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到处都在竞争，我怎么敢佛系？”如果说，2017年“佛系”成为年度网络热词，让平淡、中庸的生活方式成为美谈，2020年便是“内卷”的一年。从校园到职场，竞争压力激发出来的焦虑蔓延互联网。家长为了让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而卷，大学生为了绩点而卷。骑车写论文两不误的“清华卷王”和名牌高校出身的985“废物”狭路相逢，成为内卷之下的教育场中的迷惑景象。11月18日晚，澎湃新闻·镜相栏目举办“‘内卷’之下的教育场”直播分享会，邀请《新留学青年》一书作者、前财新记者廖元辛，以及《三联生活周刊》前实习记者、《绩点为王：中国顶尖高校年轻人的囚徒困境》采写者之一郭子介接受线上访谈，讨论激烈竞争之下年轻人的出路。本次分享会由镜相栏目特约撰稿人王晴主持。 王晴：随着越来越多优秀的人参与竞争有限的资源，我们也必须加码投入到这场竞争中，内耗越来越大，可是所得并不如预期，“内卷”是形容这种现象的一个社会学词语。 在教育领域，内卷也一样严重。很多一线城市的教育圈中，竞争已经从高考提前到了中考，甚至是小升初和幼儿园。家长加码投入教育竞争，无形提高了进入名牌大学的门槛。但另一方面，随着大学扩招，学历的含金量被稀释了。 首先问两位一个问题，“内卷”本来是一个学术名词，今年突然出圈了，你们是怎么看这个词的？
廖元辛：“内卷”这个词汇能够被广泛传播，让大家对一些现象有新的认识当然是很好的。但从社会研究的角度来讲，这种新词语的使用，有时候也会让我们的讨论变得更加模糊。教育“内卷化”的内涵到底是什么？这可能需要重新界定一下。 有一些社会现象在不同时代和语境下有不同的表达，我们以前说一个东西好看，直接说“漂亮”，现在说“颜值高”。谈论所谓教育“内卷化”的时候，也要回归问题的本来面目。我们现在用“内卷”指代内部竞争的激烈，那么我们讨论的是哪一类的竞争，为什么竞争，以及竞争为什么变得激烈？这些问题的本质比使用什么样的词语去形容更为重要。 郭子介：大家最初对“内卷”的理解是“因为过度竞争引起的资源和精力的浪费”。比如听课的时候，原本都是坐着听，有一个同学站起来挡住了别人的视线，然后大家就纷纷站了起来，最后谁都看不到讲台了，白白消耗了很多体力。慢慢地，我觉得它的意义发生了一些变化，大家造了一些新词，比如“卷王”“卷冠”，更多的是描述一种很焦灼、激烈的竞争状态，但是你做的事情并不是徒劳的。我们说一个人很“卷”，可能就是说一个人很拼，但是“卷”比“拼”多了一点贬义。别人太拼了，你不拼就被落下了，你也得被迫跟别人一块拼。 王晴：在元辛老师的观察里，中学教育在这几年发生了什么变化？ 廖元辛：我从中学毕业已经很多年了，很难直接做对比。但从大趋势来讲，竞争的方式，谁在竞争，和什么样的人竞争，竞争什么，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上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大学的录取率在4%左右，真正能考上大学的人非常少，多数人意识到他们根本考不上时，可能就放弃了这样的竞争，干脆回家务农。而最前面10%的人为了争夺这4%的目标，他们的竞争是非常激烈的。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大学的录取率已经很高了，大家这时候想的是不仅是要考上大学，还要考上一本，考到“985”、“211”。到今天，又会有一个变化：不仅在国内竞争，还要到国外去竞争；不仅要去清华北大，还要去哈佛耶鲁。 有两个因素对竞争模式的塑造和中产家庭的教育焦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其中一个是独生子女政策的变化，二孩政策放开之前，大多数都是独生子女，家长就把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把希望都寄托在了唯一的这个孩子身上，自然会倾尽所有，让这个孩子获得更好的教育机会。
