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秋天，一条爆炸性的消息在报社病毒般迅猛传播：老章死了。
老章是报社的老职工，科级干部。和我们不同的是，他有正式编制。在这的前一年，报社出台了一项优惠政策：年近60岁的职工，可以提前“退休”：不用来上班，工资照拿。领导之所以作出如此决策，主要是为了给年轻人腾出成长、晋升空间，同时照顾老同志。老章和另外几个年龄相仿的老职工都选择了“退休”。他的独子大学毕业后在广州成家有了小孩，他就在本市和广州之间来回跑。去世的几个月前，他还在本市一家酒店大宴宾朋，庆祝60岁生日。那天，老章看上去气色不错，到包厢逐一给每一桌敬酒。在我们这一桌，他还特意多站了一会，大声说道：“广州不好玩！还是在本地跟兄弟们一起快乐、开心！”
“老章死了，真的吗？”私底下，大家都不相信这是事实。因为老章平时看上去身体不错，也没听说有什么毛病。去广州送老章骨灰的同事说是因为血管爆裂，这也是关于他死亡原因的权威说法。然而，报社的同事纷纷认为，老章的死，多半和酒有关。
全报社的人都知道，老章痴迷喝酒，并且多年来无酒不欢、每饮必醉，报社的很多人因为喝酒的事情对他唯恐避之不及。老章是北方人，长得高高大大，外形和李雪健有几分神似。脸色似乎始终暗红，经常双目无神。后来我才知道，这是“酒经考验”的结果。我和老章的命运交集，始于10年前。在现在这家报社供职后，我发现年近50的老章早就不到一线冲锋陷阵了，他现在是摄影部主任，甚至班都不用上，可以一连几天不见人。但老章既不倚老卖老，也没有因身份“高贵”而表现出高人一等。他对所有人都不错，和我们称兄道弟。甚至在一些原则性的问题上，他还在社领导那里帮大家说好话，为大家争取利益。和老章正式成为同事不到一个星期的一天，我到走廊尽头上卫生间。回办公室时，看到老章回来了，正站在办公室门口。他满面通红，身体还在摇晃，一看就知道酒喝多了。尽管隔着老远，老章还是看到了我。他眼睛往上翻，同时抬起右手向着我，朝他腋下拨拉。他是喊我。我一路小跑着来到他跟前，果然，他满身酒气，双目呆滞。不过，他把手伸进了胸前的帆布包里，摸索了很久，最后摸出了一个小本子。递给我的同时，还口齿不清地说：“我……特意……留给你的，有……用。”我接过来一看，是一本报社几年前印制的通讯录。当时，我们每个人都发了一张A4纸，所有人的手机号码都打印在了上面，因此这本通讯录作用不大。不过，老章的这片心意，我至今都感动异常。
和他熟悉后，我知道他没有别的爱好，唯独好酒。很多次，他经常几天不见人，要么喝得醉醺醺回到办公室。对老章底知根知底的同事告诉我，他的妻子在医院工作，独子已经在广州安家落户。“他又没有心操，不喝酒享受人生又能干嘛呢？”同事说道。大家都是凡胎肉体，同事这话没毛病。再说了，记者应酬多，偶尔喝高了实属正常。不过我很快就发觉，老章的好酒和别人不一样。别人好酒，也许是邀约方太好客，被劝酒喝过了量，或者自己兴致高多喝几盅。而老章呢？他是索酒喝，每次必须喝到位，不醉不休。同时他还能“论持久战”——能从头天晚上喝到第二天天亮。我们实行按劳取酬，有次公布排名，我侥幸第一。那天，老章来到了办公室，显然没喝酒。他笑吟吟说道：“‘榜首’，是不是该接大家一起坐坐，为你庆祝一下啊！”另几个同事则纷纷起哄：“章主任对你这么好，你早就该接章主任吃饭了。