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方明：杜潤生與農村發展組
一位老人杜潤生，他對中國的農村改革農村發展做出了傑出貢獻。他是山西人，出生於1913年，是一位生命力非常頑強、非常堅韌的老人。相較而言，鄧力群為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的成立和運行創造了很多條件，但他基本不給發展組安排具體任務。杜潤生是用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用得最多的，一個農村研究機構能為中央主導農村政策的部門主要領導所用，說明它的功能得到了充分的發揮，在用的過程中，也使它得到成長並日益成熟。
杜潤生在共產黨內是位老資格，「12．9」學生運動時，他是學生運動的領導人之一，當時他是北師大的學生，抗日戰爭時期他在太行山區做領導工作，解放戰爭時期曾任中南局的秘書長，所以他經常說「我給兩個人當過秘書長，一個是林彪，一個是鄧小平。」因為他們倆先後主持過中南局的工作。杜潤生在指導中南局的土改工作中發揮了很大作用，對土改中出現打擊面擴大化等提了很多很好的糾正意見。後來，中央成立農村工作部之後，他就調到農村工作部去協助鄧子恢，指導全國的農村工作。在合作化問題上因為跟毛澤東的意見不一致，是合作化運動的「小腳女人」，認為合作化搞得太快了。後來毛澤東就把中央農村工作部解散了，他被分到中國科學院去工作，到了科學院後就跟很多自然科學家結識了，建立了長期的友誼。他是典型的活到老學到老的人，直到他晚年的時候還能熟練地運用電腦，對很多電腦詞彙，他的熟識程度一點都不亞於年輕人。粉碎「四人幫」以後，重新恢復國家農委，調萬里到國家農委做主任，他做副主任，農委副主任很多，他是其中之一，但很多具體工作都是他在做。1982年以後機構改革撤消國家農委，成立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他是主任；成立中央書記處農村政策研究室，他也是主任。基本上是兩塊牌子一套人馬，兩個主任都是他。
從1982年以後一直到1989上半年，農村政策制定的具體工作都是杜潤生在主持，影響著農村改革農村發展的方向，是主要政策制定的參與人、操辦人。20世紀80年代的前五個中共中央的一號文件，除了第一個是由兩個研究室共同起草的，其它的四個都是在他的主持下完成起草，經中共中央批准後發佈。他對中國農村發展傾盡全力、應用一切可能性並作出了傑出貢獻。在這期間，他跟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的關係，成為一段佳話，是一種可遇不可求的忘年交。平均起來，發展組成員年齡是30多歲，他比發展組的成員年齡大幾十歲，當時杜老已經接近70歲了，年齡相差幾十年，但成為終生的朋友。
發展組的這一群人跟杜潤生的關係，大概有兩個人起了很大作用，一個是翁永曦，他本來是在農民報工作，不在國家農委，有關農村問題他有一些言論，杜潤生知道後就找他談話，談完以後就直接把他調到農委。翁到國家農委以後，對發展組做了很多串聯和推介工作，他自己也參與了發展組早期的創辦。介紹陳一諮去和杜潤生見面是他起了作用。還有一個是發展組早期的創始人之一白若冰，他父親白介夫，原來是中科院一個所的黨委書記，那時候杜潤生在科學院做秘書長，倆人私交很好。通過他們兩人向杜潤生介紹了，有這麼一群人，自願在搞農村、農業方面的研究，引起了杜潤生的興趣。他知道有這麼一批年輕人樂意研究農村問題，他是國家農委副主任，而且長期關心中國農村和農民問題，所以從一開始他就很支持。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的正式成立會，先是鄧力群講話，隔了一天，杜潤生也到這個會上做了一個大報告。
他一開口，就開門見山地講：我來的主要目的是代表農委，表示對一批青年人有志於研究中國農業問題的同志的支持，現在我國農村的問題很多，而研究的專家大多老了，後繼無人，要趕快加強培養，不但要有計劃地培養，還要造成一種環境，讓人才自發地湧現，從而使我們的社會主義事業更好地前進。
