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泪的特权
图源：Steve McCurry
利维坦按：变得越来越爱哭，似乎是我这几年一个不可逆的趋势——如果说这里面有什么刻奇（kitsch）的成分在，那就在吧。有一种情感体验，如纳博科夫所言“不带入个人情感般地去深刻体会小说中的人物情感”的那种“客观”，势必是困难的吧，因为那往往意味着一个决然的、超脱的自我来“为了活在故事之外”地审视那些哭泣的动机和理由。
针对文中作者之于达尔文故居的泪水体验，让我想起在大同华严寺和京都东本愿寺产生的极为相似的情感反应，事后想来，那应该是一种“文化震撼”中的盈眶之泪吧。
文/Matthew Sweet
译/天野雪辉
校对/何里活
原文/medium.com/abovethefold/the-luxury-of-tears-4e11a61c821e
本文基于创作共同协议（BY-NC），由天野雪辉在利维坦发布
文章仅为作者观点，未必代表利维坦立场
当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当上爸爸以后，他开始记录孩子们成长过程中情绪的发展。把这种点滴小事都记录在案，这在达尔文一家就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达尔文曾经记录过天气，也记录过他放屁与打喷嚏的情况，还记录过自家钢琴上那一罐蚯蚓表现出的活动特征。当然，达尔文的儿女也被当成了不可忽视的资料来源。
电影《造物弄人》（Creation，2009）剧照。图源：豆瓣电影
他的第一个孩子名叫威利（Willie），达尔文曾经一边用小纸条在儿子的脚上挠痒痒，一边观察他是如何发笑的。14个月之后，女儿安妮（Annie）降生了。达尔文用自己的怀表上抛光的表壳当镜子，观察女儿第一次看到自己倒影时的反应，也观察过女儿的手上黏住一块饼干时，她惊愕的反应。然而最让达尔文好奇的，是儿女们哭泣的样子。
达尔文用专门的笔记小心地记录下这些爆发的过程，细致到什么时候眼睛里没有眼泪，什么时候又有了眼泪——达尔文还得出一个结论，尽管人们生下来就会嚎哭，但是真正能流泪的哭泣，是需要经历一段时间才能发展出来的行为。他记录道，“我第一次注意到这一事实的时候，我不小心用袖口蹭到了孩子睁着的眼睛，当时这个婴儿出生已经77天，被蹭到的这一只眼睛立刻流出泪水，虽然这孩子大声哭叫，但另一只眼仍然是干燥无泪水的，或者说，只是轻微有一些湿润。”于是达尔文认定，哭泣是“需要练习的”。
达尔文主要在19世纪40年代搜集这类资料，当时他的孩子们还很小，这也是达尔文人生中最平静的10年光景。而后，他将与小猎犬号（Beagle）远航，并和妻子艾玛（Emma）定居在肯特郡乡下的居所里，就在一个名叫唐恩豪斯（Down House）的舒适小村中。不久后，读者们会津津有味地阅读他游历南美洲后出版的报告，那些报告详细描写了他在加拉帕戈斯群岛上用乌龟的肉烤“牛排”，还写了他是如何挖掘出巨大树懒状生物的化石，以及他在沿途遇到不同种族人类后产生的思考。
而此时，《物种起源》（The Origin of Species）的草稿，《论物种的起源》（On the Origin of Species）就躺在达尔文的书桌上。到了1859年，这本书的问世就如同人类文化中的喀拉喀托火山大爆发。尽管150年过去了，我们还处在这一著作的余波中。而达尔文的其他著作，往往都被这一本书的阴影遮蔽，被世人忘记——其中最重要的一本书，也许就是达尔文在肯特郡家中探索孕育出的这本书，经由一些微妙的联系，此书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1872年出版的《人类与动物的情感表达》（The Expression of the Emotions in Man and Animals）这本书中达尔文对比了很多人的情绪，有他在家中观察到的，也有他在旅行中遇到的——还有成百上千个他未曾谋面的研究对象。当年他向全世界范围内成百上千位参与者寄去了含有调查问卷的信件，这也是维多利亚时代的一次规模壮观的众包（Crowd Sourcing）调研案例。
