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的都城 | 裴钊 | 时代建筑2019年第4期

主题文章简介

在中国的国家级新区/新城建设中，更具有国家城市群空间结构发展战略意义的新区/新城案例是深圳经济特区与上海浦东新区，新设立的雄安新区及首都副中心的定位属于此列。当新区/新城的设立需要在更宏观维度面对区域空间结构性发展问题时，其发展指向就必须成为国家总体城市空间发展战略的一部分，并且成为国家城市发展综合探索的前沿基地，它们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成为中国城市群发展中重要的引擎。今天，当我们面对更广维度的国家战略意义的城市群发展挑战时，国家级新区/新城的新引擎会是怎样的指向呢？本期我们邀请城市研究方面的专家学者对此进行深入探讨。

吴志强、桂鹏、周咪咪等探讨了北京副中心作为国家级新区的地方基因如何延续的问题。邹兵以一种历史的视角，分析了深圳成立特区以来，一系列堪称中国城市化“深圳经验”的城市建设开创性实践；并探讨了进入大湾区时代，深圳将承担的更多的区域责任和历史使命。陆天赞从讨论全球城市区域和创新城市群落出发，探讨创新城市群落的基本特征，并提出创新城市群落发展的初步思路。裴钊回溯了19 世纪末到20 世纪末的百年里都城建设案例呈现的问题，并试图分析开放城市独特的社区实验项目的经验，指出这对于都城这种特殊的城市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沙永杰和纪雁分析了在全球经济格局中有举足轻重地位的4个城区自21世纪以来的能级提升举措，提出了上海浦东陆家嘴在新时代实现能级大幅提升需要面对的问题。约翰姆·H.福斯特以汉堡港口新城开发为例探讨了着眼服务未来标准的新城规划理念与时空管控策略。邵勇、赖鸿展和张青玉分析了新加坡发展工业园区的新动力对中国传统工业港区转型升级的启示

开放的都城

Open Capital

裴钊   PEI Zhao 

Abstract

     在现有国家都城（地区中心城市）相关文献中，主要关注于都城规划宏大的社会理想和充满纪念性的行政建筑群的讨论，这种从空间形态以及建筑与大众沟通清晰性方面的讨论，往往遮盖了都城行政区域之外部分所存在的大众现实问题。来自社会学科的检讨和批评声音，虽然弥补了规划和建筑学科的盲点，指出了此类问题，但却无法提出一条对于建筑师专业角色而言有效的操作路径。文章试图介绍开放城市这一独特的社区实验项目，寻找值得借鉴的经验，从社区组织中建筑专业的参与模式以及建筑师角色这两个角度出发，寻找能够弥合这种社会和学科间裂痕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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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命运开放，并热情地拥抱专业。

——开放城市[1]

最初的文章计划是回顾从19 世纪末到20 世纪末百年里都城建设案例的历史，将此放在世界历史发展的大背景下，梳理其目的、意义以及规划理念和形态特征，并在此基础上对都城建设中的一些重要建筑案例进行解析，期望从历史之镜中得到一些启示和经验。然而，在研究大量都城案例后，最初的期望并未达成，同时又深深地陷入对都城建设中建筑师所扮演的角色和实践意义的困惑。直到再次踏上智利瓦尔帕拉索（Valparaiso）的“开放城市”（Open City）时，一直的困惑才在某种意义上得到了回答。

1 20世纪都城案例回溯

工业革命后，技术和经济的迅猛发展使得人类城市扩张速度和形态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传统城市和建筑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同时，民族国家的兴起也需要城市和建筑作出响应，都城在现代国家中行政组织和象征方面具有更加重要的地位。

