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不是弱者的代名词，她们拥有彼此的勇气和星光 | 镜相
我问赵南柱：你是女权主义者吗？
她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而是说：女权主义不是一种资格，而是一种生活态度，“如果有人问我，这是不是一本女权主义的书，是不是在为女性发声。我的回答是：是的”。
我想，她已经回答了我的提问。
采访结束后一周，有两件事几乎同时发生，一件是韩国女星具荷拉的死，一件是宇芽遭受家暴。如果我们暂且避开男女平等这类老生常谈的话题，也终究会在一个问题上无路可退：为什么女性的身体和性可以在现代社会遭受如此的践踏？
采访完赵南柱之后，我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希望有朝一日，女性不再是弱者的代名词，畸形婆媳关系的牺牲品，遭受性侵犯或性骚扰、被迫怀孕的受害者，不是一个被符号化了的审美客体，发出的声音不再是抱怨、委屈、愤怒、无可奈何，她们无需忍受一个男人或孩子或任何不公正的权力，也不必为应有的权利摇旗呐喊。她们只是正直地活着，做自己该做的事情，说属于自己的语言，发自内心，而不必坚守抗争的姿态，更不必以这种姿态为傲。
2016年10月，一本叫做《82年生的金智英》的书在韩国书店上架。原本只是一本预计销量8000册的普通小说，却冲上了韩国热销图书榜首，销量逾100万册，平均每50个韩国人中就有一人在读这本书。这本不厚的小书被陈列在韩国性暴力救济中心的书架上，和女权主义理论及女权主义史的作品并排摆放，一时间成为女权主义的发声媒介。
《82年生的金智英》在韩国社会掀起“金智英风潮”，获得包括韩国总统文在寅在内的多位名人推荐。也正是这本书激起的连带反应，将韩国社会撕裂成两半。少女时代前成员秀英和女团Red Velvet成员Irene分别在采访和粉丝见面会上表示自己在读《82年生的金智英》后遭受粉丝攻击，甚至有激进的男粉丝在评论里上传焚烧她照片的全过程。
《82年生的金智英》，[韩]赵南柱 著；尹嘉玄 译
改编的同名电影立项后，曾出演《熔炉》的郑有美确认担任女主角。消息传出后，她的SNS立刻被“女权主义”、“宣传厌男思想”的骂声淹没。
首尔市市长朴元淳在一次发言中特别提及这本书：“‘低出生率社会’这个名词，代表的是一种现象。其本质却是女性一有孩子就要牺牲未来人生的问题。首尔将会改变1982年出生的金智英的人生。”
根据韩国统计厅发布数据，韩国人口数量将于2028年达到顶峰，此后步入人口负增长时代。2018年韩国出生率仅为0.98，即平均每位女性生育的子女数量不到1人，是经合组织（OECD）成员国中唯一一个人口出生率低于1的国家。
据韩媒报道，个中原因与“男主外、女主内”的思想有关，社会普遍认为带孩子是女性的职责，而韩国长达2000个小时的年平均工作时间（仅次于墨西哥）使得女性无法兼顾家庭与工作，她们最终选择了晚婚晚育或不婚不育。
82年生的金智英正是一位努力平衡工作和家庭的普通女性。她的身上重叠着千千万东亚文化下女性的影子。
电影《82年生的金智英》海报
家里最好的都给了弟弟，她和姐姐只能共用一间房、一床被子。她从小接受这样的教育：女孩子穿着要保守，行为要检点。小学时，受到男生欺负，老师却告诉她“他是因为喜欢你才这样”。中学，她必须时时提防地铁和公交车上的“咸猪手”，还有骚扰女生的男教师。
进入职场后，工作强度大的公司更倾向于聘用男性员工，女性员工大多免不了下班后陪男性上级喝酒应酬。怀孕后，丈夫不能理解她的苦衷。生子后，她带着孩子去公园散步，听见路过的男职员说：“我也好想用老公赚来的钱买咖啡喝，整天到处闲晃……妈虫还真好命……”
“作为一个人，我好像在自己的世界里崩塌了”
