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先欣|沈从文三十年代中后期湘西叙述中的民族与区域
沈从文三十年代中后期湘西叙述中的民族与区域
袁先欣
内容提要 苗人因素是沈从文文学世界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相关研究受制于当代的民族认知框架，对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沈从文写作中的苗人因素不够重视。本文通过将沈从文这一时期写作中的苗人因素与1934年的湘西苗族调查和1936—1938年的苗民革屯运动对读，展现沈从文的族群观念与同时代的知识生产、政治事件、民众运动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相较于以现代民族学为基础的民族话语，沈从文的族群认知中包含着更多的弹性，但在革屯运动的背景下，沈从文对民族话语的抗拒也意味着他拒绝了真正面对苗民的困境和诉求。
关键词 沈从文；湘西；民族；苗人；革屯运动
引 言
湘西和苗人可谓沈从文身上最广为人知的文学标签，二者又常常交织在一起。不过，长期以来，受制于先入的民族认知框架，我们往往忽视了一个前提，即在沈从文写作高峰的20世纪20至40年代，同时作为“苗族”“中华民族”等概念基础的民族范畴，其内涵和外延仍处在逐渐变化成型的过程中［1］。这一时期，汉满蒙回藏以外的诸民族——尤其是苗族——尚在逐渐被认知，确定的民族身份乃是20世纪50年代民族识别之后才最终底定的。作为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群体，苗族当然一直是中国重要的组成部分，但经由一套知识和范畴将其把握为一个“民族”，则确乎是一个现代事件。
在沈从文研究中，对上述问题的忽视在两个方向上产生了影响。首先，沈从文笔下的族群书写和民族想象往往被放置在与某种既定民族“事实”的对应关系上来考量，从而，沈从文是否具有苗族认同，他的写作多大程度上反映出民族“真实性”（authenticity）的问题，构成了讨论核心［2］。其次，族群和民族又经常被局限为一套单独话语体系的内部问题，民族话语在20世纪前半叶中国思想文化场域中，与其他范畴、概念（如地方、人民、国家、乡村等）之间复杂的互相渗透、转化和影响的关系未受到足够重视。正如学界已经注意到的，苗乡传奇在沈从文早年创作中占有重要地位，但伴随着他的写作走向成熟，这一要素逐步减弱。在单一的民族和族群视野主导下，对沈从文族群书写的讨论焦点更多地集中于他早年张扬异域风情的苗乡传奇，至于他中后期的写作，则要么认为沈氏的重心从“族性”（苗族）转向了“地方”（湘西）［3］，要么认为他放弃了苗汉对立的二元格局，皈依于整体性的“中华民族”［4］。
但值得追问的是，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在沈从文写作中逐渐隐而不彰的苗人元素到底意味着什么？不同于早年在想象中回望湘西的模式，沈从文成熟期最负盛名的湘西题材作品《边城》《湘行散记》《长河》和《湘西》都与他1934和1938年两次返乡之旅有密切关系，湘西地方现实困局的刺激、沈从文对重造“民族品德”的希冀等多重因素交叠于这些文本中，使之呈现出有别于早期作品的复杂面貌。一个耐人寻味的事实是，与这一时期沈从文收缩其写作中的苗人因素恰成对照，苗族问题正在成为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影响湘西的重大问题。就在沈从文首次返湘前半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凌纯声、芮逸夫受蔡元培派遣，赴湘西针对苗族展开三个月的田野调查，这不仅是中国学者首次凭借现代知识框架对苗人展开的“民族写生”，而且成为在湘西播撒“民族”观念的种子。三年后，湘西七县苗民掀起革屯运动，其中复杂的矛盾在凌、芮调查时已经呼之欲出。作为革屯运动的后果，湘西地方乃至湖南省内都发生了剧烈的权力格局变动，这也正是沈从文写作《湘西》《长河》的背景。在现实政治和知识话语的焦点都集中于“苗族”之时，曾以苗人故事蜚声文坛的沈从文却在他的湘西书写中作了相对淡化的处理，这一选择无疑是值得深思的。
作为沈从文代表作，《湘行散记》《边城》《湘西》《长河》历来是研究的重点。本文无意重复前人言说，而尝试以苗人/苗族为核心，处理这批文本与1933年芮逸夫、凌纯声湘西苗族调查以及1936—1938年湘西苗民革屯运动之间的互文关系，通过将沈从文的文学文本放置到与历史事件及同时代不同知识话语脉络的对话与互动网络之中，展开如下话题：这些作品中看似并不明显的苗人因素，勾勒出了什么样的族群面貌，它如何与知识的、政治的、历史的多重话语勾连，又在沈从文30年代中期之后对湘西地方的理解和把握方式中处于何种位置、扮演了何种角色？进而言之，它与沈从文对中华民族前途和未来的整体性设想之间是什么关系？如果说“民族”范畴的边界在三四十年代仍具有相当弹性，那么沈从文的写作实际上也深刻参与了对这一范畴的定义和形塑过程，对沈从文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文本的再考察，不仅有助于进一步厘清他的民族理解和认知，而且提供了一个窗口，使得我们可以窥见今天习见的民族观念在定型前对不同问题脉络的介入和回应，从而更具体地把握其历史条件和前提。
一 水与山：想象苗族的空间方式
1934年1月，收到母亲病危消息的沈从文放下正在写作的《边城》，赶回十一年来不曾归省的湘西老家。自北京到湖南后，以常德这个湘西的咽喉为起点，沈从文沿沅水一路向上，过桃源、辰州（今沅陵）、泸溪、浦市，再由浦市陆行至凤凰，水行占去湘行路途大半。在后来由他与张兆和的通信整理而成的散文集《湘行散记》中，沈从文也基本按照这一行程顺序来排布章节，水路成为《湘行散记》中湘西赖以展开的空间构造。将湘西描绘为水流贯穿的地理空间，乃是沈从文湘西书写模式臻于圆熟后惯用的一种手法。沅水、辰河等大小河流以及河上的码头，构成了沈从文反复书写的对象，《边城》中的茶峒，也是发源自四川边境的酉水在湖南境界的“最后一个水码头”［5］。
