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采访了47个老年人，揭秘处于围城之中的性与爱 | 镜相

拉至文末，进「湃客读者群」

在大多数人的认知中，老年人早已与“性”绝缘，“性”是年轻的产物，衰老的身体只需要另一个身体的陪伴，而不会因为欲望和诱惑相靠近。

但作为人的基本生理需求，性可能是伴随一生的。性社会学家潘绥铭在《给“全性” 留下历史证据》中提到，在中国，55-61 岁的老年人中，53% 的人每月有一次性生活， 39% 的老年人可以达到每月 3 次。而性学家金赛的研究则指出，94% 的男性和 84% 的女性过了 60 岁仍有性行为。

垂暮之年，他们依然有着性的欲望与爱的能力。但他们在爱与怕中来回摆动，龉龃前行。

胡天是其中独特的一帜，他出现在《和陌生人说话》的一期节目中，对性的追求表述得极致，却还是欲求不满。

在这样的年纪，像胡天这样的人绝算不上多数，但谈及性和爱的失与复，是否存在共通的情绪？

为了找到解开谜底的入口，我们来到北京，走近了胡天。

“要脱鞋吗？”进门前，我们问胡天。

“嗨，不用，乱得跟个垃圾堆似的，脱什么啊。”锃白的门被推开，里屋显得有些昏暗。客厅里杂物成堆，头顶的吊顶灯早就掉了盖，只剩一根光管孤零零地亮着。风一吹， 灯管上挂着的女式玫红色内裤晃晃悠悠。

胡天的家 ©️李可程

“要不是你们来，我在家都是光着身子。”今年 64 岁的胡天，身材结实，面色红润， 留着利落的短寸，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年轻许多。他祖籍四川，从小到大都在北京生活， 目前与现年 45 岁的女友交往 1 年多。

一反我们对于老年人普遍衰弱退化的刻板印象，胡天代表的是典型的一类性瘾者人群，随着年岁增长，他们的性欲依旧旺盛。

桌上手机的铃声忽然大响，这是 3 小时内胡天接到的女友打来的第 4 个查岗电话。女友性格火爆，两句不合就要开骂，但因为“她在性上很疯狂”，胡天忍了。

“疯狂”是他描述自己和女友性爱经历中最常用到的词汇。

胡天已经数不清这是他的第几任女友了。3 年前老伴去世，自此，胡天身边性伴不断。在北京著名的老年相亲角菖蒲河公园，胡天的“性轶事”传唱度极高。

进入老年，年龄受到束缚，身体却被解放，胡天的情爱之途可谓一路顺遂。但他终究也只能成为菖蒲河的一个传说。

离开胡天，我们在深圳和北京两地进行了走访，选择了老人们的聚集地——公园， 在深圳的莲花山公园、荔枝公园、荔香公园与北京的菖蒲河公园等地，我们采访到了 47 位老人。实际接触的老人远不止这个数字，但对话总是浅尝辄止，老人们皆因对私密话题的不解而果断拒绝。

我们对这些老人的选择并无特定标准，皆为随机访谈。他们分别来自全国 14 个不同省份，年龄从 60 到 91 岁不等，成长于城市和乡镇的不同背景，比例为 2:3，乡村老人多于城市。其中有退休在家颐养天年的大学教授，亦有尚在工作全周无休的清洁工人。

性话题的进入总是稍显尴尬，遑论这是两个年龄层跨越超过 40 年的对话。对于交谈，他们孤独而渴望倾诉；但于性，他们却变得失语又彷徨。太多的欢愉、言语缺乏想象；有更多的无奈叹息，深埋心底。

而“性”这个话题在老年女性群体中更显得寸步难行。47 名采访对象中，女性受访者仅有 9 名，这是生理与心理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由于生理条件的限制，女性通常会更早地退出性行为；而性能力作为更偏向于男性的一种社会资本，性话题在老年男性心目中的排序明显高于老年女性。相比于男性，老年女性在性话题的谈论上，往往体现出强烈的耻感。

当我们拨开迷雾，一步步踏进老年人的情爱江湖，便如同走进了一座婚姻围城。面对不再年轻的身体和疲惫的婚姻，里边的人困苦挣扎；背负着复杂的关系与沉重的压力， 外头的人小心遥望。他们有着不同的身份，却同样煎熬着，追逐过，或也曾迷失在这条性与爱的路上。

视频 |《围城里的老人，被无视的谜题》

性薄西山

“大卫王年纪老迈，虽用被遮盖，仍不觉暖。”列王纪的开始，是一个王的失败，是一种无奈的悲伤：岁月如同大江大河，即便是最尊贵的国王也不能将其追回，而无数被它裹挟前进的老年人，在面临衰退的身体机能、不再青春的外表、以及无法逃避的死亡时，开始在妥协与挣扎中撕扯。

迟暮的恐惧

第一次见到睢阳时，她穿着一件玫红色的碎花风衣，踏着一双白色皮鞋， 头发梳得一丝不苟。她认为人如其衣，“打扮是一种尊重，我就比较讲究这个。”

时针再往前拨动 60 年，睢阳小学时，人们的娱乐活动并不多，外国的爱情电影更是少之又少，但电影中的情节深深地印在她的脑海里：男主人在回家之后，妻子接过他的大衣挂在衣架上，或是妻子推开窗户，两人迎接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影片中夫妻间的温情友爱，深深地打动了她，“电影给我的影响特别大，当我过日子的时候，窗户那儿我从来都不让人放东西。”也许睢阳浪漫细腻的性格也皆是来源于此。

在深圳荔枝公园湖边坐着休息的睢阳 ©️李可程

1999 年，睢阳来到了深圳。一个外乡人想在深圳安身并不那么轻松。睢阳忙于生计奔波，城市的压力使她不再有精力去顾及其他。

直面衰老肉体的“残酷现实”实属意外。平日睡觉时，丈夫会习惯性地将手搭在她身上，想办法把胳膊放到她脖子下，“因为他喜欢你。其实喜欢会通过一些方式表达，比如接触。”在丈夫长时间避免接触后，睢阳意识到了什么。

丈夫的冷淡让她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身体，随之而来的，却是止不住的心惊。“那时我才发现，自己的胸部干瘪下垂的不成样子，肚子上全是赘肉”， 不仅如此，松弛的肌肤堆积成褶，弥散着褐黄的斑点。睢阳没有想到，衰老让自己措手不及。

无数恢复青春的可能性在睢阳的脑海中不断闪过，她无法忍受自己变得 “这么糟糕”。睢阳开始频繁进出美容院，“考察”各类美容服务，美容顾问给她指了条捷径：“拉皮”。所谓拉皮，是指通过电场作用加热皮下组织，从而刺激真皮层胶原质的收缩，使皮肤紧致。睢阳犹豫再三，她想做的不单单是短暂地改变这副“旧皮囊”。在美容院里，睢阳认识了不少富裕太太， 关于各类保健品的溢美之词频频入耳，她动了心。

试用了三个月的保健品后，睢阳很欣喜，狼狈的身躯出现了好转。除此之外，干涩的阴道重新有了分泌物，绝经后的性生活对睢阳来说并不那么友好， 阴道干涩造成的疼痛感使她无法真正获得享受。

睢阳始终坚信，是保健品让她重获青春。保健品的效果是否真如她所说的那样神奇，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丈夫的态度确实发生了变化，“他又开始主动粘着你”，生活看似一切照旧，但是芥蒂却已经埋下。对衰老的恐惧就像一颗种子，在睢阳的心里生根发芽，保健品已成了生活的必需品，她再也离不开了。

难说再见

步入 80 之后，陈德钦就开始思考如何与妻子告别。

在深圳荔枝公园静坐的陈德钦 ©️何思航

陈德钦总是毫不厌倦地讲述他年少时英雄救美的故事：18岁来到上海定居，他在那里认识了自己的妻子。两人的最初并不是一帆风顺，妻子因为家庭成分不好，要被分配到新疆工作。身为干部的陈德钦，顶着“被下放”的 “惩罚”，义无反顾地选择与她结婚。那时陈德钦30岁， 妻子18岁。就这样，两人结伴走过了风风雨雨的56年， 这份感情一直维系到现在。

12岁的差距，在青春正好的年轻人看来可能微不足道， 但对于老年人来说，却可能代表着生与死、相聚与分别之间的一道鸿沟。

为了能够更长久地陪伴妻子，在70岁之后，陈德钦开始接触各类理疗项目。初次见面时，他刚刚完成了一次生物电疗，等到第二次再见面时，我们又从他口中听到了 “吸氢疗法”这个新名词。一位86岁的老人怀揣着极大的热情和勇气去尝试各种“延寿秘法”，这其中固然有对生的渴望，但或许，更深层次的原因，其实是出于对爱人的不舍。

