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多利亚时期那些不可示人的小秘密
利维坦按：先是通过显微照像技术制作微缩相片，宽幅从25毫米-65毫米不一而足；再是制作放大图像用的微型玻璃柱，通过镶嵌在日常用品中，几乎通过只有自己知道的隐蔽小孔来窥视照片……本文是关于维多利亚时期人民少女心泛滥的又一实例。
文/Hunter Oatman-Stanford
译/夏夜夜夜
校对/一粒宸
原文/www.collectorsweekly.com/articles/secrets-of-the-worlds-tiniest-photographs/
本文基于创作共用协议（BY-NC），由夏夜夜夜在利维坦发布
藏有斯坦厄普透镜的缝纫工具。除非有特别说明，本文所有图片均由肯·斯科特（Ken Scott）和简·斯科特（Jean Scott）夫妇提供。
玛丽（Mary）完成刺绣之后，把针放回精致的象牙针盒，但把针盒放回针线包里之前，她举起针盒，对着旁边的窗透出的光，眯着眼睛，透过盒子上镶嵌的小玻璃透镜，看着镜中的隐秘照片——伦敦水晶宫微微一笑，那是她最喜欢的地方。在隔壁房间，玛丽的丈夫约翰（John）拿出怀表看了眼时间，确定妻子这时看不见自己，就把表链拎到眼前，偷偷看了一眼巧妙地藏在表钥匙里的微缩照片，照片上是一个半裸女郎。
19世纪中期，照片才出现没几年，发明家就开始研究以玻璃片为载体的微缩照片，这种照片上的图像只有用标准显微镜才能看到，但小巧的斯坦厄普透镜（Stanhope lens）改变了这种局面。只要把微缩照片藏在比大头针尾部还小的放大镜后面，人们就能用肉眼欣赏微缩照片了。
一夜之间，在日常用品中嵌入微缩照片的做法迅速流行起来。装有斯坦厄普透镜的物品多达数千种，本文第一段描述的虚拟场景中出现的针盒和表钥匙只是其中两类。这些新鲜玩意儿传遍了全球，20世纪时，装有斯坦厄普透镜的物品已经达数百万之多。在战时的间谍活动中，微缩照片也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能让人们越过敌人的防线，偷偷传递消息。但今天，这些制作精巧的斯坦厄普透镜基本已经为人们所遗忘，想象力丰富的发明家为科学做出的贡献也一并被抛诸脑后了。
第一批微缩照片的诞生要归功于约翰·本杰明·丹瑟（John Benjamin Dancer）。1839年， 丹瑟在英国利物浦的工作室制作了这些照片。权威著作《斯坦厄普家族：看得更近》（Stanhopes: A Closer View）的作者简·斯科特称：“丹瑟曾出售以显微镜为主的高品质科学仪器。他想到，如果自己能把照片做得尽可能小，就能利用这些照片证明自己的显微镜质量极佳。”
丹瑟制作的玻璃片，上面有威廉·斯特金（William Sturgeon）墓碑的微缩照片。
1853年，丹瑟受邀拍摄科学家威廉·斯特金的墓碑照片。他感觉这是个好机会，可以借此检验拍摄微缩照片的新方法。丹瑟在显微镜载玻片上印刷斯特金墓碑的微缩照片，并把它们送给斯特金的朋友，以缅怀死者，寄托哀思。一边倒的好评让丹瑟开始制作印有王室成员、旅游胜地和名人名言的玻璃片。丹瑟把这些玻璃片卖给科学设备经销商和新奇物品商店，再由他们带到维多利亚时期的时髦商店，作为供人消遣的精巧玩物，和华而不实的新式显微镜捆绑销售。
丹瑟将其中一张玻璃片送给了自己的朋友大卫·布鲁斯特爵士（Sir David Brewster），后者带着它和一个球面玻璃制成的手持放大镜，即科丁顿透镜（Coddington Lens）游遍欧洲。有了科丁顿透镜，布鲁斯特爵士就能轻而易举地炫耀微缩照片。他让丹瑟的微缩照片声名远播，连身在罗马的教皇和红衣主教都见过这些微缩照片。但是，丹瑟还没来得及对这项新技术进行大幅改进，视力就已经开始衰退。
