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遥：香港的“大武侠时代｜天涯·新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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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2018年，香港当代武侠小说大家金庸驾鹤西去，让几代武侠迷感叹“世间再无江湖”。如今蓦然回首，依然听闻剑啸香江；转身寻“侠”香港，此情可待成追忆。梳理江湖过往，犹如大声念出英雄大会的“点名簿”，历数风云人物，让我们重新审视作为香港文学代表的新派武侠小说，如何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让英雄情怀和民族大义成为无数华人的精神图谱，也让我们看到香港多元文化中“武侠基因”的流变。文章精彩较长，因涉及一段重要的文化史，为保证完整性，故全文推出，请耐心阅读。
1959年5月20日，这一天，世界上可能发生了很多事，但对于香港而言，有两件后来该被记住的事，在当时确属小事，除了当事人，恐怕谁也不会在意。如同凤仙花的种子和黄豆的种子很相似，但是种在泥土里，如果不长出来，没人知道它会是火红的花朵，还是累累的豆荚。
第一件事，是金庸创刊了《明报》。这一年金庸三十六岁，是他南下香港的第十一个年头。《明报》成名后，谣诼纷纭，有说这是金庸拿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资本开办的，也有传言金庸获得台湾国民党暗中支持。金庸晚年在接受中央电视台白岩松访问时，说：“我把版税所得匀出大部分，约八万元，另加沈宝新的两万元，合共十万，创办《明报》，如果有人支持，我们就不用挨得那么辛苦了。”
金庸当时已经写出《书剑恩仇录》《碧血剑》《射雕英雄传》三部小说，尤其是《射雕英雄传》，风靡一时，读者众多。1958年，被香港峨眉公司改编成电影，开启了持续到1970年的粤语武侠片潮流。也正因此，彼时的金庸已挣了不少版税，故有了点资本。当时香港办报成本低廉，已在报业任职多年的金庸，不肯为他人作嫁衣，自然选择“老本行”。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香港《大公报》《文汇报》《新晚报》《晶报》《香港商报》等左翼报纸正值全盛时期，与其他报纸三分香港报业的天下。香港还有一些倾向台湾国民党的商办报纸，其中以《工商日报》为代表，此外，香港部分中间报纸的立场也倾向台湾，较有名的有《华侨日报》《星岛日报》等。
在这样群雄林立的报业环境下，《明报》区区十万元的成本，不过是夹缝中求生存。在当天的发刊词中，金庸表明了《明报》的立场：维护“公平与善良”，坚持不左不右不站队。《明报》初创，馆址设在北角春秧街（后移迁中环大中华餐厅楼上）。为节省成本，人人身兼数职，金庸自任社长兼总编辑，妻子朱玫跑香港本地新闻，潘粵生当编辑（后为《明报》总编辑），营业部则仅靠沈宝新和戴茂生两人支撑，从上到下，不过五人而已，所以，当时的《明报》只是一家小报。
调侃着说，金庸从大报的编辑变成了卖小报的；冠冕着说，金庸华丽转身，独自创业。但是无论怎样看，都是前途未卜，并不乐观。
《明报》四开一小张，金庸自觉较为适合香港人的读报口味，在内容编排上，以吸引眼球的凶杀色情等内容为主，有意无意地迎合读者，格调定位较低，主打是他的武侠小说《神雕侠侣》。这部小说也是明显讨好读者。
前传《射雕英雄传》刊载在《香港商报》上，结束时间是1959年5月19日。从两书的顺序来看，完全是无缝衔接，从中可以窥见，金庸对《神雕侠侣》的写作，早有预谋。
《射雕英雄传》结束连载时，金庸还写了段告白：“我在本报撰写《碧血剑》与《射雕英雄传》，前后已近三年半，承蒙各位读者不断来信指教和讨论，使我得到很大的鼓励，心中自然是非常感激的……我和《商报》同仁以及《商报》的读者们交情也不算浅，本应该续撰新作，只因最近我其他的事务比较忙碌，实在抽不出时间，只好与各位读者暂别，将来一俟有暇，当再在本报与各位相见。”
这段启事刊出的第二天，金庸的《明报》就创刊发行，《神雕侠侣》刊发在第三版头条，目的就是为了吸引读者买报。
《明报》首期刊载《神雕侠侣》
尽管金庸做了细心的考量，《明报》创刊当天印了八千份，还是没有卖完，剩余的也不知如何处理了。陈昌凤在《香港报业纵横》一书中说，很多年之后，金庸愿意出二十万高价买一份《明报》的创刊号，但没有结果。
第二件事则更小。在这一天，香港有一对青年男女喜结良缘，从此相伴终生。他俩当日恰好途经报摊，买走了一份《明报》创刊号。仿佛冥冥之中自有天意，在1959年的年底，这位二十四岁的男青年将会收到《明报》的邀稿函，从此，他将开始与金庸长达一甲子的友谊。
男青年刚从内地到港两年，名字叫作倪匡。
把香港的这一天，放大到香港这一年，发生了在香港武侠小说发展史上极为重要的一件事情。
《明报》创刊两月前，时维1959年3月的一日，香港《蓝皮书》杂志的老板罗斌来到湾仔庄士敦道，来找香港米业商会秘书周叔华。
周叔华见到罗斌，不免有些惊讶。罗斌说，我有个好主意，要和你一起商量一下。
罗斌是广东开平人，1923年生于澳门，中学毕业后在香港远东航空学校攻读机械系，准备日后投身于飞机维修，不料在毕业后，恰逢1941年12月8日，日军偷袭香港，驻港英军投降，香港沦陷。因为父亲在上海，所以罗斌跑到了上海。罗斌一向自立，没有依靠父亲，自己到上海文汇书报社里工作，他在书报社里，认识了著名的音乐家梁乐音，两人利用余闲合作出版了一些音乐歌谱，居然相当畅销，赚到不少钱。第一次做出版就有利可图，使得罗斌在日后对发展出版事业有了兴趣和信心。
抗战胜利后不久，罗斌打算离开书报社自己创业，但是干哪一行呢？罗斌自承，若搞工业，由于中国本身科技不发达，一旦外国有什么新发明，自己辛苦钻营自然是白费心思，何况自己又没有多少资金；如果搞出版行业，外国人不懂中文，很少机会来竞争，相反外国有好的文章，可以把它翻译过来。
此时，罗斌认识了与他年龄相仿的朋友，名叫冯葆善。两人相谈后相当投契，罗斌告诉对方，自己以前曾出版过音乐歌谱，赚了点钱。冯葆善说，既然你对出版有兴趣，我们就合作搞个出版社。没多久，两人筹备了一家名为“环球出版社”的出版机构，落户在上海南京路慈淑大厦，罗斌负责发行。
环球出版社的第一种刊物取名《蓝皮书》，32开，创刊于1946年7月25日，在上海的出版截止时间是1949年5月1日，共出版26期，每期出版时间并不固定。《蓝皮书》聘请著名侦探小说家孙了红担任主编，取名《蓝皮书》的理由是：“正是因为这三个字本身就带有一种神秘的意味，我们用来作书名表示这书里的内容，包括恐怖、刺激、神秘和惊奇。”在创刊宣言里明确主张：“《蓝皮书》不论国事，不谈民主，谈有何用，我们讲鬼，我们讲侠客，我们讲侦探，这些都是空虚的人物。这些故事也是飘渺的故事，可是人们在太痛苦的时候就爱空想，废话少说，丢开心事，翻开正文，走进你爱好的小天地去吧。”
《蓝皮书》的主要撰稿人，有孙了红、郑狄克、程小青、上官牧、僧麟、刘正训等等，还珠楼主的武侠小说《关中九侠》也在该刊连载数期。如创刊宣言所说，内容以侦探惊险类小说为主，西方侦探小说的翻译在该刊占的比重较大，像柯南·道尔、克里斯汀、奎宁这些的西方侦探小说名家，都有作品被翻译发表，此外还设有一些实事侦探、冒险故事、看图破案、五分钟破案这样的专栏。
《蓝皮书》甫一出版，即奏凯歌，于是环球出版社又陆续推出了《春秋》《西点》《幸福》等期刊，也成功发行。
1949年5月，正当环球出版社在上海的业务蒸蒸日上之时，罗斌从上海南下，跑回香港来避内战，怀里揣着两根金条和一箱旧稿、杂志，结果在香港连工作都找不到。罗斌遂老调重弹，再树环球出版社招牌，复刊《蓝皮书》。雇不起人，自己一个人编，稿件由跟他一起南下的作家方龙骧负责。两人一个编，一个写，把罗斌从上海带过去的旧稿补进去，编成创刊号，发到报摊，居然就此立住了脚。
《蓝皮书》秉承上海旧日风格，32开，薄薄一册，皆为西方翻译过来的侦探小说，偶然也有香港本土作家西门穆和田振南的作品。西门穆即梁穆叔，专事翻译和写作；田振南是香港的私家侦探，办案经验丰富，以案件入文，颇为吸引人。但是，平心而论，《蓝皮书》过于迎合市场，其文章质量不佳，译笔拙劣，译者甚至任意窜改原文，可谓沙石满纸。封面一望即知，为吸引读者而设，多为外国人物画家手笔，抽象、写实杂糅，所绘皆为美人，杨柳晚风，芙蓉晓日，翠眉玉颊，一笑倾城。
《蓝皮书》之后，在环球出版社旗下，罗斌又推出了甚多刊物，内容芜杂，迎合读者，销量很大，粗略一算，有《环球小说丛》《环球文库》《蓝皮书》《西点》《黑白》《迷你》《新电视》等等。这些刊物几乎伴随着香港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少年成长。