另外一点是，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某种意义上加深了中产家庭的教育焦虑。以前信息没有那么发达的时代，你不知道自己在和谁竞争，不知道能获取的资源有多少。但在当下，你会发现世界上的所有资源至少看起来是可以获得的，要跟别人竞争，就要充分地吸收这些资源。 王晴：竞争随时随处都在，只不过互联网加剧了我们对竞争的感受，有更多对手浮现出来。我们在谈竞争、谈中学教育的时候，更多的是在谈成绩，谈升学，谈名校，没有在谈教育本身。您觉得中学教育的重点应该是什么？ 廖元辛：这是一个中国教育的核心问题，我把它归结为目标的单一化。上小学时，每次回家隔壁邻居都问我“最近学习怎么样？”“最近考试考得怎么样？”。我那一代的很多小朋友在成长的过程中，都是通过成绩形成对自我的认识。这会给孩子一种思维定式：只要我学习成绩好，其他的东西都不重要。在小学和中学阶段，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以及培养自己的兴趣。举一个相对比较极端的例子，我曾经在美国做家教，一次给一个11岁的美国小女孩讲了一个故事叫《小猫钓鱼》。猫哥哥和猫弟弟去钓鱼，猫哥哥专心致志，不受外界干扰，而猫弟弟一会抓蜻蜓，一会儿抓蝴蝶，最后一条鱼也没有钓成。我们小时候学习这种课文，老师会跟我们说这篇课文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它的中心思想是什么。我就问小朋友，你觉得这个故事说明了什么问题？我本来想说正确答案是做事要一心一意，而美国小朋友给我的回答是：“我认为他们过得都很开心，猫哥哥终于钓到了鱼，猫弟弟去抓蜻蜓蝴蝶，他们都完成了自己的目标。” 这个回答未必比国内教科书的答案更有道理，但我们小学跟初中的教育应该培养学生的独立见解，不要让他们在给出自己想法的时候就被一棒子打死，这是中学教育尤其需要重视的。 王晴：普通中学和名牌中学真的有很大的差别吗？子介在中考的时候是怎么择校的呢？ 郭子介：择校就是论资排辈，考多少分就去相应的中学。我是西城的，只能在西城里报高中，录取规则是分数优先，中考我几乎是压着提前批次的最低分数线进了师大附中。按照我以往的成绩，去师大附中是有点亏，但只看我中考的分数，我非常庆幸能去师大附中。 王晴：从你的经历中也可以感受到普通中学并没有那么差。现在很多一线城市的家长很紧张孩子的教育，甚至辞职带规划他们的学业，小孩的表现就像他们教育的功勋章。你怎么看待这种“鸡娃”的教育现象的？ 郭子介：主要还是看“鸡娃”的方法，只靠“鸡娃”是没有办法把孩子“鸡”上清华北大的。考上清华北大需要很强的自我驱动力，一开始可能是家长驱动，后面只有自己驱动自己，才能有更好的发展。“鸡娃”不一定能培养出这种“自驱力”。 王晴：子介在中学的时候是以怎样的标准来衡量和定义自己的？ 郭子介：我还是比较在意成绩的，只要我的成绩在一个比较稳定的区间里面，我就会去享受做些别的事情。就像我在高一、高二课余的时候去《附中人Further》杂志当副主编，做一些采访、写稿的工作。把成绩控制在合适的心理预期，再想着做别的事情。如果成绩遇到问题，我会选择把其他事情放一放，让成绩回到自己认为的比较合理的区间。 王晴：我感觉你在高中的状态还是比较放松的。我有看三联生活周刊和你的对谈，提到北大的学生刚入学就会非常焦虑，为了保研没有精力去做别的事情，同窗情谊也会比较淡薄。这和你的大学生活一致吗？ 郭子介：不太一致，但它基本上反映出了我们现在的竞争状况。同学之间并非完全是竞争关系，没有一点同学情谊，可是大家确实有很强的自我驱动力。有的地方“卷”累了就不“卷”了，但在北大，大家有体力也有精力，还有这种愿望去“卷”。 郭子介：现在关注快不快乐是一个次要的问题，我更关注自己该做的事情有没有做好，不会分出一定精力去考虑心情怎么样。