图左：法国王室的微缩照片；图右：维多利亚女王庆祝继位50周年纪念日的微缩照片
与此同时，巴黎的商业摄影师勒内·达格隆（René Dagron）也迷上了微缩照片，并希望改进微缩照片的观赏方式，从而降低大规模生产的难度。简·斯科特说：“达格隆在巴黎的摄影沙龙上见到了丹瑟制作的玻璃片，他意识到，大规模生产的难处在于，微缩照片只有在显微镜下才能看到，因此只有富人买得起。如果能将微缩照片和观赏工具合二为一，价格就会便宜得多。”
为了打造出能满足这个条件的透镜，达格隆把自己关在车间将近一年，最终改进出的成品是一款放大设备的迷你版，该设备正是50年前由查尔斯·斯坦厄普（Charles, Third Earl Stanhope，第三代斯坦厄普伯爵）发明并命名的。1859年，达格隆为自己的新设备申请到了世界首项微缩胶卷专利，但第二年，为了制造现存最多的那种斯坦厄普透镜，他对自己的设计进行了简化：取一个小玻璃柱，将一端打磨成凸面，再从玻璃片上割下微型半透明照片，用加拿大香脂（胶枞树脂制成的胶水）将其粘在玻璃柱的另一端。迎着光从较长的一端看过去，用肉眼就可以看到微缩照片了。
藏有百威啤酒创始人阿道弗斯·布施（Adolphus Busch）微缩照片的酒刀（多功能开瓶器），生产于19世纪90年代前后。图片由罗布·尼德曼（Rob Niederman）提供
根据当地报纸的报道，达格隆的首个斯坦厄普透镜是受客户委托制造的。这位客户被情人无情抛弃，他要求达格隆把情人的微缩照片放进戒指底托里，这样他就能神不知鬼不觉地把情人的照片带在身上。但相关记录表明，达格隆出售的第一个斯坦厄普透镜是嵌在表钥匙上的。表钥匙是给怀表上发条的小工具，多数男士会将它栓在怀表表链或怀表短带上。这些随处可见的小钥匙通常不过几厘米长，用来藏微缩照片再合适不过了。正如简·斯科特在书中所说，微缩照片的题材五花八门，从全家福到历史事件，再到著名的艺术作品，“这些全都能定格在微缩照片上，既可以用来偷偷欣赏，也可以随意展露于人前”。不管这些照片拍的是什么，当时的人们都觉得，达格隆在摄影上的创新十分激动人心。
达格隆很快就为自己制造的斯坦厄普透镜申请到了国际专利，并开始生产各种装有斯坦厄普透镜的小玩意儿，如珠宝饰品、迷你单目镜、迷你双目镜、笔架、拆信刀和针盒等。简·斯科特说：“达格隆还发明了一款照相机，它能为同一对象拍摄多张照片，并将其印在同一张玻璃片上。这款照相机在拍照时可以上下左右小幅度移动，每移动一次就拍下一张照片，不过第一代相机一次只能拍8张照片。但19世纪六十年代末，达格隆就研制出了能在单张玻璃片上印出450张微缩照片的相机。
藏有斯坦厄普透镜的钢笔、铅笔和拆信刀。
这些印有微缩照片的玻璃片被切割一个个小方块，再粘到斯坦厄普透镜上销售。法国人称这种小方块为“cliché”，因为这个法语单词的原意是：能轻松印出多份副本的活字印刷板。大多数斯坦厄普透镜上都只有一张照片，但也有些透镜上的照片是由多张拼接而成的。
1860年，报刊上出现了一系列披露一桩珠宝失而复得案的文章。这套装有斯坦厄普透镜的珠宝专为英国王室设计，其中有阿尔伯特亲王（Prince Albert）、威尔士亲王（Prince of Wales）等王室成员的微缩照片。拜这些文章所赐，达格隆的斯坦厄普透镜迅速成为巴黎街头巷尾热议的话题，因为给这套珠宝安装透镜的正是达格隆。到1861年末，客户已经可以定制斯坦厄普透镜，只要把想要定制的银版照片或裱好的小照片寄到达格隆的公司，该公司就能复制出微观尺寸的照片。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达格隆的工作室和车间都进行了扩张，员工增至近150人，其中大多数都是女工。与此同时，达格隆还在向经验丰富、生产设备更完善的配镜技师大批量订购玻璃透镜。
