豪横的大理
1.
该来的终会来。
因违法征用口罩事件，大理市委书记和市长都下课了，同时被处罚的还有另外6名官员。加上之前处理的两名官员，一共10名官员在此事件中被问责。
官方通报说：无视政治纪律、漠视国家法律，本位主义严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突出。这么凌厉的措词，基本宣告这10名官员的政治生涯到头了。
这样的处罚力度，不说绝后，也是空前，堪称一次官场地震。书记和市长大概也没想到，洱海治理不力都没能让他们下课，最后却倒在了一只小小的口罩上。
下此重拳，很大程度上也是回应舆论关切。口罩事件后，从官媒到自媒体，密集而来的批评声音把大理喷的头都抬不起来。各种文字梗也是花样百出，什么“大理，没理”，什么“大理，断誉”。
在这个口罩成为年货的冬天，口罩太珍贵了，凡是和口罩沾边的事，都是大事。口罩事件最终导致一把手二把手倒台，也是情理之中。
2.
书记、市长下课冤不冤？当然不冤。
简单复述一下事情经过：
2月1日，一批发往重庆市的口罩，共598箱68万只，但在大理，这批物资被以“应急征用”的名义强行截留。重庆紧急发函要求返还，大理回复，已经“送到一线了”。消息传出，舆论哗然，卫健局局长下课，大理政府道歉，承诺将尽快返还。至于最后有没有返还，不得而知。
于法而言，《传染病防治法》规定：传染病暴发、流行时，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只有权征调本行政区域内的人员和物资，而无权征调跨省物资，跨省物资的征调权在国务院。大理强扣重庆的口罩，很显然是违法行为。
于理而言，在疫情防控的关键时期，物资统一调配才更有序合理，保障物资得到最大化利用。如果地方上都各自为政，划疆而治，“此山在我开，此树是我栽”，以中国之大，恐怕要乱套，严重影响疫情防控。当时重庆的情况远比大理严重，大理才确诊8例，而重庆确诊389例，孰轻孰重不难掂量。
所以，大理强征重庆的口罩，肯定是错，而且是非常离谱的错，官员下课和处分，没什么可抱怨的。
3.
以上，是正确的话。下面说的不那么正确的话。
大理强扣重庆的口罩为了谁？
口罩只有实用价值，而无收藏价值，它不会给官员个人带来任何实际利益。有消息说，大理给了房地产协会3万只口罩，以及网上有人在贩卖口罩。这些消息未经官方证实，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情况，但即便如此，强扣重庆的68万只口罩还剩65万只。这些口罩即便没有用于一线，我也不太相信是特权阶层私吞，大概率还是用于保障市民，或者用于物资储备，以备不时之需。
之前大理市政府有一个回应，说大理市没有疫情防控物资生产企业，采购的物资一时无法到位，于是对手续不全口罩进行了暂扣。这个回应并不被公众接受。但平心而论，如果大理有充足的口罩储备，还有必要强扣别人的口罩吗？借口肯定是借口，但口罩不够用应该也是事实。
但是官员却要为此付出代价。他们可能未必想到最后是下课的结局，但一定知道这是违法违纪行为，最终会为之埋单。冒着犯政治错误的风险，为市民抢来口罩，我们很难用好或坏来评价。
站在不同的角度，会得到不同的结论。重庆人肯定对大理的主政官恨之入骨，而大理市民呢？强扣事件发生的时候，正是疫情最严重的时候，人人都缺乏安全感，对口罩极为渴求。
主政官员的做法，固然漠视党纪国法，无组织无纪律，但有一点应该肯定，他们心里，装着人。
反观有些官员，党纪国法比谁都遵守的好，甚至上级的一个眼神和暗示，都铭记在心。唯独心里没有人。外面巨浪滔天，都不及一顶乌纱帽重要。
4.
热播剧《新世界》里，有一个词：豪横。豪横的核心就是“讲理”，这个理不是法理，而是江湖道义和兄弟情谊，有时候为了兄弟情份，甚至不惜打破规则突破法律，做点出格的事情来。老三和黑道人物灯盏起了冲突，老大金满担心遭到报复，私下动手干掉了灯盏的手下，保护了老三。
后来老三又得罪了另一个黑道人物小耳朵（话说老三真特么是欠揍的货），又是金满连哄带骗地把小耳朵关进了监狱。小耳朵是个讲理的人，一直追着金满讨个说法。金满的理就是，我是大哥，保护小弟是我的责任，他的事我得罩着。其他的事，对不起，我错了，我认，但没办法。
大理就有点豪横气质。不认同大理的做法，但欣赏这样一种为官态度：我是主政官，对于我治下的民众，我有责任保护他们的安全，让他们免于危险的处境。保护民众，就是主政官最大的理，脏活我干了，责任我来承担。
看到这里，重庆的朋友想必已经在问候我的家人了。抱歉，我只是想说明一个道理，地方官为政一方，应该有点血性和勇气。换作重庆强扣大理的物资，我也一样这么认为。假如大理确实到了无口罩可用的境地，该怎么办？一直等下去，还是做点什么？
5.
如果只有两个选项，武汉和大理二选一，你选哪个？
我选大理。因为我更愿意生活在一个有安全感的城市，更信任能够保护我的地方官。
相比于大理的不听话和过激，武汉的地方官最大的问题，就是太乖巧了，乖巧到麻木的境地。如果两者能平衡一下，就好了。
请原谅我第N次引用这段话：
1月27日，武汉市市长接受央视专访时坦承，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中，武汉有披露不及时的一面。疫情信息发布的权限在国务院，作为地方政府，我无权发布，只能在获得信息之后，授权之后才能披露。
事实早已证明，湖北、武汉两级政府早早就知道了疫情的凶猛，但他们宁愿眼睁睁地看着民众一步步陷入危险，放任疫情的扩散，也不敢越雷池半步，坚持等授权，甚至还为了掩盖真相，制造岁月静好，组织万人宴，训诫说了真话的人。
这样的官员俱备纸面上好官员的一切标准，听话，老实，让干什么干什么，不让干什么就不干什么，不让组织操一点心，唯独没把民众和生命的放在心上。这样的官员，你要吗？谁要谁拿走。
假如一切可以重来，假如湖北和武汉的主政官员豪横一点，把保护民众放在第一位，在人性和服从之间选择前者，心怀“大不了乌纱帽不要了”的勇气，结果会不会完全两样？
可惜没有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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