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击试验”新解：并非为纳粹辩护
利维坦按：著名的米尔格拉姆“电击服从试验”遭人诟病的主要原因，除了伦理层面上的，还在于其科学试验的控制变数上：一旦需要的维持固定、不变动的条件难以实现，就很难保证试验结果的准确性。但最近，一位认知神经科学家试图用真的电击来发现米尔格拉姆试验中存在的漏洞。
话说回来，除了纳粹执行命令屠杀犹太人，其实每个人或许都会遇到不情愿（被迫）执行某件事情和行为的经历（也明知到会给潜在的对象构成伤害）——那么，下命令的人应该比被迫执行命令的人负更多的责任吗？
文/Joshua Barajas
译/Xaviera
校对/凤梨
原文/www.scientificamerican.com
在防弹玻璃后受审的艾希曼：作为在犹太人大屠杀中执行“最终解决方案”的主要负责者，1962年5月31日夜间，艾希曼被处以绞刑。
1962年，大屠杀的组织者阿道夫·艾希曼最后一次努力争取审判的宽大处理，他在一封信中写到，他和其他低级别军官“被迫服从，只是工具”，将成千上万犹太人死亡的责任推给他的上级。这个“只是服从命令”的托辞在二战后的纽伦堡审判中震惊四座，成为艾希曼庭审中最引人注目的一点。
然而就在同一年，耶鲁大学的心理学家斯坦利·米尔格拉姆进行了一系列著名的实验，这些实验测试了“普通人”是否会遵从权威人物的命令伤害他人。令人震惊的是，结果表明每个人心里都有阴暗的一面。
斯坦利·米尔格拉姆
米尔格拉姆的研究，解答了一个人会不会被迫做出可恶举动的问题，但是最近（2016年2月18日）公布的新研究，则解释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结果。
“具体而言，服从指令而做出的行动，会使参与者对行动的后果产生一种距离感——以为后果并不是由他们自己造成的。”该研究的合著者帕特里克·哈葛德在一封邮件中这样写到。他是英国伦敦大学学院的一位认知神经科学家。
换句话说，当人们服从命令时，尽管犯下罪行的是他们自己，他们实际上还是没有将之与自身联系起来。
这项发表在《当代生物学》上的研究，将这种距离感描述为，在人们遵从命令而行动的过程中，他们觉得更像是在做“被动的举动而不是完全自发的举动”。
英国伦敦大学学院和比利时布鲁塞尔自由大学的研究人员通过调查强迫怎样改变人们的“控制感”，而得出了这个结论。控制感是一种心理现象，指的是一个人对于自身行动所造成的某些外部结果的意识感觉。
米尔格拉姆“服从电击试验”的部分过程截图
简单地说，哈葛德将这种现象描述为拨动一个开关（行动）来打开一个灯（外部结果）。行动和结果是典型的同时发生的事件。然而通过这两个实验，哈葛德和其他研究人员表明，在行动和结果之间人们感觉经过了很长的一段间隔，虽然之后的结果令人不快。就好像你拨动了开关，但是延迟了一两拍的时间灯才亮。
“这种（断线）显示出控制感的减弱，好像参与者被强迫做出的行动令人感觉更加被动了。”哈葛德说。
哈葛德小组的研究与米尔格拉姆的经典研究不同，他们引入了一个令人震惊却被米尔格拉姆忽略了的要素——实际的电击。米尔格拉姆当时是假装将电压提高为450伏特。而哈葛德说，他们用了“适度疼痛但可容忍的电击”。
2015年，导演米歇尔·阿米瑞亚德将米尔格拉姆的实验改编成电影《实验者》
根据米尔格拉姆的实验，他的志愿者们被分为“老师”和“学生”。在“老师”中，65%的志愿者愿意（有时不太情愿）按下按钮，将高至450伏特的电压施加到一个素未谋面的陌生人身上，“学生”则待在另一个房间。尽管能听到这个陌生人的恳求声，包括听到他说自己有心脏病，米尔格拉姆的研究表明他的志愿者们听到命令后，仍然继续电击着“学生”。当然，参与者们都没有真的被电击。
电击试验示意图
“米尔格拉姆的研究建立在欺骗之上：参与者们收到管理员的指示，对一个演员实施‘剧烈的电击’，但后者其实只是假装被电击，”哈葛德说，“很难弄清参与者们在这样的情况下是否真的被骗到了。”
这是斯坦利·米尔格拉姆“服从实验”的视频（1962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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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初，耶鲁大学收到米尔格拉姆的大量文件，其他的心理学家在更仔细地筛选了这些笔记后，都对此持批判态度。
吉娜·佩里在《电击：臭名昭著的米尔格拉姆心理实验中不可告人的秘密》中，洋洋洒洒地批判了该实验的方法中的一连串问题。佩里说，米尔格拉姆对实验的控制远不如最初的想法，引入的变量也夸大了实验数据。
哈葛德称他们小组的研究更加公开透明。在第一个实验里，他将参与者分为“代理人”和“受害者”，他们轮流向对方施加温和的电击，或是给予罚款。在某些情况下，第三人——“实验员”——坐在房间里给出是否造成伤害的指令。其他情况下，实验员会看向别处，让代理人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
在这个测试中，“代理人”按照实验人员的指令或自己的意愿，可以对“受害者”实施电击或罚款。图片：卡斯帕尔等人提供，由《当代生物学》（2016）刊登
那么结果怎样呢？研究人员测试出人们在受到强制的情况下，行动和结果之间的知觉时间有一个“小却显著”的延长。也就是说，当人们“服从命令”而做出行动时，他们对行动和结果的控制感没有像自己做决定时那么强。
在这个测试中，“代理人”没有被权威人物警惕的目光所注视。他们可以自由地对“受害者”实施电击或者罚款。图片：卡斯帕尔等人提供，由《当代生物学》（2016）刊登
在第二个实验里，该小组探究了控制感的缺失是否也能在研究对象的大脑活动中表现出来。之前的研究已经发现，当人们被迫接受命令时，大脑活动会受到抑制。
因此像之前一样，受试者们需要选择是否电击别人，无论是被强制还是根据自己的意愿，但是现在他们在做选择时能听到一个声音。这个声音能引起大脑反应，这种反应能通过脑电图测量出来。
哈葛德的小组根据大脑对这个声音的响应发现，人在受到强迫时，大脑活动实际上被抑制了。他们在第二个实验中还使用了问卷调查，以对志愿者们做出更明确的判断，分析为什么志愿者们会说奉命行事时觉得自己的责任比自由行事时小。
哈葛德说，他们小组的调查结果不是为纽伦堡审判中纳粹的辩护正名，任何声称自己“只是遵从命令”的人都应当受到质疑。
但是，“我们的研究的确显示，他的辩护也许潜在地与他当时做出行动的感受相一致，”哈葛德说。
“如果人们奉命行事的确会减少对此的责任感，那么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一点，这真的很重要。首先，下命令的人也许应该比被迫执行命令的人负更多的责任，”他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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