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生育，不堪承受的维权之痛

你写下的，是别人不知道的悲欢喜忧

文 | 雨习习

本文系“澎湃·镜相”非虚构写作大赛参赛作品

投稿原标题：

《硅谷生产经历：美国妇产科里的残酷和冷漠》

大赛由澎湃新闻主办，复旦大学、今日头条联合主办

投稿延期至4月21日24时

1

我没想到5-1-1需要整整两天。

五分钟阵痛一次，每次疼满一分钟，此种情况持续至少一小时的产妇，才会被医院收治，否则的话，就算喊破喉咙哭成瀑布，也没人理。对这种看似荒谬的规矩，美国医院有自己的道理：如果没有疼到5-1-1，很可能宫口还没开，入院越早，在医院呆得越久，越有可能求医生给自己用止痛药，而用药太多对健康无益。

星期一一早见红，我疼了一整天，星期二又疼了一整天，基本停留在七八分钟一次，按照产前课上教的，我倒着跨坐在一把垫了靠垫的椅子上，疼痛厉害时就把头埋在椅背上，绷住身体使劲忍耐，除了呼吸像是滞重、滚烫而潮湿的叹气以外，不发一声，两天之后我妈都感慨，书读多了，人果然不一样……

其实我只是很能忍痛罢了，在异国他乡独自生活的时间太长，生病也习惯了安静地生。其实阵痛比生病好，间隙时还可以若无其事地聊天看小说。但到了两天以后，疼痛就像一块尖锐石头来回摩擦在宣纸上一样，渐渐地将耐性刮出破洞、拉扯出一丝丝纤维，几十小时的疼痛已经让我觉得到了精神崩溃的边缘，于是我在深夜说，去医院吧。

妇产科门口的保安一看我步履维艰眉头紧锁，就直接告诉我们往哪里走，值班护士问我老公：“她这样子多久了？”答：“两天。”“不是，我是问她疼到现在这个程度多久了。”答：“就是两天啊。”

一检查，果然已经开了三指，护士露出不可思议的表情。想到杨绛在《我们仨》里写自己在英国牛津生孩子，洋护士眼看她疼得要死却一声不吭，奇怪地问：“中国女人都通达哲理吗？中国女人都不让叫喊吗？”

作为旧金山湾区最好的妇科医院，这里只有12间产房，每年出生5千个婴儿，已经居湾区首位。当初在这家医院和同样著名的斯坦福医院间做抉择时，这里的一大优势是因为所有产房都是单人间。还有就是老公说如果斯坦福有橄榄球赛时，附近会大堵车，怕赶上我要生了却开不进医院。那时我们都没经验，以为娃是坐滑梯出来的呢。

因为我和老公都是斯坦福毕业的，所以我一直倾向去斯坦福医院生，直到我妈说这是“斯坦福情结”，我才下决心选了这家医院。我本能地排斥“情结”这个词，想证明斯坦福给我的是理性判断和审慎决定的能力，而不是沽名钓誉盲目崇拜。

凌晨三四点时护士送来了点菜单，因为觉得自己早饭之前肯定能生，我拒绝了老公帮忙，忍痛自己拿铅笔圈了自己想吃什么。

别说早饭，午饭的时间都过了，我也没生出来。

我上了无痛分娩，羊水已经被人工破掉了，手臂上插着粗粗的管子，挂着生理盐水和催产素，百无聊赖地躺着，但不知为何开到八指就不再开了。下午两点多我的医生Dr. H过来说，因为催产素的剂量已经很大不能再加，现在要把我推去剖腹产。

老公眼睛湿湿的，说会一直陪着我，让我坚强，其实我并不害怕剖腹产，只是觉得之前的一切徒劳都是为了顺产的宝宝更健康，那一瞬间真的觉得对不起肚子里的宝宝和几天来忍受的痛苦。

2

因为剖腹产手术需要的医护人员比顺产多，只有一个家属能陪产，护士出去忙，老公也送我妈出去了，我只感觉到眼泪不停地从眼角滑入头发里，似乎这些天的疼痛都变成了苦水。漂亮的小护士进来了，我求她再给我检查一次宫口开的程度。她充满同情心地答应去问问医生，回来很遗憾地告诉我，因为刚检查过，所以现在再看也没有什么意义，随后把我从昏暗的产房被推进了灯光刺眼的手术室。

