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信|我怎样做编辑
2021年2月2日17时20分，王信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不幸辞世。王信先生出生于1934年3月，辽宁海城人。1952年11月至1956年9月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1956年9月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1994年4月退休。王信先生是《文学评论》1957年创刊时的首批编辑，曾任编辑部主任、副主编。王信先生将自己全部的才华和心血奉献给了他所从事的编辑事业，是《文学评论》编辑部这个光荣集体的杰出代表。王信先生踏实求真的严谨学风、无怨无悔的奉献精神是编辑部宝贵的精神财富。谨以此文寄托编辑部全体同仁对王信先生无尽的哀思。王信先生千古！
我只是一名普通的编辑
我叫王信，应该算是《文学评论》的老编辑了，从1957年刊物创刊我就在这，准确地说，筹备期间，即1956年下半年筹备《文学研究》（《文学评论》的前身）的时候，我就到编辑部了。我是从北京大学直接分配来的，到现在已经工作40多年了。最先是做助理编辑，看理论组的稿子。后来刊物停刊了一段时间，我也就没继续做编辑。复刊以后，我的兴趣变了，到了现代文学组，在现代组做业务一直做到退休。中间一度做过编辑部的负责人，就是编辑部主任，也做过短时间的杂志副主编。我退休是在1994年。这就是我的简介吧。
编辑工作头绪繁多，这里我就从一句话讲起吧。这句话就是常常被人提起的“为他人作嫁衣裳”，人们习惯用这句话来比喻编辑工作，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开始，什么人最先用的，后来这句话就很流行。有时候是一些作者用这句话来称赞编辑，感谢编辑，有时候是编辑自己用这句话表示甘愿做无名工作，来帮助别人。我一直觉得这句话有点不大恰当，有点不对味。什么道理呢？打个比方吧，如果说衣裳是科研产品，那么从选材、设计、剪裁、缝制，都是作者自己的劳动。当作者拿出衣裳以后，到了编辑这里，主要看它的风格、样式、制作工艺如何，如果的确是精品，那就把它推出去做展品。这时候，编辑就做到本分工作了，算是不埋没产品。如果说这过程中编辑可能对作者有些什么帮助的话，我觉得可以这么比喻：就是你的这件衣裳的花边是不是换一换？你的纽扣是不是调调位？袖口领口什么的，要不要完善一下？它有好的基础，你帮它更完善或者克服一下缺点，这就是编辑应该做的工作，也是编辑的贡献。编辑做这个工作，是很高兴的事情，但这就不是“为他人作嫁衣裳”，衣裳还是劳动者自己的。
我一直认为，当编辑的不应该认为自己有恩于人，好像科学成果是我如何如何帮助提出来的，不应该这样想。除非你是他的导师，你是编辑，同时你又是他的导师，那么作者的成长和成就，才和你有密切的关联。至于作者对编辑呢，也不应该是带着一种特别感恩的心情，虽然我对一些有这样感恩心情的作者，说实话，我也很是感激，但这不是编辑和作者之间的正常心理。当然，编辑和作者都是从事学术工作的，如果说因为工作来往的关系，后来成为好朋友，比如像我和王富仁那样，就不仅仅是作者和编辑的关系了。如果说这次稿件你投稿，我采用了，经过这一次合作之后没什么联系了，那也很正常，作者不需要把这事牢牢记在心里，时时念叨。编辑也不用说：噢，当初那文章是我帮他发表的！也不必要这样。我觉得君子之交淡如水，对于学者，对于编辑，对于作者来说，都是适用的。这样一种交情，才是比较正常的。
话虽如此，我后来想了一想，有些作者为什么对在刊物尤其是在《文学评论》发文章特别兴奋，而且会对编辑带着一种感谢之情呢？这应该是和科研机构体制及刊物作用太有关系了，特别是关系到评职称，关系到作者会不会被学术界接受。刊物发他的文章，还是不发他的文章，对作者的影响是很不一样的。所以一些年轻学者在初出茅庐闯天下的时候，真是很渴望有这样一个亮相。他可能本身没有急切的求成心理，甚至没有很强的名利心，但环境让他还没有“板凳能坐十年冷”的决心。因此我有时候想，是不是科研体制逼着人太急于求成了？急于求成，就会使工作做得不一定那么扎实。
