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丹丹|《平凡的世界》中的王满银形象重释

路遥《平凡的世界》的手稿

《平凡的世界》中的王满银形象重释

杨丹丹

内容提要 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塑造了王满银这一人物形象，他的“二流子”身份及其行为成为学术界集中批评的对象。但对此点的过度关注使王满银的“小生意人”身份背后蕴含的多重意义被忽略。王满银独特的贩卖生活呈现出20世纪80年代前后农村市场经济改革过程中，个体农民与农村经济改革、乡土社会的道德秩序、社会主义文化传统和乡村市场兴衰之间的复杂关系。同时，路遥通过塑造王满银的“次要人物”身份参与文本建构，对“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理论进行了深入思考和有益补充，为当下文学如何继承和突破当代现实主义文学传统提供了有价值的视角和路径。

关键词 《平凡的世界》；王满银；市场改革；次要人物；现实主义文学

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讲述了1975—1985年期间中国城乡“交叉地带”［1］发生的改革和故事。学术界的研究也多集中在小说表述的农村社会变革与现实主义美学风格上，尤其是小说中的孙少安、孙少平、田福军、田润叶等主要人物的曲折命运，成为学术界阐释宏大叙事的切入点，并从农民青年奋斗者、命运的抗争者、农民政治家、多元的女性［2］等角度予以解读，而一些次要人物的价值却没能得到充分挖掘。例如，对王满银的分析基本集中在“强烈的功利与困兽般的浮躁和猥琐”［3］“负面的工具理性”［4］“人的尊严丧失殆尽”［5］等否定性判断上，以及“穷鬼”“二流子”“逛鬼”“投机倒把者”“憨女婿”“浪子”等消极形象阐释上，即使能够发现王满银的正面价值，也仅停留在“执着型人格”［6］“传统农民的淳朴和善良”［7］“性格复杂丰富”［8］等简单的道德判断方面。而王满银个人生活背后蕴藏的多重信息和意义没有得到仔细辨识，因而，一些关键问题被悬置起来：王满银为何会成为“二流子”，为何会离开乡村从事小生意，他的小生意为何不断失败，失败后为何选择重返乡村？这些问题的答案就显现在王满银的商贩生活中，他的商贩生活在某些方面呈现了20世纪80年代前后农村社会转型期普通农民与农村经济改革、传统道德伦理、社会主义文化传统和市场之间的复杂关系。同时，王满银作为小说的“次要人物”，通过参与文本建设对“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理论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补充。

一

 

王满银在小说中的出场身份是被改造的“二流子”，因为倒卖老鼠药被石屹节公社分配到农田基建会战工地接受劳动改造。这种出场身份和方式带来一个问题：王满银为何是个“二流子”？小说主要从血统和德性两个层面给予解释：王满银曾家世显赫，但因祖父抽大烟致使家道中落，父亲沦落为“二流子”，并在战乱中离世，王满银延续了家族的“二流子”传统；同时，王满银经常欺压弱者，厌恶劳动，又通过哄骗娶到孙兰花，个体德性卑劣。不可否认，王满银的“二流子”身份与家族传统和个体德性有着直接关联，但王满银作为被小说塑造出来的人物，在一定程度上与作者的主观意愿、客观现实的要求、小说叙述策略和当代文学经验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果从当代文学叙述传统来看，王满银的“二流子”身份是当代文学“二流子叙事”的延续，但与“二流子叙事”背后的话语机制主导下的话语方式相比又发生了一些明显变化。“二流子”作为确认身份的词汇，出现在明清时期，是对不务正业，从事偷盗、欺诈、抢劫等人的称谓［9］。在20世纪40年代的延安大生产运动中，“二流子”“是对陕北农村不务正业，不事生产，以鸦片、赌博、偷盗、阴阳、巫神、土娼等为活，搬弄是非，装神弄鬼，为非作歹的各种人的统称”［10］。认定“二流子”身份的标准是从事的职业和对劳动生产的态度，这种认定标准进一步强化了“二流子”的负面形象，也决定了他们的社会地位、个体德性和被改造的命运。因此，讲述改造“二流子”的故事成为延安文艺的重要叙事取向，“出现了许多有关改造二流子的报道和文学叙事”［11］，丁玲、赵树理、周立波、马烽、柳青、浩然等人都讲述过改造“二流子”的故事，创作了《钟万财起家》《刘二起家》《刘生海起家》《兄妹开荒》《刘巧团圆》《金锁》等文艺作品，塑造了钟万财、刘生海、金宝娘、福贵、三仙姑、韩长脖、赵满囤等“二流子”形象，并通过对“二流子”的批判，实现革命动员和社会组织的目的。这种“二流子”形象及其叙事模式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农村题材小说中的地痞、无赖、流氓、坏分子身上得到延续，进而形成了清晰的人物谱系和特定的叙述传统。从王满银的劳动态度、日常行为和被改造的经历来看，王满银没有脱离当代文学中的“二流子”人物谱系及其叙事传统。但王满银已经展现出摆脱“二流子”身份的意愿和行为，通过从事小生意的方式脱离“‘身份—角色’的个体改造机制”［12］。这在王满银因为倒卖老鼠药被劳动改造的场景中体现的尤为明显，王满银在劳动过程中表现出偷懒、随意、散漫的态度，并用倒卖的香烟贿赂其他劳动者。王满银以戏谑的方式对待严肃的劳动改造表明，王满银接受劳动改造的程序意义和象征性意义大于现实功效，王满银没能完成精神层面的正面转化，“他自己觉得他就是这个样子。他好他坏，和别人有屁相干？”［13］但也正是劳动改造的未完成性，使改造“二流子”的故事变得不再重要，反而是王满银的小生意人身份及其倒买倒卖行为本身的意义被凸显出来，成为观察20世纪80年代前后农村市场发展状况的窗口，这也是在小说中王满银被忽略的价值所在。

