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续与融合：第五代中国建筑师的代际差异考察 | 邓小骅 | 时代建筑2020年第4期
本期主题文章简介
《时代建筑》以群体研究的方式持续关注改革开放之后成长起来的中国建筑师，无论是研究海归建筑师、年轻一代建筑师，还是研究20世纪50、60、70、80年代生建筑师，我们持续多期展开分析与探讨，试图为中国城市建设中重要的建筑师群体画像。随着研究的深入，我们走向更为细化的层面，如“新三届”建筑师群体研究。在中国快速发展的时代，建筑师的成长和转型的速度大大提高，新一代建筑师群体的社会属性、文化属性以及个体的价值观逐渐凸显其特征，这个群体以70年代出生的建筑师为主，包括部分60年代末出生的建筑师，这批建筑师大多在1986年至1999年间接受高等建筑教育，并在1992年经济体制改革后开始执业，他们逐渐成为当今中国建筑界的重要力量，并且被国际建筑界所关注，我们称之为“第五代中国建筑师”。本期希望关注这批正在崛起的建筑师群体，讨论他们的研究与实践。
邓小骅将第五代中国建筑师群体置于知识社会学的代际研究视角，考察其代际差异；王凯运用“远读”的方法，从社会背景和话语生产机制的角度，描述作为一个模糊整体“代单位”的第五代中国建筑师群体的话语特征和历史贡献；周榕由“代际观法”讨论，尝试引入“代差视角”，考察并具体论述“第五代中国建筑师”在诸多方面对于中国建筑生态演进的迭代贡献；李怡和戴路从国际获奖建筑分析第五代中国建筑师群体设计实践技术探索；支文军和郭小溪基于一种媒体的视域，对100组第五代中国建筑师的相关文本进行数据挖掘；鲁安东试图就李兴钢的“胜景”设计思想展开理论思考与讨论，指出李兴钢的设计实践是这一世纪探索的延续，也是对其当代命题的开创性的探索；何润和伊浏等结合感性解读与理性的“数据分析”，对董功/直向建筑事务所展开多维度的分析；同时，我们简要介绍了66位第五代中国建筑师。
接续与融合
第五代中国建筑师的代际差异考察
Continuity and Integration
A Survey of the Intergenerational Differences of the Fifth Generation of Chinese Architects
邓小骅 DENG Xiaoh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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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于知识社会学的代际研究视角
学界对于不同群体进行研究时，常常引入代际群体的概念。而对群体进行分代，最主要的目的在于方便讨论，因为对特定群体的代际划分往往是随着时间形成的共识。例如，电影界对于中国导演的分代问题，基本上是基于稳定的共识形成的，往往不会对分代标准进行更多的纠结和追问。
对于群体代际的讨论发端于20世纪80年中后期，对应于当时文化热潮的兴起[1]。这一时期有关“代”的话语开始出现并迅速放大成为知识界与社会的话题，以“代”为标识的群体创作现象在文学、电影、美术等多个文化艺术领域萌生出来。代际话语的兴起与特定群体所代表的群体思想、群体文化，以及群体意识形态有关，这种现象一定程度上也印证了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的知识社会学观点。卡尔·曼海姆在其对知识社会学的论述中认为，知识与思想并非仅仅是个体化的，同时也是群体性的，这种群体的知识体系与社会存在着密切的关联，也与时代性和特定的文化类型密切相关。卡尔·曼海姆将社会群体放在历史与社会变迁的语境中加以考察，在考察代际问题时，他认为一个代际群体的形成是与特定社会、特定时代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并且，要有对历史和社会的共同命运的参与，才能形成一个真正意义的代际共同体[2]。因此，代际群体是具有一定的整体性的共同意识的，不同的群体意识构成了一种动态紧张的关系，最终表现为时代精神。