由这个科研机构评职称的问题，我想到我们所的一个实例。现在基本上都要看文章发在什么级别的刊物上，来评价一个学者的水平。甚至要看你一段时间内，有多少数量的文章发表在一定级别的刊物上，才能在评职称的时候起到作用。这就让一个学者为了发文章，得费不少力气，一般作者就会迎合刊物的选题啊风格啊，就不一定会按照自己的学术兴趣来做工作了。在文学所评职称的时候，就有这么一个事情。有一位学者，他家庭经济情况不太好，他的学问是很深的，虽然发表文章不多，但同行都很认可。有一次，他在家乡一个师范学院讲学，他的一篇文章——比较好的文章，就在当地的学报发表了。后来评职称，他就把这篇文章拿出来了。当时评委也觉得挺不错，可是怎么发到没什么名气的学报上去了呢？评委们就有点疑问。有人替这位学者解释说，当时他急需钱给家里人治病，学报是马上发，马上给稿费，所以他就没选择刊物的级别，直接发在学报上了。——后来职称好像没因这个事情受到什么阻碍，也通过了。由这个事我就想到，刊物级别对于学者的职称太起作用了，绑得太紧了！刊物和职称绑得太紧，我总觉得不太正常。甚至有一次，我说：“如果一个学术委员会有学术自信，那不管一个学者的文章发在什么样的刊物上，甚至没发表，也照样可以参评，如果文章够格，就敢通过！”当然，这个提议没有太多现实的操作性，我也就说说而已吧。
从左至右为：王信、胡明、陈祖美
我对自己的读书生活并不是很满意
我做编辑40多年，更多的是感受到了做这份工作的局限性，我用两句话总结一下：“知识不足根基浅，思想蔽塞心中虚。”听起来都不是好话，但我这也不是完全出于谦虚，事实就是这么个情况，这也不是完全由于个人偷懒的结果，也有当年学校教育的影响。我的一些同学，自学的能力比较强，提高很快，他们没有怎么依赖当年的学校教育。而我在这方面不大有自觉性，这种学校教育的局限，让我本身也带着很深的局限了。
我是1952-1956年间的大学生，这段时间，正是整个中国各个大学进行教育改革的开始阶段，燕京取消了，工科到清华，理科文科到北大，其他学校则合并成专科学校。因为教育体制学苏联，课程设置和教学方法都是苏联的一套。对学生来说，反正之前没上过大学，大学什么样，大家都不知道，学校安排什么，就学什么。但对学校的安排，教师是不习惯的。说老实话，1952年我们刚入学之际，正是教师的思想改造结束阶段，很多老师都小心翼翼，讲起课来都是比较拘束的。很多课也并没有出教科书，没有正规的文学史什么的，都是教研室老师集体讨论，讨论完了，出一本讲义这样子。特别是外国文学、苏联文学，基本上都是教研室讨论，老师上课就是念讲义，甚至念出了“下面另起一段——”这样的话来。学生呢，课上记笔记，事后就是背笔记——当时能看的刊物不多，也没那么多时间看。
以上都是外系的课，本系的课当时有“中国文学史”，我们的老师都是很有名的。老师分别是：第一段，游国恩；第二段，林庚；第三段，浦江清，后头是吴组缃，新文学史那段是王瑶。说到王瑶，多说几句。1952年我上学之前，《文艺报》开了一个座谈会，专门批评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好像是说他对各类观点平等看待，没有突出强调革命文学，记不清楚了。王瑶讲课，就是按照他自己的讲稿念，一直念，也不抬头，也不多说闲话，也不和学生交流，下了课就走。他也不布置作业，也没有什么深入讨论或是启发我们课后看的书目之类的。学生因为《文艺报》批评了王瑶，对王瑶心理上也不是很看重。所以大学期间，新文学史我就是知道一些简单的知识。前期的文学史老师倒是很认真，注重讲人民性。哪些作品有人民性的，有反抗压迫的，就多讲一下。讲《诗经》，重点讲《硕鼠》；讲《楚辞》，就提“长叹息以掩涕兮”；讲李白，就讲他反权贵。有个例外是林庚先生，林庚先生的课很生动，他本身是诗人，有诗人气质，讲起作品来，十分生动，比如讲“渭城朝雨浥轻尘”那首诗，讲得同学们都入神了。但大多数课老师都讲得很平淡。老师一板一眼地念，学生就一板一眼地记。考试呢，就是背笔记。当然，也有些人对古典文学有兴趣，课后自行摸索学习，后来成为很有成绩的学者。
人民性讲多了，有时候也会觉得不全是那么一回事。1956年，出现了一个关于李煜词的讨论，李煜词是有人民性呢？还是没有人民性呢？学界发生了争论。当时毛星说：“在文学史上，有一些既没有人民性也没有反人民的作品。”大家说，嗳，怎么还能有这样的看法？现在看来很普通很符合常识的结论，当年大家觉得很奇怪，可见当时教条主义对人的束缚。
当时北大中文系是文学和语言专业合在一起的，两个专业同是强项。四年里，我在两个专业都上了大量的课。文学方面的课有：中国文学史、文艺学引论、文艺学、现代作品选讲、写作实习课、西洋文学史、苏联文学史等。语言方面的课有：语言学引论、普通语言学、汉语方言学、现代汉语、汉语史等。除了专业性课程，还有非专业课程，像中国通史、世界通史、教育学、逻辑学等。四年内学了许多课程，但我们没有一个好的成系列的参考书。苏联文学课程最多，分俄国文学史和苏联文学史，两个老师讲，也没有参考书，有时候只是指定一两本书课后读一读。都是星星点点，粗枝大叶。——这些专业的老师都是比较拘束的，不拘束的是政治课，像政治经济学、历史唯物主义等课程。
