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构想中的怪物都像杂交的？
利维坦按：如果按照心理学家玛丽·安斯沃思的研究，我们人类对外界事物的默认分类自出生六个月大的时候就已经形成了，那假设在这六个月内，婴儿和蜘蛛同处一个空间（当然要得到家长的监护），那么，婴儿的默认分类是否就接纳了蜘蛛（未引发恐惧）？
不过，结合自身的经历，还有一个疑问没有得到解答：小时候从来不害怕各类爬虫的我，为何成年后反而惧怕了呢？
文/Stephen T. Asma
译/沁月
校对/蛋蛋超人
原文/nautil.us/issue/53/monsters/why-are-so-many-monsters-hybrids
本文基于创作共同协议（BY-NC），由沁月在利维坦发布
电影《异形》上映时我只有13岁。这部电影让我在当时一个月的时间里都处于惊恐之中。我颈后的汗毛因恐惧而时刻竖立着，神情举止也紧张戒备得仿佛是个久经沙场的老兵。如果说《异形》中的成年外星怪物Xenomorph能让人不寒而栗，那么幼年状态的抱面虫（face-hugger）则是令人毛骨悚然。这种怪物能穿破裂人类宿主的喉咙，在宿主的胃中植入成为破胸者（chest-burster）。不仅如此，它看上去就是一种蜘蛛和蛇的混合体，奇形怪状，令人作呕。
我们对这些外星入侵者的恐惧可以简单解释为被好莱坞恐怖电影激起的恐惧，但这些恐惧也揭示了人类的认知和文化的变革。我们因这些感觉上的刺激而感到兴奋，而这些刺激也有自适应的益处。我对抱面虫这种外星怪物的恐惧，可能正体现了我们灵长类祖先和蛇及蜘蛛相互影响的蛛丝马迹。但《异形》中怪物的杂交性质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我们自己的文化和历史。
《异形》中抱面虫给人类带来的惊恐是整个人类历史民俗与宗教的标志。图源：Sunset Boulevard/Corbis via Getty Images
似乎在每一种文化里的宗教和民俗都有混杂型的怪物。组合型的生物出现在最早的文学作品里，甚至在旧石器时代的壁画中。吉萨（Giza）的狮身人面像至少已有4500年的历史。在公元前2100年的《吉尔伽美什史诗》中，英雄吉尔伽美什和恩奇都一起打败了一种名为胡姆巴巴（Humbaba）的杂交怪兽，这种怪物有狮子的头和四肢，但躯体呈粗糙的鳞片状。在印度，毗湿奴（Vishnu）在印度教的多种文献中都是以一种名为纳拉辛哈（Narasimha）的凶狠半狮半人的怪物形象呈现的。湿婆之子象头神（ganesha）是有着大象脑袋的类人生物。很多希腊文化中的怪物都是混合物种，例如半人马（centaurs）、 山神（satyrs）、 美人鱼（mermaids）、 飞马（Pegasus）、 海德拉（Hydra）、 鹰头狮身有翅的格里芬（griffins）以及客迈拉（chimeras，由三部分组成，是一种会喷火的怪兽：前部是狮子，尾巴是一条蟒蛇，身子是山羊），这些怪物都不断出现在好莱坞的电影中。在过去两千年的文化作品里，出现了从《贝奥武夫》 、托尔金到罗琳等作品和作家为我们带来了数不尽的组合型生物。而最近我们正将人机混杂构成新的物种。
象头神：印度教中的智慧之神。图源：ThoughtCo
那么为什么分类会出现混杂的情况？心理学家丹·斯伯伯（Dan Sperber）和人类学家帕斯卡尔博耶（Pascal Boyer）认为，人类有一种对自然界分类的天性，或者说我们拥有对世界上的各种东西进行分类的能力，以便于我们对世界的理解、认知和掌控。即使当我们是小孩子，我们也会对人、鸟、虫、树、鱼等进行分类，每个类型都是因有相似之处而归属在一起，而不同类型之间则肯定存在差异。
