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归还我丈夫的眼珠 | 镜相
汽车从高大黢黑的杉木所遮蔽的坑坑洼洼的泥路开出来时，就上了宽阔平稳的省道。省道两旁依然是嶙峋可怖的群山，冷峻地绵延不绝。隆冬已至，又是清晨，路上没有一个同行者。汽车在牢不可破的浓雾中飞速行驶，如同一柄绝望的出鞘的残剑，试图刺穿浩瀚无边的迷茫和恐惧。直取核心，结束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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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城郊了，万物在沉睡中显露出模糊可辨的边角。荒凉开阔的稻田、高墙之下的橘园、精巧的独栋别墅和灰扑扑的连排平房、一片水塘突兀的折射光、拱桥上的风水对狮、四羊方尊和皿天全方罍领衔的青铜器群广告牌、医药公司和医疗器械公司的销售大楼，擦着车窗一晃而过。现在是六点半，公安局八点上班，时间还很充足。
殷四嫂摁下门板控制键，从车窗冲进一股咄咄的寒风。
“嫂嫂，我们把窗户关上吧？打着空调呢。”
司机黄良，殷四嫂的表弟，——准确地说，是她丈夫殷四平的表弟，起先没有吭声，打完方向盘拐上西北一条乌黑的柏油路时，从后视镜里瞥了她一眼，低声提醒道。他四十出头，性急地发了福，秃了顶，大概是打理四面八方的虾蟹生意太过操劳。他能干又亲切，即使是跟我这样的子侄辈说话，讲述一些他本意不想深聊的东西，他也尽量求全，表现得耐烦而周到。在我们镇那些突破格局出人头地的男性当中，这是很少见的。
对方没有听到。长久不适的沉默。冰冷彻骨的空气仿佛从冰窖中扑上来，令人身心一凛。黄良嘟嘟囔囔地说，二十年前，湘北的冬天可不是这种冷法。降雪与融雪交替循环，都在一览无余的明媚的光照下，冷得大方敞亮。如今，整个天地都被哪只推手挪移置换了，成了一个密闭的地下冰窖，阴暗，静止，凝重。
殷四嫂抱臂坐着，双目眺望着窗外。她是个矮小癯瘦的老太太，肾不好，脸色黑黄，举止孱弱。很多人在她这个年龄，四十九岁，根本还不能称是个老太太，但她比实际年龄看上去老得多。这两年，她头发白得很快，眼角经常流出黏稠混浊的分泌物，擦也擦不干净。别人常以为她是在为生活而哭。可是，事情一件接一件，她还没有闲功夫坐下来好好哭一场。出于习惯，她抬起衣袖，擦擦眼睛，没有在意那件窄小的酱色棉衣被沿窗滴落的水线洇湿了。更多的密风细雨冲进车里。
黄良又询问道：“嫂嫂，窗户关了吧？怪冷的，别冻病了。”
“吹吹风我清醒一点，太暖和了，人容易犯困。”殷四嫂说，“我一闭上眼，就梦见你殷四哥。我每次看见他，他都是那副样子。”
殷四平的尸身在家放了两天了。天寒地冻，没有取暖设备的房间本身就是一方扩大的冰棺。他就那么在他们夫妇的床铺上躺着，等着，身体因缩水而变小变薄。公安局专案组还没有打来电话，通知他的家人去领回在太平间丢失的那对眼珠。热线也总是占线。黄良接到表嫂的电话，她说自己心里不安不忍，没法等下去了。她决定当面去索要眼珠的这一天，清晨四点半就醒了。她整夜都没怎么睡着，刚一入眠，就看见殷四平斜靠在那张摇摇晃晃的病床边上，浑身是血。血从他的眼部奔涌出来，她尖叫着拿手去封，怎么也封不住。他一会儿近，一会儿远，她像溺水者拼命扑腾，却捞不住他。他的眼眶睁得很大，盯着她，面目狰狞而痛苦。她感到他肯定看见了她，然而，那眼眶里面什么也没有，只有两个深不见底的幽黑的大窟窿。
