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吗？新中国《辞海》从这里诞生，邬达克因这里成名！
陕西北路457号，曾为何东住宅。是邬达克来到上海的第二件建筑设计作品，这让初来上海的邬达克名噪一时。而这里更是因拥有百年历史的《辞海》编纂中心而闻名遐迩。
在457号樱花树下
陕西北路457号内部
岁月，为拥有百年历史的陕西北路（西摩路）刻下了“一条西摩路，半部近代史”的深深烙印。
陕西北路沿线多为独立式花园住宅，近千米的长度中，竟云集了名人旧居、经典建筑、革命遗迹等历史文化景观达21处。而陕西北路457号，不仅仅因其为“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而驰名中外；更因为这里是拥有百年历史的《辞海》编纂中心而闻名遐迩。
01
陕西北路457号，曾为何东住宅。何东住宅由匈牙利籍斯洛伐克人、国际著名建筑设计师邬达克设计。这也是邬达克来到上海后的第二件建筑设计作品。
1893年，邬达克出生在一个建筑世家，他21岁毕业于匈牙利皇家约瑟夫理工大学（今为布达佩斯理工大学）建筑系。1914年，邬达克作为炮兵军官加入了奥匈帝国的军队，2年后，当选为匈牙利皇家建筑学会会员。不幸的是，邬达克被俄罗斯军队抓获，送到西伯利亚的战俘集中营。1918年，25岁的邬达克从战俘营流亡到举目无亲的上海。为了谋生，他只能在一家美国建筑事务所当一名助手。
就在邬达克到达上海的第二年，陕西北路457号未来的主人、香港首富何东于1919年也来到了上海。那年，邬达克26岁，何东57岁。
年轻的邬达克（左）何东（右）
欧亚混血儿何东是香港著名买办、企业家、慈善家，曾为怡和洋行副经理，是汇丰银行、黄埔船坞公司等的大股东，后成为香港开埠后的首位巨富。何东在金融、船务、地产、教育等诸多领域均有涉足，现沪上塘沽路、峨眉路、南浔路、大名路一带，原本大多为何东家族的产业。何东家族富可敌国，来上海发展后，独缺豪宅一幢。设计并建造一幢豪宅，成了当年何东家族的“刚需”。可能是何东香港的住所，就在香港的西摩路的缘故，何东派遣他的儿子何世俭到上海后置办的豪宅，同样也在西摩路上。
1919年，邬达克何东这两个血液里都有犹太人基因的一老一少，在西摩路上相遇了。人生赢家何东先生遇到了刚刚从西伯利亚逃到上海的“流浪儿”建筑师邬达克。彼时的邬达克，只是把上海当作人生低谷的“歇脚地”——“歇歇脚，赚够路费回家”。年轻的邬达克不曾料到，上海竟成就了他一生的精彩：他在上海设计的建筑，“过去是，并将永远是上海城市轮廓线浓墨重彩的一抹亮色”（世界建筑大师贝聿铭对邬达克的评语）。
在克利洋行谋生期间，邬达克的设计偏重古典主义。何东公馆是邬达克进入美国克利洋行做绘图员后设计的第二幢建筑。从邬达克年谱上看，这幢建筑的成功设计，令邬达克在上海建筑圈名声大噪。
今天，当我们走进陕西北路457号，我们依然会被这幢矗立了近百年的仿英国文艺复兴时代流行于欧洲17世纪的建筑风格的建筑震撼。细细观察这幢建筑的细节装饰，与海洋、航海的元素无处不在，小到船锚的图案，大到二楼的天窗设计。据《与邬达克同时代》一书的作者叙述：因两人对航海都有着不同一般的兴趣，何东与邬达克是一见如故——所谓的一拍即合大抵是如此吧。
何东公馆的建筑设计理论，以新兴资产阶级的文艺复兴思想为基础，造型上排斥象征神权至上的哥特式建筑风格，提倡复兴古罗马时期的建筑形式。何东公馆为钢筋混凝土结构，二层，占地面积7486平方米。公馆建筑比例严谨，造型优美。南立面有四根贯通二层的爱奥尼式巨柱支撑门廊，底层和二层窗洞尺度与造型不同。住宅东面的主入口的三角形花式牛腿支撑着的门厅，产生了强烈的视觉震撼。
室内铺有柚木拼花地板和雕花护壁，置于中国传统中式家具、壁橱、壁炉等处的木雕饰都是精工细作。锅炉房、热水汀等配套设施也一应俱全。这幢以西式风格为主，蕴含东方元素的中西包容的建筑，正显出了邬达克建筑的底色：赋予了建筑拥有这座城市特有的“上海气质”。