说不上很快乐，但也没有那么不堪。 王晴：竞争是有游戏规则的，你觉得什么是大学竞争的游戏规则？谁在制定这种规则？奖惩又是什么呢？ 郭子介：大家在竞争都是一些很头部的资源，就像高考的时候竞争好大学的入场券一样。现在每年最好的商学院，最好的就业或学术项目就招那么多人，想要进去就只能削尖了脑袋往里挤。 有人觉得是裁判出了问题，但无论更换什么样的标准，资源只有那些，能得到资源的人注定是有限的，比如在保研面试的时候要看绩点，看学生的工作履历，这是一种“内卷”的方法。明天换一个裁判，换一个新的评价标准，还会有新的“卷”法。 我们一定要认识到，问题不一定出在评判标准上。比如说很经典的“卷字数”，大家在写论文时比谁写的字数多，现在学校的老师就会规定字数上限，给大家释放了一些精力和时间，但这些释放出来的精力时间又会被用到其他地方去，反正不会让自己放松下来。问题不是出在规则或裁判上，而是整个社会提供的机会和发展空间均摊下来，落到每个人的头上是变少的，这不是我们作为个人可以去左右的。王晴：很多谈“内卷”的人本身已经很优秀了，能参与到“内卷”竞争的人，有了高学历，才能感受到被“卷”。廖老师在写《新留学青年》的时候，采访过很多这样的年轻人，在旁人眼里，他们出身名校，又成功留洋，但在这种压力之下他们也会觉得不开心，会比较迷茫。您觉得他们有什么共同点？怎么会有这样的状态？ 廖元辛：我写《新留学青年》这本书的初衷之一，就是我注意到一个现象，很多留学生的家长把孩子送到哈佛、耶鲁这些学校，给孩子交学费，安排好衣食用度后就不管了，这是一个完全错误的想法。我在采访的过程中，发现很多留学生都会遇到各种困难。 说到共同点，远离家乡是一个显而易见的挑战，尤其对这一代独生子女来说，很多人从国内到国外上学，是第一次离开家乡，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我在书里面有一章提到，中国的大学城大部分在城市或郊区，但美国的很多大学城都在很偏远的地方，因为涉及经济问题，所以要找一片地价低的土地去建校。如何重新适应新的生活环境，尤其是从北上广深这样的城市到美国大农村这样的学校，是一个挑战。 另外一点，和教育“内卷”比较贴近的是，中学那种以成绩为目标的单一评价机制，让学生完全以成绩来认识自己，这种思维方式到国外会很难。举个例子，我采访的一个留学生，初中的时候参加了奥林匹克物理竞赛，成绩也很好，高一移民到美国后发现并没有人关心奥林匹克物理竞赛。美国的高中生都在想怎么让自己变得更酷，男生去打橄榄球，女生去做啦啦队或参加舞蹈团，评价标准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个留学生需要重新认识自己，给自己重新找到定位。 我还采访了一位比我大一级的北大学姐，也是书里我最喜欢的一篇，叫“虚幻与真实”。她从北大毕业后到美国读研究生，有非常好的成绩和实习履历，外形也很靓丽。她觉得自己在每一个评价体系中都占据一个很好的位置，觉得到了美国，大家应该会喜欢自己，会获得更好的实习和工作机会。但其实并没有，当地人并不关心你是从北大还是清华来的，只会看你对学业、实习和工作投不投入，和同学、同事关系怎么样，是不是一个很好的团队合作者。如果你带着一种不和二三本院校同学玩的思维定势，毕业后会摔得很惨。 评价体系一方面是不一样了，另一方面是更加多元了，不仅是单一的指向成绩。相对来讲，留学生在国外可能会更好地找到认识自我的途径，有各种各样的方式可以重新认识自己。 王晴：你在后记里谈到，写这本书也是因为刚刚毕业面临迷茫，后来又通过采写逐渐走出来了，能跟我们谈谈那一段经历吗？ 廖元辛：我谈几点，第一点是，对于一个24、25岁的年轻人来讲，“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重新认识自己往往需要一些对照。