因为紧张害怕，我觉得自己在控制不住地剧烈抖动，真到了无影灯下，反倒心里坦然了——漫长的煎熬快要结束，就能和宝宝见面了，另外推进手术室，真的和电视里演得一样啊。

唯一难受的是脖子因为长时间躺着不动，医护人员把我抬到手术床上，脖子简直痛到要炸裂了。我说脖子好疼啊，虽然手术室里人很多，但他们都像电影里一样，紧张有序地做着自己的事情，没有人理我，我等了一会，觉得就算是脑袋掉了也不过如此吧，用尽全身力气喊（其实也就是呻吟）到：我的脖子疼到不能忍受了！

还是没人理我，只有麻醉师一边给我上麻药一边安慰了几句，麻醉上来了，脖子也就不疼了。

麻醉师用针头扎了扎我的肚子，问我还疼么，我说疼，过会儿他又扎了扎，问我还疼么，我说还是疼，又过了一会儿，他说开始吧，我心想：可我还有知觉啊！

好在只感到医生在肚子上横着划了一刀的力度，然后就是孩子清脆的哭声。

开刀之前，我看了我的医生Dr. H一眼，我一直觉得穿白大褂的医生换上蓝绿色的手术服以后很帅，少了点白色的纯洁明亮，多了一些专业和紧张的感觉，我看到他的蓝眼睛非常清澈镇静地盯着一个地方，长长的吐了一口气，就像武功高手运气，想到这样的手术他做了很多次，感到非常安心。

我出国后的四五年一直在念书，所接触最多就是教授们，他们大都是慈爱可亲的白人老爷爷。作为美国名校的教授，他们慈祥、敏锐、充满智慧、风度翩翩，令人敬重信任。而我在无意识中，竟把这种感觉扩展到一切“白人老爷爷”身上。

我选中的Dr. H，和我的老师们一样的秃顶白发，有一双明亮的蓝眼睛，在挑选医生时，潜意识告诉我他是最好的，我甚至忽略了Yelp——美国版大众点评网上——对他很低的评价，认为这种不能经过证实的微词采信度不高，完全没有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谨慎，事后想想，与其在选定最重要的产科医生时仅凭一点直觉，还不如跟着“情结”去自己本能上倍感亲切的斯坦福医院。

3

宝宝从蓝色遮挡布的那一侧被医生举起来时，我看了他一眼，觉得他上唇很鼓有点像龅牙——其实婴儿哪里有牙——想当然地说：“可真是丑啊！”

漂亮的小护士把新生儿放在我胸口，我才发现他非常干净，就像是洗过澡一样，身上没有白白黄黄的胎脂或是血痂，眼线长长的，很俊美的样子，没有哭，非常安详。小护士开心地说：“他真好看啊，笑一笑！”用手指点点他的脸蛋逗他笑，他居然真的笑了，露出一个深深的好看的酒窝，和老公一模一样。小护士惊呼：“啊！他有酒窝！来，再笑一个！”他居然真的又笑了。

我的孩子秋秋，一生下来就笑，似乎挺不寻常。虽然父母都暗暗地希望自己的孩子天赋异禀，但我却觉得新生儿最可爱的地方，就是他们都是一样的稚嫩、干净。秋的那种笑，并不是《大宅门》里白景琦那种乱世里天降异象的笑，而是一种温暖的相认，一种单纯的快乐。
我突然感到一种渴，一种喉咙冒烟的撕心裂肺的渴，因为打了无痛分娩，已经有很久很久没喝水了，于是我说，我要喝水，虽然我知道手术后不能马上喝水。

医护人员还在忙着收拾孩子，很久后才说这里没有水，我感到老公在我耳边没话找话，想要帮我转移注意力，可是眼睛在一种抵抗不住的力量之下正慢慢地闭上，我用尽最后一丝力气说：再不喝水我就要晕倒了。因为喉咙太干燥，这几个字像是吐出来的。

麻醉师一直坐在我头边的右侧，大概此时动了一点恻隐之心，他说：“有漱口水，就是淡盐水，你喝吗？”

“喝。”

于是他拿出一小支淡盐水，挤了一点在我的嘴唇上，我费力地吸了一点点。

推到观察室，我渐渐地感到伤口的疼痛，因为坐不起来也不能动，那里的护士在纸杯里插了根吸管喂我喝，喝到最后杯子里没水了，我吸了一口空气，随即想要剧烈地大咳，可是刚一要咳，腹部的伤口却像是要炸裂开，那是我一生中咳得最左右为难胆战心惊疼痛难忍的几下。