车窗始终开着，疾风苦雨令人头脑清醒。七点，汽车在城乡交界处的加油站停了几分钟，加满了油。加油站旁边是市立中学高而窄的牌楼，沿地势往上，有一条樟树荫翳的静谧小路，路尽头是热闹非凡的食堂和教室。建筑后面是空旷寂静的操场。操场外围即万寿山。那是我们市、镇、乡、村140万居民的肉身最后的去处，也是下一世投胎的起点——万寿山火葬场。
黄良读高中时，万寿山只为国家公职人员服务，因为火葬还没被写进法律，高温焚尸炉也还没有推广。山顶上黑烟直冲云霄，校园里常年飘荡着一股烧臭皮革的气味。赶上有风，黄叶、黑烟和灰烬则在空中飞。有次，黄良端着一盆窈窕鲜绿的水仙去送隔壁班女孩，两个人站在走廊里说了会儿话，他眼睁睁地看着那些令人尴尬的灰烬随风而至，落在了雪白的花瓣上，落在了女孩披散的长发上。
黄良还没有讲完水仙花的往事，忽然彻悟般地频频顿首，自问自答地说，我们当年为什么能与死亡相融相洽，不恐惧，不多想，完全不像上一辈人？大概，我们是在无神论和自然科学的普及教育下成长起来的。我们又参与了狂飙突进的现代化城市化建设，对乡村的传说与传统，对生死的理解和想象，都刷新了。说完他停顿良久。最后，他长长地叹了口气。
“我殷四哥发生这种可怕的事，那些年轻人脑子里想的，可不止是钱啊。他们的脑子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那些畜生应该判死刑，尤其是那位执刀的医生。”殷四嫂说。她不止一次，也不止和一个人，重复过这句话，以回应别人提出的任何关乎此事的观点。
黄良清楚，法院最多给判三年，既已作了经济赔偿，应该还会减刑。除了已经答应的六万块，后续还会给一笔丧葬费。殷四平从医院拉回家的那天，关于他的丧事，几位弟兄叔侄当晚就调配好了：谁主持丧宴，谁布置灵堂，谁倒茶和派烟，谁请道士、哀乐、腰鼓和舞狮队，谁负责擦拭身体，换衣穿鞋，谁和谁置办纸扎，——纸扎除了传统的金山银山、往生莲花、阴宅纸马、金童玉女，还须有轿车、电视、冰箱、手机。
黄良和殷四嫂在车上又把以上事宜从头到尾捋顺了一遍。
黄良说：“我都听你的，跟老五再三说了，纸扎要买贵的，买好的，千万莫要遗漏了什么。”
“嗯，你们不要怕花钱。”
“什么时候报丧？还有很多亲戚朋友都不晓得他回来了。”
“等拿回眼珠就报，最迟今晚吧。”殷四嫂强调道，“所有人都要通知到位。”
“嗯。”
黄良把车停靠在路边，路对面是一家花样繁多的连锁包子铺，垒得高高的蒸笼冒着白气，一个穿蔷薇红羽绒服的大胖女人正踮起脚尖帮顾客取包子。黄良觉得有些饿，问殷四嫂要不要吃包子，她想都没想就摇摇头拒绝了。黄良从中央扶手盒里拿起随身的银色保温杯，拧开灌了几口水。他回头凝望着殷四嫂，迟疑了一会儿问道：“嫂嫂，要是我们拿不回眼珠呢？警察说了，如果找到了，会打电话给你的。”
“一定要拿到。”殷四嫂不容置疑地说。
“坦白说，这事不是百分百有把握啊。”
黄良说完，从后视镜里看见殷四嫂咬着嘴唇，往靠背挺了挺身子。她的双手紧紧地抓着那个软绵绵的靛蓝色布包，口气谨持却硬扎：“我得让他全尸入殓，见阎王，完完整整地去投胎。你们都不懂的。”