在体现时代精神与代际关系的社会性与文化性方面，知识分子群体无疑是极为有代表性的。文化界在20世纪80年代出现了一系列对中国知识分子的代际划分研究，如刘小枫、李泽厚和许纪霖等，他们都曾对知识分子群体进行过分代研究[3]，试图从代际关系中考察知识分子的思想活动与历史演变之间的有机联系。建筑师群体可以被看作是专业知识分子群体或者知识分子群体的分支，分代问题对于建筑师研究和考察中国现代建筑发展有着特定的意义和价值。
2 关于建筑师代际划分标准的讨论
笔者认为在考察中国建筑师群体的分代时，应当主要关注两个方面：一是以通史作为参照，考察国家政治或社会重大变革对建筑领域产生的影响，此外社会整体知识分子群体的思想观念的代际演变也会对建筑师群体的思想观念有所影响；二是按照建筑师的建筑教育背景来划分，建筑教育对于建筑师建筑观念的形成起着关键性的影响作用，从这一点上说，专业教育背景则应当成为建筑师最重要的划代依据。此外，由于中国建筑教育受到国家层面的体制与政策影响，上述二者也存在着相当程度的关联。一般而言，建筑教育的变化在时间上要晚于国家政治和社会变革。综上，对于建筑师的分代标准，客观上主要有以下几个考量因素：（1） 重大的历史与社会变革带来的代际差异与代际更替；（2）建筑教育体系的变革带来的建筑师启蒙思想的差异；（3） 出生年龄。从对建筑师代际划分的影响与重要性来看，建筑教育体系的变革是最为重要的，而政治与社会变革虽然是代际更替的先导，但对于建筑师群体而言，专业教育变化引起的思想观念上的代际差异更具有标志性。出生年龄在这里主要作为参考，并非主要的代际划分标准[4]。
建筑学界在对建筑师的分代问题上尽管也有着大体的共识，但在具体的代际分界线的界定上还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其中，最为清晰的代际分界线，毫无疑问当属1978年这一划定第四代的分界点，无论从社会历史（改革开放）或是高等教育变革（恢复高考）的角度而言，都形成了断层式的代际分野，这使得第三代与第四代建筑师的代际判定变得相对容易；第四代建筑师之后至第五代建筑师的代际分野相对模糊，本文大致将第五代建筑师界定为在20世纪90年代接受建筑教育，基本上是在90年代末或2000年之后开始建筑实践的群体。
刘小枫在讨论知识分子代际时，提出过自己的分代标准：（1）政治、经济、文化的社会——历史机制的内在转换；（2）各代群所负载的知识类型在当前文化中构成的实际可见的社会冲突。其中第2点涉及有关代际观念冲突和代际差异的问题，而根据代际间观念冲突的不同程度，有的代群表现为对前代的颠覆或批判，而有的代群则表现为对前代的接续。刘小枫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分为四个代群①[5]，他认为第一代（“五四”一代）和第三代知识分子（“四五一代”，大致相当于共和国同龄人）这两个世代对应着中国社会与历史上的两次重大变革，标志着中国现代文化社会的实质性断层，而相对而言，第二代和第四代知识分子则分别可看作是第一代和第三代的接续[5]。回到建筑学领域，从知识类型和文化思想上看，第五代建筑师相比第四代，同样更多地表现为继承与接续。从时代性上看，尽管整个20世纪80年代的语境与90年代的转向仍然有着十分显著的时代沿革特征，但这种嬗变的烈度仍然无法与1978年所具有的历史和象征意义相抗衡；从建筑教育体系以及设计观念的发展沿革来看，从80年代到90年代，是一段平稳渐变的发展时期，因此，第五代整体上表现为对第四代的一种继承和发展。
正因为不同代际间的差异性，有时极为明显，可被看作是时代的断层，有时又相对较弱，表现为对前代的接续。因此，代际划分本质上是具有相对性的。有学者曾戏言，如果再极端一点，抛开代际划分的生理年龄标准，甚至可以把第四代建筑师之前的代际划为一代，虽是戏言，但从第四代建筑师引领中国建筑走向国际的开拓性而言，亦不无道理。如果将第四代建筑师看作是“典型群体”，则第五代建筑师可以被看作是“过渡群体”，这一代群与第四代和之后的新生代都有着很强的接续和融合，加之代群本身也在持续发展演变，或许需要再经过一段时间的沉淀，才能更准确地认知这一代群的代际位置。
3 观念
建筑师的观念无疑是一直处于动态的持续发展过程之中的，但是观念形成的初始时期无疑对其后的发展有着关键性的影响。如果将20世纪80年代看作是第四代建筑师观念形成的重要时间段（基本上是在大学阶段），那么对于第五代来说，90年代就是影响观念形成的关键时期。我们可以通过考察80年代与90年代在时代背景、文化思潮以及专业教育背景等方面的重要特征来揭示第四代与第五代建筑师在观念上的代际差异。
