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模型：“物质化的构想” | [瑞士] 沃纳 · 奥克斯林 著 赵越 译 程博 校 | 时代建筑2019年第2期
专题文章简介
本期的小专题关注于作为设计工具的模型。李博、程博的文章介绍了建筑工房开展的关于工作模型的教学实验，对设计训练进行深入剖析；金秋野和于岛围绕“工具”这一话题展开了一次深入对谈；沃纳·奥克斯林教授的文章旁征博引地回溯了模型的概念发展和理论沿革，籍此讨论其之为方法的本质特征。
建筑模型
“物质化的构想”
Architecture Model
"Idea Materialis"
[瑞士] 沃纳 · 奥克斯林 著 赵越 译 程博 校
Werner OECHSLIN, Translated by ZHAO Yue, Proofread by CHENG B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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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文章前两节广延至教育理论，类比数学指出模型（包括而不限于实体模型）具有桥接抽象思维与感官经验的功能，因此于19世纪伊始在基础教育、应用数学、几何学、地理学等教学理论和实践中被奉为圭臬。3~6节回顾了维特鲁威以降模型在建筑理论与实践中的意义。在维特鲁威所建立的思考和建造的框架下，阿尔伯蒂因实体模型对理论与实践的连接作用而对其推崇备至。相反，在青睐投影与轮廓、排斥布景与透视的观念下，巴尔巴罗却对模型不屑一顾。斯特姆父子对建筑模型的定义-"构想的物质化"-以及相关的概念阐释被作者奉为模型理论的集大成者。最后作者指出了在图像当道的现代，模型与建成建筑边界的模糊。当模型被简化为宣传图像时，它就失去了其最核心的价值--对形成过程的预判力。
——赵越、程博
几乎没有一门科学不与模型打交道。在探讨[抽象]“设想”（Vorstellung）时，模型总是受到青睐。对于所有基于经验建立、以经验为导向的方法与知识领域，它都尤为契合，因为它特别适合必须持续调整优化才能逐步达成目标的情况。就此而言，虽然关于模型的理论也有很多，但模型更接近一种方法而非理论。一个仍挥之不去的问题是，在何种必要条件下，一个模型才能获得一种“方法”所具有的优点？对于建筑学科，亨利· 沃顿（Henry Wotton）1624年在《建筑元素》（The Elements of Architecture）的前言中就已给出了回答。他明确强调，一方面，规则要素应转变为“一些合适的方法”，另一方面，“实践知识”和历史也仍必须保证我们和现实的必要联系。 模型恰恰处于抽象设想和偶然现实之间，这一状态造就了它的魅力，也让它在使用中显得分外灵活。模型总是以这种中介的位置和功能一再出现。
另外，[传统]建筑模型的出众之处还在于它是“身体的”，直接作用于感官的，而且由于这种特殊条件，它很适合在满足“预判” （antizipatorisch）功能时，既保持抽象状态，又始终直接“可视” （einsehbar）。这遵循了最受期待的“一目了然”原则。 本文的讨论将基于以上的思考及随之而来并与之相关的传授与教育作用。在此，“直观”（Anschauung）和“形式” （Form）是两个贯穿全文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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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老师必须通过模型来解释所有定理，当他没有模型时，则尝试通过清楚完整的绘图来补充讲解。” 彼得· 海因里希· 克里斯朵夫· 布罗德哈根（Peter Heinrich Chrisroph Brodhagen）的目标十分明确，即解释那些并非显而易见的事物，于此，他认为模型应作为必须进行的演示（Vorstellung）。所以，为了清晰和完整地将事情解释清楚，布罗德哈根认为模型是“充分”和“合适”的。正是在这一特殊语境下，他指出在口头语言帮助之外须以补充的形式方能达成清晰的解释。于是模型和图纸代替了“定理”，人们希望这些“另外”的传授媒介能够帮助理解。在布罗德哈根的观点里，模型和绘图相似，都具有可以清晰解释的功能。
