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分享】《地心引力》与尼采的科学观

小编按： 为彰显阅录评群组跨行业跨年代跨地域的全方位跨界特色，现推出每周一次的《微分享》栏目， 邀请各位群友介绍各自领域的精华知识及信息，可以是一本书，一个地方，一款产品，一部电影， 我们欢迎全媒体的分享。

下文根据本群第二次《微分享》者陈怡的读书笔记及语音分享编辑整理。陈怡现居上海，任科技报记者，同时在同济大学攻读艺术哲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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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始进入今天的主题《尼采与科学》之前，我想先请问一下群里的各位，大家是否看过电影《地心引力》？

看过的同学请回忆一下，《地心引力》里有一个片段：被困在太空舱里无法发动设备，眼看氧气即将耗竭而绝望地关上灯、熄灭火、准备让自己在昏迷中进入死亡的瑞恩朦胧中梦到了和她一起来执行这项太空任务，但中途因为意外事故已离开了她的同伴马特。马特对瑞恩说：“你可以把灯关掉，安全地呆在这里，不理会四周，也不会有人来伤害你。但是，人为什么要活着？”

不知道大家看到那个场景时是什么感觉，我大概因为最近一直在补看尼采的书，有点过度反应，当时我立刻联想到在《朝霞》里，尼采曾经写道：“科学思想家和科学研究者；他们几乎从不以影响他人为目的，而只是像鼹鼠一样在他们自己的沙丘下悄悄挖掘。”——影片中瑞恩的处境是不是和这有点像？我也发现，在对“人通过行动创造自己”这一点的认识上，尼采与电影里的瑞恩希望从马特那里感染到那种百折不挠的科学精神，从而在那个特定情境下求生存的意志其实是相通的。

尼采认为：伟大的梦想是高贵的标志，不同种族正是通过维系他们各自伟大的梦想，才在严酷的现实世界中得以存在、得以发展。开始是神话为人类提供支持他们活着的梦想，随着时间的推移，后来是艺术、科学。他在《人性的，太人性的》（P217）中明确肯定了科学的这种力量：“科学锻炼的是能力，不是知识——人们有时以严谨的态度从事严谨的科学，这样做的价值并不在于科学获得的成果，因为与无数值得了解的知识相比，这些成果不过是沧海一粟。但是，科学能促进能量、韧性和推断力的增长，人们学会了以符合目的的方式达到目的。就这点而言，无论以后会去从事什么，曾是科学人总是一桩幸事。”

我们回到电影里的瑞恩博士，她是一个单亲妈妈，女儿在一次意外事故中去世，她自己从那以后也一直非常消沉，每天按部就班地上班、下班，生活平静无澜。从这个背景我们也许可以推测，太空之旅也是她的一次自我放逐之旅，生死已在度外。而她的同伴马特身上则具有典型的美国式乐观主义，或者说，多少也有点作为一个科学家的理性乐观主义。他的这种情绪感染了瑞恩，在每个一危难关头，他们总能发挥自身的最大潜能，尽最大努力，用自己掌握的科学知识和技能帮助彼此共渡难关。刚才提到的那个片段里，在那样艰难的处境下，瑞恩之所以最终没有放弃，我觉得既和她得到来自同伴的鼓励、作为一个科学家的信念（斯诺在《两种文化》里提到过这种作为“intellectual and moral health”的科学精神）有关，也和她心底里终究有一种获得自我存在感的意愿相关。尼采和他后来的存在主义者认为，既然来世不可能，我们只有一条道路，就是把当下的生活无限化。在我看来，瑞恩以及尼采式存在主义者的这种意愿，多少也和前面提到的作为“intellectual and moral health”的科学精神有关。