汽车吞吞吐吐地开着，过白马路、西一街和铜钱巷，转入楚沩东路。这时，大雾散去，车辆和行人多了，路面也变得拥堵起来。汽车在十字路口，静默地等着红灯，在黄良的印象中，他从未等过这么久的红灯，起码有三分钟，就像是灯突然坏了。
“那照你的意思，” 殷四嫂不悦地瞥了眼黄良，又严肃地望向窗外，“不必给他烧那些东西了，是吧？也是，瞎子用什么轿车、电视和手机呢？”她的神色一点也不轻松，说完用手背飞快地抹了一把眼睛。
黄良说了好些挽回的话。
殷四嫂再三重申，她无论如何要把殷四平的眼睛一同火化给他。她不想他变成一个心狠的人。她讲起我们镇一个几年前死去的罗姓瞎子。他年轻时，以婚娶的名义，收留了一个过路的拾荒女人。她给他产下一个儿子，儿子一断奶，他就把她轰出了家门——他不愿意在她身上多浪费一天的粮食。
事情发生在两天前的傍晚五点多，市人民医院的太平间。二十分钟前，黄良和几个亲戚在离医院一条街的煲仔饭馆潦草地填完了肚子。他清楚地记得自己点的酸辣鸡杂饭，却被一根锋利的鱼骨倒插进牙缝。他费劲把它剃出来时，指头上沾满了带血的唾液，口腔里也充斥着咸腥味。瞬间，那种奇异的糟透了的预兆那么强烈，以致他没有质问店家，就一个人捂着腮帮子往医院赶去。经过门诊大楼、急诊楼、广场和停车场，再下一个二十米左右的水泥斜坡，就是太平间。太平间小而简陋，是个三十平米左右的长方形单间，只能停放三具尸体。此时，殷四平正一个人躺在那里。
黄良最后一次见到殷四平那张方方正正的国字脸，是这天早上八点半。他接到电话后，驱车赶到医院，到九楼的电梯中途停了好几回。他一出电梯门，就迎面碰见殷四平的遗体刚从重症监护室推出来。推担架的是一个相貌奇丑的矮个子中年男人，脸上长着一个婴儿拳头大小的肉囊，看上去比死者脱相的脸更加骇人。殷四嫂、她的儿子殷明和其他三四个亲戚在一旁饮泣。长廊静穆，有凉飕飕的风从哪张忘记关上的门刮进来，贴着地面直钻人的裤管。黄良扶着担架，难受地看了殷四平一眼，抬手轻轻合了几下他的眼睑，让他的双目闭上了。
抵达太平间后，殷四平被安置在离门很近的靠墙的位置。长肉囊的人放下担架说：“一共1060块。”
殷四平的妹妹告诉他：“我们该交的费用，昨天都交齐了。”
“这是停尸费。太平间是医院承包给我们三个人的，你们要单独付钱。”
“我们今晚天黑了就走，也这么贵？”
“这还包括清洁尸体的费用，另外，再提供一套寿衣。咳，我还没见过谁在这种事情上讨价还价呢。”
长囊袋的人收下钱就走了。
殷四嫂坐在冰棺边上，整个人愣愣的，脸色和精神泥墙似的垮塌下去。独子殷明二十五岁了，却担不起任何家庭责任。他在五岁时经历了一次中风，后来脑子就不太正常了，容易受到惊吓，刺激之下就疯疯傻傻，毫无边界地冒犯他人，不知轻重地闯祸。长辈们担心他犯病，但那天上午，色彩鲜艳的手机游戏始终把持住他的注意力。他变得懂事和安静下来。亲属们打算先电话通知亲朋，再根据他们的个人意向安排丧事的人手和细节。虽然殷四平熬不过这个冬天的事实并没有超出人们的预期，但真正收到死讯时，每个人还是感慨和追溯了一番，说他生前为人多么好，命却多么不好，等等。
聊着忙着，大家忘记了午饭，后来又饿过了头，于是说好索性五点去吃晚饭。中途有亲戚闻讯而来。黄良去买了些烧烤、瓜子和烧酒回来，大家边吃边聊近况。下午两点，又有一具女尸被推进太平间，不过她四点就动身离开了。
