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是纳粹的帮凶吗？
利维坦按：看过凯文·梅尼《沃森传：特立独行者和他的IBM帝国》的人，相信都会对托马斯·沃森这个人有深刻的印象，一方面他有着卓越的商业远见和非凡的勇气，而另一方面，他脾气暴躁，反复无常，自大狂妄。书中对于其在1937年到达德国柏林会见希特勒的描写尤为精彩，在他看来，商业永远比战争更重要，他相信他已经说服了希特勒，同时，沃森或许也轻信了希特勒的“个人保证”（绝对不会发生战争）。按照作者的观点，虽然沃森经常看到有关德国纳粹对于犹太人暴行的报道，但他“还是像1937年时的许多美国人一样，对纳粹心存侥幸”。
文/Michael Gardiner
译/杨睿
校对/石炜
原文/all-that-is-interesting.com/ibm-nazis-ww2/
二战时期的IBM卡片分类机，展出于华盛顿的美国大屠杀博物馆。威廉·菲尔波特（William Philpott）摄
忽视科技助纣为虐的力量可以说是历史的耻辱——IBM和纳粹的合作正是其中最不能被忽视的例子之一。
撇开道德问题不说，大屠杀体现了纳粹在逻辑方法上遇到的障碍，而IBM给他们提供了完美的解决方案。事实上，在20世纪中叶，IBM这家公司的穿孔卡片技术帮助纳粹实施了几百万人的种族灭绝。
发生了什么？
首先，我们注意到，大屠杀在本质上是组织严密的政府活动。犹太民族的“最后解决”分六步进行：确认有犹太血统的群体；把他们排斥在社会之外；没收他们的财产；让他们搬到贫民区；将他们驱逐出境；最后，消灭他们。要完成这一目标，先要弄清楚纳粹份子到底需要“解决”多少犹太人——换言之，就是要进行一次人口普查，弄清楚德国境内到底有多少犹太人。当时，大多数发达国家都利用穿孔卡片技术进行人口普查，这一技术正是IBM安身立命之本。IBM诞生于美国人口调查局；1890年，人口调查局利用一种新型的电动机械化穿孔卡片制表机开展了人口调查。这种制表机是28岁美国发明家赫尔曼·何乐礼（Herman Hollerith）的独创，他的父亲是一位德国移民。何乐礼注意到，为了防止有人用用过的车票蒙混过关，列车上的乘务员会将乘客的身高或发色等信息记录在车票上，并在车票上以特定的方式打孔，这样，接班的乘务员就能轻松分辨出那些想蒙混过去的人。
美国发明家赫尔曼·何乐礼和他的制表机
何乐礼的打孔卡
这位年轻的发明家将这一想法和读卡机结合在一起，初步形成了一个用于卡片分类和排列的二元系统：当卡片上出现一个打好的孔时，读卡机的弹簧就会短暂通电。何乐礼的发明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种机械化的读卡工业也迅速发展。1926年，他自己的公司——制表机公司（Tabulating Machine Company），最终和别的公司合并，组建了国际商业机器公司（International Business Machines），也就是著名的IBM。当时，IBM垄断了这种革命性的穿孔卡片系统。
到20世纪30年代，纳粹政府需要这种科技，并聘用了IBM。制表机可以帮助纳粹政府追溯犹太血统。即使某个德国公民的家庭和境外有通婚或是在几代人之前就变更了“户口”，制表机也能成功追溯出他们的犹太血统。
美国大屠杀纪念馆的藏品：纳粹用IBM德国子公司德霍梅格（Dehomag）生产的 D11制表机（左）和D11分类机（右）开展了1933年和1939年的人口普查。
这种科技改变了大屠杀的方式、规模和速度。当时，希特勒并不是第一个进行种族灭绝的专制统治者，但他是第一个借助自动化技术进行种族灭绝的。1933年和1939年的人口普查给纳粹政府提供了足够多的人口统计数据，他们可以更准确地定位“最终解决”的目标。
