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曉京:明治漢詩選編
南怀瑾致日本人公开信:除了中国文化以外,如果东方文化还有别种精华,那就非我所知了。
作者 | 中信泰富經濟研究部特約研究員 黃曉京
趙翼《題元遺山詩集》有句云:“國家不幸詩家幸,賦到滄桑句便工”,信然。凡國家危亡之際,真國士者,公而忘私,國而忘家,歷盡艱辛而不改其志,其本色也。而凡本色之人,風流能詩者眾。
戊戌變法,梁任公亡命橫濱,有飲冰室詩話、維新志士之風流,滄桑在案。有史家考證,康南海,梁任公曾改訂譚瀏陽之就死詩,造“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昆侖”之疑案。或謂瀏陽原詩為“望門投趾思張儉,直諫陳書愧杜根,手擲歐刀仰天笑,留將功罪後人論”,似有訴諸武力之意,為南海所忌而改之。此說未必真確。南海有〈桂湖村以日本刀及張非文集見贈賦謝〉一詩,“日本尚武俠,其俗愛寶刀,慷慨悲歌瞑目誓萬死,成就維新老。誓覓荊卿入秦庭,亢圖窮處神光橫。老夫倚劍西北征,揮割紫雲上青冥”,顯其撫劍長號,萌動起兵勤王的思緒。為六君子做〈六哀詩〉、也有“橫刀說袁紹,慷慨氣填膺,奇計仗義俠,惜哉皆不成”一句,知南海有效日本幕末武力勤王之意。
甲午一戰,割地賠款,庚子事變,喪權辱國,日本成功於明治維新,國勢日強,日俄一戰,西方列強刮目相看,我中國志士痛心疾首。劉永福臺灣抗日,失敗返國,有痛詩曰:“流落天涯四月天,樽前相對淚涓涓。師亡黃海中原亂,約到馬關故土捐。四萬萬人供僕妾,六千里地屬腥膻。今朝絕域環同哭,共弔沉淪甲午年”。1905年12月8日,陳天華在橫濱灣投海,以喚起國人,鑒湖女俠則毅然以身許國,有詩題〈黃海舟中日人索句並見日俄戰爭地圖〉:“萬里乘雲去復來,隻身東海挾春雷。忍看圖畫移顏色,肯使江山付劫灰!濁酒不銷憂國淚,救時應仗出群才,拚將十萬頭顱血,須把乾坤力挽回”。清末民初,真可謂國士輩出,有挽狂瀾於既倒舍我其誰的丈夫氣概,其人其詩,皆可以流傳千古。
反觀日本,幕末明初,其勢如清末,國家危亡。阪本龍馬,吉田松陰,大久保利通,西鄉隆盛,勝海舟,伊藤博文,種種人物起於匹夫,成就維新,名垂青史。日本維新史,前有尊皇攘夷,後有脫亞入歐之說,故彼輩起於草莽之時,多修習漢學儒學,尤以陽明學為旨歸,兼習禪宗,視中國為上國,視西洋為夷狄,且多文武雙全。觀其七律五言,頗具中華古風,又映出明治人物之風骨性情。小強兄曾言,當今中國士風恐大劣於清末民初,所謂精英者,多沉溺於權勢金錢酒色,能詩者寥寥。我以日本明治人物多能漢詩,至今少有人知,而其今之政客則亦多鄙瑣,反證其說。感嘆之餘,兄突發奇想,囑我略加編訂,附以人物事蹟,在《香港傳真》印出,以教正於同好。禮失而求諸野,或可言求諸史。日本,東海小國,千餘年崇奉中華文明,雖近百餘年後已成經濟大國,仍可謂諸野之一,則此編僅野史而已。
略考日本幕末明治之思想事業,雖歷經百有餘年,尚有未完成之論。鴉片戰爭之後1853年,美國黑船來航橫濱,以炮艦外交逼日本開國,此為美國西進戰略之一步,且有意將日本作為向中國擴張之中轉站。日本之幕藩體制,在此空前外壓之下根基動搖,於是有所謂志士者起於草莽、倡導維新,橫議改革。其縱橫計不就,或身陷刑獄,慷慨就死,或起兵造亂,誅殺异人,或突襲大老,力行天誅,皆以儒家成仁取義為旨歸。薩長同盟,以尊皇攘夷,倒幕維新號令天下,賊軍成官軍,維新政府20~30年薩長幾乎獨佔權力,至今猶有“薩長史觀”之譏、謂近代日本史之是非評價皆以薩長之倒幕戰爭之成敗論、爾後日本走入歧途是否薩長主政也應負一定責任。
