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逊|东亚儒学视阈下的韩国汉文小说研究

《玉楼梦》（韩国学中央研究院藏）

东亚儒学视阈下的韩国汉文小说研究

孙 逊

内容提要 中国与韩国同属汉字文化圈和儒家文化圈，在其文明发展进程中，韩国儒学作为东亚儒学中富有特色和活力的一部分，不仅对儒学自身的发展，而且对东亚地区文明的进步都作出了历史性贡献。其中，由古代韩国学者和作家撰写的大量汉文小说，忠实承载并生动演绎了韩国儒学的历史发展与丰富蕴涵，为了解和认识东亚儒学提供了鲜活的文本。在未来重建东亚地区和谐与和平的历史进程中，东亚儒学必将承担起重要而特殊的使命。

关键词 东亚；儒学；韩国；汉文小说

中国与韩国同属汉字文化圈和儒家文化圈，古代韩国士子不仅用汉字书写了大量的文学、历史与哲学著作，而且继承和发展了源于中国的儒家思想文化，形成了具有独特品格的韩国儒学，并成为东亚儒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对东亚地区的文明和社会进步作出了重要的历史性贡献。

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朝鲜的书面文字一直采用汉字。直至公元1919年朝鲜为日本侵占后，汉字的地位才被韩文所取代。因此，举凡朝鲜历史上的史书、诗文等著作和典籍，多为汉字书写；其中，汉文小说乃为一个大宗，其数量和质量都代表了古代朝鲜文学的最高成就，并与其他文学样式共同构成了东亚汉文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由于古代朝鲜又同属儒家文化圈，因而其所创作的汉文小说不可避免地烙上了儒家思想文化的印记。

一 儒学在朝鲜半岛的传播与接受

朝鲜半岛北与中国大陆相接，西临渤海与黃海，远在石器时代就与社会文化相对发达的中国大陆交流。朝鲜半岛先后经历了檀君朝鲜（传说时代）、箕子朝鲜、卫满朝鲜、汉四郡和三韩时代、三国时代（高句丽、百济、新罗）、统一新罗时期、高丽时期和朝鲜王朝时期。在中国的文献记载中，从上古时期起，中国人就有了关于生活在东方的古朝鲜部族的种种传说。自商周时代起，朝鲜半岛诸国与中原王朝便开始了有文献记载的外交往来。在如此源远流长的频繁交往中，中国儒学自战国时代起就传入了古朝鲜。韩国学者柳承国在《朝鲜儒学史》中提到：“与燕昭王同时的古朝鲜社会已习得中国儒教思想，并活用于解决国际间之难题。”［1］金忠烈的《高丽儒学思想史》则认为：“儒教传来期之后有儒学受容期，若是，儒教的传来至少可追溯到西元前4世纪左右，儒学的受容则在汉四郡时代。”［2］可见，作为一种外来文化，中国儒学被朝鲜社会接受并发展成为当时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这一过程在我国汉代就已初步完成。

儒学在韩国也逐步发展成为官方哲学，长期占据着社会思想的统治地位，并逐渐发展成为儒家文化大家庭中既秉承儒学基本精神的共性、又具有自身特点与独立品格的韩国儒学。如同儒学在中国经历了先秦元典儒学、汉唐经学、宋明理学和近代新学等不同发展阶段一样，古代朝鲜儒学也经历了统一新罗前后的儒学、高丽儒学以及李朝儒学三个发展阶段：

在新罗统一朝鲜半岛之前的“三国”时期，由于地缘的原因，儒学首先传到了高句丽。高句丽小兽林王二年（372年），就建立了儒学教育机构“太学”：“夏六月，秦王苻坚遣使及浮屠，顺道送佛像经文。王遣使回谢，以贡方物。立太学，教育子弟。”［3］新罗则于神文王二年（682年）设立“国学”：“六月，立国学，置卿一人，又置工匠府监一人，彩典监一人。”［4］其国号“新罗”即是取“新者德业日新，罗者网罗四方”之义［5］。百济武王四十一年（640年）二月，“遣子弟于唐，请入国学”［6］；武王之子义兹王，“事亲以孝，与兄弟以友，时号海东曾子”［7］，可见百济受儒家思想影响之深。《三国史记》中虽无百济设立儒学教育机构的专门记载，但日本儒学传自百济，则已可说明百济儒学的习得情况。

昌宁乡校正门（太学）

三国虽都不同程度地接受和学习儒学，但其中新罗统治者善于把儒家思想本土化，倡导并推行了一种具有鲜明半岛特色的“花郎道”信仰。真兴王时代，新罗开始了推选女性“原花”的活动，同时“聚徒选士，教之以孝悌忠信”，视其为“理国之大要”［8］。后此项活动又演变为推选男性“花郎”的活动：“其后，更取美貌男子妆饰之，名‘花郎’以奉之。从众云集，或相磨以道义，或相悦以歌乐，游娱山水，无远不至。因此，知其人邪正，择其善者，荐之于朝。”［9］这就是新罗“花郎道”信仰的由来，其中“教之以孝悌忠信”“相磨以道义”云云，正点出了这一信仰以儒家思想为精神内核的奥秘。对此新罗著名学者崔致远阐释得更为全面精辟：“国有玄妙之道，曰风流。设教之源，备详仙史，实乃包含三教，接化群生。且如入则孝于家，出则忠于国，鲁司寇之旨也。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周柱史之宗也。诸恶不作，诸善奉行，竺乾太子之化也。”［10］可见“花郎道”是一种“包含三教”而以儒家思想为主要精神内核的信仰。其中崔氏所概括的“入则孝于家，出则忠于国”二语，正是儒家最为核心的价值观的凝炼表述。尤为重要的是，此一信仰具有吸引力和可操作性，并成为新罗选拔人才的一种独特方式，从而使新罗拥有了一大批“贤佐忠臣”和“良将勇卒”，为其统一朝鲜半岛奠定了坚实的思想与人才基础。

新罗统一朝鲜半岛后，进一步强化了儒家思想的地位。元圣王四年（788年）“春，始定读书三品。以出身读《春秋左氏传》、若《礼记》、若《文选》而能通其义，兼明《论语》《孝经》者为上。读《曲礼》《论语》《孝经》者为中。读《曲礼》《孝经》者为下。若博通五经、三史、诸子百家书者，超擢用之。前只以弓箭选人，至是改之”［11］。此后景文王父子分别于景文王三年（863年）和宪康王五年（879年）“幸国学，令博士已下讲论经义”［12］。可见统一新罗时期，儒学作为官方哲学，在制度建设、人才培养，包括阅读学习书目等方面都作了更加具体的规范。

高丽儒学为“统一新罗”前后儒学的继承与发展，并自太祖王建登基以来，逐步发展成为高丽王朝的统治理念之一，以及重要的社会思想，在韩国儒学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关于高丽儒学的分期，有按朝代划分的四期说和三期说，也有按宋代朱子学的传入为分界的前后二期说，即，将高丽儒学以1290年安珦引朱子学入高丽为分水岭，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的高丽儒学以汉唐儒学为主，视儒学为治国理民的重要工具，并与佛教相表里；后期的高丽儒学则以朱子性理学为基本内容，以对心性问题的探讨和研究为主要特征，并逐渐嬗变为具有半岛特色的高丽性理学，“这种性理学又成为朝鲜朝五百年间的官方哲学思想而深入到朝鲜人的血液、细胞之中，并与朝鲜的历史发展息息相关”［13］。该时期儒学流传有绪，代有传人，其间权近所撰《人学图说》是一部深入浅出而又影响深远的的著作，不仅在形式上启发了后世学者“以图解说”的研究方法，而且在内容上有关“四端”（即孟子所说的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和“七情”（即《礼记》提出的喜、怒、哀、惧、爱、恶、欲）的论述，及其所提出的“性之理，人物同”的命题，开启了以后朝鲜儒学史上两次大的论辩——“四七”论辩及“人性物性同异”论辩的先河。