沈从文回乡途中手绘沅水沿岸风景图片，收《湘行散记》
正如诸多研究者已经注意到的，“水”对沈从文而言并不限于提供空间构造框架，此次回乡途中，通过赋予作为“水的世界”的湘西某种有别于目的论的历史观和时间观，沈从文也建构起自己的创作美学和写作自信。但值得指出的是，沈从文以水道来象征其笔下的湘西世界，这显然与湘西真实的地理空间格局有距离。李震一在《湖南的西北角》中指出湘西乃由雪峰山脉与武陵山脉夹峙而成，沅水固然是流经其间的大动脉，但湘西作为一个“交通阻滞，山多田少”的“闭塞的山国”，是当时一般人的认知［6］。相较于“水”，“山”的因素更多地形塑了人们对湘西的理解和观感，湘西饱受诟病的盗匪、排外等问题，也与多山的地理格局有着或隐或显的关系。实际上，沈从文早前所热衷写作的苗乡传奇，还多将故事设置在崇山峻岭间的苗寨、山洞、森林中；他1933至1934年间在湘西书写上逐渐臻于圆熟，有意识地用水道来作为再现湘西的主要空间，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某种写作自觉，正与他逐步放弃对“苗公苗婆恋爱、流泪、唱歌、杀人的故事”的偏好［7］、将苗乡因素不露痕迹地纳入某种整体性的湘西乡土叙述相伴随。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应当如何理解沈从文20世纪30年代中期在表述湘西空间构造时的选择？一个可能与沈从文此时湘西叙事形成对照的文本，是凌纯声、芮逸夫的《湘西苗族调查报告》。长期以来，在沈从文研究中，《湘西苗族调查报告》是作为某种关于苗族的“事实性”记录，用以印证沈从文写作中有关苗人的细节内容的［8］。近年来的研究则指出，凌、芮的调查本身也是运用一套全新的认识论体系（民族学的、人类学的），来生产“民族”知识的事件［9］。在这个意义上，凌、芮的调查报告也应视为一种关于湘西的叙述。
事实上，沈从文1933年之后的湘西文本和凌、芮的调查之间也的确存在微妙的互文关系。1933年5月1日，凌纯声、芮逸夫赴湘西“凤凰、乾城、永绥三县边境，实地调查及访问关于苗人的一切”［10］，历时三个月整，时间恰在沈从文返湘半年前。凌、芮自南京出发，“溯江西上，经由武汉、长沙，转至常德、桃源，再溯沅江西进，至泸溪县属的浦市，舍舟登陆，直至凤凰”［11］，常德以上的路线与沈从文完全一致。不过，《湘西苗族调查报告》的重点显然不是沅江水道上如诗如画的风景人事，而是位于武陵山脉中、以腊耳山台地为核心的“苗疆”［12］。报告序言中，凌、芮感谢了许多提供协助的湘西当地人士，其中首先感谢“予以种种便利，并且优予招待”的陈渠珍，又感谢旅长戴季韬、联立师范学校校长石宏规等人亲自陪同“赴凤、乾、绥三县境内许多苗寨实地调查”［13］，这些人也与沈从文有千丝万缕的关联。“湘西王”陈渠珍正是沈从文赴京前的老上司，沈从文三弟沈岳荃此时的上司，1934年1月22日沈从文抵达凤凰后，曾专门拜访陈渠珍。陪同调查的戴季韬，既为沈岳荃同僚，也是沈从文表兄，沈从文返乡旅经辰州时与他有会面［14］。石宏规则在《湘西》中被沈从文誉为“苗民中优秀分子之一”［15］。
1933年6月湘西凤凰县廖家桥镇，凌纯声（前排居中）、芮逸夫（前排左四）、勇士衡（前排左一）与湘西当地人士合影
由于《湘西苗族调查报告》正式出版要到1947年，沈从文1934年返湘时，应该就是从这些姻亲故旧那里得知凌、芮的调查的。但在《湘行散记》中，沈从文仅仅在谈及桃源的小划子时如此提到：
一个外省旅行者，若想到湘西的永绥，乾城，凤凰，研究湘边苗族的分布状况，或想从湘西往四川的酉阳，秀山，调查桐油的生产，往贵州的铜仁，调查朱砂水银的生产，往玉屏调查竹科种类，注意造箫制纸的工业，皆可在桃源县魁星阁下边，雇妥那么一只小船，沿沅河溯流而上，直达目的地……［16］
这段描写中，沈从文以看似不经意的口吻，将凌、芮二人的民族调查与对川黔手工业和物产的调查并置于一处，民族调查的特殊性因而消弭于西南地区的风物陈列之中。与此同时，通过桃源的小划子，沈从文再次将注意力从调查的诸目的地（不论是湘边的永绥、乾城、凤凰，还是川黔的酉阳、秀山、铜仁、玉屏）转回沅水水道之上。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水流的世界在沈从文所试图构造的抽象、静止的历史构图之外，不期然地呈现出了某种物质性。沅水不是某个封闭、恒久不变的世界的象征，而恰恰是现代公路和铁路深入西南之前，将长江中下游与西南山区川黔滇诸省联结在一起的交通大动脉。现有研究表明，至少到元代，岳州（今湖南岳阳）至贵州镇远的沅江水道已设立24处水站，“此道遂成为云南、湖广地区联系内地最重要的交通线”［17］。明初，贵州宣慰使水西土司设龙场九驿，“东接镇远，沿㵲水河道可通沅江，西连毕节，经乌蒙、乌撒可以沟通云南”，从此，云南所产之铜锡可经上述驿道运往京师［18］。清代形成的覆盖十八行省的“三纵两横”交通线路中，通南北的居中纵线在郑州分为两条，其中之一伸入西南，由常德“溯沅江而西，过辰州、沅州，走黔北镇远、贵阳到云南府”［19］。常在沈从文小说中出现的异省商人、船舶贩来的各色南北货物也说明，被沅水贯穿的湘西并非与世隔绝的桃花源，恰恰相反，它是联结中原与王朝边疆的孔道。