他講到：農民問題是世界共產主義運動中一個極為複雜的問題，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毛澤東同志瞭解農村問題，在處理農村問題上是最成熟的馬克思主義者，他看到了農民的力量，而且看得最深刻。毛澤東同志很了不起，成功地完成了民主革命向社會主義革命的轉變，寫下了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新的一頁。
杜潤生強調搞研究要注意科學化，所謂科學化，就是要適合國情。他說：你們在座的幾十位年輕同志自動地組織起來進行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的研究，是很有意義的事情，如果能夠真正堅持下去，就更好了。請同志們記住我這句話，開頭不易堅持難，堅持到底更難。能夠搞出成果，就為黨和政府的決策提供了科學基礎，歷史教訓告訴我們，沒有科學基礎的決策是很不穩定的。你們的工作是適應這個需要產生，是一個時代的需要，從某種意義上講，比辦幾十所大學作用要大得多，能培養大批人才，按照這個需要去努力，就一定會有好的結果，你們開了個好頭，就會有後繼者前赴後繼，即使你們堅持不下去，開個頭也是好的。能否堅持下去，也有一個客觀條件，我年輕時也常到農村去搞調查研究，以後因為各種原因沒有堅持到底，你們這個頭開得很好，樹立了一個榜樣。
當時，誰也沒有估計到中國後來的發展會這麼快，他說：在今後20年內，農民的收入能不能實現倍增，如果平均每個農民每年收入能達到340元的話，就是歷史的飛躍。因為我們有八億農民，如果做到這一步，我們國家就可以初步算是富強了。農民不富，中國不會富；農民受苦，中國就受苦；農民還是古代化，中國就不會現代化；農民定，天下定。世界上有許多偉大事業，如果能使中國農民擺脫貧困，就是一件很偉大的事業，凡是能為這一事業出謀劃策出力的人，都是有意義的。研究工作十分重要，實際上能夠為國家節約資金，也能為人民造福。因為一切錯誤造成的浪費，到頭來都會轉嫁到農民身上。現在都在議論，老幹部特權等等，其實仔細研究一下，中國的社會，總得有政黨來領導，試問，沒有共產黨，又有哪個黨來領導。世界上像我國這樣的老幹部不多，他們在幾次大運動中腦袋上戴過冤枉的帽子，還衷心地相信中央，忠心地為黨工作。但是，我們有許多事情辦得不科學，使好事變成了壞事，壞事的結果轉到人民頭上，造成人民的不理解。一方面要辦好事，一方面要避免把好事辦成壞事。這就要有科學的研究，科學的決策，就能避免損失，少花代價，少交學費，這就是你們研究組的另一個重要意義。以前我們只是說花點學費沒有關係，但是30年了，總不能老交學費，多了也交不起啊！
可以看得出，在當時對一些重大問題上，社會主義道路啊、共產黨領導等方面，杜潤生跟鄧力群的觀點還是很接近的，在一些基本判斷上也很相近。在講話過程中，直接涉及到包產到戶的，杜老講得比較少，因為當時他有一種擔心，他擔心包產到戶以後，中國農民的經營規模這麼小，如何和整個國家和整個國民經濟的現代化配套。當然，這些疑慮後來逐步地在改革與發展創造出來的新形勢和實踐中逐步改變了。另外，他也擔心，在包產到戶以後，會不會出現兩極分化、土地兼併等問題，因為那個時候中國還看不到工業化和城市化的前景。只是一種趨勢性的分析，可能會出現，但是誰也不能肯定中國的城市化和工業化會以一種什麼狀況進行，所以他當時是有擔心的。就是整個國民經濟在發展的過程中，如果農民的經營規模太小，那麼結果會怎麼樣。第二就是如果普遍地包產到戶以後，會不會出現兩極分化，會不會讓一部分農民隨著土地兼併、流離失所，他當時有這樣一些擔心。這些擔心在會上講了。他在講話的過程中，也像鄧力群，引了馬克思的一些話，他說，馬克思說過「生產總是社會的生產，社會生產一定要用社會的生產方式」，我們選擇了社會主義的生產方式，這是歷史的必然趨勢，中國不能不搞社會主義，我們是靠農民起家的，決不能再讓農民接受資本主義分化的痛苦，必須找到一條使農民過渡到社會主義的道路。中國搞社會主義基本上是成功的，我們解決了十億人的吃飯問題，避免了農民的兩極分化，這是忠於馬克思主義的。