20世纪80年代最为显著的时代特征当属兴盛一时的“文化新启蒙”。高考恢复，国门打开，各方思潮纷至沓来，整个社会呈现出一种朝气蓬勃的面貌，伴随着官方所提倡的“思想解放运动”，知识分子的话语空间被骤然放大，文化界的争鸣与讨论异常活跃。创刊于1979年的《读书》杂志就是这其中的一面旗帜，它由一篇《读书无禁区》开始，开辟了知识界的思想讨论阵地，在整个80年代扮演了重要的思想启蒙角色。20世纪80年代曾经被许多学者视为第二个“五四”时代，也被称为“文化新启蒙”时期，一方面是因为80年代是中国继“五四”时期之后出现的第二次思想解放、文化高启的时代；另一方面，是因为它所秉持的 “反传统”与“现代化”的立场，与“五四”的新文化运动思想有着历史的接续性和内在关联性。
对大多数第四代建筑师而言，一方面他们的童年时期带有“文革”的时代烙印，而在思想初步成型的青年时期则遭遇了80年代的“改革开放”和“文化新启蒙”，时代的巨变导致了社会整体观念上的颠覆与反差，在他们看来，宏观的社会集体价值观并非是一成不变的超稳定结构，共识性的问题也并非不可怀疑，而这种不稳定构成了他们思想中的怀疑、思辨、批判的成分，也造就了他们独立思考的精神；另一方面，80年代的“文化新启蒙”和“五四”时期一样，都带有“破旧立新”的立场，从历史的发展沿革上看，都属于社会演进中极为重要的开拓时期。这也让第四代建筑师在接受“文化新启蒙”影响后，不自觉地承担起开拓者的责任。正如崔愷所提到的，“我们接受的建筑教育，当时是有一种激情的，这种激情好像是一种改天换地的热情。老师说，我们十年没有建筑教育了，你们是第一届学生，你们的天地非常宽，所有的机会都等着你们，所以当时有一种英雄主义的感觉。”[6]此外，第四代建筑师所经历的社会巨变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们的历史观，使他们形成了大开大合的纵横视野，在其后的建筑思考与实践中，尽管最终落脚于建筑学具体问题，但他们的思考始终未曾脱离这种宏观的思想框架。王澍早在读书阶段就试图通过《当代中国建筑学的危机》一文来追问中国建筑学的根源性问题[7]，在他后来的实践中则是通过建造传统来探索生活世界与建筑学的本质关系。
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社会语境和文化思潮又发生了新的转向。伴随中国经济改革步伐的进一步加大，市场化进程和商品化程度都在加速推进，消费主义和大众文化日渐兴起，80年代的精英知识分子在人文领域的大范围讨论逐渐退缩到更为狭窄的学术性讨论的领域，启蒙色彩逐渐淡化，转向对学术更规范、更专业的深耕细作。李泽厚对于90年代的学界做出了“思想淡出、学术凸显”的整体评判[8]。比起第四代，“文革”对第五代建筑师的亲身影响要浅淡得多，从成长环境来看，第五代更为平顺温和，没有第四代对社会和时代变革所持的高敏感性。不同于80年代激情澎湃的人文大讨论，90年代社会的商业语境以及学界的学术生产转向，令第五代建筑师从启蒙阶段开始，在面对社会现实时就不会持有第四代那种较为强烈的批判态度。与知识界做法一样，第五代在之后的实践中更倾向于在既定框架内建立范式、深入研究具体问题。
90年代另一个值得重视的命题就是对于“现代性”的学术性讨论[9]。伴随中国和世界其他经济体的经贸合作，中国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国际视野中，全球化语境开始隐约浮现。相比80年代，90年代的知识分子拥有了更为广阔的国际视野，从而能够跳出民族国家内部的单向视野，转而关注全球化视野的现代与非现代文明的状况，并对80年代所认为的普适的“现代化”提出质疑和反思，而转向对更深层的“现代性”问题的讨论。学界意识到80年代的“现代化”更多地指向了经济与技术的发展，而“现代性”问题则是包含了社会各个层面的一整套内容的复杂的思想体系[10]。
同时期建筑学界对现代建筑的认知与当时知识界对“现代性”的研究是有很大差别的。90年代的建筑界尚未像知识界这样深入讨论现代性问题的价值层面问题，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现代主义建筑、后现代主义建筑在中国，都成为了诸多风格样式的组成部分。现代主义建筑纯净抽象的建筑形式和强调新技术新材料的建造方法，在样式上成为先进生产力和现代化的象征；与此同时，对于民族形式、形似与神似的漫长讨论，在后现代主义建筑进入中国时，找到了微妙的结合点，实现了对于地域、文脉、场所精神等“后现代问题”的“中国表达”。而在90年代商业文化和消费主义的环境中，这种对样式的滥用更进一步加重了建筑学的危机。
