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临终遗言都说了些什么？
利维坦按：和那些网上书上流传颇广的“名人遗言”不同，本文的研究重点集中在了垂死之人最真实的精神状态上——这将是非常细腻、微妙的记录。可以想见，不论是神志清醒抑或谵妄，弥留之际的人总会有很多珍贵的行为乃至语言值得体察，只不过，碍于文化禁忌，这项研究罕有集大成者。如今，这种情况正在发生改观。
文/Michael Erard
译/antusen
校对/boomchacha
原文/www.theatlantic.com/family/archive/2019/01/how-do-people-communicate-before-death/580303/
本文基于创作共同协议（BY-NC），由antusen在利维坦发布
文章仅为作者观点，未必代表利维坦立场
丽萨·斯玛特坐在父亲莫特·菲利克斯的床边。摄影：埃利安娜·德尔 (Eliana Derr）
莫特·菲利克斯（Mort Felix）常爱说，他的姓名在拉丁文中意指“欢乐之死”。每患流感时，他都会对妻子苏珊（Susan）开玩笑说，自己弥留之际，要听贝多芬的《欢乐颂》。然而，2012年，77岁的他饱受癌症折磨，因服用吗啡而时常神志不清。他躺在自家书房中（位于加拿大伯克利），无心听音乐，也不想吃喝，就这样勉强支撑了三周。他对妻子说：“够了，谢谢你，我爱你。我受够了。”第二天清晨妻子下楼时，发现他已经去世了。
这三周里，菲利克斯一直在说胡话。这位临床心理学家写了一辈子诗，虽说他临终之时常胡言乱语，但这似乎反映出他对语言比较敏感。有时他会说：“sorrow里有好多so”，有时又会说：“让我从此处坠落”、“我已经失去了形态”。令家人惊讶的是，这位无神论者不仅幻想出了天使，有时还会抱怨房间太过拥挤——即便那里并无他人。
菲利克斯卧床不起时，53岁的女儿丽萨·斯玛特（Lisa Smartt）常在床边记录他的话语。20世纪80年代时，斯玛特曾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专修语言学，后专职教成年人阅读和写作。对她而言，转录父亲的胡言乱语算是一种减压的方式。她也算得上诗人（幼年时，她曾以三首一美分的价格售诗，就好像其他孩子卖柠檬水那样），因而很能欣赏父亲毫无章法的句法和超现实的想象力。斯玛特也曾怀疑过自己的笔记是否有科研价值，后来她于2017年初出版了《临终之言》（Words on the Threshold），分析了181个垂死之人（包括其父）2000条话语的语言模式。
图源：Amazon.com
这本书虽有局限，但却独一无二——当我好奇将死之人会口吐何言时，它是我能找到的、唯一一本已出版的书籍。我知道某些作品集收录了又动人又明晰的“遗言”，但它们无法反映濒死之人的语言能力。事实证明，鲜少有人研究这种真实的语言模式。如若想找到严谨的研究结果，那便只能追溯到1921年，看看美国人类学家亚瑟·麦克唐纳（Arthur MacDonald）的文献。
图源：Huffington Post UK
为了评估人们“弥留之际的精神状态”，麦克唐纳挖掘了当时唯一可用的语料库——遗言选集，并将人们按职业分成了10个类别（政治家、哲学家、诗人等），将遗言按风格分为讽刺、诙谐、满足等。麦克唐纳发现，军人的遗言“多与要求、指引或警告相关”，而哲学家（包括数学家和教育家）的遗言“多与问题、答案、感叹相关”。宗教人士和皇室多在表达满意或不满意，而艺术家和科学家则与其相反。
德国学者卡尔·古斯克（Karl Guthke）在《遗言》（Last Words，该书论述了西方文化长期痴迷遗言的现象）一书中写道：麦克唐纳的研究“似乎是唯一一个试图量化遗言的研究，结果很有意思。”麦克唐纳主要在研究中指出，我们需要收集更多临终者的口语和非口语记录。古斯克在书中反复强调：自17世纪以来，以各种语言记录下来的遗言只是一个时代对死亡的忧虑与迷恋，而非“有记录意义的史实”，故而很难反映临终者真实的语言能力。
更现代的方法不拘泥于遗言，更侧重于情感与亲密关系。从事临终护理的护士玛姬·克拉兰（Maggie Callanan）与派翠西亚·凯莉（Patricia Kelley）于1992年出版了《最后的礼物》（Final Gifts），德克萨斯州立大学的传播学学者莫林·基利（Maureen Keeley）和洪堡州立大学（Humboldt State University）的名誉教授朱莉·英玲（Julie Yingling）于2007年出版了《最后的对话》（Final Conversations），这两本书都旨在提高垂死之人与身边的人进行重要且有意义对话的技能。