‘现场办公’，就今晚吧！”酒店是老章钦点的，就在报社旁边，很小。另外邀约的几位同事，也都是一个办公室的。知道老章要喝酒，我还特意回家拿了两瓶白酒。我思忖着，一共五六个人，其中肯定还有不喝酒的，两瓶酒应该足够。现在条件好，都不缺酒，再说大家都注意养生，谁还会蛮起来喝啊？很多人见了酒躲都来不及。然而，我很快发现自己错了。开席之后，老章就打开了话匣子，上下五千年，纵横八万里。神采飞扬，滔滔不绝，和平时判若两人。他一边胡侃，一边在大家的敬酒声中举起酒杯大啜一口。我酒精过敏，平时滴酒不沾，那天硬撑着敬了老章几回。酒过三巡，实在不胜酒力了，我昏昏欲睡。这时老章却越喝越兴奋，反客为主主动出击，逐一敬起大家的酒来，我也不能幸免。被逼无奈，我只得抖擞精神，举起酒杯应战。每咽一口酒，我就感觉在吞下一块冰冷的石头，“噔”的一下落到了肚子里。我不记得那天是如何结束的。总之，中途我到卫生间呕吐了两次。镜子里的我满脸通红，连眼珠都红得要喷出血来。而等到回来，发现老章还没有尽兴，又让服务员上了几箱啤酒，一边喝一边高谈阔论。直到半夜十二点多钟，他舌头打转，酒场终于结束。
后来又在几场应酬中和老章不期而遇，我逐渐摸出了一些规律：他对酒店档次和菜品没有要求，就是喜欢喝酒，还得有人陪。陪他的人不能中途溜号，不能玩手机，必须“血战到底”。如果不喝到位，老章就不肯离席，甚至主动索酒喝，一直喝下去。假如这一场没有喝够，他执意不走，会强拉着别人一起去夜市路边摊继续喝，直到喝满意为止。再后来，只要听说饭局有老章在，我就高悬免战牌，能躲多远就躲多远。老章几次打我电话，说在外面吃饭，饭桌上有我老乡、朋友或者熟人，让我马上赶到。我只得编造种种理由，设法蒙混过关。老章未得偿所愿，居然到办公室来堵我，直言不讳让我“安排”一下——请他吃饭。几百块钱是小事，我怕酒。何况他那年龄，我还担心他喝出什么问题了，我吃不了兜着走。所以，宁可得罪他，我也不愿跟他一起吃饭了。他堵我，我借口上厕所，然后就迅速逃之夭夭。好在老章大人有大胸怀——下次见到他，我笑眯眯解释一下，他也不生气。时间越长，关于老章的酒事酒闻就越多。我听说，像我这样被老章围堵的同事有很多。和我一样，大家不约而同退避三舍。有一次，报社一位副总值班。这位副总也是50多岁，身材不高，肥胖，有些像香港影星曾志伟。下班前，老章搬一把凳子，坐在报社大楼门口，一边抽烟一边死死盯着大门，逮人。之前他已经对副老总提出要求：请他喝酒。老章在楼下守着的消息很快被人偷偷通风报信给了副老总。报社只有一个大门，没有其余正规途径进出。老章不撤，即便下班再久，副老总也出不了报社的门。后来副老总被逼急了，铤而走险选择从走廊一楼和二楼拐弯处的一间窗户跳窗逃脱。那个窗户开口太小，攀援困难，距离地面则足有两米，从上面跳下去需要很大的勇气。
那次请老章吃饭，同事朱强被我邀请作陪。本以为我的这次经历够独特的，未料却被朱强嗤之以鼻。朱强同时是市作家协会副主席，白酒能喝半斤以上，酒场饭局很多。“你那算啥？够幸运的了！”他对我不屑一顾。原来，朱强刚入职时，老章也曾让他请吃饭，别人做东请老章时，朱强也应邀客串过东道主。因此，在酒这件事情上，他和老章多次交集。朱强偷偷告诉我，好几次他和老章晚上一起喝酒到半夜三四点，老章非要喝得人事不省，语无伦次才罢休。