享国长达五百余年的李氏朝鲜，是朝鲜儒学史上最富变化与光彩的时期，儒学登上官方统治思想的神坛，并最终演变为有别于中国儒学、具有自身特色与独立品格的朝鲜儒学。李朝时期占据主导地位的是与高丽后期儒学一脉相承的朱子性理学，其间大儒迭出，引发了数场理学内部的大论辩，并衍生分化出诸多思想流派。其中两次大论辩都是围绕“理”“气”“性”“情”“善”“恶”等性理学的基本命题展开的，一次是发生于李朝前期的“四端七情”之辩，又称“四七”论辩，在权近所提出的“四端”“七情”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讨论两者之间的关系；论辩的双方主要发生于李退溪与奇高峰、李栗谷与成元溪之间，论辩的结果形成了朝鲜儒学的“主理派”（退溪学派）和“主气派”（栗谷学派）。另一次是发生于18世纪李朝后期的“湖洛论争”，这是一次以学者所居地域命名的学术争鸣，主要代表人物是湖派（居住于畿湖—忠清道地区）学者韩元震和洛派（居住于洛河—首尔地区）学者李柬，二人围绕“未发心体善恶”“人性物性同异”等同样关涉性理学的基本命题展开论辩［14］。这两次论辩对形成具有半岛特色的朝鲜性理学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并在李朝时期的汉文小说创作中留下了鲜明的印记。该时期的“天君”系列小说，就大都围绕“四端”“七情”“人心”“道心”等性理学命题设计人物和展开情节。

李栗谷（左）  李退溪（右）

16世纪以后，两次战乱对社会的冲击引发了朝鲜思想界对朱子空谈性理学的反思。李朝后期，实学思潮开始兴起，其发端可追溯到16世纪末的李栗谷，他的性理学思想中已具有强烈的经世求实精神，体现了由传统性理学向实学的转型；其后实学经历了经世致用派、利用厚生派、实证考据派的演化和发展，一方面是对先秦元典儒学的复归，同时体现了“指向近代”的时代品格，从而对朝鲜社会的近代化起到了重要的引导作用。儒学的这一转向同样对汉文小说创作产生深刻影响。

要而言之，朝鲜儒学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从儒学的内在发展来讲，则经历了汉唐儒学（统一新罗前后和高丽前期）、朱子性理学（高丽后期和李朝前期）以及实学（李朝后期）三种儒学形态。纵观不同历史时期的儒学与文学发展，两者之间可谓是如影随形，互为表里。

二 韩国汉文小说与儒学的同步发展

由于在古代朝鲜，学习汉文的媒介多为儒家经典与论著，能够用汉文创作小说的朝鲜作者，必须是具有较高文化程度和儒学修养的文人士子。因此，上述朝鲜儒学漫长而具有丰富内在变化的发展过程，也同样反映在相应时期的汉文小说创作之中，并深刻地影响了汉文小说的思想内容汉文小说忠实承载并生动演绎了古代朝鲜儒学的每一步发展历程。

按照韩国汉文小说所反映的儒学蕴涵，大致也可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三国”和“统一新罗”时期。该阶段虽然占据思想界统治地位的是佛教思想，但儒学已成为朝鲜半岛思想领域一个重要的存在。其中儒家的“君仁臣忠”“女性贞节”“孝善双美”等思想观念，已深深地渗透进以《三国史记》《三国遗事》为代表的史传文学之中，而二者正是朝鲜早期的准小说之一。在这方面，两部史传所描绘的儒家理想的君臣关系和伦理选择，以及佛教向善和儒家行孝的完美结合，都从不同侧面反映了这一时期儒学的强大存在。

儒家思想对作为朝鲜早期准小说的史传文学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其中“君仁”和“臣忠”是两个最重要的社会道德规范。关于“君仁”，如新罗纳袛王两个弟弟美海与宝海，先后在父王执政时和自己即位后被作为人质扣至倭国及高句丽，他每每为此痛心疾首，思念不已：“昔我圣考，诚心民事，故使爱子东聘于倭，不见而崩。又朕即位已来，邻兵甚炽，战争不息。句丽独有结亲之言，朕信其言，以其亲弟聘于句丽，句丽亦留而不送。朕虽处富贵，而未尝一日暂忘而不哭，若得见二弟，共谢于先主之庙，则能报恩于国人。”宝海先被救出，纳袛王更“益思美海”，垂泪而谓左右曰：“如一身有一臂、一面、一眼，虽得一而亡一，何敢不痛乎？”［15］最终臣下又救出美海。这里，纳袛王以一身不能只有一臂、一面、一眼作比，表达了对两个弟弟的手足之情，显示了一位符合儒家理想的君王的仁爱之心。

与“君仁”相对应的是“臣忠”，突出者如新罗大臣金堤上。他得知纳袛王想要救出两个弟弟的迫切心情，在百官都认为“此事固非易”时，挺身出来表示：“臣闻主忧臣辱，主辱臣死。若论难易而后行，谓之不忠；图死生而后动，谓之无勇。臣虽不肖，愿受命矣。”他先救回被高句丽扣留的人质，又马不停蹄赶到倭国营救另一位人质。在被倭王囚禁后，面对倭王的威逼利诱，他慷慨陈辞：“宁为鸡林之犬豚，不为倭国之臣子；宁受鸡林之捶楚，不受倭国之爵禄”，先后经历了“剥脚下之皮，刈蒹葭，使趋于上”“又使立于热铁上”等酷刑的考验，最终被“烧杀于木岛中”。无论是受命时的激切言辞，还是被囚禁后的大义凛然，都表现了一个受儒家思想浸染而以“忠君报国”为唯一人生目标的崇高襟怀［16］。

如果说“君仁”“臣忠”是儒家主要的社会道德规范，那么，“贞节”和“孝顺”便是儒家重要的家庭伦理准则。在这方面，两部作为准小说的史传文学也有出色的描写。前者是都弥妻抗拒百济王凌辱的故事：百济盖娄王时代，有小民都弥，“其妻美丽，亦有节行，为时人所称”。这招来了盖娄王的垂涎，一天他留都弥以事，派一近臣夜抵其家，使人先报。王随后来到，谓其妇曰：“我久闻尔好，与都弥博得之。来日入尔为宫人，自此后尔身吾所有也。”遂将乱之。妇曰：“国王无妄语，吾敢不顺？请大王入室。吾更衣乃进。”退而杂饰一婢子荐之。后王知道自己受骗，大怒，“诬都弥以罪，矐其两眸子，使人牵出之，置小船泛之河上。遂引其妇，强欲淫之。”妇设巧计逃至江口，不能渡，呼天恸哭。忽见孤舟随波而至，乘至泉城岛，遇其夫未死，两人逃至高句丽，“丐以衣食，遂苟活，终于羁旅”［17］。都弥妻的所言所行，反映了儒家文化圈内女性所面临的共同伦理选择。