“妈虫”，是结合英文mom和“虫”的韩文新造词，一开始用于贬低无法管教在公共场合大声喧闹的幼童的年轻母亲，后来用于讽刺没有收入，靠丈夫赚钱，在家里带孩子的全职妈妈。2015年，有感于社会对女性的苛责，尤其是社会舆论对年轻母亲的不解与敌意，同样身为母亲的赵南柱开始从网络和论坛上搜集相关新闻和故事，为写小说做准备。她从9月份开始动笔，白天将女儿送到幼儿园后便回家写作，晚上等女儿睡着再继续集中精力写作。两个多月后，《82年生的金智英》完成。
“在写作的过程中，我作为一名普通女性，对笔下的金智英遭遇的状况越来越有共鸣，也会被逐渐代入其中。”成为母亲之前，生于1978年的赵南柱从梨花女子大学社会学系毕业后，担任《PD手册》《不满ZERO》《Live今日早晨》等新闻时事类节目编剧十余年。
《PD手册》揭发新闻报道背后不为人知的故事，向观众展示不合理事件背后的隐情；《不满ZERO》为消费者权利发声；《Live今日早晨》以轻松的方式和独特的视角报道社会新闻。赵南柱和策划团队一起，负责制定当期主题，查阅资料，确定采写对象，敲定采访细节，为纪录类节目写旁白。
之后，生育彻底改变了她的生活。
“在我生孩子之前，因为工作的要求，我必须随时对世界上发生的事情保持关心，而且一直会和周围同事讨论新闻事件。但是自从生了孩子，辞了职以后，我每天24小时是以孩子为中心过的。当时女儿还不会说话，我每天和她一样咿咿呀呀地比划。虽然有养育孩子的快乐，但我也会想：我的目标、梦想在哪里？作为一个人，我好像在自己的世界里崩塌了……我深切体会到了小说中金智英对未来的不安、迷茫和虚无。”
面对自己的女儿时，赵南柱对于女性境遇思考得更加频繁了：“我所处的年代里，男女差别化是很赤裸裸的，比如父母辈会认为：女性不用接受教育，女性不必非要进入职场。在这样的教育下，我们这一代耳濡目染就认为，女性在家养孩子、为家庭付出是天经地义的。这样的价值观会造成我们思想的混乱和内心的疑惑：为什么社会给到我们这一代的机会不少，我们自己也努力了，但是却没有很好的结果？”
她将这个无解的问题投射到82年生的金智英身上。上世纪80年代，韩国新生儿男女性别比例不均达到顶峰。社会上还普遍流行“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怀孕的女性去做孕检，鉴别胎儿性别后女婴被堕胎的情况数不胜数。
等到生于80年代的孩子进入高中，要决定未来人生的走向时，又遭遇了IMF经济危机，男性和女性的就业机会差别巨大。到了三十岁生养下一代的时候，国家出台了“免费保育制度”，孩子可以免费上幼儿园，但人们又开始指责女性只将孩子甩手给幼儿园，并没有尽到做母亲的职责。
这一桩桩看似巧合的事件，便是“82年生”的缘起。“金”这个不能再普通的韩国姓氏，加上“智英”这个70年代末80年代初最受欢迎的女孩名字，构成了平凡的“金智英”。
“连让老婆听话都做不到，还算什么男人！”
2018年，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全球性别差距报告》显示，东亚三国的性别平等指数普遍偏低。其中以韩国的排名最为靠后，在149个国家中排名第115位，中国和日本分别为103位和110位。
根据《82年生的金智英》中引用的背景资料，1999年，韩国政府制定了禁止性别歧视的相关法案。2001年，韩国国家行政机关第一次出现了“女性部”。
尽管禁止性别歧视的法案出台了，但韩国女性的整体境遇不容乐观。首先在女性生育方面，2003年，请育婴假的女性职工仅占20%，直到2009年这一比例才突破50%，即职场上每10名女性中，仍有4名女性没有申请育婴假，坚守在工作岗位上。