上为一排小巧的骨制斯坦厄普双目镜，男士经常把这种透镜拴在表链上；下为两张著名飞行家路易斯·布莱里奥（Louis Blériot）的微缩照片，它们来自同一副斯坦厄普双目镜。
在1862年的伦敦国际艺术工业展览会上，达格隆受邀展示自己的产品。展览结束后，达格隆的订单数量再次在此猛增，他为此创立了专门加工斯坦厄普透镜的工厂。达格隆决定，把工厂建在靠近瑞士边境的法国东部城市热克斯（Gex）。1863年初，他的新透镜生产设备已经全部投入使用。达格隆的宣传虽然让他收获了大批追随者，但也促使一些生产商用自己的专利向他发起挑战。1897年，达格隆的继承人把这门生意卖给了公司的一位员工。在此之前，尽管面临竞争，达格隆的公司仍在一直生产斯坦厄普透镜。就算在美国等工业化国家，绝大多数斯坦厄普透镜也是从达格隆的法国工厂订购的。
耶路撒冷的斯坦厄普透镜纪念品。图片由索尔·勒古（Sol Legault）拍摄，金赛性、性别与生殖研究所（The Kinsey Institute for Research in Sex, Gender, and Reproduction）提供。
斯坦厄普透镜的吸引力源于多种因素。当时，相机既不便于携带，价格也让大多数人望而却步。小巧的斯坦厄普透镜就成为了完美的旅行纪念品、重大事件的有力的见证者。此外，这种透镜价格低廉，照片题材一过时就可以扔掉。“斯坦厄普透镜的诞生早于明信片，”简·斯科特说，“所有度假圣地都会出现在这种透镜上，一旦出现值得报道的事件，人们也会为其制作斯坦厄普透镜。我就有一副小巧的双目镜，一个镜筒里是著名飞行家路易斯·布莱里奥飞过悬崖的照片；另一个镜筒里是布莱里奥和家人的照片。我还有一个斯坦厄普透镜，里面的照片描绘了宾夕法尼亚州的约翰斯敦（Johnstown）水灾，照片上的日期是1889年。”
还有很多公司把斯坦厄普透镜当作一种成本低廉的营销手段，就像20世纪中期的纸板火柴。霍华德·梅尔尼克（Howard Melnick）是斯坦厄普透镜的资深爱好者兼收藏家，他说：“我觉得用来打广告的斯坦厄普透镜特别有意思，就是那些照片上没有图片，只有文字的透镜。我有一个小而精致的伞形针盒，其中镶嵌的斯坦厄普透镜里其实是一家费城制伞厂的广告。”
上为简·斯科特藏品中的多彩伞形针盒；下为斯坦厄普透镜中的费城制伞厂广告。图片由梅尔尼克提供
“热气球、经过训练的信鸽和秘密微缩照片成了巴黎与外界沟通的桥梁。”
当年，曾有含糊其辞的新闻报道称，英国人偏爱有日历和钞票照片的斯坦厄普透镜；意大利人更喜欢与宗教相关的照片；德国人喜欢题材下流一点的照片。但事实上，不管在哪里，情色斯坦厄普透镜都很受欢迎，一般来说，它们都装在男性观赏者经常使用的物件中。简·斯科特说：“其中最露骨的照片透镜通常会装在烟民用品上，因为当时的女人用不上这些东西，而且这些物件实在太小，没人会注意到它们。”梅尔尼克指出，如果缝纫工具和香水瓶的透镜里有裸照，那这些东西通常不是真品。