不仅仅是孩子会把鲸鱼归为“鱼类”，在早期的自然历史中也出现过这个错误。我们关于鲸鱼的分类揭示了我们自然分类系统的单纯性质，即，如果某种生物是在水里游的并且又长得像鱼的，那么就归为鱼类。然而为了让我们的大脑相信这一点，我们的前科学祖先们不需要对鲸鱼有更细致的认识，我们对鲸鱼的认识只需足够我们应对生存。
绝大多数的怪物大都令人恶心并构成了一定威胁，因而被英雄和众神消灭。
大多数人对生物分类有着非常广泛的标准，比如“动物”，“非动物”，以及进一步的“爬行动物”、“飞行动物”和“四足动物”。不管这种分类是天生的还是后天习得的，成年人都会应用这些心理分类处理日常琐事。大脑应用这些分类对感官获得的信息中令人疑惑的部分进行分析。我们称这样的过程叫“认知的预测处理理论”（predictive processing theory of cognition），着重强调这是脑的认知模式系统。我们的大脑构建出世界的可预测模型，以帮助我们从周遭嘈杂的环境中获得有用信息。
违反常规分类则刺激了人类的心理。当我们对世界的期望——“人有两只胳膊”或“蛇不会飞”——被有成千上万条手臂的湿婆或以龙形式飞起来的蛇而打破时，这种超出常规的怪物形象引起了我们的注意甚至是深入人心。他们扎根在我们的记忆之中，很容易被人回想起来，也因此在我们的社会中传播开来。
鹰头狮身有翅的格里芬（griffins，又名狮鹫）：关于格里芬的传说在失传的古诗《独目人》（Arimaspea）中有详尽的记载。据说狮鹫像老鹰一样筑巢、产卵，居住在从现代乌克兰延伸至中亚的斯基泰草原中，在那里金子和宝石的储量非常丰富。它负责看管金矿和暗藏的珍宝。图源：Myth-wiki-ology
换句话说，这些杂交怪兽们是超凡的模因（meme：指在诸如语言、观念、信仰、行为方式等的传递过程中，与基因在生物进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相类似的事物）。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认为，这些模因是文化碎片或认知单位，同时因为它们可以在非刻意的情况下在人类社会中传播，说明它们与基因有相似之处。正是因为这些非自然的想法或形象出乎人的意料，才能够完好保存并广泛传播而难以被忘记和忽视。
人类学家大卫·翁格罗（David Wengrow）认为，这种杂交怪物在青铜时代迅速增多，这可能是当时新的贸易线路的出现，以及文化交叉引起的心理焦虑造成的。制造怪物形象是将我们在政治文化中的恐惧具像化的一种方式，即把我们的恐惧变成某种可触及同时又厌恶的东西。
怪物们可能不是什么能带来帮助的模因，因为它们带给我们的主要是恐惧和压力。但它们是寓言故事的重要组成部分。怪物可以在规范的实施中发挥重要作用，如果你不遵守规则，妖怪就会把你抓走。如果你不走正义之路，恶魔就会把你抓走。如果你屈服于暴饮暴食，根据佛教的传统你在下辈子就会变成“饿死鬼”。绝大多数的怪物大都令人恶心并构成了一定威胁，因而被英雄和众神消除。对它们的处理方式实则代表了真正的社会群体（也就是“我们”）如何抵御真正的敌人。这些怪物是深入人心的模因，使得我们可以把不同群体组织成一个道德共同体。
这意味着这些神话故事本身就衍生出文化的一些核心部分，因为这些怪物和英雄们是通过文化的亲缘关系加强了社会的团结。神话故事的反事实性质是建立文化亲缘关系最早也是最有效的方法之一。早期的人类群体形成的社会规模超出了基因亲缘关系的范畴，而文化则有助于虚拟亲缘关系的形成。即使没有亲属关系的人也可以感觉情同手足：高效合作，共享资源，为对方两肋插刀，甚至为对方付出生命。虚构的亲缘关系并不因抽象而理性的伦理准则而存在，却因人们对湿婆、耶稣、孙悟空或者其他万物有灵的神性的崇拜而存在，更因这些杂合的怪物以及深入人心的模因而存在。
杂交怪物的故事始终和宗教的发展变化息息相关。宗教是从诸如通俗分类这样的早期形成的认知形式（或者预适应）而产生。如果我们的通俗分类把世界塑造成认知范围内的模式，那么偶尔出现的种类上的错配则会再次刺激认知，从而产生超自然主义。无论是人造物开口说话还是生物死而复生，这些都构成了简单的种类调换。即我们所熟悉的模式发生交叉混合。而不同类别的生物混杂在一起就衍生出令人恐惧的怪物。