后者最动人的首推《三国遗事》中的《贫女养母》一篇：芬皇寺边上住一贫女，年二十左右乞啜养母已多年，但适逢荒年，乞讨无着，于是“赎贷他家，得谷三十石。寄至大家服役，日暮橐米而来家，炊饷伴宿，晨则归役大家。如是者数日矣”。一天其母说起：“昔日之糠粃，心和且平；今日之香粳，膈肝若刺，而心未安。何哉？”女言其实，母痛哭。因此“女叹己之但能口腹之养，而失于色难也，故相持而泣。”［18］母亲虽然眼睛看不见，但能感受到女儿晨出暮归的艰辛，因而心甚不安；女儿虽然解决了母亲的“口腹之养”，却因为“失于色难”即未能承顺老母的脸色而心怀内疚；母女两人的心心相印和贫女的孝行是何等令人感动！其他如《向得舍知割股供亲》《孙顺埋儿》，也都反映了儒家家庭伦理对古代朝鲜的影响。

《三国遗事》（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藏）

第二个阶段是高丽时期。该时期的“假传体”小说是一大特色，所谓“假传”者，即假托、假借之传记，亦即将事物拟人化，为其作传记。我国唐宋时期就有这样的作品，如韩愈《毛颖传》、苏轼《黄甘陆吉传》、秦观《清河先生传》、张耒《竹夫人传》等，分别为毛笔、柑桔、酒、竹立传，这些作品都对韩国“假传体”小说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但韩国“假传体”小说取材范围更广，创作数量更多，其主要表现的是汉唐儒学的政治思想和伦理观念。如高丽中期最早诞生的林椿的《麴醇传》和《孔方传》，重点表现传统儒家为“臣”之道所应遵守的主要原则；同时期李奎报的《麴先生传》和《清江使者玄夫传》，侧重阐发儒家中和守分、急流勇退的处世哲学；高丽中期僧慧谌的《竹尊者》和高丽末期李谷的《竹夫人传》，主要凸显儒家对于男性品德和女性操守的基本要求；高丽中期僧息影庵的《丁侍者传》，着重抒发济世理想之下士子不遇的人生感叹；它们都从不同侧面表现了汉唐儒家的政治理想和济世情怀［19］。

“假传体”小说创作持续的时间很长，高丽时期是兴盛期，并一直延续到李朝。李朝时期的“假传体”小说以“天君”系列小说为代表，有林悌的《愁城志》、金宇颙的《天君传》、黄中允的《天君纪》、郑泰齐的《天君演义》、郑琦和的《心史》、郑昌翼的《天君实录》等。如果说高丽时期的“假传体”小说主要是把器物拟人化，那么李朝时期的“天君”系列小说则是将心性拟人化；即它们都以“天君”即“心”为中心人物，其周围既有主人翁、主一翁、惺惺翁、诚意伯为代表的忠臣群体，又有欲生、禾么、禾刀、四蠹、七荡为代表的奸臣群体，还有越白、欢伯、女戎、五寇等反贼群体。作者或以战争平叛为情节线索，或模拟史书体制，通过小说化的手法，来阐述有关“天理”“人欲”“人心”“道心”“四端”“七情”等性理学命题，从而达到以“说”解“儒”的目的［20］。

《心史》（韩国学中央研究院藏）

以战争平叛为情节线索的“天君”系列小说以郑泰齐（1612—1669年）的《天君演义》为代表，天君姓朱名明，有天德，居于心城内神明之宫，有目、鼻、口、耳四官为其承命于外，喜氏、怒氏、哀氏、乐氏、爱氏、恶氏、欲氏七人率职于内。初时天君励精图治，壮年之后懈于政事。欲氏见天君渐生妄诞，借机推荐了部下欲生，引诱天君耽游享乐，最终导致越白（色）和欢伯（酒）乘机作乱，欲氏等定下里应外合之策，天君出战大败而归。后天君重新启用了被罢免的忠臣惺惺翁，惺惺翁又举荐了主一翁，于是天君以主一翁为大将，惺惺翁为军师，诚意伯为相，大破越白、欢伯二贼。天君还都，褒奖惺惺翁、主一翁、诚意伯，三翁又举荐了仁、义、礼、智、信五贤，从此天下太平［21］。

模拟史书体制撰写的“天君”系列小说以郑昌翼（1818—1885）的《天君实录》为代表，天君姓丹名元，字守灵。前十五年，在贤臣主人翁的辅助下，分派“五官”（耳、目、口、鼻、四肢）各就其位，治理国家井井有条，合于大道；喜、怒、哀、乐、爱、恶、欲“七情”，以及“禾么公”（私）先后来归附，天君也予其容身之地。后天君有意文治，因读文史而生郁郁之意，远游之思，“七情”被先后感发，“禾么公”乘机推荐了门客“禾刀（利）”，拜为客卿。天君逐渐亲近小人，远离君子，贤臣“主人翁”归隐，“五官”投“禾么”“禾刀”门下，为天君进声色享乐，终于导致“女戎（色）”起兵，“青州贼麯氏兄弟（酒）”聚众作乱。大厦将倾之际，“主人翁”复出，先送“禾么、禾刀于大理狱”，再荐“志”帅平复乱贼［22］。

《天君演义》（韩国学中央研究院藏）

很显然，上述小说中的人物都是围绕儒家性理学的一些基本命题设计并展开情节的，与其说是儒家性理学影响了小说创作，毋宁说是小说作者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参与了有关性理学的论辩。“天君”系列“假传体”小说的大量出现，正和同时期思想领域的性理学大论辩相表里。

第三个阶段是朝鲜时期。此是韩国汉文小说的繁荣期，其数量之大，类型之多，成就之高，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同时，本时期也是朝鲜儒学发展的鼎盛期，朝鲜儒学的丰富成熟和它所占据的牢固的统治地位，加上接连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的冲击，激发了小说作者的巨大创造力，使小说创作所蕴藏的儒学内涵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要来得更加深广。

由于李氏朝鲜享国时间长达五百余年，该时期汉文小说的数量和质量都堪称历史之最，小说类型也最为齐全，举凡韩国学者所概括归纳的小说类型，诸如传奇小说、寓言小说、传记小说、野谈小说、梦游小说、英雄小说、家庭小说、爱情小说、世态小说等［23］，都在该时期汉文小说创作中有作品问世。其中重要者如《金鳌新话》《洪吉童传》《九云梦》《谢氏南征记》《壬辰录》《林将军传》《达川梦游录》《丁香传》《彰善感义录》《青邱野谈》《东野汇辑》《玉麟梦》《玉楼梦》《六美堂记》等，即为该时期各种小说类型的代表作。综观这一时期的小说创作，虽多有儒、释、道三教杂糅其间，但占主导地位的无疑是儒家思想。尤其是该时期发生了一系列事关儒家“义理”和朝鲜民族生死存亡的重大历史事件，如发生于端宗朝的世祖篡位（1455年），爆发于宣祖朝的“壬辰倭乱”（1592年）和稍后的“丁酉再乱”（1597年），随后于仁祖朝发生的“丁卯胡乱”（1627年）和“丙子胡乱”（1636年），以及肃宗朝发生的废后事件（1689年）等，使朝鲜君臣和士子的政治立场、思想信仰、价值取向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和战火的洗礼。事件过后，诞生了大量直接反映上述历史事件或以上述事件为背景的汉文小说。在这些小说中，儒家核心价值观得到了集中的反映和全面的彰显，体现了非常时期朝鲜儒学凝聚民族精神和世道人心的巨大影响力。

