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震宁：世间最神奇的事莫过于阅读（深度好文）
文章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出版商务周报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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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阅读史专家史蒂文·罗杰·费希尔在他的《阅读的历史》一书开篇中指出：“世间最神奇的事莫过于阅读。”他说：“古往今来，不论长幼，谁都无法否认它的重要性……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它永远是文明之声……”因而，探讨阅读的历史，无疑也就是探讨这件最神奇的事情在人类不同历史时期发展变化的过程，探讨这文明之声的主要内容情形及其所具有的社会意义。
今天只能向大家介绍阅读的历史上的几个问题，希望能借此唤起大家对阅读史研究的兴趣，在此基础上，讨论当前开展全民阅读活动的意义。全民阅读，是人类阅读史上一个新颖的理念。全民阅读的意义，不仅需要从社会文化发展的现实需要来讨论，也需要从人类阅读历史发展、变化的过程来认识。
阅读先于文字
阅读是人类最主要的认知过程，是人类最重要的获取信息知识的手段。阅读把人类最广泛地联系起来——无论是上下数千年甚至更为久远，无论是纵横几万里乃至浩瀚的星空——阅读在这当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有人说自从有了文字就有了阅读，其实，自从有了人类就有了阅读。农民阅读土地和庄稼，牧民阅读草原和羊群，渔夫阅读河海和鱼汛，星相家阅读浩瀚星空，寻宝人阅读山丘沟壑，父母阅读新生婴儿神秘的表情，儿子阅读父母临终前眼眶里的泪水，如此等等，都是先于文字的阅读。
人类社会对于文字的阅读，迄今为止，寻找得到最早的实证是6000年前古代四大文明之一古巴比伦苏美尔人的楔形文字。至于中华民族的文字到底最早形成在哪一个年代，还需要不断地去考证。仅就100多年来考古发现，中华民族早在公元前1700年就有了基本完善的文字——甲骨文。而在五六千年前的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中还发现在陶器上刻画的符号有数十种之多，其中有些与甲骨上所见的字类似，因而有人认为它们就是早期文字。至于在龙山文化早期的陶罐上发现的朱书可以肯定就是文字，充分表明中国的汉字至少已有四千年以上的历史。而根据先秦许多史书上的记载，中华文字出现的年代还应当更早。譬如相传造字的仓颉，就是古代整理文字的一个代表人物。《说文解字》记载：仓颉是黄帝时期造字的史官，被尊为“造字圣人”。他所处的年代约为公元前26世纪。据此推测，四五千年前，我国的文字就已经比较成熟了。
在中华文献中，关于“河图洛书”的传说，显然与文字和阅读直接相关。中华文化始祖伏羲氏有许多传说，如伏羲定姓氏，伏羲定方向，伏羲定八卦，这些都需要伏羲氏的文字阅读。相传，在洛阳东北孟津的黄河有龙马背负“河图”出现，伏羲能够阅读而且依此而演成八卦——《周易》。后来又有洛河神龟驮“洛书”，夏朝的大禹能够阅读而依此治水成功，天下始定九州。“河图洛书”是两幅神秘的图案，最早记载在《尚书》及《易传》中，诸子百家也多有记述，《易·系辞上》有：“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一说。“河图洛书”，中华文化中阴阳五行术数之源，太极、八卦、周易、六甲、九星、风水等皆可追源至此，“河图洛书”一直被看成中华文明的重要起源，在国际人类学界也一直有着“宇宙魔方”的美誉。
虽然我们现在还不能把“河图洛书”臆断为文字载体，可无论如何也说明这是一次十分重要的阅读。