黄良走近太平间时，天色已暗。门前那条长长的坡路如一条黑色的河流，流向了视线不见的远方。路旁掉光了叶子的树枝在风中敲打彼此。渐渐有稀疏的冰凉的雨滴掉进他的脖颈。他走得飞快。
太平间的灯管被人关掉了。黄良透过玻璃窗窥伺到一束手电筒射出的光。光柱不强却集中，垂直于地面，连丝毫的晃动都没有。两个又高又瘦的黑影立在殷四平的冰棺旁。
黄良用力拍门：“是谁？开门！”
那两个人熄灭手电，开了门，压低头，快步走了。汽车的发动声消失在哗哗的雨中。
接下来，黄良看到了他一辈子都无法忘记的恐怖的一幕：冰棺的棺盖移开了，白布被掀开一角，殷四平的头部露在外面。他的左眼塞着一团白色的棉花，右眼被一个金属扩眼器撑开。眼眶里面，两只眼珠子不见了。
殷四嫂和黄良抵达二环西路上气势恢宏的公安局正门时，值班室的警察正提着热气腾腾的包子油条来上班。他一瞥就认出了殷四平的遗孀。一天之内，借助微信朋友圈的传播途径，殷四平的案件在这个小城闹得沸沸扬扬。有些单位很惶恐，公安局专案组则很忙。他们很快就对舆论给出了一个初步的交代：这是一起涉及贩卖器官的偷窃案。太平间的承包者（其中之一便是脸上长肉囊的人），作为中介，向偷窃者提供了许可和便捷。执刀取眼珠的人，是邻市一所公立医院的医生——我们对那个城市最深刻的印象是它盛产花炮、烧酒和抗日的将军。医生的同行者，是做器官贩卖的黑道中人。涉案的四个人都在逃亡途中落网了。至于本市医院，副院长对市民们称，他们对太平间承包者的行为毫不知情。有谣言说，医院从中获取提成，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恶意中伤。站着造谣，跪着辟谣。流丸止于瓯臾，流言止于智者。希望市民们既相信自己的医院，也相信自己的头脑。
总之，人抓到了，赔偿谈好了，案子便结了。警察与殷四嫂、黄良在大楼前的阶梯上并排走着。问明了来意，警察很不理解地一愣，几乎嗤嗤一笑。
“我的同事中，”他咳嗽了一声说，“从没有人提到过那对眼珠的下落。”
殷四嫂惊愕道：“领导啊，我之前嘱托过你们的。”
“是的。”黄良补充道，“你们确实答应她了。”
“嫌疑人是第二天下午在邵阳被抓的。邵阳你晓得吧？离我们这儿五百里路，将心比心，哪个警察会想提着那对眼珠回来呢？用什么东西装啊？”他拍拍自己胸前的制服（这个动作令黄良心里十分反感），以一种节制的嘲讽的口气反问他们：“用这个口袋装吗？”
殷四嫂想了想问道：“你是说，眼珠留在邵阳吗？”
“我不知道。我猜是的，他们一路往南逃，原本还想逃去泰国呢。要不，就已经脱手了，卖出去了。”
殷四嫂强忍悲伤，不出声了。
年轻的警察可能对自己的言语感到冒失，也可能一时生了恻隐之心，他说：“如果你们一定想知道，我帮着问下嫌疑人吧。”
“你们想问的，就只有这个吗？”黄良忍不住质问他：“你们难道就没问过别的吗？”
黄良说，他不知道别人能不能想象得到他看到殷四平被掏空的眼眶时，那种恐怖、惊险和万幸的心情。如果他像其他亲属一样，不急不慢地吃好饭，或者因为剔牙、漱口、擦嘴、撒尿，随便哪个环节，再正常不过地耽误了几分钟，——这几分钟，也足够那位医生从容熟练地取下扩眼器，塞好棉球，合上眼睑，盖上白布和棺盖。大功告成，悄无声息，消失在茫茫夜色中。殷四平是市人民医院“第一例被发现的器官盗窃案”，却并不等同“第一例器官盗窃案”。小环境说，太平间多年对外承租，缺失制度章法的管理，也没有安装摄像监控。大范围来说，在中国，每年有三十万人需要器官移植，而只有一万人能够幸运地等到供给。黑市需求之大，利润之高，可想而知。