在所有情色斯坦厄普透镜藏品中，数量最多的一批现存于美国印第安纳州布卢明顿的金赛研究所。捐献装有斯坦厄普透镜的物品、修复透镜、准备展品——梅尔尼克的工作需要他和这些藏品近距离接触。金赛研究所的藏品中，大部分都是还没来得及被装进任何物品的散装透镜。20世纪20年代，它们在邮寄过程中被当成色情物品没收，并一次性捐献给了金赛研究所。据推测，这批透镜原本是由透镜制造商寄给客户，用来制作新奇小玩意儿的。“这批透镜总共有几千个，包含约30种不同的照片，”梅尔尼克说，“其中有些是衣着完好的女演员照片，但大多数都是些老套的裸照，比如在一堆奇怪的道具中搔首弄姿的裸女等。斯坦厄普透镜体积小，位置隐蔽，用它在众目睽睽之下隐藏色情照片再合适不过了。”
图左：金赛研究所收藏的色情斯坦厄普透镜之一，制作于20世纪20年代前后。图片由索尔·勒古拍摄，金赛性、性别与生殖研究所提供；图右：以现代的眼光来看，很多当年有伤风化的照片与其说性感，不如说令人尴尬，比如这张简·斯科特藏品中的半裸女郎照片。
现在，寻找斯坦厄普透镜也会令人欲罢不能，原因很简单：大多数斯坦厄普透镜就是为了不被人发现而设计的。正如梅尔尼克所说：“装有斯坦厄普透镜的物品大多数都不会‘将身份据实以告’。”除了随处可见的微型单目镜和微型双目镜，梅尔尼克只见过几种直接指出透镜所在的物品。“我刚收到一个老式钥匙孔样式的纯银小挂坠，上面竟然刻着‘往里看’。你只要照做，就能看到6张蒙特利尔的风景照片。我还有一把赛璐珞小折刀，这把刀是1939年旧金山世博会的展品，上面有那届世博会的会徽——当地地标建筑三角尖塔和球形建筑的剪影，会徽上方写着‘俯瞰纽约天际线’，旁边有一个箭头指向刀里的斯坦厄普透镜，透镜上有一张纽约港和纽约天际线的照片。这种指引你找到斯坦厄普透镜的东西，我总共也只见过这两个。”
即便到了今天，发现一枚藏在日常用品中的斯坦厄普透镜也足以让人兴奋尖叫。简·斯科特说：“我还记得自己第一次发现斯坦厄普透镜时的情景，那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如果你在古董集市，看到有人站在原地，把一个小玩意儿举到眼前，对着光仔细观察，那你基本可以确定，他发现斯坦厄普透镜了。我们收藏家把这个姿势称为‘斯坦厄普姿势’。”
图左：爱尔兰的耶稣受难十字架，由泥炭栎雕成，刻有爱尔兰国花三叶草、爱尔兰竖琴，还装有一个只有在左下角才能勉强看到的斯坦厄普透镜，制作于1890年前后；图右：圣家庭（耶稣、圣母玛利亚和圣约瑟）的微缩照片，这张照片藏在骨念珠里的斯坦厄普透镜中，制作于1870年前后。
发现装有斯坦厄普透镜的物件时，透镜不知所踪也会令人大失所望。并非所有装有斯坦厄普透镜的产品都做工考究，因此，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这种透镜易脱落的特性开始显现出来。“除了某些制作精良的物件，这些用作纪念的小玩意儿质量都很差，”梅尔尼克说，“有些产自英国的产品上有一根短棉线，能缠在斯坦厄普透镜上，把透镜推入镜筒时，棉线就会将其固定住；还有些产品上的透镜是用胶水粘上的。但用胶水粘合玻璃和金属时，黏性一般都不太持久，所以这些年来，斯坦厄普透镜开始从物件上脱落。”
藏在针盒中的微缩照片，拍摄的是1867年的巴黎世界博览会。
乔治·伊斯曼故居博物馆（the George Eastman House museum）有一台达格隆的显微镜相机和斯坦霍普透镜的备用零件。梅尔尼克利用自己在史密森尼博物馆（the Smithsonian museum）和乔治·伊斯曼故居博物馆的关系，得到了学习如何拆卸及组装传统斯坦霍普透镜的机会。梅尔尼克说：“这次学习进展缓慢，我得拆坏几样东西，搞清楚其中的构造。不过也正因如此，我才能买下损坏的部件，还有已经和透镜分离的物件，再把它们重新组装到一起。”