水道交通既意味着王朝统治的延伸，也意味着商贸、移民，西南边疆与王朝治下其他地区的交流互动。长期的相互交往也重塑了这一地区的族群面貌。费孝通就指出武陵山区实际上是“多民族接触交流的走廊”，“由于人口流动和融合，成了不同时期入山定居移民的一个民族熔炉”［20］。在《湘西苗族调查报告》中，凌纯声、芮逸夫则将苗疆按地形分为两个自然区，“西北部可称之为腊耳台地区；东南部为溪河下游区”，后者因山势较平坦，“溪河可行小船，交通较为便利”，已为苗汉混杂的“汉人移殖之区”，凌、芮在进一步的辨析中就将其排除，认为只有苗人集聚的腊耳山台地才算“真正的苗疆的区域”［21］。但对沈从文而言，不同族群“彼此同锡与铅样，融合成一锅”［22］，才是更自然的事实。《边城》《长河》的叙述中处处流露出苗人痕迹，又无一个人物能清楚地被指为不是汉人［23］。《湘行散记》中，1934年1月18日，沈从文面对河流产生了关于历史的“彻悟”后，随即在税关处遇到一个头盘“一饼的青布包头”、“宽脸大身材的苗人”前来验关。二人以“同年”相称，“乡音”相招，苗人即放他通行。下一个验关的“青布包头”苗人，虽然沈从文有意想激怒他去见局长，苗人同样不在意地放其通行［24］。这里的苗人，既不同于沈从文早期小说中作为都市中虚伪疲乏的汉人的对立面所描绘的勇猛、多情、重诺、重义的苗人形象，也不同于凌纯声、芮逸夫以干燥的分类和细节堆砌出的截然有别于汉族的“苗族”，而是自然无痕迹地生活于多族群混居环境中的苗人。
如果说，这个族群间边界模糊流动的湘西世界，正有赖于水流的联结和贯通，那么在凌、芮那里，要将苗人识别为具有本质特征的“苗族”，一个未曾言明的前提，正是要将历史性的交往和融合所创造出的这个“中间地带”排除在外。凌、芮调查中曾有一件颇具争议的事，他们对椎牛、鼓藏等当时在湘西已不多见的苗人习俗进行详备记录并拍照摄影，引发当地人不满，调查结束后，即有人向蒙藏委员会致函，称凌等“以苗俗古陋，多方采集，制成影片，以为谈笑之资，娱乐之具，谋利之用”［25］。凌、芮在报告中也提及，“苗中稍受教育所谓有识之士，谈及他们的鼓舞，常引为奇耻大辱，以为是暴露他们野蛮的特征”，但这恰对凌、芮二人“有保存的价值”［26］。此事反映出的凌、芮“局外人”式的猎奇眼光，已由当代诸多研究指出；但如何理解当地苗人精英的态度，也是一个颇耐咀嚼的问题。在凌、芮看来，苗人精英以“野蛮”的名义拒绝了本民族的真正传统，但凌、芮对真正属于“苗族”的文化习俗的认定，首先就是以否定长期共同生活交往所形成的复杂联系为预设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以“山”为特征的封闭空间成为划定纯粹“苗族”的保留地，而苗人精英们的自我辩护，只不过是他们“汉化”或“西化”的证明。
1933年，芮逸夫、凌纯声调查所见永绥县（今花垣县）苗人女子鼓舞，勇士衡摄
从这样的背景来看，沈从文20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形成的新湘西叙述模式不再刻意突出苗人独特性，不仅出于此时对整体性中华民族概念的皈依，其中还交错着更为复杂的因素。正如许多学者已经指出的，沈从文早期对苗人的浪漫化再现深受20年代民俗学和民间文学运动影响，对中国南方非汉民族的关注和研究实际也与这一运动有着深刻关联。但是，尽管沈从文显露出了对民俗学、人类学的兴趣，他早期的苗人主题创作也的确与凌、芮的民族调查分享了许多共同前提，但沈从文似乎并未真心诚意地接受民族学对湘西不同族群的分类方式。他早期小说中出现的“苗族”有别于今天通用的概括性族称，而往往用来指他想象中的苗人的不同部落，如《龙朱》中罗列的白耳、乌婆、倮倮、花帕、长脚各族，以及《媚金·豹子·与那羊》中的白脸族。1933年前后沈从文的湘西写作模式转变后，他绝大多数时候用的是“苗人”而非“苗族”这一称呼，一直到1939年的《湘西》，仍然使用“苗民问题”而非“苗族问题”。这些差异恰恰说明，民族学划分西南不同人群的方式，对当时的沈从文而言，是高度非自然的。
从“苗人”“苗民”到“苗族”的称谓转换，背后是一整套认识机制的转变，它意味着从前从属于儒家文野、夷夏秩序的不同群体，现在已不可能凭借对一套文明的体认和伦理实践，来跨越生/熟障碍，只能被永恒地限制在不同种族僵硬的框架之中。尽管没有证据表明沈从文在有意识地对抗20世纪30年代兴起的此种“民族”话语，但对家族中有着苗人血统的沈从文而言，拒绝这样一种“民族”方案对文野方案的取代，似乎是非常自然的。事实上，1933年前后沈从文湘西书写模式的调整还包含着这样一个内容，即将从前作为一种民族特质被寄托于苗人身上的健康、诚实、勇敢、热情、高贵等道德品质，处理为一种正在失落的普遍精神财富，进而转移到所有湘西人乃至整个中华民族之上［27］。某种程度上，这正是古老的文野之辨在20世纪前半期的变形，苗人的精神品质也有可能成为中华民族整体前途命运的希望所在。
然而，沈从文新的湘西写作模式一方面展现了某种有别于“民族”范畴的、对于不同族群的弹性和包容性，另一方面仍然内含相当之局限。在20世纪30年代湘西现实困局震荡下，这将深深影响沈从文对湘西现实的判断及其文学选择，其中苗民/苗族的问题构成了一个隐秘却关键的要素。
二 革屯运动：“苗民问题”的内在结构
如果说，沈从文笔下那个可能让不同族群融洽、和谐地共同生活和交往的湘西是以水道为承载的，那么在1934年1月的返乡之旅中，随着沈从文深入湘西腹地，越来越频繁地与故友亲朋们接触，他心中那个优美淳厚的湘西世界也不可避免地走向崩解［28］。值得指出的是，此前沈从文笔下充满牧歌情调的湘西世界虽有梦幻色彩，却也并非毫无根基的空中楼阁，如《边城》中所言，茶峒地方的安宁祥和得益于“十余年来主持地方军事的，注重在安辑保守，处置极其得法，并无变故发生”［29］，在沈从文意中，“湘西王”陈渠珍20世纪20年代在湘西“保境息民”、试行湘西自治的统治方式，正为他笔下的水手、妓女、苗人们提供了一个不受时间影响的空间，《边城》和《湘行散记》中那个作为静止、抽象的历史构图象征的水的世界，与陈渠珍治下湘西的割据性是同构的。在这个意义上，1934年回到湘西的沈从文所目睹的，不仅是纤夫水手们的“琐细平凡人事得失哀乐”难以为继，而且也是陈渠珍对湘西统治的濒临崩溃［30］。
