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给我写的悼词，我读了，很亲切 | 茅盾诞辰120周年
by 李光德
阴差阳错的生日会
在这个世界上，一个知名度很高的人而说不出自己出生的准确日期，恐怕是不大有的吧。然而，茅盾却是这样一个人。
从他记事的时候起，他家进里就有一条规矩：全家人概不做生日。这条规矩，也不知道是他那主张"儿孙自有儿孙福，不为儿孙做牛马"的祖父订的，还是他的"维新派"父亲"变法"、"革命"的结果。总之，久而久之，茅盾既没有过生日的概念，就连自己出生于何月何日也弄不清楚了，他只记得是在"尚未入伏的某月二十四日"。
其实，这个"某月二十四日"是错误的。直到1960年，在一些研究者的帮助下，才从他二叔那里彻底弄清他出生的准确日期：清朝光绪二十二年（农历丙申年）五月二十五日，即公元1896年7月4日。
有趣的是在1945年6月24日中午，茅盾和他夫人一起，离开唐家沱的家，匆匆赶往重庆市区，去参加他的五十岁大寿的庆祝活动。
这是茅盾有生以来第一次"做生日"。虽然今天并非他的真正生日，今年也不是他的五十周岁，但是他对这些生活细节一向不放在心上，也就听之任之，让热心的朋友们为他操办起来。
早在春初，以群就对茅盾说，已打听到他五十岁了，朋友们提议要在他五十岁生日那天给他祝寿。并问他生日是哪一天。
茅盾诚恳地对叶以群说："朋友们的好意我心领了。你代我谢谢大家。还要请你转达告他们，我不想做寿，一则过去从来不过生日，二则大家工作都很繁忙，没有必要为我的生日惊动大家。"
谁知到了6月初，徐冰和廖沫沙到唐家沱看望茅盾，说他俩是专程来谈为他祝寿的事。
徐冰还说："这是恩来同志的意见。"
茅盾听徐冰说祝寿是为了通过这一活动扩大民主力量的影响，宣扬正气，打击反民主的势力，又是恩来同志的意见，于是同意了。
他说："既然是这样，那就照你们的意见办。我的生日自己也弄不清楚，我想，初夏只有六月份合适，就算作六月二十四日吧！"
生日会实况
在白象街西南实业大厦举行庆祝茶话会的"寿堂"里，楼上楼下，厅内厅外，已经到处是来"祝寿"的作家、艺术家，和各界知名人士，其中有刚从新疆监狱死里逃生的赵丹等人。
会场里张挂着贺幛、贺联，还有许多"祝寿"的诗、画、贺词、贺信。冯玉祥赠的卷轴上绘着一只寿桃，题诗："黑桃、白桃和红桃，各桃皆可作寿桃，文化战士当大衍，祝君寿过期颐高。"郭沫若的贺词是："人民将以夫子为木铎，茅盾尊兄五十寿庆"。老舍赠的贺联为："鸡鸣茅屋听风雨，戈盾文章起斗争。"巴金的贺信写道："我喜欢你的文章，我佩服你的态度，我觉得你并没有老，而且我想念你永远不会老。你是我们大家敬爱的先生。"叶圣陶送来一首贺诗："二十五年交不浅，论才衡操我心倾。力排世俗暖姝者，夙享文坛祭酒名。待旦何时嗟子夜，驻春有愿惜清明。托翁易老岂难致，五十方如初日明。"
客人们三三两两交谈着，谈得最多的是对茅盾的印象。
叶以群说："不认识雁冰先生的人想象着他的生活，总以为他整日坐在窗明几净的书房里，凝神写作，茶水、饭食都由人服侍上手……事实上，他的生活却是最朴素的，他们不雇佣人，日常家务都由他夫人处理，而他也就常常自动地帮起忙来，端菜、打水、抹桌、点灯……
他都做得非常有趣味。他常常笑着说：'那些邻舍总觉得我们这家人非常奇怪，老爷也不象个老爷……'那些人们是不会懂得：他根本不要当'老爷'的。他爱劳动，爱简朴生活，这差不多已成了他的天性。你们说，他这种性格，是由他那二十几年来的不怕贫穷、不怕困苦、对于革命文艺事业的坚持养成的呢，还是由这种爱简朴的性格组成了他二十多年如一日的操守？"
吴组缃则说："他的谈锋很健，是一种抽丝似的，'娓娓'的谈法，不是那种高谈阔论；声音文静柔和，不是那种慷慨激昂的，他老是眼睛含着仁慈柔软的光，亲切的笑着，只是一点似有若无的笑，从没笑出声来过。他是这样的随和，任你谈到什么问题，他都流露出浓厚的举，京戏，相声，黑幕小说，托尔斯泰，医药，吃食，等等，都是接过话头，随口说出来，没有一点套头，没有一点成见。他没有一点架子，也毫无什么锋芒和尊严。你和他在一起，只觉得自由自在，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你要怎么说，就怎么说。你要躺下来尽管躺下来，要把脚架到桌上去就架上去。总之，你无须一点矜持，一点戒备，他不会给你心里添一点负担的。"
来自光未然的悼词
