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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当年降落在苏联红场的飞行员

大药 利维坦 2023-02-16


利维坦按:文中提及的韩国007空难说起来也是各种离奇巧合——当年这架客机从美国阿拉斯加的安克雷奇起飞,很快就偏离了航线,经过位于阿拉斯加和白令海以及西太平洋的多个导航点时航管均未提出警告,机长也在偏离导航点数百公里的情况下多次向航管通报自己正常通过导航点,随即两次分别侵入苏联位于堪察加半岛和库页岛的领空,遭苏联国土防空军苏-15截击机拦截。由于是夜间,苏方误判其为美国RC-135侦察机,在联络不畅,四次空射炮击警告无效后,于库页岛苏联领空内,苏机向007号班机发射两枚空对空导弹,命中一枚(此时007号班机偏离原定航线竟达600余公里)。随即客机坠毁,机上全部人员遇难。由此事件,这一年(1983年),也是冷战期间苏美关系最为紧张的一年,以至于很多人都觉得第三次世界大战无法避免了。


1991年接受采访时,击落007的苏-15飞行员Genadi Osipovich讲述了当时的情形:“我看到了两排窗户,就知道那是一架波音飞机,我知道这是民用飞机(不是RC-135)。但是这对我无所谓,要知道把民用机改装为军事用途是很容易的……”


同样是辨认敌方飞机,在007空难后的1987年,苏联人再一次遇到了难题——这一次不是客机,而是一个18岁小伙儿驾驶的塞斯纳。只能说,他实在是……太幸运了。



文/Stephen Dowling

译/大药

校对/安德烈

原文/www.bbc.com/future/story/20170526-the-audacious-pilot-who-landed-in-red-square

本文基于创作共用协议(BY-NC),由大药在利维坦发布


在伦敦东南的格林威治的书房中,罗宾·斯托特博士(Robin Stott)在电脑上为我们加载了一段影片。影片从一台老式摄像机中转录而来,颜色老旧,有着旧VHS录像带标志性的褪色感。


斯托特拍下这段影片时,距今已经有30多年,然而影片所记录的影像根本不是格林威治的酒馆和公园。这段影片拍摄于1987年5月28日,时间刚过晚上7点。莫斯科,这座苏联帝国最大的城市,正处在春季;而冷战,正如火如荼进行着。


对于西方人而言,探访莫斯科绝非易事,但是斯托特在高层上有朋友;他的朋友是一位心脏病专科医生、和平主义者,当时担任苏联领导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私人医生。斯托特当时正在参加一个致力于裁剪核武器数量的和平会议,而会议并不顺利。


“和平会谈只算的上是鸡毛蒜皮,”斯托特说,“每个人都在为某件事争论不休。”


斯托特抓住了“呼吸新鲜空气”的机会,扛着摄像机在克林姆林宫和红场周围开始溜达。他的录像展示了暮色中圣瓦西里大教堂的洋葱状穹顶。红场几乎是空的。录像中偶尔冒出俄语,那是摄像机抓拍到了路过的莫斯科人,他们正在大声地交谈。斯托特为影片缓慢的节奏而抱歉。“没什么比看别人的假日录像更无聊的了,是不是?”他笑着说。


正当录像机的镜头对准宏伟的建筑时,麦克风捕捉到了一阵飞行器从低空中传来的嗡嗡声。几分钟后,镜头忽然切到了飞机的影像——这架单引擎的塞斯纳(Cessna)正从低空中着陆。镜头再次切换,塞斯纳已经在红场的边缘滑行着陆了。没多久,一群围观群众就在塞斯纳周围聚集开来。


当时录像中下飞机的鲁斯特(墨镜者)面对莫斯科市民的视频截屏。图源:historicwings


飞行员在斯托特的影片中出现了——这是一个有着迷之冷静和自信的年轻人,他和群众们谈笑风生,终于,有个观众开始用英语问他问题。


这个飞行员是马蒂亚斯·鲁斯特(Mathias Rust)。他刚刚独自驾驶着他的塞斯纳穿越了世界上把守最严密的国界线和顶尖的空中防御。有些人相信,这件事引起的反响最终也成为苏联加速崩塌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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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马蒂亚斯·鲁斯特18岁。他有两项最痴迷的事情——飞行和政治。鲁斯特一直在西德汉堡附近的一家本地飞行俱乐部接受飞行训练课程,并已经积累了超过50小时的飞行时间。