在这样的背景下，第四代建筑师中的一些代表人物开始了对当时建筑学发展现状的批判，反思什么是真正的现代建筑，试图去理解现代建筑的经典西方语境，并在90年代开始将思考诉诸文字，进行观念的输出。这也是90年代实验性建筑产生的主要背景因素之一。马清运在1990年第38期《建筑师》上发表《类型概念及建筑类型学》[11]一文，论及洛吉耶、迪朗直至罗西的思想，从类型学角度对现代主义建筑进行了理论和历史脉络的梳理。这是一次对西方建筑学语境的深入引介。至90年代中期，第四代建筑师关于现代主义建筑的讨论文章开始明显增多。董豫赣、张雷、李晓东、汤桦、刘家琨等都相继在《建筑师》发文阐述各自对现代主义建筑的思考与认知。第四代建筑师对于现代主义建筑的认知输出和观念输出，旨在回归建筑学本体内容，关注现代主义建筑的“空间”话题。在张永和成立“非常建筑”的早期阶段，在《读书》杂志上发表了关于文学、建筑与空间的系列文章，阐述建筑学意义上的“空间”观念及其日常性[12-14]。
从80年代的知识输入到90年代的观念输出，第四代建筑师对于现代建筑体系经历了一个从认识、思考再到观念的重构这样一个过程，进而在其后的实践中开始逐步建立中国当代建筑的体系与观念。第四代的观念与实践，无疑对90年代尚处于求学阶段和观念成型阶段的第五代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如果说，第四代建筑师初步完成了关于中国现代建筑的价值体系整体框架的构筑，并汲汲于求索“什么是中国的现代建筑”这一价值层面问题的答案，那么，第五代建筑师已经无须再执着于对价值的追问，因为他们接续了第四代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在观念上与其一脉相承，观念的鸿沟已经消弭，因而他们所关注的是“如何能做好中国现代建筑”这个偏重于具体路径和方法的命题。从这一角度看，第四代建筑师偏向于价值理性，而第五代则偏向于工具理性。第五代建筑师普遍在建筑概念上更为简洁直接，直面具体项目中的具体问题。第四代建筑师所提出的建筑理念尺度相对更为宏大，例如李晓东认为自己的建筑观念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对地域主义及本土化的一种反思”[14]，崔愷将“本土设计”[15]作为其建筑思想的关键词，二者的思想背后都蕴含着宏观的本土文化价值观， 而大多数第五代建筑师则不会在设计中谈论地域主义，而是会把这种文化观念内化为具体项目中的设计元素，比如，第五代建筑师通常会把建筑与环境、文脉的关系内化为场地或地形的具体问题。华黎就在他的设计中多次谈到“地景”（landscape）或“地形”（topography）等建筑中的一些基本关系要素，并且审慎地避免使其产生价值层面的歧义：“‘地域’的‘地’概念可大可小，可具体可抽象。如果‘在地’的‘地’泛化成为‘地域主义建筑语言’的话，肯定不关我的事儿。我所言的‘地’总要回到具体的基地上去。”[17]
4 实践
建筑师个体实践生涯长达数十年，自然会形成自我演变的脉络，然而早期形成的观念仍然会形成一个成长的底色，对后来的实践产生影响。比较第四代与第五代建筑师在建筑实践上的差异，仍然需从他们各自的早期实践开始。本文分别从早期实践方向、实践体系以及实践工具演化这三条脉络加以考察。
4.1 实验性与职业化
第四代建筑师大体是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建筑实践，实验性建筑作为第四代建筑师实践的重要内容，代表了中国当代建筑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标志性阶段，第四代建筑师由此走向了国际舞台。实验性建筑产生之初就带有批判和抵抗的性质，既是对中国建筑长期以来对风格样式滥用的批判，也是对当时商业文化和消费主义的一种抵抗[18-19]。因此，实验性建筑重视观念的传递与表达，重视思考与立场，这使得观念的输出在实验性建筑中占有重要的比重。甚至在有些实验性作品中，观念和概念的表达有时甚至会超出建筑的本体意义。这让第四代建筑师的建筑实践具有了一种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第四代建筑师也如同西方早期现代主义建筑师那样，成为了一个带有英雄主义情怀的精英群体。
