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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炜：童年——文学的八个关键词之一|天涯·新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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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炜的重要，不仅因其量大、质高，还在于他建构出了穿越时空的古船、绵延不绝的高原，更在于他是一个永不停歇的思考者。这一次，他用沉实、精准、朴素之言，他通过对八个文学关键词的阐释，探寻那些与创作隐秘相关的因素。本刊将以专栏形式，陆续刊出这系列文章。本期关键词是“童年”，这个平常的词语背后，张炜看到繁盛的可能性，古今中外诸多作家的童年期，决定了其终将成长为一个什么样的作家。
公号为节选，全文请查阅纸刊。
可能没人怀疑，作家的童年时代对其一生的成长与书写都是极重要的。就人生来说，童年生活是一个开端，也是不可替代的一个特殊阶段。虽然童年经历只是人生很少的一部分，但它是记忆的一个“老巢”，各种各样的生活都从那里开始，都堆积在那里。那时的记忆尤其新鲜，所以也最难忘记。
拉美作家马尔克斯曾有一句妙语：“生活不是我们活过的日子，而是我们记得住的日子。”一个人走了很长的人生之路，回头一看，会发现一路上的很多事情和一些细节都忘掉了。每当回想往事，我们常常会有一种遗憾：这长长的一段时间里，能够清晰记起来的并没有太多。也许就是这些记得住的片段叠加在一起，才构成了我们平常所说的“日子”。从这个意义上讲，童年时光是最难忘怀的，所以它在人生经历中占据的比重也就更大，以至于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生活团块。童年经历会深深地影响一个人，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他的现在和未来。
从童年开始，人的心中拥有了若干神秘之物。这个时段最早的一部分，可能处于能够记忆和不能够记忆的交叉点上，所以回忆起小时候，人们会说：“当年我还不记事。”或说：“那时我好像记得。”童年时期的很多元素会揉入潜意识，它们极其内在，若有若无，甚至是虚幻的和不确定的：不知是诞生之初就携带了这些意识，还是由后天的观察、归纳与综合而成。童年的见识有不可思议的强韧性和规定性，它会制约人的一生。
那些不太清晰的记忆、似有却无的一些生活储备，哪怕是碎片化的，都是极重要的。一个人精神的成长，其实就是从儿童时代出发，一步一步向前，走到非常遥远的地方，最后再回归到童年那样的“单纯”。这好像是一个生命的圆形轨迹，也是文学表达的全过程。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童年即包含了一切，潜藏着一个人终生的秘密，人的一生都在展开和放大这些秘密，都在延伸它的长度。童年是不可以选择的，由童年决定的人生似乎也很难选择。所以我们完全可以说：童年是此生的宿命。
深入和返回童年，是人类重新发现自我的一种方法，这可能与一些哲学阐述接近或相通，是涉及人生本源的根本问题。老子说“复归于婴儿”，说的就是一个人长大了，还要回到他的婴儿时期，再次变得“幼稚”“纯粹”和“简单”。这似乎很奇怪，却包含了相当复杂深刻的意味。孩子的眼睛是敏锐的，他能看到成人看不到的很多东西，感知力、直觉力都很强。他们常常能够进入神秘的生命范畴之中，所谓的“天眼未闭”，说的就是这种能力。