但是作為一個落後國家，究竟如何搞社會主義，我們是走了很長一段彎路的，生產水平不高，農民的文化落後，工業化的水平很低，就在這樣的條件下，怎麼搞社會主義，毛澤東最初有個設計，第一是拉長過渡時期，用15~20年完成，第二是選擇過渡方式，由點到面，由小到大。當時毛澤東是強調要有足夠的過渡時間、妥善的過渡形式、要有足夠的價值範疇、要發展商品經濟、對農民要有物質刺激。但是1955年以後，過高地估計了農民的社會主義熱情，批判保守、批判右傾，把正確的東西批掉了，從15年變成三年，合作化變成集體化，後來又來個人民公社化，農民之間的平均主義發展成為農民吃大鍋飯，就更荒謬了。
他當時也給我們講，他說你們看自留地，哪一年的災荒都沒有把它搞垮，自留地產量高，農民最關心自留地，中國農業的優秀傳統，如用地與養地結合，精耕細作都保留在自留地裡面了。他說，全國如果有50%的土地能夠達到自留地的經營效果，那就很可觀了。他講到，看來我們不能全都像南斯拉夫一樣，全部退回去，都變成單幹，南斯拉夫的集體化只搞了三年，所以要退回去比較容易，中國搞這個集體化已經搞了30年了，要退回去也沒那麼簡單。他說，現在有些地方搞集體經濟中的個體經營，如包產到戶，對包產到戶不要怕，中國農民不會脫離社會主義，我們有強大的國營經濟。承包是我國一個很好的經驗，以前認為是資本主義，是右傾，現在作為社會主義公有制基礎上的一種經營管理方式，承包是非常必要的，發展農村經濟的一條可行的路子。
四個現代化，最重要的是農業現代化，遠的不說就說近20年內，美國的現代化是不可取的，是投入產出不成比例，投入太多產出不太多，他們的農業，機械化的成本太高，不經濟，它的農業是靠石油澆灌起來的，現在問題成堆。我國的人口多，世界上大多數的資本主義國家在農業現代化，在提高勞動生產率的過程中，不斷地迅速地把50%以上的農民轉移到城裡，而這一點在我國不可想像。只能讓農村就地吸收，怎麼個吸收法，必須走城鄉綜合發展的道路，總之，中國要走出自己的路子來。
在工作方法上，他也提醒發展組，他講的一些話，後來大家都長期當成座右銘。他說：研究工作不能怕犯錯誤，害怕被別人否定，就要自己先否定自己，要人家拍板，就要自己先不拍板。這都是他從長期的實踐中總結出來的很有哲理的一些話。他在會議上的最後一句話是：同志們，八億農民期待你們！
這之後，發展組在研究工作的每一步，都得到杜老的悉心關懷。他全力支持這批年輕人，信任他們，倚重他們，使他們的能量發揮到極致。發展組的成員們，多次到杜老那裡去彙報溝通，進出國家農委的院子可以說是如履平地。當時也有門衛把守，但是一打電話就讓進去了，而且經常是杜潤生親自來跟發展組的人交談。有時候在那裡辦完事後，就在農委食堂吃飯，很經常。在組織滁縣調查之前，陳一諮把調查的意見、計劃、方案等等包括人員都向杜老作了專門彙報。調查之前他跟準備去參加調查的多數人都見了面，談他的想法，總的來說他希望大家下去能夠在尊重實際，尊重農民創造性的基礎上進行綜合研究，提出建設性的意見，給中央和政府的高層決策提供一些好的意見和建議。這種規模較大的調查，發展組沒有專項資金。發展組當時申請的課題費每一項都很具體，比如說編包產到戶資料選、編一些基礎文獻等等都有專門的經費，做這種野外規模比較大的調查，沒有專門的經費。於是把這個情況向杜老彙報，就由杜老直接給這次滁縣調查批了八千塊錢的專項費用。幾十個人在滁縣搞了一個多月的調查，地方也給予很多支持，如用餐只付基本伙食費。大家去時都坐火車硬座。到地方以後，用地方的車，我們用經費裡的一部分付了部分油錢。當時汽油是要有指標的，專門由地委批，就用調查費的一部分來買油。那個時候住宿費也很低，八千塊錢，這麼多人去，整個地區各個縣都跑遍了，搞了一個多月的調查，有蹲點，有面上調查，有專項調查。
滁縣調查結束後，又分了幾個小分隊，分別到浙江、貴州作補充調查，回去以後，成文、打印、在成文的過程中，討論會若干次，全部搞下來，八千塊錢還退還了幾百塊錢給國家農委。按現在來說，一個人去搞這麼長時間的綜合調查可能都不夠。