沈从文的确预见到了陈渠珍湘西统治的终结。1935年，湖南省主席何键以陈剿共不力为名，改编陈渠珍部队，陈出任湘西屯务处处长。不久，革屯运动爆发，陈渠珍避走长沙。1938至1939年间在张治中支持下，陈渠珍曾短暂地出来主持湘西局面，1939年再次下野。沈从文1938年第二次返回湘西时，湘西就处在这一变局中，他为此写作《湘西》和《长河》，其中流露的对湘西现状和政局的关切，大有别于早前的牧歌情调。关于湘西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的变乱，沈从文在《长河》等作品中将原因解释为外来力量进入湘西，压抑排斥本土势力，苛索无度，祸乱地方。现有的沈从文研究多采信这一说法，或称外来的“现代”生活方式摧毁了湘西传统的宁静美好［31］，或认为膨胀的国家权力吞噬了湘西地方自我治理的空间［32］。这些说法言中了问题的一面，但对造成30年代中后期湘西局势的问题之复杂性把握不足。沈从文在1938年写作的《湘西》中提到：“湘主席何键的去职，荣升内政部长，就是苗民‘反何’作成”［33］，事实上，陈渠珍1936年避走长沙、1938年回湘西收拾局面的背景，都是湘西苗民的抗屯革屯运动；这一事件看起来既是古老 “苗乱”的再度爆发，又纠缠着民国以来“五族共和”“民族平等”原则下如何处理少数民族的困难与争议，对沈从文而言，1936—1938年的湘西苗民革屯运动还有一个隐秘的痛点，即苗民要求废除的屯田制度，正是沈从文引以为傲的筸军数百年来的根基。此外，湘西内部、湖南省乃至全国政治和军事力量的角力，也都戏剧性地卷入其中，使这一事件呈现出高度复杂的面貌。从这个角度看，沈从文在《湘西》结尾意味深长地提出的那个“苗民问题”，实际上纠缠着形塑湘西地方格局的各种因素和矛盾，革屯运动成为其爆发的总出口。这些因素不仅必然要成为沈从文新历史条件下湘西叙述的对话对象和前提，而且将重塑他表述苗民的方式。
“湘西王”陈渠珍（1882-1952）
为方便后续论述展开，在此先对1936至1938年间湘西苗民革屯运动的背景和经过稍做补充。“屯田养勇，设卡防苗”乃是清代乾嘉苗民大起义后凤凰县同知傅鼐设计实施的一套寓兵于农、控制苗民的制度，傅鼐将苗民聚居地区的大部分可耕土地收归为屯田，招佃收租，供养屯军［34］。这一制度使得苗区大多数苗民成为屯田佃农，同时屯租作为一种地方收入，在中央控制的绿营之外，供养了数量庞大的地方屯务军，营屯子弟也成为清代以迄民国沈从文所谓凤凰军校阶层的一大来源。进入民国，屯务相关制度设施废弛，但屯下佃户仍照旧纳租，屯政控制权和屯租收入成为湘西大小军阀争夺的重要利源。另一方面，屯田田土经百余年流转，图籍漶漫、管理混乱，基层和屯务官员借机渔利，积弊丛生［35］。陈渠珍掌管湘西后，对作为其兵源、粮源和收入来源的有屯七县和屯务的控制一直颇为上心。1935年，陈渠珍部队被何键改编，失去其他资源的陈渠珍意欲以屯务为政治资本东山再起，加强了对屯政的控制和屯租的收取力度，从而引爆矛盾，陈氏引咎下台。
现有研究一般认为革屯运动包含了三个阶段，每个阶段对应不同的主导群体及诉求。首先是永绥苗民上层吴恒元、隆子雍等人以承担屯租的苗民大户和地方精英身份，陈情请愿解除屯租。请愿不成，遂有下层苗民佃农石维桢、梁明元等领导武装起义革屯。其后，避居长沙的陈渠珍利用起事之机，动员老部下龙云飞加入，同时联络与何键有暇隙的CC系，迫何键下台，张治中掌湘。1938年2月，湖南省府决定废除屯租。张治中委任陈渠珍为沅陵行署主任，点编苗民“革屯”军，参加抗日。革屯运动至此落幕［36］。
永绥（今花垣县）革屯领袖梁明元纪念碑
纵观革屯运动的经纬，尽管从爆发到解决始终掺杂着不同派系乃至私人间的争斗，但运动发生的基础是湘西民众的普遍贫困和沉重负担，又尤为集中在经济和生活条件都居劣势的苗民之上，这一事实是清楚的。McCord就指出，1936—1938年间的苗民革屯运动虽然带有鲜明的族群色彩，但并没有演变为一个族群针对另一个族群的冲突［37］，其目的和诉求很大程度上仍是经济性的。在此意义上，苗民对屯田制度的愤怒，其实是湘西民众不满经济重压的集中表达。实际上，1934年归乡的沈从文对湘西民众生活的困窘已有所注意，他在《湘行散记》中追问：“浦市地方屠户也那么瘦了，是谁的责任？”［38］但苗民和屯田制度作为矛盾的爆发点，将湘西推入“变”的历史的快速轨道，应并不在沈从文意中。另一方面，1933年陪同凌纯声、芮逸夫考察苗疆的石宏规则明确表示“此次考察所到之地，村寨凋敝，不堪入目，苗民穷蹙，无力自救，长此不图，即良懦者日削月剥，势必辗转沟壑，成为饿殍，狡黠者呼群引类，难免铤而走险”［39］，已经预感到了风波将来。
从陈渠珍的角度看，他清楚认识到自己的湘西军事力量通过屯田制度与地方紧密联系在一起［40］，但为了维持庞大的军队给养，陈渠珍又不得不增发大量苛捐杂税，甚至于征烟苗税和烟土特税，造成民生凋敝、地方糜烂［41］。1933—1934年间，陈渠珍曾设想过一个湘西农村建设计划，实际是想将救济农村经济与“剿匪”一揽子解决，此时他也承认农民丧失土地、降为佃农或流民的情况极为严重，如不能解决“凶年水旱，月捐苛征，富者的重利盘剥，豪强的百端鱼肉”，最终只能是“军队打匪，人民反帮助匪……因之共匪越打越多，竟至无从打起”［42］。但陈渠珍设想的建设方案仍以修筑寨堡、编练民团为优先，之后再谋公益事业，对乡村“民力财力”有相当要求［43］，势必加重基层负担，无法摆脱“越剿越多”的逻辑。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兴起的民族话语，则使得与此相关的一系列问题可能在“民族”框架下展开。共产党人和左翼的思路是将民族问题寓于土地问题之中，如国民革命时期的《解放苗瑶决议案》就将苗瑶定义为“爱和平的农民”，以农民运动表达和涵盖“民族”的诉求［44］。北伐前后湘西的农民协会就吸收大量苗民，屯田制度也成为运动攻击的对象［45］。国共分裂后，共产党人更激进地提出将“苗族解放与土地革命联络起来”，要求平分包括屯田在内的所有地主豪绅和国家的土地［46］。在国民政府一方，承认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本是三民主义的规定内容，20世纪30年代逐步成长的民族学学术对西南地区的考察，也使得之前未被纳入“五族共和”框架的西南少数族群可以用“民族”眼光审视自身，革屯运动前后，湘西的苗人精英群体以及革屯运动领袖们就多援用这一话语来为自己的诉求背书［47］。这里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子，是前文已提及的石宏规。1934年，石宏规将自己陪同凌纯声、芮逸夫调查所得写成《湘西苗族考察纪要》，这本小册子在学术上成就不高，但它提供了一个范例，即运用民族解放的原则，将提高苗人地位的诉求纳入正在进行的政治议程。但民族话语在1937年之后也遭遇了新的困境。随着日本侵略的加剧，中华民族的存亡逐渐成为最大的危机，族群话语可能导致的分离倾向开始受到关注。抗战全面爆发后，就有评论者指出革屯主要牵涉的是政治和社会问题，而非民族问题［48］。革屯武装1937年后将“抗日”与“革屯”并置为自己的核心主张而不再突出“苗民”［49］，也显示出此时中华民族的整体危机与单一族群诉求之间特殊的张力关系。