尼采反对的是什么意义上的科学？

借用电影里的这个情节，我们可以进入“尼采与科学”这一话题。在尼采看来，科学精神是一种浅薄的乐观主义，它使人浮在生活的表面，追求物质的繁荣，以这种繁荣给人生制造一种虚假的乐观气氛。他缅怀他想象中古希腊人审美的生活方式——那时，人们对人生的悲剧性有深切的体验，充满生命热情地从艺术化的生活中寻求解救。尼采强调生命本能与精神性之间的统一，认为生命本能愈健全，精神追求就愈强烈。所以，他始终把苏格拉底哲学重逻辑性轻精神性的倾向看作本能衰退的征兆。

但今天我比较想强调的是，尼采所反对的是笛卡尔意义上的机械科学，那种后来通过科学、技术和商业手段被推广到全世界、把今天的我们都变成了“理论人”的苏格拉底式哲学思想方式，或者说，在技术理性统领下作为“形而上学”传统延续的现代科学。让认为“对所有创造力旺盛的人物，直觉始终是一种积极创造的力量”（《悲剧的诞生》）的尼采感到不满的是片面强调逻辑手段而忽视直觉的作用，但他并不反对从一开始就与情绪和直觉不可分的科学认识以及作为保存生命的手段和创造世界的力量的科学。事实上，许多真正伟大的科学家都是情感丰富、热爱生活的人，而从事科学探索工作同样也需要创造的激情和直觉的禀赋。我自己有段时间对海洋科学比感兴趣，曾经就听一位从事深海研究的科学家说起，坐深潜器到了海底，什么都看不见的时候，要完成任务，靠的就是勇气和直觉。这可能也是詹姆斯·卡梅隆作为一个电影导演却能成为人类中第一个乘坐载人深潜器的人到达地球最深处——11000米深的马里亚纳海沟的原因。

尼采眼中的苏格拉底：科学中的捣乱分子

这里，我先介绍一下德语中的“科学”(Wissenschaft)这个词，指的是任何严密的、系统化的和专业化的知识和学问。尼采使用的“科学”一词来自德语语境，因此，我认为他并没有严格区分人们通常所说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数学、物理、历史学等在尼采那里都是“科学”。

尼采一开始从事哲学活动，就向科学理性发出了挑战。他后期（1886年）为《悲剧的诞生》所写的批判的序言中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所谓的“科学难题”：科学无法进行自我认识，它太依赖自身，失去了它的价值目标。

他为自己选择的第一个靶子是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苏格拉底，这个被德尔斐神谕称作全希腊最聪明的人的哲学家，本来在倡导人的哲学方面是很有历史功劳的。可是，他研究人生问题的方式却是机械理性主义的，完全依靠逻辑推理的手段，通过概念的辩驳去寻求一般性的结论，并把人生的意义归结为追求知识。因此，尼采把苏格拉底称作“乐观主义科学精神的原型和始祖”，认为在苏格拉底身上最先显现出一种信仰——“对自然界可知和知识万能的信仰”。（《悲剧的诞生》第17节）。“哪些关于世界和生活的知识能够赋予人生最大的幸福？哲学提出这样的问题时就和科学分道扬镳了。苏格拉底学派就是这样以幸福的观念对科学研究的血脉施行了结扎术，时至今日人们依然乐此不彼。”（《人性的，太人性的》P23：科学中的捣乱分子）

尼采认为，苏格拉底的影响笼罩着世世代代，直至于今日。自苏格拉底时代以来，人们相信科学至上，知识万能，思维能洞悉万物的本质。于是，求知欲泛滥，思想之网密布世界，“建立概念、判断、结论等手段被推崇为在一切才能之上的最高尚的事业和最值得赞美的天赋”（《悲剧的诞生》第15节）。这种情形从十五世纪文艺复兴以来变本加厉地出现：“同样旺盛的求知欲，同样不知餍足的发明的乐趣，同样急剧的世俗倾向，已经达到了高峰；加以一种无家可归的彷徨，一种挤入别人宴席的贪馋，一种对现在的轻浮崇拜……”（《悲剧的诞生》第23节）