虽然体力大不如前，但让陈德钦欣慰的是，他的身体至今依旧健康。每年的全身检查，不出意外，医生都会感叹他心脏机能的完好程度。

健康的身体给了他自信。年龄只不过是改变了性的表达方式，健康才是影响人们是否能够拥有或享受性生活的关键因素。他毫不掩饰对妻子的爱慕，“如果我老婆心思来了，我绝对会对她配合得非常好，不一定要像年轻时那样，亲吻也能非常满足。”陈德钦自夸是情感专家，而他的经验累积都来自于情感类杂志。

最后再见他时，他带了几本《人之初》，给我们介绍这本被他称为“婚姻圣经”的杂志。《人之初》是以婚、育、 性为主要内容的大众读物，创刊伊始的1990 年，陈德钦就常参考杂志内容，调节夫妻生活情趣。

除了坚持保养身体，陈德钦还进行着一项更隐秘的行动。

小12岁的妻子，在陈德钦看来完全是一个小女孩，“什么也不考虑，整天地胡闹”，在漫长的婚姻中，陈德钦已经习惯为妻子打点好一切。目前， 陈德钦给妻子在银行办理了一张贵宾卡，里面存有50多万，另外还有一大笔钱，是准备在自己过世之后留给她的——这些妻子一概不知，陈德钦说：“我把全身心放在她身上，绝对不会让她有后顾之忧。”

虽然陈德钦为妻子的未来做了详尽的安排，但妻子最常说的一句话，其实是希望他能走在自己后面。

进击的药丸

比起女性，老年男性发现自己衰老的机缘或许更加直白。

15岁的时候，刚上初一的王予在偶然间了解到了自慰，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40岁的时候，王予的身体仍然很有活力，“只消一个念头”，生殖器就能立刻勃起。

但如今，68岁的王予却面临着勃起功能障碍的困扰。

无独有偶，黑龙江的田刚认为他的性生活消失在63岁，“跟以前比已经是两个人了，不能正式地进入她的身体里”。

在深圳莲花山公园接受采访的田刚 ©️李可程

性医学专家马晓年在接受采访时谈到，一个人的性能力理论上是终身性的，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的性功能不可避免地会逐渐衰退，但绝对不是完全没有性交能力，更不会完全丧失对性的欲望。

面对年龄增长带来的性功能障碍，虽然有一部分老人选择与身体妥协， 决定压抑自己的本能。但还有另一部分人，为了追求幸福而不断寻找着新的出路。

王予如今经常把性生活安排在凌晨三四点钟，因为晨勃时他的阴茎才能够完全充血，但机会稍纵即逝，只要再清醒一会儿，就又会疲软下去。

更多的时候，王予还是选择依靠药物来维持自己的性生活。“伟哥”（ Viagra）是治疗男子阴茎勃起功能障碍的有效药物，虽然被看做是“不正经” 的保健品，但实际上，早在2000年就被批准以处方药上市了。

王予更喜欢从私人药贩处购买保健药物。在医院或药店，四五粒药丸就一百多，而私人药贩十粒只要五六十元。何况在公共场合购买伟哥，对王予来说，无异于当众处刑，羞耻感使他无法放下心中的芥蒂。而小贩则在公园交易，两人一分手，再没第三人知道。王予家离主城区的公园路途遥远，只要他来一次，碰上小贩都会买几粒。

程南更相信香港货，“大陆假货比较多的，管制的比较差劲一点”。70岁过后， 为了让每个月两次的性生活质量更高，他常去香港带药回来。程南常买的药是一盒4片装，港币240，他对比过深圳的价格，贵很多。

在深圳荔枝公园中散心的程南与妻子  ©️李可程

虽然身体大不如从前，但王予表示，性生活是他一辈子都会有的东西，“人离不开性生活，我就离不开”。这些步入暮年的男人们，在面对本能的需求 时仍然不言放弃，但我们似乎没有资格去评判他们的对错，毕竟用程南的话说， 他们都是在“红尘中挣扎”的普通人罢了。

围城困守——婚内性难圆

身体在衰老，但爱情、情欲是否会随着岁月的延展而褪色？走进一些老人的生活，我们发现，亲密感依然是他们所追求的生活核心。但相比于年轻人，老年人要在婚内寻求性满足是件难得多的事。这些老人面对的是不再光鲜的身体、或轻或重的病痛、疲惫的婚姻、亲密关系的消逝。即使在生理和生活条件限制的情况下，他们还抱有对性和爱的渴望。隐藏在“老”背后的，是亲近与离弃、压抑与宣泄，以及说不出口的实践、感受和体验。

狼狈独身：死亡将我们分离

光叔现年 65 岁，老伴一年多前因病去世。身边无人，电视上的负面新闻接收多了，免不了胡思乱想。光叔被“孤单老人死在家里都没人知”的想法吓得睡不着觉，他想的是，“有个人陪着你说说话也好，讲句不好听的，还能电话帮你抢救”。

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 , 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中 , 丧偶的老人达到4747.92万 , 占比26.89%。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加速，丧偶数字还在继续攀升。

独身的生活让光叔并不好受，除了不明所以的死亡恐惧，亲密关系突然中断， 光叔无所适从。老年人有固定和内化的生活习惯与行为态度。光叔22岁结的婚， 在和妻子40年的生活互动中，经由沟通分享或是揣摩暗示的历程，光叔已经习惯了处在这段婚姻关系中的自己。“我们有我们的规则”，光叔说，这规则其中， 便包括性态度的磨合与妥协。即使性的邀约永远是由光叔主动发起的，但妻子的默许，让夫妻的生活始终风平浪静，有条不紊地行进。

在深圳莲花山公园受访时，点起烟的光叔 ©️李可程

原本平静的秩序被打破，有些老人会久久沉浸在丧偶的悲伤中，但光叔不属于前者，“除却巫山不是云”的浪漫败给了现实。为了阻止情况的继续恶化，他 很快地调整好生活的节奏，在莲花山的相亲角兜兜转转了一个月，希望再续好姻缘。

光叔身边的聊天对象换了一个又一个，随身携带的折页电话簿上，陌生号码逐渐增多，但婚姻大事哪是三两天就能定下来的。光叔也无奈，自己的生理需求迟迟得不到正当的排解，“有老婆的能找老婆，我们没老婆的就只能找临时的了。” 几乎每个星期，光叔都需要通过“找小姐”来解决。但风月场所只是下策，光叔急着再结连理，这样“见不得光”的事，实在让他提心吊胆，他强调，“一夜情 容易得病，固定的才安全”。拿着微薄的退休工资，光叔抱怨，就连性交易经费也跟着深圳的物价水涨船高，越往市中心，“人工费”翻倍地涨。

同样惧怕染病的风险，熊大爷更倾向于找“熟人”，“一般都是平常见过一两面的，有熟悉的更好”，在小区里，或者在公园，“你是哪里的”，都是这样聊起来的。妻子去世后，熊大爷来深圳投奔女儿，结识了不少异性老乡，并与她们中的一些逐渐发展成“老相好”。

通过熊大爷之口，我们了解到，这样的老人并不在少。对于性生活求而不得的老年人群来说，建立熟人关系，这种“互惠互利”的行为“合情合理”。现实生活中的固定伴侣不好找，68岁的王予想到了一个完美的权宜之计。最近他在网上下单了他的第4个充气娃娃。“这回是个大的，全身的。”

半年前他就买了三个，一个塑胶充气娃娃，两个模拟人类生殖器的硅胶玩具。全身娃娃的价格并不便宜，王予想了很久，但最后还是被客服的描述打动了，“说是有互动功能”，货被送到家后， 王予也没研究透。王予的娃娃用了没多久，就开始漏气了。

王予正在给自己的充气娃娃盖上被子 ©️李可程

娃娃平时就放在床的右侧，王予给她准备了个枕头，入梦之前还会给她掖好被褥。王予性子孤僻， 朋友没几个，离了老伴之后，夜里寂寞，他还会跟枕边的充气娃娃说说话。偶尔遇上谈得来的女性朋友，领到家里，王予会提前把娃娃收好，他觉得这事儿不大光明，“想得通的倒没关系，想不通的忌讳”。

王予还有个女儿，住在北京的另一头。我们问他跟女儿多久能见一回，他停下了咀嚼，筷子晾在半空，“一年能来两次，算不错了。”和王予见面的第二天就是他女儿的39岁生日，“好几年都没跟她在一块儿过生日了，按理说今年39应该过一过，没有说 40 给过的。”但他想了想，自己也过不去，女儿现在怀孕一个多月，公公婆婆都过去照顾了，“她嫌我去了还要照顾我，不让去就不去吧。”

王予有两年都是自己一个人过的春节，“得是什么滋味，能体谅吧？”

自老伴走后，这种孤独的滋味，老朱也懂，但他想要“体面”地生活，他开始拾起小提琴，对抗“隐隐约约”的欲望，老朱觉得，“如果你精神方面有可以寄托的东西，就不会想这些乱七八糟的事。”