《金鳌新话》（韩国学中央研究院藏）

李朝后期，一种新的哲学思潮——“实学”思潮开始兴起。针对传统儒学往往流于空疏的“义理”之争而罔顾现实的弊病，“实学”思潮强调“经世致用”的治学原则，倡导“实证”的学风和解决现实问题的举措之法。于是，在新思潮的激荡下，李朝后期产生了大量关注现实，视野下移，具有批判精神的汉文短篇小说。其中实学家朴趾源（1737—1805年）创作了诸如《秽德先生传》《广文者传》《两班传》、《许生传》等脍炙人口的名篇；创作数量更多的是李钰（1760—1812年），代表作有《蒋奉事传》《沈生传》《李泓传》《柳光亿传》等［24］。这些作品或讴歌乞丐、负粪者等低贱者所具备的优良品行，或嘲讽“两班”贵族的腐朽没落和道学家的虚伪嘴脸，或表达对每况愈下的社会风气的忧思，或描绘经世致用的理想蓝图，都不同程度地突破了传统儒学的藩篱，赋予韩国汉文小说崭新的思想内涵，从而开启了近代朝鲜儒学新变的历史进程。

纵观整个朝鲜时期的汉文小说创作，上述以历史重大事件为内容或背景、表现儒家核心价值观的汉文小说价值最高，也最为出彩，不仅在儒学的思想旨趣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而且代表了韩国汉文小说的最高水平。

三 朝鲜时期汉文小说创作与儒家

忠义观、华夷观

 

构成儒家核心价值观的“忠义观”“华夷观”“正统观”“家庭伦理观”，都在该时期以重大历史事件为内容和背景的汉文小说创作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在反映“壬辰”和“丁酉”两次“倭乱”的系列小说中，儒家“忠义观”得到了最为集中的展现。《壬辰录》是正面描写“倭乱”事件的历史小说，不仅有众多版本流传，还有大量的“野谈类”和“梦游录”小说。这些小说着重刻画了在“倭乱”事件中为国赴难的将领、官员、士子、僧人、妓女、村夫等，讴歌了朝鲜军民“生作忠义身，死作忠义骨”的英勇气概［15］，并以饱满的笔墨，描写了明朝应朝鲜之请，在自身极其困难的情势下，出兵援朝，两国军民联合抗倭、共同将侵略者赶出朝鲜的历史事实，显示了两国建立在共同儒学信仰之上的真诚情义。

朝鲜民族英雄李舜臣是《壬辰录》着力塑造的践行“忠义”价值观的第一主角，他“儿时有志，多读兵书，智勇双全，忠义素抱”，在朝鲜军队节节败退之时，他率领水军御敌，以其发明的“冠玉船为先锋，冲破倭船，突入倭阵中，以雷炮火箭一时齐发，如斗火焰，走如星辰，散落倭船，杀伐振海”，“半日交战，倭兵大半死伤”［25］。由于他指挥得当，料事如神，加之军士平时训练有素，连连大捷，三军奏功，有效阻止了战争开始时敌军的凌厉攻势。他的智谋功业招来了同僚右水使元均的嫉妒，勾结朝臣道臣同声构害，致使李舜臣下狱。父老军民闻讯后遮道泣诉曰：“李公以何罪拿囚耶？报国忠义谓之罪目耶？灭贼智勇谓之罪目耶？国之干城，民之栋梁，惟我李公！”其母闻之曰：“吾家教子以忠孝，而长、仲儿先逝，惟汝舜臣许身报国，无将母之日。岂意以汝为叛逆耶？我儿何罪，朝廷反欲为倭贼报仇耶？”母亲和父老的感叹和哭诉，从不同侧面展现了李舜臣忠义报国的家国情怀。当舜臣之侄李濆转告一胥吏潜言：“今有好机，若有三十两银子，则可图放释也。”舜臣大责曰：“大丈夫死则死，岂可求活于小吏乎！”［26］铿锵之言，掷地有声。

李舜臣虽遭诬陷，但当国家需要他重新复出的时候，他“哀毁积伤之余，承命悚惶，慷慨励气，率军官一人，匹马赴任”［27］，重整旗鼓，与明朝大将麻贵、水军大将陈璘相互配合，大败倭军，迫使倭酋平行章率败卒乘舟逃遁。在最后一场战斗前夕，李舜臣对诸将曰：“与公等誓死报国，而明日战，倭贼可破也。境域清扫，则皆分等之勋也，公等勉乎哉！吾命从此休矣。”众将请其学诸葛亮祈北斗以延续生命，他回答说：“嗟我忠不及诸葛，才不及诸葛，功不及诸葛，而祷天何益？且死者，欲死而难得其生也，欲不死而难得不死也。为老母欲孝而无，则不死何为？为国而欲报得报，则死亦何伤？”在乘胜追击敌军的过程中，他告诸将曰：“国恩庶报于今日，而更无望于世上。吾今得死地而死于国，则不虚事也。”说完，“脱甲冑裸体而出坐船头，向贼督战。贼之铁丸中其胸，出其背。舜臣退卧帐中，急呼兄子浣尽破余贼，因忽殒命”［28］。就这样，一个叱咤沙场的爱国将领，以他的一生践行了儒家的“忠义观”。

李舜臣像（韩国雅山显忠院藏）

其他如义兵将代表郭再佑，也是小说着力刻画的一个忠义之士，倭兵来犯，地方官一个个望风奔溃，他扼腕慷慨曰：“此辈护倭入京，贻害君父，其罪可斩也。”他荡尽家业，以募壮丁，“旬日内，众至万余，列阵要险，而日夜击贼，不问贼之众寡，必先登驰突，所率将士勇气百倍，无不一当百。战时必着红绡贴理，具堂上笠饰，自号‘红衣天降将军’。驰马掠军，往来倏然”，“无日不战，战必获胜”［29］。他还向败逃之臣金晬发出战斗檄文，声讨指斥其罪状有八，播告义兵诸君子：“金晬乃亡国之大贼也，以《春秋》之义论之，则人人皆得以诛之。”［30］

郭再佑的檄文使金晬等一班败逃之臣恼羞成怒，他们相互勾结，对郭再佑“谋害构捏，罔有其极”，斥其为“逆贼”，诬其有“党与”，命令手下“先斩再佑之头，来献辕门”。这更激起了朝廷正直之臣和众义烈士的无比愤慨，纷纷站出来为其申诬，称赞“郭义士当列邑奔溃之时，奋百死不顾之计，忠义激切，名正言顺”，斥责奸党们“指忠义为逆贼，乃秦桧凶计之余术”，［31］有力地声援了义兵领袖郭再佑，张扬了儒家的“忠义”精神。

还有义兵将丁南，延揽五百义士守鸟岭。倭兵三进二退，最终突破防线，贼兵大进。此时丁南大呼五百义士曰：“男儿死耳，不可为走也！”五百皆曰：“吾在此耳！”争以木石攻击，杀倭数十级，五百义士全军覆没，其场面之壮烈，连倭将也不得不叹服曰：“五百男儿，人皆义烈，人皆忠勇，岂谓朝鲜之无人耶！”［32］

