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丨大明余晖（57）离间计奏效的土壤

是什么造成崇祯的不幸？即“溃烂而莫可救”，笔者以为是十六、十七世纪之交，支撑中华帝国的士人政治已经走到了尽头，这个政治困局，当时的皇帝和文官集团都没法破解，即使是唐宗宋祖再世，也难力挽狂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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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间计奏效的土壤

袁崇焕杀了毛文龙，后金再无后顾之忧。同时，通过统战，今天内蒙古东部赤峰、通辽一带的蒙古部落投入了后金的怀抱。

对塞上蒙古部落，明廷一直用爵位、金帛予以羁縻，但效果不是很好。明朝是将元朝统治者赶到漠北而得天下的，退回到大草原的蒙古部落对明廷的称臣朝贡本是不得已，现在自己的东边崛起了一个和蒙古诸部一样是马上民族的后金政权，满蒙之间，相对于蒙古和明廷，更有共同的文化背景和利益，而崇祯的短视又加快了满蒙同盟的形成。

崇祯登基后，国库匮乏，他千万百计想省钱的招，元年（1628）秋季，取消了对广宁、蓟州塞外诸蒙古部落的赏赐。而这年秋季，蒙古部落恰好发生饥荒，向天朝乞求粮食，空手而归，满清便乘虚而入，又是给粮食金银，又是相互通婚，于是塞上蒙古诸部全部归附于后金，等到满清入主中原后，蒙古部落一直是清廷最可靠的同盟者，共同防范汉人。

毛文龙已死，蒙古和朝鲜都已经归降后金，现在可以阻挡后金骑兵的只有山海关、锦州、宁远一带由袁崇焕统领的铁甲。狡猾的后金骑兵避实就虚，于崇祯二年十月绕过宁远、锦州的防线，分兵三路，从正北方向——各蒙古部落占据的地盘发起总攻。明帝国在首都北部山区修的长城根本不顶用，很快，后金兵突破长城防线，攻占了遵化城。遵化在北京以东150公里左右，此城一失，后金骑兵便可以在广袤的冀东平原驰骋，明朝无法挡其锋芒。北京城宣布戒严，很快，京东门户三河丢失，清兵绕过通州，包围了北京城。北京城那些吵吵嚷嚷的文臣，过惯太平日子的居民，从来没有这样近距离感受危险，他们便责怪手握全国一支最强劲旅的袁崇焕，说他坐视京师危机而不救。此时，袁督师成了千夫所指。

袁崇焕有他的苦处，清兵从北部突破防线进入京畿，那里并非他的防区，后金兵进入京东地区让他措手不及。但无论如何，保卫京师是第一要务，他在没有接到朝廷命令的情况下，带兵入关勤王。他本应该在北京东部通州一带阻挡住后金的大军，以解京城的压力，可他于十一月中旬直接把部队带到广渠门下，摆开了和来犯之敌决战的架势。这是一大失策，等于在北京城墙下面燃气战火，满北京城的贵族和百姓对袁崇焕更加不满。于是，流言四起，说袁督师早有异心，和后金有密约，勾引敌兵入关。后金在投降的汉人范文程策划下，瞅准时机使出了离间计。

袁崇焕在广渠门下击退了后金兵，京城暂时转危为安。后金军队在败退时，副将高鸿中、参将鲍承先故意在俘虏的明廷杨太监面前低声耳语，说皇帝（皇太极）和袁崇焕有密约，故意退兵。一番对话让杨太监听过去了，第二天故意让杨太监找个机会逃回京城。

要说，这种离间计实在太拙劣了，可皇太极从汉族的小说《三国演义》学会“蒋干盗书”中周瑜那一招，但在那样的形势下，竟有了奏效的土壤。满城惶恐的王公贵族、官员百姓本来已对袁崇焕不满，到处传播各种流言和小道消息，东厂自然会把这种舆情收集起来报告皇帝，而崇祯帝又是天下第一好猜忌的皇帝。

政治清明、信息公开的时代，离间计是没有用武之地的，而此时明朝的政治生态正好相反。

爱国愤青是靠不住的

崇祯帝好猜忌到什么程度?举一个小例子。他最宠爱田贵妃，有一天听见田贵妃私下在宫里弹琴，指法娴熟，便问你向谁学的？贵妃说我母亲教的。第二天他特意宣田贵妃的母亲进宫，让母女俩合奏一番，才释疑。——因为田贵妃曾随父亲在扬州住过多年，他兴许怀疑自己宠爱的妃子是扬州青楼里专门培养的“瘦马”，冒充良家女子送进宫糊弄自己。明末培养风尘女子是舍得下本钱的，如《桃花扇》中老鸨聘请苏昆生专门教李香君弹琴唱曲。

对自己的爱妃尚且那样爱生疑，何况对率大军前来救驾的袁崇焕，因此他对杨太监在敌营里听取的消息深信不疑。

一旦相信袁崇焕投敌，崇祯帝便不露神色，决定先稳住袁崇焕。十一月二十三，他在平台召见袁崇焕等将领，对袁抚慰一番，并解下自己的貂皮大衣给袁崇焕披上。接近着，崇祯帝命令亲信太监负责皇城的防卫。部署得当后，十二月初一，崇祯再次在平台召见袁崇焕等将领，质问袁崇焕擅自杀毛文龙等罪状，然后令锦衣卫将其逮捕，投入大狱。

等后金兵彻底退回关外后，到了处置袁崇焕的时候了。兵部尚书梁廷栋上疏请斩袁崇焕以谢天下。而明朝政治最大的痼疾之一就是党政，不同派系的官员，常常会利用一个孤立的案件，想办法牵连自己的政敌。因为袁崇焕在杀毛文龙前，曾征询过当时的首辅钱龙锡的意见，钱不置可否。此时，一干人想借袁崇焕“投敌”案诬陷钱龙锡，自然袁不能不死。

崇祯帝下旨对袁崇焕凌迟处死，他在签发袁崇焕死刑命令时一定心怀莫大的怨怒：朕那样信任你，要钱给钱，要兵给兵，要权给权，你竟然通敌欺君，真正死有余辜。袁崇焕的家人，全部被流配到烟瘴地面。崇祯三年八月十六日袁被凌迟时，北京居民争相食其肉。

《明季北略》记载：“时百姓怨恨，争啖其肉，皮骨已尽，心肺之间叫声不绝，半日而止，所谓活剐者也。”“百姓将银一钱，买肉一块，如手指大，啖之。食时必骂一声，须臾，崇焕肉悉卖尽。”那时候愚民似乎流行吃人肉，崇祯十二年冤杀郑鄤后，郑的肉被北京居民当成特效药购买一空，这一陋习一直到鲁迅的小说《药》中还存在。

那些吃袁崇焕肉的爱国者，不会也没有能力去追寻事情的真相，这类群众是最容易被某种激愤的情绪所左右，他们的所谓“民意”容易被大人物借用为政治斗争的张本。十四年后，满清进城，这些当年大啖“汉奸”的爱国愤青们，大多数老老实实做了亡国奴。

袁崇焕杀了毛文龙，逼反了毛的部下孔有德等人；崇祯帝杀了袁崇焕，爱戴袁督师的辽东将士非常寒心，他们看到忠心耿耿的袁督师都被冤杀，便萌生了二心，几年后袁的旧部祖大寿投降了满清，又成为一员进攻明帝国的骁将。

袁的冤案，直到满清入主中原才真相大白。《明史》评价道：“初，崇焕妄杀文龙，至是帝误杀崇焕。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先前经略辽东的熊廷弼，实际上也是误杀。为什么明朝那样容易“误杀”能干的大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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