近现代的都城作为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多重中心，其城市建设的影响范围远非某个区域，而是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国家战略层面意义。其迁移、分散和整合变化都会对国家和所在地区产生重大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体现在国家整体的政治、文化、社会和经济发展层面，而且也会反映到该国或地区未来发展模式以及城镇化路径选择方面。也正因为如此，与普通城市相比，都城规划具有不同的特点：强烈的政治和纪念碑性诉求，自上而下的规划建设体系，资源高度集中投入，高效的建造实施过程。由于这些特点，理论上都城规划应该成为检验乌托邦城市理论的最佳的实验室，以及推动城市发展的最佳机遇，然而，在检验了诸多都城建设案例后，却发现最终这些伟大的都城实践都止步于大卫·哈维（David Harvey）所谈及的空间形态乌托邦。

大卫·哈维在《希望的空间》（Space of Hope）一书中，将历史上的城市乌托邦分为两类：基于地理的空间形态的乌托邦，以及基于时间的社会过程乌托邦[2]156-158。一方面，作为一种自由想象的“空间形态的乌托邦”已经成为探索和表达有关社会关系、精神秩序、政治经济体系等概念的成熟手段；另一方面，哈维检验了霍华德的田园城市理论，赖特的广亩城市理论，柯布西耶的光辉城市理论，以及新城市主义实践过程中的问题，指出多数已经实现的空间形态乌托邦是通过国家或资本的积累而完成，依照两者的规范实施，然而当这些设想被吸入资本积累的发展的洪流中后，就会彻底丧失其原则，其中所蕴含的批判和反抗力量也轻易地堕落为对统治秩序的顺从。

借助哈维的工作来分析近代百年都城规划建设案例，可以发现制度（社会关系、政经体系）和象征（精神秩序）两个层面间的密切关系。作为体现国家与民众之间契约的制度，被建筑师以空间的形态进行表达，通过象征手法得以呈现，使大众得以阅读和理解。下面本文将按照这个思路回溯一些过去百年中的案例。

2 拉普拉塔：忽视了技术变革速度的静态城市规划

1882年的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省会城市拉普拉塔（La Plata）由兼具建筑师和工程师双重身份的贝诺特·佩德罗（Pedro Benoit）主持规划，借鉴了当时欧洲最先进的理性规划和卫生城市理论。城市总平面是一个完美的正方形，以正交网格形成城市骨架，中轴线上布置了政府和重要的公共建筑，两翼分布着住宅和其他民用建筑；正方形每边被分为36个街区，每6个街区形成一个小的正方形组团；沿正方形的对角线再进行切分，使得每个组团中间都留有空间作为市民公园或者广场。建成后的拉普拉塔新城，成为拉美第一个现代规划城市；同时它也是拉美第一个使用电力照明的城市。拉普拉塔于1889年获得了巴黎世界博览会的最高奖，在当时的欧洲备受赞誉，并被称为儒勒·凡尔纳之城（“Jules Verne”，未来之城）[3]。拉普拉塔采用严格几何规划和传统的公共轴线形式来表达新兴资产阶级民族国家的形象，并采用了当时最新的各种技术来加强国家进步的象征。然而，这种静态看待城市发展，希望一步到位的想法在飞速发展的技术和交通方式面前，注定落空，最终拉普拉塔只能成为世纪巨变时期的一种过渡性产物，既无法保持最初设想的城市形态，也无法满足现代城市的需求，没有如人们期望的那样成为一个20世纪的城市典范[4]。反观今日，迅猛的科技发展速度与城市缓慢变化的空间形态之间永远不存在一个有效的映射，将科技应用作为进步的象征投射在城市空间形态的做法都将注定落空。一个城市可以以科技产业为荣，但以在城市里应用了多少当下先进技术而自傲，就显得短视和好大喜功。拉普拉塔即是最好的教训，以城市空间形态去匹配当下所谓的先进技术，但仅仅几年后由于汽车的大量使用，就使得现有城市无法适用，甚至成为未来发展的障碍（图1）。