一个人在童年时代拥有的能力，到了一定年纪可能要失去，因为一个奇特的生命窗口关闭了。“复归”就是恢复最初的洞察力，恢复婴儿的本真：天真求实和汲取真实的能力和勇气。“皇帝的新衣”只有孩子才能指出来，这就说到了自然而然的勇气。人“懂事”了就没有了这种气概，也没有了这种力量。人的一生要将这种能力发掘和保持下去、焕发出来，肯定是很难的，他需要做的功课太多了，大概需要终生的修持。
童年的确有特殊的力量。人在后来的成长中不断接受所谓的“教训”，会修正自己的童年经验，许多时候是生命力、观念以及心气上的一步步倒退。作家迷恋童年，回归和幻想、追寻自己的童年，当然有着深刻的原因。最高的文学属于童年并通向童年，每一个写作者都感叹自己的童年一去不返，这不仅仅是留恋青春，而是留恋曾经拥有的认识力、那个时期的单纯、不顾一切指出真实的勇气。
从童年出发的这一场远行有两层意思。一是地理上的，一个人不可能一直住在老家的屋子，从上幼儿园开始就常常离开，直到上大学、为生计与发展去更远方，甚至跨越大洋。另外是心理上的，随着经历的事物和接受的知识越来越多，要思考很多问题，人会在见识上走向远处。但在这两个方面，人都会不断地努力地返回。这种回到原来的欲望是不可遏制的。童年仿佛是一个伊甸园，被逐出之后就无法归来了，但总是要怀念它，在想象中回返它。中国古话讲的“叶落归根”，说的就是回返，是回到生命的根部。
童年记忆中的环境、气味、食物、声音和色彩等，总是植入深处，非常顽固。少年成长中习得的知识，比童年记忆更顽强更坚韧的大概不会太多。普鲁斯特在《追忆似水年华》开头写到，把那种叫“小玛德莱娜”的小点心沾着茶水在口中一抿，最早的感受就回来了，这就是气味的记忆。山东鲁南某地区的人从小吃煎饼和“臭盐豆子”，长大了去城市生活，也还是渴望吃到它们。外地人对这种食物简直不能接受，因为它的气味太怪了。一个人即便有了很高的社会地位，也还是不能适应食谱的改变，这就是童年刻下的记忆。某种食物会顽固而执拗地把一个人拖回童年，这当然不仅仅是为了一份口腹之欲，更是精神、意识、心理层面的综合拖拽力，它转化成实在的、物质层面的追求和落实。可见气味与食物的记忆看起来容易理解，背后却有深刻复杂的蕴含。
托尔斯泰说过：“假如来得及把你所理解的东西写出百分之一就好了,结果我只写出万分之一。”他在叹息时间的短促，以及人的健忘。如果说所有作家的文字都有自传的性质，也并不是说作家一定要写出一部分真实记录，而是其他的意思。作家在大部分文字中，比如虚构作品中，总是努力绕开自己的真实经历，特别是现实社会中的人事关系。这既是扩大想象的需要，也为了避免对号入座，防止将作品简单化。但无论如何，如果把作家的全部作品打碎了再黏合，仍然会是一部非常丰富的“自传”。这部写尽了自己的大书第一笔从哪里开始？从童年。
童年是站在世界一侧的观察者。人在参与世界的方式中，从未废除这种观察。托尔斯泰总是埋怨自己长得矮小，不好看，而爱人长得高爽，同样出身大户人家。他有一种自愧不如的感觉。这种自卑的心理从很早就有，而且影响了一生。他要挣脱“外形”的局限，冲破生命的某种“界定”，就会顽强地表现自己的心灵，它的勇敢和崇高无畏。这需要许多尝试。托尔斯泰、福克纳、拿破仑、巴尔扎克，这些有着相似的生理特征的人，外部形体的某些缺憾或暗示，常常帮他们转化出巨大的能量，而在转化的过程中，将做出诸多匪夷所思的、不可理解的举动。
托尔斯泰有一部自传小说《童年》，写的是母亲过世前后一两天的事情，却是厚厚的一本书。他后来又写《少年》和《青年》，写了《安娜·卡列尼娜》，写了巨著《战争与和平》，写了最后的那部小说《复活》。我们读了后来的巨作，再回头再看他的《童年》《少年》和《青年》，会强烈地感到，他许多有关艺术的、世界的看法，都在很小的时候开始萌发并形成；他的语言艺术的色彩、格调，很多元素都可以在少年经历中找到痕迹。