达尔文曾恳求一位巴西生物学家告诉自己南美洲猴子“在因为悲伤和痛苦哭泣时”是否会眨眼。通过与大量传教士和医生交流，他起草了澳大利亚土著人哭泣习惯的报告书。当时马来西亚砂拉越州的王侯詹姆士·布鲁克（James Brooke），还为达尔文提供了加里曼丹岛（别称“婆罗洲”）土著达雅克人情商的报告。阿比西尼亚（埃塞俄比亚旧称）王子阿拉马耶·西蒙（Alamayu Simeon）的护卫，英国冒险家崔斯特瑞姆·斯皮迪（Tristram Speedy）也不惜远程给达尔文上了一课，详细讲解了东非的情绪与风俗。
图源：Pinterest
“在一项2007年的日本研究中，
实验者给参与者淋上了人工眼泪，
就像达尔文预判的那样，
很多参与者都因此感到了悲伤的情绪。”
在所有的资料中，达尔文发掘了一系列影响后世的结论。他断言，借由表达情绪的行为，情绪本身将得到增强。我们并不是因为心烦意乱而哭泣，正相反，是哭泣的行为让我们感受到自己正处在糟糕的心情中。在如今的神经科学时代，科学家有一个看似天方夜谭但又并非无稽之谈的观点，大脑在思考或进行任何活动时放出的微弱生物电，只能算是人性的最初级状态——在一项2007年的日本研究中，实验者给参与者淋上了人工眼泪，就像达尔文预判的那样，很多参与者都因此感到了悲伤的情绪。
（www.ncbi.nlm.nih.gov/pubmed/17533107）
而达尔文最固执的一个结论与不同民族的文化有关。在这次调查中，一位来自新西兰的调查参与者在信中给达尔文讲了一个故事，主人公是当地的一位毛利族长，他“哭得像个孩子，只因几个水手在族长最喜爱的斗篷上撒了面粉，而族长认为这样做就是毁掉了斗篷”。类似的表达情感的夸张行为，达尔文随小猎犬号探险时也在船上遇见过几次，其中最特别的一案例，是一位刚刚失去了亲人的火地岛土著人，此人“时而歇斯底里地痛哭，时而又会被任何能逗乐自己的事物逗得发自心底地大笑”。达尔文就此提出，人类文明将衍生对于情感的节制，而那些生活在文明边界之外的人们将被狂躁支配。“野蛮人因为微小的诱因就能泪如泉涌，”他总结说，“而英国人就很少哭，除非是处在极端悲痛的压力之下。”
对英国人的这一评价今天看起来也许很荒唐，然而达尔文对于“极端悲痛的压力”并非毫无概念，相反，他很清楚那意味着什么。在1851年，达尔文的爱女安妮因为肺结核撒手人寰，她当时10岁。（作为一名父亲达尔文写道：“我们失去了日常的乐趣，也失去了年老时的慰藉。”）虽然这一观点的表达会引起不适，长久以来人们都坚信——比起那些发展中国家民众，来自富裕西方国家的民众更难流眼泪——这个固有的印象，直到近10年才慢慢有所改变。
电影《造物弄人》剧照。图源：豆瓣电影
20年前，我第一次造访达尔文故居，当时我满心期待。达尔文是我童年时代的偶像，而小时候的我会在牧师祈祷的时候手指交叉，默默祈求好运，希望自己能在路边水沟里钓到远古的棘鱼……当我到了达尔文故居，站在他曾经进行研究的那个小空间里，我很容易想象出这个伟人是怎样把玻璃片夹在显微镜里面的，或者又是怎样眯着眼，翻开浸了水的笔记本上，皱起他那像极了猿猴的眉骨。在这样的气氛中，我自然也很容易受到感动，正如伊斯兰教徒看到宗教宫殿克尔白会流泪，或者犹太教徒在哭墙前流泪。在达尔文的书房里，想到这位维多利亚时代的自然学家曾经就坐在这里，带着怀疑探索人类和宇宙之间的关系，任何理智的无神论者也可以热泪盈眶。
激发我流泪的那个事物其实比较平凡。那是一个三条腿的凳子，底部装着黄铜滚轮，这个凳子低矮、普通、毫不起眼，坐在上面可以在写字台与工作台之间滑动，不会被打断思路。这个木凳的侧面有一些磨损的痕迹，好像有谁曾经用力把它抵在墙上拖拽。导游解释说，划痕确实就是这么来的。达尔文很少工作到午饭以后，他把一天剩余的时光都用来陪伴家人。每当早晨的研究结束，达尔文就把自己的滑轮凳子拱手交给孩子们，于是凳子就被当作一条小船，被孩子们在走廊里推来推去，也许是扮作他们父亲乘坐过的小猎犬号吧。就是这个画面引爆了我的情绪——查尔斯·达尔文，不仅是个天才，还是个好父亲。