进一步而言，通过对王满银倒买倒卖的场所、交易物品、流通渠道和目的的分析，可以进入这一时期农村市场的现场，从另外一个侧面勘察“把市场化、现代化和社会主义改革这三重重大的社会变迁浓缩在同一个时空中进行的，从而构成了一次史无前例、波澜壮阔的社会转型”［14］。小说中王满银交易老鼠药的场所是石屹节公社的集市，集市作为乡村基层市场，是农民买卖商品的空间，并在长期演变中“成了地方性社会的中心”和“农民生活世界的一部分”［15］，集市的经济功能、社交功能和连接外界的功能共同构成一个集市社会。但随着新中国具有针对性的各项经济政策的实施，集市的交易主体、自由流通的商品、渠道和定价方式等都被纳入统一的计划管理中，米面粮油等农副产品、工业制成品和半成品作为商品在集市上流通受到限制［16］。各项政策在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也针对现实运行中出现的矛盾，进行了调整和修正，但客观上对乡村集市的经济功能、社交功能和连接外部世界功能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王满银倒卖的老鼠药是日用工业品和农业生产资料，是受到流通限制的商品，因此事被劳动改造，符合当时的历史语境和客观现实。但小说在重点叙述这一事件同时，呈现了乡村集市的鲜活现场。小说直接叙述乡村集市的场景共有14处，分别关涉石屹节公社、米家镇和黄原县的集市，叙述内容集中在集市的空间特征、存在样态和社交功能。石屹节公社的集市是“一条约摸五十米长的破烂街道，唯一的一座像样的建筑物就是供销社的门市部”，“到这里来赶一回集，值得乡里的婆姨女子们隆重地梳洗打扮一番”［17］，或者是，遇到集市“全公社的脱产干部和各大队、各生产队的主要负责人，都被调到公社院子里”［18］参加组织生活。而集市的商品交换功能发生了明显弱化，盐、酒、油、糖、蛋糕、棉线等日常生活用品和化肥、牲畜、农具等农业生产资料不但紧缺，而且只能在供销社购买，由国家统一调配。孙少安为了筹办婚礼在石屹节的供销社只买到了廉价的酒和烟，以及一些“做肉的大茴和花椒”，农民用剩余的口粮交换一些日用品也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这种情况表明，“集市数量和规模直接反映了农村商品交换成本以及市场辐射能力。集市越多，商品流通就越顺畅、信息传递就越快、交易费用就越低，农户就越容易进入市场”［19］。反之，则增加农民进入市场的壁垒，农民的生产、交换、消费和再生产的市场化变得相对困难，农民的市场主体地位和现代意识也无法顺畅地确立起来。因此，农民以市场为中介改变传统生活方式的意愿变得不再强烈。王满银能够在集市上成功倒卖老鼠药固然源于他的欺骗，但也从一个侧面证实了由于农村集市经济功能的弱化，“计划者所确定的数量就会低于市场所愿意产生的数量。有时购买者便不能获得其所期望的数量的该种物品，而通过以这些购买者愿意接受的价格向他们提供该物品，某些潜在的售卖者便可获利”［20］，同时也说明农民对集市的依赖程度。双水村和罐子村都没有零售商店，农民只能在石屹节公社、米家镇和黄原县的供销社购买生活用品。除此之外，农民获得商品的重要途径之一就是小生意人的贩卖，而王满银在小说中的身份和重要功能就是充当农民与商品之间的中介。

20年世纪60代的乡村集市

王满银的小生意人身份及其贩卖行为，呈现了特定时期农民与农村经济改革、农村市场之间的复杂关系。王满银在集市上倒卖老鼠药，反映出农村经济改革对农民日常生产、经济行为和社会交往的影响。在当时的特殊历史语境中，农村经济改革通过集市影响农民日常生活，有其时代必然性和合理性，为了积累工业资本，快速推进现代工业建设，直接有效的手段之一就是消除集市中倒卖非法商品、欺诈、不公平等现象，对集市进行计划管理，社会主义工业体系建设初见成效也证明了这种政策的意义。但农民也正是借助集市，通过贩卖商品，以一种隐蔽的非常规行为参与到农村社会改革中，而国家也根据农业发展实际情况作出调整，实现了农村经济改革与农民现实诉求的良性互动。小说详尽叙述了改革开放后国家经济政策的调整，带来农村集市的繁荣场景：石屹节的集市重新恢复了活力，“庄稼人挤得脑袋插脑袋，大部分人都带着点什么，来这里换两个活钱……到处都是吆喝叫卖声”［21］；米家镇的集市举办了物资交流大会，“生意人三个一伙，五个一群，带着一脸的诡秘，在袖筒里，在草帽下，捏码子搞交易”［22］；黄原县的东关市场“越来越繁荣了”，“个体户饭馆、货摊、旅社也急骤地向四周膨胀起来”［23］。王满银的日常生活和消费几乎都是围绕着集市展开，除了倒卖老鼠药还倒卖过香烟、棉花、白兰瓜、电子手表、袜子等商品。与传统意义上被改造的“二流子”相比，王满银是20世纪80年代前后农村基层市场滋生出来的小生意人，虽然仍旧带有传统“二流子”的印记，在贩卖商品过程中存在欺诈行为，但也不能据此全盘否认他的小生意人身份及其市场化的劳动方式，他以“倒买倒卖”参与农村市场改革。