調查結束以後，杜老親自聽彙報，送報告給他，也是親自看，能夠吸收進文件的就吸收進去。1981~1985年，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還存在的這五年，每一年都是由杜老安排發展組的人參加中央農村工作會。每次大的調查之前，他都聽意見，回來以後他都要聽彙報。那種彙報會是很活躍的，一邊聽一邊講，他講話，其它人可以隨時插話，氣氛非常融洽。針對的問題，都不是那種概念性的，那些東西杜老熟得很。他最喜歡聽的就是，你看到了什麼問題，你認為應該怎麼辦，你有什麼辦法。有很多問題涉及全國性的，像糧食問題，雖然實行包產到戶，但是統購統銷並沒有取消，城市的農產品供給中越來越多的部分在包產到戶的條件下，只能靠市場來調節。包產到戶以後，有很多農副產品仍沒有放開，包括蔬菜、魚、水果等等。突破是一點一點進展的，要顛覆原有的「神聖」堡壘，杜老費盡心思。廣州就是先把魚這一類的產品放開了，慢慢的，搞統購統銷的東西就越來越少。
杜老自己的學識淵博，但是他勤於發問，勤於好學的精神，對這些年輕人形成了很好的言傳身教。他隨時會提出一些問題和年輕人討論，聽年輕人意見，把發展組成員吸收去參加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以至於後來吸收去參加一號文件起草的前期調查，以及參加文件形成過程中的討論。
杜老年齡不小，心境卻很年輕，他希望有能力的青年能儘早擔起大任。中央書記處農村政策研究室成立時，經他鼎力推薦，將翁永曦任命為研究室的副主任，才30多歲，開了當時副部級幹部的先例。後來因為一些人追究翁永曦在文革中的所謂問題，把他搞了下來。這件事，對杜老的打擊和影響是很大的，此後很長一段時間，他手下的一些相當於局級的「組長」，因為年輕，他怕提快了受到意外傷害，「壓著」不明確行政級別。所有這些，都沒有從根本上改變杜老跟年輕人的關係，他依然那樣熱忱地傾聽他們的聲音。記得大概是1985年的農村工作會上，他跟張木生、陳錫文、還有我這一幫年輕人在一起談農村扶貧的事，講到農村基礎設施的事，包產到戶以後，要搞修路等公益性的事業是有點困難的。我們建議，在貧困地區實施扶貧時，與其送東西、給錢，不如換一種形式，實行「以工代賑」，就是農民去參加修路、修水庫，國家就把儲存的一些糧食、棉布、百貨發給農民，他接納了這個意見。他在給中央彙報農村工作情況的時候，向胡耀邦講了這些意見，回來後對幾位發展組的成員講，總書記說了，謝謝你們這些年輕人出了好主意。
對農村的問題，杜老保持了高度的政治智慧，就是面對一些比較敏感的問題時，換一種說法，讓它不那麼從正面發生衝突。例如人民公社制度，那是三面紅旗之一，根本是碰不得的，彭德懷稍微碰了一下，他在黨內這麼德高望重的人，一下子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者。所以在對待人民公社問題上，當有人提出要對人民公社進行改革的建議，杜老卻引而不發，沒有表態從正面去涉及。到1984年以後，隨著農村改革的深入，人民公社自然就壽終正寢了。杜潤生是改革博弈中的高手，別人看一步棋，他至少看三步棋，他知道這一步棋走了，後面會發生什麼事。不必急著把後面的棋放到前面走。因為他很懂，什麼事情解決了之後，哪些東西可能還存在，哪些東西就可能消亡。他常對發展組的一些人說：農村改革深入之後，許多原來認為是禁區的東西，都會徹底被「顛覆」。但他從不預言，究竟具體什麼東西會被「顛覆」，你有興趣，你就去研究，他會微笑著等待實踐的結果。在他看來，現在包產到戶這件事還沒有做完，還沒有成為一種制度化的東西，就沒有必要去對人民公社做出改變。當時的人民公社既是政權的基層組織，又是一個經濟組織。經濟組織已經發生了變化，最後必然會引起政權組織的變化。如爭論很大的僱工問題，1983年的時候，爭論的焦點是七個人以下的是不是剝削。當時杜老安排張木生、白若冰去做了大量有關僱工問題的調查，由這些年輕人出來說話，他引用這些年輕人的調查和得出的一些結論，他拿來作為依據。這樣就保證了在那個階段，沒有因為僱工問題出現大的政策性波動。
