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病态者如何看待这个世界？
利维坦按：通常我们会认为，精神病态者对待他人都十分冷漠，缺乏感同身受的能力，因为冷漠是精神病态者施加暴力或杀人的前提。但事实是否真的如此？
本文中巴斯金-索莫斯具有争议的实验试图证明，那些被我们视为精神病态者具备在理解他人上的能力，不过他们往往不能自主接受他人观点（影响）。其实想一想汉尼拔·莱克特（虽然是一虚构人物），身为法医精神专科医师，一定具备强力的分析、理解他人的能力，否则也就不会帮助见习特工克拉丽斯办案了。
2016年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出过一本名叫《精神病态者的科学》（The Psychopath Whisperer）的书，作者肯特·基尔（Kent A.Kiehl）是新墨西哥大学心理学、神经科学和法学教授，他制造了世界上第一台移动式功能磁共振扫描仪，扫描了500多名精神病态者和3000多名暴力罪犯，建立了世界上最大的法医神经科学数据库。在本书中，他讲述了自己到最高戒备囚犯关押所在地采访囚犯的经历，经过研究分析，确认很多囚犯都是精神病态者，并对此进行进一步研究，发现精神病态者大脑中负责情感联系和反应的重要脑组织萎缩了，从而为预测和治疗这种疾病指明了新的方向。有兴趣的可以买来读一读。
文/Ed Yong
译/乔琦
校对/斩光
原文/www.theatlantic.com/science/archive/2018/03/a-hidden-problem-at-the-heart-of-psychopathy/555335/
本文基于创作共同协议（BY-NC），由乔琦在利维坦发布
图源：Photographee.eu / Shutterstock / The Atlantic
很少有人会特地花时间与精神病态者相处（译者注：精神病态者，psychopath，又称病态人格者、反社会人格者等），更少有人会为此反复造访监狱。不过，在一年多的会谈和磋商后，耶鲁大学的阿里尔·巴斯金-索莫斯（Arielle Baskin-Sommers）最后成功说服康涅狄格州的一家最高安全等级监狱，得以和监狱内的囚犯一同工作，并研究那些有精神病态倾向的犯人。
从定义上讲，精神病态者无法理解他人情感，这部分解释了为何他们如此自私，为何他们如此冷酷无情地忽视他人的福祉，以及为何他们的暴力犯罪率是普通人的3倍之多。
然而，奇怪的是，他们似乎能够理解别人的所思、所想及所信——这种能力以不同的名称为大家所熟知，比如：观点采择能力、心智解读能力（theory of mind）或心智化能力。“他们的行为似乎表明他们无法捕捉别人的想法，”巴斯金-索莫斯说，但他们在实验中的表现却指向了截然相反的结论。当我给他们讲完一个故事，并要求他们清楚说出其中一个角色的想法时，他们能够做到。
（www.ncbi.nlm.nih.gov/pubmed/15554579）
从表面上看，这可能说得通：精神病态者可以理解他们的犯罪对象的所思所想，但对其漠不关心，这就导致了那些犯罪行为的产生。不过，巴斯金-索莫斯还发现了一些有关精神病态者心智更深层次的东西。
我们大部分人都是自发思考的。从出生开始，别人的思想就不由自主、潜移默化地进入了我们自己的思维。显而易见的是，在精神病态者之中，这样的事儿发生的强度和频率都要小得多。通过研究这些康涅狄格州囚犯，巴斯金-索莫斯和她的同事，林西·德雷顿（Lindsey Drayton）和劳里·桑托斯（Laurie Santos）一道，证明了这类人群如果刻意为之，的确可以了解他人的想法、感受，但从平均水平上说，他们自发进行这项活动的程度要低于普通人。“这是我们第一次发现证据，证明精神病态者缺乏这项我们大多数人都有的自发能力。”巴斯金·索莫斯如是说。
（www.pnas.org/content/115/13/3302）