昆明文艺界在25日举行了庆祝活动。几天后，茅盾收到诗人光未然的一封信，向他描述了庆祝活动的情形。信里还说他向大家报告了两件事，其二是"报告了我在曼德里时，忽然听到您和邹韬奋先生的一则殉难消息，我们为此多么悲痛地举行了追悼会，我还属了一首《我的哀辞》在当晚的会上朗诵。而沈先生，您居然违背了某些人心愿，没有死，而且继续写了更好的东西，而且让我们替您祝寿，而且您还会更扎实、更坚强地活下去和写下去。昨晚我们吃了您的寿面，吃得很有味。如今可惜的倒是我那首哀辞，它将永远没有发表的机会了，但我也不愿我的真挚的悲愤的语言，从此沦灭于人间，趁着祝寿的机会，我把它抄给您，您该不以为我是太恶作剧了吧？"
光未然作的《黄河大合唱》歌词，给茅盾以深刻的印象。他很感动地读起这首《我的哀辞》："我以暴怒的语言告诉你──/法西斯/我永远把对你的深仇大恨/记在心底/你又一次/摧折了/我们苦难人民的一面大旗……"
诗的后面有一行小字："写于一九四二·一·十二，缅京，茅盾追悼会上"。
他复信："你的哀辞，我读了。我并不认为这是恶作剧，相反感觉十分亲切。我感谢为我'做生日'的所有朋友，其中也有你。你的这首好诗，我将珍藏在身边，它不会沦灭于人间的，总有一天，它会和人们见面！"
编选自《一代文豪：茅盾的一生》/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社/1988年10月/作者：李光德
一九二八年夏至一九三○年春，我在日本作亡命客。事隔半个世纪。当时在日本的见闻，大部分记不起来了。而且，为了维持自己在日本的生活以及仍在上海的家的开销，不能不埋首写作，投向国内的报刊，取得稿费。因此，就没有时间游览，借此了解日本的风土人情。
但是，有一二件事，在我的尘封的记忆里至今没有褪色。姑且写出来以为纪念。
……
大约是一九二九年春，我移居京都，火车中照例碰见那个特高，到京都住定后，也经常有特高登门拜访，不过另是一个人了。我移居京都，因为老友杨氏夫妇及高氏兄弟等其他一些朋友都早已住在京都，熟人多，热闹些；而且也因为京都生活费用便宜。杨氏夫妇和其他朋友不住旅馆而住日本人出租的房子，这要比住旅馆便宜。是在郊外，面临小池，一排三四间，高氏兄弟住了两间，我就和他们做邻居。房东住在就近一间稍大的屋子。此地不临马路，门前池旁的小道，只有我们几个中国人出来散步。不久，一个日本人和他的年青美貌的妻子，来住了这排房子的第四间，也和我们做了邻居。男的约有四十岁，瘦瘠苍老，狭长脸，和尚头。这里环境幽静，远处有一带山峰，入夜，这山峰的最高的一座山的顶巅有像钻石装成的宝冕似的灯火。我遥望这些灯火，每每引起缥缈的想象。
这新来的一对邻居，每天一早，丈夫就出去工作了，到天黑后好久才回来。那位美貌年青的妻子每天一早扫自己门前的路，也连带扫我们门前的路。因为我们不善日语，只有含笑对她点头，表示谢意。白天，这位芳邻坐在自家门前的木板上，悄悄地，望着远处沉思。我们私下议论，以为她的心境是寂寞的。而且日子稍久，更证明她的心境是寂寞的。因为，每逢卖豆腐的小贩推着小车来到时，她买了豆腐后便絮絮地和他闲谈。有时长达半小时。她也乘我们在小道上散步时做手势表示她的对我们友好的情绪，可惜语言不通，彼此只能做手势。我现在想起来，这位幽娴、善良的日本少妇的面目还宛在目前。
在京都时，因为有了杨氏夫妇（杨能日语，但不甚流利）和高氏兄弟，也出去游览。我们到岚山观赏樱花，也到近郊去看红叶。春季观赏樱花，秋季看红叶，是日本人民娱乐的节日。
但是打破了我那时的幽居清静生活的，是报纸上登载的全家自杀的新闻。自杀的事，几乎每天报上都有。最多是"情杀"：恋爱的年青的一对儿为了家庭的顽固，双双把衣袂边接在一处，投水而死。这是对于顽固家庭的反抗。
但这次报上大登特登的全家自杀，却叫人听了十分难过，惋惜、同情、悲哀，种种情绪，绞在一处，使人心情久久难于平静。
事情发生在东京。某甲患着肺结核病，已到晚期，他的二十八岁的妻子又是个十分歇斯底里的女人。他们有七岁的女儿和五岁的儿子。因为觉得肺结核病没有治好的希望了，丈夫和妻便商量自杀，妻也同意。三月十七日这天，丈夫绞杀了妻和儿女，可是他自己却出门去浪游。经过了整整的四十天，他忽然从某处打电话给他的在外交部工作的哥哥，说是已经杀了妻子和儿女。那个哥哥大概不相信真有其事（因为他的弟弟并不缺钱，况且本来有职业），置之不理。直到七月二十九日，哥哥到他弟弟家里，才发现了四具腐烂的死尸。在女孩子的尸身旁，排列着许多"人形"，很正式地按照女孩们玩的"人形"祭的规矩。这是自杀的父亲对于他的女儿的最后一点慈爱之意。据说在五月二十日那天，这位肺病的父亲还在他的银行存款里支取了一千五百元，因而推想他的终于自杀至早在五月二十日以后。