阅读先于文字。这几乎是一个不需要求证的事实。而注意到这一事实，将有助于人类对阅读文化的正确理解。
阅读先于文字，也就是说，人类的阅读首先是为了认识事物、趋利避害，而不是首先是为了文字。在文字产生之前，阅读只关乎意义。文字形成之后，文字的语音、字形、书写乃至图画、书写、文辞等逐步成为阅读的对象物，现在更是扩大到了视频、音频，超越了文字，然而，还是要守住阅读的本源，即阅读首先在于为了对象物的意义。
清末光绪年间，金石学家王懿荣从那些散落在药铺里的中华龙骨上的刻纹阅读出意义，解读出这是一种契文，即甲骨文，这就是追寻意义的阅读获得的意想不到的好处。紧随其后，又有考古学家通过中华龙骨上的记载，找到了河南的安阳小屯，在那里以及后来在其他地方先后发掘搜集到十五万片甲骨卜辞，在龟甲与牛胛骨上刻的文字总字数达到3500个左右。从甲骨文字结构来说，除了象形以外，形声、会意、假借等比较进步的造字方法已普遍被应用。足见在三千余年前的商代，中华文字已达到了相当完备的程度。而且由此可以推断，中华文字在商代以前还应当有一个很长的发展形成过程，其历史可以继续向前延伸。这就是阅读史上超越文字而又恩惠于文字的一次阅读。
文字提升阅读
今天我们所要讨论的阅读是基于文字的阅读，否则就要落入泛阅读和反文化的窠臼。
创造文字，阅读文字，乃是人类走出蛮荒、结成社会、迈向文明的一大步。《淮南子·本经》中记载：“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足见这是多么重大的一件事，可谓惊天地、泣鬼神。自有文字产生，从根本上提升了人类阅读的作用和价值。阿尔维托·曼古埃尔在其《阅读史》里指出，即将成为书写者的人必须能够先识别和辨认符号的社会系统，然后才可能将其记载于书页上；对大部分文字社会而言，阅读是社会形成契约的初始，学会阅读便是一个人在社会上的通关仪式。
自有文字之后，所谓阅读就专指对书写在物体表面上的连续文本符号的理解，现在，当然也包括从电子屏幕上获取编码信息的阅读。人们一旦获得这样的阅读能力，就主要通过文字来理解事物，获取人生经验。对于绝大多数的阅读者来说，阅读文字往往先于阅读实践之前，再通过此后阅读实践来印证或者纠正文字所给予的信息和知识。这种倒逆式的学习成为人类加快进步的主要路径。最能够说明阅读对于人类提升认知能力的名言是我国的一句俗话，即“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土耳其著名作家帕慕克在《白色城堡》一书里这样赞美阅读：“人生犹如单趟车旅，一旦结束，你就不能重来一次了。”阅读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它可以使得我们对生命有过很多次的体验和领悟。
对于识字的人，阅读很自然会成为自己生活的一部分。西班牙大文豪塞万提斯一直酷好阅读，甚至连丢落在街道上的碎纸片他都会捡起来读。英国著名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每年都要重读一次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而且都将读后感记下来。“这实际上便是在记录自己的传记，因为我们对生命所知更多时，莎士比亚就会进一步评论我们对世界的理解。”而识字的人一旦孤立独处，想到的第一件事情往往是阅读。我国著名诗人、翻译家绿原先生，20世纪50年代他遭遇冤案坐监7年，他竟然借此孤独的遭遇在监狱里自学德语，出狱后翻译了德国文学经典名著《浮士德》和不少德语文学作品。奥地利著名作家茨威格有一部著名中篇小说《象棋的故事》，写的是一个银行职员落入德国纳粹的监狱，监禁使他孤独得几乎发疯，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偷到一本书，却是他从不感兴趣的棋谱书，是国际象棋著名对局，在百无聊赖、孤苦无援下他只好用阅读这部棋谱度过牢狱中的日日夜夜，岂料从此陷入独自对弈的魔怔。