图源：Giphy
大约10年前，巴斯金·索莫斯开始研究精神病态者。“那个时候，‘精神病态者’这个词还没有铺天盖地地出现在电视节目上，”她说，“当时我就已经对这类人群的心智之复杂深感兴趣。他们中，很少有人是对周遭世界完全麻木的。他们与我们有一些有趣的细微差别。有时候，他们似乎能够很好地感受、认识社会，有时候却不行；有时候他们表现出良好的心智解读能力，有时候却完全没有。这是个有趣的谜团。”
美国监狱在接收囚犯时，并不会做专门的精神病态评估，所以巴斯金-索莫斯自行开展了一项针对康涅狄格州106名男性犯人的标准测试（standard test）。结果发现，其中的22人被确认为精神病态者，28人被确认为非精神病态者，剩下的那些犯人则处于两者之间。巴斯金-索莫斯面试所有犯人的地点都在监狱内部的一处临时心理学实验室内——一间简简单单的房间内摆着一张桌子，一个计算机工作站，研究人员和犯人之间没有任何障碍物。
“我们也有安保人员，但由于我们做的实验相当私密，所以他们都待在房间外面，”她说，“我们为此做了许多训练，而且在实验时一直坐在靠近房门的位置。不过，实际上，我们没有碰到任何意外情况，连那种迹象都没有。对许多犯人来说，这是第一次有人要求他们谈谈自己的人生。”事实证明，这些精神病态者“油嘴滑舌、自视甚高，有些事先串了词，”巴斯金-索莫斯如此补充。“他们很有攻击性，而且喜欢跟我们说些谋杀的可怕细节，我觉得是为了吓唬我们。不过，他们并非总是如此，在实验过程中，他们也作了许多自我形象管理。”
在评测完106名志愿者之后，她给他们布置了一个电脑上的任务。在电脑屏幕上，被试可以看到一个身着监狱卡其装的人类形象，站在一间房间之中，或是面朝左或是面朝右。在一部分房间中，有两个红点在虚拟人面前的墙上；在另一部分房间中，有一个红点在虚拟人面前的墙上，另一个则在其身后的墙上。这些犯人的任务就是要说出他们自己以及屏幕上的虚拟人能够看到几个红点。
在一部分房间中，有两个红点在虚拟人面前的墙上；在另一部分房间中，有一个红点在虚拟人面前的墙上，另一个则在其身后的墙上。图源：New Scientist
一般来说，心智正常的被试可以准确说出虚拟人能够看到几个点，但如果有点在虚拟人身后的话，他们的反应就会慢一些。这是因为他们真实看到的情况（两个点）干扰到了其站在虚拟人视角进行观察的能力（一个点）。这种现象称为“自我中心干扰”（egocentric interference）。不过，当被试要说出自己真实看到的点数时，若他与虚拟人看到的不同，他的反应也会慢一些。这就表明人类有多么容易受到他人观点的影响：接受实验的志愿者会不由自主地受到虚拟人视角的影响，哪怕这会影响他们自身的判断。这种现象称为“反向自我中心干扰”（altercentric interference）。
巴斯金-索莫斯发现接受测试的精神病态犯人在受自我中心干扰的程度上并没有什么异常——也就是说，他们自己的视角会干扰到虚拟人视角。但他们受反向自我中心干扰的程度却显著低于其他接受测试的犯人——虚拟人的视角并没有干扰到他们自己的视角，而对其他大多数人来说，应该是会干扰的。
当然，精神病态者之间也不尽相同，他们之间的行为差异也很大。但是，巴斯金-索莫斯同样发现，被试在精神病态评估测试中得分越高，他们就越不会受到虚拟人视角的影响，而他们档案记录中的暴力指控也越多。
图源：Health Guidance
精神病态者之间可能事先串了词，但他们不太可能故意在任务中弄虚作假去制造一些有趣的结果。“这项任务进行的速度非常快，而且我们在精神病态者的测试结果和其他精神病态程度较低的被试测试结果之间，没有看到任何准确性上的差异，”巴斯金-索莫斯如是说。
对她而言，这个结果表明，精神病态者（至少是男性精神病态者）无法自发接受他人的观点。这项大多数人自然而然就会进行的工作，在他们这儿变成了一种刻意的选择，变成了一种他们可以主动开启（如果这对他们达成目的有帮助的话），又可以在其他情况下无视的功能。这就有助于解释为何他们的行为如此冷漠、如此残忍甚至如此暴力。
