忏悔与精神呕吐：中世纪的独有疗法

© Wellcome Collection/Attribution 4.0 International (CC BY 4.0)

利维坦按：

法国神父阿诺德·德·威尔尼奥勒（Arnaud de Verniolle）在14世纪早期的一天，还是学生的他与妓女发生了性关系。几年后，他在向宗教裁判所坦白自己的堕落罪行时说：“人们焚烧麻风病人时，我正住在图卢兹。有一天，我与妓女发生了性关系。犯下这桩罪行后，我的脸开始肿胀。我很害怕，以为自己得了麻风病。因此我立下誓言，发誓今后再也不会与女性发生关系。”这在对待性态度十分复杂的中世纪并非个例。
而悔罪规则书（忏悔者的手册）——深深的忏悔则能使得当事人的疾病与罪恶具备了消弭的可能。更有意思的是，基于“体液说”，定期放血被视为禁欲之人所必须要完成的任务：中世纪的修道院中，人们定期给僧侣放血，希望借此保持他们体液的平衡，最大程度降低他们不得不为了健康而与女性发生性关系的可能性。另外，哭泣也可以作为一种替代性行为排出体液的手段，将血液转化为眼泪而非精液（虔诚的信徒就喜欢让人潸然泪下的祷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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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忏悔的益处

最近几年，梵蒂冈特意提醒教徒“忏悔并不是一种治疗”，并督促他们不要再将宗教忏悔和心理医生的沙发混为一谈。但是两者之间一直暧昧不清的界限却有着悠久历史：早在弗洛伊德出生之前，中世纪的人们就已经开始将他们生活中的隐秘细节分享给神父了。

中世纪的忏悔并不被当成一种治疗方式，却有着治疗作用：除了巩固信仰之外，它还被认为能够提升身体与精神的福祉。

1215年的第四次拉特朗大公会议（Fourth Lateran Council）立下了明文规定，罗马天主教徒必须定期向神父进行口头忏悔，每年至少需要进行一次。该会议同时明确了疾病与罪恶之间的关系：

肉体上的病患有时是因罪而生的......我们严格地谕令，凡作为肉体上的医生，当他应召到病人榻前的时候，他应该首先劝病人把灵魂上的医生请来（即牧师），为的是使病人先得到灵魂上的医治，这样施用于肉体的药效也更好吸收。病因一旦解除，病必随之痊愈。

在生病时身边有一位牧师是非常重要的，如图中所见。© The British Library/Public Domain Mark

如果罪恶能够招致疾病，那么在精神与肉体的治疗之间一定通过着某种语言上的桥梁进行联系。而忏悔——能够净化作为精神疾病的罪恶——当然也能够治疗由罪恶招致的身体疾病了。因此，忏悔不仅仅对于濒临死亡的人们至关重要，对那些有一线生机、以及想避开病魔的人们来说同样是有益的。

中世纪的牧师

临终前的一幕，这张床上躺着的是布永的戈弗雷（Godfrey of Bouillon，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将领）以及他的牧师们。© The British Library/Public Domain Mark

忏悔的医疗益处与这幅蚀刻版画有关，它解释道“正如药物是恢复健康所必需，忏悔亦是治愈汝疾病与痛苦的根源”。© Wellcome Collection/Attribution 4.0 International (CC BY 4.0)

一个忏悔中的女人，或许有助于她的灵魂和肉体健康。© The British Library/Public Domain Mark

忏悔的治愈力量，也在教会人士的描述中得以体现：他们把忏悔比作传统的医学治疗手段，比如催吐灌肠（purging）、放血疗法，还有外科手术。奥弗涅的威廉，1228年的巴黎主教，用了一个颇为印象深刻的比喻：

呕吐，是用嘴将肚子清空的过程……同样，内心与信仰的肚子也需要经由嘴部将罪恶清空，也就是将它们告知于神父。因此，正如一个肠胃不舒服的人难以忍受腹中的异物，想要紧缩肚子、张开嘴排出它来时；一个在神圣和高贵的信仰上出现不适的人，也会在内心搜寻并吐出肮脏可憎的罪行，并开口将它们通过忏悔的言语吐露而出。