过去几个世纪的人，关注的是临终者的遗言，而现代人关注的是临终前的对话乃至非语言交流。克拉兰和凯莉写道：“当一个人愈发虚弱、困倦时，他/她与别人的交流往往会变得更加微妙。即便他/她虚弱得说不出话或失去了知觉，也能听见声音；听觉是最难丧失的感觉。”
图源：AARP
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George H. W. Bush）刚去世时，我与莫林·基利交谈了一番。据报道，老布什临终时，对儿子乔治·沃克·布什（George W. Bush）说了句“我也爱你”。莫林·基利称，我们应该在对话这一背景下研究二人（是儿子先说的“我爱你”）及老布什说出“我也爱你”前与家人的所有对话。
基利说，临终之人与他人的交流大多是非语言性的，因为他们的身体非常虚弱，且通常缺乏长时间说话的体力乃至肺活量。她说：“他们用尽全力也只能低声说出简短的词语。”药物会影响交流。口腔干燥、没戴假牙也会如此。她还指出，当昏迷的垂死之人无法插嘴或表示反对时，其家属往往会借机说个不停。
图源：Fine Art America
很多人就这样在沉默中死去，特别是那些痴呆症或因患阿兹海默症而早年丧失语言能力的人。那些还能说话的，似乎常常会讲一些俚俗的东西。有个医生告诉我，人们还经常咒骂：“我X。”他们也会常喊妻子、丈夫和孩子的名字。哈乔·舒马赫（Hajo Schumacher）在《明镜周刊》（Der Spiegel）2018年9月刊登的一篇文章中写道：“临终关怀中心的一名护士跟我说，临终者的遗言通常很相似。几乎所有人临终前都在喊‘妈咪’或‘妈妈’。”
这种临终前的互动很让我着迷，部分原因在于，当它们被记录成文字时，那种微妙的人际关系就会随之消失。我的一个语言学家朋友，曾坐在垂死的祖母旁，喊着她的名字。她睁开眼，定定地看着他，然后死去了。平淡无奇的文字描述会无法体现他讲述此事时停顿的方式和双眼微微抖颤的神态。
电影《拯救大兵瑞恩》（Saving Private Ryan，1998）中，医护兵临死前反复念及的就是“妈妈，妈妈”。图源：Fanpop
而且科学文献中并没有关于遗言或临终互动的基本描述。它们大多在关注谵妄症的表现细节，如失去意识、无法准确表达想法、坐立难安、不愿交流。所有年龄段的人手术后都可能患上谵妄症，临终者也很容易患此病，脱水与过度镇静是谵妄症的常见症状。新西兰精神病学家桑迪·麦克劳德（Sandy McLeod）写道：“谵妄症如此常见，以至于患恶性疾病的病人在临终时头脑清醒倒成了个例。”
从术后谵妄中恢复过来的人中，有半数左右记起了令人迷惑的可怕经历。瑞典某项研究显示，一名患者曾回忆道：“手术后，被几番折腾的我确实有些累了……我不知道自己在哪儿。我觉得眼前好像被蒙了一层雾……只能看见模糊的轮廓。”有多少人死前处于类似的状态？我们只能加以猜测。
（www.ncbi.nlm.nih.gov/pubmed/17462032）
图源：Stat
数十年来，人们以儿童、婴儿乃至胎儿为调查对象进行了种种科学研究，多亏这些研究，我们才得以深入了解人类是怎样开始掌握语言的。但若想知道临终者的语言有何变化，却几乎没有可参考的研究，我们只能费力去获得第一手资料。
父亲去世后，丽萨·斯玛特对他临终前说的话充满了疑问，她找了一些研究院，提议它们对这些遗言进行学术研究。在被拒绝后，她又开始自己采访起家人和医务人员。后来她又因此与弗吉尼亚出生的精神病学家雷蒙德·穆迪（Raymond Moody Jr.）展开了合作，后者因在1975年出版的畅销书《死后的世界》（Life After Life）中，描述了濒死体验而出名。他一直对“临终胡语”很感兴趣，在他的协助下，斯玛特以父亲的遗言和从“遗言项目网”（Final Words Project，www.finalwordsproject.org/）收集的资料为素材，完成了《临终之言》。
她注意到父亲常常使用“it”、“this”等并未明确指代任何东西的代词。有一次，他说：“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想把这些推到地上……我真的不知道……大地再也不会被束缚了。”这些指什么？他的空间感似乎也有所改变。他说：“我得下去。我必须得下去。” 然而他脚下什么也没有。