作为土生土长的北京人，我自己是在北京妇产医院生的，这一点似乎全家人都倍感自豪。姥姥有相熟的医生，我妈就获得了当时人们很难争取到的剖腹产的机会——在八十年代末，剖腹产不是想剖就剖的，除非是危险的难产。一切所有不是想得到就能得到东西，都会令人珍惜，甚至包括这个比顺产痛苦得多的剖腹产。

秋秋全程既不挣扎，也不哭泣，护士把他放在我旁边的床上为他检查，我平躺着不能动，但眼睛的余光可以看到他的小脚就在空中悠闲地来回摆动，打一针，他就响亮地啼一下，针头拔出，戛然而止，护士说从没见过这么轻松的孩子。

他戴着一顶新生儿的纱布帽，小护士说他们还有样式特殊的小帽子，要去找一顶，她真的找来一顶，头上有一个浅黄色布系着的粗粗的结作为装饰，后来我和老公戏称那是懒羊羊式的帽子。这个懒羊羊的帽子不太适合他，因为那个黄色的结比较重，总是坠着帽子往后掉。第二天来给他洗澡的老奶奶——医院有专人负责给新生儿洗人生中第一个澡，说她太喜欢这个宝宝了，要送个帽子给他。在美国有很多好心的退休妇女凑在一起织帽子捐给医院，医护人员可以送给新生儿。洗澡的老奶奶说她快退休了，有一顶特别可爱的帽子她非常喜欢，要送给我的宝宝，后来很珍重地拿来交给我。那是一定很可爱的蓝紫色毛线帽，上面还织出两个尖尖的小耳朵。只可惜三月天里戴有点太热了。我的儿子出生两天，就赚了两顶帽子回来，可是都戴不了，于是又戴回了那个白色纱布帽。

在他长大一点以后，我也给他买过宽檐的渔夫帽，抵挡加州太过热情的阳光，但他丝毫不领情，一秒钟也不肯戴。天冷时我一位画油画的美国朋友还用钩针给他钩了一顶土豆皮色的小帽，但他的头继承了我和我老公，又大又圆，戴上以后整个脑袋都像土豆一样，不过好看不好看不重要，因为他同样是一秒钟不肯戴。

虽然看到孩子很是喜悦，但那天我心中总有一种奇异的悲凉感，大概是因为我的孩子如此完整而轻松，而我如此破碎而僵硬。孩子是如此的柔软粉嫩和清新，但我的疼痛和疲劳却锐利而沉重。即使是这样，我个时候——我和我的孩子——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4

生完隔天，护士让我自己去洗手间，看看能不能“响应大自然的召唤”（上厕所的委婉说法），自然的召唤我没感到，但感到了一件极其恐怖的事情——一个东西从我的身体里被挤了出来，挂在那里。

那是一种非常难以形容但令人无比恐惧的体验，我能感到挂在腿间的东西像是身体的一部分——但是很光滑完整，不是血块或其他任何我在人生经历中感知过的东西，它碰到腿的感觉像是我的肠子之类。它就悬在那里，没有再继续往下掉。我完全没有胆量低头看，惊愕和恐惧令我失声，只能蹒跚地走出洗手间向我妈求救，而她迅速找来了护士。那个看起来很有经验的中年女护士说，这可能是子宫——有的女性生完孩子之后子宫会掉出体外，需要找医生推回去。

震惊像是全身束缚咒语一样把我固定在那里，脑子里只有一个想法——人的器官掉出来了，空气中这么多浮尘和细菌，它还碰到了我的腿，这么脏，直接推回去就行吗？当护士让我自己先坐到床上时，我断然拒绝，因为怕坐在自己的“子宫”上。紧张害怕加上产后虚弱，我感到强烈的头晕目眩，护士看到我的脸色后马上按了病房中的紧急召唤电铃，并且立即把探测心跳的仪器夹在我的手指上。

我并不知道自己后来是怎么躺在床上的，只记得值班的一位女妇科医生双手交替在拉那个脱垂在我身体外的东西——拉的时候并不疼，只能感到它被顺滑地拉出去，拉了好一阵才拉完，她说那是“一些膜”（some membrane），我并没有看，只知道她把那东西扔在垃圾桶里就走了。