第五代建筑师接受教育与开始实践的时期适逢中国城市化进程进入高速发展时期，地产开发遍地开花，建筑市场行情火热，21世纪的头十年可以说是中国建筑产业空前繁荣的十年，也迎来了设计企业大发展，建筑师成为紧缺人才。可以说，第五代建筑师在实践之初就被置身于中国建筑市场热火朝天的建设浪潮之中。对这代建筑师中的许多人而言，“炒更”或许不是什么陌生的字眼。“炒更”现象是特定时代下的产物，设计院或者设计企业面对应接不暇的建筑项目，只能找建筑师来做“私活”。在“炒更”现象中，建筑师的实践处于一种“野生”状态，所有的经验都是具体而现实地经历自我摸索而得来，缺乏规范性，但同时这也让第五代建筑师为后来的独立执业或在机构中的独当一面积累了更为灵活的操作经验。在这样的背景下，第五代建筑师的实践相比第四代而言，更多地面向市场，面向现实，也更具有务实精神。也可以说，第五代建筑师很早就做好了走职业化道路的准备，相比第四代建筑师，他们中间更多的人在毕业后选择合伙或独立执业，也更擅长于团队建设，寻求自身定位，把控设计的整个环节，实现对品质的控制。
4.2 空间思辨与建造观念
第四代建筑师早期是通过对西方现代建筑的追本溯源来进行批判和抵抗的，在第四代建筑师的早期实践作品中，能看到建筑师对现代建筑最为重要的 “空间”问题进行的思辨，这种思辨是在西方经典现代建筑语境之下进行的，它首先是对纯粹空间和空间自治性的探索，然后空间通过人的活动才产生了其他属性。在这类作品中，建筑师常用消隐了材料特性的纯色体块来凸显空间之间的关系以及空间的叙事性。刘家琨在早期作品何多苓工作室中，为了表现空间的抽象性，选择涂料的做法来消隐材料的物质性，“由于这个设计的主题是砖混结构在空间表现力方面的探讨，而不是砌筑方式的表现，因此，内外墙处理像当地惯常做法一样，采用了抹灰刷涂料的方法，简化了问题”[20] 。在这里，空间以及围合空间的结构是建筑师更为关注的对象。王澍的早期作品苏州文正学院图书馆，通过体块的离散、偏转、嵌套，来呈现其对空间叙事和园林式路径空间的探索，同样，建筑采用了最为简洁的白墙面和玻璃材料，材料的物质性被尽可能地弱化[21] 。
随着观念和实践逐渐趋于成熟，第四代建筑师对于“中国现代建筑”的探索基本确立了自己的立场，在其后期的实践中，开始越来越多地关注建筑的基本建造问题，由抽象空间转向了对空间的物质性的关注。而对第五代建筑师而言，他们对于现代建筑语言的运用已经非常成熟，从实践之初就更为关注建筑的基本建造问题，希望通过对更为精微的层面的把控来提升作品的完成度，也就是“如何能做好建筑”的问题。相比第四代的理想主义色彩，第五代建筑师面向具体现实，试图构建一整套理性的建造逻辑来处理不同建筑项目的内在自洽性，尽管具体项目各不相同，但背后的逻辑有其内在一致性。这种逻辑是完整而自洽的，可以被分为若干层面，比如，在建筑与外部环境方面，考虑建筑与城市日常生活空间的关系，以及建筑基地、与地形的关系；在建筑自身层面，关注建造的逻辑，材料的逻辑，结构的逻辑。庄慎近年来的作品更多地关注于如何通过建筑来促进快速城市化产生的割裂性城市空间与日常生活的融合，在此基础上贯彻建造的逻辑；董功则是通过对材料构造的严格控制来营造建筑的空间界面，而这种控制是包含秩序和理性在内的：“我理解的建造就是建立一种秩序，在每一个房子里面，建筑师都要赋予空间和构造一种系统的秩序，或者说是逻辑。”[22]
第五代建筑师尤为强调通过理性的设计方法来推动方案的深化，即便是由感性的灵感引入设计，或是落脚于建筑的氛围与精神性，最终都需要诉诸理性的逻辑构建与表达。以至于设计很多时候更像是一个逻辑推导的过程，而非一个预设的形式。比如张轲会强调“reasoning”（思辨、逻辑性）的重要性，也包含有“推理”的意思，“理性的方法不代表结果的乏味，更多的时候是用理性把感性的想法推到极致”[23]。有时这种理性就蕴藏于建筑本身，设计的过程类似于一个揭示的过程。多相工作室曾谈到，不会执着于预设形式，“我们更感兴趣于挖掘事物背后的生成机制。我们对于材料的关注和研究是一贯和系统性的，并不是单单针对某一个具体的项目，而是我们设计观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24] 。有时这种理性是指依据现实状况给予合理的选择，对物的本质表示尊重。致力于轻型建造体系研究的朱竞翔在谈及建筑结构的建构表达时曾表示，要尊重建造体系本身的特性：“建筑应该从建造体系出发，理解并挖掘其特性，而不是先确定形态再强制建造体系去适应。”[25]