因为装有斯坦霍普透镜的物品种类繁多，涵盖怀表、烟民用品、书写工具等众多藏品类别，所以今天，很多人甚至都不知道自己拥有斯坦厄普透镜。梅尔尼克想起了友人的一段经历，这位友人因工作原因，得以接触从沉没的伯特兰号汽船（Bertrand Steamboat）中打捞上来的物品，那是一批尚存最多、保存最完整的美国南北战争时期工艺品。梅尔尼克说：“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聊起这件事的，但文物管理员告诉我的朋友，‘我们这里竟然有镶着玻璃铆钉的刀。’朋友问，‘真的？你知道什么是斯坦厄普透镜吗？’之后他们找出了这些刀，果不其然，刀中嵌有斯坦厄普透镜。这些刀共有四把，都开过刃，每把都装有两个斯坦厄普透镜，透镜中是1865年的色情平板画照片。给这几把刀归类的人对斯坦厄普透镜的描述十分精确，甚至能说出这些“玻璃部件”的一侧是球面，另一侧是平面，但却从来没人把眼睛凑过去看看里面什么样。”
图左：梅尔尼克收藏的百威公司酒保刀；图右：该公司斯坦厄普透镜中的广告图片，均制作于1880年前后。图片由梅尔尼克提供
其实，让梅尔尼克对斯坦厄普透镜着迷的正是一把与此类似的刀。1984年，梅尔尼克正沉迷于收集用途特殊、刀刃独特的刀。他在一本商品目录中发现了一把很有意思的刀，那是一把百威公司的刀，其中嵌有斯坦厄普透镜，透镜里的照片上有该公司创始人布施，以及位于密苏里州圣路易斯的百威公司酿酒厂。梅尔尼克说：“我当时觉得，这东西真不错，有了这新奇玩意儿，我一定会更招人喜欢，于是花45美元买下了这把刀。这把刀终于到手时，我感觉这绝对是我见过最酷的东西。”
镶嵌着薄透镜的厄普透镜顶针，十分罕见，由威廉·珀萨尔（William Pursall）设计，制作于19世纪80年代前后。
“我们恰好住在世界上的古董之都之一——宾夕法尼亚州亚当斯敦的雷宁格斯（Renningers），当地的收费高速公路只有一个出口，”梅尔尼克继续说道，“就是在那里，我第一次见到了斯坦厄普透镜。在一个卖缝纫用具的收藏品摊位上，我发现了装有斯坦厄普透镜的东西。我想，‘天啊！其他东西里也有这种透镜！’从此之后就一发而不可收了。为了寻找斯坦厄普透镜，我甚至加入了世界博览会收藏家协会（World’s Fair Collectors Society）。”
上世纪80年代，梅尔尼克刚刚开始对斯坦厄普透镜着迷时，知道这种透镜的古董商少之又少。在购买斯坦厄普透镜的旅途中，梅尔尼克走访了一些市场，其中包括伦敦著名的波多贝罗路（Portobello Road）市集。他发现，很多古董商都不知道自己的商品里有斯坦厄普透镜。梅尔尼说：“问题不在于你是否能找到斯坦厄普透镜，而在于你会找到多少个，又到底会找到些什么东西。这简直不可思议。”但最近，梅尔尼克和简·斯科特注意到，随着古董商对斯坦厄普透镜的了解愈加深入，凭运气撞见斯坦厄普透镜的几率越来越小了。
虽然为斯坦厄普透镜制作微缩照片的摄影师很多，但达格隆的微缩照片仍被视为极品。梅尔尼克说：“不知是因为他有专利配方，还是因为他在制作湿版的过程中，在玻璃片上涂抹的火棉胶层数更多。我听过‘达格隆公司的湿版有24层涂层’之类的传闻。总之，达格隆的照片质量更好、对比度更佳，比大多数照片都要好得多。”他的早期照片最为昂贵，除了质量好，还有历史悠久的原因。简·斯科特说：“斯坦厄普透镜收藏家都很想得到一张达格隆制作的微缩照片，而最值得入手的微缩照片下方有一行法语小字‘此微缩照片由达格隆公司翻印制作’，只有1860年到1870年间制作的微缩照片上才有这行字。”（译者注：湿版摄影法：在干净的玻璃上涂布火棉胶为主材的溶剂，再浸入硝酸银，取出后在保持湿润的同时进行拍摄，然后显影，定影，最后根据喜好把底片做成正片或者负片的摄影技术。）