对模型的这一理解，源于布罗德哈根所构建的教学活动框架，他在《写给工匠、艺术家和制造商——数学、物理、化学和技术知识的实践原理的公共课程指南》一书的前言里阐述了他的教学实践。布罗德哈根是汉堡数学知识传播协会的注册成员及汉堡促进艺术和实业协会的合伙人。他的著作于1792年在汉堡出版——布罗德哈根强调这是响应出版商不断的请求。该书一经问世便立刻与“工匠、艺术家和制造商”的日常工作建立了联系，因为他们加工产品、材料和农作物并赋予它们新的形式。书中的应用和制造两个主旨，也是建筑师熟悉的领域。与[古老的]划分一致，建筑，或者更准确地说，“民用建造艺术”属于“混合数学”，也即应用数学而非纯粹数学。正是这种“应用”的主旨需要使用模型，以解释并支持这种数学与应用的关联。
彼得· 海因里希· 克里斯朵夫· 布罗格哈根，«写给工匠、艺术家和制造商的，关于数学、物理、化学和技术知识的实践原理的公共课程指南»
这种观点处于一种悠久的讨论传统中，它关心的问题是数学的中间地位（mediatas )及其中介（vermittelnd）任务与能力，也一直致力于探讨纯粹思想、行为以及言说的不同位置。 其必然导向一个疑问，关于数学方法及数学本身的可靠性和肯定性[certitudo]。对乔瓦尼·皮科· 德拉· 米兰多拉（Giovanni Pico della Mirandola）而言，数学并不是“真正的”科学，因为它服务于其它科学。 这加重了数学定位问题的迫切性。
弗朗西斯科· 巴罗齐，«关于两个问题的随笔：确定性的改变和包含数学的中间态的改变»
1560年前后，亚历山德罗· 皮科洛米尼（Alessandro Piccolomini ）和弗朗西斯科· 巴罗齐（Francesco Barozzi）进行过一次重要讨论，在这次并非数学家主导的对话中，一个论题十分引人注目：儿童（即门外汉）是否能理解数学，以及儿童如何处理抽象的知识[per abstractionem]和由经验获得的知识[ab experientia]？巴罗齐援引阿威罗伊（Averroes）将数学想象力保留在绝对可理解的、可见的世界中的观点，并由此推断，“儿童不是专家，不过他们最擅长抽象地思考。”巴罗奇认为，想象力（phantasia）能够保证将物质和“抽象”数学相互联系，因此儿童也可以理解数学——也可以补充说在实物模型中同样如此。这种理解的根基，以及对数学的可靠性的保证，都源于“物质基础”（subiecta materia）自身。 因为这种作为前提的物质基础的存在，甚至保证了数学能够易于理解[“facile aditum”]，对此，巴罗齐在文中诉诸于亚里士多德（Aristoteles）及其注释者尼西亚的尤斯特拉修斯（Eustratius von Nicaea）的权威。 这一思路很适合用来理解实物模型，因为，对模型而言也一样，所有抽象形式[包括造型过程本身]都和材料保持联系，并且基于物质性的基础[“ex subiecta materia”]获得解释。
亚历山德罗·皮科洛米尼的论点则走向了另一个同样富有启发性的方向。他首先追忆了自己青年时代缺乏见识，藉此证明了自己限制性的论点——“并非所有场合都需要数学的确定性” 。因为人们在日常交往中自然不会一直“以科学的方式”交流——尽管人们是以“理性”“清晰”的方式交流的——他另辟蹊径，提出一种考虑可能性与可信度的逻辑的可能性，以及这种逻辑的吸引力，并将其称为“可能性的三段论”（sillogismo proba-bile）。
亚历山德罗· 皮科洛米尼，« 亚里士多德问题的机制…关于数学的确定性的评论»
模型经常处于[身体]经验和基本数学[抽象]认知之间的中间领域，在此处数学特性刚好从属于实物模型本身——这既有优点也有缺点。但模型中总有一部分是假设的、不确定的——这绝对是优点。模型在此表现得与[其他]教育的目的相似，尝试从直接可见引向艰深抽象的规律性。这帮助奥利弗•伯恩（Oliver Byrne）在1847年捍卫了他的欧几里得几何（Euklid），反对当时流行的胜券在握的形式逻辑（formal logic） 。他强调了由“着色图解和符号”辅助的表现方式所具有的教育意义，[即“增加指导工具、传播永恒的知识”]，并援引约翰· 亨里希· 裴斯泰洛齐（Johann Heinrich Pestalozzi）的话，认为这是“最好的大脑训练”。
自此，人们开辟了通向感官知觉中的“抽象的”形式想象的道路，如同皮特· 蒙德里安（Piet Mondrian）的作品，以及吉尔吉· 凯普斯（Gyorgy Kepes）更新过的教育目标。 人们可以依靠实物和图像确定抽象特征，而不必诉诸过于艰难的纯粹想象力。这是个由来已久的话题，在赫尔曼· 冯· 赫尔姆霍尔茨（Hermann von Helmholtz）厘清直观（Anschauung）问题之后仍然有效——尽管赫尔姆霍尔茨承认直观的“轻易性、快速性、刹那明显性”，他仍然放弃了感官直觉，反而要求直观要有“可直观的证明”——“对于每种观察方式，应清楚而确切地指明观测时产生的感官知觉，必要时借助有关该观察方式规律的科学认知，至少对于熟知这些法则的人来说，这表明被讨论的事物或者寻找的关系是实际存在的。” 以这种方式，观察的天真性和直接性走向了消亡——这一则关于现代艺术观的格言在此完全适用，而正是这天真性与直接性曾赋予并将继续赋予实物模型特别的魅力，就像[福禄贝尔（Friedrich Fröbel）发明的]玩具一样。