环球出版社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起到八十年代止，每天出版一本四万五千字的小说，需要的作家数量多得惊人。在作家选择上，罗斌喜用新人。当年作家依达写第一本小说《小情人》的时候，还是个背书包的中学生。依达说，潘柳黛推荐他给罗斌写稿，稿子送上去，心里没底，想不到罗斌居然用了。著名日文翻译家东方仪，也是罗斌一手发掘，两人相逢于天星渡轮，罗斌搭讪几句，就请他为“环球”当日文翻译。名满香港、被誉为巴金接班人郑慧的《紫薇园的秋天》，也是在这种情况下得以出版。
环球出版社已拥有如此之多的杂志，但罗斌仍未餍足，他计划出版一本完全以刊登武侠小说为主的杂志——《武侠世界》。
《武侠世界》创刊号
彼时，武侠小说多连载于各大报纸副刊上，最负盛名的作家自然是金庸和梁羽生。善于经营的罗斌立刻想到：创办一本独立的杂志，以此来对抗金庸、梁羽生的武侠小说！这亦是他的合纵连横之道：既然金庸、梁羽生写得那么好，那我就联合其他武侠小说作家，一期杂志，可看多篇不同作品，这叫乱拳打死老师傅！
专门刊登武侠小说的杂志，在《武侠世界》创刊之前，常见的有三种：我是山人（陈劲）1950年创办的《武术杂志》和《武术小说王》，以及丘香林1951年创办的《小说世界》，撰稿名家都是原来的粤籍报人，1949年后来港。换了出版地，但作者队伍未散，我是山人、念佛山人、大圈地胆、王香琴、毛聊生（金锋）、萃文楼主（高天亮）等人，原本即同事，抑或同行。这个作家群体，以粤语写广东洪熙官、方世玉、黄飞鸿等民间英雄的故事，后来被定义为“广派武侠”，在香港发扬光大，进而延伸出一系列的武侠电影。北派武侠，镖车辚辚，南派武侠，拳师萧萧，南北风格泾渭分明。
此一时期，本来没有名字，直到金庸、梁羽生崛起，“新派”武侠小说进入史册，这些作者则被意外地归到“旧派”。估计我是山人等人也会纳闷，混江湖那么久，历史给的定论，原来竟是“旧派”。
武侠小说本无所谓“新派”“旧派”，这种时期划分，是后来的研究者，为了研究方便而进行的命名。民国时期，郑证因、白羽、王度庐、朱贞木等前辈出道时，也曾被目为“新派”，但随着时代发展，竟然被认为是比“旧派”还旧。
想要创办一本独立的武侠小说杂志，需要有一名能镇得住“武林群雄”的主编。罗斌的目光遂锁定周叔华，才有了罗斌登门拜访的一幕，因为罗斌准备邀请他来作《武侠世界》的主编。
周叔华何许人也？为何罗斌看中他了呢？
周叔华1909年生人，原籍广东南海，但是数代之前已经移居广州，经营檀香生意。周叔华毕业于广东中山大学经济系，中文颇佳，英文亦很流利，毕业后，在电报局工作。1948年，为避内战跑到香港，在香港米业商会担任秘书。秘书工作不需要固定时间上下班，周叔华不待在写字楼时，就躲到公寓里写作，主要是武侠小说和分析赛马信息的《马经》。
周叔华写武侠小说用的是笔名，叫作蹄风。“马蹄生风”渊源自“赌马”，平时写《马经》，笔名是“叔子”。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明报》曾举办“明报杯贴士赛”，对参赛的马评人用一个季度的成绩来进行计算，“叔子”由于其中一场贴中了冷门的赛马“喜鹊批”，抛离了其他对手，成为第一届的第一名，可见他对于“赌马”甚有心得，《马经》写得非常成功。因为喜欢赌马，蹄风认识了不少香港的武术高手，比如香港白鹤派的宗师吴肇忠，太极拳名家董英杰，都曾经为他写的小说题过字。蹄风的小说在东南亚很畅销，名气甚至超过了香港。
在香港，根据武侠小说改编成为武侠电影，以金庸和梁羽生的作品为多，台湾则是卧龙生和诸葛青云为最。其实在那个年代，蹄风的武侠小说被改编成武侠电影的数量，也并不在少数，从1961年到1963年，改编自蹄风小说的武侠电影，大概有十部，并不逊色于同时期的梁羽生。1961年改编的首部电影，由罗维导演、林黛主演的《猿女孟丽丝》，同一时期，亦改编拍摄《天山猿女》，由尚在童年的萧芳芳主演。
蹄风《猿女孟丽丝》报载本
蹄风的大部分武侠小说都相互关联，构成一个清代初期包含十多部小说的大系列，从康熙一直写到乾隆。武侠小说几部相关联，构成系列，几乎是当时很多香港武侠小说作家的习惯，最为代表的是梁羽生的“天山系列”，连绵二十多部，从明朝初年写到清朝中后期，金庸也有“射雕三部曲”。蹄风的系列小说，按照故事发生的时间，《天山猿女》讲的是猿女孟丽丝由猿猴养大，在西藏的噶丹寺为天龙派扬名，其中穿插有明末遗民抗清的情节。《猿女孟丽丝》讲的是孟丽丝与江南八侠甘凤池、吕四娘等助雍正登位后，遭雍正出卖，孟丽丝被雍正迷奸，成了雍正皇妃，结下一段孽缘。《清宫剑影录》讲司马长缨及王雪莲一对侠侣刺杀雍正。《武林十三剑》讲述乾隆的十四皇叔有个女儿飞凤郡主，她爱上司马长缨，假称失身于司马长缨以作威胁，逼司马长缨离开王雪莲。《龙虎下江南》则是司马长缨与群侠在江南大会的擂台上歼灭作恶多端的飞凤郡主。
蹄风写入小说的角色可说海纳百川。除了与雍正传说关系最深的江南八侠外，晚清小说《圣朝鼎盛万年青》中的冯道德、周日青也都被用上，还有武术史的内家拳家王征南也在其中。更特别是，梁羽生《白发魔女传》的卓一航和玉罗刹，也出现在《密勒池剑客传》里，蹄风还为二人写了一个女儿卓映霞。同样，金庸《书剑恩仇录》里的天山双鹰和白振，名字也出现在蹄风的小说里，身份也有相似处。蹄风小说成了当时清朝武侠人物集中地，虽然不免有蹭金庸、梁羽生热度之嫌，但也可以反证蹄风确有想象力。
蹄风小说的地位，并非凭借他人的角色来完成，同样创造了一批独特人物。最著名的是“猿女孟丽丝”，这个灵感，明显来自“人猿泰山”。孟丽丝最惊人的情节，是身为女侠，却遭雍正迷奸，然后甘心做了他的妃子。正义的女主角竟然成了大反派俘虏，在当时武侠小说通行正邪不两立的风气下，这样的写法破格而大胆。
蹄风小说里另一超越寻常的人物，是蒙古佛教的女菩萨沙哈洛，她在蹄风几部小说中都有出场，而且戏份颇重。身为女活佛竟然和江南八侠中的王春明发生关系，还生下私生女王雪莲，成为另一核心人物司马长缨的情侣。司马长缨也和书中的女魔头飞凤郡主纠缠不休。反派女主角爱上男主角并非新创，但是飞凤郡主的特别之处在于，她没有因为爱上司马长缨而改邪归正，依然大杀正派侠客，这才是与众不同。
蹄风具有一种现代作家创作需要的硬心肠，他敢于让重要的正派角色被人杀死。正派角色像甘凤池、吕四娘、了因全都死于飞凤剑下，飞凤女魔头的形象予人印象深刻。这也是当时很多武侠小说家写不出来的。
在罗斌眼中，香港的武侠小说作家群中，1959年的蹄风，足以与金庸、梁羽生颉颃。
罗斌究竟如何说服了蹄风，目前没有资料可考，但是，在1959年4月1日，《武侠世界》创刊发行，第一页印着“督印人罗辑”（罗辑，究竟是罗斌的化名，还是当时印错，存疑）“主编蹄风”。创刊号16开，55页，封面上印着蹄风的《铁掌雄风》、金锋的《虎侠擒龙》、石冲的《武侠电影纵横谈》等标题。
如果细心统计一下，1959年，武侠小说在香港正步入“烈火烹油、鲜花着锦”的盛况。1959年的3月，金庸在《香港商报》上连载的《射雕英雄传》已经接近尾声。此前的1957年，张梦还在《武侠小说周报》连载《沉剑飞龙记》，广受欢迎。张梦还文笔极佳，小说写得精彩纷呈，孰料《射雕英雄传》刊出后，香江震动，与张梦还的《沉剑飞龙记》打起了对台，“战况”激烈，被称为“龙雕之战”。1959年的1月1日，梁羽生在《大公报·小说林》连载其平生代表作品《萍踪侠影录》。武侠小说的阅读量日渐提升，成为香港人的重要休闲方式。
据《香港商报》记者余江强撰文记述，金庸创办《明报》后，自然不再替《香港商报》写武侠小说。1959年5月19日，《射雕英雄传》完结，《香港商报》想请梁羽生助阵，奈何梁羽生《萍踪侠影录》写得热闹，无暇分身。匆忙之际，《香港商报》总编辑张学孔、副刊编辑李沙威、编辑主任张初几人商量了一下，决定让自己报社的编辑李钦汉顶上，并在报上先发预告，类似当初罗孚推出梁羽生的《龙虎斗京华》。
李钦汉是体育版的编辑，小说题目都没有。编辑部又集体帮他“度桥”（粤语：出主意、想办法），张初起书名叫《赤心红侠传》，李沙威给他起笔名为杨剑豪。
李钦汉写作模仿金庸的文字和叙事手法，一写就是两年，完成两部小说《赤心红侠传》和《鸳侠盟》，后来都出版了单行本。金庸很看重他的写作，向《香港商报》建议，让李钦汉脱产，集中写武侠小说。可惜李钦汉要兼顾许多工作，没有再写武侠小说，但笔耕不辍，写了大量散文、影评、小说等，也编写过“马狗经”，曾写过专栏，就叫《古惑狗》，是个写作方面的多面手。
金庸除了1959年5月20日在创刊的《明报》开始连载《神雕侠侣》，此前的2月9日，因当时还没有独立创业，抹不开老东家《大公报》的面子，在其子报《新晚报》上写了一部《雪山飞狐》，6月18日连载结束，留下一个开放型结尾。
《大公报》的编辑周榆瑞举行家宴，邀请金庸和梁羽生参加。金庸当时和梁羽生等人专门讨论过《雪山飞狐》的结尾，大家都表示比较新奇，但并不赞同。