欧洲的形势岌岌可危。40多年前,苏联和反共阵营成功将大陆一分为二。从那时起,在从挪威北部到土耳其最东端的界限两侧,北约和华约针对彼此部署了巨大的军事势力。自二战结束后,双边关系因冷战而冻结,而这使得双边关系处于随时因进一步激化而崩溃的边缘。


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经常被认为是冷战中最紧迫的一刻。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两个装备着核武器的超级大国也面临着武力相向的局面。


南韩航空的KAL007航班偏离航线(虚线为预定航线,实线为实际航线)以及被击落示意图。图源:维基


1983年,南韩航空的KAL007航班偏离了航线,进入了苏联靠近日本的领空,并被一架苏联战斗机击落,飞机上的269名人员全部遇害身亡。美国继而宣布,它在欧洲的基地部署了搭载核弹头的“潘兴(Pershing)”式中程导弹。几个月后,北约名为“1983年优秀射手演习(Able Archer ’83)”的军事演习在苏联的军事高官间激起一阵恐慌,这场演习对双方的影响如此之大,以至于在今天,这个事件仍被看做双方最接近核战争的一刻。


1983年优秀射手演习(Able Archer 83)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1983年11月2日开始举行的军事演习。英、美两国的监听人员发现华约国家的通信量和紧急程度突然急遽升高,迹象显示核战争即将来临的警报已经发布。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也认为西方国家即将要动用核武器攻击苏联。图为美国潘兴导弹。图源:维基


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是公认的共产主义敌人。苏联局势波涛涌动,已故前总理列昂尼德·勃烈日涅夫导致的经济停滞愈演愈烈。在1980年代,苏联已见证了两个苏维埃总理——尤里·安德罗波夫(Yuri Andropov)和康斯坦丁·契尔年科(Konstantin Chernenko)——在中央政治局上任不久后相继死亡。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在18个月内的第三个苏维埃主席,在1985的选举中胜出,成为了苏维埃历史上最年轻的领导人。


尽管,戈尔巴乔夫作为第一个在俄国革命之后出生的主席,人们仍认为他属于温和派和改良派。在西方有这样一种乐观的态度认为,59岁的戈尔巴乔夫可能对于打破这种在过去几年中集聚的僵持局面有所帮助。


里根和戈尔巴乔夫在1986年10月份于冰岛安排了一场会面,尝试着签订新的合约,以减少各国中远程核导弹的储备量,这种武器极有可能出现在与欧洲的核弹战中。会谈举办在雷克雅未克附近的一所前法国领事馆(霍夫迪楼,Hofdi House)中,在临近尾声时,洽谈破裂了。

 

戈尔巴乔夫和里根在霍夫迪楼会面洽谈。图源:维基


这场失败的会面对年轻的鲁斯特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不管发生怎样的冲突,西德都可能是事件的中心。“当时真正的恐惧笼罩(着我),”鲁斯特在2005年对史密森尼航空杂志(Smithsonian Air & Space magazine)说,“一旦开始交火,我们都知道首当其冲的就是我们。”


鲁斯特想要以此发声。他打算利用自己飞行俱乐部的飞机在东西方建立起一座隐喻上的“和平之桥”。


但是,他没法飞过东德。东德有着是世界上防守最森严的国界,有着令人生畏的、由战斗机和导弹系统组成的防空网络。鲁斯特的飞机在跨越国界的数分钟后就会被击落。


鲁斯特飞行路线图。图源:维基


鲁斯特却酝酿了一个更野心勃勃的计划。他将驾驶一座塞斯纳172——早在50年代就已停产的一种小巧可靠的单引擎飞机——从西德出发,从设德兰群岛到法罗群岛,最后在冰岛完成跨越北海的飞行。这次飞行能让他获得远距离方向识别的宝贵经验;而这是之后他会需要的。接着,他会飞向赫尔辛基,再从那儿,用什么办法,跨越所临边境。苏联的大部分领域都对外国人开放着,而且也没有空中交通管制的指引,这样,也减少了他被认作潜在威胁的几率。如果鲁斯特成功地跨越了苏联边境,接下来就没人管他了。


他驾驶的塞斯纳经过了自己的改装:四个座位只剩下两个,以承载更多的汽油。除了睡袋,备用的机油,一件救生衣和安全盔,他几乎没带任何东西,目的是为在莫斯科的颠簸着陆做准备。