大屠杀开始于1941年，纳粹给集中营的犯人们纹上了用来识别的号码，以便政府借助读卡机追踪犯人的穿孔卡片。
犹太年轻人手臂上刻着长辈在集中营里的号码
IBM的机器不仅能胜任这项工作，还可以追踪进入集中营的车辆。事实上，纳粹政府很快就给所有火车站和集中营配备了IBM德国子公司——德霍梅格（Dahomag）生产的制表机。
在整个二战时期，IBM都利用国外附属公司将在全球获得的利润转移回美国。在这些附属公司中，德霍梅格和波兰的沃森商业机器公司（Watson Business Machines）都和大屠杀中数百万人的惨死脱不了干系。
沃森：颇有商业头脑的人
托马斯·沃森（Thomas Watson），摄于20世纪20年代。
波兰的这家子公司就是根据托马斯·沃森的名字命名的。沃森是20世纪上半叶IBM辉煌时期的董事长和CEO。到今天，IBM仍然十分爱戴沃森——甚至又以沃森的名字命名了IBM的大数据人工智能计算系统。沃森对于IBM的企业精神和企业文化来说，是很重要的标志性人物，因此不难理解，直到今天，IBM仍会对那些认为沃森和纳粹是同谋的人表示不忿。
想要知道沃森到底有没有勾结纳粹，我们先要试着不用“后见之明”的眼光去回顾第二次世界大战。20世纪30年代末，许多美国公司——包括福特、通用汽车和IBM——都利用瑞士的银行账户和一些后门继续他们的在德国的生意。而且，IBM还向很多国家提供这项穿孔卡片技术，其中也包括美国。
1935年纳粹政权依据《纽伦堡法案》所制定的种族划分表，将国民分作犹太人、杂种、德国人等类别，并赋予不同程度的权益。
达豪（Dachau）集中营臂章图表，用来识别不同囚犯的身份。如红色三角形代表政治犯，黑色三角形代表反社会人士等等。
1938年，形势发生了变化：在水晶之夜（Kristallnacht），德国境内纳粹党和党卫军纵火烧毁了1000多座犹太教堂，破坏了7000多家犹太公司——这成了二战的转折点。同年，IBM宣布正式断绝和德霍梅格的商业往来。但是凯文·马尼（Kevin Maney）在《沃森传：特立独行者和他的IBM帝国》书中提到，直到1940年，IBM仍持有德霍梅格的大部分股份。
德国是IBM的第二大市场，IBM并不想丢掉这笔大生意。要放弃这么大一部分生意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或者在你看来，是很愚蠢的。这也是为什么沃森在他20世纪30年代末的往来信件中常常把这个问题描述成生意问题：IBM如何才能保留德霍梅格的股份？如果IBM失去这些股份，又拒绝纳粹的生意，让纳粹扶植起一个竞争对手，是不是会让一切变得更糟？
1937年，沃森接受了德意志的雄鹰勋章，开始和纳粹合作。但我们仍然不知道，在1938年IBM宣布正式断绝商业往来之后，沃森和纳粹的关系到底发展到了什么地步。有人断言，沃森并没有及时切断和纳粹的商业往来，但IBM表示，沃森和纳粹的商业关系在1938年就已经结束了。
查阅那一时期沃森的信件，可以帮我们理清思路，让我们知道他是怎么考虑的，他为什么没有及时断绝和德国的商业联系：
“我获得的每一块奖章都是为了表彰我在国际贸易中推动国际和平所作出的努力……而且，去年我不仅得到了德国的表彰，我还得到了瑞典、南斯拉夫、比利时和法国的表彰……我是个国际主义者。我和一切形式的政府开展合作，无论我是否同意他们的执政理念……至于我自己对于犹太种族的看法，整个世界都知道，我竭尽全力在各个方面给他们提供帮助……我觉得我完全不需要回答任何问题，问我是否赞成这场针对犹太的行动。我为犹太民族所做的一切已经广为人知。本来就没有任何一个美国人会真的同意政府任何种族歧视或宗教歧视的想法。”