有的事現在看來似乎很可笑，但在當時就是一道坎，這道坎過不好，也許會翻車。包產到戶實行到一定階段，中國地少人多，很快就出現了剩餘勞動力的問題，這些剩餘勞動力要幹別的事情，農產品加工等其它一些東西就出來了，出來就要企業化，企業化就要有工人，有工人就會產生僱工的問題。現在這個問題已經不是問題了，不管是民營企業、私營企業，只要它能多僱工，就能解決就業問題，都是一大社會功績。但是在當時來講，有很多政策的禁區，認為搞社會主義就不能僱工剝削。杜老對待這類問題沒有採取從正面把這種爭論搞大的方式。他用年輕人的調查，年輕人的結論來說話，避免了許多無謂的衝突，大大節約了改革的社會成本。
杜老從20世紀50年代初就參與中央農村問題的政策制定，可以說對80年代農村改革的對象十分熟悉。那個時期中國要搞工業化，原始積累的問題很大程度上只能靠剝奪農民，把農民剩餘的東西用來搞工業化。王小強在寫〈農業社會主義批判〉一文時，對這一歷史過程持徹底的否定態度。杜潤生不評價王小強的觀點，卻反問王小強，如果你是毛澤東，你怎麼辦？王小強無言以對。要在當時條件下搞工業化，就必然要搞合作化。土改之後，農民是一家一戶的，用非市場交換的方式是很難徵集到農產品的，要搞工業化就要集中一批人，這些人就要有工資，同時還要解決吃的問題，吃的問題最大的就是糧食問題。在宣佈合作化之前，就已經決定了要實行統購統銷。所謂統購統銷就是農民的「餘糧」部分只能由國家收購，叫做統購；也只能由國家來銷售，叫做統銷。實行配給制，是計劃經濟的核心內容。那麼價格也是固定的，帶有強制性，就是糧食只能賣給國家，也只能按這個價格賣，而且你必須賣。正因為這樣，就需要把農民集中起來，從初級社很快到高級社，很快又從高級社到人民公社。只有到了人民公社化以後，所有的土地集中了。每一年工業需要多少糧食就分配到每個公社去，每個公社必須首先生產這些糧食。即首先要交出這麼多的糧食。糧食問題變成城鄉二元結構一個很關鍵的問題，也是工農關係很關鍵的一個問題。
包產到戶以後，糧食等主要農產品的徵集方式出現了變化，形象的做法是：「交夠國家的、留足集體的、剩下的是自己的」，但是光交夠國家和留足集體的僅僅是農業稅和集體提留的那一部分，這一部分不足以能解決城市的用糧。用哪種方式解決城市的用糧問題，是維持現狀還是轉變方式？後來就逐步從徵糧轉變成買糧的方式。徵糧到買糧，看似簡單，卻是歷史性的變化。價格高了，要補貼低工資的消費者，價格低了，擔心穀賤傷農，就採取補貼的機制。因為中國是一個大國，要考慮糧食安全，就要有一種補償機制，糧食價格太高的時候，也要有補償機制，糧食太低的時候，農民不賣糧食給你，你就要考慮用市場價格或者準市場價格來買糧食。整個工資結構、收入結構還是在計劃經濟體制之下的，當時的稻穀大約是八分到一毛錢這個水平，如果是花三毛錢向農民買的，賣給市民也是三毛，在收入變動不大的條件下，就只能國家來補貼。但是這一步必須走，走了之後才有可能進行下一步改革，如果哪一頭都不動，就不可能進行下一步改革。
這個時期農村發展組提出了糧食改革的方案，杜潤生對此非常重視，他安排發展組的成員跟中央高層，以至於跟趙紫陽總理對話，同時在河北搞試點。當時發展組的羅小朋、宋國青、高小蒙等人就親自去盯試點，在試點的基礎上，到80年代的中期，特別是農產品有比較大增長的基礎上，最後取消了統購統銷制度。拿掉了壓在農民頭上的一座大山。
對扶貧問題、山區開發問題，杜老一直高度關心。發展組研究扶貧問題曾先後提出：扶貧要扶志，扶貧的方式要進行根本性的轉變，不光是發錢的問題，要以工代賑，最終提出「輸血不如造血」。在發展組不斷地凝結出這些思想的過程中，也含有杜老的心血。農村發展組在80年代中期提出建立西部開發基金、扶貧基金的建議，他欣然接受，積極促使其變為中央決策。又如鄉鎮企業，那個時候叫社隊企業。1982年我跟白若冰到江浙一帶作鄉鎮企業的調查，回來寫了報告，杜老也是很認真的看。到80年代中期，鄉鎮企業異軍突起，杜老是傾注了大量心血的。農村發展改革中的很多政策性問題，他都隨時拿來和發展組的這些年輕人討論。
在發展組的創辦期，鄧力群對發展組能成立、生存、發展，他花了很大的精力。杜潤生在創辦期並沒有太多的直接參與，但發展組正式成立後，經常給發展組安排活、真正用發展組最多的就是杜老。農村工作會、一號文件起草、搞調查、研究問題，他都要用發展組，他特別能聽這些年輕人的建議。
