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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惠雯：把爱人放在爱边界之前，那你也是世界|天涯对谈录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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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头条推送了新刊上张惠雯的文章。康科德是美国马萨诸塞州的一个小镇，这个看起来很普通的小镇，却因为汇集了诸多文学名家而声名大噪。爱默生、梭罗、霍桑、钱宁等作家在此居住，他们之间都有交集，有的结下深厚友谊、有的彼此有摩擦，他们有着不同的个性，每个人的追求也不相同，可他们碰撞出了灿烂的思想火花。张惠雯打捞起这些文学群星的往事，带领我们深入康科德小镇，看到这一片星光熠熠。
张惠雯
林森：如果没有记错，我们第一次见面是2009年，当时我们一块参加《中国作家》在内蒙古乌审旗的一个活动。当时我刚刚到《天涯》不久，转眼十一年就过去了，我几乎都成了《天涯》最老的编辑了；你当时好像在新加坡，现在定居美国了。也就是说，不管是像我一样一直呆在一个岛上，还是像你一样，成了某种意义上的“世界人”，积累一段时间再回看，其实变化都是很惊人的。你能否谈谈这十来年的生活轨迹，我估计国内你的不少读者，对你谜一样的行踪，还是很有兴趣的。
张惠雯：对，那次你、我、王十月，都获得了“中国作家鄂尔多斯新人奖”，现在我们这些“新人”都人到中年了，你俩都成了名编、著名小说家。看到朋友们这种发展，我感觉特别好。哪有“谜一样的行踪”这么浪漫？其实就是生活把你带去了某个地方。1995年至2010年，我一直生活在新加坡，我很喜欢那个城市，以为不会再去别的地方了。后来因我先生要来美国做博士后，我们就搬到了休斯顿。住下来以后，慢慢也喜欢上了这个无论是领土还是文化都很开阔的国家。后来我先生在安德森癌症中心得到一个助理教授的职位，我们就一直在休斯顿生活了七八年。在美国做学术研究还是很辛苦的，也缺乏清晰的工作和生活界线，有了孩子以后，需要两个人都付出相当时间，那么他的职业和家庭需要就有了一点儿冲突。我们商量之后，觉得从学术界转向工业界更有利于家庭。他是做生物医学的，比较理想是去制药公司。波士顿剑桥是生物制药公司最集中的一个地方，后来就在波士顿找了份工作，所以，我们又从南方搬到了北方。美国是这样，人随工作流动。
我自己对“搬迁”挺习惯的，无论东方西方、南方北方，我住下来就都觉得挺好。但我不觉得人得跑来跑去才会变成世界人。事实上，不少人周游世界，眼界和心胸也未必开阔到哪儿去。而你待在岛上、待在同一个地方，也并不会阻止你成为“世界人”。世界人和脚没有太大关系，它是一个精神概念。如果你觉得你是人类的一员，你和其他人类有一种同舟共济、相互依存的关系，你把爱人放在爱边界之前，那你也是世界人。
林森：变化最大的，还是文学。现在，除了小说，你也在翻译，现在又开始写随笔。刚看到《康科德往事》这篇文章的时候，还是挺惊讶的。你知道，《天涯》对思想性随笔的重视程度，一向是远超小说的，我们每期花力气最大的，就是我们的“作家立场”栏目，这在有着某种“小说崇拜”的国内文学刊物来说，也算是个异类。而不少小说家，在书写这一类随笔的时候，常常会露怯，因为脱离里虚构的叙事之后，结构文章的，除了对资料的了解，还有其思想的深度。《康科德往事》给我最大的印象，是某种“温和”，其缓缓道来的背后，是书写者的平视、自信的心态的体现。你自己怎么看这一点？