图源：AP
不过，伦敦大学学院心理学家尤塔·弗里斯（Uta Frith）认为，这个在其他研究中也有应用的虚拟人实验存在一些争议。“这个实验究竟衡量的是什么？”她这么说。这个实验中的虚拟人有可能表现的不似人类，而更像一个箭头——一个指向注意力的视觉线索。也许，这个实验测量的根本不是观点采择，仅仅只是说明了人们如何自发转移自己的注意力。
（www.tandfonline.com/doi/abs/10.1080/17470218.2017.1307868）
巴斯金-索莫斯则辩称，这个实验既是关于注意力的，也是关于观点采择的，并且“就精神病态研究来说，这是件好事儿”。这是因为，正如她及别的研究专家证明的那样，精神病态者对那些与他们目的相关的事物会抱以异乎寻常的密切关注，但对于那些无关信息则会严重忽略。“所以，他们很可能是最糟糕的多任务同时处理者，”巴斯金-索莫斯说，“大家都不擅长同时处理多项任务，但精神病态者尤为糟糕。”因此，观点采择能力欠佳有可能是他们注意力分配差异的另一大表现。这两者是相互关联的。
另有几类人群同样也会表现出心智解读能力的不同。比如，在一项研究中，弗里斯要求被试预测，小女孩会去哪里寻找那些在她不知情的情况下被转移了的弹珠。旁观者知道弹珠去哪了，所以他们能够无视自己已经知晓的信息，设身处地地代入小女孩的角度去思考吗？眼部移动跟踪软件表明，正常成年人目光盯着的位置会和小女孩保持一致，但那些身患阿斯伯格综合症的人就不太可能这么做（译者注，他们只会盯着弹珠目前所在的位置）。他们似乎不能自发预测别人的行动。“我有点担心——尽管我们采取的具体实验不同——是否巴斯金-索莫斯和她的同事为了解释精神病态者的冷漠性，采纳了与我们之前解释自闭症患者交流问题时使用的同种潜在机制，”弗里斯说，“毕竟，这两种情况差异很大。”
（www.ncbi.nlm.nih.gov/pubmed/19608858）
“泰德”·邦迪（"Ted" Bundy，1946年11月24日－1989年1月24日），美国一个活跃于1973年至1978年的连环杀手。图源：scoopwhoop
但是，这两项研究之间有一些细微却很重要的差别，巴斯金-索莫斯说。弗里斯的实验并没有测试他人的观点是否会影响自身观点——而这点正是精神病态者与我们的不同。他们的确可以知晓并接受他人的观点，但那些观点并不会自发干扰到他们自己的观点。“这不是在心智解读能力缺失时会表现出的典型图像，”她如是说。
这些新发现并没有“解释”精神病态，也没有哪个单项研究能够做到这点。和大多数精神病学的问题一样，这是个涉及到遗传因素以及环境因素影响的复杂交叉问题，这两大方面的所有因素都会影响到我们最为复杂（同时也许是了解最少）的器官——大脑。精神病态者也许确实表现出了观点采择能力的缺失，但“有意思的问题是：为什么会这样？”伦敦大学学院的艾希·维丁（Essi Viding）如是说，“究竟是遗传信息及成长环境中的哪些因素让他们变成了这个样子？要回答这些问题，也为了调查这些过程的可塑性究竟如何，我们需要进行长期研究。”
与此同时，巴斯金-索莫斯还补充说：我们可以利用目前已知的这些信息。“我们正在考虑训练监狱官员，让他们知道如何与精神病态囚犯交谈，并且在交谈的同时强制他们进行刻意观点采择，”她说，在发生监狱内部纠纷后，“监狱长官对他们说‘你做错了’或者询问‘这发生了什么’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儿，而我们已掌握的数据表明，精神病态者无法回答这类问题。除非你强制他们采取其他犯人的视角讲述发生了什么，否则他们无法理解你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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