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 | 大明余晖（42）：万历帝贪财的原因分析

是什么造成崇祯的不幸？即“溃烂而莫可救”，笔者以为是十六、十七世纪之交，支撑中华帝国的士人政治已经走到了尽头，这个政治困局，当时的皇帝和文官集团都没法破解，即使是唐宗宋祖再世，也难力挽狂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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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帝贪财的原因分析

雒于仁上疏指责万历贪财时，万历帝很委屈地为自己辩护，天下都是朕的，朕用不着贪财。万历帝的辩护似乎有道理，但大量的史实证明他就是个见钱眼开的皇帝，矿使、税使之祸也佐证了万历帝贪财之这一癖好。

对万历帝贪财的原因，朱东润先生曾从他的母亲慈圣太后李氏出生于山西小商贩家分析，固然有一定的道理，但以出身、血统来解释一个人的品行癖好毕竟过于简单。

我以为，万历帝贪财，不惜与群臣万民作对，派出私人代表——太监四处搜刮，充实自己的小金库，恰恰说明他对整个帝国财政的控制力很弱。就如他名义上是一个公司的董事长、法人代表，但并不意味着他能自由地支配这个企业的财务，总经理、财务总监以及一套财务制度让董事长也不能随便花钱。

理论上万历帝富有四海，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只是一种政治意义上说法而非真正法律意义上拥有物权，一般老百姓的包括土地在内的私产都是产权归自己，皇家和官家并不能任意剥夺，否则就会引起天下震荡。而国库里的财产，万历帝同样不能完全支配。那个时代不像现代君主立宪的国家，如英国、日本，王室在公共财政中有一笔预算，这笔钱就是给王室成员使用的，不过财务支出情况要透明地告诉公众。而明朝的皇室财政并没有严格的预算，也没有从公共财政中每年固定划出一部分，而是和大帐混同在一起。皇家一办事，就要伸手向户部要钱。碰到政府财政情况好一些的年份，再加上一个恭顺的户部尚书，皇帝的要求也许还能略微满足。而万历三大征以后，国家财政捉襟见肘，几任户部尚书都是很讲原则的文官，动不动就叫穷，和皇帝讨价还价。册封东宫、太子大婚、福王之藩等等需要大笔花银子的皇家重大项目，没有一次户部痛痛快快地给钱。如果能有一套不受户部左右而由皇帝私人支配的捞钱渠道，那该多方便。

还有一个原因，我认为应该是万历帝敏锐地看到了当时全国经济结构的变化。明朝中叶以后，全国特别是江南一带，纺织、采矿以及贸易业已经十分发达，一大批商业性城镇兴起，农业所生产的财富所占比例越来越低。而明朝开国时，朱元璋的思想是农业立国，帝国的税收制度极其原始，由各地缴纳地里所产的粮食和其他作物，经过一条鞭法改革，折合成银两，在缴纳方式上方便一些，但帝国的税赋来源依然以农业为主，由于帝国开支越来越大，土地兼并又日趋严重，沉重的赋税仍然摊在田亩上，确实是竭泽而渔。由于工商业的蓬勃发展，开辟新的税源并无不可。

但万历帝的思路是正确的，做法是错误的。诚如黄仁宇先生所说明朝没有“数目字管理”那样，对于工商业的勃兴，对于经济结构的变化可能引起的社会转型，帝国的政治构架和执政思路没有相应地变化，万历帝所采取的，依然是原始的掠夺式征收，用刚性的权力粗暴地解决财政危机，必然会产生矿使、税使的跋扈，该收的收不上，不该收的却大肆征收。

皇帝和整个文官集团都没有适应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皇帝想到的是收钱而不管方法，而有良心的文官想到的则是减轻百姓的税负，他们没想到该如何放水养鱼，培植税源。

妖书案起风波

无论是立太子，还是收税开矿，文臣集团处处不配合皇帝。万历帝的报复措施便是怠工，不见各位臣工的面，大学士朱赓入阁一年多，连天颜未曾一睹。臣子们的上疏除特别重要的战争、灾害外，动辄留中不做任何批示。更绝的一手是，官员出缺，不给补充。皇帝的此举似乎无声在向士大夫们抗议：你们不让朕好过，朕也不让你们补官，官员编制不满，至少能少一些在耳边聒噪的臣子。

官员缺到什么程度呢？很多衙门连正常的运行都困难的，在职的一人都身兼数职。三十年（1602），大学士沈一贯等奏，天下御史巡行各省有十三处，今缺其九。请派遣御史去各地视事，希望监察有人负责而纲纪可振。万历帝对这道首辅领衔的奏疏，根本不搭理。

据当年年底统计，北、南两京缺尚书三人，侍郎十人，科道的给事中、御史九十四人；全国缺巡抚三人，布政使、按察使、监司六十六人，知府二十五人。言官请求尽快任命官员补充，同样没有回音。这还不是缺官最厉害的时候。

皇帝不问朝政，朝廷和地方官缺员甚多，对老百姓生产生活来说，倒没什么太大的影响，可整个政府对社会的控制力急剧下降。在如此不正常的政治生态中，各种稀奇古怪的案子出现就很正常了，而这些案子往往和朝局又莫大的牵扯。