散场时，不能对老章不闻不管吧，只得几个人联手，或抬或背，或一人搂着他的腰一人抱着他的腿，设法把他送回去。老章住的是媳妇医院分的房子，在七楼，单元门对着门前的小广场，楼道里安着声控灯。如果老章醉酒程度轻一点，到了楼下，他就会醉醺醺让送他的人各自回家。这时，送他的人还不敢走，站在楼前屏息凝神抬头仰望。直到看到走廊里的灯从一楼渐次亮到七楼，并听到“砰”的一声，判断是关门的声音，应该是老章进屋了。然后走廊里的灯全部熄灭，大家这才放心，悄无声息快速消失在凌晨的夜色里。酒是穿肠毒药，老章的媳妇是医生，更清楚养生的重要性。“他媳妇也不管他？”我不解，问朱强。“哎呀，要管得了啊！”朱强说，老章喝了几十年酒，有严重酒精依赖症，几天不喝酒就无法忍受。“他在外面熟悉的单位多，去转一趟一般情况下人家会留他吃饭，喝酒自然免不了。要是外面没场子了，他就找单位同事陪他喝。他又不用上班，喝醉了在家里睡一天，再出来找酒喝。”朱强道出了老章的“酒道”。外面单位和我们一样，也怕老章。好几次我在采访时，别人提起老章来都直摇头，说他太能喝、太能缠了。
很多人出于好心曾劝过老章，建议他戒酒，别把身体喝坏了。老章哈哈大笑，答曰：“你烟酒牌都不沾，你活得有什么意思？你告诉我！身体喝坏了？喝坏了去毬，喝死了淡毬！”他非但不顾身体健康，甚至也不怕当众闹笑话。老章30多岁的时候，一次在报社路边摊喝酒。那时候时兴喝啤酒，路边摊摆了很多啤酒箱在门外。喝多了胀肚子的老章内急，在啤酒箱隐秘处小便。因步伐踉跄，老章一不小心栽倒在自己的尿液里，脸都磕了一个大口子。同行者赶忙联系上了老章的媳妇。媳妇赶到，要拉老章回去，老章如同脚下生根了一样，死活不走。媳妇气急败坏，当着众人的面，蹦起来扇了老章一耳光。那个口子早已愈合，不过也在老章脸上留下了一个一元硬币大小的黑印，一直伴随到他生命终结。这场终结，留给芸芸众生的是无尽的感慨。“他真划不来啊，一天退休工资都没拿，就这样走了！”不少同事发出这样的叹息。老章的岳母一直跟着老章夫妻俩生活。如今老人家八九十多岁了，依旧健在，有时候还拉着一个小拖车独自出门买菜。前几天，我还在街上看到她。那时，我还正好在网上看到一个孩子对已经去世的酗酒父亲的回忆。满纸没有怀念，而是痛恨：我父亲在我19岁那年就去世了，喝酒喝出来的，每当他喝酒的时候，任何人劝不住他！他走了11年了，我不同情他，却恨他，他只顾着自己喝酒享乐，最终到了另外一个世界！如今我29岁，依然不觉着他可怜，人，不作死不会死！我不知道，在老章儿子心目中，他是一副什么样的形象，回想起父亲，有没有温情和留念？其实，在老章去世的半年前，他到办公室几次半开玩笑地问我何时有“档期”，说要接我吃饭。他所说的吃饭，自然是我请他。他退休了，请他吃饭为他送行是人之常情，我也做好了接他的准备。只是一想起他喝酒时的情形，我就异常忌惮。同时我又安慰自己，来日方长，以后再请他都不迟。只是，谁都没预料到，老章会遽然离开这个绚丽多姿的花花世界。为这件事，我一直很内疚。老章，对不起，我还欠你一顿酒。如果有来世，我一定早早地请你喝酒。只是，不知道到时你还这样爱酒吗？文 / 仓阳 编辑 / 王迪
一个上海“三线人”的迁徙：回来了，故乡是一张纸 | 镜相
我去了伊朗，看到教条世界的另一面 | 镜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