图1：拉普拉塔鸟瞰

3 堪培拉：花园城市中的分级社会和社区

1911年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决议在悉尼和墨尔本之间选择一个地方修建新的首都，定名为堪培拉。1912年，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在全世界范围内征集新都设计方案，美国建筑师沃尔特·贝理·格里芬（Walter Burley Griffin，1876—1937年）的方案获一等奖。格里芬在方案中充分利用当地地形，将城市与自然融洽为一体：整个城市以国会山为中心，通过放射型街道连接周边的区域，这些新城是根据霍华德的花园城市理论所规划的，未来可以按照城市人口、年龄的发展变化统计出住宅和公建数量。格里芬的设计后获得联合国城市设计金奖。1964年截取莫朗格洛河（Molonglo），人工建造了格里芬湖，将堪培拉城市各部分与山体自然连接为一体。堪培拉的国家议会建筑位于城市几何放射状轴线的汇集中心，而这些轴线分别指向澳大利亚的各州，巧妙地将制度特征融入城市空间形态，创造出都城所需的纪念性和象征性[5]。尽管周边住宅区参照了花园城市理论，但这些郊区中产社区是严格根据居民收入和工作进行隔离划分，以至于可以根据一个人居住在哪一条街道上，无比精确地分辨出他的收入和工作等级[6]155。无论规划者是否意识到这一问题，这一做法事实上是倒退回历史上英国在殖民地的城市规划模式。堪培拉成功地传达了其制度层面的象征和优美的空间形态，但却以另一种方式向大众传达了这样一个信息：这个城市的市民是经过选择的（图2）。

图2：堪培拉规划图

4 昌迪加尔：伟大的民主空间与割裂的城市和社区

1947年印巴分治后，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作为印度的开国首相决定在班贾布设立一个新首府，向世界宣布现代、繁荣、独立的新印度时期到来了的城市。最初首府规划委托了阿尔伯特·迈尔（Albert Mayer）和他的合伙人马修·诺维斯基（Matthew Nowicki）负责这个项目。但是1950年诺维斯基意外去世后，迈尔放弃了这个项目。麦克斯韦·福莱（Maxwell Fry）和简·德鲁（Jane Drew）为印度政府引荐了勒·柯布西耶，来负责进一步发展和完善迈尔和诺维斯基已经设计好的初步规划。尽管勒·柯布西耶以“人体”为象征进行解释整体城市功能布局，但事实上他采用雅典宪章的原则进行规划，同时，将原先规划方案转化为一种建筑风格，忽视了印度社会的基本问题[7]。在柯布西耶最关注的中央行政区内，他的天才设计能力得到了充分的发挥，议会、高等法院以及手形纪念碑等建筑群完成了印度政府所需要的现代国家象征。然而，最初通过创造建筑形式来辅助社会组织和整合社会的设想则完全失效，城市内部被不同收入和社会等级差异割裂为不同的区域，同时在城市外围成千上万人居住在贫民窟中[8]238。虽然这一切不能完全归罪于建筑师，但建筑师确实没有兑现现代主义和自己的承诺。现代主义所创造出的民主空间象征对于现实中的个体意义何在（图3）？

图3：3D昌迪加尔规划叠加图

5 巴西利亚：完美的现代主义城市空间与现实的城郊

1956年，新当选的巴西总统儒塞利诺·库比契克（Juscelino Kubitschek）决定在内陆修建新首都，以此展示一个现代巴西国家和民族的形象，同时拉动巴西内陆发展。1957年巴西政府举办了新首都的竞赛，最终卢西奥·科斯塔（Lucio Costa）的方案胜出。变形的十字架构图使得整个城市呈现出一个巨大的飞机形状，城市被行政主轴分为南北两翼。政府各部门建筑和公共建筑沿中心轴布置，轴线的尽端是巴西这个国家的中心——三权广场；中心轴的两翼则规划了超级街区，容纳居住区和社区服务设施；两条轴线的交叉处是一个立体的交通枢纽和商业中心。在空中，巴西利亚飞机一样的形态象征了未来的巴西，奥斯卡·尼迈耶（Oscar Niemeyer）所创作的精妙绝伦的公共纪念性建筑一方面明确地定义了一种巴西建筑风格，另一方面也艺术性地阐释了巴西民主制度的构成[9]。同时，巴西利亚与之前的都城最显著的不同之处在于，这是一个带有非常激进的社会和政治意图的实验：采用新的集体主义社会秩序来替代资本主义。对于巴西而言，也就是以完全的平均主义代替传统巴西等级分明的社会体系，在这里的公寓里，官员和看门人、劳动者成为邻居，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的划分被取消。然而，这种自上而下的良好意图在后来的发展中并没有实现，或者说政策制定者和规划者仅仅在象征层面上思考这个问题，而没有考虑巴西的现实。最后的结果是极具讽刺意味的，在巴西利亚纪念性和象征性城市区域与周边的贫民窟间，出现了一道道卫生隔离区，用来遮挡和隔离外部的穷人[6]227-229（图4）。

