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人来大理寻找爱情，却弄丢了自己 | 镜相

文 / 路明

编辑 / 王迪

题记：

怎么说呢，大理。

在许多人的叙述中，大理也成了一个日渐喧嚣的地方。房租猛涨，游客激增，文艺青年们来了又走，理想主义者聚了又散。然而，像一座荒废的亚热带植物园，拨开层层网红的标签，大理依然栖息着别处罕见的物种。

周四下午六点半，照例堵在高架上。望着车窗外的水泥森林，我突然想，大理的朋友们在做什么？

一时兴起，我给他们挨个打了电话。隔一个半时区，大理阳光灿烂。阿鑫在阳台弹吉他，啊宝在画画，饵丝做扎染，百合和朋友喝茶，老万带狗子上山，只只在发呆，阿龙没接电话，大概在院子里喂鸡，缘何忙着做花——周六有个婚宴，需要她去布置场地。

这便是我喜欢大理的理由。大理有各色各样的活法，像一座缤纷的亚热带植物园。从二十年前的嬉皮士，到如今的Z世代，他们认真地生活，专注于一些无关紧要的小事。单凭这一点，就足以让不少都市人艳羡了。

大理是好好吃饭，大理是踏实睡觉，大理是做自己。

这个八月，疫情反弹，管控升级。我见到了久违的退潮后的大理。

季风带来了丰沛的雨水。抬头看，苍山一片雾茫茫，玉带路隐没在白烟中。在大理过夏天，你不能指望天气预报。报的是“中雨转大雨”，吃过午饭，居然出太阳了。石板路上的积水迅速收干，空气潮湿闷热，夹杂几丝野花草香。你换上游客（以及扎染工作坊的老板娘）才会穿的染布长裙，背着单反，欣欣然上了街。没多久，倾盆大雨兜头便下。你这才明白，为什么路上见不到一个烤乳扇的小贩。在人民路的屋檐下躲雨，对面的银器店里一个客人都没有，门口的 “匠人“停下手里的小银锤，呆望着天。你的耳边是淅淅沥沥的雨水，手里是二十五元一杯的葡萄汁，齁甜。时间一分一秒流过。这是大理的八月。

如果能多住几天，最好租个电瓶车。玉洱路、洪武路有不少租车的店面，一天的租金从50到80元不等，最多能开200公里，够绕洱海一圈。除非你主动申请，店家极少会主动递上头盔。事实上，小巷子里的擦碰，大丽路上的追尾，时有发生。像极了爱情。对年轻人来说，心若也有护甲， 在大理的旅行安全系数会提高许多。

十年前的夏天，大熊在才村码头边的公路搭车。同行的女孩叫燕子，身材窈窕，眼神犀利。计划从大理出发，走滇藏线，最后到拉萨。两人背着巨大的背包，一齐伸手做拇指向上的姿势。第一天，从一大早等到天黑，没搭到车。客栈老板见这两人回来了，宽容地笑笑，允许他们免费在天台搭帐篷。第二天运气不错，没多久，一辆四驱越野停下来。车主是个昆明大叔，并不往北走，只打算环个洱海。大熊和燕子商量了一下，也行吧。三人快乐地玩了一天。第三天，又从一大早等到天黑。晚上回到客栈，老板快哭了。第四天，大熊买了两张去丽江的火车票。

那是大熊毕业的第三年。他开了个淘宝店，卖木头做的十二生肖，榫卯结构，可以活动变形。大熊手巧，一天能做二三十个。淘宝店的生意好过一阵，随后迅速地跌落。大熊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整天打游戏。燕子劝他振作，大熊半开玩笑，燕子你这么关心我，不如做我女朋友吧。燕子甩一个白眼，想追我，那你努力工作赚钱啊。

两人到了丽江，再一程一程搭车，香格里拉、奔子栏、德钦、盐井、芒康……阳光透明浓烈，山川粗粝温柔。三餐以饼干和泡面为主，晚上就找地方搭帐篷。在鲁朗，他们搭到一辆皮卡。前方山口塌方，等待上坡的卡车一眼望不到头，像排队的西西弗斯。直到半夜才通车，山风刺骨，两人并肩坐在后车厢，身上盖着睡袋。燕子靠在大熊肩上，半睡半醒。皮卡疾驰，月亮升起来，云在脚底下飘。那是大熊最难忘的时刻。

后来他想，燕子是给机会的。搭车、徒步，吃了很多苦，也有过许多的浪漫和温馨。每天晚上，帐篷和帐篷挨在一起，像两只温柔的动物。人是帐篷的心。遇到下雨，就找最便宜的小客栈，有时是两张床，有时是一张床。洗漱完毕，各自钻进被子，关灯，漆黑，寂静。大熊说，燕子晚安。燕子说，晚安。

日复一日地穿行在大山的褶皱里，人容易有种错觉，觉得会一辈子这样走下去。说不清是太珍惜当下，还是被拒绝过一次，怕了，大熊没再表白。从不知如何开口，到开不了口；从无所顾忌地嬉笑，到各怀着心事，长久地沉默。