同样的例子还有义兵将赵宪、高景命、边应井，三人各率五百义士同守熊岭。倭军二万来犯，一番激战以后，又有倭兵一万自东来合，一时贼势气焰嚣张，鼓噪震天。此时赵宪大呼曰：“男儿生世，为国家报万死，在今日也！”高景命大呼曰：“男儿好义略，而孰不尽义略于今日乎？”边应井大呼曰：“男儿好义勇，而孰不尽忠勇于今日乎？”千军相呼争前，无不以一当百。力战终宵，三位义兵将力战而死，熊岭义士一无生者，而杀敌至数百级。连敌将也为其忠义精神所折服，第二天将其尸首起三大塚，折大木书曰：“朝鲜忠臣墓”［33］。

除了义兵，还有僧兵，其代表首推金刚山惟正大师。他面对倭将的威胁与劝降，毫无畏惧地表示：“朝鲜国王，世代传远，圣化永久，比于日本，可谓大国也。日本关白，以微贱之人，弒其王而伪定一时，可谓小国之贼也。岂以大国之王，事小国之贼乎？”倭将大怒，欲以军法斩首。大师又以其过人的智慧化险为夷，还归金刚山后，即召集各寺僧，出令曰：“平时报佛，乱世报国，僧亦国民也。”他裂帛大书“僧军都元帅”旗，传令江原一道，收合僧军数千人，入高山城，出军器，设戎栅，遇倭兵连击连胜。倭贼知其为神佛，见其旗旄，更不接刃，皆退阵避走［34］。一个出家僧人，以“国民”一分子自视，“平时报佛，乱时报国”，这是何等崇高的境界！而其痛斥倭将的一番言语，又是何等的义正辞严！

处于社会最低层的妓女在倭乱中也表现了可贵的忠义品格，朝鲜将领金德龄在刺杀传奇倭将鸟西飞时，首先找到了在鸟西飞身边陪侍的旧日相好妓女花月。花月与金氏见面后，当即表示：“小人身虽贱妓，曾与将军已许心久矣。将军以实言之，若图大事，非我而谁也！”当得知金氏真实意图后，即献破贼之计，于当夜以袴绵尽塞卧房周边悬铃，里应外合，斩杀了熟睡中的倭将。事成后金氏要带花月一起离开时，花月把其袖曰：“将军勿疑，斩我头持去。今西飞已死，妾与君同去。则皆云西飞之死，以妾谋矣，祸必及父母矣。”金氏流涕斩之，至其家将头交于其母，母以红裳欣然受其头。一个最受人歧视的妓女，在关键时刻表现了舍身报国、舍己救母的可贵品格，所谓“花月虽云贱妓，可谓忠孝箭全矣”［35］。

在以“丁卯”和“丙子”两次“胡乱”为背景的小说中，儒家“华夷观”得到了最为充分的体现。由于“壬辰倭乱”中明王朝对于朝鲜倾尽全力的支持，朝鲜王朝和民众一直将此视为“再造之恩”，心怀感恩之情；因此在后来明王朝与后金政权及其后的清王朝斗争中，不惜战火烧身，坚定地站在明王朝一边，从而导致了“丁卯”和“丙子”两次“胡乱”。有关“胡乱”的小说有英雄小说“林庆业将军系列”和部分“梦游录”“野谈类”小说，这些作品无一例外奉明朝为“天朝”，而视后金政权和清朝为“建州胡”“北虏”“醜虏”，显示了对儒家明“华夷之辨”、重“尊王攘夷”这一核心价值观的高度认同与坚守。

英雄小说“林庆业将军系列”是集中描写两次“胡乱”的作品，有多种文本问世，书名有题《忠臣林庆业实记》《林将军庆业传》《林忠臣传》《林将军传》等，主要人物和故事框架相近，具体情节展开多有不同。该系列小说主要记述林庆业对明朝的友好感情和与后金（清朝）的曲折斗争，小说尊明朝为“天朝”，而对后金（清朝）则一律以“胡国”“胡酋”“胡寇”“胡皇”“胡虏”等指称，体现了鲜明的“尊王攘夷”思想倾向。

当初，出使明朝的林庆业被明朝封帅，帮助后金击退了加（或作加达）国的入侵，但随着“胡酋渐强而骄，僭称皇帝”［36］，即恩将仇报，先后攻打朝鲜和明朝，朝鲜世子和大君被掳为人质，林庆业也因叛徒的出卖而被押送胡国。面对胡酋要“削其发，冠吾冠，衣吾衣”的诱降阴谋，林庆业大义凛然地表示：“吾头可斩，吾发不可削也。玉可碎也，不可碎其色也。薰可焚也，不可焚其香也。虽以帝王之威，不能夺匹夫之志也。敢削吾发，冠尔之冠，衣尔之衣乎？生当为大明之人，死当为大明之鬼，吾何以屈膝于无知之汗乎？”［37］并当面斥责胡皇：“彼如狗胡皇听我言：汝何叛天子邪？厥罪无双，而何乃杂言乱聒邪？”［38］直指胡皇“若禽兽者，南京天子（按，指明朝）以我为大将，讨灭加达，使安汝国，其恩其德，实难忘之，而反破中国，侵我东方，古今天下，岂有若是不义无道者乎！”［39］林庆业为朝鲜真实历史人物，小说大致反映了林庆业的一生轨迹以及“丙子胡乱”的历史事件，其中朝鲜无奈投降、世子押为人质、林庆业被迫出征明朝却私下与明朝互通等大关节处均属事实，但小说显然加入了大量虚构的成分，如上引林氏当面斥责辱骂胡皇即属夸张的描写，只是这种虚构和夸张在艺术上同样真实地反映了明清易代之际，朝鲜君臣遵从“春秋大义”，坚持“尊明反清”的普遍社会心理。

如果说“林庆业将军系列”小说主要反映的是武将在两次“胡乱”中的英雄行为，那么载于野谈类笔记《东野汇辑》中的《三士成仁明大义》，则侧重表现了文臣对于儒家“华夷观”的自觉信守。小说描写朝鲜历史上著名的“丙子斥和三义士”殉国的感人事迹，此一事迹在《李朝实录》中有记载，在正祖敕命编纂的《尊周汇编》之《诸臣事实》中被列为首篇，在小说中则得到了更鲜活的表现：清朝大军压境、朝鲜王朝被迫投降之际，洪翼汉（谥忠正）、吴达济（谥忠烈）、尹集（谥忠贞）三位斥和派大臣因力主抗清，被逼“出送虏阵”，但他们毫无畏惧，“气色略无异于平日”。其中吴、尹二公被押送至沈阳后，清主让人传言“汝等虽曰斥和，似非首倡，不须杀之”，要其率妻子来居。二公当即斩钉截铁回答：“此决不可从，须速杀我！”洪公至沈阳后先受到清主优待，“使囚别馆，设朝夕供宴，示以无相害之意。皆不受”；诱降不成，清主又“盛陈兵威”，迫其屈服，但“公屹然特立，抗言不屈”，面对清主的诘问：“吾岂不可为帝耶？”当面斥责曰：“汝乃天朝反贼，何可为帝！”最终皆被害而死。三义士所言所行，正如篇末“异史氏”所云：“三学士之危忠大节，如文信国之柴市就祸。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况以属国之臣，为天朝立节，则视文山尤难矣。我东之尊周大义，自斥和诸公而明张之，永有辞于天下万世，其忠精烈气，可与日月争光矣。”［40］评语字里行间，洋溢了作为“属国”的“我东”，比“天朝”更彻底践行儒家“尊周大义”的自豪之情。