二

 

王满银以小生意人身份参与农村市场改革，只是一种客观事实而非主观目的，他的主观目的是改变家庭生活状况。王满银的家庭“吃了上顿没下顿”［24］，“那光景烂包得仍然连提也不能提”［25］，这种生活现状与王满银好吃懒做、不热爱农业劳动有很大关系。但也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农村现实生活的普遍状况，这可以从小说中农民日常消费的食物体现出来。小说开端描写了孙少平在县城中学吃饭的寒酸场景，这一场景为孙少平成为农村“奋斗青年”［26］埋下了伏笔，但忽略了食物本身的作用和意义。学校提供的食物包括土豆、白菜、粉条、大肉片、清水煮白萝卜、白面馍、玉米面馍、高粱面馍。同时，这也是改革开放前农民的主要食物，“一碗土豆菜和一个玉米面馍，二两油和六斤细粮，其余的都是玉米面和高粱米，菜总是白水煮白菜，里面没有几滴油”［27］，红枣、蛋糕、肉、白面、糖、油等食物是稀缺商品，只能从供销社购买，或者是城里人的馈赠，田润叶送给孙少安家庭的礼物就是蛋糕、水果糖、白面、油和粮票。小说中农民的食物结构仍然延续了新中国成立之前的“8∶1∶1的食品消费结构，即八成粮食、一成肉食、一成蔬菜”［28］，甚至低于这个比例。在计划经济指导下，农民可以耕作的土地规模、种植种类、生产工具、农产品销售的价格和渠道都被纳入计划管理，农民的经济效益与农民对日常生活的更高要求之间出现矛盾。因而，农民有强烈突破旧生活模式束缚的意愿，寻找更有效的生产方式，提升日常生活质量。但农业市场化改革之前，农民通过个体劳动获利的方式和渠道有限，因而，农民除了继续从事农业生产，还会选择短期内能够获利的行业，“在农闲季节从事小手艺、小买卖等活动，虽然所得甚少，实际上却是剩余劳动力的惟一出路”［29］。在此逻辑下，王满银成为小生意人就有了现实合理性，虽然存在一定的失败风险，但通过小生意可以快速获利，改善家庭生活状况。王满银倒卖商品获利后的消费多集中在给家人买食物、服饰和玩具上，这也是王满银从事小生意的真实目的。

如果以经济视角而非道德伦理视角，重新审视王满银的投机取巧的经济行为，这是王满银在当时的社会语境中，为改善家庭生活状况做出的实际选择，并具有现实可操作性，而且与农民通过在土地上辛勤劳作、实现改善生活的模式，呈现出明显差异。新中国成立以后，一系列农业经济改革的推行，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改善了农民生活状况，但农民对现实物质生活有着更高的追求。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农民需要具备“一种力图将个体和群体从对其生活机遇有不良影响的束缚中解放出来”［30］的意识和能力，包括克服对农村经济改革理解的不透彻，突破历史文化传统、社会惯例、精神积习对自己的限制。王满银的贩卖行为正是基于此点，虽然王满银的小生意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家庭生活状况，但却可以凭借个体的、分散的、无序的经济行为，寻找一条新的改善家庭生活现状的路径，进而从中获取部分利益。在此意义上，王满银的贩卖史讲述的不仅是乡村“二流子”的故事，也是农民通过脱离土地、转变身份、摆脱传统，改变家庭生活的故事，是农村一代青年在新的社会语境中选择出路的故事。

王满银选择的出路是从事小生意，成为居无定所的“逛鬼”。这又牵扯出另外一个问题：王满银为何要离开农村从事小生意？这与农村经济改革密切相关。国家意识到“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利用价值规律，为计划经济服务，才能加速实现我国社会主义农业的现代化”［31］；同时，“为了搞活商品流通，促进商品生产的发展，要坚持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方针，调整购销政策，改革国营商业体制，放手发展合作商业，适当发展个体商业”［32］，成为农村经济改革工作的重心；加之，土地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农民有了耕种自主权，获得了劳动之余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和有限的自由流动；而且，新的乡村管理方式使农民个体与乡村集体之间的关系出现变化，农民的个体利益获得正面肯定；再则，20世纪80年代国家现代工业体系建设初见成效，但与之配套的服务业仍不完善，需要农村剩余劳动力补充，小说中黄原县东关市场挤满了等待招工农民的场景印证了这种情况。乡村基层市场的逐渐恢复、身体的自由和城市的需要，为王满银离开乡村提供了契机。但这不是王满银离开乡村的唯一原因，王满银离开乡村还与乡村传统伦理对个体约束相关。