颠沛分居：南飞的候鸟

林叔和儿子挤在南头二十几平米的出租屋内，今年是第7个年头。狭小的空间被分割成两块，林叔心疼儿子工作辛苦，让他睡独立的卧室，晚上将客厅折叠的沙发拉开，又是一张床。儿子大学毕业后在深圳工作，林叔2012年随其后，来深打工补贴家用，两人省吃俭用计划在老家的县城买上一套房。

林叔才60出头，想要在深圳“压榨”完自己最后的剩余劳动力，为新家添砖加瓦。每天4点半出门，工作12个小时，全周无休，他是一所社区医院里年纪最大的清洁工。医院几年前就停止录用60以上的老员工，林叔和医院求了情，做事愈加细致认真，领导通融，便没辞退。

林叔的妻子留在家中照顾八十多的老母亲。林家兄弟六个，一年内轮着照看。林嫂空闲下来，有时会过来和他生活一段时间。

日子过得平淡忙碌，林叔也没别的心思，每天勤勤恳恳地忙着繁重的清洁任务，回到出租小屋，有时和儿子谈谈家乡的老话，更多的时候，儿子在外加班，林叔也省了晚饭，洗洗干净，早早地睡了。

林嫂总在夏季七八月来小屋照顾爷俩的生活。第三个人的到来，让原本狭窄的屋子显得更小了，但林叔总像小孩似的盼着暑假，林叔说，“那时才像个家”。有林嫂在，工作时有家的念想，回家有定时的饭菜，当然还有回归常态的夫妻生活。等到儿子的房门紧闭，在夜晚的沙发上，局促的空间， 他说，“我们很快就能解决问题”。

林叔没打算让这样尴尬的窘境持续太久。不久前，他已经见到了县城的家， “120个平方，三个房间，两个卫生间，一个敞亮的客厅，还有一个大阳台。” 他急不可待地想要辞掉清洁工作，立刻回家。

像林叔这样离家打工的老人还有很多，他的身后，是庞大的移居一线城市的老漂族，一些老年人或主动或被动地跟随移民潮子女远离家乡，退出原有家庭主导的“家长”地位，成为暂居的“候鸟”。

以深圳为例，据深圳市人口管理部门提供的数据，截至2015年12月，深 圳市60周岁以上户籍人口总数23万多人（占比户籍总人口约6.9%），60周岁以上非深户籍常住老年人口却有95万多人，远超于本地户籍老年人口，而且这个数字还在增加。

候鸟避冬，但并不是所有的来深老人都是“享清福”的。深圳市性学会会长陶林提出了另一种现象，教育的缺失和沟通的断裂导致了很多“人为的隔离”。在大城市的生活重压下，年轻夫妻双方都忙于工作，一旦生了孩子， 大多需要老年人帮忙照看。但他发现，父母都来照顾孩子的，其实很少。在深圳这个移民城市尤为明显，一是狭小的房子“显得不太够用”；另一方面， 母亲在照看孩子、做家务上较有优势，父亲可能就被留在老家。

在性这一话题上，性学家彭晓辉认为，不仅夫妻间需要沟通，代际之间也需要交流。这种人为的分居可能是子女无意识的结果，在人们的潜意识中， 性生活是年轻人的事，老年人的性需求是被直接忽略的。陶林解释道，“现在很多中年人对老年人不理解，因为中年人还未到老年，自然不懂。”即使子女意识到了，但羞于去提及这一话题，外加现实条件的无奈，所以保持沉默。“老人有老人的无奈，在传统社会中，上辈对子女的照顾天经地义，很难拒绝。”为此，“如果年轻人有这个意识，就应该注意要能让老年人在一起生活。” 陶林指出，这实际上也是对老年人健康的一种负责。

同床异梦：摇曳的婚姻

从退休生活到性话题的切入，老何短时间内便将自己全盘托出，“老年人到了60岁以后说没有的，那他说的是假话。现在生活好了，而且很强烈的， 我不骗你。”

与此相对的是，老何的妻子对性相对冷淡，事实上，“40岁之后就不行了， 我们后来基本上都是昏昏沉沉地过”。

“昏昏沉沉”是大多数老年夫妻生活的真实写照，这其中很大一部分归咎于对性的搪塞态度。在我们的采访中，夫妻中的一方检查出糖尿病、心脏病等，性生活便会终止；另外，老年男性普遍反映伴侣在更年期后身体素质 下降，性态度冷淡，性生活逐渐减少。

不管是出于双方性意愿的落差，还是病痛对正常生活的摧残，对老何来说， 夫妻之间亲密行为的减少加速了关系的消磨。

2004年，老何的妻子确诊为乳腺癌，切掉了双乳，几年后又查出了心脏病。妻子的身体每况愈下，老何感受到了抵触，“时间长了，从厌烦，变成了厌倦， 最后是厌恶。”老何得出结论，“她可能已经丧失了性”。医院的心脏病确诊报告出来之后，老何也不敢再轻举妄动，他必须得抑制自己多余的念头。有时夜半，欲望像潮水涌来，老何一口接一口的白凉水灌下去，他担心意外的发生。

5年前，老何 60岁那年，妻子以调养身体为由，提出独自回武汉的老房子住，他同意地很干脆，两人开始分居生活。“她也不需要我，我也不需要她”， 老何的语气听起来并不沉重，倒像是松了口气。对这个65岁的男人来说，婚姻的裂缝带来的不是暮年的失意，它成了一种解脱，成了寻求快乐的正当理由。老何明白，40年前的婚姻是父辈的选择，“说实话她还不如一个朋友，因为朋友可以非常理解你，支持你，但她都不能。”可能是意识到对婚姻的抱怨过于激动，老何侧过身，短促地轻咳了一声，耸了耸搭在肩上的西服褂。

老何并不是个例，他提醒我们，身边的同龄朋友大多都在经历婚姻的幻灭。从小乡镇迁徙到大城市，光怪陆离的生活冲淡了他们平淡乏味的记忆， 新鲜的生活方式、鲜活的诱惑轮番上演，幻想和一个人一起变老的图景分崩离析，现代生活教会他们的首要道理，就是“认识你自己”。

我们注意到，多数伴侣在离休期，甚至在空巢期后，就开始划清经济界线和生活界线，独立的经济和独立的活动空间都让彼此更加自在。公园中形单影只的老人要多过携手的老年夫妇，他们大多不愿再多花精力照顾对方的衣食住行，更懂得如何享受不在一起的悠闲时光。

自从妻子搬走后，老何尽量避免一个人待在空荡荡的屋子里，在外的时间总比在家的时间长，他想方设法地填补自由的黑洞。老何办了张老年卡，交通优惠，地铁出游成了新的娱乐项目。他给自己定了个小目标，先把深圳所有的站点走遍。

事实上，老何去的最多的地方还是公园，公园之外在他眼中都是年轻人的世界，他显得格格不入，公园是他的安全区，目之所及皆是同龄人。从武汉来到深圳，他的交友圈也仅限于公园的面积范围内，身在其中，老何却有些不屑，“这些人都是插科打诨，混日子的。”他得依附着他们，却也耻于与之为伍。

谈到这儿，他一阵沉默，接着目光落在了我的身后，扭转不停，“我们往这边走”，他用手比划着说道。

和老何说话没法儿在一处久坐，他解释自己的不自然，是顾忌遇上不正经的朋友，惹上不必要的闲话。上次的谈话结束后，“目击者”歪曲事实， 造了老何的谣，老何背负着玩弄年轻姑娘的骂名，成了众老头无聊生活的新谈资。“你和老头接触过就知道，一件事没完没了地说。”老何不想多解释， 也“没这个必要”，他很清楚，没什么能立得长久，“下一阵风”来了，他的故事就会被淡忘。

挣扎崎途——婚事欲说还休

垂暮之年已至，但他们仍存着如年轻时对于陪伴、对于爱情的向往，而在追求性与爱的路上，山高路且长，他们要跨越的还有很多很多：老伴去世后，胡天曾经遇到过一个电影演员，他可是真喜欢，60 岁了“比范冰冰章子怡长得还要好看”，追了一年多才追到手。但女儿一句话就给他打了回去，户口本、房产证都给他收着，这婚就是不让结。女友在胡天面前哭得梨花带雨，但他也只背过身去，“算了算了。”

47 年出生的睢阳在莲花山相亲角给自己挂征婚信息，自称“阳光老太”，一挂就是 7 年。路过的行人如织，闲言碎语不绝于耳，“都这么大年纪了还找对象呢……”外部极大的舆论压力、子女强烈的婚姻控制，种种的这些条条框框织成一张网，笼罩着他们，束缚着他们。

人言可畏：六十耳难顺

现在的胡天，在兄弟姐妹眼里就是一个“败类”、“坏蛋”。

3年前，胡天正满60，老伴去世，这是胡天日日寸步不离照顾她的第7年。在妻子离世的7天后，胡天领着新女友回了家门，两人过起了同居生活。

北京有规矩，老婆走了以后，一般要守三年。嫂子看不过去了，训他，“本来挺敬佩你的，媳妇照顾这么多年挺辛苦的，好家伙，几天就找一个。”

