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失在美国的华裔二代：忍受过歧视，所以更想找回生活的起源 | 镜相

我和朋友高欣约在市中心一家每天都要大排长龙的网红店，这里以法国大厨全手工制作的甜点而出名。

“两年前，这里刚开的时候，我的儿子正好出世。父亲知道我喜欢法式糕点，特地排长队去买了来，送到我家里，”她叹了一口气，“谁能预料到呢，两年之后的现在，我们已经不再联系了。”

高欣的父亲是上海人，母亲是香港人，她出生在得克萨斯州休斯顿市一个中产阶级社区。和其他移民不同的是，她的父亲刻意不让她接触任何与中国文化有关的东西，也不怎么带她去吃中餐。他要求全家人，包括她的哥哥高阳和姐姐高露都在她面前说英文，生怕她的英文有口音。他也从来不教她认识汉字。高中，学校里要大家选一门外语，她告诉父亲想要学中文，因为她有好几次在路上遇到迷路的中国游客，对方把她当成同乡，叽里咕噜说上一大通，她却不能帮到别人什么。父亲听到之后，如临大敌，立刻打电话给负责选课的老师，给她选了法语课。

“上层阶级都会说法语”。他这么教育她，他小时候穷惯了，靠着一股闯劲和拼劲，过上了舒适的中产阶级生活，但是却也没办法再向上攀爬。他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她，他最引以为豪的小女儿。

她记得自己有隐约的不开心，但是她从小就不是有主见的人。父亲对她的关心无微不至。她的小裙子小皮鞋都是最新潮的。他给她买卡通书、乐高玩具，去哪里都会带着她，和朋友聚会的时候，他就让她坐在自己腿上，给她点奶油蛋糕吃。他是数学博士，计算机硕士，大学教授。他有时候去开学术会议，一连离开好多天，回来的时候，他脱下皱巴巴的西装，朝她蹲下身去，她努力张开手，搂着父亲的脖子，父亲把她抱起来，带进自己的书房。书房里有许多和数学、物理、计算机科学有关的书，还有更多和宗教与神学有关的书。他缓慢地给她读《圣经》，让她做神的儿女。

她非常崇拜父亲，但是哥哥姐姐和父亲的关系却非常不好。比她大近十岁的哥哥姐姐似乎总是想要把她笼络到自己这一方，他们会给她巧克力，让她去打听父亲的行踪。父亲不在家的时候，姐姐会去夜店泡吧，哥哥则会带着另外一名男生来家里玩，他们在房间里打游戏。等到哥哥姐姐上了大学，他们似乎不再对父亲有所隐瞒，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他们开始没日没夜地争吵。

有一阵子，高阳和父亲经常在书房里吵到天翻地覆，嗓门一个比一个更大，时不时还有东西被摔碎的巨响。彼时，高阳已经成了大学辩论队的主力队员，他知道如何用一个词就让父亲暴跳如雷。

而她则蜷缩在自己房间的角落，关着灯，紧紧抱着玩具熊，希望一切快点过去。母亲蹑手蹑脚地去厨房，做一个鸡蛋卷送到她房间里，让她吃下去。也有时候，连母亲都忙着和父亲争吵，她饿着肚子呆在房间里，尖锐的叫骂声让她头痛欲裂。

她从记事开始，就被父亲要求每周日去教堂做礼拜。那是一周里面最隆重的时刻。他会花许多时间，把头发梳得服服帖帖，把胡茬刮干净，用上须后水或者古龙水。然后穿上一件白衬衫，扣子扣到最上面，再穿一条笔挺的米色或者灰色裤子，脚上则是一尘不染的麂皮鞋。

他也会给她打扮，通常是黑色或者白色的连衣裙，一定要有袖子，领口不能开大，裙摆要过膝。他还会给她穿上圆头的漆皮鞋。

她会在牧师的引导下读圣经，小组讨论时，父亲小声提醒她要说什么。父亲带她去的教会非常严格，需要会员定期做“奉献”——可以是捐钱，可以是做义工，还需要会员定期在自己家里组织分享会。她很小的时候就知道哥哥和姐姐对去教会非常反感。母亲原本会跟着他们一起去，但是随着年纪的增长，母亲和父亲之前的关系越来越冷淡，渐渐也不再陪伴父亲去参加教会的活动。

家人越反对，父亲去教会便去得越勤快。连平时约吃饭或者约打高尔夫球，也都是和教会的人在一起。因为教会对“奉献”的要求甚为严苛，所以在这个教会的人，以生活优渥的白人居多。父亲说到自己是他们这些白人中为数不多的几名少数族裔时，总会有种沾沾自喜的感觉。