警察坐在旋转皮椅上，眉头紧蹙，臀部和脑筋都在转动着。他似乎对这些谈论既厌倦，又惧怕，也警惕。他闷头闷脑，目光锋利地剃了黄良一眼。
“这肯定不是第一次了。你用脚趾头想都知道。”黄良总结道。
警察望向窗外，不想听他的总结。也许他不是第一第二次听这类总结了。
黄良只好继续说下去：“别忘了主刀的是个医生。真是，这世道，医生比死人更会闹鬼！我的意思是，如果连医生也参与进来，他们不会为了更好的收益，早早放弃医治病人，甚至故意医死病人？”
“快别说了。”警察掐断了那截话头，噌地起身，从打开的抽屉里拿起一串叮铃作响的钥匙，边说边往外走，他脚上那双不止四十三码的高帮皮靴蹬着地面发出威严而果断的声响。
“我去问问那对眼珠的下落，不过答应我——”警察说，“你们到此为止吧。”
原来，殷四平的眼球当晚就被送到了邻市。交过预付款的病患家属等在那里。嫌疑人拿到全款后，连家人也没来得及见一面就坐上了往南逃亡的大巴。
十点，从公安局出来，黄良感到气温升高了一点。隔着车窗往远处看，天空似乎离人高了许多，山体的边缘隐现出一线白光，均匀的鳞片云修饰着平缓流畅的山坡，让明天有了一点转晴的意思。汽车出城时碰上一个红灯，紧跟着就要等每一个红灯。三百里路，一路向西，转上匝道，即将进入长沙至张家界的高速公路，然后过岳麓大道、波隆大桥、三一大道，再上两条跨市高速，抵达事发前执刀医生工作的医院，恐怕要到下午了。
殷四嫂说，这是她三十年来第一次出远门。上一次跑这么远，还是十七岁时，和殷四平骑单车一起去湘潭。那是他们唯一一次旅游，回过头来看，竟像提前举行的蜜月，不过同时有着实际的目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湘潭布匹批发市场是中部各省布匹的集散地，东西很便宜，花色又好看，他们想去买些回来。她的缝纫特别好，大人的长裤外套，小孩的马甲短衫，她在服装店逛逛，到家就能往白板纸上描个衣样子，裁缝出来。她会看，会想，是当时镇上最先做出蕾丝边蛋糕裙和小动物贴布绒线帽的人，是姑娘巧匠中的时尚先锋。父母和姊妹的衣服都爱请她做。恋爱后，她的白纸板里又多了一个人的衣样子，属于这个人的，穿针引线自然针脚更细，心里更甜蜜。
那是一次终身难忘的旅行。他们骑行四百里，遇到下坡时，就一起加速。他年轻，俊秀，自信，总不忘在她面前大秀车技。撒开车把，双臂交叉抱在胸前，腿脚轻盈敏捷，浑然成为车轮的一部分。她惊叫，他大笑，如同每一对坠入爱河的恋人，贪婪地饮啜青春，青春在风中美妙地消逝。她犹然记得自己挽着他走进餐馆时那种轻快的兴奋感。那一大盘碧绿的香得冲鼻的青椒炒油渣，才一块六毛钱。蒜瓣炒米苋上桌时，碰到了她正在捋头发的手，紫红色的汤汁泼洒在白色桌布上，令她多么自责，多么难为情。
“我们吃完了好大一锅米饭，”殷四嫂沉入到回忆中，好多天来第一次笑出了声
“四平把锅底烧焦的米饭都刮干净了。哈哈，他那么瘦，老板娘看他起身，盛了一碗又一碗，惊讶得呀，直砸嘴巴。她说像他这样的来客多几单，她保不准要蚀本。”