文字的魅力在于，人们一旦认识它们就再也离不开。文字对于阅读的提升一度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有些文字被视为宫廷或者帮派的秘笈而受到誓死保护，有些宗教甚至则把经卷看成是宗教属性中不可更改的一部分，凡宗教几乎都把寺庙僧侣诵经作为每日必修之课。古人认为一个成功的人士一定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古人还将家族的传承寄托在阅读之上，即“耕读传家久，诗书继世长”。在世人看来，无论是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阅读均不可或缺。不仅是“学而优则仕”，还要“仕而优则学”，总之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朗读先于默读
朗读与默读，孰先孰后，人们通常很少去想它。但是，作为对阅读史发展、变化过程的了解，作为对阅读方法的正确掌握，却需要对此有所了解。
朗读先于默读，这是阅读史研究已经证实了的。希腊语中的阅读一词就是取“我读，我认识，我大声朗读”之意。在公元前7世纪，古希腊大约只有5%的人识字，能阅读的更是寥寥无几。那时候的公共阅读总是以听读文本为主，因而还具有一定的娱乐性。阅读史研究专家认为，已知最早的公共阅读始于希腊，也就是说，希腊识字人很早就是朗读者。古希腊时期，甚至医生还会开出“阅读”的处方，让病人通过听别人阅读来调养心神。而不少希腊人以及罗马人，还有过养一名受过专门训练的奴隶为主人朗读的风气。阿尔维托·曼古埃尔认为，在公元10世纪前，雅典人、罗马人的正常阅读方式是大声朗读。而早在公元前7世纪，到亚述图书馆查找资料的亚述学者，“肯定都是在隆隆嘈杂声中阅读”。“在雅典或珀迦马的时代，旁边另有几十个读者各摊开刻写板或卷轴，喃喃自念着各类故事……我们找不到有抱怨希腊或罗马图书馆的噪音的记载”。直到公元前5世纪，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还是坚决反对书写和默读，他对他的学生柏拉图一再强调口述的重要性。柏拉图当然要尊崇恩师的教诲，但又不能不把乃师的思想记录下来，这才有了柏拉图的《理想国》等一些口语体的著作一直流传到今天。
中华民族的阅读也是一个从朗读到默读的过程。比苏格拉底更早出现的孔子，也是一个强调口述、反对书写的哲学家、教育家。“述而不作”是他的信条，这个信条一直流传至今。可想而知，在竹简、木牍时代，竹简、木牍制作不易，能由老师口述或者阅读者朗读就很不错，由此形成通常的阅读主要是听读或朗读。战国时期儒家集大成者荀子，在他的《劝学篇》里，也透露出当时阅读以朗读为主的情形：“君子之学也，入乎耳，着乎心，布乎四体，形乎动静。”“小人之学也，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间，则四寸，曷足以美七尺之躯哉！”“君子知夫不足不粹之不足以为美也，故诵数以贯之，思索以通之……”从这些名句里，我们可以得到一个信息，当时的阅读学习是首先听到——入耳，然后才是入脑。学习则是“诵之”。宋代理学集大成者朱熹在其《读书法》中谈道：“大凡读书，且要读，不可只管思。口中读，则心中闲，而义理自出。”由此可以想见，这里说的读书乃是指那种要动口的诵读。
古代的诵读还与传统书写不够完善有关。我国古代的书写长期没有句读标点，这也造成初学者阅读的困难，被迫要先听先生诵读而后跟读，学生想不诵读都不行。西方书写的标点具体化是在公元7世纪后，我国则是在15世纪才有粗略的断句记号，而标点的具体化则是西学东渐后的20世纪之初。书写标点符号具体化的滞后也使得阅读者依赖听读的时代延后。我国古代长篇小说四大名著有三部成书于说书人长期说书之后，《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的故事已经由许多民间说书人多次表演给普通观众们听，然后才由文人作家集中整理创作而成。这一事实也可以表明，听书之所以成为我国大众的爱好是与书写不够完善有关的。
