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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湘广记 | 十六岁那年，我做过土夫子
十六岁那年，已是文革末期，初中毕业的我，受读书无用论的影响，加之自立的渴望，没再升学读高中了，打算下乡去修地球。
按当时流行的做法，我将下到父亲单位设在坪塘的知青点，下乡的手续主要是父亲在跑。为迁移户口，他请了三次假，往返跑了三趟，均因派出所在政治学习而吃了闭门羹，未能如愿办成。父亲无奈地对我说，看样子你是无缘下乡做知青了，再说，知青下乡的政策也许会变，还是留在城里等等看吧。就这样，我成了街上的一名无业游民。
一个半大小伙子，不上学，无工作，整日浑浑噩噩，终究不是个事儿。于是，家里托人帮忙，在长沙北区基建公司土方队，为我谋了一份挑土的活干。得知我要去挑土的街坊邻居，仿佛以为我将要进入疫区似的，纷纷提醒我：“要小心哦，土夫子尽是一些牛鬼蛇神。”这话听多了，让原本自信的我，也开始心慌了。
建电缆沟
上工的那个早晨，我怀着进狼窝的忐忑，按着约定的时间，骑着一辆破旧的28自行车，从北门赶到在长沙新站的工地。
先是找工头报到，原以为工头像座山雕那样的盛气凌人，可一见人，却憨如老农，工地上的人都喊他“懋嗲”。懋嗲见我是一个刚出校门的学生伢子，长得又瘦，和蔼地对我说：“白面书生，没几两劲，就跟宋嗲他们一起做副工吧。”
工地是为长沙新站配套建电信电缆沟，负责开挖沟井、浇注基层、铺设水泥管套或桥架、砌筑井壁、回填沟井等工作，而副工主要干的是拖砖块、和水泥、挑沙浆、土回填等杂活，也就是现在建筑工地上的小工。
我第一天的活，就是同宋嗲打合手，两人共同抬着一个与书桌台面大小、样子差不多的木制筛子，你来我往地筛砂子，属于工地上最轻的活。宋嗲是一位头发花白的老汉，对谁都很和气，也很照顾人，他自嘲是一个还没改造好的四类分子。我同宋嗲筛砂子，筛着筛着，不一会儿就配合默契了，但两臂也很快发酸，汗流浃背，当时正值夏末秋初，天干舌燥，可我是人生第一天上班，没经验，什么都没带就上了工地。就在我口渴得正对着水管要喝自来水的时候，宋嗲递给我一个破旧军用水壶说道：“天热干体力活，还是喝点盐开水好。”这时，我也顾不了客气，接过宋嗲的水壶，咕咚咕咚地就喝起来，水入喉，有点咸，但很解渴。
中午时分，就在大家正准备吃饭的时候，懋嗲看到我狼狈的样子，他拉着我到了工棚的一角，打开他的饭盒，将盒盖递给我，就在盒盖刚到我手上时，只见一个戴眼镜的大叔迅速拨了一团饭到我手上的盒盖里，还没等我反应过来，又有一个黑大汉将他的菜分了给我，接着又有好几个工友将自己的饭菜夹给我。经问得知，戴眼镜的大叔是老许，一个被开除公职的右派教授，像宾努首相的大洪，是一个对谁都不服的愤青，却只服老许；黑大汉叫老罗，是一个家庭成份不好的老三届。要知道当年粮食是定量的，干体力活饭量大，加之大伙普遍都不富裕，各家的饭菜油水很少，许多家庭的粮食定量并不够吃，工友们将饭菜分给我吃，就意味着他们下午要饿着肚子干活。这让我很感动，也彻底地消除了我对土夫子的畏惧，反而觉得土夫子很讲义气。
干活的第一天，我虽干的是最轻的活，但仍累得骨头要散架了一样，回到家里就很早上床睡觉了。
干体力活，消耗大，也非常累，因而能吃会睡，这对正在长身体的我来说，如同是一种高强度的训练。在长沙新站工地干活不到一个月，我被晒得黑黝黝的，力气也增长了不少。于是，我很想尝试一下收入更高的挖土活。
原以为挖土的活是一项无技术的体力活，只要有力气，人人可干。可真干起来，情况并非想象的那样。加之我首次挖土，就遇到了巨咖泥（其学名为：网状粉质粘土），锄头一挖下去，就立刻反弹起来，手都震麻了，地上却只留下一道若有若无的印子，像挖在铁板上一样，地根本就挖不了。就在我不知所措的时候，在邻近作业的欣哥对我说：“挖巨咖泥，不能用锄头，要用二齿镐。”当我换拿二齿镐后，他接着告诉我说：“二齿挖得懒，哈哈套现暗（长沙土话，意为：次次插入同一齿眼）”，说完，他又给我作示范。按照欣哥的方法，我几镐下去，然后将镐插入齿眼并用力一拨，一大团巨咖泥拔地而起。就这样，几经尝试，我渐渐上手了，也熟练地挖着巨咖泥。挖土活是一份计方取酬的活，欣哥停下手中的活，教我干活，这不仅要牺牲他宝贵的赚钱时间，而且还可能培养了一个他未来的竞争对手。可见，土夫子中也有厚道之人，真是“十步之内，必有芳草”。
砌挡土墙
建完电缆沟，我们这波人就转到长沙工学院的工地，砌挡土墙。长沙工学院是1970年“哈军工”即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主体迁到长沙后的名称，也就是现在的国防科大。我们砌的是麻石挡土墙，主要用于支承路基填土及山坡土体，以防止其发生滑坡的事故。
砌挡土墙，是一项技术加重体力的活。要把一块块重约三百斤，大小、形状不一的麻石垒成梯形墙，并保证墙外侧平整，没有技巧和经验是砌不好的，这活只有懋嗲、老许、老罗等老口子才能胜任。三百斤左右的麻石也只有欣哥、亮哥、大洪、老王等大力士才可抬得动，而拌混凝土、挑砂石、灌浆等杂活自然轮到了宋嗲、小戚、付姐和我这些力小无技术的人干。砌挡土墙，就要搭脚手架，并铺上竹跳板。