三“民族”如何化为“地方”？
自20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陈渠珍下野，1936年革屯问题发生，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一系列的事件无疑给了沈从文极大刺激。现有研究多注意到沈从文这一时期在日益迫近的民族整体危机之下，对新文学如何可能有助于“民族自存努力”的思考，但苗民革屯运动和湘西的政局变动实际构成了这一进程的另一个侧面，沈从文不得不在一个新的框架下重新放置苗民与湘西、湘西与中国、苗民与中华民族等一系列关系——对这些问题的回应也包含在《湘西》和《长河》中。
1938年1月，因抗战爆发，从北京向昆明转移的沈从文再次回到湘西，在大哥沈岳霖的沅陵住所小住近四个月。此时革屯运动渐近尾声，随着何键去湘、陈渠珍任沅陵行署主任，沈从文熟悉的秩序似乎又回到了湘西，全面抗战的爆发同时赋予了湘西不同往日的全国性战略位置。沈从文也显露出对地方事务的高度热心，除邀请陈渠珍、龙云飞等“同乡文武大佬”至家中恳谈外［50］，他抵达昆明后写作的《湘西》也饱含着介入实践的热情。
沈从文1930年代在沅陵
对沈从文而言，苗民革屯运动无疑是《湘西》无法回避的话题。但沈从文在此的叙述策略，毋宁说是迂回的而非直面的。在《湘西》中，沈从文再度采用了“使人事凸浮于西南特有明朗天时地理背景中”的手法［51］，湘西独特的“人事”与承载他们的地理空间被细密地编织在了一起。有别于《湘行散记》中的沅江水道，1935年通车的湘黔公路成为了沈从文叙述湘西的新的空间架构，这也意味着抗战背景下湘西与整个中国更紧密地联为一体。在全面抗战前提下，描画出湘西某种独特的“人”的品性（沈从文谓之湘西“民族性的特殊”），以期解决地方问题，有助全国抗战，尤其成为沈从文意欲通过《湘西》达成的目标。他将对湘西“人事上的好处和坏处”的叙述集中于“沅陵”与“凤凰”两节［52］，并将这种品性归结为某种宗教情绪与生活的杂糅，这既体现在古艳动人的传说、神话、习俗中，也体现在别具特色的人物类型之上。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在《湘西》中，沈从文似乎有意延续《湘行散记》里对苗人进行日常化处理、弱化族群边界的模式，如第一节《常德的船》就说苗人水手“一切和别的水上人都差不多”，只因“住在山中”，更加“老实、忠厚、纯朴、戆直”［53］；但另一方面，我们不难从沈从文所谓的湘西人宗教气质中发现鲜明的苗人痕迹。按照金介甫的看法，放蛊、酬神、落洞等习俗都与苗人的泛灵世界观密不可分［54］，沈从文前此一年为早年之作《凤子》续完的末篇《神之再现》，更清晰地将苗乡特质叙述为某种宗教性和神性。在这个意义上，《湘西》延续了对湘西人宗教气质的赞颂，但将包裹这一特质的范畴从族群性的（苗人）转换为地方性的（湘西）。这一处理一方面使得湘西成为可以包容不同群体、容许族群间转换的开放空间，另一方面，由于沈从文将目光聚焦于抽象的精神气质，内在于这一空间的许多结构性矛盾也被有意无意地忽视了。一个颇具症候性的例子正是沈从文在《湘西》中对凤凰的书写。沈从文将湘西人宗教气质的来源追溯到自己的故乡凤凰，在《湘西·凤凰》开头，他再次引用了《凤子》对于镇筸（凤凰）的描述，将凤凰作为镇压苗民的屯防制度军事中心的历史推到了台前。正如沈从文自己在《湘西·题记》中所言，“民国以来，苗民常有问题，问题便与屯田制度的变革有关，与练勇事似二而一”［55］，然而，尽管他明确认识到此前的苗民起义正源自对屯田的不满，但《凤凰》中对这一历史的回顾，与其说是要暴露湘西自清末至民国统治方式的一贯内部矛盾，不如说凤凰“深入苗地”的地理位置反而提供了将苗人的宗教情绪与整个湘西融为一体的可能：
苗子放蛊的传说，由这个地方出发。辰州符的实验者，以这个地方为集中地。三楚子弟的游侠气概，这个地方因屯丁子弟兵制度，所以保留得特别多。在宗教仪式上，这个地方有很多特别处，宗教情绪（好鬼信巫的情绪），因社会环境特殊，热烈专诚到不可想象。湘西之所以成为问题，这个地方人应当负较多责任。湘西的将来，不拘好或坏，这个地方人的关系都特别大。湘西的神秘，只有这一个区域不易了解，值得了解。［56］
如果说在沈从文的笔下，凤凰呈现为一个可能使“宗教情绪”弥散至不同群体的场域，那么从革屯运动的角度来看，凤凰也恰恰最为尖锐地将屯田制度关涉的两面——苗民以及凤凰军校阶级——汇集到一起。耐人寻味的是，沈从文恰恰在《湘西》的叙述中将二者分开，分别放入了《凤凰》和《苗民问题》两节。在《凤凰》中，沈从文将当地男子富于“宗教性与戏剧性”的“游侠者精神”，视作“浪漫情绪与宗教情绪两者混而为一”的结果［57］，并将龙云飞、陈渠珍、顾家齐、戴季韬等湘西军人胪列为凤凰传奇游侠人物田三怒的当代传人。这无疑有为陈渠珍重回湘西主持大局造势之意，但同时值得注意的是沈从文此时对军人群体的心态变化。沈从文对军人怀有的“不可言说的温爱”向来为人熟知［58］，不过，1934年回到湘西的经历曾经深深冲击过他对军人的景仰，如《湘行散记》所记，从凤凰长桥上充斥的烟馆、本地军队护送贵州来的“黑货”、“溃烂这乡村居民灵魂”的跛脚什长等细节中［59］，沈从文已觉察到了湘西的危机与陈渠珍军队统治方式之间的关联。王晓明也注意到沈从文1935年开始的一批小说如《顾问官》《张大相》《小砦》等，对湘西军人流露出有别于前的“明显的轻蔑和厌恶”［60］。从这些线索来看，30年代中期的沈从文似乎尝试通过对军人群体的批判，展开对湘西现实危机的追索和把握，但在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的背景下，这一思路发生了调转。沈从文在《湘西》中将军人群体塑造为湘西精神气质的承载者，畅想“迷信却被历史很巧妙的糅合在军人武德里”，“增加了军人的勇敢性与团结性”［61］，并期待他们提振地方、守土卫国，这样的设想固然包含了湘西如何应对抗战爆发后的中华民族整体危机的考虑，但将军人群体单纯描绘为某种精神气质的代表，无疑也将他们所内在于的具体社会历史和物质关系抽象化，从而，军校阶级与作为湘西各种社会矛盾总爆发的革屯运动之间的复杂关联，也在这一叙述当中消失了。