我在《人类与动物的情感表达》一书诞生的地方，表达了相当剧烈的感情，然而我的这一次情感流露却与书中的论述大相径庭。我并没有因为悲痛或者其他急性的负面情绪而哭，我之所以流泪，是因为我感觉到和自己仰慕的伟大思想家产生了某种情感的联系。然而在达尔文的著作中，似乎并没有包含这种情绪，好像这种情绪是不可能发生的。也许，在1872年，人们对事物的感情与我们有一些差异。
图源：PicsArt
我们说话的发音与古人不同，穿着与古人不同，倾听不同的哲学，也接纳不同的观点。那个年代畅销的商品也与现在完全不同——贝莉妈妈安定糖浆（Mother Bailey’s Quieting Syrup）、绞盘牌过滤嘴香烟（Capstan Filters）——伴随着这些商品逐渐消失被代替，我们是否有可能也丧失掉了某些情绪的感知能力呢，甚至被新的情绪和感觉替代？一批研究情绪历史的新生代学者非常热衷这一论调，他们希望人们能意识到，产生感情并不是大脑中的神经网路发出一个电信号那么简单，其背后还有更复杂的历史与文化历程。而这些学者挑起的第一个争论就相当颠覆：情感这一概念是不久前才出现的。
“这一论调最初于19世纪早期出现于法国，与传统神学上对于人类情感的思考不同，这种观点认为，人类的躯体是由条件反射、抽搐、眼泪、发抖、颤抖、战栗组合而成的某种东西。”伦敦大学玛丽皇后学院历史研究中心的学者蒂芙尼·瓦特·史密斯（Tiffany Watt Smith）如是说，她曾经还是英国皇家宫廷剧院的一名导演。蒂芙尼说在这一论调出现之前，人们描述会把情感描述为另外一类现象——“热情”、“道德情操”、“灵魂的意外”——然而这些并不是必然存在于每一个人类身体中的东西。
在古希腊，人们认为一种恶风会把慌乱与不愉快吹到大气中。在4世纪，基督教的修道士认为魔鬼会在上午11点到下午4点之间将一种宗教怠惰病毒散播于沙漠中，而这种被称为懒惰（Acedia）的病毒正在毒害他们。到了文艺复兴时期，即使是非人类的生命体也被认为有着情感方面的苦恼：当时的园丁们认为棕榈树有某种恋爱恐惧症，于是他们把相邻棕榈树的叶子都绑在各自的树干上，避免树冠处的树叶相互接触。
图源：Times Higher Education
在瓦特·史密斯编辑的《心情词典》（The Book of Human Emotions）中，她追溯了156种人类情感的历史。其中有很多是你我都曾经体验过的情感——比较常见的有罪恶、愤怒或冷漠。也有一些情感我们也很熟悉，但名字相当奇怪——比如亲吻渴望（Basorexia），意为突然间想亲吻某人的冲动；还有起床气（Matutolypea），被闹铃吵醒之后，直到喝上一口咖啡之前，这期间的暴躁情绪。对于那些以英语为母语的读者来说，这本书中提到的另外一些情绪因为存在文化隔阂所以相当难理解。在日本，“盲目依赖（甘え）”一词通常用于描述一种特定舒适感，当某人投降于长辈亲属的权威，就会产生这种感觉。在菲律宾少数民族伊隆戈人的部落中，“里戈特（Liget）”一词代表着一种对愤怒的狂热，这种情感可以促使族人做出伟大的壮举——有时是在农耕活动中立功，但有时可能导致杀害他人。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原始居民拜宁人（Baining People）用“阿乌姆布克（Awumbuk）”一词表达访客好友离开后内心的空虚，他们认为当好友分别后，会留下一种沉重的心情。（他们还相信，只要在屋外留下一碗水，一夜之后就可以吸收这种心情。）
“在19世纪初，
怀旧被认为是一种晚期症状。
美国独立战争期间，
医生们在大量死亡证明书上用这一词充当死因。”