198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

乡村经济改革的推进并不意味着乡村传统伦理随之改变，在改革开放初期，乡村传统伦理仍然固守自己的位置和功能，王满银也深陷其中，受到影响和约束。这在王满银因倒卖老鼠药被劳教后全家人的情感反应中清晰地显现出来：孙少平和兰香感到羞辱，“把他们的姐夫王满银恨得咬牙切齿”［33］，“真想在这个不争气的姐夫脸上给一记耳光！”［34］；孙玉厚认为，陪同王满银一起劳教是对自己的“污辱”，“痛苦得有些麻木”［35］；兰花和妈妈则感到“恐惧不安”；孙少安更是“焦躁不安”。虽然，每个人的情感反应侧重点不同，但都一致认为：“这件事会把他们家在全公社扬臭”［36］，“使一家人蒙受耻辱”［37］。这种情感态度一方面源于计划经济时代“投机倒把”受到农民的自觉抵制；另一方面与传统乡村伦理息息相关。中国传统乡村公共秩序的维系，依靠的不是法治而是“礼治”，“礼并不是靠外在的权力来推行的，而是从教化中养成了个人的敬畏之感，使人服膺；人服礼是主动的”［38］，长此以往就形成通过特定的信仰体系、价值观念和道德秩序，制约村民行为的管理方式。如果出现违背和僭越的情况，就会遭到村民的集体抵制，尤其是舆论抵制，“村内有何值得称赞的大事，全村人引以为喜，有何违反道德礼俗之事，也是全村人感觉可耻”［39］。传统伦理对农民的有效约束力，使其成为国家管理乡村的中介，并在长期实践中形成坚固的道德逻辑，在特定事件中赋予村民支配他人的权利，使其服从乡村社会的安排，“由于这些约束机制在起作用，无论是权势人物还是普通人，所有村民都必须将其对私利的追逐限制在环境许可的范围内；他们对成规惯例的违反行为，不得不加以掩饰和限制。除非社群解体或者被合并进没有给地方制度留有空间的全国性体系，这些约束力会一直有效”［40］。为了避免舆论抵制，乡村家庭一方面要遵守传统伦理，另一方面要努力通过劳动、读书和做官，获取家庭荣誉，“如果一个家庭拥有大量的土地并有许多卖力种田的儿子，他们会觉得非常骄傲。一个家庭从事农业生产，同时又有一些科举成就，这是农村的理想家庭，通常被称作‘耕读之家’”［41］。显然，王满银的“二流子”“小商贩”“逛鬼”身份及其倒买倒卖获利的行径不属于“耕读之家”指涉的范畴，属于“不光彩的、遭人鄙夷的，贱买贵卖被看作是最根本的不忠”［42］的行为，必然受到乡村道德舆论的谴责，从而使整个家庭蒙羞。这就不难理解为何孙少平、孙少安等人因王满银倒卖老鼠药被劳教而产生羞耻和愤恨，这也预示了王满银通过出走乡村，来躲避传统伦理对自己从事小生意的约束，因为，只有“克服来自传统信仰和习惯的巨大障碍”［43］，才能使自己的生意长久发展。

三

 

王满银“由乡入城”的选择，为其从事小生意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和更多的机遇，但为何王满银很少获得成功，在经历多次失败后重返乡村？小说把王满银的生意失败与个体德性联系起来：王满银贩卖的老鼠药和电子手表都是假货；王满银与自己的女合伙人发生了婚外情；与小偷金富勾结在一起；对家庭生活漠不关心。这种解释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却不是唯一原因和决定性因素。王满银的生意失败与个体对技术、资金、价格、信息等市场要素的熟知程度和占有能力相关。王满银想要实现生意成功，需要具有适应国家政策的汲取能力、调控能力、合法化能力和强制能力［44］，或者与国家能力相结合，共同抵制市场的不确定性。但王满银又缺乏这种能力，获取市场信息渠道的狭窄和辨识信息能力的欠缺，使其无法精准选择贩卖的商品。例如，王满银在朋友口中得知上海木耳价格高，就到上海贩卖木耳，想利用区域差价赚取利润，但最终失败。因为，上海“木耳价钱并没有‘信息’传播得那么高，每斤在自由市场上只能卖十四五元。他又没拿自产证，一下火车就被没收了，公家每斤只给开了十三元钱”［45］。从此事中可以看出，王满银不具备精准计算、预测、判断各种市场的不确定性因素的能力，以及应对意外状况的手段。这种能力的获取与掌握的知识相关，包括对市场信息真假的辨识、自我业务能力的清晰认知、市场环境变化的应对和相关地方政策的熟悉等。但王满银的教育背景和介入市场的程度不足以支撑他获取这些知识和能力，也就预设了失败的结局。

同时，王满银没能深入理解国家的农业经济改革政策，也是其生意失败的重要原因。改革开放初期，国家制定了一系列与农副产品的交易方式、价格、规模和渠道相关的经济政策，市场不仅依靠市场供求关系，还要接受国家的计划调控，以此保证农业市场的健康发展。但王满银缺乏及时掌握经济政策的意识，加上农业周期长带来的市场信息滞后，使其对市场调控的敏感度和适应性都比较低，而且按照行政区域和部门进行市场资源分配，也限定了小生意人市场活动的边界。这在王满银贩卖的物品种类上体现出来，王满银倒卖过香烟、老鼠药、电子手表、白兰瓜、猪毛、猪鬃、羊皮、木耳、袜子、手帕、毛巾，这些物品基本都是轻工业产品，农产品只有木耳和白兰瓜。这反映出，改革开放初期农产品的销售基本由国家统一调配，尤其是棉花、粮食等大宗农村产品在不开放市场、不开放经营和不开放价格的政策下，由国家统一配置［46］。这意味着，类似王满银的小商贩想通过交易农产品获利需要对国家相关政策有充分的了解和把握。