该时期的梦游录小说也反映了同样的价值观念。《何生梦游录》是一篇怀念和褒奖林庆业和“斥和三学士”的梦游录小说，写何生梦中来到玄圃参加玉帝的宴会，遇见已成为仙人的林庆业和“斥和三学士”。玉帝先后表彰了林庆业“以三韩之义士，为明家天子平地而涉重溟，谈笑而取熊鱼”的牺牲精神，和三学士“忠贯于白日”，“而乃为臊羯狗所僇”的不屈品德。林庆业作为武将，抒发了“平生志无醜虏，欲一当骄酋，履其肠，涉其血，明著尊周之悃”的豪情壮志；三学士作为文臣，则表达了“所重者忠义，所徇者名节，宁玉折而不瓦全”的士人气节；正如小说所称颂的：“林将军、三学士，东国之义士也！”［41］

其他如《王会传》，先是借古讽今，以元太祖影射清朝皇帝，借汉祖之口，指斥“夷狄猖狂，自古有之，然未有若此之甚者也。奄灭大宋，悍据中夏，红兜薙发，遍于九州，此神人之所愤疾也。”［42］后更矛头直指清主：“近者，清主汗虏，奄灭明国，据有中华，已过百年，夷狄猖獗，于此尤甚。今以列国帝王之威武，谋臣猛将之勇略，扫清薙发氈裘之域，更为衣冠文明之地。”［43］可谓从观念到用语，都是儒家“华夷观”的典型表现。更为有趣的是，《金华寺梦游录》和《王会传》还分别设计了元太祖和元世祖率“诸蛮夷”来犯，前者被秦始皇、汉武帝“发兵百万”大破之，后者被孔明“率列国诸将”活捉之的虚构情节，以此寄托作者“尊王攘夷”、重振华夏雄风的理想和信念［44］。  

四 朝鲜时期汉文小说创作和儒家

正统观、家庭伦理观

韩国汉文小说还集中反映了儒家的“正统观”和“家庭伦理观”，两者同样是儒家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前者涉及政权的正常更替和僭越，后者包括了“妇道”和“孝道”在内的“齐家之道”，所谓“齐家、治国、平天下”，家风、家事从来就和治国理政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在以朝鲜世祖篡位为背景的小说中，儒家“正统观”得到了生动的演绎。《奈城志》是一部正面描写世祖篡位事件的梦游录小说，作者别出机杼，把中国明朝被叔叔篡位的建文帝和朝鲜也是被叔叔篡位的端宗大王放在一起，写两人在梦中相遇，共同诉说当年的不幸遭遇，并各自强调自己作为皇（王）室“嫡孙”和“长子”继承皇（王）位的合法身份。建文斥责燕王“以太祖第四子，二十四王中最为傑黠，不谢朝廷之恩，妄有不轨之心”，与妖僧逆臣“潜谋密计”，最终篡夺皇权的僭越行为；端宗诉说奸臣“畜不臣之心，推戴臣叔父首阳大君，潜谋于群下”，“时称以靖难兵”，逼迫自己“禅位于寿康宫”，最终被一贡生“以弓弦繫颈而绝”的悲惨遭遇。所谓“地之相距，千有余里；岁之相后，五十有余；生并一世，所遭厄运，若合符契”［45］，作者巧妙地抓住历史上两件有着惊人相似的事件，对违背儒家“正统观”的僭越行为进行鞭挞。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是：小说最后系年署“建文纪元后四丁丑下澣”［46］，即作于建文后第四个丁丑年下澣。建文后第四个丁丑年是1637年，明崇祯十年。韩国汉文小说中写“丙子胡乱”的作品一般以“崇祯”纪元，以示对“华夷观”的坚守和对明王朝的怀念；唯独此篇特意标注“建文纪元”，这同样是一种“春秋笔法”，表达了作者对儒家“正统观”的坚守。

其他如《王会传》和《金华寺梦游录》中，对我国魏、蜀、吴三国政权的评价及其座次的安排，也都是站在儒家“正统观”立场上的一种典型表现。这两篇梦游录小说皆以刘蜀政权为正统，尊刘备为“中兴之主”，称赞他“当汉阳九之运，结义桃园，屈驾草庐，君臣相得，翼乎如鸿毛遇顺风，沛乎如巨鱼纵大壑，可谓千载一际会也。惜乎创业未半，中道崩殂，岂非天耶？”［47］其座次则仅排在汉高祖、明太祖、宋太祖、唐太宗、汉光武之后，名列第六，地位不可谓不高［48］。而评价曹操和孙权，则谓“操艾夷大乱，分天下有其八；策割据江东，虎视四海”，只将其归入“豪俊之士”［49］。《王会传》还写了一个有趣的小插曲：众帝王在纵论各自快心事时，曹操突然横插进来，颇为得意地说起他当年如何“兴义兵，破黄巾，奉乘舆……二乔入于眼下，三吴运于掌上；月明星稀，乌鹊南飞，酾酒临江，横槊赋诗，此一快也”云云，座中明朝开国将领胡大海当即指曹操大笑曰：“彼所谓快事，乃篡逆之谋也。”可谓快人快语，一言中的，说得曹操“面色如土，大惭而退”［50］，其于戏谑中寓褒贬的手法让人忍俊不禁。

以上梦游录小说都是在世祖篡位后较久才写的，像《奈城志》，作于1637年，此时离1455年事发已过去182年，事情的敏感性已大为减弱，故而小说可以正面描写这一事件。相比之下，生活在端宗和世祖时代的金时习（1435—1692年）在事件发生时就坚决反对，并成为著名的“生六臣”之一［51］，更显得难能可贵。他于世祖十年（1465年）在金鳌山筑室而居期间写就的《金鳌新话》中有《南炎浮洲志》一篇，通过写儒生朴某与南炎王的一连串对话，隐晦地表达了作者对此一事件的看法。篇中借人物之口曰：“为儒者，当逢威不屈”，“识理君子，岂可以威势屈其躬也！”作者在此强调儒者的气节，其言外之意不语自明。作者还借古喻今，说秦始皇“改王号曰皇帝，当是时，僭窃称王者颇多，如魏、梁、荆、楚之君是已。自是以后，王者之名分纷如也，文、武、成、康之尊号已坠地矣”；并语怀深意地指出：“有国者，不可以暴劫民，民虽若瞿瞿以从，内怀悖逆，积日至月，则坚冰之祸起矣。有德者，不可以力进位，天虽不谆谆以语，示以行事，自始至终，而上帝之名严矣。盖国者，民之国；命者，天之命也。天命已去，民心已离，则虽欲保身，将何为哉？”［52］不难感受到世祖篡位这一事件在作者内心深处的隐痛，及其坚守正统儒学立身行事的基本准则。

金时习像

在以肃宗废后事件为背景的小说中，儒家“家庭伦理观”得到了大力的彰显。《谢氏南征记》就是代表，作者金万重（1637—1692年），为朝鲜中期著名文人，他因反对于肃宗十五年（1689年）发生的废黜仁显王后闵氏而立中人出身的张禧嫔为后的事件，被流放南海。在流放期间，创作了这部以姬妾勾结坏人迫害正妻的小说来讽谏肃宗。据传，肃宗在听了宫女讽诵后而有所悔悟，废了张禧嫔，恢复了闵氏的王后地位［53］。