其次是女性平均薪资上的劣势。韩国是经济合作曁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里男女收入差距最大的国家。根据2014年的统计，韩国男性的平均薪资是10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6200元），女性的平均薪资只有63万3千韩元（约合人民币3810元），而OECD成员国的女性平均薪资是84万4千韩元。
职场女性更是要承担巨大的压力。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发表过一篇关于玻璃天花板指数的文章，结果显示：韩国在所有评比国家中处在垫底的位置，显示出韩国职场对女性的不友善。不仅如此，2014年，韩国已婚女性每5人中就有一人因结婚、生子、育儿而辞去工作。
如果说上述只是韩国女性所需承担的人生现实，社会上普遍流行的“厌女”情绪更让这种现实雪上加霜。
韩国国内失业率一度因经济危机居高不下，政府出台了有利于女性就业的举措，因此招致了韩国男性的不满；尤其是服过兵役，因部队的恶劣环境受到创伤的男性，厌女倾向更为严重。
据《韩国先驱报》一项民意调查显示，韩国20至30岁的男性中，超过76%的人持“反女权主义”观点。他们用各种蔑称物化女性，之前提到的“妈虫”便是其中之一。
日本女性主义理论及运动的领袖人物、社会学学者上野千鹤子在《厌女：日本女性的嫌恶》一书中写道：“‘像个男人’的证明，就是把一个女人置于自己的支配之下。‘连让老婆听话都做不到，还算什么男人！’这种判断标准至今仍有效。所以，厌女症就是绝不将女人视为与自己同等的性的主题，而是将女性客体化、他者化，更直接地说，就是歧视、蔑视。”
“希望我们可以成为彼此的勇气和星光”
在男权和父权主导的社会，女性该何去何从？
赵南柱在《82年生的金智英》中将迷宫的出口留给了女性自己。她在书中特别设计了这样一个情节：一晚，读高中的金智英在乘公交车回家的路上，遭到一个陌生男人的骚扰，车上另一位女性并不认识金智英，也没有问发生了什么事，但她通过自己的观察，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向金智英施以援手。当金智英打电话向她道谢时，那人说：“不是你的错，这世上有更多的好男人。”
“女性之间的情感是有共同地带的，彼此会有共鸣。我想通过这样的情节去展示女性之间的共鸣意识和共同的情感地带。”借金智英之口说出的话，其实是替别的女性来说的，别的女性又会通过其他的言语或行动表达自己，彼此帮助。” 赵南柱在接受采访时说：“其实我们都可以用这种方式彼此联结。”
让赵南柱没有预料的是，《82年生的金智英》跨出了文学领域，为韩国社会带去了现实的改变。首尔市推出了在招聘薪资方面排除性别歧视的法案，进一步完善了作为法律附件文件的“《82年生的金智英》法案”，该法案涉及男女雇佣的平等性、薪资平等性等问题。
赵南柱说：“因为身为女性而受到各种限制与差别待遇，导致没有办法获得与付出相匹配的成就，甚至认为那是因为自己无能而深感自责的女性，希望她们在阅读本书之后，可以获得一丝安慰。”
《82年生的金智英》出版后两年，赵南柱访谈了60余位各行各业的韩国女性，以她们的真实故事为基础改编创作了27篇小说，收录在《她的名字是》一书中。
《她的名字是》，[韩]赵南柱 著；徐丽红 译
中信出版集团 出品，2019年11月版
独自在首尔闯荡的她、在国企分公司工作时遭遇不平等待遇的她、身为女团成员在节目中被迫表演撒娇的她、29岁就被父亲视为“库存货”的她、婚后生育面临职业危机的她、代替儿女养育孙子孙女的她……《她的名字是》勾画出韩国女性的生活样貌，她希望“能展示和记录女性们看似毫不特别，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人生”。
然而，正是这幕幕“没什么大不了的人生”，才构成了女性联结和社会改观的起点。
