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维坦按：人，无论是人类或个人，一旦降临斯世，便被“抛入动荡不定、开放无拘的境遇”之中。其间仅有一点是确定的：过去以至未来的尽头——死亡（美国精神分析学家弗洛姆语）。但在相信有死后世界的人眼中，死亡并非尽头，而只是每个人都必须经历的一个过程。
有意思的是，转世的说法在东方宗教中非常常见，而西方宗教中往往看不到“转世”，只有“审判”（犹太教除外）。其实较早版本的《新约圣经》也有过记载轮回转世的文字，但是在公元四世纪，基督教成为罗马的法定宗教时，这些文字被君士坦丁大帝删掉了。原因是统治者认为相比于信奉“审判”的民众而言，信奉“转世”的民众会更加难以管理。
原文/www.historyextra.com/period/ancient-history/history-afterlife-meaning-what-happens-when-we-die/本文基于创作共同协议（BY-NC），由Odradek在利维坦发布
我们死的时候发生了什么？我们会发现自我吗？我们会和那些已逝的人团聚吗？自古希腊和希伯来时期起，人们就不停找寻着这些（以及别的一些）关于来世的问题的答案。在这篇文章中，历史学家菲利普·阿尔蒙德（Philip Almond）将探讨来世的意涵，以及处于不断演变中的关于“死后的生命”的理论。
图自但丁的《地狱》，但丁于14世纪创作的史诗《神曲》（Divine Comedy）中的第一部分，描绘了在地狱里被毒蛇折磨的窃贼。1885年，古斯塔夫·多雷（Gustave Dore）。图源：Getty
在他的著作《英国人的教会史》（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the English People）中，可敬的圣彼德（Bede）给我们讲述了在公元627年，诺森布里亚（Northumbria）的国王埃德温（Edwin）就基督教信仰的接纳问题进行冥想，并同他的朋友和顾问们讨论的故事。他的一个大臣痛陈了我们对于自身终极命运的无知之苦：他将命运比作一只麻雀，从一端飞进一个明亮的厅堂，后又从另一端飞出。在堂内，这只麻雀处于庇护之下，远离堂外冰冷的暴风雨，但很快它就会消失不见，“再一次进入周而复始的寒冬。所以人类的此生仅仅存在一小会儿，”他宣称，“然而我们对于接下来或在此之前发生的是什么却一无所知。”
我们都会死，这谁都知道。但对于等在我们死亡之后的事情，我们就和埃德温的大臣一样全然无知。即便如此，从古希腊和希伯来时期起，就存在着一段人们关于来世的想象史，漫长而丰富，既有关于我们个人死后的，也有关于历史终结之后的。这也是一段试图回答我们反复纠结的一连串问题的历史：我们能“幸免一死”吗？我们终会发现自我吗？我们会和已逝者团聚吗？我们此生的行为会得到惩罚或奖赏吗？死后我们会有机会赎罪或改变人生路吗？我们的生活会立刻从死亡后继续，还是我们必须等待一个历史的终结？我们会有什么样的身体？我们会在哪儿？
《死亡之书》（Book of the Dead）里的莎草纸画，描绘着灵魂秤重的场景。图源：DEA/G. DAGLI ORTI/De Agostini/getty
正如我们所了解到的，这些想象当中的某个、某些可能是真相，也可能都不是。但不管怎么说，关于来世的历史，是一段我们希望死后会有些什么的历史，也是一段我们害怕死后什么都没有的历史。而且，既然我们想当然地认为死后会有些什么，而非空无一物，那么来世的历史反映的是我们关于不朽幸福的梦想，关于永刑的噩梦，以及数个世纪以来这些念头得以成形的千万种方式。
无论是在公元前7世纪的希腊，还是在同时期的古以色列，无论好人还是坏人，死者的命运都是一样的——都会变成一个阴森森的半生命体，住在地底的阴间（Hades），或者希伯来版的地狱（Sheol）。但是到了基督教时代，西方思想中出现了两种关于来世的基本描述，相互交织融合。在这两种叙事中，死者的美德或恶行都决定着他们的命运。其中一种描述认为生命会在死后延续。我们一死，灵魂就会被放进天平秤量，根据美德或恶行得到宣判，然后被送到亚伯拉罕的怀里（也就是天堂）享受极乐，或者被打入地狱的洞底。