霍夫迪楼:冷战结束的标志。图源:iamyouasheisme


5月13号,他从汉堡附近的乌移特森机场(Uetersen Airfield)出发。出发前,他预订了塞斯纳三周的使用权。他没告诉任何一个人他打算到这儿。两天后,他抵达了冰岛。他花了一周时间策划他大胆的飞行。为了坚定自己的信念,他去霍夫迪楼参观了一道,在这栋宏伟的白色建筑内,里根和戈尔巴乔夫举行了会谈。“这给了我继续下去的动力,”他对史密森尼航空杂志说。


鲁斯特的下一个目标是挪威,5月22号,他到了卑尔根(Bergen)。三天后,他抵达了芬兰的首都赫尔辛基,从那里,他将执行清单中最危险的任务。


5月28日刚过正午,鲁斯特起飞了,他向赫尔辛基空中交通管制汇报,自己正在飞往瑞典的首都斯德哥尔摩;前一个晚上,这个青少年就已经做好了飞行的准备,以防自己因为神经紧张而失控。


鲁斯特的航程看起来像是去斯德哥尔摩,但是在离开赫尔辛基的空中交通区域后,他开始向南飞。他把飞机的异频雷达收发机关掉了——这种仪器会向雷达发射一种独特的回馈,使得飞行器更容易被侦测到。芬兰的第二大城市,坦佩雷的航空管制员警告鲁斯特,他已经明显地偏离了航道。


1983年,一架苏联苏-15战斗机击落了一架韩国客机,机上269人丧生。图源:维基


在下午1点左右,鲁斯特的飞机在芬兰的雷达侦测上消失了。不久后又出现在鲁斯特最后现身地点附近的湖面上。接着,苏联位于现拉脱维亚的军事雷达站发现了鲁斯特的飞机。


西方飞机在没有明确许可的前提下是禁止进入苏联领地的——即便是得到许可,也只限制在某些区域内活动。鲁斯特没有获得许可——他被苏联的雷达归类为“不明飞行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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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斯特的飞机正在接近世界上最庞大的防空系统。苏联的国界从东边的日本海延伸到西边的波兰,从北极圈蔓延到伊朗的境旁。国界绵延60000公里(37000英里),一整支军队奉命戍守。苏联人称这只军队为PVO(Vojska Protivovozdushnoy Oborony,或反空防卫部队)。它有三个独立的分支——一个负责雷达检测,一个导弹部队,另外一组负责截击机的驾驶,这种飞机专门为拦截空袭而设计。


当鲁斯特驾着他微不足道的塞斯纳向苏联飞去的时候,PVO已有着傲人的军备:全国范围内,PVO有2000多架截击机,8000多部导弹发射器。为防止美国的轰炸机轰炸苏联城市和军事设备,这个巨大的网络应运而生。


PVO的舰队包括着一些威力十足的飞机:米格-25,这种飞机专门用来拦截美国的SR-71黑鸟式侦察机,后者可以以三倍音速飞行;还有图波列夫-28,有史以来最庞大的战斗机,在苏联占据的北极废土上空盘旋着,随时准备发射它17英尺(5米)长的导弹。PVO的军备还包括几百架体型更小、拥有可变后掠翼的米格-23战斗机,它们都在国界周围的空军基地内待命着。


图-28的前身是图-98,这是一种可作超音速飞行的轰炸机,它可载4000公斤炸弹并以超音速突破敌方防空网,但这种战术对于防空导弹林立的北约防空兵力而言已是过时的自杀战术,1957年,当时的苏联国土防空军司令萨维特斯基元帅下令把它改为防空战斗机(即是“截击机”)。图源:flugzeuginfo


PVO令人生畏,但是它的系统僵硬,为了某个特定的目的而设计。像波音B-52这样的美式轰炸机大小与客机相同,也很有可能从高空飞行。它们庞大的体型也意味着它们在雷达上有着更强烈的信号反应。和当时大多数的雷达系统一样,苏联的防空网络对检测在高空飞行的大型信号相当在行,但不容易检测到贴近地面飞行的小飞机。


这是雷达的“阿克琉斯之踵”——当你试图定位一个离地面很近、体型又小的活动目标时,飞机的“回声”就消失在群山和建筑造成的大“回声”中了。这使得小型飞机非常难以侦测。80年代,苏联战斗机上携带的雷达也同样不管用;地面反射的巨大信号会吞没小型飞机产生的信号。米格飞行员们必须按指引到达大致的区域范围内,再以目测发现目标。