凤凰苗疆长城遗迹
在这个基础上，我们不难预见沈从文对苗民革屯运动的基本态度。在《湘西·题记》中谈及屯田与苗民问题时，沈从文有过一个论断：“屯田练勇为清代两百年来治苗方策，且是产业共有共享一种雏形试验……”［62］对比当时舆论对屯田不合理性的普遍批评，沈从文对这一制度可谓投射了颇不寻常的同情和肯认。这或许与他营屯子弟的出身有关；另一方面，将军人褒扬为湘西游侠精神的背负者、守土卫国的勇士，也难免导致他在屯田问题上的态度暧昧。如前所述，沈从文在《湘西》中将针对军人和苗民的叙述作了分开处理，相较写作《凤凰》篇时的饱含深情，《苗民问题》篇的语调则显得较为抽离。尽管沈从文承认：
对于苗民问题的研讨，应当作一度历史的追溯。它的沿革，变化，与屯田问题如何不可分，过去国家对于它的政策的得失，民国以来它随内战的变化所受的种种影响。他们生计过去和当前在如何情形下支持，未来可能有些什么不同。他们如何得到武器，由良民而成为土匪，又由土匪经如何改造，就可望成为当前最需要的保卫国家土地一分子。［63］
但他随即表示“本文不拟作这种讨论”，转而将话题集中于对苗民的误解的澄清。在沈从文看来，对苗民的误解实际和对湘西的误解一体，“我们应当知道，湘西在过去某一时，是一例被人当作蛮族看待的。虽愿意成为附庸，终不免视同化外”［64］。族群问题被地方问题悄然替代和覆盖了。由是，我们不难理解沈从文接下来将包括苗民问题在内的湘西困境都归结于外来湘西治理者不了解湘西，无论是他指责过去“统治一省的负责者，在习惯上的错误，照例认为必抑此扬彼，方能控制这个民苗混处的区域”，还是批评“一群毫无知识诈伪贪污的小官小吏来到湘西”，使得“地方几乎整个糜烂”［65］，其实都出于一个前提，即他将湘西30年代中期的动荡局面理解为“数年前领导者陈渠珍被何键压迫离职，外来贪污与本地土劣即打成一片，地方受剥削宰割，毫无办法”［66］。对比革屯运动的史实，这样的解释或可说明革屯运动的最后阶段，但运动第一、第二阶段中所暴露出来的陈渠珍统治下湘西社会累积的种种矛盾和弊病，无法在这一框架中得到呈现和分析。在《苗民问题》中，沈从文提出，对苗民应实行“一律平等”的根本原则，认为只要“当权者稍有知识和良心，不至于过分勒索苛刻这类山中平民，他们大多数在现在中国人中，实在还是一种最勤苦，俭朴，能生产，而又奉公守法，极其可爱的善良公民”［67］。但革屯运动的现实所显露的，恰恰是这种不平等、勒索苛刻的状况，实际上早在陈渠珍下台前就已深深根植于湘西社会内部；当沈从文将宗教性的精神特质和“形成未来”的可能赋予军人群体之后，苗民在他意中，似乎也只能依赖于“当权者”的良心和知识，来被动地获取一个“善良公民”的身份。
1933年凤凰新寨集市，勇士衡摄
也是在这一视角的主导下，以革屯运动为背景的《长河》最终将外来保安队与本地“家边人”之间的冲突设置为小说叙事的中心。尽管《长河》并未按计划完成且多被删削，但对比相关考证和革屯史事，仍可窥见沈从文的大致意图。在《长河》中，小说人物反复提及一件“兵队都陆续向上面调”的传闻，为小说中湘西绚极而熟的秋日景象投下阴影，预示着风雨欲来。随着叙事推进，在《大帮船拢码头时》一节，作者借老水手与船上客人的对话，将隐于幕后却影响湘西地方的诸多背景作了简要交代。当船主问及“这里那人”既已下野，“怎么省里还调兵上来？又要大杀苗人了吗？苗人不造反，也杀够了！”［68］客人对此的一大段答话被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删去，这一段内容无疑对理解《长河》的故事整体十分重要。对照《长河》最初发表在《星岛日报·星座》副刊上的版本可知，被删去的部分是保安队看上苗乡一做过团长的龙姓人的家产，以“通匪”罪名敲诈：
有个姓龙的在x县苗里，做过团长，淘汰了，住在家里享福，他们看中了，要三百支枪，缴不出吗？缴三万块钱，是一样的。不认账吗？你通匪，私藏枪支，捉来关上，加一倍，要六百支，六万块钱。这个人吓慌了，只好一跑。这一跑不打紧，他们说，人跑了，不是造反是什么。——调兵来镇压罢。［69］
以上内容经由糜华菱对《长河》的版本考证，已为学界知晓［70］，但不曾为现有研究言及的是，此处苗乡龙姓豪强明显是影射龙云飞。据《湖南大公报》1938年3月19日《龙云飞访问记》，龙云飞表示他起事的原因是：“去年一四月间十五师来逼着交枪……将枪送了去，他们说要交六百支，决不止这一点，为了怕麻烦，我曾到长沙暂避。十五师调防后，由保安团接防，在阴历七月三十日，就有保安团一团人围住房子……既然已经将我们当土匪，为了公愤，为了自卫，为了先发制人，我们就攻乾城、永绥、凤凰，麻阳也跟着响应。”［71］