1862年伦敦国际博览会的微缩照片，照片上有达格隆的独创版权标记。
暂且不管这些微缩照片质量如何，给藏在古董斯坦厄普透镜里的照片做记录都是一个颇费周折的过程。梅尔尼克说：“我是第一批尝试给这些微缩照片拍照的人。我在医院，把胶卷宽度为35毫米的相机固定在病理显微镜上拍照。这一切都早在数字时代之前。”
尽管数码相机简化了这个流程，捕捉斯坦厄普透镜中的微缩照片图像也并非易事。简·斯科特说：“这些年来，我丈夫拍摄了很多透镜中的微缩照片。他用的是一台装在显微镜上的相机，并将显微镜与电脑相连。”斯科特夫妇给微缩照片拍照的技术已经十分娴熟。英国广播公司（BBC）曾数次联系斯科特夫妇，想对他们的专长一探究竟。他们拍摄的照片也登上了美国公共电视网（PBS）的《历史侦探》（History Detectives）节目。
1871年，巴黎遭到围困，在此期间，热气球驾驶者、鸽子和微缩照片让通讯成为可能。图为1906年为纪念此事的修筑的纪念碑，该纪念碑毁于第二次世界大战。
斯科特说：“达格隆和一位助手乘热气球逃离巴黎，途中经历种种奇遇，最终抵达图尔——法国政府和邮局的临时中心。达格隆发明了一种略厚的胶片，可以卷成极细的一卷，塞进鹅毛笔里，而鹅毛笔能系在信鸽的羽毛上。”
一笼笼鸽子通过热气球从巴黎运往图尔。达格隆就是在这里为全国各地的巴黎人编写紧急消息。斯科特说：“微缩胶片只能传递极为简短的信息，大多数都是‘我们还好，某某已经逃出来了’、‘能给我你的银行账户信息吗？我需要钱’之类的。”如果这些鸽子飞回巴黎，人们就会取出卷起来的微缩胶片，用水泡软，将其展平，为抄录上面的信息做准备。普法战争期间，尽管有很多鸽子及其携带的信息不知所踪，但这种方法多少还是能够传递一些信息。
普法战争结束后，达格隆出售的“信鸽邮政”纪念品，中间是短信息微缩照片的复制品。
1871年，普法战争结束后，达格隆和家人回到了已经面目全非的巴黎——王室成员遭到流放，旅游业受到重创。达格隆的家人努力让公司重振往日雄风，到1890年达格隆去世时，公司已经恢复元气。
即便如此，斯坦厄普透镜仍旧地位不保。很多最流行的斯坦厄普透镜的物件都过时了，新技术、线条流畅的装饰派艺术风格（Art Deco）和现代流线风格（Streamline Moderne）工艺品已经将其取代。斯坦厄普透镜被贬为廉价庸俗的东西，照片题材更是前所未有的低俗。到20世纪中期，很多斯坦厄普透镜生产商都破产了。
但有几家法国微缩照片公司仍在供货，买家来自世界各地的宗教纪念品产业、逐渐壮大的美国廉价首饰和塑料斯坦厄普透镜市场。1905年，另一个家族收购了达格隆在热克斯的透镜工厂，但在1972年之前，这家公司一直在生产传统的斯坦厄普透镜。
斯科特估计，在1972年，真正的斯坦厄普透镜停产时，世上约有8000万个装有斯坦厄普透镜的新奇小玩意儿。随着斯坦厄普透镜人气衰落，它们要么被扔掉，要么被收起来，闲置在老旧的珠宝盒和写字台抽屉里。正因如此，可能还有很多小巧精致的斯坦厄普透镜散落在世界各地，等待着那些未曾窥见其美丽的人来悄悄欣赏，或将其与世人分享。
图左：斯坦厄普透镜中，描绘安杰莉卡和麦多罗（Angélique and Médor）的经典画作；图右：简·斯科特收藏的第一个斯坦厄普透镜中，两个女孩和一只长尾鹦鹉的微缩照片，均制作于1865年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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