作家的一生不过是在写一部长长的“童话”，虽然有的部分可能不适合少年阅读，但“童话”的性质仍然是分明的。不同的是，作品中的“公主”“老狼”“妖怪”之类角色，在不断地变换身份，恐怖的场景也在不断地变幻。后来的作品更复杂了，但复杂中仍有一种童话的单纯。这种文字往往很纯粹，更能够超越世俗功利主义。而另外一些看似具有积极“社会意义”的文字，实际上有可能是简单的、概念化的、标语口号式的，是缺乏诗性的文字。
作家难以超越童年。因此观察分析一个人的文学，还是要像看一部传记那样，从他的童年开始。人生这本大书无一例外是从童年起笔的，直到画上最后的句号。老年人最爱回想童年，所以变得更慈祥，讲故事的方法以及故事的内容与特征，仿佛都在朝这个方向改变。作家下半生的任务，最常见的就是回忆。有的人还不到下半生，而是从很早就开始了这种回忆的工作。美国的马克·吐温四十多岁就开始写自己的传记，用大量篇幅写童年生活，直写到六七十岁才把笔搁下，转而叙述其他；后来觉得无趣，还要继续回忆。直到去世前不久，他还在书写童年。他的《汤姆·索亚历险记》《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都来自密苏里州汉尼拔的童年生活，里面的人物和故事都有实据，书里写到的景物如河流、山洞、小岛，如今还能够在那个小镇子找到，这里已经成了美国人回忆幸福童年的地方。文学，原来是包含了人生无限秘密的、最复杂的一本“童书”，这本“童书”并不简单，它囊括了作家的全部复杂性和可能性。
惠特曼有一首诗写得真好，它叫《有一个孩子向前走去》：“有一个孩子每天向前走去，／他看见最初的东西，他就变成那东西，／那东西就变成了他的一部分，在那一天，或者那一天的一部分，／或者几年，或者连绵很多年。”
有时会觉得作家是一个站在生活旁边、站在一侧的人，这时他远离了群体和社会，在那里独自倾听和观察。一个人由于特殊原因从小变得落落寡欢，会过早地成为一个旁观者。而大部分人不是这样，他们出生以后很快就纳入了一个集体。一个人生长于大而和睦的家庭，更容易性格开朗外向，善于交流，让人喜欢，在集体生活中会十分“合群”。这种人较能够与大家“打成一片”，及时踏上社会的惯常节拍。这往往由生命之初的不同造成的。如果仔细看作家的传记，便会发现那些杰出的作家，通常拥有和一般人不同的童年。
由于家庭或者性格方面的原因，他可能从出生起就是一个独处的、孤僻的个体，经常自觉不自觉地远离群体，时常将自己置于一个寂寞的角落。如果社会是一个大舞台，他几乎从来没有进入这个舞台的中央，甚至不敢踏上这个舞台，而是悄悄地立于幕侧，在灯光之外恭敬地、安静或稍有胆怯地注视和倾听。就这样一直长到更大，才不得不强迫自己融入群体。但是这也只是形式上的融入，实际上他的心理状态、意识以及行为，仍然是与群体剥离的。这不是一种习惯，而是从小因多种原因综合形成的行为性格。
有一些孩子的确是比较沉默的，是旁观者。对普通人而言，一般来说这未必是好事，他会有心理障碍，交流不畅，融入社会的能力很差，甚至变为人生的大忌。但是在作家这里就未必如此，有时候非但不是大忌，还有可能是一个不可替代的长处。他不得不用很大的力气去克服一些心理上的障碍，转化自己的“弱项”，于是在这个过程中就变成了一个思考者、察省者，甚至是未来的宣讲者。作家在童年拥有的特殊视角，真的会影响一生。他早早将自己置于对集体的审视位置，保持一种疏离的关系，找到了暗自舒展自我的机会，也获得更多判断和比较的机会。作家有时处于边缘地带是一件幸事，因为超脱与距离，对他来说很重要，旁观者的身份，也具有深长的意味。
福克纳从小就不是“一般”的孩子。他的曾祖父被记入了当地的历史，既是作家又是军人、企业家，对福克纳的影响很大。但是曾祖父的事业一生都不成功，父母的关系也不和谐，紧张的家庭生活对福克纳有巨大影响。福克纳长得身材矮小，这加剧了他的自卑感。他总是逃离人多的地方，感到自己和他人格格不入，经常独处。在孤独的时候他更多地进入一个想象的世界，以弥补生活的枯燥、干瘪和单调，用幻觉来补偿自己。这样的方法最终会让心理上达到某种平衡感，让生命充盈丰满起来。这其实就是作家生涯的开始：自我幻想、自我满足，尝试各种各样没有经历过的人与事，寻找落实的可能。