在这本《心情词典》中，也许最引人深思的词条，是那些我们仍然能感同身受的，但是其含义已经与过去大不相同的一些情感。在19世纪初，怀旧（Nostalgia）被认为是一种晚期症状，当时人们还认为20~30岁的男性是易感人群。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医生们曾经在大量死亡证明书上用这一词充当死因。在19世纪30年代，法国医疗权威曾经发出警告，过度感伤那些逝去的人或者离开的地方，会大幅削弱患者，使其处于某种快速衰老的状态。“他的特征将慢慢显现，他的脸上将布满皱纹，他的头发会掉光，他的身体将瘦弱不堪，两条腿将不停地颤抖，一种慢性发热将耗尽他的力气……他的语言表达将变得支离破碎，当他的发热变得更严重时，不久后他将被疾病压垮。”
图源：The New Yorker
然而，到了19世纪中期，这种病症已经从医学诊断书中消失了。当时的医生们断定，技术的进步已经彻底根治了这种疾病，如果有人因为这种感情而心力交瘁，可以坐上一辆火车，花上一下午时间乘车兜风。或者，如果有人回忆起儿时的保姆而感到忧伤，可以直接给她发个电报嘘寒问暖。当时一位专家表示，“令人愉快的是，怀旧这种病正在一天天消失，在民众之中，这种病在一点一点消亡，科教将不断提高人们的之上，让人们对这种疾病的抵抗力越来越强。”
对于今天的我们而言，没有人还会抵抗怀旧，我们甚至认为怀旧是一种愉悦，放纵怀旧任由其发展，最大的害处不过就是让你在买旧货的时候破费一大笔钱罢了。而现代科学也在改变这种心情的意义。2012年，一项美国研究找到了这种情绪有益健康的价值：“怀旧可以让人感到自己是被关爱的且有价值的，并且提高社会支持（Social Support）对于他人孤独感的觉察能力。”第二年，来自英国的研究者还得出了更具体的结论：“怀旧甚至让我们感觉到全身变得更温暖了。”
（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315785539_The_psychological_functions_of_nostalgia）
人类情感历史的研究中心位于伦敦东区的中心地带，就在一个校区内，那里是英国最古老的犹太墓地之一，学者们在内部博客上不断共享他们的发现。比如，有些研究的主题是绝望，也有一些研究的是厌恶。有一项研究思考近代西班牙社会中的愤怒与羞耻。还有一项研究是旧案重提：在20世纪30年代，伦敦公交司机曾经出现过一种被称为“公交胃病”的症状，当时被归咎为一氧化碳污染，但也有可能是出于心理原因。【当时英国一位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生物学家约翰·伯顿·桑德森·霍尔丹（J. B. S. Haldane）提出阅读列宁著作可以治疗这一症状。】
研究中心的创始人之一，朱勒·伊万斯（Jules Evans）意外地在朝鲜发现一种与古希腊斯多葛学派很相似的热潮，这一学派认为情绪与观点或信仰相似，是可以被改变的。而伊万斯目前正投身于一项关于宗教狂喜情绪的全球范围内的研究中，其研究内容包括恐怖组织与基地组织所具备的共同特点：可以被传染的激情。除了伦敦大学玛丽皇后学院的研究小组以外，另外几个国家还有一些类似的机构——柏林的马克斯·普朗克学会、北欧亲密关系研究网、澳大利亚研究理事会卓越中心——研究者们彼此组成了一个相当兴旺的小联盟，共同研究人类情绪历史，这个联盟最大的资金支持来自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布里斯班、墨尔本、珀斯和悉尼。
图源：Tweedland
伦敦研究中心的主任名叫托马斯·迪克森（Thomas Dixon），他的情绪看上去非常健康——友善，对工作充满热情，而且这种热情还能感染周围的人。当我造访那里的时候，他就端着奶茶和两种蛋糕在大门外等我。他的确应该满足，迪克森最近的一本著作是2015年出版的《哭泣的不列颠》（Weeping Britannia），书中追溯了英国人克制情感的历史，这本书也是当年最受褒奖的历史类书籍。这本书的一些观点相当颠覆，比如，它重新解释了英国人最著名的情绪——英国式紧绷又僵硬的上唇（the British stiff upper lip）——并指出这其实代表着一个历史转折点。