刻耳柏洛斯：赫西俄德在《神谱》中说此犬有50个头，而后来的一些艺术作品则大多表现它有3个头（可能是为了便于雕刻所致）；因此在汉语语境里（尤其是通俗文化中）也常称这怪物为地狱三头犬。图源：维基共享资源
但是关于种类错配的理论通常缺乏情感要素。认为常规认知的突然颠覆就可以产生超自然存在的推断是不充分的。我们对狗有常规的认识，但是仅靠在脑海里想象有三个头的狗并不能直接创造出刻耳柏洛斯（Cerberus，希腊神话中看守冥界入口的恶犬，所以也译为地狱犬）。其实，我们常规的认知类别中从一开始就包含着某种感情基调。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接触的大部分物品、动物和人都很少激起我们“接近”或“避免”的情绪。但对于类似“爬行动物”一类所产生的情绪却会异常激烈。
当我们对神、怪物或其他模因概念化时，这些概念混杂着我们内心恐惧、淫欲、愤怒的阴暗面。情感是人类将世界编为危险类和有利类这两个大类别时最简单的编码形式。这样的编码系统也是其他哺乳类动物所共有的。
深入人心的模因：杂交组合型的生物湿婆在印度教中化身为一条名为摩蹉（Matsya）的鱼。图源：惠康图书馆
情感联系也深入我们的通俗分类中。如果说种类错配激起我们的好奇心并有助于我们保存相关的记忆，那么这些杂交怪物的产生则伴随着诸如蜘蛛恐惧症这样的强烈情感联系，并因此让我们更加难以忘怀。起作用的恐惧（和宗教）将能够帮助我们发现那些刺激我们原始情感的标志和故事。文化理论家马蒂亚斯·克拉森（Mathias Clasen）在其《恐惧的诱惑》（Why Horror Seduces）一书中论述到，类似的怪物和恐怖故事能在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身上产生相同的效果，因此对常规分类的违反也会刺激到无论是曼哈顿还是摩洛哥的人。但更重要的是一种普遍的情感体系，这种体系将对自然界捕食者的恐惧和文化形象结合在了一起。
所有哺乳动物都具备诸如打斗或飞行的适应本能，但这些都属于旧的脑部系统中，主要储存在脑干部位。脑部的情感通路（包括边缘区比如杏仁核、丘脑下部和海马体）和我们的本能运动系统以及高阶认知系统相互交织。
神经学家亚科·潘斯科普（Jaak Panskepp）是在情感和哺乳动物方面的研究先驱，他对哺乳动物共有的7种主要情绪系统在脑部进行了定位：恐惧，关爱，淫欲，暴怒，惊慌，寻求和玩闹。每种情绪都有经过脑部的特殊通路，这些通路对应特殊的神经递质和激素，最终激发特定的动物行为。例如，恐惧这种情感的神经通路是从杏仁体穿过丘脑下部进入脑干最后进入脊髓。
即我们所熟悉的模式发生交叉混合。而不同类别的生物混杂在一起就衍生出令人恐惧的怪物。
和其他生物学特征一样，恐惧情绪也属于进化的内容。达尔文将真的或是假的蛇多次带到伦敦动物园灵长类动物房内，他发现猩猩对蛇会产生强烈的恐惧感，随即对于猩猩为何会对这种可怕的物种产生恐惧感而感到好奇。而灵长类动物对于蛇的体验信息，又是如何储存到它们的遗传物质DNA中并不断传递给下一代的？
违反常规种类的假设巧妙地避开了这个问题。恐惧是来自于对任何杂交怪物的认知本身或者种类间的干扰，而不是来自认知的内容。认知的混乱不是创造了那些怪物，而是唤醒了情绪。当然，也不是每一种杂交的动物都会引起观看者的恐惧感。我并不害怕沃特·迪斯尼（Walt Disney）中跳芭蕾的河马，也不会害怕蒸汽火车头托马斯（Thomas the Tank Engine）。另外，类似恐惧的情绪似乎常用于应对特定环境中的威胁，并且恐惧引起的反应比起分类混乱所引起的要更加迅速和有力。
害怕蜘蛛：人类的默认分类在6个月大的时候就固定了下来。图源：Taringa!