图4：巴西利亚鸟瞰

在这些过去百年中最典型的都城规划案例中，可以看到，作为契约中的国家方的意志和意图借助专业人员的手充分地通过城市空间形态得以成功地表达；而契约中的一部分大众（并非全体人民，而是经过选择的市民）在这里成为单纯的接收方，其现实需求在都城规划前没有表达渠道，政策决策者和专业人员从他们的角度来构思了未来理想市民的需求；还有一部分大众（社会底层和贫民）则完全被摒弃在都城之外，也被摒弃在规划师和建筑师专业之外。作为技术专业人员的规划师和建筑师的重点任务则是为一种单向的沟通性和可阅读性提供保障。对此持有异议的人可能会辩解，制度上的民主代议可以表达大众的诉求，然而恰恰在服从大多数的民主原则下，最终可被采纳的公众诉求注定是少量的和被简化了的。在这种单向沟通机制下，无论都城在城市形式和建筑象征方面如何体现民主与大众参与，现实中的做法注定是以集体性掩盖了个体性，为了保证整体城市象征性框架而牺牲了大部分的个体具体诉求。或者说，这种以集体意志代替个体参与的最直接结果就是个体日常生活空间的缺席，而一个城市活力的基础恰恰是这些繁琐、重复、无法归类的日常生活。

6 在都城建设中建筑师角色和实践边界

针对这一问题，一部分规划师从早期关注空间形式转向关注社会进程，然而这种理论和学科的转向使得规划师更接近于社会活动者，对于都城这种特殊的城市而言，由于地理空间带来的差异，其乌托邦理想不可避免地被其空间化的进程和方式所破坏[2]162。这种实践上的悖论进一步使得规划师逐渐失去对于整体城市规划的信心，退回到小尺度和可控的社区层面思考城市问题。[8]387-392

对于建筑师而言，无论设计的都城行政建筑有多么高的建筑和艺术价值，如何清晰地向大众传递信息，构筑了多么壮观的乌托邦城市，如果不能满足都城中日常大众的具体需求，其最终结果都很难被称之为真正的城市。但强求“传统意义上”的建筑师来负责这一类社会性问题确实也是一种苛求，即使在今日，建筑界所盛行的看法仍是退回到“建筑”该讨论的问题中。然而，在这种观点背后假设了“建筑师”有一个清晰的专业角色，“建筑”有一个明确的学科范畴。如果这样的假设是对的，也就意味着在规划师和建筑师角色和职责之间存在着一个断裂，但任何城市问题的改善和改变的可能却又只能存在于这个裂隙之中。那么建筑师是否可能踏入这个裂隙寻求历史上都城建设问题的解决之道呢？

7 开放城市简介

1952年，由建筑师阿尔贝托·克鲁兹（Alberto Cruz）和阿根廷诗人戈多弗雷多·尤米（Godofredo Lommi）领导的一群年轻建筑师从智利圣地亚哥搬到瓦尔帕莱索港口旁边的维尼亚德尔马（Vina del Mar），接受了瓦尔帕莱索天主教大学的合同并任教。与此同时，这个小组成立了一个实验性的机构，来研究和设计建筑项目。1970年开始，该小组的大量的研究、设计活动和精力开始转移到著名的开放城市项目中[10]。