“真实是复杂的; 它不会屈服于简单的几何图形图解，甚至是运动学。落入真实空间的真实实体不是几何空间中的抽象体”，亚历山大·夸黑（Alexandre Koyré）1939年在一个有关伽利略（Galileo）的研究中这样写道，这一研究近来逐渐受到关注。 关于实物建筑模型，人们必须牢记并反思这一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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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家巴伐利亚学校和政府委员会委员约翰·巴普蒂斯特·格拉泽（Johann Baptist Graser）在评价模型的意义时比布罗德哈根走得更远。在他的理解里，模型的教育意义触及了教育理想的基本诉求。他呼吁普世意义的“教学对象”应“作为部分生活知识（Theile der Einen Lebenskenntniss），始终处于适当的联系中，即实际地与生活相关，并作为一种教学手段来对待”。 乌尔姆的基础教育老师沃尔勒（J. G. C. Wörle）撰写的«教育百科词典»一书中，在“基础课程—练习”（Elementarunterrichts-Gymnastik）或缩写为“课程—练习”（Unterrichts-Gymnastik）的词条下收录了格拉泽的教案。在格拉泽式教学法解释的开篇，模型便起到十分突出的作用。它格外令人信服地与现实生活相连，从根本上和教育意义上将理论导向实践。比如，将模型和房子 ——“第一个观察对象”联系起来：“它（房子）是最容易模仿的对象，同时也是所有生活条件和生活关系的化身”，而且它极为适于制定计划，“是对儿童从前的想象加以说明的最完美的教学手段”，沃尔勒如是评论。
沃尔勒，«教育百科词典»
因此，格拉泽的“第一节课”的“第一个主要练习”便围绕房子展开，更确切地说是“围绕房子的外部开展，致力于通过几何和算术元素训练观察能力”。 在自我觉察的状态下，儿童在其中完成从“过往童年生活”到学校的过渡，其对一个房子的特定想象起到连接和中介的作用，而基本上模型也是如此：“让刚入学的孩子饶有兴致地观察一座房子的模型，从头到尾仔细检查，以便把他从以往的世界温和地带入新世界。”注释中还强调，“房子的模型必不可少，或者至少有房子的图纸” 。“课程—练习”首先使用模型让孩子熟悉学习最初的理由。孩子理所当然从画画开始（学习）。“模型还应用于第一次绘画课，第一次几何课，第一次地理基础课，以及算术课的第一个练习。课上借助模型进行图形计算。” 根据这一目标，人们列出了所有分配给模型的属性——有关形式、数、拓扑，及其他属性。 练习的重点在于“部分理解模型上所见”，然后从这第一次的观察发展到绘图。 学生由此掌握“真实的确定的观察（Anschauen）”。 以此为基础建立起“绘画，地理，算术和语法”课程，从三角形开始逐步发展到形象的内容。
房屋图形“通过几何和算术元素训练观察能力”，根据格拉泽的“基础课—练习”
于是，模型 ——以及模型式的 —— 长久以来成为了传授和学习的化身。这种特殊能力的决定性原因显然在于，模型[或绘图]与直观的紧密联系。当然，感观形象的传达（Vermittlung）与抽象认识的特殊联系也在想象中同时思考。因而模型应作为入门也即样板使用。恩斯特·卡西尔（Ernst Cassirer）认为，如果缺乏这种经验性的联系，[单纯的]对数字和图形的清晰认识只是“不当的知识”。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e Einstein）在他的演讲“几何和经验”中强调，尽管数学和现实被严格地划分开，但显而易见，不管严格定义上它显得有多神秘，几何学总以某种现实作为目标。
如教育著作中的完美诠释，模型很适合建立这一桥梁。它提供了一个几近完美的试验场，不仅可以求证，而且可以测试和最直白地理解这种关联。如果直观与感知相关——这一观点理由充分 ——模型就是体验感知、进一步深化感知的理想场所。裴斯泰洛齐及其拥趸在教育领域影响力的顶峰时期，纸模型也成为了教学中流行的辅助工具。1802年，海因里希·罗克施特罗（Heinrich Rockstroh）在魏玛出版的相关的«纸模指南»中，模型被认为是“一种简单的极广泛使用的借助尺规工具的制图应用”，正如公使馆参赞贝尔图赫（Bertuch）在前言中所阐明的那样。因深知“纯智性课程”的难度， 人们依靠孩子般的游戏本能，即自然的本能，在“纯粹智性教学”中引导少年进行绘画和模型制作; 人们在直观训练中取得进步，通过“比较局部”、确定“关系”，以及处理长宽高等过程进行自我学习。伯纳德·海因里希·布拉施（Bernhard Heinrich Blasche）1819年在«纸艺师»（Der Papierformer）的序言中强调，反复重申纸模型与几何学及科学的关联的主要目的是教育和“教育活动”。
