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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泰国教中文——同时见证中产与底层的两种命运 | 镜相

潜秋云 湃客工坊 2022-07-12

文 / 潜秋云

编辑 / 林子尧
我寻着地址来到了曼谷东部一个富人区,被眼前的景象惊喜到:地面像洗过一样干净,大片的绿地草坪很是开阔,五颜六色不知名的花开满道路两旁;不远处几栋大楼不算高,充满了现代艺术特色,上面写着都是英文;来来往往的孩子穿着小西装小裙子,一个个都白嘟嘟的。
我跟山猴子进城一样四处张望,在花园里绕绕弯弯了好久才找到了写着P的停车场。驾龄三个月的我勉强把车塞进了车位,一关车门看四周,不是奔驰就是宝马,还有不少我叫不上名的好车。再回头看我那辆6万块钱买的二手骐达,满车灰扑扑,仿佛笑话我和这里的格格不入。
我出来连着问了好几个孩子才打听到了办公楼的去处,因为紧张,泰语说得磕磕巴巴,还没有人家小娃娃大方。约好十点钟的见面马上要迟到了,我跑着去和中文校长报道。
这是全曼谷最贵的国际学校之一,也是整个泰国唯一一家上市的私人教育集团。听说幼儿园一年的学费就快十万人民币,往上走更是一年一个价,折换成泰铢,是当地普通家庭不吃不喝三四年的工资。
我今天来这里出任中文代课老师。
上班的第一天我热情饱满,生怕人家一眼把我看穿。我6点钟起床精心打扮一番才从罗勇出发。开车3小时赶过来,天气热得把我喷得发胶已经化成一缕一缕,衣服也浸满了汗渍,路过办公楼照了下玻璃,真是狼狈。
楼里各种肤色的人都有,大家挂着工牌,一个个西装革履,颇有一种电视剧里职场精英的派头,很难把他们和贫瘠的职业老师挂上钩。办公室也相当豪华,和写字楼一样,有沙发、有透明的落地窗、桌上人手有一台苹果笔记本。
对比我不成器的罗勇镇中学,两层楼的教学办公楼、二十来个附近的老师,稀疏草皮覆盖的操场和蚊虫如雷的宿舍,两方环境简直是云泥之别。我边走边感慨:有生之年竟还能来到这种地方教书,真是开了眼。
见过中文校长,姓李,一个新加坡人。他戴着眼镜,面相慈祥,一身挺阔的西装衬得人特别精神。之前李校长对我很是满意,情况已经定了下来。现在报道只交代了一句:我们学校的宗旨是为全泰国最精英的那部分家庭提供优质的教育服务,让送来这里的每个孩子的家长都满意。你有什么想法,就大胆实施。
见有足够的自由,我无处施展的大抱负仿佛遇到了伯乐,满意地点了点头,暗赞这才是教育家该有的胸襟!我带着手续进了行政部办理入职,正式成了国际学校小学部一名兼职中文老师。来泰国的第三年,我的新天地也就此打开。 
2019年,我在广州一所知名侨校读汉语言专业的研二。当时汉办有公费出国任合作学校老师的名额,我经过几轮筛选被挑中,成了赴泰老师中的一员,被分配到曼谷大学教书。
其实教书是好听一点儿的说法,实质上是汉语志愿者。教比我小四五岁的弟弟妹妹们一些基础汉语知识,选拔好苗子送去参加汉语桥大赛,借此扩大我们中华文化的影响力。不过在我眼里,志愿者也是次要的,我玩儿性很大,来泰国就是想出来见见世面。
疫情之前,这里是东南亚性价比最高的出游圣地,也被戏称为咱中国人的后花园。我一直向往,来了以后我与泰国就陷入了热恋——
曼谷大学的同事特别友好,教学整体节奏悠闲宽松,我很快就融入了这里。4000多的工资加上汉办2000多的补贴在国内不算多,泰国的低消费给我腾挪出很多幸福空间,没课的时候我就到处旅行,日子过得相当安逸。
2020年,一年期的志愿服务结束,我主动提出和学校续签,打算回国毕业论文答辩完就直接扎根在此,为此我还学了泰语。当时校长对我很满意,也有此意。正在签约的档口疫情来了,汉办为了在外教师的安全,再三催促我们回国,并省去了以前繁琐的申请流程,让我们自行买票回家直接能报销。
时逢泰国疫情开始不受控制,老妈也一直担心我在海外的安全,思前想后,我依依不舍放弃了留任的念头,定下回国的机票。
2020年我顺利毕业,没有大厂实习履历装点门面,加上疫情冲击经济环境很差,我找工作处处碰壁,最后勉强在一家教育平台担任辅导老师,成了一名深漂。干了没多久,我就厌倦了长久的加班和无处不在的内卷,看不到头的日子让我倍感压抑,回想起泰国的悠闲时光我便后悔离开。时常想当时要是挺一挺,说不定也就留下了。
那之后,我一边开始继续寻求其他出路,一边再度向汉办申请公派,然而疫情期间很多学校不给办签证,找了几个月依然两手空空。疲惫地等待让我逐渐心灰意冷,我都打算辞职回老家休养,这时汉办里一个朋友给我透露了消息,说我被选中了,会被分到罗勇。这个镇上的学校需要一名老师,能办工作签证,只是工资肯定跟曼谷肯定没法比,看我是否愿意接受。
我一听能出去,立马眼睛放光。根本没注意到罗勇在地图上哪一块。那会儿反正横了心,只要能让我离开这窒息的职场总是好的。结果就是一等再等,接下来半年,我辗转到北京打了疫苗,做了隔离然后飞往罗勇——来了后才发现是一个十八线小城的村庄,我成了这里唯二的外国老师。一个学习教完后,我因买车负下重债五万,眼看着村里3000多的工资还款无望,不得不另寻兼职。