刚开始，我挑着百把斤重的担子，在脚手架的竹跳板上摇摇晃晃地行走时，腿肚子真有点发软，特别是看到欣哥他们抬着巨石负重前行时，竹跳板被踩得“吱吱”地直响，心里很是紧张，真担心竹跳板万一踩塌，他们将连同巨石一起坠落，性命就难保了。那时，真真切切感受到了什么是血汗钱。当我站在高高的脚手架上，眺望教学楼正在上课的大学生，真是羡慕不已，当时真正认为读书是天底下最幸福的事，这也勾起了我对校园生活的深深怀念。
我们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中，开开玩笑也是一种很好的放松，但也容易擦枪走火，甚至会大打出手，但这种冲突就像夏天的雷阵雨，来得快，去得也快，并不伤及工友间的感情。就在挡土墙快要完工的一个中午，大洪和老罗相互调侃对方的菜太难闻了，大洪嘴损，老罗嘴利，没说两句，他俩就打起来了，场面十分火爆，在场的工友上前立刻拉住，冲突即刻终止，但大洪已被老罗打得流鼻血了。也就在他们打架的第二天开工时，老罗没来上班，懋嗲告诉大伙，老罗老婆体内长了瘤子要开刀，老罗上有老下有小，全家就靠他一个人的收入过日子，老罗现在到处找人借钱。
懋嗲话还没说完，大洪当场从衣服口袋里掏出五元钱，交到了懋嗲手上，说是捐给老罗老婆治病的。接着工友们你二元，我三元，他五元，也纷纷捐起款来。要知道当年，这五元钱是一个普通民众十天的伙食费，而大多数工友的家里人均月收入还不到十元钱。确实，人间有真情，土夫子也有大爱。
挖防空洞
砌完挡土墙，我们又转战到省电影公司挖防空洞。
挖防空洞是当时备战的需要。1969年3月，中苏在珍宝岛开战后，全国进入备战状态，毛主席发表了“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最高指示，深挖洞的备战措施很快在民间落实。各企事业单位，各街道居委会齐出动，寻觅房前屋后的各种空地、荒地，包括院落、操场、绿地，甚至天井、过道等，开挖战时防空壕和掩体。早期因陋就简的防空洞很多都是挖一个大坑，然后盖上顶棚。这时人们发现，所有防空壕和掩体都是临时性的，它们既没有水泥的基础，又没有钢筋的支撑，很快就出现渗水甚至坍塌的问题，根本作不了战用。于是，主管部门及时调整，号召各企事业单位，以自建为原则，因地制宜，修建永久性和半永久性的人防工程。之前由普通群众修建的防空洞全面停工，改由专业设计、专业施工队建造大型人防工程，这也成了我们专业土方队的工作机会。
当时，我们挖的防空洞是一段地下坑道，掘进靠锄头挖，运土用斗车拖，全凭人力作业，如同早期的煤矿工人一样。为了赶进度，工地实行三班倒，无论白班还是夜班，我们这群人不是干活就是睡觉，几乎不见天日，人很容易抑郁。好在甲方的余主任善解人意，不时安排我们看一些市面上还没公演的影片甚至内部片。其中，电影《山本五十六》最令人震撼，我至今难忘影片中残酷的战争场面。看电影，确实缓解了我们压抑的情绪，也让我们更好地投入工作。
在省电影公司干活还算舒心，加之大伙的收入比四级技工的还高，当时工友们都挺满足，但挖防空洞毕竟是一项危险的活。就在我们看完《基督山伯爵》电影的那个晚班，当我们一边干活一边议论电影情节的时候，突然听到一声惊叫：“不好，快跑！”，只见老许扔下锄头转身就往外跑，也就在我们刚刚跑进避险坑道的那一瞬间，就听到了“砰”一声巨响，同时也有人惊呼有砂子打人。原来，所挖坑道发生了流砂事故。当我们再转到竖井连接所挖坑道出入口处查看，发现运土的斗车已被流砂平推出了十来米远，并已撞扁。当时大家都说，要是老许没及时发现流砂事故的先兆，或者大家跑得再慢点，那么就有人甚至我们当班的全部人员就要丧生于流砂。对此，没有一个人不后怕的。
为平抚大家惊恐的情绪，老许就给大家讲起了故事，讲的是陈景润的传奇。讲完故事，老许话锋一转：“今天的事故，我们经历了九死一生，挑土这碗饭真的不好吃，大家还是要多想点以后怎么办？特别是年青人，未来的路还很长。大家要知道，无论什么时候，国家总是需要有真本事的人，年青人还是要多读点书，以后肯定会用得着的。”继而，指着我说：“你应该回到学校，否则会后悔一辈子的。”老许一席话，恰如“九言劝醒迷途仕，一语惊醒梦中人”。次日，我毅然辞工，重拾课本。
没过多久，老许的话就得到了应验。国家首先恢复高考，接着改革开放，科学技术迎来了新的春天，国民经济步入了快速发展的轨道，成就了不少的寻梦人。我也有幸成为了一名工程设计人员，在星城乃至华夏的大地，也能找到自己的作品，可以自豪地说，为国家的经济建设也作出了一点应有的贡献。
十六岁就出来挑土，这样的经历，和现在的同龄人相比，可能有点不幸，但我遇到了贵人，明晰了前进的方向，成就了我的梦想，可谓人生之大幸。
作者简介：孙绍泉，教授级高工，央企设计研究院从事工程设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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