除此以外，资金匮乏也使王满银的生意受到限制，“通常做不起大买卖，因为没有本钱，他一般只倒贩一点猪毛猪鬃或几张羊皮，赚两个钱”［47］。一般情况下，农民有两个渠道获取资金：一是国家金融机构，主要包括各级政府银行、各类商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二是民间借贷，主要包括互助性拆借、合会、“对缝”、基金、典当、私人钱庄、集资等形式［48］。王满银作为小商贩交易的商品不固定、利润低、市场风险较大且缺乏必要的担保和抵押，“与商业资金追求安全性、流动性和盈利性的‘三性’要求相悖”［49］，因而，王满银很难在国家金融机构获得资金支持，只能转向民间借贷。但民间金融环境的非规范化又常使农民陷入高利贷的恶性循环，并且民间借贷的市场化程度较低，血缘、亲情、熟人等社会关系成为借贷的重要凭借，王满银的“二流子”身份使他难以得到信任。王满银跟小偷金富借钱倒卖木耳，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农村金融借贷的实际状况。在相同语境下，孙少安在银行和亲属手中一共借贷了7次共计2.2万元，用于烧砖厂的筹办和扩大经营。为何孙少安能够获得银行和民间借贷？这与国家对乡镇企业的支持、孙少安的乡村优秀青年身份、传统乡村的关系网络、社会主义集体意识密切相关。

改革开放初期，国家大力扶持和发展乡镇企业，“对乡镇企业要和国营企业一样，一视同仁，给予必要的扶持”［50］，各级政府在“提供原始资金、免费或低价给企业转让耕地，以及获取国家计划（或半计划）控制下的工业原料”［51］方面向乡镇企业倾斜。20世纪80年代中期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成为拉动国民经济发展和推动农村改革的重要力量。但小说中的石屹节公社依然没有乡镇企业，当孙少安提出贷款，筹办烧砖厂时，得到公社副主任刘根民和主任徐治功的支持，在企业遇到资金危机时，周县长也从中斡旋，确保企业顺利运转，并不断扩大规模。孙少安的砖厂也成为公社乡镇企业的代表，产生了典型示范效应，带动双水村的农民从事畜牧、运输、养鱼等个体经济。这表明，农村经济改革初期的市场环境“是一种把市场和政治混合在一个相互交叉和常常相互冲突的、关系极为复杂的网络中的环境”［52］，农民想获取国家金融机构的支持，需要把自己的市场行为与政府的经济规划统一起来，同时，还需取得集体信任。

那么，孙少安为何会取得集体信任？这与孙少安的社会主义乡村优秀青年身份相关。一般意义上，成为社会主义乡村优秀新人的标准是：在乡村中有一定威望且担任生产队长、村长、村支部书记等职务；热爱土地，吃苦耐劳，精通农业生产的各种技能，能带领村民集体致富；在思想和行为上与国家政策保持一致，起到典型示范作用；具有强烈的社会主义集体意识，能够为集体谋福利，以此保持乡村的集体凝聚力。小说就是按照这个标准塑造孙少安，孙少安的出场场景是给生产队的牛看病，这种符合社会主义劳动伦理的场景预设了孙少安成为社会主义乡村精英的可能性。但这种可能性转换为现实，还需要看他“对所辖集团的福利所做出的贡献”“维持集体安全和繁荣的状态”和“依其对负有责任的义务的履行情况而定”［53］。随着小说叙事的推进，孙少安的乡村优秀青年形象变得更为饱满和充盈：他能够妥善处理双水村抢水事件；解决双水村剩余劳动力的工作问题；为双水村带来更大的利益和资源，带动俊武饲养奶羊奶牛、培育树苗、和田海民夫妇办鱼塘；支持双水村建设学校。孙少安正是凭借对集体的贡献，得到集体认同，在此基础上，获得银行的资金帮扶。这也说明，新中国始终坚持、完善的社会主义文化传统对农村市场化改革的顺利推进，以及中国农村工业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而且，孙少安也借助了乡村传统伦理延续至社会主义阶段的人际脉络，在同学关系和家族关系之上构建经济合作关系，这种建基于亲情的经济合作关系更为夯实，这是他获得成功的重要原因。孙少安开设乡镇企业，“决不仅仅是外来的工业因素导入，以及内在的变革冲动和力量回应的结果，它们的背后，还有着深厚的乡土社会基础”［54］。孙少安第一次从信用社获得700元贷款，是因为同学刘根民担任公社副主任，同学之间知根知底，所以才敢把钱借给他；借助“娘家人”身份，“在他们公社当过领导”的徐治功给协调成了县农业银行贷款；靠妻子贺秀莲在娘家借钱，缓解资金危机；借由孙少平的关系包揽基建工程。孙少安在亲缘关系、同学关系和朋友关系中，构建了自己的乡村新型经济和事业群体。这从一个侧面表明，传统乡土逻辑在农村市场化改革中仍然在发挥作用，市场与乡土之间相互交叉，相互冲突，又相互支撑。

20世纪80年代万元户表彰大会

王满银和孙少安的巨大反差说明，在农村经济改革初期，个体农民需要加深对国家经济政策的了解，遵循国家构建的市场运行机制，同时也需要保持社会主义精神，把个体与集体结合在一起，只有如此才能取得成功。这也可以解释为何王满银选择重回乡村，王满银把自己从国家、乡土社会和社会主义话语中剥离出来，凭借个人能力无法在复杂的市场环境中生存，他的“个人主义”行为无法避免失败的结局。但重回乡村意味着王满银要彻底放弃小生意人身份，他还能再次获得进入市场的机会吗？这一问题的回答关涉现实主义文学如何处理王满银这类农村青年。