对基于信仰的科学与真理的重估

然而，正是在科学迅速发展的现代，科学本身的极限也暴露出来了。在通往未来的方向上，尼采看到，“科学受了强烈幻想的鼓舞，一往无前地奔赴它的极限，于是蕴藏在它的理论本质中的乐观主义在那里碰碎了。”“几乎在所有科学中，核心理论都是或在其初期形成，或尚待探寻。如果所有重要的东西都已经发现，研究者只能在秋天可怜地拾点麦穗，这样的工作还有什么魅力可言？”（《人性的，太人性的》）

追溯科学的起点，尼采则指出：“逻辑学也是基于那些在现实世界中找不到相应物的前提条件，比如事物的一致性，同一事物在不同时间点上的同一性；但这门科学的问世却要归功于一个与此相反的信念：即在现实世界中存在相应物。”（《人性的，太人性的》）因此，任何科学体系实际上都是以某种不能由逻辑手段证明的公理为前提，这种公理是“一种命令式的无条件的原理”，相当于信仰。尼采认为对真理的信仰也是科学工作的先决条件，是它生存的根据。现代科学在要真理的意志上与形而上学如出一辙。他的思考集中在科学的现代性危机上，在这里，真理越来越不可信，上帝成为人类最悠久的谎言。

他由此提出：“即使科学也基于一种信仰，根本没有所谓‘无前提的科学’”。（《快乐的科学》第344节）科学与艺术、诗歌一样．都是“谎占”、“幻想”或约定。科学由神话、巫术、炼金术演变而来。它们并非真与假的截然对立，而像色彩一样只有程度的差别。论据之一是：不断变化着的世界不服从作为科学基础的逻辑中的同一律和矛盾律。（Babich《尼采与科学》二卷集第一卷序言——《尼采的批判理论：作为艺术的科学文化》）就像语言学家出身的他看到语言中的概念不能反映变动的事物的个性（概念化的语言通过关于事物的极端化描述将一切平庸化），他也认识到了逻辑不能用来反映变化着的世界，“逻辑是语言镣铐中的奴隶”。尽管如此，在尼采看来，“最错误的判断（包括先验的综合判断)）对我们来说是最不可或缺的；如果不承认逻辑的虚构，不用绝对的、自我等同的纯虚构的世界来衡量现实，不用数字对世界作持续的虚构．人类就不能生活。”（Babich《尼采与科学》二卷集第一卷序言——《尼采的批判理论：作为艺术的科学文化》）这符合他“生命哲学”的基调，也是在这个意义上，他说：“倘若人们从一开始就知道自然界中并无精确的直线、真实的圆圈、绝对的体积，那么数学也许就不会问世了。”（《人性的，太人性的》）

十分关心价值问题的尼采提出应该在与生命的价值关系上重新衡量真理和谎言。（从中可以看出，他本质上是一个多么入世的人！）他不问“知识如何可能?”，而问“为什么要真理?”他认为没有那种客观的、与价值无关的真理，“人类得救不在于认识，而在于创造”，科学发明、理论创建都类似于艺术家的创造。

“知识树绝不是生命树”

在起源的暧昧性和作为工具本身的有限性前提下，科学所自命的那种结果的普遍有效性自然也就是一种幻想。科学借以掌握事物的手段是逻辑概念和推理，可是，思维凭借这些逻辑手段不可能“达到存在的深不可测的渊源”（《悲剧的诞生》第15节），“人类作为一个整体究竟能够在知识进步的路上走多远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更不用说究竟什么知识追求可以引导人类带着对未来的智慧的预见无悔地死去了。”（《朝霞》）