人类阅读肯定是一个联觉过程，听觉、视觉甚至触觉都在同时发挥作用。阅读者只要在足够时间里拥有文本，其阅读既可以朗读、诵读，也可以默读、速读，而默读的速度肯定高于发声的阅读，默读替代朗读成为人们通常阅读的方法只不过是早晚的事情。随着文本书写不断完善，随着断文识字的人越来越多，随着阅读文本越来越容易获得，个体默读也就越来越普遍。在默读成为普遍的阅读方式后，朗读也就退位为一种辅助性的阅读方式，正如古希腊人认为朗读具有娱乐性，中国古代书院的会讲具有广场性，朗读作为一种大众阅读的形式，至今还一直为人们所乐于采用，甚至作为一种阅读的艺术受到人们的欢迎和欣赏。
出版扩展阅读
中国古代有四大发明彪炳于世，其中关于阅读文本传播的发明就有两项，一是汉代的造纸术；二是宋代的活字技术，足显我国阅读史的悠久和辉煌。据《史记》记载，我国早在周朝，就有朝廷的图书馆，当时称为“藏室”，而古代哲人老子就曾经担任过朝廷图书馆的馆长，当时官职为“藏史”。到公元6世纪，也就是唐代，雕版印刷可以印刷出高清晰度的文本。那时候还没有现代形态的书籍装订，书籍形态主要是卷轴，通常一书会有好几卷。现在中国出版业还将同一种书籍中的分册称作“卷”，就与卷轴的形态有关。在书籍装订成册之前，作为卷轴向书籍的过渡形态，唐代出版工匠还有过龙鳞装、蝴蝶装卷轴等书装形式。现存北京故宫的唐中叶王仁昫写本《刊谬补缺切韵》一书就是龙鳞装。龙鳞装又称鱼鳞装、旋风装，外观与卷轴无异，舒展开后页张边沿有规律地翘起，呈现鳞状而得名，偶遇风吹页张微微卷起呈旋风状，又称旋风装。此书上有宋宣和玉玺4枚，明代宋濂作序，加钤清乾隆帝诸玺，又兼纸墨考究，被视为稀世之珍。唐末宋初，出版业则进入印本书时期，进入册页制度，即把零散页张集中起来，用订线方式穿联成册，这才有了线装书。宋代我国书刊印刷业的水平远远领先于全世界。据称，一直到公元18世纪中期，汉语出版的书籍比其他所有语言出版的书籍的总和还要多。当时的传统市场主要有3种出版物，即官刻、私刻和坊刻，多数印刷商一直垂青于雕版印刷。
我国大量的出版物主要出现在13世纪之后。因为明代朝廷重视教育，初等教育形成网络，学校遍布全国，成为原有私塾的补充，办教育第一位的就是供人们阅读的课本，这些主要来自浙版、苏版、蜀版和建版图书。与此同时，大量供人们消遣的小说也乘势而上，冯梦龙编撰的短篇小说集《古今小说》受到热烈欢迎，反映宫廷生活的鲜活故事也不断印刷上市。到了18世纪，一时间彩色连环画畅销，19世纪则街头小报风靡一时。19世纪在广州街头，甚至出现沿街挑担贩卖书的小贩，他们收购旧书或到书库领取新书，分装在两只箱子里，走街串巷，挨家挨户叫卖。这样的小贩还从事租书业务。可见当时的阅读平民化、市场化特点非常明显。
自19世纪晚期起，西方印刷技术被引进上海，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现代出版业的发展，扩展了商业化的阅读市场。著名科技史家李欧梵等将中国大众文化的产生追溯到上海的出版业，认为自1895年后，上海的杂志和小报把政治消息与新观念传播给了中国读者；此外，教科书、工具书、小说和科学书籍重塑中国的国民素质。当时的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不仅是新式文化的先锋，也是技术革命的先锋，与传统出版业去中心化的特征相反，技术基础使上海成为全国最重要的出版中心和阅读中心。
西方社会的阅读在出版技术的促进下也出现过革命性的变化。公元14世纪中国造纸术经阿拉伯国家传入西欧，15世纪中期在欧洲大部分地区取代羊皮纸。1450年，金属活字印刷术在德国美因茨问世，约翰·谷腾堡发明的印刷技术核心是活字技术和螺旋式压印机，据科学史家分析应与中国的技术发明相关。中国的活字技术在公元11世纪就见诸《梦溪笔谈》一书的记载，虽然是泥活字而非金属活字，可这一设计思想无疑是世界首创，中国雕版印刷压力原理的技术也使用了千余年，在东亚地区广泛使用，这两项技术是否对谷腾堡发挥过直接的影响，至今还不得而知，但就技术问世的先后来说，无疑中国的印刷技术对世界是具有重大贡献的。