可以说，我大学四年，课外阅读时间很少，自己也没有认真努力去读什么东西。知识很零碎，没有一个合理的知识结构。学校的教育现在看来，收获不是很大。另一方面，校园生活倒是很轻松愉快。当时学校有各种社团，活动很多，那会正值学苏联的时期，鼓励女同学穿花裙子，也鼓励男女同学跳交谊舞，还有班级集体旅游的活动等。但从学术基础来说，打得并不好。
我如何成为一名现代文学组的编辑
1956年毕业后，我开始到文学所工作。文学所筹备《文学研究》是在1956年下半年。正好是我们分配到文学所这段时间，当时一大批大学生被分到《文学研究》的筹备工作中来了。我也是其中一个。按专业，我被分到文艺理论组，做初审。
王信先生在编辑部
在学校的时候，文艺学学的是苏联的一套，讲的是形象思维啊、典型啊这些问题。那会没有中国的文艺学，都是苏联的教材。毕业后，我是带着这样的背景参加到《文学研究》的工作中来的。而后来我做理论组的工作，一边借助的是基本理论的阅读和学习，一边借助当时现实生活中一个又一个的争论，像关于现实主义、反现实主义的争论，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结合关系的争论，批评修正主义、批人性论……可以说，我的一些文艺理论的知识或所谓积累，都是零零碎碎地在持续批判中形成的。其中，“典型问题”讨论时间很长，各种意见很多，那会编辑部需要一个综合材料，我就整理了一个关于“典型问题”讨论的资料性的东西，现在回头看起来，那些争论有点庸人自扰的感觉。
停刊期间，我读鲁迅，读明白了很多道理。复刊以后，我就主动要求到现代文学组，不在理论组呆了。到现代组后，逐渐扩大自己的眼界和阅读范围，这以后，我学术上的兴趣和业务上提高的方法，我也用一句话形容一下吧，那就是：被别人牵着鼻子走。按说，搞科研的人忌讳被别人牵着鼻子走，不能被别人干扰。我正好相反了。现代文学有哪些新领域值得注意？我就跟着赶紧看这个方面的。有什么问题出现争论了？这些方面原来我准备不足，我也赶紧看。比如有一次，遇到有一篇稿子谈郁达夫，见解很新颖，是许子东的。我对郁达夫不大熟悉，只是中学时有一些涉猎，我就翻郁达夫作品看，跟着许子东这篇文章，补了一些课。通常来说，来稿往往能启发我引导我去读书。还有一回，陈思和和李辉研究巴金，巴金的作品我看过，但无政府主义本身我知道的很少。陈思和他们很下功夫，巴金与无政府主义的关系是怎么形成的？巴金与西欧文学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这些他们都讲得很扎实，比之前那些对巴金模模糊糊的评价科学多了。所以当时我们很看重陈思和这个作品（这文章是从陈骏涛那来的），我当时一下子就看中陈思和的这篇文章了，当时他大学还没毕业，是一个本科生，后来陈思和的成就很大，成了知名学者。
被别人牵着鼻子走，我不觉得这是一个不好的方法。我是编辑，接触的领域比较广泛，不能跟科班研究出身的人一样。我的阅读范围和材料选择只能跟着别人走，同时借此充实自己。做编辑期间，我阅读了解了不少作品和材料。不过，所知也还是有限，有些领域，可能到现在还都没有涉及。——当然，思想上我是有独立性的。虽然跟着别人走，看问题，看材料，但我并不盲从。举个例子，张爱玲的研究，有一阵子是热门话题，发了很多文章。有很多我是不以为然的，这些文章讲她的意象啊，对服装的描写啊，我总觉得不足。我觉得张爱玲有一种庸人哲学，所以很期望有一篇文章另有见解。后来，果然有了，是解志煕的，他的文章一出现，对张爱玲的评价就另有天地了。
除了来稿，我也主动想过一些题目，请人来写。那会《文学评论》连续很多期都有专题述评，关于丁玲、萧红、闻一多、郁达夫、田汉等等，这些专题的题目有的是作者自己想的，有的是我专门约的。当时，对研究界来说，这种述评还是比较有用的——丛刊当时也有年度述评。另外还试图组织过一些专题讨论，就没那么成功。有的选题还没来得及讨论，就被批判了。关于古代文学，我没有太多想法。关于当代文学，我曾设想找一些作品，通过作品的具体讨论来检验一些学术方法，当时当代组很有活力，陈骏涛他们也很能干，稿件很多。做这些专题，我是很希望，除了正规的一板一眼的学术研究而外，能借助一些问题的讨论，让大家的思维活跃起来，对一些司空见惯的、习焉不察的问题进行重新思考。我还想组织一个关于现代作家传记写作的讨论，也没有做成。
我四十年的编辑工作，差不多就这些了。
1988年10月，编辑部成员游东陵合影。从左至右依次为：朱建新、郭虹、曹天成、贺兴安、陈骏涛、胡明、王信、王行之、杨世伟、何西来
本文系《文学评论》创刊60周年纪念访谈，由李超采访、费冬梅整理，谨以此文向逝去的王信先生致敬。唁电等悼念信函、文字请发至wenxuepinglun2019@163.com，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