在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成立之後，發展組的王小強就覺得應該搞一個農村發展論壇，探討農村發展的問題。大家都覺得很好，就以發展組的名義，由王小強執筆給杜老寫了一個報告，杜老很贊成，很快在發展中心辦農村論壇，後來發展組的很多文章都登在這個論壇上，成為發展組展示成果很重要的一個平臺。
1981~1985年期間，發展組在整個研究工作上，跟杜老的聯繫真的太多太多，他常常帶發展組的成員去調查，國家有領導人去做有關農村方面的調查，他也常會推薦發展組的成員去參加。很多重要的專題會議，他也盡可能安排發展組的人員去參加。1983年，包產到戶已經基本上在全國普遍實行，市場經濟在這個基礎上也有了一定發展。這時，發展組意識到需要進一步的改變城鄉的關係。生產方式發生了很大變化，交換方式也會發生很大的變化，城鄉二元結構中原有的很多方式都要發生變化。但是這些變化最終要通過綜合性的改革才能實現，即不僅涉及農村改革的問題，還包括城市的改革，計劃經濟體制等一系列的改革。當時提出了「分區立體開發」的意見。杜老把這個意見反映到趙紫陽總理那裡去，趙紫陽專門就這個問題聽了發展組的意見，聽完之後還很風趣的說：要進行這樣的改革試點，必須相對封閉，不封閉就看不出效果，不封閉等於全國一起搞，風險太大。可以考慮把海南島拿給你們做試點。
20世紀80年代中期，直屬中央書記處農村政策研究室和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的農村發展研究所成立以後，由該所提出建議，國務院專門成立了農村綜合改革實驗區辦公室。發展組此前的不少研究成果、意見、建議，都融合到各地的試點中去了。實驗區的工作指導，由杜鷹負責。杜老對發展組相當一批成員能長期堅持做農村方面的研究，是下了很多功夫的，視這批人為寶貝。1984年，我已經調到中央書記處辦公室了，當時那邊曾經考慮成立一個農村小組，專門研究農村問題，中辦副主任周傑讓我推薦人。當時我就推薦了陳錫文、高山，中辦方面很快同意了。名單打出來了，辦公室都安排好了。胡啟立說這個事情要徵求杜老的意見，他親自給杜老打電話，後來啟立說杜老不放人，他那邊工作需要。胡啟立對杜老很尊重，此事只好作罷。
很長一段時間，發展組的編制在社科院，人是以杜老為主在用，到1985年下半年，當時發展組的一部分人出去辦報紙了，一部分調動了，還有一部分由陳一諮帶去籌備國家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剩下的還有將近20人，編制繼續留社科院農經所。這個時候杜老就下決心，把他們編制轉到中央書記處農研室和國務院農研中心。經過與社科院協調，很順利的就轉過來了。轉過來之後，就叫做農研中心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這是發展組的最後一個階段。這批人到農研中心以後，杜老專門召集這批人和農研中心的人開了一個會，杜老有一個熱情的講話：中心內容是說，大家的編制過來，只是編制的變化，我們一直在合作，五年來，我們的基本關係沒有變。說到底，變的只是原來由社科院發工資，現在由中央書記處農研室和國務院農研中心發工資，其它的都沒有變。
到1986年的4月份，經過國務院批准，農村發展所成立了。以發展組的這批人為基本骨幹，正式成立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農村發展研究所，第一任所長是王岐山，跟發展組也是老熟人，他此前全力支持過發展組的很多活動，副所長是陳錫文。王岐山調離這個所後，陳錫文任所長，林毅夫、杜鷹任副所長。發展組的一批人都是這個所的骨幹，鄧英淘、羅小朋、高山、白南生、周其仁、高小蒙、謝揚都是這個所各個室的主任。以後發展所又為兩塊，一部分到國務院發展中心成立農村部，另外一部分到農業部成立的農村發展研究中心。杜老一直跟這批人保持長期密切的聯繫。