事实证明，小说确实“惊起一滩鸥鹭”。《雪山飞狐》的叙事手法是罗生门式，但这个结尾，金庸说是借鉴了马克·吐温写的一则中世纪的传奇故事。一个公主爱上了一个武士，但武士爱上了她的宫女，国王让武士在两扇门之后选择，一扇门后是他爱的宫女，如果他打开这扇门，可以和宫女结婚；另一扇门后是饥饿的狮子，如果打开这扇门，他会被狮子吃掉。公主知道两扇门后的秘密，她该如何给武士暗示呢？当然两则故事的意义并不相同。这部作品在金庸十五部作品中并不起眼，排名居后，但它别树一帜。
家宴的组织者周榆瑞，大陆读者可能并不熟悉，但是在当时香港，周榆瑞名列《大公报》“唐宋金梁”“四支健笔”之一，也写武侠小说。
金、梁二人，耳熟能详，无需多言，“唐”是指笔名“唐人”的严庆澍，“宋”就是笔名“宋乔”的周榆瑞。
大陆读者识得宋乔，大半因为一部《侍卫官杂记》，当年风靡一时，记忆中，封底还印着“内部发行”的字样。周榆瑞当年曾以记者的身份派驻南京，近距离接触过蒋介石，对蒋政权上下官员以及各种小道消息颇为熟稔，以“宋乔”笔名写出了《侍卫官杂记》。此书后来流传极广，行文幽默，彼时文化部副部长周扬曾接见周榆瑞，对其书赞赏有加，但周榆瑞自己并不满意，因报纸连载，写得过于散漫。
《侍卫官杂记》的成功，激励了《新晚报》的总编辑罗孚，罗孚又让严庆澍写出一部洋洋大观的《金陵春梦》。《金陵春梦》的影响程度远超《侍卫官杂记》，记得我小时候还曾和别人闲侃过蒋介石原来叫“郑三发子”，听得别人连连惊叹。而我讲的素材，就是来自这部小说，事实上，严庆澍连蒋的门都没进去过。
严庆澍取笔名“唐人”，与“宋乔”对应，唐宋是两个朝代，而陈文统笔名“梁羽生”，梁也是朝代，等到金庸，金还是朝代，四人相映成趣。
香港光明出版社印行，田牧风《域外屠龙录》第一集封面
金、梁撰写武侠小说，迅速崭露头角，周榆瑞见猎心喜，在《新晚报》上也连载了一部武侠小说《域外屠龙录》，署名“田牧风”。
田牧风是周榆瑞，这个内幕，是金庸在《谈<彷徨与抉择>》一文中说的：“他曾以‘田牧风’的笔名，在《新晚报》写过一部长篇武侠小说，书名似乎叫作《异域英雄传》。他对外国有兴趣，因此中国武侠小说的背景也搬到了外国。这部小说人物的性格模糊，故事缺乏高潮，男女侠士动不动就结婚，因之报馆中有一个同事在背后挖苦说：‘这小说的书名应当改作《侠客结婚记》。’我只对榆瑞简单地提了几次意见：‘对话太多，情节不够紧张，没有作为中心的人物和故事。’却没有好好的和他讨论，如何补救和改进。现在想来，不禁内心有愧。虽然，这种游戏笔墨本身并无多大价值，他在这方面尝试失败，那也算不了甚么。”
金庸在文中提到书名是《异域英雄传》，后来香港伟青书店出版实体书，名字是《域外屠龙录》。
伟青书店出版的《域外屠龙录》时间久远，市面上已经见不到了，但是好友赵跃利是武侠小说的收藏家，他收藏了一套香港光明出版社印行的《域外屠龙录》，书名一样，内容一样，署名是“田风”，显然，田牧风和田风是一个人。
限于诸多原因，跃利兄也自承没有能力找到当年的《新晚报》核对。不知金庸“似乎叫做”并不准确，还是连载时和后来结集出书，名字不一样。但是观其内容，“男女侠士动不动就结婚”，甚至说“书名应该改作《侠客结婚记》”，则不免有些夸大。
《域外屠龙录》故事背景是元朝，讲述范仲淹的后人范文玄，机缘之下，拜武当派黄裳道人为师，学习武艺，并且与师妹两情相悦。按照传统武侠小说套路，情节发展下去，就是各路英豪逐渐团结在主人公周围，抵抗外族侵略，推翻残暴的元朝政权，期间有男女侠客的爱情，最后建功立业大团圆。但是作者偏偏打破常规，整部小说，没有秘笈，没有奇遇，没有藏宝，也没有复仇，能力超凡的反派角色没有，武林大会什么的更加没有。可能唯其这样，读者的兴趣也就淡然了。
周榆瑞文字生涯中，仅写了这么一部武侠小说，后来他离港赴美，出版了一部自传体的书《彷徨与抉择》，昔日好友金庸回应了一篇《评<彷徨与抉择>》，引起了香港报纸各派阵营的一场笔战，恐怕当事人也始料不及。
周榆瑞1980年3月26日病逝于伦敦，享年六十五岁，一生传奇。
遥想《大公报》当年同仁聚集在周榆瑞家的客厅，一起讨论胡斐的一刀到底是劈不劈下去的时候，大概是西风残照里最后的愉悦时光。
香港武侠小说的发展历史，因金庸、梁羽生“双子星”过于闪耀，对于其他作家及作品缺少相关资料记载，很多作家的生平，并不十分清楚，近年经过一些武侠小说爱好者的广泛搜集，除金庸、梁羽生、蹄风、牟松庭、张梦还等人，还陆续发现杨剑豪、唐斐、孙寒冰、林梦、孟英、梁枫、高峰、彭浩一、官溪室主、散发生、商清、避秦楼主、何剑奇、东方骊珠、萃文楼主、双鱼楼主、童庚金等人的一些资料。根据香港出版的武侠小说数量，以及书后所附广告中的作家名字来看，今日对香港武侠小说的了解，依然还有距离，而对于中国武侠小说史而言，少此一块拼图，大有缺憾。
香港“新派”武侠小说作家，与同时台湾武侠小说作家大多专职武侠小说写作不同，香港专职武侠小说作家不多，上面提到的作家，多为兼职创作，可称“雅好”。
从中国武侠小说发展历史来看，女性作家介入武侠小说的创作，公认是在新世纪之后，“大陆新武侠”推出了“女性作家群”，如沧月、步非烟、盛颜、慕容无言、沈璎璎、楚惜刀等人，香港则有郑丰，台湾有荻宜。但是香港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还是有女作家曾执剑步入武坛。
梁枫，原名梁慧珠，另有笔名端木红，1925年出生，广东中山人，香港资深女作家，写过大量文艺小说，如《嫁衣》《风雨故人》《蓝千叶》《一串小梦》《天山之约》等，也写过若干专栏。若无新发现的资料，她可能是当时唯一写长篇武侠小说的香港女作家，武侠作品虽然只有《丹心奇侠》和《剑胆游侠》两部，但是填补了“新派”武侠小说女作家这一空白。梁枫的两部小说独立成篇，《剑胆游侠》又是《丹心奇侠》的续书。《丹心奇侠》讲述飞山燕李红霞与周天晓、王霸天之间的恩怨。《剑胆游侠》则是飞山燕徒弟的故事。
倪匡曾在文章中素描梁枫，说梁枫个子娇俏，性格活泼爽朗，十分好客，甚至可以在她香闺里喝酒胡闹。梁枫一直坚持写作，虽性格爽朗，但为人低调，从不张扬，可惜她的武侠小说早已绝版，难以领略其刀光剑影的文字风采了。
还有写作《冰霜剑华录》《铁骑英烈传》的孙寒冰，原名张易扬。当然，这个名字，读者并不熟悉，可是他更为人熟知的名字是张彻。没错，就是香港导演张彻，武侠电影的巨匠。
张彻自承：“我在《铁骑英烈传》里所写到的人物，关于清廷和太平天国方面的人，无一至于杜撰，不但双方的重要角色，只要文中写出姓名的，即使是一个小兵之微也都有所根据。”照此说法，这部武侠小说应当名标史册，可惜张彻偏要在武侠小说里发挥“武侠无用论”，侠客纵有通天本领，也非洋枪、洋炮之敌，可谓“否定武侠的武侠小说”。情怀固然可嘉，反思亦可圈点，但读者是否买账，则是见仁见智了。
罗斌创办的《武侠世界》，首开专门刊登武侠小说杂志的先河，每周一刊，读者一次读到的字数更多，远比在报纸副刊上阅读更为过瘾，一时间，《武侠世界》大卖，每期发行量达到一万余册，并且遍及东南亚的越南、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等地。
罗斌是生意人，他把在“环球”旗下的《西点》《蓝皮书》里面连载的武侠小说，重新刊登在《武侠世界》。刊登旧稿之外，新稿转移在这块阵地，一边连载，一边由旗下的环球出版社、武林出版社出版单行本，七八十页一册的薄本，至今还受到武侠爱好者和收藏者的追捧。
除了《武侠世界》，1959年10月5日，罗斌还创办了《新报》，除刊登香港新闻，主要登载《马经》和《球经》。
蹄风武侠小说和《马经》写得好，更兼有一手好书法，《新报》的报头就是他所题，《新报》发行，他也一直为《新报》写《马经》。
罗斌有他的“生意经”：“我每天要出版新刊物和《新报》，有些是无本生意，例如印刷可以用报纸的剩余纸张，《新报》的开度窄一点，剩余纸张就多一点。排版印刷呢，反正都有伙计，有机器，能做就做。出版这么多，一些赚得多，一些赚得少，但总归是赚嘛。”
《武侠世界》的创刊，让《明报》老板金庸见猎心喜。极具生意头脑的金庸，自然不会让罗斌独占风头。《明报》经过半年多的运行，在1960年1月11日，创刊《武侠与历史》杂志。为吸引读者，金庸一出手，还是武侠小说——他给1959年的《雪山飞狐》，写了本前传《飞狐外传》，跟《武侠世界》打起了对台。
1960年1月11日《武侠与历史》首期刊载《飞狐外传》
《武侠与历史》第1期，还刊登了署名“燕人”的文章《还珠楼主的武侠小说》。紧接着，1960年1月15日香港《真报》“虻居杂谈”专栏，衣其写了篇文章《推荐<武侠与历史>——这题目实在大了些》，在文中赞扬燕人《还珠楼主的武侠小说》一文，并说：“在探讨武侠小说发展的过程中，将武侠小说提高到理论上来评价……”
衣其者谁？青年倪匡是也！
在刊发小说的《武侠与历史》杂志，出现一篇论述武侠小说理论的文字，又是为何呢？
此前不久，学者胡适在一次演讲中，抛出了“武侠小说是下流的”这一言论，1959年12月，演讲内容在香港发表。12月8日，金庸读到演讲内容后，迅速做出反应，12月10日在《明报》发表社评《最下流之胡适之》。此事并未就此完结，1962年，《明报》还在报道中嘲讽胡适是“鸡鸣狗盗”之徒，就在这一年，胡适去世，这本是件大事，然而《明报》仅仅在第四版中间登了篇幅很小的报道，金庸本人也没有表示哀悼。由此可见，胡适批评武侠小说的态度，刺伤了金庸。