老水手问话中的“大杀苗人”无疑指向了革屯起事；沈从文通过小说人物之口，将起事原因叙述为龙云飞与保安队之间的摩擦，则反映出沈从文对革屯运动的基本理解：从湘西地方与湖南省乃至中央势力争斗的一面来理解苗人的不满，而回避屯田制度内在的问题以及由此造成的苗人生活困境。在这个意义上，《长河》这部被黄永玉誉为“该是《战争与和平》那么厚”“最像湘西人的书”的作品［72］，实际已经将围绕屯田制度的诸多湘西社会内部矛盾排除出了小说叙事。《长河》中，沈从文尝试通过勾勒湘西人的生活轨迹如何依赖水与地展开，而呈现出某种全景式的湘西人生百态图。但在这副图景中，并不存在内在于湘西社会的紧张，塑造人不同境遇的主导力量乃是不可抗拒的命运，湘西人平凡而庄严的生活节奏只有在外来力量的侵扰下才被打破。根据刘洪涛的观察，与《边城》类似，《长河》也将苗人服饰习俗不动声色地融入湘西地方风情之中，族群特征成为地方特征的内在部分［73］。《长河》最后一节的《社戏》尤其细致地描写了吕家坪众人请来的浦市戏班子在伏波宫进行的酬神还愿傩堂戏，这正与沈从文在《凤子》和《湘西》中对苗人和湘西宗教性的书写构成互文关系。但悖论是，如果说一方面沈从文通过对精神性的提炼将苗人和湘西融为一体，另一方面，沈从文难以放弃的牧歌谐趣又无可避免地对苗人真实的生活困境构成了遮蔽和偏离。当沈从文计划着在《长河》中写到湘西健儿们走上抗日前线、国民党嫡系部队“征服”湘西时［74］，他的小说叙事中实际也已经包含了一个压抑和驱除湘西内部不驯服声音的层次：苗民问题在被转化为湘西问题的同时，也意味着它本身不再构成“问题”。
余论
沈从文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的民族叙述具有高度的复杂性。一方面，相较于以现代民族学为基础的民族话语，沈从文的族群认知中包含着更多的弹性、包容族群间的模糊边界和互相转换的可能，在这个意义上，它可以避免在长期共同生活的不同族群间划出泾渭分明的族群边界所可能导致的冲突和矛盾。但另一方面，在革屯运动的背景下，沈从文对民族话语的抗拒也意味着他拒绝了真正面对苗民的困境和诉求。沈从文的个案毋宁说显示出，无论作出哪一种选择，似乎都存在着两难。
当然，我们本无须以政治家和思想家的标准要求沈从文，试图从他那里找出一整套处理族群、地方等问题的无懈可击的方案。以沈从文30年代中后期湘西写作中的苗人因素为线索，解剖其对民族、地方、国家等问题的介入和思考，毋宁说提供了一个极为丰富的案例，显示出这一时期多种不同但又互相关联的问题是如何复杂地交错在一起的。族群和民族的问题不仅仅是认定某个群体的边界的问题，它既关涉到对中国长期的多元与多重统治体制的历史遗产的处理，而且也同时将经济的、乡村的、地方的议题卷入其中。或者说，对于20世纪中国而言，一切新旧范畴都在这个全新的世纪重新熔铸和生成，文学也深深介入其中。在这个意义上，沈从文湘西写作的魅力不仅在于他笔下诗情画意的牧歌情调，而且在于文本与历史之间复杂的互相塑造过程；它绝非对湘西的被动摹写，其本身就是构筑湘西与现代中国的重要力量。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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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近年的现代文学研究对总括性的民族意涵（如“中华民族”的“民族”）在20世纪初的变动形成及其与文学的关系较为注意，但对另一层次的民族概念（“56个民族”的“民族”）的生成性和历史性的探讨则相对不足。本文主要针对的是后一层面上的“民族”问题。
［2］参见凌宇《从苗汉文化和中西文化的撞击看沈从文》，《文艺研究》1986年第2期；金介甫《凤凰之子·沈从文传》，符家钦译，光明日报出版社2004年版；周子玉《湘西世界：沈从文笔下的他者建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7年第3期；李国太《“表述他者”还是“呈现自我”？——论沈从文的苗族书写》，《民族文学研究》2017年第4期；李永东《沈从文的小说创作与上海租界——解读〈阿丽思中国游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6年第3期。
［3］参见金介甫《沈从文笔下的中国社会与文化》，虞建华、邵华强译，第107页、第112页、第250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4］参见刘洪涛《沈从文小说新论》，第93—153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黄锐杰《“湘西”背后的“民族”与“国家”——由近三十年沈从文研究的流变谈起》，《当代文坛》2018年第5期。
［5］［29］沈从文：《边城》，《沈从文全集》第8卷，第66—68页，第73页。
［6］参见李震一《湖南的西北角》，第8页、第49—51页，宇宙书局1947年版。
［7］沈从文1931年11月13日致徐志摩信，《沈从文全集》第18卷，第150页。
［8］参见金介甫《沈从文笔下的中国社会与文化》，第156页。
［9］王明珂：《建“民族”易，造“国民”难——如何观看与了解边疆》，《文化纵横》2016年第3期。
［10］［11］［12］［13］［21］［26］芮逸夫、凌纯声：《湘西苗族调查报告》，第1页，第1页，第29页，第1—3页，第31—32页，第150页，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
［14］参见《湘行书简》，《沈从文全集》第11卷，第210页。
［15］［33］［53］［55］［56］［57］［61］［62］［63］［64］［65］［66］［67］沈从文：《湘西》，《沈从文全集》第11卷，第364页，第334页，第343页，第328页，第393—394页，第402页，第394页、第407页，第328页，第408页，第408—409页，第409页，第394页，第409—410页。
［16］［24］［38］［59］参见沈从文《湘行散记》，《沈从文全集》第11卷，第236页，第253—254页，第276页，第281—283页、第323—324页。
［17］方铁：《蒙元经营西南边疆的统治思想及治策》，《方铁学术文选》，第136页，云南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18］侯绍庄：《沅江通航考》，《侯绍庄学术论文选》，第165—166页，贵州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19］参见何一民《清代城市空间分布研究》，第188页，巴蜀书社2018年版。