“妖书案”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所谓“妖书”，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政治性非法出版物。

说这个案子，先得从一本畅销书说起。万历朝的名臣吕坤，亦是一位大学者，二十三年，他在做山西按察使期间写了一本书《闺范》，将历代的列女事迹汇集，弄出一本“三八红旗手事迹选”，配以插图和他的解读，作为教育女儿的教材，由于通俗易懂、形式活泼，他的女儿十分喜欢，读几遍就能成诵。吕坤自己回忆道：“余乃刻于署中，其传甚广，既而有嘉兴版、苏州版、南京版、徽州版。缙绅相赠寄，书商辄四鬻，而此书遂成闺门至宝矣。”大伙儿争购这本书回家给妻女当励志读物，其影响恐怕不亚于今天于丹的《<论语>心得》。可见主旋律的题材也有巨大的市场，也可见明末文化产业之发达。

这本书宣扬妇女“三从四德”，自然符合当时先进文化的标准，万历帝看到了，很高兴，推荐给众嫔妃读。万历帝最宠爱的郑贵妃，是个爱读书、善诗文的女子，这也是她比宫女出身的太子圣母恭妃受宠的重要原因。她把这本书中的女性添加了十二个，而且塞了私货，把由贵人成为皇后的汉明德皇后作为第一人，自己作为最后一个模范女性加以介绍，并作了篇序言，让自己的伯父和兄弟重新刻印，命名为《闺范图说》。更过分的是，这本书在增补的节烈妇女图像旁，还一本正经注有“吕氏赞曰”，这就不但侵犯吕坤的著作权，也侵犯他的署名权。当时没有现代的知识产权的概念，再说皇贵妃改编一位臣子的书，做臣子的也不敢去主张权利。

郑贵妃这番侵权，给吕坤带来了莫大的麻烦。

皇贵妃改编、外戚出版发行的《闺范图说》，流传比吕坤的原著更广。由于当时为争国本君臣猜疑、朝局纷乱，有人认为郑贵妃如此做，是为了让自己的儿子当太子自己晋为皇后大造舆论。和吕坤素来不和的给事中戴士衡这下抓住把柄了，上疏说吕坤接纳宫掖，包藏祸心。更有一个妄人写了篇《忧危竑议》，说这本书用由贵人后晋升为皇后的汉明德皇后做开卷第一篇，是吕坤谄媚郑贵妃。吕坤曾向皇帝疏陈天下忧危（这是篇有名奏疏，显出吕坤的刚介峭直），什么事都议论到了，为什么独独缺了向皇帝建议早立皇长子为东宫这档子最重要的事情？——这简直是欲加之罪了，因为万历帝已经宣布到一定的时候会册立，若臣工催促，他将再往后拖延。

这下已经致仕在家的吕坤当然明白事态的严重性，卷入天下第一大是非可不是闹着玩的，连忙向万历帝上疏辩诬，说皇贵妃的改编和自己毫无关系。郑贵妃也向皇帝哭诉，撇清自己。懒皇帝万历一点不糊涂，下旨严斥戴士衡，说吕坤那本书是自己推荐给贵妃看的，与旁人无涉。——皇帝把责任揽在自己身上，谁也不敢再说话了，吕坤涉险而过。

可到了万历三十一年（1603）十一月，已经消停的畅销书风波又沉渣泛起，而且闹出一桩惊天的冤案。此时，在众臣和祖制的压力下，万历帝不得已册立长子常洛为太子，但对太子并不疼爱。这个月的某个清晨，紫禁城的宫门和北京的大街小巷，甚至大臣的宅邸门前，贴了一张名《续忧危竑议》的大字报。大字报假托一个叫“郑福成”的人接受采访时的问答。“郑福成”者，寓意“郑贵妃让福王成为东宫太子”。言之凿凿地分析，郑贵妃正在酝酿一场“易储”的阴谋，好让自己的儿子继承皇位，皇帝也有此意。因为新进的内阁大学士叫朱赓。国家有的是人才，为什么要用他？这是皇帝在暗示：朱家的皇位继承人将要更换，“赓”者与“更”谐音。——真佩服中国人文字上的联想功夫，否则“文字狱”哪能代代相传。署名为吏科都给事中项应祥、掌河南道监察御史乔应甲，显然是伪托他人，没谁傻到写这样掉脑袋的文章会署真名。

本来社会上早就对太子的地位不牢固，有可能被废除换上福王常洵议论纷纷，这份大字报简直是火药桶里溅入火星，一下子朝野炸窝了。万历帝生气了，真是树欲静而风不止，老子不立老大做太子你们攻击朕，册立后你们还是攻击朕，真正不知如何才让大家满意。他要求锦衣卫和东厂加快侦缉工作，并且悬赏老百姓提供破案线索，发誓要找出那个制造谣言影响社会稳定的罪魁祸首。一时间，厂卫四出，大肆搜索，京师人人自危，笼罩在恐怖气氛中。

这时候，有人动心思了，想利用这件皇帝督办的大案，来陷害自己的政敌。这个人就是当朝首辅沈一贯，他要打击的对象是另一个内阁大学士沈鲤。

前情回顾：连载 | 大明余晖（41）：把视野投向民间的士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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