他们并不曾做过任何具体的科学研究。在70年代，威廉姆森夫妇的确发起了一次规模较大的社会实验——但是他们并不是真的的科学家，也没有用任何科学方法记录过数据，因此，这一切只不过是轶事一桩。
尽管约翰多次尝试起草任务宣言和社会理论的文章（他写的东西晦涩难懂），威廉姆森夫妇并不擅长清晰地阐述他们的想法，相对于文字，他们认为经验更可靠。拿芭芭拉的回忆录来说，她雇了一个名叫南希·培根（Nancy Bacon）的代写作家——著有全面揭秘70年代生活的《我眼中的星星》（Stars in My Eyes）、《我床上的星星》（Stars in My Bed）等作品。她想尝试用这本回忆录给后人留下这样的精神印象：她和约翰是一对从事专业研究的夫妇，而不是那种留着长发、逃避现实的嬉皮士，他们试图重新定义美国中产阶级的婚姻——而这一切是在山谷中的一个设备齐全的实验室里进行的。“我们真的是社会改革的设计师，”她说道，“社会改革的推动者！”但有个因素限制了他们的成就。他们面临经济问题，难以维持他们的乌托邦——同时芭芭拉也承认了一个更加私密的、性方面的障碍：一直以来，她都想和约翰还有另外一个女人建立三角关系，一起生活，但这难以实现。即使是在沙石城，她也不得不承认，“最终，女人们还是想要专属于她们自己的那个男人。”我们不禁要问，人的本质究竟是什么：是性欲自由，还是占有意识？
有一次，芭芭拉开着她那辆红色大型敞篷货车载我们经过约翰被埋葬的地方，那个地方离他们的房子不远，是一处被称为庭园（the Gardens）的“绿色”墓地。她告诉我约翰晚年的故事：几次中风和癫痫发作导致他失去了大部分的记忆，同时他也无法开车，甚至不能清晰地思考。在这份长达半个世纪的关系中，他们两个人的个性都非常独立，但最后芭芭拉却不得不当起约翰的照顾者。她将约翰照顾了很长一段时间，约翰在临去世之前对她说：“是我拖累了你前行的脚步，难道不是吗？”他反复在医院进进出出，直至最后被确诊为肺癌。最终，当约翰离世的时候她感到一丝慰藉——眼睁睁看着一个过去无拘无束的男人这样快速衰弱，真的很难接受。约翰的遗体被安放在一个海草制成的篮子里，葬于此处，一个刻有他姓名的墓碑屹立于上。他的遗体没有做防腐处理，最终将会回归自然。一块刻有芭芭拉姓名的石碑安放在约翰的墓地旁，“万事俱备，只差一个年份了。”
在500英里外的洛杉矶，之前的沙石城现在在一个当地房地产家族的手中。他们已不打算对外出售这处房产，所以任之荒废。而当年的游泳池在很久之前已被焚毁了。
本能的动物
在位于法伦家中的厨房里，芭芭拉把水壶放在炉灶上，而此时佩吉·苏对我的到来渐渐感到不耐烦。芭芭拉打开橱柜，让我从中选择一种茶叶——“柠檬姜茶？绿茶？还是要洋甘菊茶？”——而这时那只猞猁绕过起居室的拐角向我走来，并尾随着我从一个柜台到另一个。它发出一种确凿无疑的声音，即便是一个从来不曾接触过外国猫种的人也不会弄错。那是一种低沉的、持续的嗥叫声。
芭芭拉烧着开水，而我移步至她的身侧。那只猞猁也跟随着我到那儿——悄悄接近我，没有一丝夸张——它的嗥叫声越来越大，露出牙齿，双唇与我的大腿只有几寸之遥。
我当时的感受是一种真实而又原始的恐惧。这是一种很奇特的、少有的感觉——作为一个体重108磅的女性，我虽不曾在战场上展示过自己的勇猛，但还是相当勇敢的。因此我努力保持呼吸平缓，心里想着：心跳加速会让肾上腺素更快地流过我的体内，而这将会给眼前这只体型硕大、长着尖牙的动物带去对我最为不利的信息。我的听力出现了变化，仿佛置身于水中，抑或进入了隧道。
“它今天的表现很反常。”芭芭拉说道。她说出内心的疑惑，认为这只猫可能是出于对她的占有欲才如此表现。
芭芭拉和一只年轻的猞猁及一只薮猫（图片：由芭芭拉·威廉姆森提供）
芭芭拉发出嘘声想把猞猁赶走，但这只猫根本不听她的 。她一次又一次地朝猞猁发出嘘声，但还是没有得到回应。我想起了她之前在电话中是如何跟我说的：她轻描淡写地说道，那只猫“再也不听我的指令了”；出于对那只猫的恐惧，她一个当兽医的越南朋友也不再去拜访她了；自从这个房子的第一位男性（约翰）去世之后，这只猫就变得愈发喜怒无常。而最糟糕的是，芭芭拉对眼下的情势并没感到有多苦恼。而我突然之间意识到，我和芭芭拉是不一样的。即使她已经年近80，却仍然愿意跟危险的动物居住在一起，这种冒险程度在我认识的人之中是无人能及的。
芭芭拉用一种很平缓的声音对我说道：“进办公室吧，把门关上。”
她分散那只猫的注意力，好让我有足够的时间去完成她说的话。
离解脱仅有几步之遥，当我们最终快要走出这所房子的时候，芭芭拉迅速地把我们身后那扇坚固的金属门关上了（佩吉·苏已经在尝试把门推开了）。我回过头，透过丝网与这只猞猁正面对视，这是我到芭芭拉家后第一次和它互相对视。它的眼睛大得惊人而且十分迥异。它看上去十分威武，仿佛是来自远古时代——一只凭本能行动的动物。
芭芭拉吃完晚饭回来时，迎接她的也将是这样一张脸。但她不会去顾虑这只猫的颌口，或者是它牙齿的大小；她会径直走进屋内。已经有好长一段时间，芭芭拉· 威廉姆森不再是自己房子的主人了。
“利维坦”（微信号liweitan2014），神经基础研究、脑科学、哲学……乱七八糟的什么都有。反清新，反心灵鸡汤，反一般二逼文艺，反基础，反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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