「六．四」以後，杜老不再主持農村政策研究工作，如一號文件的起草等，他擔任主任的兩個機構都撤銷了，他受到一定的衝擊，他擔任成員的中央財經領導小組也改組了。再後來就開始過退休生活了，他是退而不休，天天去上班，天天在那裡議論、討論農村發展、改革問題，跟發展組的相當一批人結成終生的關係。而且一直影響這些後來也不年輕的人，堅持長期搞農村研究的人。陳錫文、杜鷹這些人長期受到他的影響。杜老年齡大了，每年給他過生日的時候大家都會唱一首《好大一棵樹》，這首歌本來是寫給胡耀邦的，但是始終尊敬杜老的這些人把它借過來獻給杜老，把杜老當成一棵葉茂根深的大樹。這是每次的必唱歌曲，中間的美感和滄桑，只有身歷其境的人才能夠體會。
從杜老開始，還創了一個先例，他的影響和作用這麼大，可他連中央委員都不是。每年的中央農村工作會都由他來主持，參加會的都是各個省分管農業的副省長、副書記以及各部的部長，中央委員不少。杜潤生德高望重，會開的很活躍，主席臺上的人在講話，下面的人可以插話。中間大會套小會，討論問題，暢所欲言。那時開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一般都會由分管農村工作的萬里來做一個報告，會議完了以後再由趙紫陽找部分代表座談。在頭五個一號文件的年代，胡耀邦沒有去參加過一次農村工作會。1984年後，當時我已經到了中央辦公廳，但是每年到開中央農村工作會的時候，中辦這邊的周傑副主任就帶我去參加這個會。他工作太忙，經常叫我在那裡盯著聽會。有時候周傑還在農村會上召開若干小型座談會，讓我做記錄，回去之後整理成報告，送給胡耀邦、胡啟立等中央領導同志參閱。
在1985年的那次農村工作會議上，有一天杜老專門把我找去，要我跟周傑說一下，大家希望耀邦同志今年能來參加這個會，哪怕不講話，跟大家照張相也好。我回去之後就向周傑彙報了，周傑也向胡耀邦講了。後來周傑對我說，你回去跟杜老講，耀邦說還是不去，去了不講話，不好，引起議論，講話就有礙自由討論。胡耀邦對杜老的工作是高度信任，很放心的，對中央農村工作會議確定的大政方針都是很支持的。1982年搞了第一個涉及農村改革的中央一號文件後，下面反映很好，胡耀邦就說以後每年都搞一個一號文件，每年的一號文件都是關於農村問題的。當年的那些會開的非常活躍，都是集中精力討論問題、政策，有些問題該爭的時候，爭的一塌糊塗。杜老擔任主任的時候，已經是接近70歲了，1989年的時候，他已經76歲了，但是完全感覺不到他是一個老人。整天跟這些年輕人切磋、交流、循循誘導。
90多歲的杜潤生，近年住在北京醫院，陳錫文去看他，他就大聲向身邊看護他的人宣佈：現在與錫文同志談工作，不要影響我們！
一定意義上可以說，他在整個20世紀80年代，做了兩件事：第一是為中國的整個農村改革和農村發展直接參與制定政策。第二就是培養了一批年輕的長期從事農村發展研究的人員。在他之後，是段應碧，再之後是陳錫文，他們跟杜老有很直接的淵源，長期從事這方面的研究。陳錫文一開始在發展組，後來是發展所的副所長、所長，再後來到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部當部長、黨組成員、副主任，再到中財辦當副主任、中農辦當主任、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當副組長，一直到現在。他的表現就是杜老所說的一直堅持下去、堅持到底，反映的是農村發展和改革研究的延續性。中國這個國家很多事的延續，是要靠人來保證的。
杜潤生在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成立會上的講話，很多內容大家都記不住了，因為事物在變化，觀念也在變化。但是有兩句話：第一就是農民不富，中國不會富，農村古代化，中國不會現代化；第二就是要想別人不否定自己，就要先否定自己。發展組的許多人，對這兩句話，都終生難忘。
摘自：《潮聚潮散 —— 記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大風出版社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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