胡天家姐弟七个，他最小。同在北京，他每年只跟自己亲兄姊聚一回。

妻子过世后，胡天女朋友不断，哥哥姐姐们都看不过去， “他们就觉得你这个就是不正经，不是好人。”胡天扯了扯嘴角，这话他可不爱听，“这每个人的私事谁管得着啊。”

胡天心里话，你饱汉子不知饿汉饥。

在这七年里，用胡天的话说，自己是“长在医院里了”。

那会儿，为了给老伴挂上院长的号，胡天经常是排队就排上一宿。院长的号 500块一个，很不好挂，医院一个礼拜就只放一个号。排队的地方有一排报纸，等放号的时候，排队的人来了20好几，可号就这么一个，一堆人就打起来了。“我今儿就奔什么，打一个够本，打两个赚一个，跟我玩命了。你就来吧，爱多少多少人，我就跟你们干了。谁不难？”

号最终给胡天挂上了，医生对胡天和他老伴来了这么一句，“对不起， 治不了。”胡天的心一下沉了。春天夜晚八点的菖蒲河体感温度不足10度， 胡天只着单衣，手里夹着的烟头闪着红色的火星忽明忽暗，“那医院还有一名字叫‘人生最后一站’，一进就倒计时，没几天活头。可不去也不行啊， 挺难的。”

眼看着老伴就要撑不下去了，胡天凑到她跟前说，“你到那，你等着， 那里有谁欺负你，你先忍着，等我去了再找他们算账，你知道我的。”老伴最终死在了胡天怀里，临走睁着眼，侄子帮他把老伴的眼睛合上了。

“孤独比贫穷更可怕。”老伴走了，胡天回家一个人对着 90 多平的大屋子，空荡荡的。说话的人没有，电视一宿一宿地开着，灯也亮着。胡天爱窝在客厅的沙发睡觉，时常四五点醒了，电视里节目依旧不知疲倦地演着。“倒不是害怕。”胡天胆子尤其大，年轻时曾经赶过马车，在枪决场里，枪毙执行后的犯人他一个人装车拉到火葬场。

胡天眼皮耷拉，本就细的眼睛眯成了一条缝，谈到性，他也说得坦然，“就这样我能幸福吗？这是我总结出来的至理名言，没有性哪有幸福，确实是这样的。”

在北京菖蒲河公园受访，聊到兴头上的胡天 ©唐梓聪

同样是2016年，64岁的王予登上了《选择》的舞台，这是北京卫视的一档婚恋交友类节目。在菖蒲河，《选择》可是一档明星节目，几乎遇着的每个老头老太太都跟我们推荐过。

几个星期以前，王予在电视上看见了一位来自内蒙古51岁的女嘉宾，一期节目过后，他心动了。王予边跟我们说，手一直在捋路边的叶子，枯叶在他手里一揉就碎，“我这人有点颜值控。”他低头不好意思地笑了。

去之前，王予跟女儿提了一嘴，女儿没同意，说让亲戚看见了多不好意思， 让王予别上了。可王予还是没忍住，瞒着孩子就报了名。为了显得与众不同， 王予准备了一片面膜，编导在上台前对他说，“你这够呛的。”可最终他还 是把面膜贴着，背对着观众登了场。

同场竞争的另一名男嘉宾的姐姐为自己的弟弟“加分”来了，主持人问王予，“你有亲友团吗？”猛地他唇角紧闭，眼珠左右晃了晃，身板挺得笔直， “我只能自己给自己加分，我存折都拿来了。”他忙说。

王予从裤子口袋里拿出了存折和一个首饰盒，那里面存着他这几年的退休工资和一枚特地跑去菜百首饰买的黄金戒指。那时候，王予已经领过三次结婚证了，可表白的时候，他的手还是像一个毛头小子一样紧张得直哆嗦，“您好，我就是冲着你来的，可以说是一见钟情⋯⋯”

王予的黄金戒指最终没被接过去，女儿那边的电话却来了。

原配的亲戚也看到了他的节目，说他丢人，年纪这么大了还上台相亲， 让人看见了面子挂不住。电话的这头，王予沉默了。

在北京菖蒲河公园受访的王予 ©唐梓聪

我们曾在深圳的街头进行过一次针对15-60岁范围人群的随机问卷调查， 在对老年人的印象调查问题上，357份有效问卷中，“清心寡欲”的选择量达到143人次，仅次于“健康”一词。在不少人的理解中，已然脱离生殖年龄区间的老年人，早已与“性”无缘。

我们发现，在性话题上，相比于其他年龄段的人群，老年人往往需要背负更为严苛的社会期待。在性社会学家黄盈盈看来，这就是所谓的年龄政治的一种。同时，彭晓辉也指出，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性禁锢文化的一种延伸， “在我们的传统中，为了生殖目的的性才是合乎规范的，而为了满足愉悦的性则会被当作淫欲。这实际上是一种无知。”

婚不由己：反哺的管控

“都这把年纪了”成了多数受访老人不愿登记结婚的说辞。而程南则嫌麻烦，认为双方都有孩子，怕“搅得两家不太平”。他享受这种不适合就分开的自由，当然，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程南给现在的老伴买了套房，前提是“不登记”。程南的儿女们对这件事没有异议，他自己喜欢就行。

70出头的温如君在两个女儿找对象时也秉持孩子自己喜欢就行的原则。可他怎么也没想到，几十年后，反倒是女儿要管着自己了。

2006年，和温如君相伴41年的前妻因肺癌去世。前妻走了以后，一次在回河源老家的车上，温如君遇见了他的现任妻子，两人互生好感。温如君满心欢喜回家跟女儿说起这件事，女儿们都不支持，反对最强烈的是他最疼的小女儿。

2008年1月，温如君不顾女儿的反对，再婚了。

小女儿结婚的时候光是金手镯他就给买了两个，后来在深圳东门那边买了一套房子，也直接送给了小女儿。但疼归疼，“我要办的事，我有我的自由， 法律没有规定就不准结婚了。” 

结婚后不久，温如君提出希望能跟现任妻子住到之前给小女儿买的房子里去，小女儿不同意，怕这个后妈争财产，二话不说背着他就把房子低价卖了， 能值 300万的房子当时不够100万就出了手。

至今十年有余，温如君再没有收到过小女儿的电话，也没有听她再喊过 一声“爸爸”，他们几乎断绝了来往。“太糟心了，我最疼她，她就这么对我。”

讲到再婚，他回忆起跟前妻谈论过这个生离死别的话题，前妻跟他说， 我要是走了，你就再找一个吧。他喜欢柔柔顺顺黑色的长发，可偏偏前妻是个打篮球的运动员，留着一头清爽的短发。“她不是那种很漂亮的，但我最喜欢的还是她。” 

温如君掏出了自己的钱包，夹层里是一张他年轻时拍的证件照，油头锃亮， 西装笔挺，他轻轻抚去了夹层的气泡，“我年轻的时候帅吧。”语气自豪。“人啊，都是有感情的动物，老人有老人的感情，年轻人有年轻人的感情，你让他这么孤孤单单的，他会发神经的。” 

那时候温如君没有想到过事情会是这个局面，“现在很多老年人想再婚的，大多都是子女不同意。他们自己有家，当然没想到爸爸一个人是怎么过日子的， 再多钱给我也没用了，你给我再多钱我也不要！”

半个月后就是春节，今年大女儿邀请温如君到自己家过年，但他想了想， 拒绝了，还是打算像前几年一样，陪妻子到东莞的继子家去，“在那里年能过得舒服一些。”

相比于温如君，睢阳的爱情总是在儿女的“掺和”下戛然而止。

今年72岁的她，从2012年起在莲花山相亲角给自己挂征婚信息，每周日更换一次，7年风雨不改。这么些年，看到她的信息之后打来的电话数也数不清，她已经忘了自己失望过多少回了。

睢阳贴在深圳莲花山相亲角的征婚信息 ©李可程

4年前，睢阳遇见了一个比自己大3岁的人，出身于高知家庭，性格沉稳， 这是睢阳这几年来“唯一一个惦记着，愿意跟他走的人”。没事的时候睢阳就总爱约他在他家附近河边走走聊聊，“话聊的没个正经，但就是说也说不完。”

好景不长，睢阳的出现让男人的女儿感到不适，女儿当即买了一张机票，把在这里待了20多年的爸爸送回了黑龙江养老。钱都在女儿手里， 男人没有办法，他妥协了，决心回家等老房子的拆迁款，给自己找条后路。离开前，男人给睢阳留下一句话，“你该找就找，到了那天你还没找到， 要是你不嫌弃我，咱俩还走。”

虽然心里还有期待，但睢阳直觉自己耗不起了。1年多以前，她又遇到了一个大自己9岁的男人，“我差点都要嫁过去了。”他们协商好开始3个月的试婚，最后如果双方都觉得可以的话就去登记。