结果,鲁斯特的飞行恰好碰上了一年中防守最不严密的一天——边疆守卫日。这是个公共假日,有不少的边检站缺少人手(或者沉浸在宿醉中)。这种状况也增加了鲁斯特事件的迷惑性,一系列假设和错误使得鲁斯特的飞机躲过了侦查。


雅克-12。图源:ram-home


苏联的错误行动到了荒诞的地步。第一架发现鲁斯特飞机的米格战机在远处发现了他。他们以为,鲁斯特的塞斯纳是一架雅克-12,后者和他的飞机看着很像,通常被苏联的飞行俱乐部选择用来训练年轻的飞行员。之后,前往核实信息的米格-23战斗机迅速起飞,终于看清了鲁斯特的赛斯纳——他之前一直躲在云层下——并直冲着他的飞机飞去,好像要展开攻击。


“我记得我心跳的感觉,非常迅速,”鲁斯特对史密森尼航空杂志说。“你在那时会问自己:‘他们是不是把我打下来了?’”


一架米格战机减速了,仿佛要着陆——甚至展开了它的起落架——这是因为那个飞行员需要更好的视野来看清鲁斯特的飞机。鲁斯特和米格驾驶员双目相对,然后米格飞走了。飞行员报告,他刚刚确认,鲁斯特的飞机是一架来自西德的轻型飞机,但是上级指挥官认为他搞错了。


KAL 007事件的巨大惨剧使得苏联高层们变得相当谨慎;为了防止另外一起误伤,飞行员们收到的拦截命令必须要从最高层下达。国防部长谢尔盖·索科洛夫(Sergei Sokolov)——下令的人——正在东德参加一场高层会议,这让局势更捉摸不透了。


另外一些地面指挥官想当然地认为鲁斯特的飞机是一架没能更新异频雷达收发机的训练用机,把它归为无潜在威胁的一类。鲁斯特又走了运——当他接近莫斯科时,他进入了苏联飞行训练区:训练用飞机和他的飞机形状相像。


即便导弹连收到了击落鲁斯特的命令,实现起来也的确不容易。苏联导弹连令人望而生畏,然而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些庞然大物却无能为力。SA-4和SA-5型这样专门针对大型高空目标的轰炸机的导弹对瞄准范围有最低的高度要求。像鲁斯特的塞斯纳这样低空飞行的目标处在它们的高度下限之下;导弹会错过它,从上方直着掠过去。


苏联当时装备的SA-5导弹对付小型飞机也无能为力。图源:Aktron / Wikimedia Commons CC 3.0


鲁斯特继续飞行,用一张从西德购买的普通地图来判断地标。最终,在傍晚,莫斯科城进入了他的视线。这座城市比他想象的要大得多,他花了一阵时间才找到了圣瓦西里大教堂(俄罗斯最著名的教堂之一,位于莫斯科红场南侧)隆起的穹顶。他越飞越低,搜寻一处能在莫斯科城内安全着陆的地方。


当天发生的另外一件极巧的事就是鲁斯特的安全降落。他选择了波修瓦莫斯柯弗奈斯基桥(莫斯科河大桥)作为自己的降落地点,这座八车道的大桥建于30年代,是苏联首都第一座现代的混凝土大桥。它从莫斯科河南侧将红场与莫斯科河畔区连接在一起。桥是电车道的一部分,上面通常密布着电线;但是,在当天的早些时候,某一区域的电线因维修而拆除,给了鲁斯特足够的降落空间。


斯托特回忆起鲁斯特的降落。“我缓步走到了马蒂亚斯·鲁斯特下飞机的地方,”他说,“当时周围一个人都没有。”到那时,对鲁斯特的降落感到不可思议的莫斯科居民才开始在飞机周围聚了起来。


斯托特的录像则展现了一幅格外轻快的景象;年轻的鲁斯特平静而自信。俄国人震惊却友好。整个场景看上去和一个游客遇上一帮好奇的本地人没什么两样。


“有个能说点英文的女人开始和他说话……她问他,‘你在这干啥呢?’鲁斯特则暗示自己是为了和平这么做的。”


“接着,她问他接下来要做什么。他说,‘我将再次起飞。’她笑着说,‘勇敢的孩子,勇敢的孩子!’”