四

 

路遥完成《人生》后，学术界对小说或有文化守成倾向有所质疑，路遥对此回应，“作者只是力图真实地记录特定社会历史环境中发生了什么，根本就没打算（也不可能）按自己的想象去解决高加林们以后应该怎么办。这个问题同样应该由不断发展的生活来回答。作者真诚地描绘了生活，并没有‘弄虚作假’，同时还率直地表达了自己的人生认识，这一切就足够了”［55］。路遥的回应表明，作家是按照现实主义写作原则处理高加林的人生出路，遵循历史和时代对人物的客观规定。而王满银与高家林都选择“由城返乡”的道路进一步表明，路遥不想凭借主观意愿操控人物，而是根据现实主义文学写作原则，在客观表述现实生活基础上，生成人物及其命运。或者说，这些形象是现实主义文学在“典型环境中”塑造的“典型人物”。

恩格斯在1888年4月《致玛格丽特·哈克奈斯》的信中，针对玛格丽特·哈克奈斯的小说《城市姑娘》存在的弊端，提出了“现实主义”文艺方法，认为：“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56］由此，现实主义作为一种文艺理论产生了重要影响。1933年和1934年瞿秋白翻译了恩格斯的《致哈克奈思女士的信》和《致敏·考茨基的信》，刊发在同年的《读书杂志》和《译文》上，将马克思现实主义文艺理论引进国内；后经胡风、周扬、李希凡、茅盾、李南桌、蔡仪、何其芳等人关于“典型”“典型环境”“典型人物”“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细节真实”等概念的讨论和阐释，阶级性被确认为现实主义文艺的主要特征［57］；新中国成立以后，“典型环境”和“典型人物”有着更明确的边界和指向，中国性、民族性、时代性和阶级性成为现实主义文学的重要准则；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这种单向度的现实主义文学准则不断得到补充，提出了心理现实主义、精神现实主义、性格组合论等理论，并付诸文学实践，“我国文学正到了一个花样翻新的高潮时刻。其变化之日新月异前所未有”［58］，表现出以现代主义文学解构现实主义文学的趋势。在此背景下，路遥需要思考如何继承从五四新文学运动至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形成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路遥并没有急于否认现代主义文学思潮，但同时更为强调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重要价值。这点从路遥对柳青的推崇上体现得较为明显，柳青作为“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他一生辛劳创造的财富，对于今天和以后的人们都是极其宝贵的。作为晚辈，我们怀着感激的心情接受他的馈赠”［59］。同时，路遥也在思考如何调整现实主义文学限度，为其注入新的活力问题，这就会涉及“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这样的核心问题。

恩格斯在批评玛格丽特·哈克奈斯的小说《城市姑娘》时指出，“如果我要提出什么批评的话，那就是，您的小说也许还不够现实主义。据我看来，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您的人物，就他们本身而言，是够典型的；但是环绕着这些人物并促使他们行动的环境，也许就不是那样典型了”［60］。恩格斯提出这样的批评，是因为《城市姑娘》没能建构已经形成的典型的社会环境，没有把工人阶级放在此环境中去塑造。因而，也就无法呈现“工人阶级对他们四周的压迫环境所进行的叛逆的反抗，他们为恢复自己做人的地位所作的极度的努力”［61］。而巴尔扎克能够成为现实主义大师，是因为建构了资产阶级与贵族阶级冲突的典型环境，这一典型环境包含了历史和当下的丰富信息，既指向当下资产阶级的狂傲和贵族阶级的落寞，也影射出历史上资产阶级的被压抑和贵族阶级的辉煌，二者共同呈现了“法国社会的全部历史”［62］。同时，又在这一典型环境中塑造了资产阶级和贵族阶级的典型人物，并在这些人物身上注入了作家的复杂情感。恩格斯的意思是，“典型环境”是由多重矛盾构成的，它包含一种能够呈现时代复杂性的张力，表现形式是时代与时代、人与时代、人与人的矛盾冲突，在矛盾冲突中将现实社会的总体诉求、限度、症结及其历史根源客观呈现出来。因而，典型环境既是当下的又是历史的，在典型环境中生成的典型人物不仅包含体现时代总体性的主要人物，也应该包括与时代总体性存在矛盾、分歧和相悖的总体性之内和之外的次要人物。按此逻辑，勘察《平凡的世界》建构的“典型环境”和“典型人物”，可以发现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和次要人物共同参与了典型环境的建设，并在此过程中生成了典型人物。