彼时的高欣还不能理解父亲对与白人交朋友的执念，她是二十年后，在和父亲的一次争吵中，才听说了父亲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刚刚从上海来到美国的时候受到的歧视。

他英语的口音很重，又很老土，连抽水马桶都不会用。生长在物质匮乏的年代的他，连去超市买吃的都手足无措，更别提有好多同学都会在计算机上进行计算，而他连普普通通的计算器都没有见过。他不会在电梯间里按按钮，不会打开天然气做饭，不会买票坐地铁，不会开车。他除了数学很好以外，其他的一窍不通，生存能力连小学生都比不上。

他是系里面唯一一个中国人，也是许多人平生见到的第一个中国人。彼时，中国在美国人的印象中是又落后又闭塞的神秘国度，他们问他开不开车，问他喝没有喝过可乐，在得到否定的答案之后，爆发出一阵阵笑声。更有甚者，看到他走过来，就把手放在眼睛上做出单眼皮的样子，然后叫他“Ching Chong”（辱华词汇）。

当他按照学校礼堂里贴的教会海报去参加礼拜的时候，他在那里接受到了大洋彼岸的第一份善意，也第一次吃了顿饱饭——按照惯例，每次礼拜之后，都会有一户人家做东，请教会的朋友去家里饱餐一顿，顺便分享读经心得。他原本是为了吃饱饭才去教会的活动，但去的时间长了，变成了非常虔诚的信徒。

后来，父亲又和教会里的几个人一起，积极参与为共和党选举拉票的活动。那是2008年，奥巴马的民望直线上升，教会里的白人异常愤怒。他们无法容忍这个国家由一个被他们视为“低等民族”的异己来统治。曾几何时，那些人是以奴隶的身份来到这个国家，现在，奴隶变成总统？她现在还记得那群人在提到这件事时，嘴巴里发出“啧啧”的叹息声。

“黑人喜欢吸毒”、“黑人有暴力倾向”——他们这么说，连带着跟在一旁的她也有了一点点优越感，觉得自己比别人更高贵。当她长大之后，她为自己当初站不住脚的优越感羞愧了很久。

父亲和这群朋友，他们开上好几个甚至十几个小时的车，去阿拉巴马州，去奥克拉荷马洲，去肯萨斯州。到了活动现场，她站在人群里，因为个子矮所以只能看到前面的人的后脑勺，他们有时候喊口号，她看到父亲充满期待的表情，也会跟着喊一下。而父亲则喊得两眼发光，脸颊通红，喉结一上一下起伏着。

“我是这里唯一的华人。”父亲骄傲地说。他夸张地挥舞着手臂，周围都是代表共和党的蓝色旗帜和装饰物。 

在她十四岁的时候，高阳第一次带着同性伴侣回家来，他炫耀性地在父亲面前牵着爱人的手。两位同样身材高挑的年轻人亲昵地靠在沙发上，旁若无人地说话，而父亲则气得浑身发抖。向来文质彬彬的父亲骂出了所有能想得到的脏话，而高阳则咄咄逼人地回敬过去。高阳更善言辞，逻辑更缜密，把父亲噎到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她听到一半，就被父亲赶到房间里去看电视，父亲让她把房门锁起来。

从那天开始，父亲就很少谈论起高阳。有一次，父亲郑重地把她叫到房间里，提起他的祖父曾经传给他一件古董玉器，是清朝宫廷之物，是他们家族传家宝，按道理要传给高阳，但是现在准备传给她的长子。她不知道什么叫清朝，所以就说了声“好”。

“你要替我们这个家族争气。”父亲语重心长地对她说。

她按照父亲的要求，去了天主教大学圣母大学读英美文学专业。她大三那年，父亲说自己和母亲感情淡漠，志不同道不合，想要离婚之后娶在教会中认识的一名女性。

和生活条件不好，所有的事情都靠努力争取得来的父亲不同，母亲出生在香港一个家境优渥的商贾之家，是一名温柔又优雅的女性。

她温柔到对谁都舍不得说一句重话，父亲提任何要求，她都点头说好。她不喜欢教会，也没有任何宗教信仰，但是为了父亲高兴，轮到他们家组织教会活动的时候，她亲手做好多种不同口味的杯子蛋糕，再按照桌布的颜色，搭配烛台和餐盘。在高欣的印象中，母亲是那个在餐桌下面把双手拧来拧去的女人，她用恭敬又崇拜的眼光看着父亲，如果父亲觉得菜很好吃，她脸上的疲惫就一扫而空，全是满足。

“我受够了。”快五十岁的母亲非常平静地对她说。早就离家自己居住的高阳和高露回来支持母亲。母亲尖锐地说父亲信奉白人的精英主义那一套，自以为自己已经混入了白人的上流社会圈子，却没想到自己一辈子都会是单眼皮黄皮肤，永远也融入不了。父亲的脸涨的通红。