这一有些恶心的画面向我们展示了当时炙手可热的医学理论。在体液医学（humoral medicine）时代，罪恶不过是另一种需要被驱逐出体内的废物。再加上忏悔时常会流泪，它便能够起到净化的效用，不管是在物质上（眼泪）还是精神上（罪恶）。

出来总比进去好：忏悔就像从信仰产生呕吐。© The British Library/Public Domain Mark

一旦忏悔祛除了罪恶，并成功治愈了由其引起的疾病，它便体现出了现代医疗所没有的心理学优势。

中世纪的医师们洞悉思想对身体的影响。他们认为不受管控的情绪会导致身体上的疾病，并在有关养生的论著中建议读者严格管理自己的情绪。医生因此会以十分谨慎的方式，告诉病人积极的情绪会让疾病恢复得快一些。有些医生甚至担心让病人忏悔会让病情更难好转，他们会认为死神已迫在眉睫。

抛开这一风险不谈，忏悔其实经常参与治疗的过程。中世纪的医院要求他们的病人在到来后第一时间进行忏悔，并且随后以固定周期进行。在13世纪发生的一个戏剧性的例子中，坎特伯雷的大主教休伯特·沃尔特（Hubert Walter）在弥留之际，他的医生（也是一名神父）建议他忏悔自己的罪行。当大主教这么做的时候，“他心中夹杂着懊悔与慈悲的火焰”化解了大脑中的湿气，迸发出的泪水霎时间让他在高烧中得以解脱。

从此之后，大主教便能够自主饮食，并写下遗嘱，休伯特的恢复是短暂的——他在第二天离开了人世——但他的经历提供了一个耐人寻味的视角，关于中世纪对于忏悔的信仰，以及忏悔在当时人们眼中是如何影响身体的。

哭泣有助于排出多余的液体。© National Library of the Netherlands/Public Domain Mark

也有忏悔后出现了长期好转的例子。贡杜尔夫（Gundulph），1077年罗切斯特的主教，在倾听了一名濒死女性的忏悔后，她感受到了“由衷的懊悔”，并在“光明的忏悔之法的照耀下……（她）完全恢复了健康。”

忏悔甚至能够在病症的治疗中起作用。奥多·德·博蒙特（Odo de Beaumont）因为妓女感染了麻风病。在他忏悔了自己的罪行后奇迹般地康复了，忏悔的力量一路庇护着他走上托马斯·贝克特（Thomas Becket）之墓的朝圣之路。

像这样的故事告诉我们，中世纪的人们看待身体与灵魂的方式与我们非常不同：肉体、心灵和精神的福祉曾是不可分割的，而忏悔给健康带来的益处似乎证明了上帝的万能。

在这幅法国手稿插图中，一位修士向一位主教进行忏悔。© The British Library/Public Domain Mark

忏悔对于臬玻穆的若望（St John Nepomuk）来说并不那么健康，他被波希米亚国王处决，因为他没有告诉国王他的女王在忏悔中所说的话。© Wellcome Collection/Attribution 4.0 International (CC BY 4.0)

这份手稿描绘了一位牧师在四旬期聆听忏悔。© The British Library/Public Domain Mark

21世纪则恰恰相反，对身体与灵魂的需求似乎处在了对立面。把忏悔与治疗相提并论，就变向降低了忏悔的特殊性——至少在教会眼中是这样。

而当忏悔的神职视角出现改变，信徒们似乎总想从修行中获得来自精神以外的帮助。就算忏悔从古至今没有被当作是种治疗手段，它也有着时间悠久的治疗效果——并且，不管梵蒂冈如何极力否认——在未来也会一直如此。

文/Katherine Harvey

译/以实马利

校对/芝麻塞牙缝儿

原文/wellcomecollection.org/articles/WovlRioAAHW6Xfqn

本文基于创作共享协议（BY-NC），由以实马利在利维坦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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