［20］费孝通：《武陵行》，《费孝通全集》第13卷，第554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22］沈从文：《我的小学教育》，《沈从文全集》第1卷，第263页。
［23］［73］参见刘洪涛《沈从文小说新论》，第109—111页，第111页。
［25］石青阳：《致蔡元培函》，转引自王建民、麻三山《导读》，凌纯声、芮逸夫：《湘西苗族调查报告》，第12页，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
［27］［58］参见沈从文《边城·题记》，《沈从文全集》第8卷，第59页，第57页。
［28］参见沈从文《长河·题记》，《沈从文全集》第10卷，第3页，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
［30］［50］［52］沈从文：《〈湘西散记〉序》，《沈从文全集》第16卷，第390页，第392页，第393页。
［31］参见张新颖《沈从文的前半生：1902—1948》，第223—225页，上海三联书店2018年版。
［32］参见金介甫《凤凰之子·沈从文传》，第364—374页。
［34］参见文良《清嘉庆年间湖南苗疆的“均田屯勇”》，《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02期，2018年12月；刘善述《湘西苗民革屯史录》，第1—24页，中共湘西自治州委党史办公室1986年版。
［35］［37］Edward A. McCord, “Ethnic Revolt, State-Building and Patriotism in Republican China: The 1937 West Hunan Miao Abolish-Military-Land Resist-Japan Uprising”, Modern Asian Studies, Vol. 45, No. 6 （November 2011）, pp. 1502-1509, 1520.
［36］参见伍新福《论评与考辩——史学研究论文集》，第511—529页，岳麓书社2013年版；田怡《民国时期近代国家转型中湘西民族区域政治之变动：20世纪30年代湘西革屯运动析论》，彭武麟等著：《中国近代国家转型与民族关系之建构——民国民族关系史专题研究》，第177—206页，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39］石宏规：《湘西苗族考察纪要》，第40页，飞熊印务公司1936年版。
［40］陈渠珍：《精神讲话》，《陈渠珍遗著》，第296页，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41］参见孙锡华《我所知道的陈渠珍》，《湘西文史资料》第二辑，湘西自治州政协文史资料发行组编，1984年，第77页。
［42］《湘西凤麻等十三县农村建设委员会宣言》，《湘西农村建设月刊》第一卷第一期，1934年。
［43］参见《湘西凤麻等十三县农村建设方案》及《农村建设委员会成立之经过》，《湘西农村建设月刊》第一卷第一期，1934年。
［44］《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解放苗瑶决议案》，《民族问题文献汇编》，中共中央统战部编，第52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
［45］参见《苗族通史》第三册，吴荣臻主编，第226—229页，民族出版社2007年版。
［46］参见《黔东特区第一次工农兵代表会议决议案（摘录）》及《中国工农红军政治部关于苗瑶民族中工作原则的指示》，《民族问题文献汇编》，第243—246页。
［47］参见《永绥县解除屯租诉愿团快邮代电》，转引自《湘西苗族革屯史录》，刘善述编撰，《民族研究参考资料》第二十六集，贵州省民族研究所编印，1985年7月，第95页。
［48］张潜华：《抗战时期的苗夷问题（续）》，《大公报》（重庆）1938年12月21日第4版。
［49］参见《革屯大事记》，《湘西文史资料》第八辑，湘西自治州政协文史资料发行组编，1987年。
［51］沈从文：《一首诗的讨论》，《沈从文全集》第17卷，第462页。
［54］金介甫：《沈从文笔下的中国社会与文化》，第173—186页。
［60］王晓明：《“乡下人”的文体与“土绅士”的思想——论沈从文的小说文体》，《沈从文研究资料》上册，刘洪涛、杨瑞仁编，第599页，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68］沈从文：《长河》，《沈从文全集》第10卷，第101—102页。
［69］沈从文：《长河（四一）》，《星岛日报·星座》，1938年10月8日第十版。
［70］糜华菱：《沈从文〈长河〉的多舛命运》，《新文学史料》2005年第1期。
［71］转引自《湘西苗族革屯史录》，刘善述编撰，《民族研究参考资料》第二十六集，第56—57页。
［72］黄永玉：《这些忧郁的碎屑》，《沈从文与我》，第47页，湖南美术出版社2015年版。
［74］参见《沈从文年谱》，吴世勇编，第213页，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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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清华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
|本文原刊《文学评论》2021年第2期第165-175页，原创内容如需转载，须经本刊编辑部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