4.3 数字化工具与设计
第五代建筑师或许是对设计工具的变革与更替最为感同身受的一代人。第五代建筑师在大学阶段接受的建筑学教育，是“布扎”体系和包豪斯体系的混合产物，在基础课程中，学生既学习渲染、线条练习，也学习形态构成训练，设计课的作业还是通过徒手尺规制图加效果图渲染来完成，第五代建筑师因此拥有扎实的基本功，包括草图和徒手画，以及制图、模型和渲染能力。与此同时，个人电脑的应用方兴未艾，计算机辅助设计（CAD）进入建筑设计领域，被引入设计机构和高校，并且很快全国范围内得到普及。第五代建筑师在大学阶段就完整经历了从徒手到计算机的质的飞跃，第一次亲身感受到设计工具的革命性改变。和第四代建筑师相比，第五代建筑师在大学启蒙阶段接触到计算机工具，无疑会对其设计思维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计算机软件的应用，使建筑师摆脱了尺规束缚，在建筑形态的表达上更为自由。
2000年之后，随着计算机软硬件的迅速更新换代，第五代对计算机设计软件的掌握能力也随之不断升级，但真正对第五代建筑师的设计思维及观念形成构成深刻影响的，应当是参数化设计，这是计算机技术在建筑设计领域掀起的又一次革命，参数化设计是基于计算机“算法”带来的建筑生成方式[26]。对于具有工具理性倾向的第五代建筑师而言，他们比第四代建筑师更能够以开放的态度拥抱数字化设计，参数化设计能够在设计前端为建筑设计带来新的维度，并进一步“建构”或者“生成”最终成果。马岩松属于较早利用数字化技术进行形态语言生成设计的第五代建筑师，他的作品常以特立独行的流体形态表达新锐的数字化建筑观。而第五代建筑师中的一些人走得更远，他们所探求的不仅仅是设计工具的革新，而是试图进行更为深层的基于数字化的设计逻辑系统建构。袁烽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访学归来之后，就开始探索数字化技术对设计本体方法带来的深层影响，并致力于通过“算法”思维和数字化方法进行一种系统性的建构，不仅仅是针对形态语言，而是综合了设计、建造、性能化的一整套体系[27]。袁烽的这种系统建构的探索，与第四代建筑师对中国现代建筑的观念建构有相似之处，因为这种探索富于技术哲学色彩，反而具有文化与价值层面的意义，在这一方面，第五代建筑师担负着一种引领者的角色。
5 影响
对比第四代和第五代建筑师影响力的传播途径，可以发现，第四代建筑师更为突出的是观念传播，而第五代建筑师则主要是通过作品传播。第四代建筑师相比前代建筑师，代际断层突显了他们思想上的开拓性、批判性和反思性，在他们的作品中，观念的意义有时并不亚于作品本身。尤其在实验性建筑时期，第四代建筑师作为观念的先行者，在现代建筑话语尚不成熟的状况下，如果单纯依托作品本身，可能会增加作品解读的难度。所以，除去通过作品本身，建筑师会试图通过其他方式来表达思想、传递观念，观念的输出在他们的影响力传播方面占据很重要的比重。第四代建筑师中的几位代表人物，恰恰都十分擅长用文字来进行观念的表达。例如张永和的思辨性文字，王澍的随笔，以及刘家琨早期的文学创作。而对第五代建筑师而言，现代建筑语境在中国已经发展成熟，无须进行过多话语阐释，面对当下现实，他们的立场相对务实，身份更为职业化，在观念上更关注建造逻辑的演绎，因而，他们的观念已被完全内化在具体的建筑本体之中，建筑本身的可读性内容变得更为丰富。张轲将这种建筑本体的自我表达与演绎能力称为建筑的“Autonomous Beauty”（建筑的独立美）。他认为和前代建筑师（应为泛指）相比，他们这一代更为关注本体美，而不用其他话语来增加过多注释[25]。从这一点看，第五代建筑师接续了第四代建筑师的观念，并进一步实现了建筑的本体自足性。近年来，尽管第五代建筑师的影响力在持续扩大，但有关第五代的讨论基本都是由其作品展开。
6 结语