这位自杀的人也许认为，一个人既然不能很好地工作，不能有意义地生活，还不如死去。他可能由于这种思想而选择了自杀的道路。但，自杀究竟是消极的，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使我更加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连两个孩子也都绞死了呢？可能因为他俩觉得自己死后，两个孩子也活不下去，倒不如一起死了干净。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两个孩子的命运确实会是悲惨的。
……
1979年5月10日于北京。
节选自《五十年前一个亡命客的回忆》
从牯岭到东京
一
有一位英国批评家说过这样的话：左拉因为要做小说，才去经验人生；托尔斯泰则是经验了人生以后才来做小说。
这两位大师的出发点何岂不同，然而他们的作品却同样的震动了一世了！左拉对于人生的态度至少可说是"冷观的"，和托尔斯泰那样的热爱人生，显然又是正相反；然而他们的作品却又同样是现实人生的批评和反映。我爱左拉，我亦爱托尔斯泰。我曾经热心地——虽然无效地而且很受误会和反对，鼓吹过左拉的自然主义，可是到我自己来试作小说的时候，我却更近于托尔斯泰了。自然我不至于狂妄到自拟于托尔斯泰；并且我的生活、我的思想，和这位俄国大作家也并没几分的相象；我的意思只是：虽然人家认定我是自然主义的信徒，——现在我许久不谈自然主义了，也还有那样的话，——然而实在我未尝依了自然主义的规律开始我的创作生涯；相反的，我是真实地去生活，经验了动乱中国的最复杂的人生的一幕，终于感得了幻灭的悲衰，人生的矛盾，在消沉的心情下，孤寂的生活中，而尚受生活执着的支配，想要以我的生命力的余烬从别方面在这迷乱灰色的人生内发一星微光，于是我就开始创作了。我不是为的要做小说，然后去经验人生。
在过去的六七年中，人家看我自然是一个研究文学的人，而且是自然主义的信徒；但我真诚地自白：我对于文学并不是那样的忠心不贰。那时候，我的职业使我接近文学，而我的内心的趣味和别的许多朋友--祝福这些朋友的灵魂--则引我接近社会运动。我在两方面都没专心；我在那时并没想起要做小说，更岂不曾想到要做文艺批评家。
二
一九二七年夏，在牯岭养病；同去的本有五六个人，但后来他们都陆续下山，或更向深山探访名胜去了，只剩我一个病体在牯岭，每夜受失眠症的攻击。静听山风震撼玻璃窗格格地作响，我捧着发胀的脑袋读梅德林克（M.Maeter－linck）的论文集"TheBuriedTemple"
短促的夏夜便总是这般不合眼的过去。白天里也许翻译小说，但也时时找尚留在牯岭或新近来的几个相识的人谈话。其中有一位是"肺病第二期"的云小姐。"肺病第二期"对于这位云小姐是很重要的；不是为的"病"确已损害她的健康，而是为的这"病"的黑影的威胁使得云小姐发生了时而消极时而兴奋的动摇的心情。她又谈起她自己的生活经验，这在我听来，仿佛就是中古的romance-－并不是说它不好，而是太好。对于这位"多愁多病"的云小姐，--人家这样称咱她，——我发生了研究的兴味；她说她的生活可以作小说。那当然是。但我不得不声明，我的已作的三部小说——《幻灭》，《动摇》，《追求》中间，绝对没有云小姐在内；或许有象她那样性格的人，但没有她本人。因为许多人早在那里猜度小说中的女子谁是云小姐，所以我不得不在此作一负责的声明，然而也是多么无聊的事！
可是，要做一篇小说的意思，是在牯岭的时候就有了。八月底回到上海，偏又病了，然而我在伴妻的时候，写好了《幻灭》的前半部。以后，妻的病好了，我独自住在三层楼，自己禁闭起来，这结果是完成了《幻灭》和其后的两篇--《动摇》和《追求》。前后十个月，我没有出过自家的大门；尤其是写《幻灭》和《动摇》的时候，来访的朋友也几乎没有；那时除了四五个家里人，我和世间是完全隔绝的。我是用了"追忆'"的气氛去写《幻灭》和《动摇》；我只注意一点：不把个人的主观混进去，并且要使《幻灭》和《动摇》中的人物对于革命的感应是合于当时的客观情形。
1928年7月16日，东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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