开放城市是位于维尼亚德尔马以北的一个小型沿海村庄里多奇（Ritoque），被设想为一个集体生活和工作的社区。开放城市距离瓦尔帕莱索以北约30 km处，约275 hm²，位于一条线性温泉度假胜地的尾部。基地沿着长3 030 m的废弃海滩展开，气候干燥，有短暂的季节性降雨，持续不断的强风来自东南方向。这个社区的主要目的是将生活、工作和学习结合在一起，建筑学教授、建筑师、设计师、诗人和艺术家一起负责这个项目的组织。为了确保实验的长久性，社区通过一个非营利性的基金会运作，其资产是不可转让的，初始章程里明确了这个社区的土地和建筑物的集体所有权原则，排除了基地和建筑被任何个人私有化的可能性。事实上，项目的名字已经揭示了其宗旨，公共生活精神对于城市而言是至关重要的。开放城市里布置了大量的广场和公共集会空间，这些空间也被视为检验集体凝聚力的地方，集体所有权决定了任何问题都需要经过集体讨论和决策[1] （图5）。

图5：开放城市高处远眺

大部分情况下，开放城市的建筑是在古老的“圆桌”原则上完成决策，进行集体建造或分阶段建造。建筑的最终形式可能与初始设计完全不同，并且完整概念在建成前始终是未知的。考虑到这些构筑物涉及许多共同设计者，还有一小部分学生参与，集体创作和分阶段的执行使得难以将项目归功于任何个人。这种集体聚合作品与归功于某个建筑师的作品相比，最大的区别是：反对痴迷于个体身份、无必要的创作限制以及建造过程中的确定性（图6~图10）。

图6：黎明与黄昏宫殿

图7：开放城市入口建筑

图8：墓地

图9：音乐室

图10：流浪者之家

如果说巴西利亚是现代主义乌托邦的一种极致表达，那么，瓦尔帕莱索学派的开放城市是另一种现代主义和乌托邦的极致表达。这两个项目拥有某些共同的意识形态和社会理想，但是在实践上，则呈现出完全相异的路径：一个是政府自上而下的结果，另一个是社区自下而上的结果；一个强调将城市等同于大师的个人结晶物，另一个强调专业的匿名性和集体创作；一个是追求现代大都市的纪念性，另一个是在社区中探讨个体的城市日常生活和集体生活。

8 开放城市对都城规划的启示

开放城市的实践对于都城这种特殊的城市建设，尤其是都城中非纪念性城市部分的单向沟通机制所导致的建筑忽略大众现实需求这一问题，从两个方面提供了值得借鉴的经验：第一个方面是其实践中对于集体的强调和建筑的集体创作路径。开放城市集体始于多专业人员通过对话和讨论，提供想法和观察角度，然后由不同建筑师发展相对独立的片段，最后集体完成项目。这种工作方式首要考量的不是如何有效地分配任务，而是作为一种尝试来澄清建筑问题；其次，这些作品很少有传统意义上的署名作者。在团体内，谁是负责人或者谁在项目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只存在于口头指定，在公开展示的作品中通常不会有个人作者信息。尽管这样取消了私有制和压倒性地强调集体创作，作为专业技术的建筑师放弃了个人署名权和独立表现，却创造出了更加自由和富于个性化的建筑形式，其中每个参与个体的话语权和决策权也得到了保证，集体性和个体性之间完成了一种平滑的转换。第二个方面是对于城市日常生活的关注。开放城市一开始创建，就力图将其对城市日常生活的兴趣转化为一种特殊的建筑秩序，将艺术与生活相融合，以反思和再现艺术，将生活转化为更深刻和丰富的体验。正是对于城市日常生活这个概念的特别的关注，在开放城市中，关注普通人的生活现实，使其成为研究对象的同时，又是值得尊重的对象，为该社区许多作品中的形式复杂性提供了最清晰的源泉。虽然产生这些形式的过程路径和最终的结果，有着不同的起源，无论如何，在日常生活和神话的背景下，这种与生命的主要联系同时被理解为决定因素和有启发性的礼物，抵制任何传统形式的系统化。或者说在一种诗意的经验主义中，将日常生活理解为古典神话的一种指涉成为这个社区建造的核心理念。