这样，科学在尼采眼中显然不可能无所不能，它的无能尤其在触及人生根本问题时暴露无遗。在《快乐的科学》第7节中，尼采责问：“科学能否给人的行为以目标呢？”，并认为答案无疑是否定的。在他看来，人生并无现成的目标和意义，为了给人生提供一种目标和意义，首先需要的是巨大的人生热情。“我不相信冷静的心中的一切。不能说谎的人，也不知道什么是真理。”（《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尼采全集》第6卷，第423页。）（此处可结合朗佩特所说：哲人必须说谎，当然是指高贵的、必要的谎言。因为哲人知道致命的真相：变易和生成主导一切，所有的概念、类型、种类都是变动不居的，人与动物之间并没有根本的差异。柏拉图是第一个发现这个真相的人，但他没有把这个真相告诉民众。“社会能不能建立在哲人所知道的真理基础上？”柏拉图是第一个敢于这样质疑的哲人，尼采的柏拉图断定：不能。）然而，科学恰恰“是冷静的、枯燥的，缺乏爱，也不懂得任何不满和渴望的深情”，“科学只看见知识的问题，受苦对于它的世界是一种无关的不可解的东西——至多又是一个问题罢了!”（《作为教育家的叔本华》。《尼采全集》第1卷，第453—454页。）

今天，当我读到《悲剧的诞生》第24节中“对于人生的探索不能靠抽象的逻辑思维，而要靠真切的心灵体验。在科学精神支配下，人们凭概念指导生活，恰恰虚度了人生。”这句话时，感觉一百多年前的尼采再次穿越时光，洞见了我们时代的迷茫（我们从真实的世界中学习越多、经历越多，发现日常所使用的概念错误越多），或者，由于很少有人像尼采这样振聋发聩地唤起对它的重视，这种迷茫已经延续如此之久，并且仍在继续。

此外，从主—客关系来看，科学以人对外部世界中物的支配为目的，这种支配固然也体现了人的主体作用，但是，一旦人仅仅按照对物的支配这个目的来建立自身的生命活动，他实际上就使自己服从于物，反而受物的支配了。所以，科学思维统治的最严重后果就是使人丧失精神性，把自己降为纯粹的生产者。尼采说：“十七年来，我不知疲倦地揭露我们当代的科学追求的非精神化影响。科学的巨大范围如今强加于每个人的严酷的奴隶状态，是较完满、较丰富、较深刻的天性找不到相应的教育和教育者的首要原因。”（《偶像的黄昏》：《德国人所缺如者》第3节）科学研究的非感性化，它的非道德性，它的无美感，它在神圣内容上的匮乏，都使之需要一股强大的哲学力量来校正、引导和提升。虽然科学本身并不是实用的，甚至它之中还含有对实用性的反感，但“科学很容易自我迷失于‘实用的利益’中”，这便是科学的“野蛮化”。（《尼采遗稿选》）这样一来，“现代科学的目标（便成了）：尽可能使人少受痛苦，越长寿越好。”（《人性的，太人性的》）科学骨子里被无法达到、不再想上升到梦想境界的消极虚无主义思想所占领。

在《道德谱系》一书中，尼采揭示了科学的禁欲主义理想，认为现代科学与柏拉图—基督教的形而上学共享一块土壤——虚无的意志。

首先，他指出自然科学的一些基本假设和概念仍然充斥着形而上学的观念和臆断。他说：“我们的科学基础仍然是形而上学的信仰，就连我们现在的这些认知者们，我们这些无神论者和反形而上学者，就连我们的火也是取之于那由千年的古老信仰点燃的火堆。”从权力意志的角度来看，这种“认识类型的人”是虚弱的。因为他们要求不变的规律来保证知识的信仰。在一个残酷的世界上，他们需要信仰真理（确定性的真理），使他们能够迅速地作出判断，共同合作，感到安全和舒适，这种认识论就建立在此类人需要的基础上，服务于他们的利益，真理是他们生存的工具。（很像在说今天我们这些好像需要通过博士文凭来显示自己拥有真理，并且我们“拥有”的真理永恒的人）。