再后来，父亲连夜开车送她回学校，他对高欣说：“只有你没有辜负我的希望，有了你，我才觉得我自己没有愧对高家的列祖列宗。”

母亲离开父亲之后，哥哥和姐姐每周都会去和母亲见面。父亲并不喜欢中餐，所以常常命令母亲在家里做西餐。离婚后，母亲终于开始做她喜欢又擅长的粤菜。高欣每每在网上看到母亲和哥哥姐姐围坐在桌子边，桌子上放着清蒸鱼，菠萝古老肉，咸蛋蒸肉饼，梅干菜烧肉等色香味俱全的佳肴，每个人面前还有一个小汤盅，里面冒着袅袅婷婷的热气。

高欣觉得，与其去教会，她更想过这样的生活。

这么多年来，她按照父亲的要求，一路念的学校都是中产阶级白人子女会念的私立学校，参加课外活动也都是参加的在白人中更流行的滑雪和网球。她皮肤晒成小麦色，典型的美国大妞那样的肌肉型身材，谈的男朋友也都是白人。但是她始终觉得自己格格不入。她知道自己的基因和血缘来自大洋彼岸的另一个国度，她有时候遇到中国人，对方和她说中文，她会因为自己听不懂而羞愧——仿佛自己辜负了那一点基因和血缘。

哥哥姐姐因为早早就被父亲当做“不孝子”放弃了，他们都从中学开始修读中国文化课程，可以流利地说中文。她很羡慕哥哥姐姐的自由和洒脱，也不禁开始质疑父亲一直以来给她灌输的价值观是不是正确的，同性恋是不是有罪的，黑人是不是就低人一等。

“你应该去做你想做的事情，然后形成你自己的价值观，”母亲宠溺地抚摸她的头发，“怕你爸爸责怪你吗？但是你现在已经是大人了，可以自己为自己的人生做主。”

“你过得好吗？”她问。

母亲装作无奈地看了下坐在她两旁的哥哥和姐姐，“挺好的，你也看到了，要是没有这两个人天天来我家里讨饭吃，我会过得更好。”

大四那一年，她参加了学校里的语言交换小组，她教中国留学生英文，对方教她中文。中文非常难学，她天天熬夜到凌晨，在网上买了供小孩子学说话的识字卡片，贴在对应的东西上。

留学生带她去一个都是华人老人的疗养院里做义工。有一个儿子发了大财之后就不再回家的老人很喜欢和高欣说话。老人说，前几年还能走得动的时候，会坐公交车，去奥斯汀北面的中国城里表演，唱旧上海的那些曲子。

说着说着，老人就咿咿呀呀地唱起来，眉眼之间顾盼生辉，那双黑白分明的眼睛，看起来一点也不像八十多岁的老人。

高欣听着听着就泪流满面。住在上海的祖母去世前，都是靠写信和父亲联系，她想起那些泛黄信纸上的娟娟小字，在灯下奋笔疾书的祖母的样貌和面前这位唱着小曲的上海老人的容貌重叠开来。

她突然意识到，自己的根在大洋彼岸，而她拼命想要抛弃自己生活的起源，所以才会一路走得跌跌撞撞，觉得自己不属于任何地方。

她后来开始用一切机会学习中文和中国文化，也去给不同的组织做义工，她去给穷人派发免费食品的食物银行做食物分类，她的同事里，有黑人，有墨西哥裔，还有战争时期从越南偷渡过来的难民之后——无一不是父亲嘴里“不上台面”的“下等公民”。其中，在一家牛扒店做服务生的黑人女孩苏菲成了她最好的朋友，苏菲活泼又勇敢，节日时，她用自己那双神奇的手，把超市捐给食物银行的快过期的食品做成色香味俱全的大餐，让来“蹭饭”的人都大快朵颐。她还会给队伍里的小孩子讲笑话，给他们讲大学里的趣闻，鼓励他们好好努力，考上大学。她甚至还花了很长时间，替一名因为遭遇车祸，付不起医疗费而不得不卖了房子住在车里的移民找免费的律师，替他讨回公道。

高欣接触到苏菲之后，彻底意识到你的出身并不能决定你到底会成为什么样的人，你给自己人生做出的选择才会。

大学毕业之后，父亲给她安排了一家律师事务所的助理工作，是教会朋友介绍的，待遇不错，工作也轻松，如果有心要发展，可以去读法学博士，然后考律师执照。

父亲还让她在奥斯汀本地买房子，并愿意替她付房子的首付。

“二十万美金以下，随便你选。等你买了房子，结了婚，我就从大学退休，”他说完，又顿了一下，继续说“你最好快点结婚，我不想再教书了。”

“为什么？” 