另一种说法认为：我们的终极命运并非在死亡的时刻就被决定，而是在历史终结时——当这个世界不再存在，基督会在审判日（Day of Judgment）回归，审判活人和死者的命运。早期基督徒对于死后即生不太感兴趣，他们更热衷于会有一个带着审判归来的基督。于是，我们的归处仅有两种可能，要么，基督邀请我们中的有福者进入极乐天堂，要么，把我们中该死的扔进永恒的地狱之火。后者会比前者多很多。
在这两种说法下，西方的来世历史就成为了这两个版本的死后未来之间一系列持续流动的磋商、争论和妥协。绝大多数人认为两者都是必要的。而随着基督教传统逐渐获取社会声望和政治权力，人们对基督迫近回返的期待退居幕后，死后即生则成为主导。但对于那些在社会、政治和经济上被剥夺权利的人来说，对基督迫近回返的期待会更加明确。等到基督归来，受压迫的人们会获得他们的奖赏，而邪恶之人终将得到他们永久的报应。
可是复活的身体怎么办呢？对于1-4世纪的非基督教希腊知识分子精英们来说，“于审判日复活的身体”这个概念是荒谬的。由此，圣奥古斯丁（St Augustine Hippo）不得不开始严肃对待一系列他忠诚相信着、却被那些轻视基督教的人用来嘲讽他的信仰。流产的胎儿会死而复生吗？复活的胎儿和孩子们会有多大？畸形、长相丑陋或残废的身体会变得完美吗？那些被野兽吃掉、被火烧死、被淹死，或者被食人族吃掉的人命运如何？复活的人会是什么性别？
希波的圣奥古斯丁（St Augustine of Hippo）。图源：Hulton Archive / Getty Images
需要多少个体成分，才能在审判日重建一个“他”，这是一个让13世纪的托马斯·阿奎纳（Thomas Aquinas，编者注：欧洲中世纪经院派哲学家和神学家。他是自然神学最早的提倡者之一，也是托马斯主义的创立者，成为天主教长期以来研究哲学的重要根据）困扰不休的问题，还有罗伯特·波义耳（Robert Boyle，编者注：爱尔兰自然哲学家，炼金术师，在化学和物理学研究上都有杰出贡献），现代化学之父，直到17世纪都还在苦苦纠缠。鉴于圣经里关于骨骼的复活（《以西结书》 37.1-14）的说法，以及他个人对稳定且持久的骨头质地的化学实验，波义耳推测，骨架就足以用于识别复活前后的身体了，其余部位则由上帝随他看起来合眼的方式添上，完成身体的还原。
从公元3世纪开始，基督教开始采纳一种希腊传统，即个体是由一具凡胎肉身和一个不朽的灵魂构成的。这就让死后的和审判日之后的个人命运之间的张力有了意义。人们说，是灵魂存活于死后和终结日之间，而身体将会在终结日那天被复活，然后与灵魂重聚。因此，来世的历史，实际上也是身体和灵魂之间冲突的历史，这是人类的本质；有时，两个都非常必要，偶尔，对其中一个的关注则会导向对另一个的驱逐。
《最后的审判》(The Last Judgment，1600-1625），科尼利厄斯·德沃斯（Cornelis de Vos）。丹麦国家博物馆，哥本哈根。图源：PHAS/UIG，Getty
肉体和灵魂的对立在智识上很难维持。考虑到一个总有坍缩向另一个的倾向，两者之间的区分可说是脆弱的。灵魂被赋予一个“肉身的”状态，而肉身又是一具“精神性”的肉身。一方面来说，这种“身体性”必须要依赖灵魂，才能够得到一个死后的地理坐标。作为结果，必须靠物理性的方面，灵魂才会有性别，有等级和状态。
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将身体“精神化”是极关键的——毕竟复活不是指在它死的时刻就那样将其救过来，而是要等到一个“理想的”形式，最适恰地迎来它天堂的美好享受，或是苦难地狱的折磨才行。“精神性”的身体起码在概念上有优势，能够避开内在于“被复活的身体”的疑难。从19世纪中叶起，“精神性”的身体赶超了物理性的身体，成为更受偏爱的来世载体。图源：Father Samuel's Pod/Podbean再者，神圣需求，和神圣身体，也在随着时间的迁移而改变。从早期现代开始，在永生到底是以对上帝的爱和崇拜为中心，从而排除人类关系；还是关注于人类关系，因而实际上排除了上帝，两者之间产生了拉锯。所以，从17世纪中叶起，天堂的图景发生了逐渐的过渡性转变，从一个有上帝、没完没了的竖琴弹奏、在亮晶晶的海面上铸造皇冠的天堂，变成了有许多活动进行的地方，那儿有道德的提升、旅行、与家人重聚、朋友以及宠物——一个天上版本的地中海俱乐部（Club Med，译注：全称Club Mediterranean，世界上最著名的旅游度假机构之一）。与此同时，到了19世纪中叶，地狱，包括它的那些可怖的黑火和啃噬人的虫子，它的酷刑和饱受拷打的恶魔们，通通在欧洲人的心中被边缘化了，这部分无疑是因为在世俗领域，惩罚、酷刑和痛苦这类社会景观减少了。