其次，现代科学也直接与基督教有关联。通常认为，现代科学战胜了基督教神学，是思想的一次启蒙，但是尼采告诉人们，现代科学不过是变了形的基督教神学。它与形而上学以及基督教神学只是在外在形式上有差别，而在骨子里共享虚无的意志。“宁愿追求虚无，也不要无所追求。”科幻作家韩松曾经设想：未来也许有一天全球科技界领军人物多是佛教徒，就像他们曾多为基督徒。确实，历史上牛顿等很多西方科学家都是基督徒，科学热情也很类似于宗教热情。尼采解释说：“究竟是什么战胜了基督教上帝呢？是科学的良知和理性的纯洁，而它们正是从基督教道德本身、愈益严谨的诚实理念以及基督教良心的忏悔中被改变过来并升华而成的，可谓不惜代价。”因此，在《道德谱系》中，尼采认为，“只要科学还是激情、爱欲、炽热、痛苦，它就不是禁欲主义理想的对立面，相反却是禁欲主义理想最新、最高的形式。”在苦行理想中，人们相信真理不可掂量，单纯描述的方法正是科学苦行的结果。可是没有评价，就没有价值，更没有宝藏。

尼采在1878年引用拜伦的诗句，鲜明地反映出其浪漫主义的反科学倾向：

可悲的知识；

知道最多的人

注定为致命的真理而心碎，

知识树决不是生命树。

他比拜伦走得更远地明言：“我反对一切虚假的、伪善的科学性：一指论证的方法，假如它不符合思想起源的话；二指对方法的要求，而这些方法在特定的科学时代根本不可能产生；三指对客观性的要求，也就是对冷酷的、无个性的要求。”而“当这种科学反过来甚至要把其他哲学变成科学时，便意味着肩负改造科学任务的哲学缴枪投降了。”（《哲学与真理——尼采1872-1876年笔记选》）

在《人性的，太人性的》一书中，尼采有一段关于“科学的未来”的话，我觉得写得太精彩了：“科学给予在其中劳作和探究的人诸多乐趣，而那些学习其成果的人就所得无几了。因为所有重要的科学真理必定逐渐成为日常事物，所以连这一点欢乐也难免消失，正如我们对学习如此令人赞叹的乘法口诀表早就没了兴趣一样。既然现在科学本身带来乐趣越来越少，通过对令人安慰的形而上学、宗教和艺术的怀疑剥夺了的乐趣越来越多，那么几乎全部人性所基于的最大的快乐之源就日益枯竭了。因此，高级文化必须赋予一个人双重大脑，就像两个脑室，一个主管科学感知，另一个专司非科学感知，两者并行不悖，而且独立不可分；这是一种健康的要求。一个区域里是力量的源泉，另一个区域里是调节器；要以幻象、激情和片面性来升温，也得通过认知性的科学来预防过热导致的恶果。（《快乐的科学》中也提及了这种‘科学与艺术’双脑制）——倘若高级文化这一要求得不到满足，那么就能十拿九稳地对人类的进一步发展作出预言；求真若不能带来乐趣，求真的欲望就会不复存在；幻觉、谬误、想象因与乐趣紧密相连，也就会逐步夺回以前的地盘；接下去便是科学成为废墟，野蛮东山再起；人类只好像珀涅罗珀那样，在夜间拆掉布料，到了白天又重新纺织。但是，谁又能向我们担保，人会不断地具备这样做的力量？”——虽然带有虚无主义的色彩，但总体而言，尼采在这个问题上的导向是积极的。他几乎在第一时间就凭极其敏锐的个人感觉先知先觉地预言了后来法兰克福学派所批判的工具理性对生活世界的过度入侵及其带给科学本身的伤害，也看到了艺术的调节、发动、拯救力量。在这个意义上，我赞同列奥·施特劳斯的弟子朗佩特所说：尼采是一个“科学之友”、一个科学的辩护者和推进者。这个27岁就出版了《悲剧的诞生》、但在长达6年半的时间里只卖出600多本书的人，在他的时代确实太超前了！

“用艺术家的视角透视科学”