他还会重复说一些不合逻辑的单词和短语。“绿色次元！绿色次元！”（痴呆症患者和精神错乱的人会重复说同样的话）。斯玛特发现，父亲在表达感恩、抗拒死亡等情绪时，会重复同样的话。不过在描述圆形、数字、运动等出人意料的话题时，父亲也会如此：“我得下车，下车！走下生命之车。”
斯玛特说，她最惊讶的是临终者说的事情似乎是随时间一点点发展变化的。一开始，有个人说有列火车出现故障，停在某个车站，几天后，他说火车修好了，几周后，他又提到火车是如何向北行驶的。
斯玛特说：“若你走进房间时，听见你心爱的人说‘呃，我床边站着一位拳击冠军’，你可能会觉得那是他/她的幻觉。但若你反复听见他/她谈论拳击冠军，让拳击冠军戴那个或做这个，你就会想，哇，他/她在讲故事。” 斯玛特认为追踪故事线索有助于临床研究，当故事走向尾声时，或许能反映人们即将去世时的感受。
在《最后的礼物》中，护理临终者的克拉兰和凯莉指出：“濒死之人常会将人生比作旅程，以此提醒身边的人，他们是时候离开了。”她们举了个例子：有个因患癌症即将去世的17岁女孩，因为找不到地图而心烦意乱。“如果能找到地图，我就可以回家了！地图在哪儿？我想回家！” 斯玛特也注意到了这种隐喻，她写道：一般而言，濒死之人似乎更爱用隐喻。（然而，患有痴呆症和阿兹海默症的人很难理解比喻性的语言，研究其他文化濒死现象的人类学家跟我说，把人生比作旅程的隐喻并非随处可见。）
即便对临终之言的描述比较简单，但却可加深语言学领域的理解，此外，还有益于临终者和服务临终者的人。专家告诉我，更为详细的事态变化发展图可以帮助人们克服对死亡的恐惧，并使之获得一定的掌控感。它还可以启发人们如何与临终者更好地沟通。当护理临终者的护士与病人文化背景不同时，文化隐喻的差异可以被纳入护理培训课程中。
图源：Edvard Munch
随着人类平均寿命延长、医院内死亡病患增多，临终沟通只会更加重要。发达国家的大多数人不会像祖先那样突然且迅速地死去。多亏了医学进步和预防保健护理，大多数人可能只会死于某种癌症、某种器官疾病（以心血管疾病为主），或是寿终正寝。在这类情况下，死亡的过程通常很漫长，且人们多身处由医疗专家小组看顾的医院、收容所或养老院内。只有在能交流的情况下，临终者才能一同决定自己的护理方案。了解更多与临终之言及临终者如何交流相关的知识，将使病人在较长时间内，获得更多与外界交流的媒介。
但对临终之言和临终互动的研究仍面临着挑战，一则死亡是一种文化禁忌，二则临终者身旁坐着科学家也会牵扯到伦理问题。专家们还指出，每次死亡都独一无二，而科学难以应对这样的多样性。
在卫生保健领域，何为优先事项由医生决定。“我认为针对临终者沟通模式与行为的研究更难获得资助，因为像国家癌症研究所（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这样的机构，会优先考虑能直接减轻癌症患者痛苦的研究，如提高保守治疗沟通成效的干预研究，”周文颖（Wen-ying Sylvia Chou）说道。她是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国家癌症研究所行为研究项目的主任，负责监管医患临终阶段沟通方面的资金投入。
尽管斯玛特的书有不足之处（一则没能考虑到药物等因素的影响，二则受与来世相关话题的干扰），但它在构建资料库和探索语言模式方面迈出了一大步，就像当初，人们在儿童语言研究方面迈出了第一步一样。直到19世纪，自然历史学家——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最为出名——开始记录自家孩子的所言所行时，儿童语言研究领域才开始腾飞【1877年，达尔文给儿子威廉姆（William）写了篇小传，其中提到了儿子喊出的第一个词：妈妈】。这种“日记型的研究”，最终引出了更系统的研究方法，早期的儿童语言研究已不单单只关注孩子喊出的第一个单词。
“著名的遗言”是浪漫死亡观的基石，致使我们误以为，一个人在去世前，会清醒地呼喊出有意义的话语。家庭健康机构“无畏美国”（Intrepid USA）的首席合规官鲍勃·帕克（Bob Parker）说：“死亡的过程虽非常深刻，但这种深刻却非常不同。遗言可不像电影里演的那样。病人也不是那样离世的。”我们开始尝试理解临终者的互动，如果真有这种互动，它们会非常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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