左图：海因里希 · 罗克施特罗，«纸模指南»
右图：茅草房，花园房，住房的纸模
右图：伯纳德· 海因里希 · 布拉施，«纸艺师»
历来公认的是，提出和讨论审慎的知识获取方式，应格外侧重基础教学偏好。 这一点至关重要，尤其是在建筑模型的定义和应用方面。在盖伦（Galen）的传统中，“经验和逻辑”（Empirica & Logica）与“推理”（methodica ratio）之间存在着区别。如果经验仅顺应客观对象，而逻辑只遵从内部法则，那么“推理”所代表的第三条路径就是将两者结合，在外在世界中确立规律，从未知变为已知，并使其成为一种认知。医生是一个很典型的案例，理论（theorema） 为其应运而生[但不仅为其]，为“医学诊断”（medicae speculationis）服务，其中间地位也因此获得了强调。在经验与普遍规律发生关系的方面，医生的权威在其他地方也提供了可靠性和说服力。 毕竟，医生是特别关注征兆和症状的。对诊断而言，症状（significatio）与作为“某种未知表象”（alicuius rei ignotae demonstrativum）的迹象（signum） 有关。同理，模型作为观察和认知的中介，必然涉及到这种“征兆—解释”，涉及到预判（prognosticum）和已知（praenotio）。 它被置于相应的过程中，对仅仅是“明确的”、抽象的知识作出补充。
«佩加蒙的盖伦的医学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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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都融合在建筑模型当中，自阿尔伯蒂（Leon Battista Alberti）以来，人们便对此熟知并进行过讨论。 这对维特鲁威(Vitruv)也是一样，虽然他的书中几乎从未出现“模型”一词，但他熟悉这个问题，以及意义（significatio）和符号（signum）形成的具体关联。维特鲁威的«建筑十书»中，关于只实践的[不读书的（sine litteris）]实践者及不实践的理论家的评述后来几乎被奉为圭臬，与此相对的是，文中随后描述了事物（res），即物质对象和理性思考（ratio），即以抽象概念（Vorstellung）掌握事物之间的关系：“普世地，尤其是建筑中，有两点十分重要：意和意的载体（quod significatur et quod significat）。”意（significatur）关乎于预先考虑的事（die vorgenommene Sache）[即“proposita res”]，意的载体（significat）关乎于根据抽象原则的解释和表现。维特鲁威描述后者使用的词语 [“说明”和“解释”]，也出现在前文中建筑学作为“科学”（scienta）的第一定义中，用来解释理论（ratiocinatio）的概念，这一概念与建造（fabrica），也即实践，一起构成建筑“科学” 的全部。维特鲁威在核心段落点明了实践能力和智力能力之间的必要联系。
巴尔巴罗，« 维特鲁威建筑十书评论»
阿尔伯蒂将这些领域更加清晰地结合在一起，他呼吁在建筑活动的两个方面都灌入智力能力[“可信的可敬的理性思考和方法”]。达尼埃莱·巴尔巴罗（Daniele Barbaro）的维特鲁威评论 （1556年）中，不仅指出了建筑师的双重倾向，还有制作传统（habitus des Machens）以及“理性思考”（render ragione）中建筑师的参与，而且更强调两个目标之间的内在联系：这里存在着“双重考虑”和“对这些考虑的双重情感”，“普遍简单的认识”应该与“特殊的认识”相关联，并一齐指向对象本身，[即“处在建造过程中的物”]。在巴尔巴罗参考阿尔伯蒂进行的翻译转述中，维特鲁威的“建造和理论”（fabrica et ratiocinatione）被称为“论述和建造”（il discorso，& la fabrica），二者应该达成“统一”，也即相互联系并同时发挥作用。这里尤其强调建造物或纸上建筑与理性思考的联系，后者贯穿于这种联系中。