叶芝的人生与创作，与他度过了童年的母系故乡爱尔兰西北部的斯莱戈小镇关系十分密切。叶芝没有出生在那里，由于母亲思念故乡，就带着他一起回去。他在那里度过了童年的大部分时光，终其一生念念不忘，死后也葬在了这里。叶芝的很多诗歌都以斯莱戈的自然风物为背景，诗中的神秘主义也大致源于当地文化。
诗人谢默斯·希尼有着跟大自然融为一体的童年，那些描述北爱尔兰乡间田园的诗章成为他的代表作。《一个自然主义者之死》《通向黑暗之门》《在外过冬》，几乎都在挖掘童年和北爱尔兰的乡村记忆。童年生活影响了一生的视角。
挪威作家汉姆生的代表作《大地的成长》，是写大自然、劳动与大地的杰作。作者有一个沮丧的童年：从小居住在偏远的荒岛上，没有接受过任何正规教育，十几岁就要独自谋生，出去打工，经常吃不饱。书中常常写到的一项劳动是挖土豆，中文把它翻译成“地苹果”，出色地表达了对这种食物的爱和喜悦，写出了面对大地的馈赠所泛出的感激之情，以及主人公的兴奋。
《堂·吉诃德》的作者塞万提斯一生不幸：当过兵，残废了一只胳膊；当过奴隶，冒死逃离又被捉回。他从小一直站在群体之外，许多时候都是一个猜测者和旁观者，这使他对生活有一种深刻而独特的理解。这种与众不同的身份几乎贯穿了终生：一生都是倒霉鬼，一生都试图进入生活的纵深、试图与群体平等交流，但似乎都没有成功。他是穷孩子、伤残者、奴隶。而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将更丰腴的感受、更饱满的体验装入了内心。《堂·吉诃德》写得何等开放，主人公足踏大地四处流浪，杀富济贫，匡扶正义，既是道德和勇气的化身，又是一个十足的弱者、一个悲剧角色。作者从小忍受的白眼、欺凌、屈辱和不公，造成了内心的强大张力，影响了一生的认知，也决定了他文笔的色调。堂·吉诃德身上凝聚了塞万提斯无数的幻想，可以想象他自己常常恨不能变成这个无所不能的义士，惩恶扬善，与不计其数的各色人等交往，自由流畅地生活，运用智慧走遍大地。他时常自嘲，却忍住了泪水。这样的一个小说人物，与作家的真实的生活之间存在何等巨大的对比和反差，同时又有多少暗暗相合之处。
过去的作家如此，今天的作家仍然如此。他们一定会在文字背后埋下很深的秘密。这些秘密与其说是物质的，不如说是精神的。作家对应着他的精神储藏，会做出各种各样的表达。这种表达有时是喧哗的，有时是绚丽的，有时是阴暗的，有时是绝美的，有时甚至是荒诞、凶狠和肮脏的。各种各样的东西都用来抵消、满足、平衡自童年开始就埋下的那个难以言说的、不可多得的，甚至是屈辱的亏欠和创伤。
让我们引用更多一些这样的例子。孔子与孟子都是三岁丧父，由母亲抚养成人。唐代诗人杜甫幼年失怙，由姑母抚养，一起成长的堂兄弟夭折了，杜甫独自在姑母身边长大，童年也是孤独的。他有诗云：“一日上树能千回”，可以想象他怎样频频攀爬院子里的枣树或梨树，顽皮地上上下下。这是他的童年。王维出生于官宦人家，两三岁父亲病逝，母亲带着几个孩子，异常辛苦。王维做了大官以后，置办辋川别墅，将母亲接去安养。他同样是一个内向的、受苦的、寂寞的孩子。韩愈就更悲惨：“吾少孤，及长不省所怙，惟兄嫂是依。中年兄殁南方，吾与汝俱幼，从嫂归葬河阳。”（《祭十二郎文》）还是婴儿时就失去了父亲，跟兄嫂长大。长兄去世之后，嫂子像母亲一样将他拉扯成人。他考进士三试不第，蹉跎七年。开创北宋一代文风的欧阳修很不幸：“欧阳修，字永叔，庐陵人。四岁而孤，母郑，守节自誓，亲诲之学，家贫，至以荻画地学书。幼敏悟过人，读书辄成诵。及冠，嶷然有声。”（《宋史·欧阳修传》）他从小家境贫寒，连纸笔都没有，更上不起学，好在其母郑氏出身江南名门望族，知书识理，用芦秆当笔在沙地上教欧阳修读书写字，即历史上有名的“画荻教子”。