3个月里，他们为结婚翻新房子，光是换木地板就花了几万块钱。男人八十大寿，睢阳以女主人的身份上了席，第二天，她就决定把自己的衣服细软、碗碟杂物打包，天天这么来回拉，早上满车来，晚上空车回去， 睢阳心里高兴极了。

可就在男人和儿子的一次见面之后，睢阳发现男人有些不对劲，她问是怎么了，男人支支吾吾，最终还是说出了口，“儿子说了，不登记。” 这个疯狂的老太太甚至愿意两人登记后马上离婚，就是为了看到男人的态度。可男人没说话，她的幻想破灭了。

睢阳看透了这个事，“不是说因为你不登记，而是说现在你就受儿女左右，那我就永远只能活在这个阴影中间。”

没多说什么，一个电话，她让快递给她捎了个大旅行袋，默默地把自己之前一车一车拉来的东西，又一件一件地收拾了起来。

除去对新增家庭成员自然的心理排斥，彭晓辉指出，因为“性生活的背后可能就是财产的消耗问题”，故子女在父母再婚问题上表现出的高介入度，极大程度上是因为这段婚姻将会涉及到其切身利益。虽然中国向来推崇“孝文化”，但这更偏向于针对解决父母衣食住行等生存方面的需求， 却往往忽略老一辈人正当的性生理与心理需求。

睢阳从男人的家离开了，带走了自己所有的痕迹，告别了那段尚未珍重便已夭折的婚姻。

非富勿扰——被定价的婚约

深圳最大的相亲角，坐落在深圳市市中心的最北端的莲花山公园。棕榈树下，方圆不足200平方米的小角落，两面架子上密密麻麻地挂满了数百张征婚信息。差别迥异的人们被齐刷刷地“压缩”成了一张张 A4 纸，浓缩为一排排的方块字。

在相亲角的东侧中部，那里有为老年人专门开辟的一方天地。与年轻人无异，除去身高、年龄、性格等基本信息， 经济条件亦为老年人择偶时看重的关键指标。“经济好， 住房好”、“有退休金”、“有一定经济基础”⋯⋯这样的要求在择偶条件中不难被发现。

张贴在深圳莲花山公园相亲角的征婚信息 ©李可程

在2000公里以外的北京菖蒲河公园，除去物质基础， 可享受更为优厚的养老和医疗标准的北京户口则更是“香饽饽”。

对于老年人来说，早已过了退休年龄的他们，想要在北京或是深圳安定下来，有一席容身之处，则成了他们最大的诉求。相比于女性，更多时候，这等“硬性规定”则会落到老年男性的头上。

于是，一套独立住房，成为了横亘于这些单身老人与重组家庭之间一堵难以翻越的高墙。

在北京菖蒲河公园携手跳舞的单身老人们 ©唐梓聪

年后再见熊大爷时，他的脸上有藏不住的喜悦。“我二女儿在惠州有间空房，她让我过去住。”

熊大爷50岁时搁置了家乡的棉花田，来到深圳后，就 一直住在大女儿家，和女儿一家也和睦至今，有独立的房间，还有孙儿陪伴，生活便利热闹，没什么让人不满意的。能让熊大爷如此高兴的，不是那间空房，而是空房背后重拾生活的机会。

20年前妻子肿瘤去世，熊大爷的全部财产只剩下乡村80平米的瓦房，还有2亩多的田地。农村的生活靠自给自足， 棉花田一年仅能给熊大爷带来3000块的收益，这样的条件， 这样的年纪，不管在哪儿，只能安分地守着自己的日子。

熊大爷坦言，不是没动过再婚的念头，那时才45岁，还会有性的冲动，“要是不会感应，那生命就完了”。

妻子离世后不久，在亲戚的介绍下，熊大爷开始和一个女人同居在老屋，这段关系持续了四五年，以女人的落跑结束。熊大爷能给的，只是解决温饱和住处问题，而女人喜欢赌博，熊大爷没有足够的积蓄任她挥霍。熊大爷曾提出和她一起去深圳谋份工作，改善生活，但女人拒绝了。在熊大爷看来，“她不够听话”。

在深圳，熊大爷也遇到过一些看对眼的人，但情况没有丝毫偏差，“没有钱， 只能做朋友。”事情总被拦腰截断。

当提及家庭条件时，话题再也无法深入下去。房子是熊大爷绕不过的坎儿。他从不和儿女提起再婚的事儿，他明白，自己寄居在他人屋檐下，15平的空间再容不下一位陌生女人。熊大爷渐渐接受了现实，“没有经济基础， 谈感情也是空想”。

年纪大了，“无所谓”成了众多老人的口头禅。熊大爷有时想想觉得， 一个人也挺好，游戏人间也是一种选择。

在深多年，接触的人多了，他在公园的布景里活得游刃有余，熊大爷深谙公园的游戏规则，碰上聊得来且有同样需求的单身女性，性话题从来都不是禁忌。大家心里都明白，上这儿来谈婚论嫁太难，纯粹的性关系兴许来的更实际。

在北京菖蒲河公园相亲的老人 ©唐梓聪

6年前，熊大爷遇上了一个西安女人，她待熊大爷很好，还给他报了个旅游团同游北京，熊大爷现在想来还很激动，“那是我第一次出去玩，我从来没旅游过。”熊大爷曾以朋友身份将她带回女儿家吃饭，可见家人没有其他意思，便作罢。

熊大爷又燃起了结婚的欲望，是考虑到了之后生活的诸多不便。女儿有自己的家庭，“始终是外人”，他需要一个比他年轻的女性，照料晚年生活。突如其来的空房犹如一剂强心针，他开始规划起新的生活。

但短暂的喜悦后，熊大爷又陷入了某种不确定。他没有退休工资，从前在农村的唯一出路就是劳作，一年前荒废许久的田地被政府强制性收走，一 亩地一次性补贴1万多块，“两亩多田，4万块，在深圳这个地方，管我一辈子够吗？” 

而我们在菖蒲河公园遇到的王予，北京户口，有房。但现在他依旧要为 如何挽回他“错失的”的心上人而费着脑筋。

为了给孩子省点钱，3年前女儿提出要给自己买套房时，王予选了现在的住所。他住在门头沟的王平镇，那是一个需要在北京1号线坐到起始站苹果园， 然后坐32站公共汽车才能去到的“山沟沟”。

王予从家中乘车到地铁站需要经过 32 站 ©李可程

在菖蒲河前后七八年，王予遇到过不少的人，但事情总成不了。“女士们一听到我住在这旮沓角落，就都跑喽。”

3月中旬，就在我们离开北京不久，王予给我们发来了微信，他告诉我们，9号他又在菖蒲河遇到了一位女士，无论是形象、身材、言谈举止都很符合自己的想象，他说，这就是他“心目中的女神”。

刚认识一礼拜，王予迫不及待地要讨好心上人。他在网上给这位女士买了两件旗袍和一件白色的毛衣，女士却说不喜欢，让他赶紧退了。但这段小插曲并不妨碍他大段大段地憧憬着两个人的未来。

“你想看她的照片吗？”一天晚上，王予给我们发来一段语音。倏地下一条信息跳出，他显得很高兴，“现在不让看，以后等照了结婚照再给你看吧！”

“可能是菩萨给我安排的，这回我不能再错过了，我要跟她一心一意过好下辈子。”王予发来语音，语气肯定而温柔，“我们 9 号认识的，九可是个好数字，我们的生活长长久久嘛。”

而就在他们认识的第9天，分手来得猝不及防。

事情就发生在女士从王予家拜访回去的第二天，他怎么也想不通，“为什么翻脸比翻书还快呢？”

王予的电话被拉进了黑名单，但他不死心，每天还是小心翼翼地用微信不时问候着。他觉得这也许还不够，在被提分手的当天，他专门坐了1个小时的车，来到镇上的手机营业厅，给“狠心的”心上人的号码充了200块钱话费。王予打算每月如此，直到她回心转意为止。

王予的背影 李可程 摄

因为物质条件缺乏竞争力，而导致的那些没有结局的悲伤故事，几乎每天都在上演。以房子为代表的经济条件，属于生活资料的一种。彭晓辉指出， 生活资料的占有量往往与性资源呈现此消彼消、此涨彼涨的正相关关系。“婚 姻不同于爱，爱的目的是给予，而婚姻的目的是获得，是索取。”如何在给予与获取中寻找其中的平衡点，这也许是老年婚姻亟需思考的关键问题。

在性的边缘试探 

在我们深入了解这些老人的性生活时，发现了事情的不对劲，与我们对话的37名60岁以上的老年男性中，15人明确表明自己正在与性工作者有着某些接触，超过三分之一的占比在我们看来有些不可思议。这些男性的年龄在70岁上下徘徊，甚至有三位80岁高龄的老人。除去因处于无伴侣状态而发生的性交易行为，婚外性行为在老年婚姻中也绝非罕见。上述15位在嫖娼中试错的老年受访者中，有8位目前仍处于在婚状态。 