就像韩国有句话说得那样：“希望我们可以成为彼此的勇气和星光。”
以下是对赵南柱的专访：
“女权主义不是一种资格，我把它看做是一种生活的态度”
澎湃·湃客：金智英在几乎所有的委屈、不满、不公面前，无一例外保持了沉默，哪怕是内心想要反抗，最终还是选择了沉默，并且独自承担了沉默的后果。这会不会让这个人物看上去更像是一个被动接受命运的人？你会有这样的担心吗？
赵南柱：其实金智英这个人物是非常努力去生活的。在学校她会努力适应，高考的时候又照顾自己的弟弟妹妹，自己也成功考上大学，确定了自己就业的方向。在职场里也会受到称赞，大家都觉得她做得不错。后来她也的确遭遇了很多人生挫折和困境。我希望人们在看到她的故事时，会有这样一个思考：为什么这样努力生活和优秀的人，还是会遭受这样的挫折呢？
金智英是非常普通的一个女孩，她接受的教育在韩国也是非常普遍的。在某种程度上，她接受了父权社会和男权社会的限制，所以她当下不会意识到这是不对的，不会立刻对不合理的事做出反抗，只会感到不快。但之后她逐渐意识到了，也会有反驳。
澎湃·湃客：有人将这本书视作女权主义者发出的声音，听说这本书被陈列在韩国性暴力救助中心的书架上，和女权主义理论及女权主义史的作品放在一起。你自己是女权主义者吗？对于自己的作品被当做女权主义的发声媒介，你的想法是怎样的？
赵南柱：其实所谓女权主义，更多的是不让女性遭遇不平等的对待和暴力，它并不是一种资格，而我把它看做是一种生活的态度。
我不希望人们在谈论女权的时候把问题过于严重化，或者把问题想得过于复杂。如果有人问我，这是不是一本女权主义的书，是不是在为女性发声。我的回答是：是的。
澎湃·湃客：这本书的情节安排非常紧凑，包括女性遭受的性别歧视、语言暴力、职场不公、面对新生儿的精神压力等。有一种评价认为，这样的写作方式会将金智英变成一个符号，而不像是一个活生生的具体的人，你如何看待这样的质疑？
赵南柱：与其说金智英是具有不同层面的丰富的人物，我更想把她看成是一个框架，让读者在阅读的时候能把自身或是身边人的经历代入进去，从中产生对女性的同情理解和共鸣。比起大家看完这个故事毫无感觉，产生共鸣然后寻求解决对我来说才是更好的方式。
澎湃·湃客：有一种比较流行的想法，是认为女性只要努力，就能够战胜不平等，可以收获美满的家庭，拥有独立的地位。但其实男女不平等是由社会结构性的不平等导致的。很多时候我们都知道现存的问题，但都不清楚出路何在，对这类观点或问题你是如何看的？
赵南柱：现在有很多关于女性问题的连带事件，比如MeToo，当一个女性遭遇性侵犯或性暴力后发声，其他很多女性都会站出来支持她。如果她走上法庭，其他女性也会给予支持。
韩国目前也会出台和修订一些法案，平衡女性职场和家庭，比如女性的就业和薪资问题等等。一些事情正在改观，未来我也希望不要有什么对女性来说是好的生活或好的职场，不要将性别作为唯一的衡量标准，而是首先把女性和男性都当做人来看，希望未来社会能形成这样的氛围。
澎湃·湃客：近年来有不少聚焦女性的亚洲文学作品，都十分关注女性的精神状况，例如日本作家角田光代的《坡道上的家》，韩国作家韩江的《素食主义者》和金爱烂的《你的夏天还好吗？》。你如何看女性文学的这种态势？
赵南柱：看韩国文坛中很活跃的一些作者或者评价比较好的，或是文学排名靠前的，也以女性作者居多。这种情况已经变成了学者分析和研究的一种社会现象。
原来女性文学可能不算是一个主要的体裁，现在也变成了一个引发人们关注的体裁。这种变化本身是可喜的。有一些作品，例如女性老年之后的生活，初入职场的女性、生育过后的女性的日常、女性之间微妙的纽带等等，这些原来认为很细小的主题现在也逐渐涌现出来。
采写 / 张畅 编辑 / 俞诗逸
运营 / 实习生 胡雅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