很久以后，吓呆了我和家人才从瞠目结舌中缓过来，我们满脑子都是问题：那是什么膜？为什么会在我肚子里？我做的不是剖腹产吗，为什么医生没把它从我的肚子里的拿出来？肚子里还有没有更多了？

我们找到护士，迫切地要求和刚才的医生说几句话，可是医生一直不来。这是一件很出乎意料的事情，因为在美国，任何鸡毛蒜皮的小事都可以找医生咨询，无论是手上破了一个看不见的小口、脸上长了个痘痘，亦或是想减几磅体重，而所有的这些，都会被郑重其事地对待。然而现在，在发生了这样不同寻常的意外之后，病人如此虚弱而恐惧，而医生——用通俗地话说——躲起来了。

那个和善的中年女护士安慰了我几句，她带着一个梳着粗粗长辫子、很年轻的实习生。那个姑娘似乎惊讶、好奇又有点兴奋——估计第一天实习就能看到这样百年不遇的场面，真是赚到了。

不过令人震惊的怪事才只开了个头。

当天夜里，身体里往外掉未知物这件事又在洗手间发生了第二次。但这次感觉只有一个拳头那么大，并且直接掉进了马桶里，让我不知道自己肚子里还有多少乱七八糟的东西。还有一件更可怕的事情，在连番惊吓刺激下，我已经开始分泌的母乳彻底消失了，孩子因为饿而大哭，我妈一整夜都抱着孩子，她一直说这真是一个令人怜爱的孩子，即使饿得难受至极，只要你抱着他，他就会尽量忍耐着，只发出一些可怜的抽泣，但你一试图把他放下来，他就会哭得异常苦涩。我们有想过喂配方奶，但护士口袋里都有一张名片似的卡，上面写着配方奶会增加以后婴儿拒绝母乳和肥胖的几率，你一说想加配方奶，她们就把这张卡塞到你的鼻子底下。我那时也真的觉得，坚持母乳就是爱的一种，似乎眼前的一切困境，都是因为奶，而解决困境的唯一方法，就是我的坚持。

孩子一直在哀哀地哭泣，大量出血且严重睡眠不足的我觉得自己的睫毛从来没有这么沉重过，但又完全睡不着。

那一夜，孩子的体重掉了12%，粉扑扑的小脸变成了全身严重的黄疸。

第二天老公来换班，看到两个精疲力竭的大人和一个黄褐色的孩子，当机立断给孩子加配方奶，宝宝终于吃饱了！如释重负的我们万万没有想到当天还有更荒诞的事情在等着我们。

5

因为我很异常地排出一块巨大的“膜”，并且这件事发生了两次，在我们的反复追问下，当天值班的医生让我去做B超。孩子必须要有监护人陪伴，老公不能跟我同去。于是我在极度的虚弱中被架上了轮椅。当时我的第一感觉就是冷，因为身上长长的还没愈合的刀伤，我不能穿任何正常衣服，只有一件薄薄的病号袍，而轮椅是四面透风的，好心的护士在我身上盖满了毯子，让我此刻像一个奇怪的木乃伊——我倒是有点羡慕木乃伊，至少他们身上的“绷带”是紧紧缠着的，而我松松围着毯子却还是可以让冷空气肆意的透进来。

从产科到放射科的路很远，护工只是在用正常的速度推，而我却觉得凉风像刀割一样袭人，更可怕的是，沿路的地面上有很多鼓起来的减速带，每次推过去的时候，伤口都有一阵撕裂痛。

放射科在地下，我被推进昏暗的B超室，护工离开前让我躺到床上，那张床很高，也没有病床的扶手，对于一个肚子上刚缝合伤口的人来说，就像是面对喜马拉雅山一样，我忍着撕心裂肺的疼痛，一点一点地挪，终于爬到了那张床上。

B超技师是一个金发碧眼的优雅中年女士，她一边准备给我做B超一边和我闲聊：“你刚生完孩子？为什么要检查五脏六腑？”

“我是来检查子宫的，我剖腹产以后子宫中有残留。”

“这就奇怪了，”她仔细读着电脑屏幕上我的病历，“这上面显示你是来检查五脏的……”

“那么，技术上来说，子宫可以检查吗？”

“当然可以。”

“那能请您给我检查一下吗？”

“不可以，我只能做医生授权的检查，不能私自检查别的。”