殷四平夫妇一生中这样快乐的日子屈指可数。为了迎接去湘潭布市的那一天，他提前哀求了母亲多次，没日没夜赶完很多农活，母亲才松口给他一点自由。父亲在江西钨矿挣生路，相隔遥远，常年不归。殷四平作为家中长子，很小就牟足劲应答生存的难题。不论是照顾母亲不事劳作的身体和喜怒无常的心情，还是对付饿得发疯乱作一团的弟妹，他都不止是尽自己的本分那么简单。殷四嫂还没有被人叫做“殷四嫂”时，就看出来了，殷四平没有为自己活过。她心疼地启发过他：“你呢，就像摊在屠夫案板上的半边猪，你妈分后腿，大弟分肋排，二弟分蹄膀，妹妹分板油——就这样，你这个人被瓜分完了。”（她哪里想到在他死后，那些不相干的陌生人，还要来瓜分他的眼珠呢？）
殷四平对她笑：“这不，就指望你把我收复了。”
他倒也不难过。他是那种人，心像一个有很多破洞的罐子，任何东西放进来，转眼又会流出去。
她用婚姻收回了他。他们原本该有平凡幸福的婚姻。可是老天铁了心似的不让他好过，给了他一个不健康的孩子。没多久，又逢国企改制，他工作的造纸厂被撤销。他到处打短工，挣一份钱都送了医院儿科，后来连医生都劝他不要再浪费钱了。几年前，他跟着一个亲戚学会了开塔吊，一技在手，过了些相对而言的好日子。去年，在长沙芙蓉区的建筑工地，他从高空坠落，摔坏了脑颅和脊柱，经抢救后，成了瘫痪在床、只进流食的植物人。
提及生活的主体，苦难，殷四嫂的讲述简明扼要。她更愿意回望久远的欢乐。那点儿吉光片羽般的欢乐，都与殷四平有关。在她心里，他是个可以托付的好丈夫，正直，爱笑，从不打她骂她。对外人，他也很能体谅别人的苦衷，事事情愿自己吃亏卖力。她说，他区别于我们镇上很多很多的男人。她也区别于我们镇上很多很多的女人，他是她唯一亲近过的男人。她说这些的时候，有种轻松的满足和矜持的骄傲，脸上忽然焕发的光彩让她看上去像个年轻的（至少也是中年的）妻子。
他们被安顿在诊室外的蓝色靠椅上等待着。护士递给他们两杯白水后就进去了，她将把他们引荐给某位对事情能说得上话的人。黄良环视着四周，这是一所以眼科见长的医院，在全省都广有声誉，因而汇集了不同口音的病人。他们一只或两只眼睛蒙着纱布，独自或被陪伴着，在干燥而沉闷的灯照下，小心翼翼地移动。还有些人眯着眼，在寒气逼人的黑暗中，摸索前路。有些眼睛大张着，却没法对视和聚焦，细看，珠子是灰色的。并非每个人的病情都严重得毫无希望，但每个人的脸上都毫无笑容。他们的低语持续、狭窄而隔离，如同陷入蛛网的昆虫集体的振翅，既承受着相似的焦灼和绝望，又必须独自承受，各自逃脱。
一男一女两个医生接待了他们。这是一间空旷的屋子，墙角两台立式空调的温度打得很高，暖风呼呼作响，桌上的球状加湿器运转出白雾，发出绿光和水流的声音。隔着一条原木色长条桌，黄良和殷四嫂，男医生和女医生，面面相对。两位医生年龄相仿，大概接近五十岁，都矮矮胖胖的，戴着金属眼镜，看样子是那种能体谅民间疾苦的好说话的知识分子。（医生、教师和公务员，时常被当地人用一个因过分书面而显得落伍的词“知识分子”来概括。）他们的眼中流露出些许同情和软弱，这让黄良心里够得到底，凭着某种眼缘，他对他们建立了审慎的乐观和信任。
是殷四嫂先开的口。她把手里的一次性水杯放在办公桌上，上半身往前倾着，看了女医生一眼，又把目光定在男医生脸上，对他说：“领导，我们来，是想请你们归还我丈夫的眼珠，我丈夫殷四平，他的眼珠被送到这里来了。”
黄良后来回忆起来，对这句话印象极其深刻。因为当地，没有人会说“丈夫”二字。她们用湘语说“我男人”，他们则说“我堂客”。她说了一遍，“我丈夫”，然后又说了一遍。那种疏离与严肃，让在场者为之清醒地一愣。