迷茫或焦虑的时候，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不知道在社会中如何定位自己的时候，可以去看看同龄人在做什么，尤其是背景和自己不同的同龄人。我去美国采访的时候，至少去了20个州，30个学校，去看不同学校、不同专业、不同背景的留学生都在做什么，大家有没有经历和我相似的迷茫和焦虑的阶段。我发现很多人都有，这一点其实很重要，国内不强调所谓的“挫折教育”、“焦虑教育”和“迷茫教育”，我采访过的很多留学生都说，自己会因为迷茫焦虑而感到自卑，国内教育没有告诉他们这是很正常的。人生中总会有一些阶段会感到迷茫无助，这很正常。 第二点就是，我能看到很多人在打破这种单一的评价体系。在美国，一些来自北大的留学生，在这摊煎饼、开餐饮店，这要在国内可能会面临很大的舆论压力，会被媒体当做噱头。但在美国，大家互相都不认识，这样的压力会小很多。 再一点就是写作本身，我在美国采访的时候，花了大概8个月左右时间，那个时候我没有工作，也没有上学，身上压力很大，很多人说你为什么不找一个工作的同时去写作。当我选择全职写作的时候，实际上走了一条不寻常的路，当我有勇气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本身就是打破单一评价体系的一种实践，这个过程可能非常艰难，但当我完成了这样的尝试，把这个作品写出来的时候，我会觉得自己没有活在别人建构的评价体系里，写作这件事情本身对我影响是很大的。 郭子介：在学校，我们老师也有谈到“内卷”的问题，他批评现在的年轻人太在意眼前每一步的成败，没有把目光放长远，这种批评有一定的道理，但这不是大学生自己可以解决的。大家接触到的师兄师姐基本只大自己三四届，视野很大程度上只能局限到未来的三四年。师兄师姐们最焦虑的是保研，找好工作，进大厂，所以现在一年级同学的焦虑和内卷基本也都围绕着绩点和实习。
廖老师作为一个过来人，在大学期间，哪些曾经很在意的得失从长期来看其实是没有那么重要的，哪些东西是最应该花功夫去重视的？ 廖元辛：先从大的环境下来解释一下“内卷”的局势。我想推荐一本书，叫《年轻可以一无所有》，作者在序里面写了一个很好的观点：中国当代年轻人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习惯从8%、9%的高速经济增长模式到每年5%、6%的增长速度的社会运行模式。中国很多年轻人未必意识到，仅仅是这几个百分点的变化，对你的生活和思维方式都会产生剧烈的影响。高速增长的时代下，年轻人会觉得，所有的事情通过不断的变化和科技创新是可以被解决的，但在增长率相对放缓的阶段，事情就变得不是那么简单了。 对于当代的年轻人来讲，要做好精神上的准备，以前大家可以轻松获得一个从0开始的机会，但从0到1慢慢积累的时代已经不太存在了。现在年轻人也有其他的一些优势，虽然是从1开始，但基础比30年前的人要好得多，现在如果你要创业，能获取的资源比马云当时创业的资源要多很多，年轻人还是要有信心，不要过于沮丧。 在学校，从短期来讲，绩点可能很重要，但从长期来看，绩点决定不了人生的高度，离开学校，绩点一点用都没有。找第一份工作的时候可能会看这绩点，但到第二份、第三份工作，大家不会再去看成绩单，而是看你的思维方式和学习能力怎么样，善不善于和别人打交道，是否幽默，是否有好的团队协作能力......这些是更为重要的。 在大学生活中，你会受到成绩上的压力，但你有很多机会去训练自己其他方面的技能，尤其是不断更新学习能力，包括你的视野。现在有非常好的教育资源，能收获的东西很多，像北大这样的学校有很多社会实践、出国交换的机会，抓住这样的机会，不断去开拓自己的视野是很重要的。 我也有个问题想问一下子介，你参与了《绩点为王：中国顶尖高校年轻人的囚徒困境》的写作，而且你现在在学校，对学校的“内卷”现象会有更直观的了解，你从哪些人身上会更明显地体会到“内卷”的状态？这些人的成长背景或专业，是不是会有一些区别？ 郭子介：从成长背景来看，一线城市出生的小孩，像北上广深，他们可能会更“卷”一些，因为他们从小就生活在竞争性很强的背景下，在竞争相对没有那么激烈的城市里的人，表现就会更佛系一些。