布达拉宫出现在视野中。他们在大昭寺虔诚地跪倒，在罗布林卡野餐，随八廓街转经的人潮涌动，默诵六字真言。赶上了雪顿节，跟藏民们一起点酥油灯、跳锅庄。长日将尽，故事的最后，是分别。

燕子去了广州，后来结婚生子，渐渐少了联系。大熊回到大理，租个小房子，白天做一些手工艺品，夜里摆摊卖。

在大理，有各种好玩的赚钱方式。比如坐在喜欢的书店里，老板临时要出门，请你看一下午店，给几十块钱。比如被美院学生找去当模特，分穿衣服和不穿衣服两种，不穿衣服的比较贵。比如带游客溯溪、捡石头，去乌龙坝露营看星星，牵条大狗上苍山捡菌子。比如摆摊。入夜，叶榆路、护国路，灯光点点，一个摊位挨一个摊位。卖什么的都有，首饰、胸针、假古董、毛线编织的小动物、非洲手鼓、木头做的十二生肖、扎染冰箱贴、诺邓的火腿，尼西的黑陶……大熊人缘好，摆一晚上摊，来的朋友比客人多，一大半时间在聊天。

有个女孩，扎一对小辫子，脸蛋红扑扑的，说是好久不见。大熊问，最近怎么样？女孩说，认识一个男生。女孩说，男生长得很干净，说话也温柔。女孩说，认识的第三天，男生亲了我一下，我就问他，允许你亲我了吗？女孩双手叉腰，装出凶巴巴的样子，眼睛眨啊眨。大家都笑起来。然后呢？然后就在一起，然后不说了。大熊逗她，说这种男人多的很，小心受骗上当。女孩生气了，鼓着腮帮子，大熊，你再开这样的玩笑，我就不跟你说话啦。像老电影里才有的那种，捍卫爱情的姿势。

女孩消失了一段时间，再次出现时孑然一身。这本是件司空见惯的事，古城街头，每天上演着新鲜的浪漫和心碎。许多人来大理寻找爱情，却弄丢了自己。女孩陷入抑郁，整夜整夜地失眠。我始终难以忘记，当爱情到来时，那双亮闪闪的眼睛。

在一次聚会中，我又见到了这个女孩。说是两天两夜没合过眼了，坐在人群中，像一块鱼缸里的石头。看得出来，她是需要朋友的。朋友是她取暖的火。可是她一句话不说。

缘何最初的打算，是在洱海边开一家春暖花开的客栈。租下房子没多久，碰到洱海大治理，客栈开不下去了。缘何自小喜爱植物，也专门学过花艺，于是客栈改成花店，取名“花序”。与印象中“大漂”们的自由散漫不同，缘何做事踏实，讲究条理，“花序”也有“循序渐进”的意思。花店渐渐有了名气，越来越多的人知道，在下鸡邑，有个做花很厉害的老板娘。

缘何的花店

“老板娘”其实单身。缘何谈过一段刻骨铭心的恋爱，就像她喜欢花一样，他痴迷于烹饪，尤其钟情法餐。在大理，开一间半真半假的西餐店，是能够引来游客的。可他不愿意。思忖良久，他下了决心，要去上海学艺。

他对缘何说，两年后我来找你。

缘何告诉自己，忘了这两年之约。在大理，风花雪月的事多了。没有期待，就不会伤到自己。她把心思都扑在花店上。草木无言，一期一会。那些孤单的日子里，是植物给了她安慰。

那天，她和朋友去柴米多市集，玩得挺高兴，还喝了酒。夜里回到花店，发现灯亮着。一个人坐在那里。

他有了自己的餐饮工作室。做餐之余，就骑着电瓶车替缘何送花。经历过这一切，两人决定，不再放开彼此。婚后第二年，他们有了可爱的女儿。

如果时间也像房子，只只愿意住在2019年，循环往复，不再出来。那年夏天，七个来自山南水北的小伙伴，不约而同聚在凤阳邑的一个小院子里。每天一道出门买菜，一起洗菜做饭，饭后轮流刷碗。入夜，院子里拉起灯，吉他弹起来，舞跳起来，仿佛每天都有值得开怀大笑的理由。累了，就坐在天台上，仰头看漫天的星星。在大理，他们建起自己的乌托邦。

只只喜欢其中的一个男生，觉得他“做饭的样子好帅”。朋友看出端倪，把只只拉到角落，小声说，不要认真了。只只点点头。没用。爱情像野火蔓延。没几个月，七个人中的六个都谈起了恋爱，包括那位劝她的朋友。

爱情的私有制冲击着原始共产主义。曾经亲密如一家人，渐渐的，也像家人一样，有了芥蒂与隔阂。有人带女友来吃饭，来的很晚，吃完抹嘴就走；有人早出晚归；有人干脆搬出院子。再后来，房租到期，乌托邦解体。

只只的男友离开了大理，维系两人的，是漫长又煎熬的异地恋。争吵，和好，再争吵，互相亏欠，藕断丝连。只只精疲力竭，好几次，她把“分手”两个字硬生生咽了回去。男友敏感，艺术家般脆弱，她怕他想不开。