不过很快，大众的强烈反对就让沃森断绝了和纳粹的往来。1940年，美国犹太领导人重提IBM一事，沃森的熟人纷纷写信给沃森，言辞激烈，沃森的儿子还加入了陆军国民警卫队。最终，沃森退回了那枚雄鹰勋章。
然而，这都只是整个事件的一部分。就像当初IBM宣布决定和纳粹合作一样，现在IBM也宣布要放弃德霍梅格的股权。到1940年，IBM认为战争已经注定了德霍梅格失败的结局。公司开始考虑放弃德霍梅格的大部分股权会不会更好一些，这样还有望保存实力。一旦战争结束，又可以收回它，东山再起。
即使IBM已经决定放弃德霍梅格的股权，也仍然要面临如何把钱拿回来的问题。20世纪30年代初，IBM在德霍梅格投了一大笔钱。也就是说，德霍梅格欠IBM一大笔钱。到1938年，德霍梅格将所有产品出售给IBM其他欧洲子公司，用交易得到的所有货款付清了欠IBM的钱，双方正式断绝商业往来。
换句话说，不管当时纳粹在做什么，IBM都在想尽办法把更多的钱弄出德国。
IBM对此给出的回应是：
我司在这个问题上从来没有保持沉默。IBM的德国子公司和当时在德国经营的其他外资公司一样，在二战之前和之中就已经被纳粹政府控制了。战时大多数的文件都已经丢失或损毁。几年前，IBM就已将所有相关档案捐赠给纽约和德国的大学，用于学术研究。IBM和全球的雇员都认为纳粹犯下的滔天罪行是惨绝人寰、令人发指的，并强烈谴责任何助纣为虐的行为。
埃德温·布莱克的《IBM和大屠杀》
2001年，埃德温·布莱克（Edwin Black）的《IBM和大屠杀》（IBM and the Holocaust）出版。对此，IBM发布了两篇新闻稿。15年之后，这是IBM第一次再次就这一问题作出回应。布莱克的父母都是大屠杀的幸存者。自从布莱克1993年看到了大屠杀博物馆收藏的德霍梅格制表机后，他就开始研究IBM在大屠杀中扮演的角色。到今天，他仍然强烈谴责IBM在大屠杀中的作为。2012年，他出版了《IBM和大屠杀》的第二版，公开了一些新发现的证据。
IBM和大屠杀
茅特豪森-古森（Mauthausen-Gusen）集中营一位囚犯的穿孔卡片
和IBM的说辞不同，布莱克的书以更加批判的眼光研究了二战前沃森的行为。
故事要从希特勒成为德国总理之后的两个月说起，也就是1933年1月。希特勒建立了第一个集中营——到2月份，已经有6万名政治犯被关了进去。
此时，德国政府公布了姗姗来迟的全国人口普查计划。这正是IBM的谋生之道。而它的德国子公司德霍梅格则是第一次上手。因此，IBM投了20倍的钱给德霍梅格，这些钱大部分被用于建造IBM在德国的第一家工厂。
据布莱克说，纳粹政府后来用IBM投到德国市场上的这些设备和培训来确定所谓的“不良分子”。完成人口普查之后，纳粹政府发现有200万名犹太人住在德国——远远超过了他们一开始预期的50万。
布痕瓦尔德（Buchenwald）集中营解放时的场景
纳粹开始对这200万犹太人采取行动时，美国公众开始呼吁抵制德国货，断绝和德国的经济往来。不过，据布莱克说，至少IBM并没有把这些大众呼声当回事。事实上，德霍梅格的负责人——威利·海丁格尔（Willy Heidinger）就是一个纯粹的纳粹主义者。德霍梅格和纳粹政府的关系十分不错。布莱克声称，在纳粹德国做生意变得越来越困难，沃森和海丁格尔便利用海丁格尔、德霍梅格与纳粹之间的良好关系，私下向刚被纳粹统治的地区内IBM的客户提供穿孔卡片技术。
大屠杀中使用的机器：IBM的子公司德霍梅格生产的D11制表机，现藏于德意志博物馆