张惠雯：你惊讶是因为你觉得我不太可能做枯燥的查阅资料工作吗？哈哈，我觉得偶尔从虚构云端下来、做一点踏实而严谨的工作是有必要的。这篇随笔写了挺久，时间主要花在查找资料上，现在很多资料都可以从网上获取，但需要甄别、筛选，还需要花些时间把信息翻译成中文。我不太想把它写成那种到此一游、抒发所感的游记类文章，那当然容易一些，但我相信这些人本身的活动、他们的言谈，要比我的游客观感对读者有益得多。所以我的任务是通过浓缩的方式、通过一个特别的结构来让人们对那段群星闪耀的历史发生兴趣从而了解它，结构、趣味、读轶事般的轻松快感，这可能是我作为写小说的人会特别考虑到的。说到思想，我觉得好的思想是非常迷人的，而人们常常把思想等同于古板、无趣的学术理论体系，这是误解。回归“思与诗”，其实思想的灵光本身就是诗。
你提到“温和”和“平实”，我觉得对于他们，平视是理解的最好视角，无论你多么敬仰、喜爱他们的思想和天才，都不妨碍你平视，因为目的是理解而不是崇拜。当我读他们的书，因为他们的某些想法激动赞叹、因为他们的某句刻薄话而发笑时，对我来说，他们的确就像不曾谋面的老朋友。我住的Bedford小镇又和康科德相邻，经常开车经过他们的“地盘儿”，所以他们又像已故的老邻居。我相信你也和我一样，在阅读中，你会和你真正喜爱的作家建立一种基于深层精神交流之上的温暖的关系。有时这种关系不仅是平视了，简直可以说亲昵。
林森：《天涯》今年第一期发了你翻译的詹姆斯·索特的小说，第二期又发了你的随笔，你在别的刊物也一直在发中短篇小说，也就是说，我们是在同时看到多个侧面的张惠雯。所以，想了解一下，你今后的写作，在这几方面会不会有偏重？是偏向某一方面，还是几条腿走路？当然，出于我们刊物考虑，我还是希望能更多看到你的随笔。
张惠雯：是同一个我，只是在做不同的事情。翻译是兴之所至，有天我去书店闲逛，看到一本詹姆斯·索特的短篇小说集，我翻看了几页，觉得很有意思，他那种写法有某种“镜头感”，而他的短篇小说写法又和《光年》这样的写法不太一样，所以我就想把它翻译出来给同行读。但翻译的确很花费时间，尤其对于我这种对字词有点儿强迫症的人。所以，翻译应该只会偶然为之。随笔会继续写，因为我感觉在查找资料的过程中自己也增长了不少知识。我现在就在找有关萨勒姆女巫审判事件的资料，所以我下一篇随笔也还会是这种结合史料的长随笔。但我的主业永远都是小说，偶尔换换工种，就当是学习和消遣。
林森：今年春节以来，新冠状病毒席卷全国，经过一个多月的救治、防护，目前国内的形势好转了一些。可现在又在全球都蔓延开了，形势好像更加复杂了。随着病毒到来的，是诸多问题的爆发，包括国内的作家，最近也一直在思考相关的话题。你的家人在国内，你又在美国，有着联系的同时，又有着一定的距离感。这样的距离挺适合提供思考的参照的，不知道这一次病毒的蔓延，会不会对你的写作产生什么影响？或者说，会不会让你重新思考文学当中的某些问题？
张惠雯：目前疫情在美国的传播应该不会对我的生活产生多大影响。美国民众相当平静，和国内微信圈看到的可能不太一样。大家会比平时更注意卫生习惯，但生活照旧进行。倒是国内疫情让我的写作中断了一个月，习惯了每天关注疫情，一醒来就是刷新闻、看朋友圈。一开始，那么多求助信息、那么多医务人员感染、那么多痛苦，我心里乱成一团，什么也没法做。后来国内情况好转，我也渐渐平静一点儿。
回顾病毒爆发的过程，我觉得首先得去思考社会的问题、监督和应急机制问题而非写作的问题吧。我也听到一些疫情之下作家应该这样那样的言论，但我对此不怎么在意。作家当然应该说真话，这是操守。但作家不是记者和媒体工作者，他的笔不是用来记录时事新闻的，他通常也没有那种调查的资源和能力。要作家在事件进行中就拿出描写灾难的作品，这很可笑，这种呼声和从上面发出的要作家写抗疫正能量作品一样可笑，是同一个逻辑。我们不能混淆媒体负责的真相和作家负责的真相。媒体即时通报当下所发生的事件的真相，但作家写的是另一种真相，是关乎个人的真相，譬如事件如何作用于一个人的生活、精神，怎样影响或改变了他……所以，这种真相往往是“事后的”，是要经过沉淀和提炼的。况且，作家写什么，什么时候写，决定权完全在作家个人。我完全不会受那些声音的影响，作为作家我只有一个义务，就是把自己真正想写的东西写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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