鲁斯特(穿橙色衣服)降落在莫斯科红场之后。可以清晰看到塞斯纳尾翼上的西德标示。图源:pri.org


“他看起来就是个帅气的飞行员,真的,”斯托特说。“在某个方面,他看起来像是那些一战老照片上的冯·里希特霍芬(Von Richtofen,编者注:德国飞行员,被称为王牌中的王牌,外号红男爵。他也是战斗机联队指挥官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击落最多敌机的战斗机王牌,共击落80架敌机之多),放松随意地靠在他的飞机上。”


“就好像在红场上降落飞机是件最平常不过的事。”斯托特继续录像,直到克格勃的出现。群众们无声地散去了,但是没有人命令斯托特停止录像。苏联的卫兵在鲁斯特的飞机周围站成一圈,彼此交谈着,显然对下一步的做法不知所措。


克格勃最终逮捕了鲁斯特,把他带去审讯。塞斯纳在就近的机场被拆解——苏联人显然不能相信,一个十几岁的年轻人能够凭一己之力突破苏联的航空防线,一路飞到莫斯科。


鲁斯特的飞机遭一架米格-23拦截,这是一架装备着可变后掠翼的苏联战斗机——但是指挥中心忽略了飞行员的报告。图源:US DoD


斯托特说:“他们认为这是个套。他是个和平活动者,我也是个和平活动者。但是,我对接下来要发生什么一点儿谱也没有。”


斯托特认为,在克格勃意识到他录下了这一切后,肯定会去找他。他住在位于河边、建筑规模庞大的俄国宾馆。夜里,他的房间门被敲响了。“来的却不是俄国人,而是美国人。来客是NBC美国频道的工作人员。他们想要买下我的录像。”斯托特的录像让鲁斯特的飞行为全球所知。


鲁斯特遭苏联审判,被拘留近一年。图源:getty images


鲁斯特因非法入境、违反航空条例和“蓄意流氓罪”(他拼命反对这项罪名)被起诉,最后在9月4日,他被判在守备森严的列福尔托沃监狱服刑四年。鲁斯特在狱中生活了一年,并在1988年被戈尔巴乔夫赦免,回到了西德。但之后,他的故事意外地转向了黑暗:1989年,据法官说,他捅伤了一个拒绝他求爱的护士,导致他在监狱里服刑了15个月。


时至今日,鲁斯特已隐姓埋名,BBC未来频道没办法接触到他,对他进行采访。他以经济分析师、瑜伽教练与和平大使的身份出现在最近的报道中。而且,据信,他凭高额德州扑克赚取自己大部分的收入。


据报道,他从那时起再也没有驾驶过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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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斯特和平之旅的影响扩大了。


戈尔巴乔夫利用这次事件罢免了反对他大范围改革的强硬分子。帮助鲁斯特飞抵莫斯科的混乱给了他清扫老卫国者们的藉口。在几百个失去工作的将军中,国防部长索科洛夫和空军主帅亚历山大·库图诺夫(Alexander Koldunov)位列其中。这简直就是去除了批斗会和处决队的斯大林式清洗。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经济的改革——逐渐加速。不到三年,苏联就瓦解了。


鲁斯特的飞行表明,几乎坚不可摧的防空系统——配备着成千上万的战斗机和数千台导弹发射器——也可能防不住一架由一个18岁的飞行员从当地飞行俱乐部租来并驾驶的飞机。


“俄国人们费尽力气来压下这件事,考虑到这对苏联防空的冒犯是多么的严重,这一点也不奇怪了,”迈克·布拉特比(Mike Bratby)说,他是一位皇家航空学院的防空专家。“在接近莫斯科的途中,分布着一些非常繁忙的空域,还是战斗机基地、雷达和地对空导弹发射区的集中地。这些全都应该时刻警惕着来自西欧的威胁。通过将飞机控制在屋檐的高度,鲁斯特躲过了这一整套系统,然后,他降落在了红场上,可以说是在克林姆林宫的门槛上,让他的举动多了一份深深的羞辱的意味。”


现在,鲁斯特的塞斯纳挂在柏林一所博物馆的天花板上。图源:


“这件事突出了当时苏联防空的漏洞,当一个又小又慢、飞的又低的空中入侵者做出了不可预料的行为时,地面防空系统不知所措。但是在后续事件中——包括对苏联高级指挥官的攻击——北约没有对外界透露,在面对体型小、海拔低的飞机时,西方的防空系统也有相同的问题。


至少,鲁斯特的塞斯纳不会再导致任何的国际事件了。在苏联人把它送回了鲁斯特的飞行俱乐部后,它被倒手多次,如今,悬挂在了德国科技博物馆(Deutches Technikmuseum)的天花板上。它是一个标志,代表了一位胆大包天的飞行员改善东西方关系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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