这也许是邬达克永远铭记着父亲告诫的结果：“你要从为西方客户服务转型为中国客户服务，不要着急，你要坚持把世界上最摩登的建筑风格引进到上海。”
1947年，在上海赚得盆满钵满的邬达克毅然携家眷离沪。他的背影后，是他留下的一百多个几乎是他建筑设计生涯的所有作品。邬达克当然不会知道：在他逝世半个世纪后，上海掀起了一股“邬达克”之风，他的建筑作品成为一个个的网红“打卡地”。
1949年后，何东也离开了上海。何东公馆翻开了新的篇章，那是历史赋予陕西北路457号的新的使命。
02
百年《辞海》的故事，浩瀚若星海；一代又一代《辞海》编纂者，是最闪亮的星星，他们前仆后继，鞠躬尽瘁。20世纪50年代末，陕西北路457号迎来了新的主人——辞海编辑部。
1915年，中华书局总经理兼社长陆费逵，在友人的倡议下，决定编纂一部集汉语词汇之大成的大型综合性词典，取名《辞海》。他深知编纂《辞海》这样一部大书，不是一年两年，也不是三年五年所能成就。他也知道，必须有一位知识渊博、执着认真、甘于清贫的人来主编，才有可能完成。陆费逵7次邀请了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共过事的舒新城。舒新城被陆费逵“七顾茅庐”的诚意深深感动。于是，才有了1936年《辞海》的横空出世。
1957年的一天，毛泽东主席在会见舒新城时说：“《辞海》我在20年前就使用到现在，在陕北打仗的时候也带着，后来在延安敌情紧急的情况下，不得不丢下埋藏起来，以后就找不到了。现在这部书太老了，比较旧，希望修订一下。”
由此，便开始了《辞海》紧锣密鼓的修订工作：中华书局辞海编辑部在上海宣告成立。1958年5月，中央致电上海市委同意在全国调配编纂力量。经毛泽东赞同，1959年，《辞海》开始筹备修订旧版的工作，中华书局辞海编辑所成为独立单位，定居陕西北路457号。
于是，陈望道、傅东华、刘范猷、任铭善、李毓珍、曾彦修、刘大杰、钱子惠、徐森玉、谈家桢、谭其骧、周信芳、金兆梓、徐铸成、赵超构、贺绿汀、苏步青、李国豪、程门雪、朱物华、李俊民、冯契、蒋学模、周谷城、严北溟、周予同、冯德培等一大批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先后被调至《辞海》编辑部，参与编纂和审订工作。
赵超构先生到《辞海》编辑部后，经常需要寻找和翻译一些外文资料；资料组征订了好多外文书刊，也需要整理和运用，他因此又重新捡起外语。此时的他已是年逾花甲，耳聋目钝。家人笑他是“临老学扎脚”，他说这是“老鸟先飞”。编辑部70多万册图书，置身其中犹如跌入了知识的海洋，他每天漫游于浩瀚的书海里，寻章觅句。编辑部院子里有个小花园，花园里有两三株樱花，樱花盛开时满园春色，每当空暇，他常常会搬把椅子坐在花园的草地上读书。
习近平总书记致《大辞海》出版暨《辞海》第一版面世80周年的贺信中指出：“《辞海》和《大辞海》是大型综合性词典，全面反映了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系统展现了中华文明丰硕成就，为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作出了积极贡献。”
今天，在陕西北路457号这座近一百年的经典老建筑里，在这部历经了近一个世纪，凝聚着几代学人心中的皇皇巨著面前，我们依然能聆听到那些先贤的闪光足音。
光辉岁月（重彩画）李守白
编者按：
本栏目来源于1994年2月8日创刊的《静安报》副刊《百乐门》。在微信平台，“百乐门”将以全新形式向读者展示。每周定期推送，换个角度阅读静安。投稿可发至 jinganbao2016@126.com
本文作者：罗英
本文摄影：肖鸣亮
文字编辑：施丹妮
图片编辑：王菲
栏目主编：施丹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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