胡适言论发表后，以他在文化界的地位，台湾自然鸦雀无声，香港虽有倪匡撰文公开反对，但毛头小子的声音微弱得很。
《武侠与历史》创刊号上，推出关于武侠小说研究的文章，除了有与《武侠世界》争锋的一面，也可视为金庸对“武侠小说下流论”的抗议。
《武侠与历史》开始的全名是“武侠与历史小说杂志”，原来是旬刊，每月逢1日、11日、21日出刊。大约在1961年下半年第45期开始，改版为周刊，每逢星期五出版。名字定为《武侠与历史》，内容除了武侠小说以外，还有相当数量的历史小说，封面亦是如此，除武侠以外，大部分是历史人物或者文物古迹。早期内容还包括武术和格斗方法以及动作冒险小说。
最早的《武侠与历史》编辑部中，金庸并没有挂名，大约是从1962年开始，总编辑金庸的名字才出现在杂志版权页上。
《武侠与历史》始终以金庸武侠小说撑门面，除了杂志创刊前，金庸已经发表的《书剑恩仇录》《碧血剑》《射雕英雄传》《雪山飞狐》《神雕侠侣》五部作品外，其后的十部作品，只有《白马啸西风》和《素心剑》（《素心剑》，金庸小说《连城诀》原名）没有现身，其余八部均在《武侠与历史》杂志上登载过。
《飞狐外传》是金庸专门为《武侠与历史》撰写的作品，连载从第l期到第74期，其间有9期空缺，实际连载为65期，时间是1960年1月11日至1962年4月6日，历时两年三个月。在《飞狐外传》连载过程中，第37至40期，穿插了4期的《鸳鸯刀》连载，时间为1961年1月11日至1961年2月21日，刚好一个月。《鸳鸯刀》与《飞狐外传》一样，也是首次发表在《武侠与历史》上。
《武侠与历史》除了金庸外，武侠名家中仅仅有梁羽生、古龙、温瑞安、倪匡等作家的作品，其他众多武侠名家在《武侠与历史》上难觅芳踪。
这件事当然与罗斌有关。
金庸开新书，武侠杂志又多一种，武侠迷当然欢呼雀跃，罗斌则忿忿不平。金庸一出马，谁堪与争锋？
罗斌自忖，金庸如此锋芒，香港也只有梁羽生可与之颉顽。可梁羽生是左派《新晚报》中流砥柱，岂会为右派的“环球”系拔刀相助？
为争取读者，罗斌将目光投射到了海峡的对岸。
《武侠世界》创刊时，1959年台湾的武侠小说，已经是松茂竹苞的黄金年代。老作家郎红浣写出了最后一部作品《黑胭脂》；成铁吾正在模仿还珠楼主写作剑仙小说《南明侠隐》。而台湾武侠小说“四霸天”里，伴霞楼主《青灯白虹》三部曲接近尾声；卧龙生写到了他的第三部作品《飞燕惊龙》，自出机杼，探索属于自己的写作风格；诸葛青云在《自立晚报》连载姊妹作《紫电青霜》和《天心七剑荡群魔》；司马翎写出了他的早期代表作《剑气千幻录》。
这一年，国民党北伐、抗日名将萧之楚的次子萧敬人，入读中原理工学院化学系，不喜欢理工科的他，取笔名萧逸，撰写武侠小说处女作《铁雁霜翎》。
这一年，高中生刘兆玄十六岁，是国民党空军上将刘国运的第五子，为挣零花钱，以上官鼎笔名写作武侠处女作《芦野侠踪》。此时，谁也不会想到，这个没事写写武侠小说的孩子，以后会成为台湾清华大学校长、东吴大学校长、台湾地区“交通部长”“行政院院长”等。
这一年，武侠小说的奇才古龙，还在翻译英文小说，没有步入“武坛”。
与香港武侠小说作家的兼职写作不同，台湾的武侠小说作家因为稿费优渥，大部分为专职创作，全盛期时，超过四百位作家在“武坛”上挥戈纵横。
之所以有如此大的作者群，与武侠小说写作门槛较低和高回报的稿费分不开。
香港的武侠小说作家“家国情怀”较重，在从事其他职业或者专栏写作之外，创作的武侠小说都有明确的历史背景，甚至期望表达一种历史思考或者政治观点。而台湾政治空气较为紧张，又因“暴雨专案”（1959年底，国民党政府下令执行“暴雨专案”，主要目的是为了防止所谓留在大陆作家的作品在台湾宣传、流播，但连带波及了当时香港的诸多作家，金庸、梁羽生等人的作品也在名单中）的影响，武侠小说逐渐进入一个不知“今夕何夕”的年代，侠客们不再为动荡的时代而仗义奋起，转而抢夺秘籍、寻觅宝藏。这些作者以写作武侠小说为职业，也并非怀揣理想，正如诸葛青云所言：“此世虽无文字狱”，“著书仍为‘稻粱谋’”。诸葛青云说，1960年左右，他写一本武侠小说，稿费五百元，每月薪水约八九百元。
彼时的一本，不是我们今日理解的厚厚一册书，而是薄薄一本，大概七八十页，两三万字，一部长篇武侠小说，往往要写数十本。以诸葛青云的写作速度，一个月写两本，并不是什么难事。
那么一本五百元的稿费，在当时台湾的收入是什么水平呢？
叶洪生、林保淳合著的《台湾武侠小说发展史》中提到：“通常一位初出道的新手月撰两集（两本），即可获得一千元以上的报酬，大约相当于1960年代一个中级公务员的工资（本俸）。”
以此观之，五百元的收入，仅仅是“新入行者”的价格，而那些武侠名家稿费会更高。有的新人则通过和出版社商谈，稿费还可以涨一些。
台湾武侠名家秦红在接受林保淳采访时谈到：“《无双剑》写了八个月，十几万字左右，大概只有一半，就拿去家附近的大美出版社，五天后出版社给我答复，答应我一册（约二万余字）六百元，讨价还价后改为八百元，我接受了。”
《台湾武侠小说发展史》中，提到台湾武侠作家的稿酬是五百至三千，那么能在武侠小说史上留下一定数量作品的名家，应该都能到一两千元。
萧逸自己在一篇采访中谈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台湾，有五位武侠小说作家可称‘一流’：‘卧龙生、司马翎、诸葛青云、古龙、我。’萧逸说，判断的标准是稿酬：‘两万字左右的一本书，稿费一般是八百元，能拿到二千元新台币以上，就算是最高酬劳，只有我们五个人。”
武侠作家除了出版薄本的稿酬，同时还会有报刊连载的稿酬。一般而言，稿酬标准为每千字四十元左右，比起同时期台湾纯文学的稿酬五十至百元要低，但是武侠小说写作，动辄几十万字，写作速度也要快得多，收入相当可观。
以平均每天写二三千字计，一个月就是六到九万字，最少能出两本书，按八百元计算，最低能收入一千六百元。而这些作家，往往都是一稿多投，台湾、香港、新加坡同时发表，总计收入要过万元，远超普通公务员的收入。实际上，这种计算还是保守的，后起之秀温瑞安曾经说他一小时写四千字，而萧逸有十七家报刊连载的纪录。
如此高的稿酬，高中生刘兆玄可以借此一路读完大学，直到去美国留学前，才停止创作，更遑论古龙、司马翎、卧龙生、诸葛青云、萧逸这样量产的名家了。
远在香港的罗斌，嗅觉异常灵敏，目光直接锁定这些台湾的武侠作家：如果香港没有作家可以与金庸、梁羽生比肩“论剑”，那我就让台湾的武侠作家来！
但是，找谁来先做这一战的“先锋将”呢？罗斌左思右忖，想到了卧龙生，相中了他当时深受读者喜爱的小说《飞燕惊龙》。
《飞燕惊龙》于1958年8月16日在台湾《大华晚报》开始连载，1961年7月8日全书刊完，彼时，尚在连载当中。
旧稿重登，卧龙生自然并无异议。但是罗斌的心思缜密，知道《飞燕惊龙》的连载内容，有从台湾流入到香港，《武侠世界》绝不能原刊照登，于是提出，小说要翻新。卧龙生不解，罗斌说，故事不变，要将书中人物名字更易，主人公杨梦寰改为马君武，朱若兰改白云飞，沈霞琳改李青鸾，李瑶红改苏飞凤，赵小蝶改蓝小蝶，陶玉改曹雄……书名也改为《仙鹤神针》，这样粗略看起来，就是一部全新的作品。
卧龙生为人宽宏，只要能有稿费收，凡事可商量，于是《仙鹤神针》开始在《武侠世界》连载，笔名改成跟“金庸”读音相似的“金童”。如此一改，宛若雨落昼出彩虹，《仙鹤神针》大受欢迎，一下子架住了金庸的攻势。
我幼时曾读《飞燕惊龙》，后来得知卧龙生有一名作《仙鹤神针》，寻来看后，殊为不解，真是“似曾相识燕归来”，后来写作《中国武侠小说史话》一书，梳理武侠小说资料，才解开了这个疑惑，原来是作者在“盗”自己的“版”！
《仙鹤神针》摇身一变，成为香港武侠迷的心头之爱，一时间，倾慕马君武、李青鸾、白云飞等书中人物的读者，并不比郭靖、黄蓉、洪七公少。
《仙鹤神针》的连载方式，也较为奇特。不知是否信心不足，该作品首先是以“中篇小说”的形式刊登，名为《群雄争夺藏珍图》，发表于第35—37期，光虹插图。故事在第一次《归元秘籍》争夺，群雄受愚后，即宣告完结。在一个多月之后的第45期，接续下去。编辑对此解释：“原准备等全书完结出单行本，后又决定先连载后出书云云。”这次连载，直到1961年的第110期，才全部结束，基本追上了台湾连载的进度。此后，卧龙生又将《箫声震武林》（1962）、《素手劫》（1963）等重要作品，陆续在《武侠世界》刊载，直至1994年的《一代天骄》，合作时间竟达三十四年之久。时间之长，堪称绝唱。
1961年，罗斌乘势改编小说《仙鹤神针》，与缪康义合资拍摄电影，共计三集，成绩斐然，于是自组“仙鹤港联影业公司”，十年间拍摄逾四十部电影，大部分都是由他出版的小说所改编。罗斌为拍摄电影，事事亲力亲为，布景、道具、发饰和服装设计层出不穷，结局还来个大合唱，成为“仙鹤港联”的特色。是以，除了出版界，罗斌亦为电影界培育了不少精英，如导演陈烈品、罗炽，美术设计师董培新，还提拔了雪妮、曾江、黄文慧和罗爱嫦等演员。