马克思、恩格斯书信手稿

我们可以通过分析小说中的次要人物王满银参与典型环境建设的过程，辨识路遥对“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理解。次要人物参与典型环境建设是相对主要人物而言的。主要人物参与典型环境建设，是指主要人物贴合着小说所要表述的社会语境和时代诉求展开行动，他们的思维方式、行为目的、价值观念和精神指向体现出明显的“当下性”，依据他们的行动建构的故事，基本不会偏离现实社会预设的框架，他们的生活样态、命运际遇和人生结局不是由自身的主观诉求和作者的主观意愿决定，而是按照现实社会规划的路线完成，在此过程中生成关于历史、社会、时代的典型环境，也使自身成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而次要人物参与典型环境建设，是指次要人物远离或偏离现实社会的宏大主题，他们不是现实社会和作者关注的焦点，在小说中经常处于边缘和被否定的位置，这也使他们的行动逻辑不完全受现实社会和作者的控制，具有一定的自主性。作家通过次要人物丰赡小说叙事维度，补足宏大叙事细处的故事，发现主要人物没有关注到的现实，以此补充和完善典型环境，使典型环境具有多层次性。孙少平、孙少安等主要人物的故事关注的是时代的当下性，与农村经济改革紧密贴合在一起，符合建设现代中国的诉求，作家通过他们很好地完成了这一使命。但他们的故事多集中在经济改革主导层面，对农村经济改革内部存在的矛盾和分歧关注较少，在表述计划与市场、农民与市场、农民与经济政策、市场与乡村传统伦理、农民与土地之间的多种矛盾纠葛和利益冲突上仍存在一些不足。路遥通过次要人物王满银参与典型环境建设，对这种不足进行了修正。小说把王满银放在否定、批判和改造的位置，但没有剥夺他的独立意识和自主行动能力，而是“依据他们自己承袭下来的境况、制度和价值观，以他们自己的方式来对待现代化”［63］，来讲述王满银从事小生意的故事。王满银的贩卖生涯一方面表明，农村经济改革为农民改变传统生活方式提供了契机；另一方面，四处游走的贩卖生活也使其与农村社会保持一定的距离，能够站在边缘处观察农村经济改革的诸多矛盾冲突。而且，王满银的失败遭遇体现了农民与农村经济改革、乡土社会和市场之间的复杂关系，再现了新中国初期经济发展的典型历史环境。王满银作为次要人物，在钮合历史的“典型环境”和当下时代的“典型环境”上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再现了历史与当下结合处繁复曲折的微观细节真实。

恩格斯在指出《城市姑娘》建设的“典型环境”存在“不是那样典型”的问题基础上，进一步指出《城市姑娘》没能充分挖掘工人阶级的历史进步性：“工人阶级是以消极群众的形象出现的，他们不能自助，甚至没有表现出任何企图自助的努力……他们为恢复自己做人的地位所作的剧烈的努力——半自觉的或自觉的，都属于历史，因而也应当在现实主义领域内占有自己的地位。”［64］这种弊端同样在当代现实主义文学中的次要人物身上存在，次要人物经常处于被忽视、否定和批评的境遇，被塑造成时代的边缘人、看客和阻碍者。赵树理小说中的“吃不饱”“小腿疼”“弯弯绕”等人就具有这些负面特征，但事实上这些次要人物身上蕴含着丰富的时代信息。1962年在大连召开的“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座谈会”也曾提出“现实主义深化论”和“中间人物论”，指出农村题材小说创作存在“反映中间状态的人物都比较少”［65］的问题。由于诸多原因，关于次要人物的理论建构和文学实践都没能充分展开。这也表明，如何发现和挖掘次要人物的价值，是推进现实主义文学发展的关键问题。路遥的方法是把次要人物带入主要人物未曾进入的陌生领域，而这一领域隐藏了时代的各种真实的生活情态，但也因此激发了次要人物介入时代的主动性。王满银虽然长期从事贩卖生意，但本质上仍属于简单的商品交换行为，对他而言，现代市场仍是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但他主动进入市场，把自己从土地上解放出来，为自己提供了新的人生出路；同时，也预示了他在一个陌生的市场中，将遭遇各种矛盾冲突，但也正因此使其对国家、乡土、市场有了全新的认知和理解，并把这种时代的典型环境客观地呈现出来。可以说，路遥是以一种更宽广的现实主义观念，发现、挖掘、接纳次要人物，发挥次要人物的功能。

恩格斯批评《城市姑娘》的参照文本是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恩格斯认为《人间喜剧》“这一切我认为是现实主义的最伟大胜利之一，是老巴尔扎克最重大的特点之一”［66］。反观当代现实主义文学，在追求“典型环境”和“典型人物”的写作旨归中，艺术方面仍可进一步深拓。虽然，出现过“糊糊涂”“小肚疼”“吃不饱”“弯弯绕”等非先进人物形象，但他们的灰色人生和越轨行为，限制了作家的艺术深挖能力。而路遥的部分反思意识集中在王满银身上，在批判王满银好吃懒做、不务正业的同时，他的“小生意人”身份背后隐藏的农业与工业、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失衡现象，也成为反思的对象。或者说，路遥没有让王满银完全失去自主意识、独立行动能力和生活真实性，而是让他在真实的客观语境中，凭借自己对农村经济改革的认识和理解，来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和结局。王满银能否再次“由乡入城”、从事贩卖生意，既在于时代的规定，也在于他的个体选择，而这也是现实主义文学始终面对的问题。