精确对应于维特鲁威的意和意的载体，巴尔巴罗认为表意（significare）是建筑师的任务与能力，即主动地“通过符号表达，绘制符号以及印记符号”。 符号（segno）意味着“质与形式”（la qualità, & la forma），它首先在建筑师的思维中[nella mente]得到考虑和发展，以传递和融入到外部物质、对象和实体中，即巴尔巴罗所述：“将内心所想标记于外在物质”。内部被投射于外部。这描述了建筑活动的过程，即表达与物化那些预设模式，以及最先讨论的意图[维特鲁威称为“预先考虑的事”]。 作为对维特鲁威意义上的“符号”的阐释，巴尔巴罗把这种理性的预判性的思想描述成“清晰的推理、并由设计绘制而成”（ragione drizzata & con disegno finita） 。与之相对，在«论建筑»（De Re A-edificatoria）中，阿尔伯蒂更为极致地将维特鲁威的理论概念直接翻译成线构（lineamenta，字面意思是“线的构成”），从而把构思和设计的整个过程在概念上推移至约等于建筑符号体系的设置，并整合于线构这个词汇当中。阿尔伯蒂和巴尔巴罗的重点非常明确，即思维中对作品的系统性的预判和构想，这一点后来在设计教学中得到普及。
此处（尚未）考虑的，构成建筑模型特殊性的条件是：“物体性”似乎潜入了构思和预判阶段，并且因此，抽象的思考过程与感性直觉早早地混合和连接为一体。正如人们总是把重心放在物质/材料和形式的结合，这种物质性与思维的重叠十分关键。类似“经验主义的坟墓就是理性主义的重生” 这种“唯心主义”的活动在此不予讨论，因为思维无法“甩掉”材料！目标，即“预先考虑的事”，仍旧存在于身体的、物质的世界中并受到它的约束。相反，它的目的是依据“制造术”（Arte fabrile）或巴尔巴罗笔下“建造技艺”（Arte del fabricare）的作用范畴，在系统性的意图和目标中添加“制作”的权重。
当我们关注到这个过程，并发现实物模型里“既……又……”的状态时，模型的特殊价值便格外明显。 对于巴尔巴罗来说，这个过程——文中完全没有涉及“模型”概念的具体讨论——等同于一种推理性的程序。 他用论述（discorso）一词来翻译理论的概念，并借助“结果之于原因，结论之于试验”的关系，对“符号/含义”（segno/cosa significata）这对概念作出解释。
完整深度阅读请参见《时代建筑》2019年第2期 媒介空间：传播视野下的城市与建筑，[瑞士] 沃纳 · 奥克斯林 著；赵越 译；程博 校 《建筑模型：“物质化的构想”》，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作者单位：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大学
作者简介：沃纳·奥克斯林，男，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大学建筑历史理论研究所前主任，教授，沃纳·奥克斯林图书馆馆长，基金会主席。
译者单位：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大学
译者简介：赵越，女，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大学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所 博士候选人。
校者单位：丘建筑设计事务所
校者简介：程博，男，丘建筑设计事务所合伙人，建筑工房发起人
[1] 李博、程博. 对设计训练的设计：以建筑工房工作模型课题的教学实验为例对设计训练方法论的反思 [J]. 时代建筑，2019（2）： 48-55.
[2] 金秋野、于岛 著; 王丹旸、杨锦涛 整理. 工具与房子：关于建筑师工具自觉性的一次对谈 [J]. 时代建筑，2019（2）： 56-59.
[2] [瑞士] 沃纳 · 奥克斯林 著；赵越 译；程博 校. 建筑模型：“物质化的构想” [J]. 时代建筑，2019（2）：6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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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杂志责任编辑：邓小骅，高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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