隐蔽的性图景

在获取老何的信任后，他承认自己也触碰了婚外性行为的黄线。事后他告诉我，他原本不敢说的，担心自己的形象落于“下流”，遭人鄙夷。

吐露如此私密的话题让他有些不自在。在公园的湖边，他支支吾吾， 言辞闪烁，沿岸路人不断，几次话到嘴边，又被他吞了下去。在沉默间隙， 他摘下了墨镜，仰斜的头正对上正午的太阳，感有眼疾的双眼被强光刺痛， 眯成一条缝，他猛地将头收回来，眼神对向了我，又立刻下意识地重新带上墨镜。“我想这个跟道德没关系， 你应该正确地认识这个问题”，他想尽快结束这个话题。

在他们的描述中，故事通常是在“发廊”发生的。这些“发廊”分布在深圳各大城中村错综复杂的昏暗巷道里，或大或小，由单人经营，或者稍大点的，透过推拉玻璃门可以看到四五个女子的身影。在城中村的入口 处，向街口闲散的板工稍加打听，便能准确得知一些性交易的场所，板工提醒，这些地方大多晚上才会“开门 营业”。白天，各处巷道口站守着一位治安管理人员，交叉着巡逻街道， 天黑了便会撤去。要在白天行方便通过熟人引荐，可以去寻找位于握手楼 2 或 3 层的一些“个体户”。

老何所在的小区紧邻着一座城中村，他常光顾一家规模较大的“洗头房”，外部设施齐全，“能 洗头，能洗脚，能按摩”，往屋子深处走，后面的空间被隔成四五个小室，隔间不大，除了一张床，没有多余的家具，墙上零星地粘贴着大大小小的裸体像，让人知会小室的功能。房间被收拾的干净，“如果环境不好的话，这一次去了，下次再不去。这里舒服，夏天还有空调开。”干净的空间使他安心，减少了 染上疾病的疑虑。老何通常会待上1个小时，拉上窗帘，便开 始计时。在纯粹的消费维度下，性只局限于生理的行为，逃离了柴米油盐、资产分配，老何感到了“单纯的幸福”。

陈香港对这事儿也看得轻松，他不常去，中间间隔两三个月，按摩店会有不一样的面孔出现。在按摩的间隙，陈香港习惯性地会和她们聊聊天，再决定有没有心思继续下一步，“有的时候有的女孩子未免合你心意的嘛，看聊不聊得来。就像你吃饭搭桌，不合适都要走人啦。”遇到模样标致的，“你都想坐久一点，看多几眼啦”。

城中村里的性交易风险高，但价格相对便宜，200元一次 是业内均价，几十元的交易也能达成。对一些经济不太宽裕的老人来说，性生活方面的支出相应减少，在性的质量和安全度 上也就做出了让步。农民出身的熊大爷没有固定的养老保障， 每个月匀出百来元作为性消费是他能承担的最大限额，超过 一百元一次的性交易在他看来是“不合算”的。

以前在湖北县城做建材生意的时候，老何就没少出入这些娱乐场所，“我在老家就知道，有些发廊、洗脚屋是什么地方”， 来了深圳后，老何知道顺藤摸瓜的道理。除此之外，在公园的 社交圈内也能获得足够的性资讯，隐晦的性行为和性资源在这里被毫无顾及地相互交流，分享。老何告诉我们，“有些老头 的老婆有病，或者去世了，去那种地方就多了。”

最近两年老何想通了很多，出手越发大方，“钱再多，又带不到棺材里面去，多了没用。我也留不了什么给子女。”老肖现在已经很少去城中村了。老何求教于“有经验”的朋友， 打听了一些更私密的女性性工作者。老何有她们的联系方式， 打个电话，约个地点，素未谋面的密会让他面红心跳。地点很少选在酒店，“一是怕不卫生，二是公安局查得严”，尤其是一些私人的小旅馆，是扫黄打非的重点对象，老何也怕噩运落到自己头上。他要求在对方家中见面，没有比家更安全的地方。

但对于另外一小部分老人来说，手机成了更隐蔽的所在。线下的关系延续到线上的性图景不止于此。有人忙着满足自己的性需求，寻找出口；有人却忙着将性资本打包寻租，成为出口。

赵一的 QQ 名显示的是“深圳夕阳盛世”，点击进入他的个人空间，不同寻常的内容让他的身份明朗起来。赵一今年69岁，通过个人帐号经营着一个隐秘的线上性会所，他在其中充当掮客，不断发布男性性工作者的信息，操作交易。这些男性分布在深圳、广州和东莞，年龄均在50 岁以上，以60多岁的男性居多，甚至包括一位80多岁的老汉。

赵一的交易开始于2014年的4月，至今手里已经掌握着178个老头的资源。178号是4月3日 新到老头的编号，信息被置顶在赵一的空间相册里，配文醒目：“新人刚出道，欢迎提前预约”。他喜欢以号码标识他们的身份，再配上“儒雅帅老”、“清瘦帅老”的“品类”介绍， 加上一张风景肖像图便可“上架出 售”，将消息发布到个人空间，最高 的浏览量可达2000。

赵一曾建立过会所的网页，但涉及非法内容很快便被查封。QQ 上单 一的信息传播方式大大限制了他的成交量，只能耐心地“等鱼上钩”，他不甘心，重新设立了新的网址，但不出意外，新页面没过多久就再也打不开了。

平均每隔一个月，赵一的会所会增加一位新成员。为了拉拢生意，除 了在个人空间投放新消息，他会第一时间私发给所有联系人。

和赵一做交易很简单，不用签署 任何说明，交易明码标价，“过夜夜夜晚700，外加来回车费；快餐2个小时，服务一次500 元”, 私信赵一预约付款，即可获得对方的联系方式。

性原是本能，道德枷锁却无处不在，当人性与道德碰撞， 他们也只能在无处安放的性中浮沉挣扎。 

性错推手 

他们不是不知道，一旦这么做， 面临的可能是染病和法律制裁的巨大风险。然而，幸福的家庭总是相似的， 不幸的家庭却各有不同。无法通过婚姻得到情感和性的诉求，这15个老人甚至是他们身后的大多数，总有不得已而为之的理由。

其中伴侣的高丧失率便是最不容忽视的因素。高达26.89%的丧偶率 即意味着在60岁以上的老年人中， 每4个人就有1人失去固定伴侣。

类似光叔、熊大爷这样的丧偶老人在我们的采访中并不少见。吴伯老伴去世多年，两年前也开始思考结共度晚年的计划。可老人的婚姻受制于金钱、子女，囿于对一段关系的重新适应，在事情尘埃落定之前，吴伯偶尔也会铤而走险。

伴侣因生理衰老或疾病导致的性功能丧失或性欲下降也是老年婚外性 行为发生的推手之一。

妻子因病抗拒亲密接触，老何面临着夫妻需求落差的现实 问题，但性生活于他是“非要不可的”。他看过性方面的书籍， 了解到性压抑的危害。年轻时做建材生意攒的积蓄，让他有足 够的底气去寻求新鲜事物，不至于囊中羞涩，这其中便包括平 衡性需求的开销。离开伴侣，女性性工作者是最隐蔽，也是最简单直接的释放途径。

老何苦闷，自觉没有伤害任何人，却得和贼一样行事。在他看来，性与爱无关，它仅仅是一种生理的需要，或者说，爱不是什么重要的东西，也并不存在，“像我们普通的凡人，一个普通老百姓，哪有什么爱情呢？”

与其说老何不懂爱，不如说在和伴侣几十年已成模式化的相处中，激情退却，原先对于对方的欲望早已转化成熟悉、如老何所言的“左手摸右手”的麻木的亲密感。

美国家庭治疗师 Esther Perel 认为，亲密和欲望是一对天生的敌人。67岁的陈香港隔几个月就会去一些洗浴中心“消磨时 间”，与其说是生理发泄，他觉得这更像是一种“生活情趣”， “天天不就是上班，下班，吃饭，睡觉，老婆跟你聊来聊去都是那些东西，还是需要一些新鲜感。”在家里，陈香港面对老婆不时的质疑查岗，每个礼拜的性生活变成了例行公事，“就 当交功课喽。”

要说上面这些都还是偏向于生理方面的满足，那么对于古伯来说，“隐蔽的性”则是他补偿情感缺失的工具。

古伯的父母在他四五岁时离婚，父亲后又续了弦，他的童年时期一直是跟奶奶生活的。在25岁那年，古伯鼓起勇气对一个女同学告了白，不料反被公开了情书，他说，从那以后他“再也不相信女人了”。

古伯老婆早在多年前出轨，夫妇两人分床7年，终于熬到 女儿高三毕业，早已破裂的婚姻在前不久宣告结束，他形容自己在家就是“吃软饭的”。从前在工作岗位中得不到尊重，回 家还要忍受老婆日日的冷嘲热讽。现在能离婚了，但窘迫的经济条件没有给他潇洒离去的机会，古伯还是得带着老父亲跟前 妻住在同一屋檐下，爸爸睡一间房，自己每晚则缩在客厅的沙 发里。