今天，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下，重提路遥的《平凡的世界》，重新理解王满银的意义在于证实：“现实主义文学是一种永久的写作模式，而且，这种写作模式必将一直发展并不断更新。”［67］现实主义文学在百年中国新文学史，尤其是当代文学史中的主潮位置和强劲的生命力已经验证了这种判断。但并不意味着，可以忽视现实主义文学尚待解决的问题。当前的理论界和文学界对于“典型”“典型人物”“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真实细节”等现实主义文学核心概念的理解，仍须探讨和加强认识。时代召唤富有时代精神的“典型人物”，也需要像鲁迅等一样能够与世界文学对话的作家。现实主义文学如果仅仅停留在不断追逐新概念和新样态层面，就很难从根本上提升现实主义文学的内在质量和精神效能。所以，也就不难理解为何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在全新的时代语境中，仍然能够得到读者的认同，引起人们精神的振奋。因为，小说不仅再现了大变动时代中国乡村社会的典型环境，塑造了孙少平、孙少安这样的典型人物，而且通过塑造王满银这样的次要人物，对现实主义文学写作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补充。其艺术上的丰赡维度极具启示性意义和价值。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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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58］59］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路遥文集》第2卷，第309页，第113—114页，第130页，第26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

［2］参见宗元《魂断人生——路遥论》，第95—162页，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

［3］熊岸枫：《生存困惑与乡土中国的必由之途——路遥的启示》，《益阳高等师范专科学校学报》1997年第1期。

［4］钟建华：《浅析路遥小说对人的理性的求解》，《甘肃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3年第 4期。

［5］陈思广：《理解路遥——重读〈路遥文集〉》，《文艺理论与批评》1999年第5期。

［6］件埂：《受难与追寻——读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小说评论》1990年第3期。

［7］马容：《论路遥小说中的儒家思想》，《昆明高等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2年第7期。

［8］贺智利、徐彤：《王满银论》，《榆林学院学报》2005 年第2期。

［9］俞理明：《从“剪绺”到“小绺”“小李”和“二流子”——明清以来一组有关小偷和不务正业者的同源俗语词》，《中国俗文化研究》第5辑，项楚主编，第136—143页，巴蜀书社2009年版。

［10］朱鸿召：《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1937—1947）》，第58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11］孙晓忠：《当代文学中的“二流子”改造》，《文学评论》2010年第4期。

［12］王建华：《乡村社会改造中的“公民塑造”的路径研究——以陕甘宁边区发展劳动英雄与改造二流子为考察对象》，《江苏社会科学》2008年第4期。

［13］［17］［18］［24］［25］［27］［33］［34］［35］［36］［37］路遥：《平凡的世界》（一），第32页，第25—26页，第168页，第8页，第397页，第86—87页，第28页，第48页，第34页，第27页，第7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版。

［14］李强：《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第2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15］吴晓燕：《农村集市与乡村政治研究：缘起与拓展》，《政治与法律》2008年第8期。

［16］参见李建中《20世纪60年代的打击投机倒把问题》，《南都学刊》2012年第4期。

［19］石霞：《走向市场∶欠发达地区农村市场化研究》，第12页，中国农业出版社1999年版。

［20］曼瑟·奥尔森:《权力与繁荣》，苏长和、嵇飞译，第8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21］［22］［23］［45］［47］路遥：《平凡的世界》（二），第55页，第351页，第262页，第222页，第22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版。

［26］黄平：《从“劳动”到“奋斗”——“励志型”读法、改革文学与〈平凡的世界〉》，《文艺争鸣》2010年第3期。

［28］黄宗智：《中国的隐性农业革命》，《中国乡村研究》第8辑，第2页，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

［29］［53］詹姆斯·C.斯科特：《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程立显、刘建等译，第17页，第232页，译林出版社2013年版。

［30］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现代晚期的自我与社会》，赵旭东、方文、王铭铭译，第247—248页，三联书店1998年版。

［31］［32］［50］《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共中央文史研究室编，第363页，第223页，第37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

［38］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乡土重建》，第55页，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

［39］杨懋春∶《乡村社会学》，第277页，正中书局1970年版。转引自渠桂萍《也谈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对“二流子”的改造——与其他政权实体比较的视野》，《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

［40］李怀印∶《华北村治——晚清和民国时期的国家与农村》，岁有生、王士皓译，第111页，中华书局2008年版。

［41］杨懋春：《一个中国村庄∶山东台头》，张雄等译，第51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42］F.A.哈耶克∶《不幸的观念：社会主义的谬误》，刘戟锋、张来举译，第127页，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

［43］C.E.布莱克：《现代化的动力：一个比较史的研究》，景跃进、张静译，第50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44］参见王绍光、胡鞍钢《中国国家能力报告》，第1—36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46］周长军：《国家调节下农产品的自由流通》，《广西社会科学》1988年第3期。

［48］参见冯兴元《中国农村内生金融发展与创新研究报告》，《大国》第4期，高全喜主编，第139—17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49］周立：《农村金融体系的市场逻辑与中国经验》，《中国乡村研究》第5辑，黄宗智主编，第78页，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

［51］潘维：《农民与市场：中国基层政权与乡镇企业》，第14页，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52］詹姆斯·M.布坎南：《自由、市场和国：20世纪80年代的政治经济学》，吴良健等译，第128页，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

［54］折晓叶：《村庄的再造∶一个“超级村庄”的社会变迁》，第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

［56］［60］［61］［62］［64］［6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四），第683页，第683页，第683页，第684页，第683页，第684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57］参见旷新年《典型概念的变迁》，《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

［63］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刘尊祺译，第10页，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

［65］洪子诚：《“大连会议”材料的注释》，《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

［67］蒋承勇：《十九世纪现实主义“写实”传统及其当代价值》，《中国社会科学》 201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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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中山大学中文系（珠海）

|本文原刊《文学评论》2021年第5期第111-120页，原创内容如需转载，须经本刊编辑部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