僅以成敗論,則明治時代成亦難論,敗亦難論。以明治為界,日本脫中入歐,誠中日交惡之起點,且為日本帝國主義之起源。此編非正史,僅以志士之生平與詩為限。志士者,源於孔孟。孔子曰成仁,孟子曰取義,以天下國家為己任者也。若在平時,彼輩讀書求道,心憂天下,一旦生逢變故,則敢捨身取義,濟世救民。1853~1854年,美國佩理二次來航,幕藩政府與美國結不平等條約,將軍、大名則不知如何應對,故廣開言路,求賢求策。幕府體制從來是上傳下達,不允諸藩之間橫向溝通,更少有下級藩士參政機緣。危急關頭,言路頓開,諸藩下士,如下級武士,鄉士,商人之類,厚積厚發,人才輩出,且多以中國南宋義士自況,效文天祥,陸放翁。日本幕府兩百餘年,儒教興隆,忠君報國之荊軻,屈原,諸葛孔明,王陽明,謝安,乃至魏源,林則徐,皆為明治志士精神之柱。故一時豪傑四起,主導國策話語,成日本史上空前絕後一大奇觀。
識者有言曰世俗從來不知機,指世俗社會之保守性,古來如此。幕末志士特立獨行,孤高和寡,世俗或稱之為狂賊,彼輩遂以狂人自號。吉田松陰自號長門狂奴,木戶孝允別號松菊狂夫,高杉晉作號東洋一狂生,伊藤博文嘗號春畝老狂。魯迅之〈狂人日記〉,借反傳統狂人之名,倡導革新,或亦起因於此。松陰有《草莽崛起論》,謂幕府及各藩諸侯皆醉不可復起,救國唯有六尺微軀,草莽糾合。其弟子久阪玄瑞亦言“諸侯不足恃,公卿不足恃”,完全否定藩幕體制,厲行尊皇攘夷。薩摩,長州,土佐,肥後,諸大藩志士,如水滸英雄替天行道,以天下為公為號,大事大非立,則賊人反成正統,狂生造就時勢。
薩英,馬關兩大戰事,攘夷顯然已成敗局,諸藩志士紛紛渡海求知。佐久間象山開新西學之先河,頗得益於魏源,林則徐,所謂師夷長技以制夷。繼之者有吉田松陰,高杉晉作之輩,志士多從尊皇攘夷走向倒幕開國。幕府中人如勝海舟,習西洋軍事,創設海軍,從之者有阪本龍馬一輩,終與倒幕志士之代表人物西鄉南洲終結內戰,完成維新大業。後輩志士功成名就,由志士而轉成官僚政客,如伊藤博文,大久保利通,陸奧宗光,彼輩創設日本所謂文明國家自有其貢獻,然效法西方侵伐霸道,脫亞入歐,引導日本成列強之一,終為中山先生所言中,成東亞各國之寇仇而非幹城。
新世紀之全球化,回歸19世紀之味甚濃。天下興亡或系於東亞,而中國與日本之和與戰則將決定未來之命運。惜百餘年中華文化之衰落,似已非中國本土而已,日本政客亦少見明治風骨,然漢學教養則依然教授於中小學校。今賢或曰中日交好交惡,非只經濟金錢可度,而在文化興衰。日本士人早自隋唐時代既修習漢學,傳襲至今,而明治人物漢學教養之精,中國文化侵染之深,可由此編見之。近代以來,日本輕視中國,國人以其背師忘祖而深厭之,究其深層原因,則日本自習得中華文化,反視中國人不爭氣也。觀此野史,我中國自認為士人者,得不驚懼自省乎?
……
摘自《香港傳真》No.200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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