当初罗斌给卧龙生在香港取的笔名金童，到了后来，竟成了“环球”旗下的一块招牌，他旗下的出版社，很多不是卧龙生的武侠小说，也被他冠以金童的名字出版。比如1961年古龙的小说《剑毒梅香》也以金童之名，在香港出版，名字改为《梅花剑侠》。卧龙生只要能有稿费拿，一概不追究，其小说的混乱，从早期出版，就是一笔糊涂账。
卧龙生跨海而来，虽然无法在对抗金庸上取得最佳的效果，却无疑提升了《武侠世界》的人气和知名度，《武侠世界》自此进入全盛期，基本网罗了港台绝大部分的武侠小说名家。
台湾的这群“过江龙”，个个身手不凡，俱有绝技，漂洋过海与香港作家们同台竞技，互相切磋，终在香港武侠小说历史中留下灿烂的一笔。继卧龙生首先“骑仙鹤，携神针”，诸葛青云随即飘扬“夺魂旗”，秦红凌空“一剑香”，高庸长叹“感天录”，萧逸亦作“镖客行”，孙玉鑫也是“无毒不丈夫”，东方玉“惊起北山龙”，东方英不惧“烈日飞霜”，东方白弹起“无弦琴”，“司马紫烟夜谈“侠客列传”……到1967年，“奇才”古龙成就了《武侠世界》“铁血传奇”，从此，楚留香这个名字，在虚构的“武侠世界”中摇曳生姿。
没有台湾武侠作家们的大量作品涌入，不可能有《武侠世界》的辉煌。金庸固然是当仁不让的“武林盟主”,但武侠小说的兴盛是千百位作家们的共同努力。
武侠杂志之间的较量，对于武侠小说作者和读者无损，作者有稿费可拿，自然欢欣，读者有大量作品看，亦是乐事。
《武侠世界》广告页上说“名家众多，猛稿如云”，有人曾言，《武侠世界》网罗港台所有武侠小说名家，此语略有夸张，至少香港“新派”武侠小说两大开创者金庸、梁羽生就不在其内。少此两大高手，罗斌虽语焉不详，亦可视为若有憾焉。
金庸1959年创办《明报》后，从不为别家刊物撰稿，终其一生，仅为《明报》执笔。至于梁羽生，隶属香港左派《大公报》阵营，乃御用作家，更不轻易为它刊撰稿，即使老同事金庸求助，亦曾被拒。
金庸当年准备创办《明报》，曾邀请梁羽生，以期双剑合璧，天下无敌，业必有成。不意梁羽生几经考虑，婉拒金庸好意。
梁羽生事后对友人说：“不是我不想帮老查一臂之力，而是我家食指浩繁，万一有什么差池，我会陷入困境。好马难吃回头草啊。”由是可知，梁羽生是怕家庭受累。
晚年梁羽生颇有悔意，非是欣羡金庸功成名就后的席丰履厚，而是期盼能如金庸一般，享有更大创作自由和空间。事实上，梁羽生平日风趣幽默，爱开玩笑，远比讷于言辞的金庸逗趣。今有不少武侠小说评论家，调侃梁羽生不如金庸，可谓不明底蕴。
梁羽生跟金庸是同事和好友，和倪匡却少有交情。倪匡曾公开批评：“梁羽生的小说不大好看，我看不下去。”
直性子的倪匡毫不容情地评论梁羽生的作品，身为名家，分量自不轻，的确影响了不少读者阅读梁羽生小说。
梁羽生的小说是否真如倪匡说得那样不堪一读？
《七剑下天山》《云海玉弓缘》《萍踪侠影录》三作，掷地铿锵，不弱金庸。唯梁羽生供职于左翼报纸，左支右绌，难以尽展所长，更加要为稻粱所谋，成书三十余部，赶工之下，水平参差不一。梁羽生更没有金庸之雄心，整体修订作品，也影响了他的小说质量。
罗斌也不喜金庸，原因有二，首先是同行是冤家，《武侠与历史》与《武侠世界》互争锋芒。其次，则是金庸撬走了罗斌的爱将倪匡。
1957年，倪匡初到香港，在《工商日报》发表了处女作，收到一笔稿费后，看到《真报》有篇文章，连载三天，讨论香港的国际地位。《真报》社址在香港荷李活道三十号二楼，属于销量不错的右派报纸，和《红绿日报》《超然日报》等报纸，还在奉“中华民国”为正朔。
倪匡觉得作者的观点颇堪商榷，于是执笔为文，洋洋洒洒写了一大篇，驳斥作者对大陆不了解，投到《真报》编辑部。想不到，报纸竟全文刊出，并标明是读者来稿，与该报作者意见相违云云。此后两个月间，倪匡笔伐二十几个回合，从中国近代史到中国社会各方面的问题都涉及到，直到文章作者陆海安约他见面。
陆海安是《真报》的编辑，他们谈了一个下午，十分愉快。陆海安发给倪匡一笔九十元的稿费，这对当时的倪匡来说，不是一个小数目。陆海安知悉他还未有工作，就请他到《真报》上班。
《真报》也是一家小报纸，倪匡初入职的名衔是“办公室助理副校对”，实际上是杂物、校对、写稿一脚踢，那时倪匡也没想过自己以后会以写小说为生，只是以“衣其”为笔名写《虻居杂文》。
某天碰巧台湾武侠小说家司马翎断稿，陆海安急问报社中人谁可代续？司马翎当时在武侠界如日中天，无人敢应，独有倪匡言说：“我能！”倪匡当时只写过几篇小文，谁也不将他放在眼中。
陆海安望着倪匡，竟一时说不上话来，良久才说：“武侠小说？你也行？”
陆海安当然是不相信倪匡能写武侠小说的，因为倪匡此时还没写过武侠小说。
倪匡则信心满满：“我从小就喜欢看武侠小说，看多了就能写，绝对没问题。”
陆海安见情急势危，只能姑且一试。翌日，倪匡呈上续稿，陆海安看过，颇为吃惊，小说了无破绽，遂当即录用。
嗣后，司马翎续稿已至，陆海安爱才，问倪匡能写长篇否？倪匡只要有钱赚，马上答应。倪匡文笔流畅，桥段曲折，很快吸引读者注意。
在倪匡自述的《赤膊》一文和《哈哈哈哈》一书中，都提到过这件事，但是没有确指代笔的是哪一部书，但这可能是倪匡最早的武侠文字。查考司马翎在香港《真报》连载的首部武侠小说，是其早期代表作《剑气千幻录》，开始于1959年6月1日。而倪匡的第一篇武侠小说《瑿红印》，刊载于1959年10月24日。因此，倪匡代笔的小说，应该是《剑气千幻录》，但是究竟代笔的是哪一段，很多研究者都曾进行过猜测，始终没有定论，果然是“了无破绽”。倪匡最早期武侠三部曲依次是《瑿红印》《七宝双英传》《煞手神剑》，人物故事前后相关联，俱刊登于《真报》。
倪匡赢得了读者的关注，同时也引起罗斌的注目。罗斌认定倪匡深具潜力，遂开出深厚稿酬，拉倪匡来为他写书。
倪匡卖文为生，认钱不认人，遵命如仪。1961年，倪匡的《冷剑奇侠》在《武侠世界》发表之后，《一剑情深》《侠血红翎》《六指琴魔》《鬼箭神棋》《玉女英魂》《虎魄冰魂》《古剑残鞘》《追魂十二令》等倪匡早期重要作品，均在《武侠世界》先后刊载。其间更有长篇作品《万里雄风》，以及《杀气严霜》《廻光壁》《侠义金粉》等四五十个长长短短的中篇幅作品发表，直至1977年《血雷飞珠》刊载完毕，才基本离开《武侠世界》的舞台。他的作品与《武侠世界》结缘近二十载。
《武侠世界》为倪匡征集书名的广告
《武侠世界》为培养倪匡，曾为其新作造势。1962年在第159期，重金为倪匡的小说征求篇名：“本刊不日隆重刊出倪匡先生继《侠血红翎》后又一新杰作，由于结构空前新颖，特举办公开征求篇名，希请各读者踊跃参加。”接下来介绍小说内容：“一盒神秘货物，事主愿意付出四件价值连城的宝物，作为代价，要镖局送到一位大侠的家中，但是，那盒子里装的究竟是什么东西，却绝不能开启观看。这一个神秘的开始，和一连串神奇莫测，一移一变，诡异陆离的情节，使这部武侠小说脱离了流行小说的臼窠，向前突进了一步。无论是结构和笔法，都能使读者一新耳目。真正侦探小说结构的武侠小说，自此而始。”
办法：“（一）篇名字数不得超过七个字。（二）第一名奖现金港币二百元，第二名奖一百元，第三名奖五十元，入围奖十名，每名奖二十元代价券一张，凭券向环球出版社购取任何书刊。（三）本年八月十日截止，本刊一六二期公布。（四）来函请寄：香港新街七至九号武侠世界出版社编辑部。”
第162期，征名结束，答案揭晓：“经倪匡先生与本刊编辑部同仁研究后决定选用下列各篇名为一二三名”——“首名《六指琴魔》；次名《血海仇》；三名《热血寒涛》”。倪匡的长篇小说《六指琴魔》，也从这一期开始刊载。
设立奖金为一篇武侠小说征名，这在当时，甚至在《武侠世界》之后的一甲子里，都是绝无仅有的。
倪匡则以高质量的作品回报罗斌，倪匡以“魏力”为笔名撰写的一系列《女黑侠木兰花》轰动小说界，人人争看。1965年到1974的十年间，《女黑侠木兰花》系列六十部作品，在《武侠世界》先后连载。
然而，晚年的倪匡自言，自己从来未正式为《武侠世界》供稿，《武侠世界》却一直连载倪匡的小说，又是怎么回事呢？
罗斌是典型生意人，为谋节省开支，他把作家的文章先刊载于《新报》，再转登旗下的各类刊物，最后结集出版单行本。一稿分三次用，而稿费只付一次！其时，每期销路达两万的《武侠世界》，在“环球”旗下，只是敬陪末座！罗斌压根儿看不上它。
倪匡从《女黑侠木兰花》第一本《死光表》千字十元起，一路写至千字百元，仍未餍足，要求稿费再加。这已超过罗斌的负荷，要求高抬贵手，商议不果，宾主分手。
倪匡在为“环球”撰稿的同时，也在为金庸《明报》系统撰稿。
倪匡和金庸究竟何时初识，往事已杳，难以找寻，甚至当事人也未必能够确定。倪匡曾言，1959年底，《明报》曾向他约稿。1960年1月28日是大年初一，或者是阴历年底，亦未可知。前文说过，1960年1月15日，倪匡就为《武侠与历史》的创刊在《真报》撰文。究竟倪匡是在这篇文章发表之前还是之后，收到的约稿函，已经很难考证。倪匡在《明报》连载的第一篇武侠小说，叫作《罗浮潜龙传》（《罗浮潜龙传》结集出版时名为《南明潜龙传》），时间是1960年4月1日。收到约稿函后，倪匡也许构思了一段时间，因为毕竟要在《明报》刊稿，倪匡可能极为用心。1966年，倪匡还从金庸手中接任了《武侠与历史》的总编。