当然，作为一种具有产业价值的技术，谷腾堡技术的发明无疑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1450年整个欧洲仅有一家印刷所，但到了1500年，就出现了250个印刷中心，1700余家印刷所，已知印刷的图书27000余种，印量超过1000万册。仅仅在两代人的时间里，欧洲读者数量由几万骤增至几十万。谷腾堡技术的发明和产业化正值欧洲文艺复兴滥觞时期，进步的人文主义作品得到空前的大传播，莎士比亚的作品脍炙人口，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著作产生了无与伦比的影响。其《圣经》德译本受到印刷业的极大支持。《新约》在他的居住地维腾堡两年再版4次，之后在其他几个地方再版达到66次，有力地支持了宗教改革，使得教堂内的经书，飞入寻常百姓家。可以说，过去一千多年来，印刷技术的发明使得人类的阅读发生了不啻是天翻地覆的变化，甚至对社会发展也作出了史无前例的贡献。
新的千年早已来临。人类社会正置身于又一轮的技术革命，那就是以数字技术为代表的信息技术革命。信息技术革命首先就是一场阅读领域的革命。人类的阅读生活又一次面临着重大的甚至是根本性的改变。数字技术使得人类的知识存取几乎有心想事成的高效，移动互联网使得广大人群的阅读几乎有信手拈来得便捷，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后将以从未有过的快节奏和精准度为人们提供阅读的即时文本。数字技术将进一步扩展人类社会的阅读。人类的阅读历史正在续写新的华章。
忙时读书 闲时读屏
数字技术正在大规模地扩展人类的阅读，而全民阅读的呼声却前所未有地高涨起来。这二者之间看起来完全是历史的巧合，实则却有某些内在的规律值得关注。
全民阅读，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1972年首次提出的倡议，1982年再次提出这一倡议。199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决定，把世界两位大文豪——西班牙的塞万提斯和英国的莎士比亚的忌日，即4月23日这一天确定为“世界读书日”。我国政府在1997年提出建设以全民阅读为主要内容的知识工程，正是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言的一种响应。此后，根据我国国民阅读状况和国家文化建设的需要，2006年国家9部委发出开展全民阅读活动的倡议，2012年十八大提出“开展全民阅读活动”，在2014、2015年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都提出“倡导全民阅读”。
全民阅读活动正在我国蓬勃开展。
纵观人类阅读史，历史上从未有过倡导全民阅读，更不要说开展全国性的全民阅读活动，可以说，全民阅读是人类阅读史上的一大进步。阅读从来就是个人的事情，即便在历史上有过文人群体开展的比较广泛的阅读活动，但从未有过覆盖全民的阅读活动。因而，其意义有着特殊的历史意义。
阅读的意义，在我们看来，当然首先关乎学习，但又并不限于学习。阅读的功能除学习外还关乎人的精神趣味。譬如一个临终老人的阅读，学习对于他已经毫无意义，但他要读，只能认为与其精神生活的需要相关。阅读关乎人的进步，但并不限于人的进步。阅读的目的除为了进步外还可以为了消遣。譬如阅读一部惊险小说，阅读者阅读的预期是紧张与快乐，而这时人生进步通常不会成为其目的。全民阅读关涉全民，因而其意义必定丰富多样，不可整齐划一，简单从事。全民阅读的意义的最大公约数还是“享受阅读的乐趣”较为适宜，古人说的“开卷有益”乃是一种至善而平和的劝读方法，读以致学，读以修为，读以快乐，读以消遣，都是全民阅读认可的阅读价值观。而全民阅读较高的目的，则是为了改善全民的精神生活，涵养全民的精神气质，弘扬社会主流价值观，铸就国家的文化根基。正如讲座开始时我引用的史蒂文·罗杰·费希尔的名言，阅读“永远是文明之声”。