高校图书馆自习室内，考生正在争分夺秒认真复习 VCG
从专业来看，和业界最近的行业是最“卷”的，学金融、商科的人是最“卷”的，因为他们要看实习，看绩点，这些东西对他们非常重要。再就是人文社科院系，会比理科更“卷”一些。理科生学数学、物理、化学，不会就是不会，卷也卷不出东西，竞争也不会那么激烈。但在人文社科这边，你论文多写5000字，可能就高很多分。 Q: 我是一个小学语文老师，我觉得现在很多家长只希望孩子超越别人，不注重孩子自身的个性发展和对自我的认识，两位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 廖元辛：很明显，这是一种走偏的行为，教育的本质是要超越自己，今天比昨天有进步，明天比今天有进步，我们是在和自己对比，否则的话所有人都在退步，你也在退步，你退步的比别人少，五十步笑百步，这没有任何意义，关注点还是要放在提高自身上。比较当然可以比较，但和他人的比较要适度，要看它是单一维度的比较，还是多维度的比较，重要的是要放宽眼界。 郭子介：这位小学老师的问题可能是想表达，在教学中遇到的一些家长的诉求和老师自己教书想法不一致的情况。家长希望小孩超越别人，但老师觉得这样的培养方案是有问题的。我觉得老师只能教小孩，教不了家长，只能让家长自己想开。老师能做的就是把自己认为正确的价值观，言传身教给自己的学生，其他做不了的不必强求。 郭子介：我不会主动去看非常多的信息，我获取信息的渠道是非常有限的，很多大家现在用App，我都不太用。我会看几个我比较信赖的平台，像三联、财新，还会看一看朋友圈里面我自己比较认可的、别人转发的东西。更多时候，我还是专注在自己感兴趣的东西上。 廖元辛：在信息收集的角度，我跟子介比较相似，我不太看朋友圈，很多社交平台也不常用。我以前做记者，工作中不可避免地要去做一些信息收集的工作，要对需要用到的信息保持一种敏感，过滤掉无用的信息。在国外，接收到的外界信息不会特别多，对于过滤信息以及找到真正想了解的信息反而有好处。 Q：刚刚说一线城市的孩子可能会更“卷”，但我个人觉得家庭背景比较优越的孩子，会不会存在一种退出机制，随时可以退出这种单一的评价体系？ 郭子介：确实是这样，家庭背景更好的同学，面临更多的选择，就业时可以选择自己更感兴趣的工作而不是收入更高的工作。但家庭背景好不会缓解“卷”的状况，我所观察到的同学，家庭背景越好受到的教育就越好，所拥有的资源就越丰富，与之对应的欲望会比别人更强一些，进取心也会更强。 Q：海归现在越来越多，廖老师觉得出国读书最大的收获在哪，又如何判断自己是不是真的需要或者适合出国深造？ 廖元辛：我前不久写的一篇文章《新冠阻隔，留学还值得吗？》中也提到，即使在国外疫情不断恶化的情况下，出国依然值得，不一定要今年出去，可以延缓出国的计划。 出国对人思维方式的训练是非常大的，首先，国外更注重独立思考和批判性思维的训练；其次，出国相当于在不同的文化体系下，让自己视野变得更加的宽广，不断拓展自己生命的宽度。再者，在陌生环境下，人的成长速度会更快，有更好的环境重新认识自己，在国内你可能会受到父母、同学、社会舆论等方面的影响，这些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但在国外受到的影响相对更少一些，或者说更纯粹一些，你会有更多精力去尝试其他事情。 至于什么样的人适合留学，如果是小学或初中生，我不是很建议出去，尤其是在生活自理能力，尤其是语言能力没有完全成熟之前最好不要出去。如果已经成年，本科生、研究生、有工作经历的，只要你做好了心理准备，愿意去一个陌生的环境接受挑战，拓宽自己的眼界，出国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嘉宾 / 廖元辛 郭子介
主持人 / 王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