问题以意料之外的方式解决。男友参加了一个“高规格”的国学班，回来像换了一个人，神采奕奕，浑身上下焕发着正能量。只只窃喜，提出分手。男友愕然。许久，对只只说，这些年，谢谢你了。

只只后来去了重庆、昆明，又返回大理。当年的小伙伴已散落天涯。明明每个人都奔着更美好的生活去，最后的结果，是分离。在她心里，有一个大理是回不去的。像篝火熄灭，不愿离去的人们坐在黑暗里，品咂那些温暖的回忆。

我跟着只只，逛了大理的二手集市。每周日早上，几百个摊位沿马路一溜摆开。与年轻人的夜市相比，这是另一个生态。卖古玩的挨着卖插线板的，黑胶唱片对面是柴油机。赌石标价从几十到上千不等，隔壁卖八毛钱一个咸鸭蛋，生意火爆。罗非鱼摊了一地。在这里，时间是非线性的，九十年代的地摊文学里夹着《阿里铁军》；一堆旧磁带中赫然出现一盒全新的杜蕾斯；跟苹果充电线摆在一起的，是江湖失传已久的诺基亚直板。有人试弹奇怪的民族乐器，三五米外，小公鸡直着嗓子叫。大爷背着手，给保温杯寻找一个杯盖；也有真正的收藏家，觅得过精美的手工绣片、抗战时的捷克制军刺。没有什么是不能摆出来卖的——过期的感冒药，用了一半的洗发水，缺子的象棋，塌了形的球鞋，洗得发白的牛仔裤……价格是象征性的，重要的是享受讨价还价的过程。这是新旧大理人的社交盛宴。你会碰见熟人，或者消失很久的人。一个男生穿着“Air Jordan”的无袖T恤，背着竹篓，两条白胳膊甩来甩去。过不了多久，他会像那些地道的白族村民一样，在高原的烈日下烤得黝黑。

只只选中一个木头柜子，一只玫红色花瓶，总共花了六十块。柜子很沉，只只得意地说，回去把锁修好，再上一遍漆，看起来就是几百块的样子。

大理是同时培养审美与实用主义的地方。就像清晨的菜市场，卖两块一斤的云南小瓜，也卖五元一捆的野花。莲蓬好吃又好看，十块钱五朵。刚摘下来的核桃，削去绿色的果肉，手指一掐，露出雪白的核桃仁。摊主是一对老夫妻，不会用智能手机，碰到我这样不带现金的顾客，只好请旁边卖松茸的妇女代收。老婆婆牙都掉没了，一个劲嘱咐我，别贪吃太多，容易胀肚子。

雨后放晴，菜市场门前成了小规模的食用菌博物馆：鸡枞、白牛肝、黑牛肝、铜绿菌、酒红蜡蘑、紫金蜡蘑……见手青有微毒，需加蒜瓣炒熟。本地人有朴素的鉴毒方式，“蒜没发黑，都能吃”。松茸被小心地埋在松针里，据说连夜从沙溪运来，价格听着不便宜，其实重量轻，挑四五只，不过二三十块。用牙刷小心剔除表面泥土，纵向切成长片，蘸芥末酱油吃，也可以加半斤黄牛肋条，慢火炖一个半小时，鲜掉眉毛。
疫情反弹，八月初，云南叫停跨省旅游。大理冷清了许多。只只经营的民宿有十个房间，整个七月，天天爆满。只只把自己的房间让出来，当作第十一间卖。八月的第一个周末，只只的手机响个不停，全是退房通知。

阿鑫两天没有进账了。阿鑫是九五后，来自川东的小伙子。来大理本是顺路玩几天，结果“碰到有意思的人”，便辞去乏味的工作，在古城摆摊。阿鑫卖小机器人，两厘米见方的木块，打磨，上漆，钻孔，镶上螺母、铆钉和齿轮，机器人有了手和脚，有了五官和表情，售价45元一个。游客少了，阿鑫的生意大不如前。我跟阿鑫讲，你这样的小机器人，在上海的商场能卖到100。阿鑫便幻想着来上海摆摊，并打听上海城管的下班时间。黄浦江边上搭个帐篷，房费都省下了。年轻人的可爱真是无敌的。

七夕夜，下起大雨，歌手对着空荡荡的酒吧，唱得一往情深。路过一家“斑马”，老板在门口拉客，承诺“酒水实惠”，且“乐队很棒”。说了好几遍。因为约了朋友，我婉拒了老板的好意。老板也很难过吧。

我们在洪武路上的一家烧豆腐店坐下，点了两种口味的包浆豆腐、饵块和香菇，配自酿的梅子酒。店堂里放着古典乐，墙上是敦煌的飞天，据说是老板自己画的。炭火通红，豆腐烤得金黄，“滋啦”“滋啦”响，想起木心讲的，狄更斯的小酒桌。从七龙珠、电子音乐，聊到《基地》三部曲、星际文明的湮灭与流亡。这是大理最后的夜晚。雨声大了，像数不清的星星掉下来。

*本文图片均为作者供图

运营编辑 / 杨雪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