法国作家乔治·桑有异乎寻常的写作开端。她生在一个小军官家庭，很小就跟随祖母在乡间生活，后来到巴黎上修道院寄宿学校，每个星期才能回家一次。那时她喜欢上了修女生活，想终生留在修道院，后来被祖母硬拉回去，命她结婚。她经历了结婚和离婚之后又重返巴黎，租了极简陋的“亭子间”刻苦写作。就这样开始了创作生涯，即便后来与大作家巴尔扎克他们来往时，也仍然住在小阁楼里。
当代名声盛隆的外国作家中，马尔克斯是极为特异的一位。他在世界上拥有极多的读者，且长盛不衰，是靠文字品质建立起信任感的少数拉美作家。他的文字有一种黏人的亲和力。从他的自传中知道，他小时候不是成长在父母身边，而是由外祖父陪伴。外祖父是一位少校，带着马尔克斯住在一所大房子里面，给他讲战争故事。到了十二岁，他才离家上学。
这似乎是一些作家的通例：早早地和群体分开，有形或无形地、被迫或偶然地、宿命般地走进这样的经历。即使有人小时候过得热闹，好像得意、顺心和幸福，但不久之后也会补上“疏离”这一课。一个人不会一辈子都待在和谐的群体中，他和群体之间一定会在某一天发生疏离的现象，这好像是难免的。可能有人成长在很优越的家庭，生活无忧且一切顺意，性格也随和，从小就是活跃分子，是集体当然的一员；但后来由于各种原因，比如世事突变，他即遭到群体的驱逐和流放。从此他将变为被孤立者、被歧视者。童年错过的“疏离”一课，即将补上。
比如大诗人苏东坡，看他的成长经历，可以说早年十分顺利。他出生于四川眉山一个书香世家，伯父为官，父亲称得上名儒，母系也是当地的名门望族。苏轼从小便能得到第一流的教育，享受第一流的自然环境：拥有诗书万卷，还兴致勃勃跑进山里学道，结识玄人。这样一个孩子是极幸福的。后来“三苏”进京，苏轼和弟弟苏辙同榜进士，轰动士林。苏轼入仕很早，仕途一开始也非常顺利，可以说从童年到为官之初，完全融解在群体之中，而且居于上层。
苏东坡享受过天真烂漫的童年和少年，养成了活泼畅快的性格，在群体中如鱼得水，得意而优裕。他口无遮拦，对同僚这样，对皇帝也敢畅言。这就招来了许多麻烦，厄运随之而来。看他的年表，可以清楚地发现，黄州成为一生重大的分界线。黄州之前他是一个得意的人，这之后则是起伏跌宕的开始。乌台诗案是中国历史上一次惨烈的文字狱，这为他补上了人生缺失的重要一课。他这一次差点被杀。在押期间，送饭的人出错，发生了“熏鱼示死”一事，苏轼误以为这是儿子传来的治死讯号，惊恐中写下了绝命诗。
类似遭遇还有陀思妥耶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出生并度过童年的地方，是父亲供职的一家医院，住在半地下室的公房里。他在那里读《圣经》里的《约伯记》，思考无辜的人为何受苦，似乎为一生的写作找到了基调。因为与十二月党人的交往，他经历了一次“刑场惊魂”：绞刑架一切就绪，头颅套上黑布，临刑前一刻才得沙皇赦免。绞架放生，生活补上了如此严厉的一课。从此之后，他与群体的关系彻底改变，开始站到了旁观者的位置上。这种改变对于苏轼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于所有的作家而言，都是极为重大的。如果没有这样的视角的切换，他们对社会与人生的很多问题都难以看得更加清晰。许多时候作家需要是一个热情的参与者，但更多的时候也还需要是一个冷静的旁观者。热烈与参与是一度的，退离和冷寂则是长期的。这是作家工作的特质，也是心灵的特质。
许多作家的童年都是与祖辈生活在一起的，甚至让我们看到了一种“外祖母现象”。