谢氏是小说着力刻画的坚守儒家“妇道”的典型，她与丈夫刘翰林婚后多年无子，主动为丈夫择乔氏为妾，并对之诚心相待。但乔氏生下一子后，因不久谢氏也生下一子而心生妒忌，于是勾结门客董青和身边凶婢，百般蛊惑丈夫，构陷谢氏，致使后者被逐出家门，逃至南方避难，一路上吃尽千辛万苦。但她对丈夫毫无怨言，当得知丈夫面临祸事时，不计前嫌，立即勇敢站出来营救出丈夫之后，又自称“负罪之人”，敛袵对曰：“相公不弃妾，妾何忍弃相公？妾之在此非得已也，况相公方在困穷，妾岂不思相助？”［54］在帮助丈夫重整家业以后，想到自己年届四十，断产已过十载，又再次提出为丈夫纳妾，并主动承认“昔年误荐恶人，以败相公家事”的责任［55］，郑重推荐了患难中所交贤德女子林氏。以后子孙繁盛，又教诲四妇“皆有妇德”［56］。谢氏所言所行，可谓是古代恪守“妇道”、相夫治家、忍辱负重、豁达大度的女性典范。

谢氏丈夫刘翰林，则是因为有违儒家“齐家之道”，因而带来严重后果的男性主子。正如小说所总结的：“刘翰林内惑于奸妾，外交不正之人，使凶婢居间，遂成丑秽之事，以辱门户，岂不痛哉！”［57］小说写谢氏被刘翰林逐出家门时众邻居曾相谓感叹；“夫妇之际，岂不难哉！”这是因为在外人看来，以谢夫人之贤，刘翰林之敬，世所无比，而今忽至此，岂不难哉！而之所以难，是因为其中包含了对妻子和丈夫双方面的要求，而且其间里外曲折很难为外人道：作为妻子，谢氏已堪称典范，但始作俑者，提出为丈夫纳妾的是她；作为丈夫，刘翰林虽开始相敬如宾，但很快就惑于美色，误交匪人，几近家破人亡。小说正是以一个虚构的人物故事，说明了一个古老的道理：“古人曰：‘家齐而后国治。’家苟不齐，虽享轩天之富贵，达盖世之功名，而只为奸雄耳，非君子立身之道也。”因此君子必须先“尽齐家之道，以为治国之根基也”［58］。“家风”的重要性就是这样和“治国理政”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世传此书为“感悟圣听”而作，也许并不是空穴来风。

与《谢氏南征记》作者金万重差不多同时代的文人赵圣期（1638—1689年）也创作了一部表现家庭伦理的小说《倡善感义录》，虽然两书侧重点不同：前者侧重表现夫妇关系，后者重在倡导“孝悌”，但两者之间在人物与情节设计上有着诸多相似［59］，都是表现儒家家庭伦理、突出“齐家之道”对于维系家庭秩序和社会和谐重要性的家庭小说。同类小说还有《一乐亭记》《玉麟梦》等，它们则明显受到了《谢氏南征记》的影响，通过写家庭内部妻妾之间的矛盾冲突，以彰显“妇道”训诫为目的。可以说，“妇道”和“孝道”，是儒家“家庭伦理观”最核心的两套道德规范。

以上透过对朝鲜时期汉文小说的分析，不仅可以梳理和印证儒学在朝鲜的发展历程，而且可以更加感性地体悟到儒家核心价值观，已深深地渗透进朝鲜古代文学的细微血脉之中，成为朝鲜民族挥之不去的细胞和基因。

五 东亚儒学的当代使命

中韩两国地理相近，文化相通，其中同为儒家文化圈即是文化相通的一个主要标志。如上已述，朝鲜半岛世沐儒风，从文字到思想，由观念至风俗，不仅仅是受了中国儒家文化之影响，而是已具备了自己独立的品格。如果说，东亚儒学是一个共同体，中国儒学是种子以及在自身土壤上长成的根深叶茂的参天大树；那么，朝鲜儒学则是同一棵种子在不同土壤上开出的风致独特的奇葩。从箕子的“八条之教”到新罗的“三教和合”，从高丽的“以儒治国”到李朝的“理学”大兴，朝鲜半岛的儒学已完成了将儒学种子深深植根于自身民族土壤的历程而焕发出另样活力的生命之树。因此，当我们面对这一思想背景之下诞生的汉文小说作品时，不能将其简单笼统地置于中国儒学的思想体系下予以审视，而是要在朝鲜儒学的独特视阈中进行研读。韩国汉文小说不仅反映了不同时期朝鲜半岛儒学的发展演变，同时也折射出朝鲜儒学自身的民族特色及其对朝鲜半岛历史与现实的推动。

同样的，韩国汉文小说的文体和分类虽然也受到我国小说观念的影响，但有其自身内在的规律与特点，我们不能完全以“中”律“韩”，来规范韩国汉文小说的文体与类型，也不能将其归类、囊括于一个既定的儒学框架之内。“三国”时期儒学的传入及其和新罗“花郎道”信仰的融合，丽末李初“性理学”的传入以及朝鲜儒学家们对它的创造性阐释，尤其是李朝时期“倭乱”事件中对儒家“忠义观”的发扬光大，“胡乱”事件中对儒家“华夷观”的执着坚守，朝鲜内部斗争时对儒家“正统观”和“家庭伦理观”的大力彰显，以及李朝后期对“理学”空谈之风的批判和“实学”思潮的兴起，都使朝鲜儒学深深烙上了本民族的印记，并极大地丰富了东亚儒学的历史蕴涵。

今天，世界形势虽然复杂多变，但全球化、多元化的格局不可逆转。在世界格局发生深刻变化的今天，曾经在东亚发生过积极影响的儒家思想文化作为世界古老的文明体系之一，其有关国家、社会、家庭和个人修养的一整套完整的思想，以及这一思想资源对构建当代和谐世界的作用和意义，正逐步为世界上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所认识。近代以降，东亚各国先后走过了“脱亚入欧”“中体西用”等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但严酷的现实是：西方文化不仅无法解决当代世界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而且使这个世界更加撕裂。在这一大背景下，以儒家文化为精神内核之一的东方文化也许能显示出其救弊纠偏的巨大优越性。韩国汉文小说中所蕴涵的丰富的儒家核心价值观念，和我国先秦儒学元典及其后的汉唐经学、宋明理学、清代实学，以及其他东亚国家与地区所形成和发展的儒家思想一起，共同构成了东亚儒学的生命共同体。这一生命共同体所蕴含的治国理政的政治智慧，处理国与国关系的基本准则，待人接物的处世哲学，个体身性的道德修养，齐家守正的家庭伦理，以及世界大同的理想愿景，在我们今天依然是巨大、积极的“正能量”，理应而且正在成为我们今天重建新的世界秩序和价值体系的重要借鉴。有没有这个借鉴大不相同，这里有文野之别、粗细之别、高下之别。事实终将证明，东亚儒学不仅在历史上推动了中韩和整个东亚地区的社会进步，而且必将对今天东亚和世界文明的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当前，东亚地缘政治正在发生空前剧烈的变化。不管形势如何瞬息万变，作为历史上区域文明纽带的东亚儒学，一定会在重建东亚新型国家关系和社会秩序的进程中发挥积极的作用。我们期待着，一个和谐的东亚，尽早在地平线上出现。