医生们暂时回避了她的请求。
男医生问道：“你们了解器官捐献吗？”
黄良说：“最近了解了一点。”
“这是一件非常光荣、有意义的、功德无量的事。越是发达，越是文明的地方，越多人做这件事。北京，中央，卫生部，有个部长，还亲自跑去广州给一个器官捐献者鞠躬。她是意外死亡的，护士，才十七岁，她想让自己身体的一部分继续在世上活着，发挥作用。”
黄良点点头，他恍然又觉得自己的点头莫名其妙。他们沉默着。
男医生继续说：“唉，只能说作为家属，有时确实难受，再加上我们这地方的观念……”
殷四嫂打断男医生：“死无全尸。多大的报应，一个人才会死无全尸啊。医生
如果是你，你的堂客和你的小孩，你能接受他们死无全尸吗？”
男医生默然，他可能没把那当成假设，而是一种晦气的诅咒。他的脸色相当难看。
女医生扬扬手，叹了口气说，她很能理解他们的心情，可是，隔行如隔山，他们不太了解很多东西，也不太理解医生救死扶伤的本心（不过，可惜，那位在殷四平身上动刀子的医生，本心之七八是为了私利）。她还告诉他们，全国首例被发现的死者眼球丢失案是怎么处置的。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一位专攻角膜移植的姓高的博士，擅自取走了一位在医院病逝的女人的眼球。直到举行遗体告别仪式，死者的丈夫最后亲吻妻子的脸颊，他才宛如神启，从那已僵化的面孔中察觉到一丝异常，继而发现妻子的眼珠已被换成了塑料假眼。丈夫以毁损尸体、严重侵犯死者人格权，把高博士告上法庭。最终，北京的检察院对此案作出不予起诉的决定。
这样的事情完全超出了殷四嫂的理解，她不信，黄良也不信：“一点没判？”
“没判。”医生们强调：“网上都可以查到的。”
“可怜人。”她喃喃地念叨道，“可怜人。”
她从沉潜的深思中回过神来，卑怯而执拗地重新提起自己此行的使命。他们吞吞吐吐地告知了她真相：在角膜溃疡这种病情的紧急情况下，也出于满足家属的强烈要求，医院在两天前，也就是殷四平的眼球被送来的当天晚上，就给那位患者做完了角膜移植手术。眼球很新鲜，手术很漂亮，没有出现任何排斥或感染。第二天下午，他们才被告知获取眼球的途径有问题。
殷四嫂呆呆地听完，医生试探着问她，要不要见见那位患者，那是个很年轻的小伙子（也是她的同乡），刚考上大学，才19岁，如果瞎了，确实很可惜。他家境很不错，也许他们会同意再做一些经济上的补偿。
殷四嫂摇了摇头。她失魂落魄地出了诊室，躲进走廊尽头的厕所，大哭起来。天光重又黯淡下去。雨不知什么时候下起来，越下越大，如注如瀑，失控地裹挟了整个世界。她只身局促在那肮脏的厕所，哭号了很久，隔着重叠的雨幕，有一些哭声断断续续地飘进看得见的看不见的人们的耳中，他们在长廊的蓝色靠椅上并列坐着，静静听着。
这天傍晚，殷四嫂一到家，就叫车送殷四平去了万寿山火葬场。葬礼取消。纸扎香烛通通退掉。死讯也没有通知给更多的亲朋。仿佛那种耻辱、压抑和绝望令人不堪重负，所以等不到天亮，等不到人们从睡梦中睁开眼，那位悲伤的妻子就摸黑进山，一个人去埋葬了她的丈夫。
*为保护死者隐私，文中殷四平等人为化名
运营/ 胡雅婷(实习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