代际话语在当下，越来越明显地呈现出年轻世代文化崛起的特征，青年人越来越主动地占据新兴社交媒体的话语阵地。在建筑界，新生代建筑师正在不断涌现，他们更为开放，更为灵活，正在形成一个极具活力的群体和特有的话语圈层。相比之前已经拥有话语权威的第四代建筑师，以及活跃于当下的新生代建筑师，第五代建筑师似乎处在一个话语的夹缝中，继续用务实理性的精神埋头深耕，坚持“用作品说话”。本文旨在通过代际话语来讨论第五代建筑师的群体共性特征，代际的划分并非绝对，随着第五代建筑师及之后群体动态的发展演变，或许对第五代建筑师的定义还会发生变化，但无论如何，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建筑师群体仍然会用属于自己时代的精神续写中国现代建筑的谱系。
注释：
① 刘小枫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分为四组代群：“‘五四’一代，即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生长，二十至四十年代进入社会文化角色的一代，这一代人中还有极少数成员尚在担当社会文化角色；第二代群为‘解放一代’，即三十——四十年代生长、五十至六十年代进入社会文化角色，至今尚未退出角色的一代；第三代群为‘四五’一代，即四十年代末至五十年代末生长，七十至八十年代进入社会文化角色的一代；第四代群我称之为‘游戏的一代’，即六十至七十年代生长，九十年代至二十一世纪初将全面进入社会文化角色的一代。”参见：刘小枫．“四五”一代的——知识社会学思考札记[J]．读书，1989（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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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袁烽，王振飞，王鹿鸣．走向另一种“自主”：袁烽、王振飞、王鹿鸣对谈[J]．时代建筑，2013（4）：38．
[28]赵扬，柳亦春，陈屹峰，张轲．演进中的自我：柳亦春、张轲、陈屹峰、赵扬对谈[J]．时代建筑，2013（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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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深度阅读请参见《时代建筑》2020年第4期 第五代中国建筑师 邓小骅《接续与融合：第五代中国建筑师的代际差异考察》，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作者单位：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作者简介：邓小骅，女，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博士，助理研究员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51778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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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谭雅秋、董骜强 整理 .优秀第五代中国建筑师简介[J]. 时代建筑，2020（4）：4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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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杂志责任编辑：戴春、王秋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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