首先，这一说法最早出现在美国，直到20世纪上半叶才和英国扯上关系。当时的英国正在变成一个军事化国家，帝国主义文化日益增长，这些都是在全球化冲击之下产生的影响。迪克森认为，在这一时期之前，英国的特点反而是满面热泪的，充满激情的国家，在当时的英国，眼泪有着更高的文化、社会地位。政客们在国会中一边挥泪一边进一步激烈地辩论，君主也用泪水证明自己的诚意。
1771年，亨利·麦肯齐（Henry Mackenzie）出版了一本颇具影响力的小说，《一个有感情的人》（The Man of Feeling），当这本书的读者看到书中即是绅士又是英雄的主人公向乞丐、孤儿、妓女挥泪致意，曾经纷纷模仿这一份多愁善感。迪克森也在自己的书中写道：“流泪是一种在精神上充满虔诚的行为，是一种需要在培养、教导、练习、学习之后才可以践行的行为。”然而这样的一段情绪历史，对于查尔斯·达尔文来说似乎相当陌生。
英国诗人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曾写过一首诗反思法国大革命留下的创伤，在诗中他断言：“眼泪是一种充满智慧的东西。”对于迪克森和他的同事们来说，布莱克的这句诗意味着流泪并不是停止思考——一种自身被虚弱化、更多复杂的进程已然崩溃的境地——反而说明我们已经在脑海中认识并思考了来自周遭世界的大量信息，并且经过考虑得出了结论。
当我们讨论情绪，谈到人类到底在禁锢情绪，还是对情绪放开禁锢，我们都是在挑战语言的准确性——因为此处英语的禁锢与非禁锢（continence and incontinence），同样也在表达节欲和大小便失禁。迪克森说：“当我们的身体在冲动的情绪中做出反应，我们实际上是在用身体思考。”因此，情绪的历史，就像是闪念的历史。
当迪克森开始研究哭泣时，参考书目中的第一个，就是查尔斯·达尔文对威利、安妮和其他孩子的研究报告书。他甚至尝试根据达尔文的案例对自己的儿子也展开实验——不过作为年轻的父母，抚养孩子的艰辛很快就让他放弃了复杂实验。不过这也许并非一件坏事。在2011年，一些实验证据打破了达尔文在《人类与动物的情感表达》论述的学说，反而支持了迪克森的研究，并提供了他多年以来一直在寻找积累的，具有深层历史意义的证据。
在20世纪，大多数研究的方向都沿着达尔文走过的道路进行。在1906年，美国心理学家阿尔文·博格奎斯特（Alvin Borgquist）经过对全球的探险家和传教士进行调查，在分析调查结果后断定“比起文明程度较高的种族，文明程度较低种族中的人更容易流泪”。虽然博格奎斯特的这一论调没能跨国整个20世纪流传至今，但这种对于西方世界感情淡漠的假定却有着相当顽强的耐久力，相似的论调开始在其他学科出现。
1919年，荷兰历史学家约翰·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出版了其著作《中世纪的衰落》（The Waning of the Middle Ages），书中描述了中世纪人们生活也有狂野、狂欢的一面，然而却并没有流传到近代。那样的生活景象，就在16世纪尼德兰地区画家彼得·勃鲁盖尔（Pieter Bruegel）的油画中，戴着面具或者奇装异服的人围着北欧弗拉芒地区的广场又跑又跳。1939年，德国社会学家诺贝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出版了《文明的进程》（The Civilising Process），书中描绘了关于礼仪的文化是如何发展的——其过程打个比方，情感就像是新出现的帝国，开始殖民、平定古老的混乱的生活方式。（比如16世纪餐叉的首次使用，在埃利亚斯的书中，这就是礼仪文化时间线上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彼得·勃鲁盖尔1560年油画，《孩子们的游戏》（Children's Games）。图源：Wikipedia