“我是不信命的，我有时也认命，但是我不信命。”古伯时常跟我们感慨“命运不公”，但他对自己的理想伴侣还是有着完整的想象。“这个心目中的人呐，你们不要笑我，我的梦想就是找一个高素质的，身高至少1米63以上，皮肤比较白， 性格要好一点⋯⋯”他顿了顿，“尤其是能够对我再关注一点儿， 我还是有这种愿望吧。”

“爱情这个东西都是可望不可即的。”古伯转头又推翻了自己，于是他从婚外性中寻找满足感， “因为性是可以用来交易的，爱就不能够。”

古伯恐惧衰老，面对街上潮涌而过的年轻人，他不住感慨“无可奈何 花落去”，性却给了他“正在恢复年轻时未被充分调动和激活的潜在青春细胞”的美好感觉。对古伯而言，这样的性体验里，没有人会计较他是否成功，被关注甚至被欣赏的渴望通通得到满足。他回想起曾经那些见不得光却美好的性经历，感觉自己就是动物世界里的“猴王”，“因为我有权威啊，还有能量。”

古伯的微信里加了大大小小几十 个“老板交流群”，他坚信自己的股票分析系统终有一日会给他带来金钱，带来名望，带来真挚的感情，“我不是普通人呐，即使现在是，将来我不会只是一个普通人的。”

缺失与遗憾

情感泛滥的，宣泄；情感匮乏的，汲取。敢于逃脱情感牢笼的老人声色张扬，但在公园不起眼的角落里，零零散散的落单老者甘愿将自己活成背景。他们因失语而感到安心，不去过多地考虑危险的词语，驯服的性情给他们避免了不必要的麻烦。“欲望”“顺其自然”地磨灭，“情感”“顺其自然”地消亡。回望逝去的光阴，蓝天白云依旧，但关于亲密，关于爱，还飘荡在风中，日光下不见影。

电影《老兽》片段，老杨与爱人相顾无言

被禁锢的性

1962年的上海，30岁的陈德钦顶着被“下放”的“惩罚”与妻子结婚，这样的自由恋爱在当时是十分罕见的。

同年的湖北，19岁的陈焕正在农田里奋力耕作，在他的记忆里，不管是城市还是农村，人人都在奋力建设祖国，“赶个集都要快去快回，哪有时间谈情说爱？”

四年后的1968年，陕西的陆建国遇见了一对到延安插队的夫妻，两个人离得十丈远，丈夫只敢在没人的地方偷偷照顾妻子。

1978年恢复高考，学生还是天天“写大字报，搞批判批斗。”河南的杨信记得，男女生完全不敢在一起交流，被抓到的话就要被“批斗开除”。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文化、伦理与政治因素，性在当时是中国社会的禁区，在全民建设祖国的浪潮中，禁欲主义成为这一时期社会的主旋律。到了“文革”时期，对其的打击更是登峰造极。当时的“自由恋爱”，稍有不慎就会被冠上“乱搞男女关系”的帽子，随着爱情消失的，可能是学习工作等重要的人生机会。因此，年轻男女们彼此向往，却又不得不保持距离。

不论初中、高中还是大学，都对性教育讳莫如深，实际上，中国第一部带有一点性启蒙色彩的中小学性教材的出版是2000年以后的事了。性成了神秘的个人修行，不解的少年心事。

杨信还是小孩子的时候，曾经参加过亲戚的婚礼。在婚礼前，父母会托亲戚、邻居给新人准备大枣、核桃、花生等象征着多子多福的吉祥食物，等到新人进入洞房后，亲友们就会把它们拿进新房，再当着小夫妻的面，“把枕头里的东西一取，然后把这些东西（干果）装回去，篦头不要缝死，漏一个地方”，杨信说，长辈们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慢慢向夫妻解释如何进行性生活。除了这种方法，杨信的长辈还用“穿针引线”的动作暗示过他。

上了高中，课堂内容都与农业有关，除此之外，便是“闹革命”。课外时间杨信总要去地里上工，一片农田分成两半，男人一边，女人一边。辛苦劳作之余，总会有些消遣。“那时候，男人们都凑到一起，有人就会开那方面的笑话，说着说着大家都懂了。”杨信表示，他对性的了解就是从这些隐晦难懂的暗示中获得的。

陆建国回忆年轻时，在公开场合不允许涉及爱情与性问题的讨论。与之相配合的是，一切歌颂爱情的文学和艺术作品都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这些作品被认为是弘扬资产阶级腐朽没落的生活方式而被批判。但是怀春的少男少女们总能从市面上流通的文字、影像作品中摘取只言片语，以供日夜琢磨，直到某一天或许能够幡然醒悟。

通过种种方法，好奇心总能驱使人们窥到性和爱的一角，但包裹在好奇心和偏见之下的欲望，是否早已失了味？

遇见熊大爷实属偶然，在和其他采访对象的交谈中，熊大爷不时往我们这边张望，甚至假意走到我们附近“听墙角”。后与其接触后，每当我们提出老年情感及与“性”有关的字眼时，熊大爷总会把话题岔开，并多次强调“我不会说什么影响不好的话，我还是很正能量的”。熊大爷对于谈话环境的警惕性很高，一旦觉得自己受到路人的注目，便会提出终止谈话的要求。

事实上，在我们访谈的47位老人中，90%的老人在谈起性的话题时总会下意识回避，或是不由自主地流露出难以启齿的神态——虽然他们仍然保持着一定频率的性生活。在他们眼中，性总是披着羞耻的外衣，即便是谈论它都会让自己蒙羞。他们无法逃避与生俱来的本能，又在忍受着“背德感”的煎熬。

传统性观念背后背负的是生育、活力，而这种以生育为唯一目的的性，使得许多人在步入老年之后，由于没有繁衍后代的需求，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丧失了性功能。

这种对于老年人性生活的刻板印象，在彭晓辉的观点中“是我们性文化脚本的偏颇”，这套关于性禁锢的文化价值体系，通过社会文化，内化为个人的心理乃至人格。通俗来说，现在许多老人虽然身体仍然具备性生活的能力，但他们却被从年轻时就接触到的错误性教育给“心理阉割”了。

被压抑的爱

“那时候的人都是介绍认识的，哪有什么自由恋爱。”这是我们在采访时不断听到的一句话。

北叔今年91岁，32岁的时候才结婚，对象是家里亲戚介绍的。那时候他还在当兵，每年只有一次20来天的探亲假，就在不到一个月的假期里，他跟对象从认识到结婚，梦一般地就解决了人生的一件大事。但这个故事里没有一见钟情的戏码，“也就是凑合吧。”北叔说。

陈焕也没多想，“年龄差不多，就该结婚了”，这是上一辈一直灌输给他的东西。我们聊到爱的话题，他对此很回避，用“从来不讲这一套”搪塞过去。我们换了说法，聊婚姻中的情感问题，他给的答案在情理之外，意料之中：“感情是那个时候不该说的，没钱，都在努力奔生活。”

与我们对话的老人来自于全国多个省份城市，其中多数老人出身农村，“勤快能干”是他们对伴侣的最高评价。在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婚姻抉择的多方压抑性，政治、经济、家庭⋯⋯我们开始反思，这种“不选择”或许是为“没有选择”。

杨信坚定了我们的想法。上个世纪60年代，在河南的农村，20多岁找个姑娘并不容易，“没有足够的钱，想都不敢想”。杨信家里成分不好，老爹给国民党做过事，后被打成右派，日子过得艰难。杨信坦言自己根本找不到老婆，村里经常开批斗会，姑娘也不敢上他家去，怕受到连累。看到附近舍的同龄人一个接一个得成家，父母亲帮不上忙，也催不得他。偶尔有人好心给他介绍一个，对他来说是很珍惜的一件事。

陈焕和杨信一众人所信仰的某些朴素的婚姻观，是我们年轻一代所难以理解的，但将他们置于时代洪流下的一粟，我们开始理解他，开始理解他们所代表的岁月。

爱之于他们，不是肌肤之亲，是真真切切的一蔬一饭，疲惫生活中再无英雄梦想。

但睢阳不甘心，就因为凑合，她经历了一段19年的痛苦婚姻。三四十岁的时候，睢阳心里难受，日记写了一本又一本，边写眼泪就止不住地流，再加上夏天潮湿，钢笔易晕，几年后再打开，就只剩下边上的一点了。

睢阳小学的时候就设想过，自己以后要有个家该是什么样子。父亲二十多岁就是八级钣金工，八级是这个工种的最高级别，走到哪里大家都管他叫“大拿”，“大拿”意指在某一领域最为权威的人。在睢阳心里，父亲聪明且勤恳。五几年的时候常常挑灯夜读，煤油灯把屋子熏得很黄，母亲就骂；后来改用了蜡烛，吹熄后有一股蜡油味，母亲还骂。“那感觉比看梁山伯跟祝英台都难受。”她打心眼儿里崇拜他的父亲，“我要找一个我敬佩的人。