孙逊先生

注：本文是孙逊先生的遗作。孙先生毕生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在红学、中国古代小说及域外汉文小说研究等领域深耕长达半个世纪，取得了诸多重要成果。近十年来，其学术兴趣转移到域外汉文文学的文献整理与研究，成就卓著。遗憾的是，2020年12月11日，孙逊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不幸辞世。住院期间，躺在病床上的孙先生还不时关注文稿的审稿情况，委托弟子对文稿做多处修改，可惜现在他无法看到成果的问世了。2004年至2017年孙逊先生担任《文学评论》编委，对我刊的发展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谨以此篇遥寄哀思，我们永远怀念他！

注释

∨

［1］《现代汉语词典柳承国《韩国儒学史》，付济功译，第13页，商务印书馆（台湾）1989年版。

［2］金忠烈：《高丽儒学思想史》，第24页，东大图书公司（台北）1992年版。

［3］金富轼：《三国史记》卷第十八，《高句丽本纪第六》“小兽林王”条，第221页，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版。以下版本同，只注明卷次和页数。

［4］金富轼：《三国史记》卷第八，《新罗本纪第八》“神文王”条，第105页。

［5］金富轼：《三国史记》卷第四，《新罗本纪第四》“智证麻立干”条载：“四年冬十月，群臣上言：‘始祖创业已来，国名未定，或称斯罗，或称斯卢，或言新罗。臣等以为新者德业日新，新罗者网罗四方之义，则其为国号宜矣。’”第49页。

［6］金富轼：《三国史记》卷第二十七，《百济本纪第五》“武王”条，第325页。

［7］金富轼：《三国史记》卷第二十八，《百济本纪第六》“义慈王”条，第326页。

［8］一然：《三国遗事》第三卷，《塔像第四》““弥勒仙花·未尸郎·真慈师”条”，第291页，岳麓书社2009年版。以下版本同，只注明卷次和页数。

［9］金富轼：《三国史记》卷第四，《新罗本纪第四》“真兴王”条，第56页。

［10］崔致远：《鸾郎碑序》，转引自金富轼《三国史记》，同上。

［11］金富轼：《三国史记》卷第十一，《新罗本纪第十》“元圣王”条，第134页。

［12］金富轼：《三国史记》卷第十一，《新罗本纪第十一》“景文王”条、“宪康王”条，第154页、157页。

［13］以上引文和有关高丽儒学分期的论述，参见李甦平《韩国儒学史》，第84—86页，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14］关于这两次论辩的资料，参见李甦平《韩国儒学史》附录《韩国儒学史上的两次大论战》，第598—71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

［15］［16］一然：《三国遗事》第一卷，《纪异第一》“奈勿王·金堤上”条，第58—59页，第58—59页。

［17］金富轼：《三国史记》卷第四十八，《列传第八》“都弥”条，第547页。

［18］一然：《三国遗事》第五卷，《孝善第九》“贫女养母”条，第501页。

［19］［20］以上参见林明德《韩国汉文小说全集》卷六“拟人、讽刺类”有关篇目。

［21］郑泰齐：《天君演义》，林明德《韩国汉文小说全集》卷六，第194—235页。

［22］柳致球：《天君实录》，林明德《韩国汉文小说全集》卷六，第169—193页。按：关于《天君实录》作者，韩国学者有两种不同说法，一说柳致球，一说郑昌翼；林编《韩国汉文小说全集》作者标为郑昌翼，今从其说。

［23］参见韩国高丽大学、上海师范大学所编《韩国汉文小说书目》，未刊稿。

［24］以上参见林明德《韩国汉文小说全集》卷六“拟人、讽刺类”有关篇目。

［25］［26］［27］［28］［29］［30］［31］［32］［33］［34］《壬辰录》日本东洋文库本，第25页，第78页，第82页，第92—93页，第34页，第36—39页，第45页，第10—11页，第31—32页，第30—3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

［35］《壬辰录》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藏本，第101—10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

［36］［38］佚名撰《林将军传》，岭南大学藏笔写本，未标页数。

［37］佚名撰《忠臣林庆业实记》，韩国中央图书馆藏笔写本，未标页数。

［39］佚名撰《林忠臣传》，韩国中央图书馆藏笔写本，未标页数。

［40］李源命：《东野汇集》卷之三，节义部一，国立全南大学图书馆藏本郑明基编影印本，第216—227页。

［41］《何生梦游录》，张孝铉、尹在敏、崔溶澈等主编校勘本韩国汉文小说《梦游录》，第419—420页、第429页，高丽大学民族文化研究院2007年版。以下版本同，只注明篇目和页次。

［42］［43］［47］［48］［50］《王会传》，第501页，第587页，第481页，第582页，第480页，《梦游录》，高丽大学民族文化研究院2007年版。

［44］［49］《金华寺梦游录》，第329—331页，第268页；《王会传》，第500—504页，《梦游录》，高丽大学民族文化研究院2007年版。

［45］［46］《奈城志》，同上，第339—342页，第413页，《梦游录》，高丽大学民族文化研究院2007年版。

［51］世祖篡位后，有六位大臣因策谋端宗复位而被杀，是为“死六臣”，又有六人不愿同流合污，是为“生六臣”，金时习即为“生六臣”之一。

［52］《南炎浮洲志》，张孝铉、尹在敏、崔溶澈等编校勘本韩国汉文小说《传奇小说》，第103—107页。

［53］关于《谢氏南征记》的作者和创作意图，朝鲜时代文人记载不尽相同，李圭景（1788—？）《五洲衍文长笺散稿》之“小说辨证说”云：“《南征记》，北轩金春泽所著。世传西浦窜荒时，为大夫人销愁，一夜制之。北轩则为肃庙仁显王后巽位，欲悟圣心而制者。”赵在三（1801—1834）《松南杂识》桃卷“《南征记》”条云：“世传金北轩著《九云梦》《南征记》等小说，使宫女朝夕讽诵，欲感悟圣听，期返闵殿也。肃宗听《南征记》而悟曰：‘无麟臾之，谢氏将焉用哉！’”又，金春泽《北轩集》“论诗文”条云：“先生之作之以谚，盖欲使闾巷妇女皆得以讽诵观感，固亦非偶然者。而顾无以列于诸子，愚尝病焉。会谪居无事，以文字翻出一通，又不自揆，颇增删而整釐之。”金春泽为金万重堂侄，北轩是其号，西浦则为金万重号。综合以上引文，《谢氏南征记》应原系金万重（西浦）被贬时为母亲销愁而作，原为谚文，后其堂侄金春泽（北轩）“为肃宗仁显王后巽位，欲悟圣心”而改作为汉文。不过前二人引文皆谓是“世传”，即传闻，未必是实。但联系金万重确曾因卷入肃宗废后事件而被贬，金春泽也自言“会谪居无事”云云，故而不排除叔侄二人皆卷入此一事件，并以此一事件为背景创作、翻译和增删了这部小说。

［54］［55］［56］［57］［58］《谢氏南征记》，林明德《韩国汉文小说全集》卷七，第48—50页，第55页，第62页，第16页，第40页。

［59］例如两书的背景都是明嘉靖年间，都涉及严嵩、海瑞、徐阶等历史人物；《南征记》中的杜夫人和《倡善感义录》中成夫人身份、性格相似；《南征记》中的奸人董青、冷振与《倡善感义录》中范汉、张平的行为相似，详见汪燕岗《韩国汉文小说研究》，第122—12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

END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光启国际学者中心

|本文原刊《文学评论》2021年第2期第5-16页，原创内容如需转载，须经本刊编辑部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