到了现代，学者们似乎一直都对这样的时间线叙述很满意，直到2011年，一个荷兰临床心理学团队发表了一项研究成果，将埃里亚斯的观点尘封在历史之中。阿德·薇格卢茨（Ad Vingerhoets）和他的团队研究了来自37个不同国家的案例，采访中那些受访者纷纷讲述了自己引人落泪的生活，而他们得出的结论能让达尔文哭出来。“越是生活在富足的、民主的、社交丰富的、推崇个人主义的国家的人，在报告中表现得越容易哭泣。”也许那些忍受糟糕经济状况的人往往遭受萧条的折磨，但那些更富于的人反而留下更多的眼泪。澳大利亚和美国的男人是全世界最频繁流泪的，而尼日利亚、保加利亚和马来西亚的男性最不常哭泣。来自瑞典的女性也比加纳、尼泊尔的女性更容易哭泣。比起性别平等程度更低的国家，那些性别平等程度更高国家的女性哭得更频繁。
图源：DREAM GIFS
研究还表明，寒冷气候中生活的人比温暖气候中的人更容易哭泣，这也与几个世纪以来的刻板印象恰好相反。这项研究推翻了达尔文的论调，容易流泪并不是原始文明的特征，流泪甚至都不能被当作内心痛苦的表象。哭泣并非世界上穷苦人的习惯，反而是一种特权的象征——在世界上最舒适宜居的社会中，哭泣就像一种富裕成员的特殊待遇。迪克森说：“如果你生活在非常痛苦坚信的环境中，哭是一件奢侈的事情。就像我们常听说的那样，当人们突然失去亲人时，在这种巨大的精神冲击和创伤之中，眼泪很可能根本流不出来。也许我们应该把眼泪看作一种适度悲伤的标志，或者说是一种可以容忍的悲伤情绪。如果你正承受着巨大的悲痛或者极大的艰辛，眼下并不是该掉眼泪的时候。”
（www.advingerhoets.com/journal-articles/2016/2/11/the-social-impact-of-emotional-tears）
在那些被战争和饥荒摧残的国家中，一些能观察到的现象就不那么违反直觉了。多尔特·耶森（Dorte Jessen）是世界粮食计划署（World Food Programme）约旦分部的负责人，她的职责是应对叙利亚难民危机，他在过去的十几年中一直在面对那些急需救助的人，看着他们一双双没有眼泪的眼睛。2011年索马里半岛爆发饥荒，她就驻扎在肯尼亚距离索马里边境60英里（约96.6公里）的达达阿布 (Dadaab) 漫无边际的难民营中。她记得在任务的初期，她曾经看到一位母亲带着两个孩子领取紧急口粮——那只是一袋袋包含花生酱、植物油和可可的甜食。从分发点走出几步，这位母亲撕开一袋，递给她最年长的孩子。“他们并没有说话，也没有表达任何情感，他们只是继续走着，”耶森说，“当你一旦超越了某个疲劳极限，你就没有任何能量来产生什么情感了。”
图源：UN News
1890年，哲学家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区分了两个概念，“痛哭的舒适”和“干瘪的悲伤”，前者是伴随着某种特定刺激快感的心理学事件，而后者是一种更难忍受的痛苦。还有一些过于暗无希望的经历，让人似乎根本流不出眼泪。一些曾经被关在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有时会表达自己有一种负罪感，原因是他们在受难过程中没有流泪。2015年5月，在一次战争罪的审判中，匈牙利大屠杀（Hungarian Holocaust）的幸存者苏珊·波洛克（Susan Pollock）回忆起当她的母亲被送进毒气室的时候，自己并没有哭。她说：“当时我没有哭，我只是想蜷缩起来，永远不要被任何人发现。”
摄于德国控制下的波兰的奥斯维辛集中营。一些匈牙利犹太人经火车到达的场景，绝大部分被直接送往毒气室。图源：维基
我们可以想象一幅泪水地图，通常来说，我们会认为在东欧一些臭名昭著的集中营所在地会被泪水淹没形成咸水湖。但是我猜这些泪水中大部分并非来自受害者，而是由回忆这些事件的人流下的，真正流泪的时刻那些焚尸炉早已冰冷。波洛克就认为，自己在集中营的日子里是暂时没有人性可言的。但是如果身处奥斯维辛集中营（Auschwitz）或者特雷布林卡灭绝营（Treblinka），眼泪能有什么用呢？在那里，眼泪就如同一对钻石耳环一样多余。