于是她给我检查了五脏六腑，而我像经历满清十大酷刑一下爬下了那张床，颠簸着回到了病房。

回到自己的病房，我和老公迫切要求见当天的值班医生，想问问她为何安排我做一个毫无用处的测试。但是这一位也拒绝露面，只是传话说下午会让我再去做一次子宫测试。于是我又多受了一次罪，回到了那件阴暗的地下房间，还好这次妈妈来接班看娃了，有老公陪着我。

到了B超室，还是那位优雅的白人女士，她这次打开毯子，一看到我下腹部的伤口，就倒抽了一口冷气。“你才生完第二天，伤口还全是青肿和血污，我怎么可能用B超探测器使劲压你伤口？”

于是她找来了一位同事做证人，详细解释了为什么不能做这个B超，然后就要给当值的妇科医生打电话，我知道在电话里有一些就能不能给我做B超争执，但我只是躺在那个闪着紫色光的黑屋子里，疲惫、无助、迷惘。

晚些时候，再我又一次被推回病房的时候，第四位医生出现了，她是一位自己也怀着孕的女性华人医生，她是意外发生之后第一位愿意跟我坐下来说话的医生，也是第一位试图安慰我的医生，不过她是带着任务来的，一直要给我做B超。当我问她为什么B超师说现在不能做的时候，她说：“你要相信医生，B超师不是做手术的医生啊。”

我从这句话里除了优越感并没有听到其他。

产后第四天的凌晨，测黄疸的人来到了房间里。自从生完孩子，每天到房间里的人就像是走马灯——来查产妇体征的、来查婴儿体征的、到吃药时间来送药的、到送饭时间来送饭的、儿科医生来看婴儿的、哺乳治疗师来哺乳的……再加上喂奶、练习自己站起来去洗手间、跟护士学习怎么照顾婴儿，以至于前几天我每24小时的睡眠不到2小时。

秋秋之前饿出的黄疸在边界线上——没有严重到要去“照光”治疗，也没有轻微到可以自愈，也就是说需要有人到在他的小脚丫上取血检查，监测情况。那天我虽然虚弱迷糊，但是对孩子的事情并不糊涂——测血的人已经来过了。于是我明确告诉这个女人，我的孩子今天已经取过血了，你不能再扎他的脚了。

“是医生让我来的！”那个推着小车进来的女人说话并不客气。

“那你让医生给我打电话，跟我说说为什么一天要扎两次。”

她推着她的车走了，没再出现，医生也没来电话。

只凭观感，美国的医院给人以强烈的秩序感，这里没有人头攒动的病人和焦头烂额的医生，环境优雅温馨，所有人的病人都是提前预约好的，并且可以享受固定医生和护士在一段时间内的二对一服务。我曾经因为这里就医的便捷从容而感到庆幸，但发生在我身上的一系列事件，让我开始质疑这种表面的秩序背后，是真正的规范严谨吗？

因为第二天我和宝宝都要正式出院了，护士送了我们很多尿布、湿巾、配方奶。我问我妈：为什么护士都对我们特别好？

我妈说：“因为她们看你们有涵养。经历了那么多，没吵闹过一声，医生躲着不见面，你们也对护士很有礼貌，从头到尾没迁怒过任何人。”

在我出院之前的一再要求下，给我做手术的Dr. H终于出现了，他淡淡地说，剖腹产的时候，他把孩子和胎盘拿了出来，又用布把子宫里面擦了一下，但胎盘的有些部分就是没有跟着出来。我问他怎么定义这件事，意外？失误？过失？他说“一个可以接受的事件”。在我们说话的时候，我妈举着手机录了下来，他凶狠地说：“你知不知道，在这个国家这样做是违法的！我对此感到很愤怒！”他把“在这个国家”几个字咬得分外重。我妈说：“对不起，我们不是本国人，对医疗术语和相关知识并不熟悉，所以需要留证，我们刚才并没有偷拍，如果您介意，我现在可以在您面前把已经拍的内容删除，并且我现在询问您，‘我可以拍吗？’”他换了一副笑脸说：“谢谢删除，但我希望你不要继续拍。”

事后我跟我妈说，没经过同意，举着手机录像确实需要医生同意，他生气也是有理由的。我妈说，不录像可以，只不过如果一切顺利，医生一进来，你就给他一大束花，热情地说“医生，谢谢您！”，我也在旁边录着像，医生会疾言厉色地制止吗？