当然这样讲并不是说他们一定要与外祖母在一起，而是说这种情形频频发生以至于出乎我们的预料，让人不得不做出这样的总结。马尔克斯跟随外祖父，杜甫跟随姑姑，韩愈跟随嫂子，这时候总有一个人扮演了“外祖母”的角色。民间有一句俗语：“狗记千，猫记万，小孩记得姥姥家。”可见外祖母对于孩子的特殊性和重要性。“外祖母”究竟代表了什么？她与一个人的成长所需要重要元素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外祖母是母亲的母亲，而不是父亲的母亲，大概只有她意味着母系之根。如果说作家一生都在使用复杂和艰难的文字分解和改写某种“童话”，那么外祖母是最会讲故事的人。这种“童话”的源头，可能就是外祖母。
普希金的父亲是一个宫廷侍官，诗人是由外祖母抚养的，后又随老人去皇村，在那儿读中学。现在的皇村是许多作家去俄罗斯时必要瞻仰之地。我没有去过皇村，但去过普希金去世前的那间屋子。屋子里有一张漂亮的红沙发，决斗受伤的诗人就躺在这张沙发上，无法止血，任由鲜血一点一点流出，经历了极痛苦的两天两夜。那里至今还存放着诗人一绺深棕色的头发、一件染了血迹的白衬衣。
我从年轻时就读普希金的作品，尽管是翻译的，仍能从中感受他的精神与魂魄。我认为正是孤独的童年让他变得敏感多思，纯洁和倔强。他与群体和社会是另一种稍稍不同的关系，他的目光，他的多情与烂漫，甚至是决斗时表现出的那份勇气，都令人想起在外祖母身边的日子。
高尔基也是这样。他的父亲早逝，不得不跟随母亲回到外祖父家。这个有些混乱嘈杂的大家庭还寄居着另一些亲戚，他们好像一天到晚都在争吵。在这种家庭氛围中，幼小的高尔基常常吓得躲到外祖母身边。他听她讲了那么多故事。高尔基在《童年》这本自传中写到了这段极特殊极宝贵的岁月，深情地回忆自己的外祖母。他以费解和嘲讽的口吻讲起外祖父的吝啬：一起早茶时，外祖父竟然要外祖母交出一半的茶叶，而且要一颗一颗数得清楚。通过这样的细节，可以知道两个老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外祖父的怪异，更有外祖母的不幸。
鲁迅的外祖母家在绍兴乡下，他有机会随母亲去外祖母身边小住，就在那里见识了乡村生活，结识了闰土。鲁迅的祖父因科举舞弊入狱，父亲屡试不中，一直在家闲居，后又重病。家道中落令鲁迅自小饱尝辛酸，而外祖母和乡村生活给了他不可或缺的温情，让他对植物和土地有了真切的感受。他的作品无论直接还是间接地写到乡村，都能让人感受那种格调和气息，即便是那批杂文，其中都有源于乡村和土地的颜色。假如缺乏这原色，缺乏这根性，鲁迅就只能是另一种意义上的作家和学者。他明亮的底色，温暖与生长的性质，有一些当来自外祖母身边的生活，这对他是重要的。他把童年记忆浓缩进一个虚构的地名：鲁镇。以它为背景的有《故乡》《社戏》《祝福》《孔乙己》等重要作品。鲁迅的母亲姓鲁，他不仅给故事发生地取名“鲁镇”，而且用“鲁迅”作了笔名。
一位作家从小跟在外祖母身边，此后一生都会带有这段生活的印记，他的文字、讲述的口吻和态度，都会受到影响。外祖母在外孙面前无一例外都是故事高手。这可能与她的身份、角度、母性的深度和渊源有关。无论她们知识教养怎样，是否有阅读的习惯，一律都能讲出别致的故事，并有深刻的感染力。这些故事内容不同、讲述方式不同，但总能对外孙形成强烈的吸引力和引领力，从小培养起诉说和倾听的习惯。这种“外祖母”的职能，有时也会由别的亲人来替代行使，像孔子与孟子的母亲、马尔克斯的外祖父、乔治·桑的祖母、杜甫的姑母、韩愈的嫂子、欧阳修的母亲，都或多或少取代了外祖母的功能。这对孩子产生的影响和意义，大概是相似的。
弗洛伊德认为早期的童年经验会被压抑到潜意识中，童年的创伤经历尤其会对人的一生产生重要影响。有过悲惨的童年，长大以后无论怎样成功和美满，心灵深处始终存在着一个空洞，那里充斥着怀疑和不满足，安全感匮乏而且很难填补。所以无论治疗生理还是心理上的疾病，都应考虑患者的童年经历。的确如此，那些扎根在童年时期的疾病是最难治愈的。
有时候一个人心理和身体的某一种缺憾、创伤，需要花费一生的时间去改善和疗救。许多作家都有这样的感受：自己童年时期的缺憾影响了后来的文字，也许一辈子都要用写作、用各种各样的努力去修复和填补，尽管效果往往是不尽人意的。对有些人来说，正因为完成不了这种修复的工作，写作才会持续下去，或者说只有这样，才能获得一些安慰。