第一个方面的经验为都城建设中非进行部分的社区和建筑提供了一种策略性的组织和参与方式，填充了都城典型的自上而下的建造模式的疏漏，表达和贯彻社区和市民的现实需求。第二个方面的经验为建筑师提供了一个新的介入方式，与通常的日常生活理论研究者和社会建筑师不同，开放城市的成员没有局限于单纯地讨论城市日常生活中的社会意义，或者整合日常生活整体与琐碎的整体性道路探索上，而是强调从社区成员对于城市生活的体验出发，通过个体的观察和集体的讨论，以艺术为媒介，将这种直观的感受转化为具体的社区和建筑空间形式，将专业融合在社会政治生活的诉求之中。

以开放都市这样一个地不过百顷，人不过百人的迷你实验社区与少则百万人口的都城相比，显然存在很多无法对比的问题。同时，这样的小规模的实验性社区的组织和营造方式，以及由各种高端专业人员形成的自治型社区，也决定了开放城市的经验无法简单地导入到现实的都城建设体系中。然而，作为一种思路和可能性，开放城市中的经验对于都城和建筑师在其中的角色而言，依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图片来源：图1来源Prof. Favillana提供；图2来源https://wakeup-world.com/2014/10/27/cracking-the-canberra-code/；图3来源Image Courtesy : 2014 Digital Globe NASA；图4来源网络，图5~图10摄影裴钊 ）

参考文献：

[1] Rodrigo Pérez de Arce, Fernando Pérez Oyarzun, Raúl Rispa. Valparaíso School:Open City Group[M].Montreal：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2003.

[2] [美]大卫·哈维．希望的空间[M]．胡大平，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

[3] Julio Angel Morosi. La Plata: An Advanced Nineteenth Century New Town with Ancient Roots[J].Planning Perspectives, 18:1, 23-46.

[4] Correa Felipe. Beyond the City : Resource Extraction Urbanism in South America[M].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2016:24-27.

[5] Fischer K F. Canberra: Myths and Models[J]. The Town Planning Review, 1989, 60(2):155-194.

[6] Vale, Lawrence J. Architecture, Power, and National Identity [M]. New York：Routledge, 2008.

[7] Fitting P. Urban Planning/Utopian Dreaming: Le Corbusier's Chandigarh Today[J]. Utopian Studies, 2002, 13(1):69-93.

[8] [美]彼得·霍尔．明日之城：一部关于20世纪城市规划与设计的思想史[M]．童明，译．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9.

[9] Carranza, L. E. and F. L. Lara. Modern Architecture in Latin America: Art, Technology, and Utopia[M],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2015

[10] Pérez Oyarzun F, Rodrigo Pérez de Arce, Horacio Torrent. Chilean Modern Architecture since 1950[M]. College Station: Texas A&M University Press, 2010：25-28.

完整深度阅读请参见《时代建筑》2019年第4期 新引擎：引领城市群发展的国家级新区与新城，裴钊《开放的都城》，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作者单位：迈阿密大学建筑学院 

作者简介：裴钊，男，迈阿密大学建筑学院 兼职教授，北京建筑大学未来城市设计高精尖创新中心 客座教授

基金项目：北京未来城市高精尖创新中心课题项目

[4] 裴钊. 开放的都城 [J]. 时代建筑，2019（4）：24-27.

[5] 沙永杰、纪雁. 上海浦东陆家嘴的国际对标城区21世纪以来的能级提升举措 [J]. 时代建筑，2019（4）：28-36.

[6]  [德]约翰姆 · H. 福斯特、李建.着眼服务未来标准的新城规划理念与时空管控策略:以汉堡港口新城开发为例 [J]. 时代建筑，2019（4）：37-39.

[7]  邵勇、赖鸿展、张青玉.新加坡发展工业园区的新动力对中国传统工业港区转型升级的启示:在深圳自贸区赤湾片区产业升级和空间布局的实践 [J]. 时代建筑，2019（4）：4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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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杂志责任编辑：戴春，王秋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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