我承认大多数美国人玩“双标”都玩得炉火纯青，但我还是觉得，自己能用美国人所尊敬的行事方式在美国解决问题。

6

我从出院三个月以后，还在不断的流血，有产后抑郁的症状，需要经常回医院接受检查。但从三月到六月，我还是用自己的休息时间详细地写了一份材料，记录了我在医院子宫遗留异物后所有不愉快的经历，每一件事，都有精确的时间点和经手人，事情的来龙去脉，都附上了相关的医疗记录和检查结果。我用博士的专业素养和研究水准制作了这份材料，将它发给了医院和医生所在的医疗机构，期待他们能够给我一个公道。

美国的医疗系统复杂得令人迷惑——医生并不属于医院，医生只是租借医院的场地、器材和医护人员进行手术，因此他们之间是合作关系。医生一般属于不同的医疗机构，比如这次给我做剖腹产的医生，和后来出现问题后的几位值班医生，都来自硅谷最大的医疗机构。

举一个例子，如果在剖腹产的时候，纱布落在了我的肚子里，那就是医院的责任，因为护士有责任把拿出来的纱布数量核对清楚，而护士是属于医院的。但如果胎盘落在了我的肚子里，就是医疗机构的责任，因为把胎盘完整地取出来是医生的职责，而医生是属于医疗机构的。

没多久就收到医院的回复——这是医生的事情。一个多月后收到医疗机构的回复——他们在调查，可能需要一个月。

一个月后，他们说还需要更多的时间，就这样一直到了十月，我收到了一张A4纸的信，上面写着，很遗憾我们的服务没有达到你的预期，值班医生从你肚子里把那个东西拉出来的时候告诉你那个是什么了啊，谢谢你的报告，我们以后提高服务。

避重就轻，没提东西为什么会留在我肚子里，没提医生的粗鲁冷酷和不耐烦，没提值班医生连续给刚刚大出血过后的产妇安排错误的B超检查……什么也没提，不认错、不道歉、不提供任何解决方案，作为一个文学博士，我对他们语焉不详文过饰非的本事甘拜下风。

一个中国朋友跟我开玩笑：你应该在他们门口举个牌子——“庸医害人”，拿大喇叭宣传一下他们的劣迹。我记得自己参加过一个学术会议，里面有个报告很有趣：明清的时候，拉“庸医害人”这样的横幅，甚至拆了医院，揪医生胡子这样事情了，不仅古书里有这样的故事，还有生动的插图呢。

其实在美国什么样的抱怨，大喊大叫出来都是正常的。我曾经上课的教学楼，每天出来都看到有美国学生支着时任总统奥巴马的画像，上面加了两撇希特勒的胡子，在那里激情澎湃地大呼小叫着什么。

我为什么绝不会做这样的事？因为我“有涵养”？也许只是因为我对这个国家的某些部分太有信心了。在美国，商店里面买的衣服拿去退换，里面的人都是满面春风，绝不问为什么，大型连锁超市里也一样，甚至一箱吃了一大半的苹果和用了大半年的电器都能退。当年麦当劳因为客人喝咖啡时被烫到，不得不赔偿几十万美金并在所有热饮杯子上作出明确标示，美联航将乘客强行拖下飞机，因此受到千夫所指，几乎成了当年最大的丑闻。我总觉得一个产妇和新生儿在医院这样噩梦般的经历，严重程度不亚于烫伤或是掉牙齿，我一定能够得到一个说法，尤其是在这样一个标榜关注弱势群体的国家。

我经常问自己，到底想管医生要一个什么样的结果。结论是，我要他们的道歉。作为一个生活在美国的中国人，我对医生和医院的心里印象是中西结合的——对西方先进教育和科技的尊重、对“医者有仁人之心”这一中国传统观念的坚信。

美国社会中，医生受到很大的尊重——医学院的激烈竞争，医生执照的高要求，和成为医生以后惊人的高收入，都让人们对医生职业产生艳羡。美国的医生是标准的中产：很高的受教育程度、很高的收入、很高的社会地位。生了一个孩子，我和我的保险公司总计支付了超过八万美元，而年薪二百万美元以上、享有最优越资源和人们尊敬的医生，应该这样手滑又冷漠吗？

7

在我们的一再申诉和要求下，医疗机构派出了一位女士和我们见面，见面的时间由对方单方面规定为30分钟，一见面就宣布临时改为15分钟，她带了一位号称首席医师的女医生。她们问我想要干嘛。