《地狱》（The Hell），1545，藏于柏林国家博物馆，由艺术家亨利·德帕替尼耶（Henri de Patinier）创作。图源：Fine Art Images/Heritage Images/Getty Images
来世的历史，部分也是人类对公正的需求的历史。它反映出人们相信在坟墓里要有公正，因为在它外面，公正稀少而珍贵。所以它说出了一种认知，即既然美德很明显不是它自身的奖赏，那么解决不公正最好的办法，就是在坟墓里将它“抹平”。如此一来，一种道义经济就要求创造出一个死后的场所，在那儿正义者会得到补偿，邪恶之人会受到报应，且奖惩要与善恶的比例相称。
但是在公元5世纪出头的时候，很清楚的是，很邪恶的人必得遭受即刻的永恒地狱，大好人则享受即刻的不朽天国，但我们中的大多数，偶尔善良，但对于当大坏蛋也不很在行的，就需要一个介于两者之间的地方。炼狱：天主教用来描述信徒死后灵魂是人死后自认为需要反省的地方（或状态），是天主教教义之一。图源：维基所以我们发现在5到11世纪，发展出了一种叫炼狱（Purgatory）的点子，在这儿不是太坏的人可以被清洗和净化，为审判日之后的天堂做好准备。而16世纪的宗教改革运动（Protestant Reformation）就是抛弃了炼狱的说法，只留给我们死后要么是天堂，要么是地狱的选项。
这一切都表明，死者的最终命运掌握在上帝手中。是他来扬善惩恶，是他在死亡时刻给灵魂称重，是他来决定它们的最终去向。上帝在来世历史的不同时期，用不同的方式扬善惩恶，依据他自己标准多样的慈悲、公正和义愤。
这就是说，上帝会依据死者的善恶来给予救赎或惩罚这一点，大部分是被接受的。但也有人争辩说【比如5世纪的奥古斯丁，还有后来16世纪的约翰·加尔文（John Calvin，编者注：宗教改革神学家，新教的重要派别──改革宗的创始人）】，上帝对永恒幸福或折磨的分派仅仅是他个人的武断行为，依据他自身的主权意志，和任何人的善恶无关。这一点成为16世纪的宗教改革运动后，革新思想里的核心特征。
约翰·加尔文（John Calvin）。图源：DEA/G.DAGLI ORTI/De Agostini/Getty
简而言之，上帝可以为所欲为，并且，人们说，他就是这样的。对于那些浪荡子，这是一个有助于他们在现世大吃大喝、寻欢作乐的观点；而对于那些更加有清教徒倾向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刺激机制，促使他们虔诚、克制，并累积财富来证明自己是被选中的被救赎者。上帝的权力被强调了——虽然，很多时候，是以他的慈悲和公正为代价。
我们对于来世的想象，包括死后和历史终结之后的，都见证着我们中的许多人曾有过，且仍然怀揣的，对超越坟墓的生命延伸的希冀。它们表达了对于超越死亡之黑暗的光亮的渴望；对超越当下之邪恶的终极慈悲的渴望；对超越尘世之不平等的最终正义的渴望。它们为我们的信仰发声，它相信历史的剧情，以及我们每个人都在其中扮演过的小角色，都有其最终的意义和目的，这种意义和目的如果不能从眼下的视角里看到，也能从永世的展望中辨识。
无论好坏，这些想象都很大程度上地影响了我们曾经如何理解生活，当下应该如何看待生活，以及我们应该如何行事，直到生命终结。到了那一天（或世界的末日），它们被造出，只因我们是一个人人都知道自己终将死去的物种的一员。这既是我们的胜利，也是我们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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