倪匡约从1977年前后离开《武侠世界》，从此与《明报》愈走愈近。若论及稿费多寡，金庸付给倪匡的稿酬并没有罗斌给的高，甚至还要略欠。倪匡数次让金庸涨稿费不果之事，已经成为很多书记载的轶事。然而，稿酬谈不拢，倪匡却投向比自己稿费给的还要低的金庸，罗斌心中自然是大为不悦。
一向为稿费写作的倪匡，如何会转移性情呢？问到此事，倪匡自道，因为仰慕金庸才华！他说：“未读查先生小说之前，我想这个人写‘武侠小说’大抵不会比我高明许多吧！一看之后，吓了一大跳，世上哪有写得那么好的呢？要命！”
倪匡在《明报》初时以“岳川”笔名写武侠小说，《武侠和历史》上也刊出标明“金庸、岳川”合著的《长铗歌》《天涯折剑录》。倪匡后来易名“卫斯理”，舍武侠就科幻，写出“卫斯理”系列小说，自此一举成名。作家周显曾说：“倪先生的科幻小说多无实据，但好看；台湾张系国字字源出有自，不好看。”
看似开玩笑，却是肺腑之言，通俗小说最重要是好看，若以写作“纯文学”心态创作通俗小说，必然失败。
倪匡是曾经“大武侠时代”目前在世不多的见证者。2020年，八十五岁的倪匡，家住香港北角丹拿山，与太太相依为命，老夫老妻两人多病，几乎足不出户。2017年，为寻访香港旧日“武侠文坛”踪迹，我登门拜访倪匡，昔日风流潇洒的“香江才子”，竟然面相如佛，言笑无拘。我问起“金庸”和“岳川”合著小说之事，倪匡笑言，其实全部是他写的，挂上金庸的名字，更好卖一些。
倪匡“蝉曳残声过别枝”，投奔了罗斌的对手金庸，由是罗斌不满更大，甚至严令自己旗下的作家和插画家与金庸有任何联系。《武侠世界》的插图画家董培新回忆，他曾经想给金庸小说画插图，但罗斌始终不同意，直到罗斌退休，他才实现了当年的愿望，专门出版了两本金庸小说插图画册。
香港虽是弹丸之地，面积仅为上海的五分之一，但报业异常发达，在香港办报，无须执照，老板不限国籍、地域，注册公司就可营业。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是其报业的全盛期，据1996年出版的年报统计，香港有每日印行的报纸五十九份，刊物六百七十五份，仅1995年就新创办十八份报纸。
地域的优势只是外因，此外，香港还有着其商业化都市环境的内因。香港是典型的自由资本主义社会，商品经济规律支配社会，政府较少干预。港英当局与经济上“积极不干预”相对应，文化上也采取“消极不扶持”的态度，放任自流，导致了香港文化上的多元。
作为商业运作的报刊，虽然较少受政治所限，却要受商业法则的支配，报刊如不能获利，就无法生存。
香港的报刊因经营不善而自生自灭者众多,报刊经营者的所思所想皆是如何投合读者趣味,以期增加销量,其中尤以走大众化路线的报纸影响最大，形成了著名的“快餐文化”。这些报纸偏于刺激性、阴暗面的报道内容，如灾难、犯罪、暴力、色情等，并以提供娱乐内容为主，文字上简洁通俗、常用粤语方言。副刊上的专栏文章，古今中外，大事小情，无所不谈，既有发人深省的佳作，也有乱七八糟、色情怪诞的文字。
通过连载武侠小说吸引读者，正是报刊业庞大的商业需求。在这种情形下，香港武侠小说的写作，要求作者赶时间、抢速度，按时交稿，不容迟疑，几乎没有给作者留下精雕细琢的空间，武侠小说写作随意草率，势所难免。
金庸的小说后来能够“雅俗共赏”，与其多次的修订分不开。金庸亦曾多次谈到，他的小说自报刊连载到出版以致重印，修订之处很多，“约略估计，原书的十分之六七的句子都已改过了，原书的脱漏粗疏之处，大致已作了一些改正。”“现在修改校订后重印，几乎每一句子都曾改过。甚至第三次校样还是给改的一塌糊涂。”能够像金庸一样重新校订自己的作品,在武侠小说的写作中实属少见，多数武侠小说作者没有这样的幸运，他们甚至连重读自己小说的时间都没有。
武侠小说具有典型商业性写作的弊病,而刊载和出版武侠小说的报刊和出版社，为了能够迎合读者，以销售获利，也是毫无顾忌。
卧龙生《玉钗盟》，港版印行为《碧血金钗》，作者亦署名金童。
卧龙生的小说中，论及其代表作，往往众说纷纭，但是论起在当时影响力最大的一部，当推《玉钗盟》。
《玉钗盟》1960年10月1日连载于台湾《中央日报》，至1963年7月3日完稿，卧龙生的好友胡正群在其过世后，曾撰文描述：“那时大街通巷有很多卖早点的豆浆摊，吃豆浆的人一坐下，不拿烧饼，也不端豆浆，而是忙着找《中央日报》看《玉钗盟》。人人看《玉钗盟》，人人谈卧龙生，真是誉满天下，名动朝野。”
我曾在拙著《中国武侠小说史话》中对《玉钗盟》一书进行过专节论述。在《玉钗盟》中，卧龙生首创了将内功嫁接转移的桥段，并且提出武林“九大门派”之说，后来武侠小说作者，纷纷以此作准，只是偶有不同。复以争夺“武林盟主”为主线，塑造出口蜜腹剑、表里不一的反派代表。凡此种种，皆被后来者因袭模仿。
《玉钗盟》连载的同时，罗斌“环球”旗下的武林出版社，也印刷出版了薄本，更名为《碧血金钗》，作者金童，发行时间从1960年底开始，全套共四十九册。奇怪的是，在这四十九册中，真正与通行故事一致的，只有二十七册。1963年7月，“武林版”《玉钗盟》至第115章“宗涛大意说服群雄”：“一缕婉转的歌声，由石门中传了出来，凄凉幽沉，动人心弦，群豪只觉脚步愈来愈是沉重，心头如负重铅，斗志全无，豪气尽消，神情萧索的步出甬道，看落日西沉，已然是黄昏时分。”
这个出版时间，是台湾报纸连载结束的时间，文字也是这部小说通行的结局，然而“武林版”却并没有结束，而是接着这一句续了下去：“满天红霞，残阳如血。天地之间，充满了悲瑟的气氛，那股气氛，正笼罩在群豪的心头……”
接下来一续就是二十二册，一直发行至1965年10月，第四十九册完结。这段续写的文本，后来很少流传。作者本已完稿，书怎么出个没完呢？
《武侠世界》后期的重要作家西门丁先生，在微信中对这个疑问进行了回答：《碧血金钗》后续，是《武侠世界》编辑部集体“创作”。
西门丁曾问过时任的主编郑重，是何人执笔？郑重说：“好像有两三个人轮流执笔，执笔者已离开《武侠世界》。”
一部好好的作品，为什么要做这种“狗尾续貂”之事？答曰：“一来太受欢迎，二来罗老板要拍电影，连载必须继续，以便吸引观众入场。”
查考香港电影资料馆的资料，《碧血金钗》果然制作和放映于1963年至1964年，连续三集，罗斌为人之“商业性”，可见一斑。
金庸《明报》旗下的《武侠与历史》也未能免俗。
据程维钧《古龙小说原貌探究》一书考证，古龙发表在《武侠与历史》上的第一部作品是《绝代双骄》，这也是这部小说的首载，从1966年2月4日第274期开始，至1969年3月28日第429期结束。这个连载版本，比其他报刊连载和后来的结集本，多出了倪匡临时代笔的数万字。后经武侠研究者顾臻、于鹏查证，倪匡代笔部分在《武侠与历史》第302—305期，其中第304期断稿。
那么在《绝代双骄》之前，古龙是否就没有作品刊登在《武侠与历史》上呢？
武侠小说并非“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当年即为“快餐文化”，无人重视，刊载武侠小说的杂志，早已风流云散，想要得窥全豹，已属妄想。但岁月留痕，却也偶留鸿爪。机缘巧合，武侠小说收藏家赵跃利收存了几本零散的《武侠与历史》，竟然发现，还有一部古龙的作品，比《绝代双骄》捷足先登！
这两期《武侠与历史》，分别是第1965年2月26日第225期和第1965年3月19日的第228期，并不连贯，但就从第225期开始，连载了一部署名“龙鸣”的武侠小说《神剑娇花》。作者之名，殊为少见，翻开正文，小说第一章名为“凶残霸道，学武何为？”第一段：“冷风如刀，云层厚重，渤海之滨，更是风涛险恶，远远望去，但见天水相连，黑压压一片，浪涛卷上岩石，有如泼墨一般。”
紧接着，浓云中电光一闪，一个乱发披肩的人从海底走上海滩，打开一个油布包袱，第一个出现的人名、地名是“崂山飞鹤门灰鹤杨柏”。
《武侠与历史》关于《浣花洗剑录》抄袭的启事
这个场景如此熟悉，找来古龙的《浣花洗剑录》略一对照，发现《神剑娇花》除了把《浣花洗剑录》的“青鹤柳松”给改名成“灰鹤杨柏”，正文竟然毫无变化，只是将章节的回目名“一剑动江湖”改了。
下面文中，济南府十月十一日段落，出现了双环赵士鸿、八仙剑李青风、八手镖金大非、清平剑客白三空、白三空的大弟子莫不屈等人名，但是在《神剑娇花》中，白三空改为黄一实、赵士鸿改为钱士农、李青风改为陶化雨、金大非改为铁正，莫不屈没有改，可能因戏份不大，修改者没有理会。人名的修改也是非常有趣，基本对仗，柳松对杨柏、白三空对黄一实、金大非对铁正、青风化雨……
连载至第228期，其文字相当于《浣花洗剑录》第八章“两雄不两立”的开始，紫衣侯击败白衣人，这篇小说却遽然结束。完结的原因，编辑部特别发了一个“启事”：“本刊第二二五期起刊载之《神剑娇花》小说，经查悉系旧稿重投，兹特停刊。编者失察之处，谨向读者致歉。”