其实你并不需要借用屠杀惨案、饥荒灾难分辨出眼泪奢侈的本质，你也不需要了解情感背后还存在一个经济现象，具有特权者可以展现其情绪，而没有特权的人就不行。道理就在文学著作和历史记录中，奥德修斯（Odysseus）原本对儿子忒勒马科斯（Telemachus）充满轻视，随着儿子给了他一个希腊式的拥抱，并流下了一个王子的眼泪，那份轻蔑也就烟消云散了。在19世纪，法国医生们在救助一批肌肉强健的铁路工人时，发现这些在铁路上受伤的壮汉表现出了紧张、哭泣的症状——这正是歇斯底里症（Hysteria）患者的症状，但歇斯底里被认为是优雅女性的一种病症——而这些法国医生愣在当场，无计可施。
图源：NICHOLAS KAMM / AFP / GETTY IMAGES
在当代的文化中，也有类似的事情，如果政客在哭，他们眼泪中的价值就会被评论家们估量，就像珠宝商眯起眼睛仔细寻找伪造和粘贴的标记。当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敦促国会支持更严格的枪支管理法规时，照相机抓拍到了他表情的每一个细微变化，快门的咔哒声如同雨点一般倾泻在白宫的房顶上。富有同情心的观察者们相信这些眼泪是真的，似乎眼泪可以论证他演讲论点的正确性。而他的政敌则在推特与福克斯新闻平台上指控他在手指上预先涂抹洋葱汁。
毋庸置疑，政客们可以再情绪表达的领域占有一个专业人士的位置。但对于一些人来说，眼泪是担负不起的。那些紧急医疗求救电话的接线员们，他们必须接受特殊训练以确保抑制自己的情绪，这样才能在得知对方已经吞服大量安眠药，或者对方的婴儿刚刚停止呼吸时，还能给出正确的指导。如果那些外科医生、护士、警察或士兵在工作中哭泣，我们会认为那就是玩忽职守。这些人自愿交出了自己哭的权利，就好像有些员工会自愿同意放弃固定工时，或者放弃病假工资。而公职人员们给了我们表达痛苦与感激的空间，这些权利正是我们通过交税购买的。
随着世界在发展，热情与激情也在发展——而且往往无法马上就能被世界上的人所理解。社交媒体正在生产新型的愤怒，以及表达这种愤怒的仪式。在乌克兰与俄罗斯之间的宣传战中，报导偶像哭泣的新闻，已经成了一种作战的必备弹药。在日本，一种名为“寻泪”的活动正在走红，顾客可以聚在一起观看催泪的DVD，或者请一位专门来哭的服务人员，登门抱着自己一起哭。在中国，老年人感到一些情感文化从西方逐渐流入，对此自然并不买账——2010年，曾经有一位参与者在一档名为“非诚勿扰”的真人秀节目中询问一位相亲对象，她是否愿意坐自行车和自己去约会，回答则是：“我宁愿坐在宝马里哭。”这句出人意料的话似乎描述了未来中国，以及未来世界的某个方面。
人类情感历史是一门年轻的学科，它还处于起步阶段，我们距离调查自己感受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对此，托马斯·迪克森却问道：“当我们溯源某事物的历史，不就是只在表面上更换表达和解释，却依旧是在尝试说明同一个深藏脑海中的概念吗？或者，当我们探索情感的历史时，难道不是在探索人类的思维吗？到头来，也许你会发现自己并不能按照祖先的方式去感受任何事物，你对任何事物的感受，都要受限于自己的语言、经验、家庭、教养、社会制度、政治制度。”
如果我们真的能通过自己的力量找到答案，又能获得什么改变呢？假如我们能把人类流过的眼泪的汪洋大海加以分析绘制图表，假设我们能丈量那些饥荒之地值得流出多少眼泪，假设我们能像体验自己身体那样真实地体验历史，即使做到这些，我们会成为谁呢？到那个时候，希望我们能成为这样的人，即使回首如今的这个时代，回看如今这些笨重又被磨损的人工制品，回看如今这些古旧的思想，仍然能慷慨地留下感伤的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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