从以上所讲的这些我们看到，尼采并非要抹煞科学本身的价值。因此，对于卢梭否定科学文化而提出的“回到自然”的主张，他持坚决反对的态度。在他心中，“科学的力量一方面剥夺了人的欢乐，使人变得更冷酷、更呆板、更克欲……但另一方面，人们也发现科学的反作用力，这力量是无可估量的，它必将照亮欢乐的新世界！”（《快乐的科学》）他主张恰如其分地看待科学的价值，即它只具有工具价值，人们如果把科学当作目的本身，漫无止境地追求对物的支配，结果只能丧失人生本真的意义，使人成为物的奴隶。尼采用来同科学精神相对立的是酒神精神。他说：“贪得无厌的乐观的求知欲与悲剧艺术的自我陶醉之间的斗争，是在现代世界的最高境界里进行的。”（《悲剧的诞生》第16、19节）“今日我们称作文化、教育、文明的一切，终有一天必将站在公正的法官酒神面前!”

他强调“用艺术家的视角透视科学”。这不仅表达了对科学的反思，还是解决“科学难题”的一条途径。我们知道，苏格拉底从理性的角度对抗艺术，柏拉图更是在《理想国》中把艺术贬为“摹仿之事”。哲学的传统是以理性贬低艺术，也就是把真理看得比艺术有价值，这其实是一种向彼岸求生存的虚无主义。

海德格尔认为，尼采“用艺术家的视角透视科学”就是“根据科学的创造力来评价科学”，也就是说，各门科学必须“艺术地”得到联盟，这样才有尼采所谓的“快乐的科学”。（这有点像我们今天说的学科交叉？）同时，经过“艺术化”地塑造以后，科学也才向生命靠近。

尼采对科学的价值重估是他解决所谓“科学难题”的关键。无论是从科学的外部还是内部，他关注的目标都是生命，科学属于保存生命的手段之列。他面向未来，反对终其一生死记硬背也不过只能学到些关于希腊人、罗马人及其语言的残缺知识的古典教育，强调面向日常生活和自然的问题意识。（华师大出版社版《朝霞》P237）在这个立场上，他肯定了数学、物理等自然科学对于解决实际问题的作用，在《快乐的科学》中还曾“向物理学欢呼致敬!”。

总的说来，尼采批判科学的基本原则和根本要素，并认为基督教、西方自由主义和科学进步“宏大叙事”已经破产了。这些思想被20世纪许多哲学流派，像存在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现象学运动和后现代主义思潮中的海德格尔、德里达、德勒兹、利奥塔和福柯等继承并发展，同时促发了他们与现代思想理论框架的决裂。

《朝霞》中还有一段话让我印象深刻：“我们越是接近事物的起源，事物对我们就越是变得索然；确实，如果我们在追根溯源的路上走得太远和太靠近事物本身，我们曾经赋予事物的所有评价和趣味都会开始丧失它们的意义。我们对事物的起源洞见的越多，这些事物呈现给我们的意义就越少。另一方面，那些离我们最近的事物，那些就在我们身边和我们内部的事物，却逐渐在我们眼前展现出早期人类梦想不到的色彩、美、魅力和丰富意义。”

我想，如果说以科技理性、启蒙精神为主导的现代化运动是一个“祛魅”的过程，那么今天，我们更需要的也许是“返魅”——回归一些因雾里看花而生的灵韵的光辉。刚才孙老师也说了，我们现在有小汽车，但是我们也有了雾霾，在大家的呼吸都成问题的情况下，我们是不是需要这么快？同样，我们有高铁，有上海光源这样的大科学装置，但我们也可以思考，我们是否真的需要跑得这么快，看得这么清？这些是否是生命本质的需求？当科技的车轮带动时代的马车飞奔向前的时候，它有否顾及车厢里乘客的舒适感？

相信在尼采心目中，一种真正好的文化，就像百川归海，最终是均衡哲学、科学与艺术的，这也正是尼采忠于大地的“超人”理想。

最后，我愿以尼采临终前对他妹妹伊丽莎白说的话作为此次分享的结尾，以此献给我们这个群里不少和我一样已经成为了无可救药的“理论人”的同学。尼采说：“伊丽莎白别哭，难道我们不幸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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