就在2018年，中介找上了睢阳，说是有个80好几的老人看上了她，如果她愿意，他能给睢阳100万。不可否认地，睢阳对这100万心动了。

这100万是她欠女儿的。睢阳曾经逼女儿把房子卖了，结果房子没能再回来，她心里落了个大石头，“都是因为我给耽误的。”

她赴了男方的约。见面后，老人抖擞出两张纸，让睢阳把最底下的数字念出来。

“我知道。”睢阳说。

“你念出来，这多少！”老人连喊带叫，不断重复。

在很多人的讲述中，老年人的婚姻有一方总是“有目的”地奔着钱去的，睢阳原本也觉得为了子女她可以委屈自己。现场很多人盯着睢阳，“我觉得他像是在花钱买我。”最终她还是没把纸上的壹佰零伍万念出口。

女儿说这是“天文数字啊”，她边说边笑，“是天文数字。可为了这个钱，牺牲自己去和一个我不喜欢的人，后来怎么想都不行啊。”

但有的人认为，爱和婚姻是两码事。

顾伯今年74岁，除了是一家法国外企的顾问，他还有一个特殊身份。每天下午两点，他会带着他10寸的小音箱来到荔枝公园，一个上至八十下三十的中老年人的舞局，就这样他组了7年。他偶尔也下场跳上两段，但更的时候他都是坐在长椅上静静地看着。

顾伯每隔一个月就要花上三天选曲，剪辑，编排新的曲目，他的老伴从来不管；他也不能理解老伴手机里“不知道是红的绿的排来排去的小圆球”，怎么醒来就能耗上两三个小时。

跟老伴28岁结婚，顾伯是个急性子，老伴做什么事却也都是慢慢悠悠的，这个他在结婚前就发现了。但年轻的时候他跟太太都在大西北戈壁滩工作，男女比例严重失调。顾伯忽然跟我们强调，“情感对人来说是第一重要的东西。”我们问顾伯后悔选错了人吗，他没有正面回答，“这是时代的问题。”

“性格不合。”顾伯对妻子没有更多的描述。他跟妻子“老早就分开玩了”，但他从没考虑过离婚，“想都没想过。”他们在一起熬过了最困难的时候。

我们问他曾经有没有遇到过性格特别契合的人，他说这是“机密”，三其口。后来聊到过去。

“在74年这么漫长的人生里，你有过最喜欢的人吗？”我们问。

顾伯没接话，忽然从口袋里翻出手机，操作了一番，指着一个人名扭头对我们说，“这个。”那是通话记录的页面，一页将近十人的通信里，那个名字占了一半。

他跟女孩儿从初中就认识，大学才在一起，她既不是顾伯的初恋，也不是结婚前的最后一任女朋友。顾伯说不上来这个女孩儿究竟是相貌还是性格还是什么吸引了他，只是他还记得50多年前的每个月，女孩儿都会把自己吃不完的6斤饭票留给自己。

重逢是在五六年前的一次出差，顾伯一直知道女孩儿就在老家江苏。十年了，他不敢回忆，“这种事情都是很悲伤的。”但就那一次，他来到了女孩儿的城市，突然一股念头冒了出来，“就想找着，肯定要找。”当天，他在网上找到了大学时同乡会负责人的电话，以前他也通过这种方式找过其他的同学，结果电话拨过去，很多人已经不在了。“就是看看碰碰运气。”他拨电话的时候没有犹豫。

幸运的是，电话通了。一听声音，对方就认出了顾伯。顾伯说，女孩儿的婚姻也并不幸福，先生腿脚不好，她自己一个人照顾。顾伯帮不上什么，隔个一两天他跟女孩儿就会通上至少半小时的电话。他们聊的多是过去的事情，女孩儿有时会给顾伯叮嘱一些祖传的中医方子。

每天下午的五点半他还是会准时回家，但妻子不会知道顾伯突然愿意尝试以前根本不信的针灸拔火罐，到底是为了什么。

北京菖蒲河公园内，一对沉默的男女 ©李可程

后记：

当我们在谈老年人的性与爱，我们在谈什么

和老人的对话不断陷于沉默的怪圈。

我们聊性，相对无言；我们聊婚姻，依旧相对无言。不可否认，隔了半个世纪的年龄差距，即使是我们，与素不相识的老者初建联系，也难免心生怯意；反观他们，被不相干的年轻学生猛地叨扰，不免慌乱了阵脚。我们明白，这种情境下，性的诉说需要极大的勇气和耐心，这在挑战着我们，更在挑战着他们。

在对亲密关系的思索前，老人们躲进自己的心房，他们的迟疑引着我们思考，是什么在牵制他们的诉说，无法言说的究竟是什么。这些老人，人生暮年，他们过得幸福吗？

在长达75年的时间里，哈佛大学的研究人员一直在进行着一项名为格兰特研究的项目，推算着“幸福”。这个为期75年，耗资2000万美元的研究却指向了一个只有五个字的简洁明了的结论——“幸福就是爱”。

在与老人的陆续接触中，我们的思路不自主地被引向了对爱的探讨。这是年轻人乐此不疲的话题，在老人面前却被不断折返。最终，我们把握住了与47位老人交谈的机会。在47个人之外，还有更多的大多数，或果断或委婉，在一开始就将我们拒之门外，而在那47人之中，我们玩起了文字游戏，在信任与欺骗中捉迷藏。

我们和他们聊性，但性是我们看问题的切口，性所要达成的，是对亲密关系的诠释，是对他们生存状态、幸福几度的关注。

从什么时候起，我们见到公园和街道上并肩漫步，携手前行的老年夫妇时，投以的是惊叹和羡慕的目光。原来我们对这事儿本就看得悲观，深知其中不易。

现实很残忍，我们观察到越来越多的夫妻经过几十年的峥嵘岁月，在老年却分道扬镳，形同陌路。这在我们的采访中也不少见。老人们的回答出地一致：“没有共同话题，玩不到一块儿。”

亲密关系的经营被冷落搁置，婚姻关系消解为同居关系。在前者中，关系终止于他们不再关注和看到彼此，只有当我们的感受，被对方看见的时候，那一刻，关系才真正开始。拥有关系，以及在关系中，被看见是我们幸福感最重要的来源。

无需再操劳生计，哺育子女，他们在婚姻关系中是不在场的。我们疑惑，年轻的感情到如今所剩几何。这样的结局是现代性思潮对传统的瓦解，还是婚姻的内在生命使然。

在访谈中，老肖的一句话让人印象深刻：“我不需要她，她也不需要我。”这是老肖对四十多年婚姻的最后注解。

在老肖一行人那儿，谈爱，谈的是需要，对他人的需要，他人对你的需要，你对自我肯定的需要，你对自我价值的需要。当必要的需要消失了，这份爱也就不存在了。

“有两种决裂的方式：一种是疏远，另一种是过分亲近。承担的决裂，魅力的决裂。这种亲近久而久之，在穿越数千公里沙漠的过程中，会变得和犯罪一样让人难以忍受。”让・波德里亚在他的《冷记忆》中对关系的沉思充满诗意而又绝望。

细想起来，有多少老人正在经历这种疏远的决裂，而在此之前，绵延的是亲近的决裂。这种“决裂”是伴随他们一生的，由对过去的敌意延伸到在的焦虑和挣扎。时代发展的太快，很多事情是他们年轻时候没有经历过的。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中，人们坚守着潜移默化的惯例，过着女人操持家务，男人赚钱养家的家庭生活。但现在不一样了，女人可以有很好的工作，男人也会共同承担家务照顾孩子。婚姻之外有他们年轻时错过的很多可能性。

他们的注意力已不在彼此身上，在现有关系中平淡度日，或是貌合神离。他们看淡了“精神出轨”，“肉体出轨”也只是“颜面”的问题。

雷蒙德・卡佛在《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的扉页上写着：但爱这个字，这个字在逐渐变暗，变得沉重和摇摆不定。

我们追问什么是爱，等着他们给我们答案，可答案迟迟没有发声，就连他们自己也陷入了情感的迷思。

他们的窘、他们的无地自容，种种这些都引起了我们的反思。我们试着将心比心，想象着自己垂垂老矣的境地，可岁月将我们拉得好远，他们的一部分是我们无法跨越时代去理解的。他们原本是应该给我们年轻人以信心的，但生活留下的痕迹却赤裸裸地摆在那里。

这47人绝不是老年的全部风貌。但弥漫在他们身边的无奈情绪，却足以窥见情感世界的冰山一角。

*为保护隐私，除专家、学者外，受访者均为化名。

本文为深圳大学传播学院2019届新闻学专业毕业生毕业设计作品。

作者/ 陈厚斌 李可程 何思航 卢燕华 唐梓聪

指导老师/ 辜晓进

编辑/ 王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