然而，正当全民阅读活动蓬勃开展的重要关头，数字技术又正在成为激动人心的新宠。阅读专家们正在号召增加图书的阅读量，移动互联网的阅读却在导致更多的低头一族。厚厚的大部头书籍有被越来越薄的智能手机取代的危险，快速的抽拉浏览已经使得传统的速读技术望尘莫及，读微视频比较读长文稿当然是开心一刻，读八卦趣闻比起读八股社评自然是轻松时分。碎片化、肤浅化、浏览式阅读正在受到传统阅读所诟病，而智能手机阅读我行我素照样招摇过市且已从5S提升到6S。传统阅读正在遭遇新兴阅读的挑战。
然而，回望人类的阅读历史，阅读方式、阅读内容、阅读载体、阅读效果特别是出版扩展阅读、推动阅读，一直是在变化发展之中。阅读先于文字，因而阅读包罗万象。文字提升阅读，难道视频就不能提升阅读？朗读先于默读，默读在超越朗读之后，人们依然在朗读这里找到乐趣。出版扩展阅读，那么，数字技术难道对阅读只可能是一种倒退或者破坏？作为一种通信工具的普及，数字移动终端业已建立了对大面积人群的服务，正在朝着社会的一些角落拾遗补阙，这时候，人类阅读历史的进程难道可以背对这一切而抱着竹简木牍或者羊皮纸永不撒手吗？答案当然是不言自明的。阅读社会所要做的只能是善待一切阅读方式，坚守人类阅读认知规律，提倡传统阅读与新兴阅读的融合，既不要让全民阅读变成全民读屏，也不要放弃普通民众的碎片化、即时性的数字阅读，是不是可以把所谓的融合变成调和，即：忙时读屏，闲时读书，全民都以读文读图为快乐生活。如能是，全民阅读必将为全民的精神生活升华做出贡献。
附：聂震宁解读《全民阅读“十三五”时期发展规划》
2016年12月27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正式发布《全民阅读“十三五”时期发展规划》（简称“《规划》”）。这是我国首个国家级全民阅读规划（可点击）。回想十年前的2007年3月，在全国政协十届五次大会上，我作为第一提案人，与30位全国政协委员联名提出《关于开展全民阅读活动的建议》，那时，在不少人看来，全民阅读还是一个新鲜提法，甚至一些文化名人、产业巨子表示大为不解，媒体曾披露若干名人对于提倡全民读书大不以为然的意思，十年过去，全民阅读逐渐蔚为风气，国家就此发布五年发展规划，立法工作也将随之完成，令人感慨系之。
聂震宁
〈一〉
研读《规划》，作为全民阅读中人，感到熟悉而亲切。之所以熟悉，乃是因为其中提出的任务都是十年来全民阅读有过的事情，称得上是十年实践的结晶；之所以亲切，则是其中提出的任务具体可行，在实践中已经受到参与者的欢迎甚至喜爱。九项任务，没有一项是当前人们阅读生活不曾经历过的，也没有一项令人感到陌生甚至厌倦。
请看：举办重大全民阅读活动，加强优质阅读内容供给，大力促进少年儿童阅读，保障困难群体、特殊群体的基本阅读需求，推动全民阅读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完善全民阅读基础设施和服务体系，提高数字化阅读的质量和水平，组织引导社会各方力量共同参与，加强全民阅读宣传推广。九项任务每一项都经受过相当一个时期的实践检验，或者说，这些任务都来自于许多地区和部门的创新实践，而且事实证明是行之有效，受到社会广泛欢迎的。现在用规划的方式将十年来全民阅读活动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做法进行归纳总结，作为任务明确提出，称得上是“接地气”的，保证了规划的可操作性。
〈二〉