也存在另一种可能，即对于爬虫所产生的恐惧并不是从特定的学习、观察或者体验中习得的。与看见树就产生恐惧反应的原始人相比，那些能对蜘蛛产生随机恐惧反应的原始人可以更好的生存并繁衍后代。恐惧能够促使让人逃离危险环境，而逃离那些有毒的蜘蛛比起逃离那些无害的树能更有效地帮助人适应环境。
鉴于这种情况的存在，所有的人类都继承了将蜘蛛的概念和恐惧联系在一起的突触编码，而这样的突触编码独立于“学习”（即亲眼观察到毒蜘蛛带来的危害）而存在。如果我们的大脑创造出一种能刺激我们分泌肾上腺素的对蜘蛛的预测模式，我们则能在这种模式的引导下逃离危险的蜘蛛成功生存下来，并将这种模式一代一代地遗传下去。
心理学家唐纳德·赫布（Donald Hebb）和沃尔夫冈·施莱特（Wolfgang Schleidt）分别用动物研究了恐惧情绪。他们发现，恐惧并不是动物对特定捕食者产生的情绪，而是对我们认知中的种类和感觉到的感受所进行的发展性匹配。当鸟类和哺乳动物刚出生时，他们用以储存联系的种类是灵活的。但在出生以后，这些类别迅速固定下来，变成理解世界的默认途径。当一些奇怪的生物出现时（即不属于默认类别中的生物），这些动物就会被刺激并产生恐惧感。研究者们把鹰形的物体（鹰是鸣禽类动物的天敌）放在幼期鸣禽类动物面前时，以此消除它们对鹰形物体的恐惧，但把鹅形的物体（并不会构成威胁）放在它们面前时，反而又引起了它们的恐慌。
根据心理学家玛丽·安斯沃思（Mary Ainsworth）的“陌生情境法”（strange situation）实验研究显示，人类的默认分类在6个月大的时候就固定了下来。如果婴儿在出生后一年都始终和母亲或者其他保护者呆在一起（并被抱离地面），那么一旦遇到了某种爬虫，便会剧烈地扰乱婴儿在前六个月形成的默认分类。
深水恐惧：恐惧的情绪似乎常用于应对特定环境中的威胁。图源：Imgur
这项对认知和情感发育的研究工作，解释了一些数量上相对较少、但仍然广泛存在的恐惧症，比如蜘蛛恐惧症（arachnophobia）、爬虫恐惧症（herpetophobia）、黑夜恐惧症（nyctophobia），以及一些其他诸如对混水或深水的恐惧。然而，一旦文化将这些恐惧元素融入到宗教和那些让人恐怖的事物中，这样创造出的形象就构成了深入人心的模因。
这也难怪《异形》中的抱面虫即使在现在也依旧会让我觉得害怕。那抱面虫不仅触发了原始的脑部处理过程，也把我和我所在的文化中的遗产以及我所在的种族联系在了一起。好莱坞制造出的恐怖形象既依照了早期的宗教和文学传统，但无意中触及到了潜藏在深处的生物文化的宝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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