2012年，布莱克在再版时公开了一封1941年IBM安排荷兰子公司和德霍梅格合作的信件——1941年，IBM和德国之间的商业往来“应该”已经停止了。另外，布莱克2012年提供的证据表明：沃森可以从和纳粹的所有交易所得中得到1%的佣金；沃森还以个人名义批准了以上这些交易，包括德霍梅格的防弹防御工事。
在布莱克的新证据中，最有说服力的可能是两份美国政府的备忘录。一份是司法部在IBM和纳粹关系的联邦调查中写下的。在这份备忘录中，战时经济委员会的首席调查员霍华德·J·卡特（Howard J. Carter）写道：“希特勒通过战时经济所犯下的罪行，我们自己的一家美国公司也脱不了干系……因此，IBM和纳粹是一伙的……它们都是阻碍人类发展的国际怪兽。”
另一份备忘录是偷袭珍珠港的前四天，国务院的记录。IBM的首席律师——哈里森·昌西（Harrison Chauncey）拜访了国务院，参与了IBM和纳粹关系的讨论。这份备忘录显示，昌西表达了对于“某一天他的公司可能会因为和德国的合作受谴责”的焦虑和担心。
布莱克针对IBM的态度，让他的书受到了很多严厉的批评。比如，《彭博商业周刊》和《纽约时代周刊》都批判了这本书，说书中采用的是错误的研究方法，而且都是夸夸其词。
作为回应，布莱克让我们去看他网站上的一份清单（www.edwinblack.com/index.php?page=80219）。上面列出了各家媒体对其著作的批评，但后来都宣布撤回了。在其他地方，布莱克公开表示，这些批判都只是因为不喜欢他这个人，而不是针对他书中的内容。
事实上，Mic网和《新闻周刊》、《星期日泰晤士报》（不同于泰晤士报）和《华盛顿邮报》都对布莱克的书作了正面的评论。Mic网肯定了布莱克的书，但并不认同IBM是大屠杀帮凶的说法，它写道：
“尽管布莱克是一个狂热的人，但他谨慎细致的研究揭露了不计其数的文件，他跑遍全欧洲，收集了这么多文件，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而他提供的这些证据恰恰说明了IBM是如何没有向纳粹德国提供技术的——不管纳粹的目的是什么，IBM都帮我们保留了这种技术。”
不管你怎么看这本书，有一点很清楚：布莱克对全世界都忽视了的大量文件做了细致的研究。甚至是IBM最初捐出二战文件的两所大学：纽约大学和斯图加特大学都没有这么仔细地研究这些证据。
当我们联系这两所大学想要采访研究这些资料的专家时，斯图加特大学表示，这些资料可能都不在他们的档案馆里，而纽约大学则表示，他们只是这些文件的存放处——而且大部分的文件都是和盟军胜利之后IBM想方设法重得德国子公司和制表机的记录。
正如纽约大学的观点，我们不应该忘记，在大屠杀震惊世界之后，IBM仍想尽办法要重新获得在德国的利益。显然，无论如何，这家公司的眼睛一直是盯着利益的，并清楚地自己的选择。因此我们很难相信，在和纳粹打交道时，IBM没有意识到纳粹的意图。21世纪初，一些人要求IBM对此回应；2001年和2004年，纳粹迫害的受害者两次起诉IBM。2006年，瑞士法庭以限制法令失效驳回了2004年的诉讼；同年，2001年起诉的原告律师也撤诉。因为几家给大屠杀赔偿基金会捐赠的德国公司威胁说，如果不撤销所有的法律诉讼，他们就要停止给基金会捐钱。不想让基金会失去资金来源，原告律师只好撤诉。
最终，德国IBM同意向大屠杀基金会捐赠300万美元——但同时明确表示，这笔捐赠并不表示他们承认IBM在大屠杀中负有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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