这段“启事”写得轻描淡写，将责任推为“失察”，其实是否真的“失察”，颇可商榷。
《浣花洗剑录》一书，《武侠世界》以《红尘白刃》之名，于1964年9月12日第269期至1966年5月28日第358期进行连载，香港《新报》连载也大致在这个时间段。“环球”旗下的武林出版社，自1964年11月开始出版薄本，至1966年6月，共出版19册，79章，与连载结束时间相同。
《武侠与历史》刊载《神剑娇花》时，《浣花洗剑录》（《红尘白刃》）已经连载半年，而且是罗斌的一贯做法，付一次稿费，报纸、杂志、书籍，同时推出，作为《武侠世界》的对手，《武侠与历史》编辑部不可能关注不到这部小说。
这件事是否是罗斌发现，授意读者举报的呢？可算一段未解之公案。一笑。
时间进入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武侠小说风光占尽，同时《武侠世界》也进入黄金时期。1960年后，靠着卧龙生、诸葛青云、慕容美等一众台湾武侠小说名家（彼时《武侠世界》广告统称为“东南亚名家”），其销量渐增，杂志的容量也一再扩张，页码增加到145页，到第561期，罗斌已经成功将当年定价八角的薄本杂志，办成了163页定价两元的厚书。加上罗斌优秀的经商才能，《武侠世界》销售遍及港澳台以及东南亚各国。至今，很多武侠爱好者还能从台湾、东南亚搜罗到《武侠世界》的旧杂志，可见当年盛况。
1970年1月25日，香港鹤鸣书业公司的老板张维，创刊了彼时香港第三本武侠杂志《武侠春秋》，出版社位于当时的香港九龙西洋菜街72号三楼，同时在香港、台湾、新加坡、泰国、越南、菲律宾、金边、澳门发行，至此，香港武侠杂志的“三国时代”正式来临。该杂志从创刊起，就网罗了包括古龙、卧龙生、诸葛青云、司马翎、慕容美、萧逸等众多台湾武侠名家，其起点之高，创作团队之强，可称强横。
后来被称为武侠宗师的温瑞安，其处女作《追杀》《亡命》亦是发表在《武侠春秋》。
1979年8月，温瑞安出版《四大名捕震关东》，在序言中说：“《四大名捕震关东》上册有两篇，一篇完成在我十七岁，另一篇则在十八岁。”
温瑞安武侠小说处女作，以“龙音”为笔名亮相《武侠春秋》
《追杀》于1971年8月18日发表于《武侠春秋》第72期，作者署名“龙音”，这也是温瑞安武侠作品发表时，所用的第一个笔名。广告如此介绍：“《追杀》是龙音君骄人之作，手法新、布局奇、情节出人意表！读后给人新鲜感觉。”
八年之后整理出版的文字，较为忠实地还原了连载的原貌，唯一变化的是，更改了小说的章节题目和章节划分。连载中：楔子、追击、伏击、中伏、血拼、流血、敌手、最后决斗等标题，悉数删去，重新划分章节，改为森林中的十三头狼、四十九剑等今天流行的标题。
一个月之后，1971年9月29日，《亡命》发表于《武侠春秋》第78期，因篇幅较长，分三期连载，至1971年10月13日第80期结束。作者署名依然是“龙音”。这次，《武侠春秋》给这个系列中篇增加了一个副标题——“四杀手故事之二”。这也是“四大名捕”系列，第一次有了系列名称。
《武侠春秋》在第79期的广告页中介绍：“在武侠小说新秀中，龙音是个佼佼者，文字短小精悍，意境清新可喜。《追杀》一文在本刊发表以来，甚得读友激赏，《亡命》是《追杀》之续篇，却是一个完全独立的故事，“四杀手”中老三追命，在本文中有不凡的表现，其办事之精明，武功之造诣，个性的坚忍比师弟冷血更上一层楼！”
从广告中可以看出，彼时的温瑞安，其实还没有对他日后的成名作“四大名捕”系列，有完整而清晰的创作计划。
除了“武侠新秀”，已经成名的武侠名家，如古龙、秦红、柳残阳等作家也陆续将作品发表的主阵地，从《武侠世界》转移到了《武侠春秋》，对《武侠世界》所造成的影响和压力，更是不言而喻。
然而，站在当时的时空，任谁也想不到，看似繁盛一时的武侠小说界，将要经历一场无形的变革。
1972年，金庸完成《鹿鼎记》的写作，宣布就此封笔，开始重新修订自己的全部作品。
也是这一年，古龙在陆续写出《铁血传奇》《多情剑客无情剑》《萧十一郎》《欢乐英雄》等名作，以《武侠春秋》上刊载的《风云第一刀》（今日通行名为《边城浪子》），达到创作中期的巅峰。金庸更亲自写信邀约，将《鹿鼎记》结束后的版面，让与古龙。古龙精心撰写《陆小凤传奇》，接过金庸在《明报》和《武侠与历史》的大旗。
卧龙生则逐渐放弃武侠小说创作，进入台湾中华电视台担任电视编剧和制作人；司马翎完成中期最后一部有分量的作品《玉钩斜》，另一部《独行剑》写到最后不了了之，继而本人也不知所踪，引来众说纷纭；诸葛青云、慕容美虽依然坚持创作，但笔力渐衰。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香港的经济高速发展，华人工业、新兴金融集团的崛起，催生新兴的中产阶层，与此对应的则是庞大的工薪阶层和市民阶层，香港逐步形成其国际金融、国际贸易中心的地位，娱乐方式日渐丰富，阅读武侠小说的读者群体也逐渐萎缩。
从杂志的版面变化来看，外部的环境，似乎并没有影响到《武侠世界》的销量。从1972年的669期开始，《武侠世界》在价格不变、页数不减的情况下，将原来18开，改版成大16开，并接着从698期起，第二次给杂志配上了双色插图——第一次使用双色插图是《武侠世界》创刊号。
《武侠世界》有此底气，首先与大量老读者的支持分不开，另外得益于罗斌的经营得法。
《武侠世界》从创刊起，多为长篇和与短篇交替刊载，约在300期左右，开始看到另一篇幅的作品出现。杂志标注为：“一（或N）期完武侠中篇”又或“巨型中篇武侠”。与短篇不同的是，其文字篇幅可以达到六到八万字，甚至更长。这种更加自由的写作，对于一些作者来说，显然能更好发挥长处。
最终，1970年5月23日的第561期，首次划分了作品的版块：“一期完巨型侠义传奇故事”“中篇新派奇情斗智故事”“长篇新派侠义紧张连载故事”。这种版面的划分，后期曾不断地调整名字，如第792期起，第二个版块名由“中篇新派奇情斗智故事”，改为“十万言中篇传奇故事”，第812期改“侠义中篇传奇故事”，之后这种版面形式，再也没有改动过。
这种新的刊载方式，尤其是“一期完巨型侠义传奇故事”，为《武侠世界》吸引了更多人气。读者哪怕只是临时购买，也能读到一个足够篇幅的完整故事。这种版面创新，促进了当时的销量，也是后来《武侠世界》能够坚持六十年的重要原因。
除了革新版面，在“武侠”题材上，《武侠世界》也进行了拓展和创新，引入了动作小说，比如岑凯伦的《玉面女金刚》系列（1967）、马云的《铁拐侠盗》系列（1968）、朱羽的《美人局》系列（1970）、冯嘉的《蓝衣双女侠》系列（1973）。除此之外，还有罗唐纳的西洋奇情小说（1962）、焦琴的历史名人故事（1965）、黄鹰的日本翻译小说（1966）等多种形式。早期多以中短篇出现，随着读者阅读趣味的改变，动作冒险小说的比例逐步增加，甚至成为《武侠世界》内容的重要支撑。
1970年后，虽然有部分武侠名家将发表阵地转移到《武侠春秋》杂志，但《武侠世界》的创作团队，却并未因此受到太大影响。这和注重罗斌培养新人、引进新人分割不开。
比如黄鹰，1969年10月，以卢令为笔名，发表短篇武侠《七步断魂针》，并自绘插图（署名黄明），此后更有《天外三煞》《无情剑》《剑士雄风》《一剑七魔》等作，直至续写古龙小说《血鹦鹉》（1975）一炮而红，成为后来香港“新三剑客”之首。
台湾的萧逸1964年之后，转行做了编剧，鲜有作品问世，但事实上并未远离武侠小说创作，在这一期间，萧逸在《武侠世界》发表的很多中篇作品，如《金玉鸣》（1966）、《异人谱》（1967）、《黑白伞》（1970）、《雪岭珠魂》（1971）等，数量虽寡，但没有间断，直至1974年，萧逸以《剑仙》系列三部曲复出，成为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在《武侠世界》发表长篇作品的重要作家之一。
《武侠世界》还不断邀请越来越多的港台名家加盟，其中比较重要的有高皋、高庸、孙玉鑫、司马紫烟、宇文瑶玑、东方英、曹若冰、柳残阳等，曾有人把《武侠世界》比作少林寺的木人巷，其引进加盟作家的数量，可见一斑。
罗斌的《武侠世界》力拼金庸的《武侠与历史》，就作者数量而言，《武侠世界》称得上“高手林立”，《武侠与历史》相比之下，颇为相形见绌。
但是，武侠小说的黄金时代，毕竟已经步入尾声。
“大都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伴随读者娱乐休闲的多元化，武侠小说的阅读量终不复当初。1976年，创刊于1960年《武侠与历史》停刊，现有数据，可以证实不少于758期。《武侠春秋》仅靠古龙小说供稿支撑，到1985年，古龙去世，整个武侠小说界打击惨重。《武侠春秋》因与古龙长期合作，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再难支撑，宣布停刊。