英语里有个说法，叫做”房间里的大象”，指一个问题显而易见到难以忽视，考虑到人的子宫也没有多大，一块比胎儿脑袋还大的胎盘组织，是怎么留在那里面的，一直是我心里的未解之谜。我问这个女医生：

“医生做手术的时候把胎盘如此大的一部分留在病人肚子里，这在医学上正常吗？”

她用极快的语速和大量的医学词汇迅速把剖腹产手术的过程说了一遍，没有回答我问题。

我看着她一脸的自信和漠不关心，坚持问道：“我只问了一个简单的问题，医生做手术的时候把胎盘如此大的一部分留在病人肚子里，这在医学上正常吗？我就需要一个明确的答案，Yes还是No。”

她风一样地站起来，灰色的眼睛里有一种高傲的凶狠：“我不喜欢你的态度。”然后摔门而去。

另一位女士给我们指了一部只能到地下扫帚间的电梯，扬长而去。

从那以后医疗机构彻底忽视了我们，如今距离我生产已经整整一年，事情完全没有会解决的迹象。

许多朋友问我，你可以起诉他们并索赔。我说，我只想让他们说sorry。

我到美国来的原因是读硕士，后来留下来，是因为我又申请上了博士，遇到了同在斯坦福读书的老公……我们其实一直生活在一个巨大的保护伞下，那就是德高望重的教授、高素质的同学和同事、一个互相尊重的平等社会。

我们在有生之年不打算改变自己的国籍，但我们确实曾经相信我们自己和我们所处的环境：我们虽然是外国人，但也是这个国家的纳税人，我们能讲流利的、和美国人全然无障碍交流的英语，我们在引领世界科技潮流、追求平等自由的硅谷，我们在这座城市生活的时间比许多美国人都长，熟悉这里的方方面面，拥有大量值得信任的朋友……即便是这样，我们仍有如此遭遇。那些离乡背井只为赴美生子的人，又是怎样度过这段人生中最脆弱的时光的？

我将投诉材料内容精简后，发布在Google Map和Yelp上，希望能够帮助到其他正在选择医生的孕妇。很快就收到了医疗机构在下面的回复：“您正在和我们解决问题中，有问题请找正在和您协商的团队。”而事实上，没有任何团队在与我进行任何形式的联系，他们的回复，只是希望其他浏览这一评价的读者相信，他们正在解决问题。

从前，美国医院里的人给我的感觉就和迪士尼乐园的人一样，总带着热情而友善的笑容，我甚至觉得他们比迪士尼的人更加可敬和勇敢，因为他们有时需要面对剥离了尊严和一切粉饰的、病痛所造成的肉体丑陋和死亡阴影下的焦虑和忧伤。至今我仍然非常感谢那些善良的护士对我耐心的照顾，但我如今看到的，是这个医疗机构中的大财阀，是他们强大的公关和律师团队，是他们刻意的忽视背后赤裸裸的有恃无恐。

在如今的美国，到处充斥着政治正确的言论，不知道某个人确切性别的时候一定要说“他或她”，简单地说“他”就是性别歧视，提到白人的时候可以说white（白）但提到黑人的时候不能说black（黑），否则就是种族歧视，说到年长的人不能说老，否则就是年龄歧视，看到丰满的人不能说胖，否则就是歧视别人的体型，我曾经说过希望自己的儿子以后男人一点，马上就有人一本正经地提醒我——你不能这样说，有的男人天生就是喜欢娘，这是他的权利，你不能搞歧视。

在这种政治正确的压力下，随便一句话就可能犯众怒，对他人言论总能挑出毛病的美国人，看似是世界上最有正义感的一群人。就像是跟我见面的首席女医师，可以用不喜欢我的态度这样的理由，堂而皇之地从一个医疗机构和病人就重大医疗失误所进行讨论的会面中扬长而去。

一个看似如此注重自由和尊重人权的国家，种族和性别在这个国家真的达到了平等么？

在这件事发生之后，在这里生活的朋友——无论美国的还是中国的——都谆谆告诉我，如果要请律师，一定要请一个白人、男的，记住了吗？白人男的！

我不知道自己是否会请律师，但我只知道，采纳他们的意见，意味着我为了在美国社会的游戏规则下生存，要首先对自己的华裔女性身份认输。

我不知道自己还有多少能量，能够用蚍蜉撼树的精神讨要一个所谓的“公道”，但我知道在这里生活，必须时刻勇敢。

在这所谓的勇士的家乡。

即日起，“湃客工坊”将陆续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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