一个规划，当然不可能只是对既往工作的总结，还应当提取已有经验并予以发扬光大；不可能只是对既往工作的总结和经验提取，还应当有所创新有所前进。《规划》除了首次以九项任务科学界定了全民阅读工作的范围，还细化并确定了28个全民阅读重点工程和项目，从阅读氛围、阅读活动、阅读内容、阅读设施、阅读保障等提出原则要求。目前，全国已有700多个城市开展全民阅读活动，活动方式、内涵、水准自然有所参差，现在，有了规划界定的范围和确定的原则要求，全国的全民阅读水平有望在五年内有较大提升。朝着既定的方向努力下去，书香社会在望。
〈三〉
然而，有人问我，像《规划》这样美好蓝图式的文件我们国家并不少见，可是真正落到实处的并不多，值得如此欢欣鼓舞吗？
我的回答是，毕竟这是为全民阅读制定的第一个规划，从无到有，既是一小步更是一大步，其中道理不必赘述。而要真正落到实处，则需要有一系列的保障，这确实是不可盲目乐观的事情。那么，我们还要寄希望于全民阅读相关法规的出台和落实，这是首要的保障。规划和法规，毫无疑问前者有赖于后者。现在，《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已经完成征求意见阶段，何时出台可以用呼之欲出来形容。
此外，我们还要在各级政府主导下建立全民阅读考评体系。没有科学的评价体系，任何投入都是有危险的。譬如扶持实体书店的政策落实，现在不少地方也就是把钱撒下去，算是尽了政府责任，可是，究竟扶持得合不合理，是不是直接有利于全民阅读，有没有绩效考评，现在都还来不及去做，这就存在着盲目投入的风险，更不要说还存在着不法书商空手套白狼，骗取财政资金的犯罪危险。然而，一旦考评起来，又可能出现杀鸡用牛刀的问题，给人补贴三五万元，却要把人家店主的账目翻个底朝天，人力成本、时间成本特别是精神成本人家承受不了，还不赶快求你别来补贴了！
总之，好办法赖办法，不能没有办法，杀鸡不要用牛刀，可是杀鸡也不能没有刀，一定要有一个科学的符合实际的考评办法。
〈四〉
作为全民阅读主要参与者的出版界，对于《规划》的出台和实施尤其需要有更多的重视。
《规划》中提出的加强优质阅读内容供给，大力促进少年儿童阅读，保障困难群体、特殊群体的基本阅读需求，提高数字化阅读的质量和水平以及办好实体书店、阅读空间，凡此种种，显然都与出版界直接相关。进入新世纪，数字出版对传统书报刊出版冲击巨大，纸介质报刊发行量急剧下降，至今未能有喘息，唯有图书发行总量保持平稳略增的态势，我以为全民阅读在这其中功不可没。那么，值此全民阅读愈加成熟、普及之际，图书出版业应当会有更大机遇。
当阅读成为更多人的生活方式，图书以及期刊也势将成为更多人的消费内容。首先，县级以上政府每年将投入财政资金用于全民阅读，从政府购买服务的角度来看，自然会拉动书刊销售；此外，前不久国务院就我国PPP模式（公共部门与非公共部门为提供公共产品或服务而建立的各种合作关系）发布政策，其中包括公共文化服务领域，全民阅读自然在其中会获得相当的投入，这是应当予以充分重视的行业机会。
通常情况下，出版单位惯于以自己获得多少出版基金和产业发展基金来考量政府利好政策带来的效益，其实，这只是产业获得的直接投入效益，全民阅读的政府利好政策给出版行业带来的效益是多方面的。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对于优质阅读内容供给的表彰，对于促进少年儿童阅读，满足困难群体、特殊群体的基本阅读需求的公益性支持，对于实体书店的扶持政策以及由此带来的图书销售行业的发展，都是出版业在全民阅读中获得的直接带动效益。
财政资金对于行业的投入还会有溢出效益，有撬动效益，这是常识。一次由政府资金投入的规模较大、持续时间较长的全民阅读活动，其撬动效益往往在1:10到1:100之间，问题是包括出版业在内的各相关行业对于全民阅读的重视程度和服务能力如何。
记得2007年我提出开展全民阅读提案时，有业界同仁表示理解，说咱们出版人为了多卖书也要提倡开展全民阅读，我当即表示提倡全民阅读还是为了提高国民文化素质，并不是为了解决出版业出书没有人读的问题。其实，开展全民阅读还就是为出版业发展提供了很大的外部拉动和内生动力。
〈五〉