“这几年，学校规定要多招一些少数族裔，或者家里的第一代大学生，结果招进来不少黑人和墨西哥人，”他啧啧嘴，“这些人的脑子又不怎么灵光。”

她目瞪口呆地望着父亲。

“退休之后，我要去做牧师，传教。”他自顾自地说下去。接着又开始抱怨物业公司派来修建草坪的工人从一名白人女性换成了一名黑人男性。

她望着父亲，一年不见，父亲突然变得如此陌生。他说的每一个字她都能听懂，但是她就是不明白他到底想表达什么，他到底为什么变成了现在这样。她意识到自己和父亲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而且无法逾越。

她拒绝了父亲的好意，并申请了东亚文化研究和教育学的双学位，准备毕业之后，在高中教授中国历史和文化。

父亲还没来得及冲她发火，家里又出了一桩事：姐姐高露被查出患有重病，需要大笔的医疗费用。母亲和哥哥都拿不出这么多钱，便托她向父亲要。

“你不用给我付房子的首期了，我将来自己付，你把这些钱给高露治病吧。”她哀切地哀求着父亲。

“你忘记当初她是怎么骂我？”父亲问。

“但是高露怎么样也是你的女儿吧？而且这笔钱你本来也是留给我买房子的，我现在不要买房子了，求求你去救救她的命吧！”她一边求一边哭，但父亲脸上的表情却看不出来什么变化，更别提有一丝丝的哀恸了。她哭着哭着就停了下来，四处环顾，父亲的新任妻子轻手轻脚地走回房间里。

“我这笔钱与其说是给你的，不如说是给我的儿子。他出生之后，是代表着我们高家的列祖列宗的，既然你哥哥不学好，那我只能把高家的希望寄存在你儿子身上了。”父亲说。

她还要再争执什么，但嘴唇翕动了一下，发不出声音，她只能低下头。在父亲的逻辑里，高露得病，是上帝要让她为自己的罪负责。

高露的病并没有一开始确诊地那么严重，哥哥和母亲两个人四处凑了一点钱，又和医院达成了分期付款的协议，最后算是妥善度过了难关。

奥巴马将同性恋婚姻在全国范围内合法化之后，高阳和他的伴侣注册登记了。

她从小被父亲灌输说同性婚姻是有罪的。但是高阳和他的伴侣手拉手站在那里，他们看起来是那么快乐，那么满足。她看着他们被阳光模糊了的剪影，眼泪不知不觉就留了下来。

婚礼前，她瞒着高阳发短信给父亲，希望父亲至少能够来参加一下，或者，写一张卡片也好。但是父亲没有来。

好几年后，她在做义工的过程中，认识了和自己三观相符合的男子，两个人很快坠入爱河，继而有了爱情的结晶。她不想和父亲的关系太僵，会让父亲定期见见孙辈们。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被我的哥哥姐姐伤害得太深，他似乎对我的叛变，并不怎么生气，也可能是因为我的丈夫是个白人，他最喜欢的那种人。”高欣苦涩地笑笑。

“为什么他明明自己经历过歧视，却可以坦然地歧视着在他看来，比黄种人更低等的人？”高欣摇晃着手中的酒杯问我。

我就这个问题采访过高阳和他们的母亲。

高阳说得非常直接：“他就是那种会过河拆桥的人，如果有一扇门，他是那种会在通过了门之后，再把门在背后关上的那种人。他自己就是移民，顺利拿到了美国国籍，又一直享受着美国的福利。但是他支持在美国和墨西哥的边境建墙，还希望把所有的阿拉伯人都赶出去。”

他们的母亲则提起了自己的那段失败的婚姻——“那个年代，华人还很少，大家的交际圈也很窄，我是单身了很多年之后，有人介绍他给我认识。我们没怎么热恋过就草草结了婚。结了婚之后，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是他援引《圣经》里面的教义，告诉我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

大概是结婚十多年，高欣上小学那会儿，因为高阳的性取向，家里天天都在争吵，每个人都在尖叫和哭泣。他们的母亲突然发现自己不想继续过这样的生活了，这样沉闷的，了无生气的，在外人眼里丝毫不出错的生活，她也受够了丈夫无休止的种族歧视。

我后来和高欣在深夜通电话，她仍然会回忆和父亲相处中那些美好的画面，比如父亲替她剔去炸鱼中的刺，比如父亲熬夜守着发烧的她，一次又一次给她换着头上的毛巾。

但是他们不得不分道扬镳。有了孩子之后，她发现自己可以忍受生活里的种种歧视、偏见和不完美，但她希望给她的孩子创造一个平等的世界。

（文中图片均为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剧照）

文 / 刘文

编辑 / 王迪

运营 / 实习生 吴雨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