海明威从小被母亲打扮成一个女孩，穿花裙子扎辫子，以满足她想有个女孩的心愿。这让他非常迷惑和不快，以至于有一种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感觉，影响了一生。如果是农村长大或者工厂、胡同里的孩子，小时候被打扮成女孩并不是一件大事，但对海明威这样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可能就有些不同了。相对优越和体面的生活，使他在心理与情感上比较脆弱和敏感。海明威在回忆录和给父母的信件中，都要证明自己是一个“男子汉”。他在作品中极力表现男人气概、硬汉性格，并有一个著名的说法：“一个人可以被毁灭，但就是不能被打败。”童年生活的一个小小插曲，却形成了创伤的印记。
奥地利诗人里尔克，因为姐姐夭折，小时候也被打扮成女孩，并受到溺爱。他的母亲向往上流社会的生活，父母关系不和，最后离异。里尔克被父亲送到管理严苛的军事学校，一直待了五年。这五年对他来说是非常艰难的，孤单苍凉，产生了深深的困惑。他性格极为敏感和依赖，同时又有忍耐和不屈，与生活结下了敌意。里尔克一生的诗篇，几乎都在表达人类无法摆脱的孤独。我们从里尔克与大他十五岁的莎乐美的关系中，也可以看出那种依赖：生活、性、思想与文学，仿佛都靠她引领。这与里尔克童年形成的柔弱气质有关。在著名短诗《秋日》和《严重的时刻》里，我们看到这种漂泊无依的状态和命运的不确定性，给他带来了严重困扰。
现代诗人戴望舒小时候生过天花，这使他自卑并造成了敏感和暴躁的性情，以至于影响了一生。他所追求的唯美和爱，正是自己没有或难以获得的东西。
安徒生一生未婚，也与童年阴影不无关系。他的祖母曾在当地一家教会收容所工作，小安徒生曾在那里见过一个裸体疯女冲他大叫，至此有了心理阴影。他与女人接近时会吓得跑掉，还有一种莫名的厌恶感。他把一切都交与了童话，甚至想把生活变成童话，而不愿进入成人世界。
童年造成的心理或者精神的疾病会携带终身。它们可能来自家庭或社会的多个方面。来自家庭的会更细小，但更本质也更深刻，使其变得内向和认真。比如卡夫卡和父亲，海明威和母亲，这些紧张关系都来自家庭。如果来自社会，那种创伤的感觉会外向而强烈。一个与亲人一起忍受屈辱的人，一生都无法抚平这种深重的创痛，反抗将很惨烈，甚至是不顾一切的。在某些时候，这个过程也有可能培养出一种始料不及的“恶”。被恶所伤者，却不一定与恶绝缘，相反在一部分人那里，自小忍受的不公、践踏和侮辱，也会转化成一种恶意报复。这是恶对人伤害的同时，所给予的极不幸的教诲。
压抑和屈辱引起的后果既长远又严重，但它们是千差万别的。如果创伤关乎自尊、精神，那么这个人会变得格外敏感，而且刚健顽韧；如果是物质方面的，比如说贫困，食物匮乏，甚至到了难以为继的乞讨地步，毫无尊严可言，也许会让他变得卑微，并且很容易在物质的诱惑下显出自己的软弱。小时候物质的煎熬很难让其忘记，后来即便变得富有也不会轻视钱财，往往过分倚重甚至贪求。反之童年时期没有物质艰困的人，财富欲望会较为稀淡，有时身无分文也并不觉得自己是一个穷人。当然这些性格和特征的形成也是相当复杂的，不能一概而论。
法国作家雨果的生活是充裕的，却要整日叮嘱情人尤丽叶节俭生活，要她记下日常开支的每一个生丁，并经常对家人唠叨，说我们马上就要过苦日子了。写雨果传记的人将这些当成了趣事，读来很有意思。他时刻感到贫困的威胁，实际上财源丰沛，还持有法兰西银行的股票。而同时期的作家巴尔扎克与之形成了鲜明对比：一生都没有多少钱财，债务压得他透不过气来，却在别人遇到困难的时候慷慨解囊，好像是一个富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