《武侠世界》因作者多元，仍然连载过多部名家作品。在新世纪前后大放异彩的黄易，创作了《破碎虚空》，1986年11月发表于《武侠世界》，1988年则连载了他的《荆楚争雄记》。不过，这些小说和当年武侠小说全盛期的影响力，再也不能同日而语。
《武侠世界》首任总编是蹄风，在任时期，郑重辅助。蹄风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开始淡出，副主编郑重接手《武侠世界》，直到1996年郑重移民西雅图，沈西城担任主编，最后一任主编为王学文，沈西城转为社长。
四位总编，代表了四个不同阶段：初创、兴盛、中衰和落亡。世界循环不已，高低错落，《易经》云：“盈则亏。”万事万物俱有兴旺、盛衰阶段。
我在微信朋友圈中写了一首绝句：“不学神仙事可知，有情怜物却无诗。书生豪气销磨尽，犹见文星夜落时。”
王学文在下面评论：“写出了我等之心情。”作为《武侠世界》最后一任主编，看到这份杂志归于平静，心中想必有着诸多感慨。
沈西城当了《武侠世界》十六年总编，目前仍然活跃于香港文坛，每年仍有作品出版。
我们和沈西城约在香港北角的一家茶餐厅见面，同座者有赵跃利兄。年过七旬的沈西城依旧倜傥。我们点的是鸡腿饭，沈西城则是一碗牛肉面。回首往事，不胜唏嘘。
《武侠世界》创刊以来，为它供稿的小说家，可谓恒河沙数，计之不尽。著名的如倪匡、古龙、卧龙生、诸葛青云、张梦还、司马翎、司马紫烟、柳残阳、独孤红、朱羽、曹若冰、萧逸、温瑞安、黄易等人，至于那些文名未显的，更是难以细数。
沈西城时至今日，谈起老板罗斌，仍是夸赞不已。
作为商人的罗斌，看起来锱铢必较，但是为人极够“江湖”。稿费一直严格控制，但是供稿的作家需要用钱，向他告贷，预支稿费，他都会答允。
沈西城说，有一次，罗斌聊得兴起，当着他的面拉开办公桌的抽屉：“沈先生，你来看看哦！”
沈西城一瞧，里面厚厚一叠借据，全是作家们欠下的稿债，古龙、卧龙生……数之不尽。只有台湾的诸葛青云、香港的倪匡，秉性高傲，不欠罗斌的钱，因而腰板挺直，说话大气。
说起诸葛青云，罗斌伸起大拇指，大为夸赞。台湾武侠小说名家中，诸葛青云最讲道义，从不预支稿费，更不会脱稿。
诸葛青云晚年潦倒，硬着头皮仍不向人告贷。台湾一位中医怜其才，悯其际遇，聘为顾问，实无工作，只是帮闲。作家沦为清客，窘境可知。诸葛青云当年小说收入甚为可观，却见胡金铨一部《龙门客栈》名扬天下，于是也拍起电影来，一连几部，尽皆铩羽，赔了不少钱，只好卖掉宅邸抵债。诸葛青云重为冯妇，不意浮云散，时势易，武侠小说渐走下坡，韶华已逝。当年大名鼎鼎的诸葛青云，小说竟然无地可发。
大陆读者当年阅读古龙的小说《多情剑客无情剑》，多是海天出版社的版本，封面是两个戏剧人物。这本书正文前有《初见古龙》一文作为“代序”，作者署名燕青。对于大陆作者而言，燕青这个名字除了能想起梁山好汉之外，实在不知道其人真面目。燕青实为香港著名报人，本名刘乃济，当年《武侠世界》创刊之时，罗斌本有意请他来主持，因为多种原因，刘乃济并未接手。现在刘乃济已在加拿大隐居，经众多朋友联系，刘乃济告知了很多武侠作家的一些旧闻。
谈起诸葛青云，刘乃济如今仍然悲伤莫名，感喟其太慷慨。
刘乃济说：“吉隆坡一张报纸想转名家的武侠小说，托我物色和洽商，这份额外的收入，恍如从天而降，诸葛青云既是名家，又是老友，这张好牌，我当然打给他，肥水不不流别人田嘛！我和诸葛谈起了这件事，他很高兴。但到第二天，他来找我，希望我帮一个忙，因为慕容美的经济状况很支绌，他想把这份额外的收入转让给他，帮忙老友渡过难关。既然诸葛青云这样说，我当然乐意成人之美……其实在这时候，诸葛青云自己也很等钱用，但他看到慕容美的情况更急，便把这份转载的收入相让给老兄弟，宁愿自己穷过苦日。”
诸葛青云之为人，可见一斑。
沈西城说：“人说他笨，我道诸葛的可贵处正在于此。”
卧龙生、古龙、诸葛青云，都是以文为生，凭借一枝秃笔，涂绘出一个属于自己的斑斓世界，然而，在经济浪潮冲击下，却又不甘“煮字疗饥”，偏要去学人做生意，结果一败涂地。卧龙生成名后，拍电影、电视，败得一塌糊涂，从青云直堕地狱，变成两袖清风。
卧龙生晚年百病缠身，罗斌每到台湾，都去看望他，当时，卧龙生已不能说话了。罗斌在耳边叫“牛先生”，卧龙生眼皮晃了一下，似乎听到呼唤。罗斌挨近耳边说：“你好好休息，其他的事不用担心！”罗斌走时，把一张支票塞进卧龙生的枕头底下，聊表寸心。
罗斌曾经很感慨地对沈西城说：“写文章的人，通常犯了两个毛病，一是不安分，二是想做生意。文人不懂做生意，结果嘛，搞到一败涂地。高阳跟牛先生一样，以为自己真是胡雪岩了，玩股票，结果蚀到一颈血。唉！还是倪匡聪明，跟他们一样到处胡闹捣蛋，就是从不奢望做生意，脑子比他们强得多了！”罗斌至老还是喜欢倪匡。
步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曾经叱咤风云一时的罗斌，名下的产业逐一转手，沈西城1996年进入“环球”，旗下实际上只剩下一本罗斌当年最看不起的《武侠世界》和名存半亡的环球出版社，一幢环球大厦四层楼，冷冷清清，萧寂一片。
环球出版社和《武侠世界》，从此处于衰落时期，2000年，主编换为王学文，沈西城转任社长，销路只有四千多。王学文亦写武侠小说，笔名宇文烈，但作品不多。
2001年的秋天，环球大厦的窗外，风起云涌，几片落叶纷飘。罗斌叹口气：“沈先生，我想整顿一下出版社，你有什么看法？”这时候，“环球”众多王牌作家，只剩岑凯伦一人，夕阳故土，荆棘铜驼，黄昏日落，彼岸何处？
沈西城直言，一家出版社仅靠岑凯伦，捱不得多久，当时，幸有台湾的于晴和席绢供稿，勉可存活。沈西城直言，出版社的作品分类太少，以前的“环球”书籍种类甚多，通俗小说从武侠言情，到侦探推理，再到鬼故事，种类无所不包，形形色色，琳琅满目，读者多有选择，如今仅仅剩下言情小说一类，焉谈发展？
2002年，罗斌退休，寓居加拿大养老，2006年出版了自传《一笔横跨五十年》，2012年5月21日，因肾衰竭病逝于加拿大温哥华，一生繁华，就此落幕。罗斌退休后，不再过问世事，于晴和席绢两位台湾女作家，因为要求加版税，环球出版社一时犹豫，遂被香港“天地图书”用高版税撬走，就此没落。只剩下《武侠世界》，由沈西城和两位朋友以二十万元买下。沈西城后来想开拓大陆市场，可惜一再失败。
沈西城慨叹：“进入二十一世纪，武侠小说作者陆续过世，其他老的老，退的退，香港武侠小说作者本来有三少侠，可是黄鹰早逝，龙乘风生意失败且失去踪影，最后以西门丁挂帅。武侠小说界没有接班人，只好旧文重刊，回头刊载古龙、倪匡和卧龙生的小说，支撑《武侠世界》的局面。”
江湖变化莫测，现实亦是一样。对《武侠世界》来说，最大的困难不是办不下去，而是没有足够优秀的作品。
“现在根本找不到小说登，年轻一辈的中文水平不好，像样的作家愈来愈少。”沈西城说。
与此对应的是传统武侠无人问津，年轻作者都去互联网写作玄幻小说。《武侠世界》仅存的订户平均年龄达到六十岁。本来每期多则二十万字，少则十五万字，考虑到订户多为老人，近年把字体放大，进一步压缩字数。
即使如此，王学文和沈西城也一直在撑。对他们而言，看到每年的订户就好像是看到了多年的老友。
2018年，印刷厂告知，印刷费将大幅上调近一倍，二人锱铢较尽，无力回天，最终只能选择2019年1月5日停刊。
《武侠世界》最后一期，金庸作品集御用画家李志清为停刊所绘插图
2000年后，湖北《今古传奇·武侠版》创刊，“大陆新武侠”兴起，一些“新武侠”作家的小说在《武侠世界》的版面上也偶露“侠踪”，打破了此前基本是港台作家的局面。
2017年圣诞节，《武侠世界》分三期刊载了我二十四万字的小说《戊戌侠踪》，这也是《武侠世界》最后一次刊登原创长篇小说。1949年后，武侠小说的繁荣与发展，在于港台两地，最后一班船上，内地作家能与港台前辈首尾呼应，共聚一“刊”，追慕前辈，与往事干杯，亦算圆满。
回首《武侠世界》六十年，自金庸封笔、古龙去世，武侠小说的世界即光辉不再，但谁知道什么时候，不会有好手突然登场，技惊四座呢？
香港武侠杂志“三国鼎立”，没有赢家，却都输给了时代。
沈西城说：“青山常在，绿水长流，江湖中的人物常用这句话来道别。《武侠世界》今日也在这里借用这两句话与读者告别，临别依依，多少有些伤感，江湖好汉，好汉仍在，今日匆匆一别，亦无须伤感，还请互相珍重。”
我没有多说话，静静听他回忆那些琐细往事。阳光吝啬，天很快就暗下来。后来，沈西城起身要回家，我们在茶餐厅门口告别。我看着他挺直身躯，逆向汇入人流，自己转身去赶地铁，返回深圳，走到路口交叉处，正赶上红灯，便等候信号指示，一时无所事事，泪水竟控制不住地突然沿着双颊流下来。
（本文写作，使用了赵跃利、陈昌杰、顾臻、李劼白诸先生提供的资料，承蒙倪匡、沈西城、西门丁三位前辈提供珍贵的口述史料，在此致谢！）
本刊发表时略有删节
林遥，作家，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中国武侠小说史话》《京城侠谭》《明月前身》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