全民阅读对于出版界是一个重要的发展机遇，出版界可以为此欢欣鼓舞。然而，我们还需要反问出版界，为这样一项与行业生存发展息息相关的公益性活动，我们做好准备了吗？在做出公益性贡献方面有哪些打算呢？倘若我们只是一味地想到可以在全民阅读中大赚其钱，而既无专业准备，又无公益精神的思考，将玷污出版这一神圣的职业，而且也将不配有更好的前途。
出版界要为全民阅读做贡献，通常会让人立刻想到图书捐赠。这是不错的。因为全民阅读要读书，出版社就是生产图书的机构，力所能及地捐赠图书是理所应当的。可是，出版界还不能止于此。出版界要做的贡献要远大于图书捐赠这样一件事情。
在今年元月10日举办的2016桂冠童书颁奖活动中，主持人说的一个情况引起与会者的兴趣，她说，为了更多孩子阅读兴趣和阅读能力的培养，我们许多编辑成了讲故事的知心姐姐。这就是说，许多编辑正在走出编辑部，为全民阅读的少年儿童阅读、亲子阅读、家庭阅读提供阅读服务。那么，我们的文学读物编辑、艺术读物编辑、文史读物编辑、科技读物编辑等等，是不是也应当更多地与各种阅读活动建立联系，参与其中，奉献智慧和力量呢？答案无疑是肯定的。可是又有多少出版社开始主动策划这些本来是题中应有之义的业务呢？在这方面，少儿出版是走在行业前面的，值得全行业学习。
有些大社名社正在启动这项工作，譬如中国出版集团公司首创的读者大会，人民出版社读书会在持续深入拓展，商务印书馆高效承办北京市市直机关干部读书报告会，中信出版社曾经为一部新书举办过数千人参加的读者大会，这些都正在形成模式和经验。但是，全行业参与全民阅读的总体情况还是有很大差距，与正在越来越广泛开展的全民阅读不成正比。关于这一点，我只想说这么一个意见：为全民阅读做贡献是出版界最直接的责任，大家应当为此多尽心、勤出力，需要更多的出版人成为全民阅读推广人、领读者。这是一个共赢的好事情，不可以等待别人出力，然后在阅读社会里坐享其成。如果人人都这么想，那么，出版这艘大船前途堪忧。
〈六〉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全民阅读。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开展全民阅读活动”；2014年以来，“倡导全民阅读”连续三年写入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要求“推动全民阅读”，并将全民阅读工程列为“十三五”时期文化重大工程之一，标志着全民阅读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深入开展全民阅读，对于提高公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对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两个一百年”宏伟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这份规划明确提出要强化政府责任，建立全民阅读工作长效机制，加强全民阅读工作的组织领导和统筹协调，建立相关部门共同参与的协商推进机制，要形成全民参与共建共享局面。党中央的高度重视，是全民阅读得以持续深入广泛开展最重要的保证，至此，我们应当保有更加坚定的信心。
在明确了目标、看到了希望和坚定了信心之后，剩下的就是要我们脚踏实地、一点一滴把以全民为对象的阅读服务落到实处。全民阅读需要开展活动，可是，活动替代不了阅读，阅读是每一个人的阅读，开展全民阅读活动，目的在于让每一个人都能读起书来，都能享受阅读的乐趣，要达到这样的目的，绝非朝夕之功，却要付出宵衣旰食之力。有使命感和责任心的出版人啊，大家任重而道远，让我们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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