就在这时,泰国华人群里的招聘信息引起了我的注意。


曼谷学校的大楼之一

一个老中介说曼谷的一家学校准备招个中文老师,工资待遇很不错。当然,是相较泰国人而言。每天几节课,一个月能人民币6000多元,还包吃包住。我花了20块钱买了这条信息。加上微信详细询问,才知道原来是所私立学校。私立公立无所谓,挣钱是第一要义,我匆匆制作简历发了过去,并在线上和李校长聊得火热。
他说之前的老师因为孕期休产假,不得不再招一个中文老师,这边产假长,他想要个长期的,最好能待一两年,而且还得兼任学生的副班主任,招呼他们一些生活上的琐事。我点了点头,表示没什么问题。或许是瞧到了我“名牌学校”的光环,或许是看了我能懂些泰语,我试讲还不到10分钟,校长就点头直接通过。
一直到我拿到offer,我对学校的认知都停留在「好像很有钱」的阶段。后来查了资料,才发现这所学校是新加坡人开的,学费昂贵,在泰国已经有二十年的历史,主要为这儿有出国打算的孩子提供全新加坡式的教育。学校采用泰、中、英三语授课,保证学生成长得「国际化」,我要去的这个校区,幼儿园到高中,一共有上千名学生。不用说,都是当地有头有脸人家的孩子。
出身于小镇做题家的我,自小把贫苦的过去视作难以启齿的回忆。我害怕又羡慕别人自信的眼神。因此第一次上课我就紧张不已。我忐忑地步子迈进三尺讲台,进来才发现人家这里压根没有讲台。教室像幼儿园一样是个活动室,墙壁都是温馨的颜色,孩子们之间小组围坐,没有固定的方向。一块显示屏、一排书柜,是和学习有关的所有。
我所带的班级一共20多名学生,三年级,孩子们一半左右是泰国人,还有四分之一的华裔和四分之一的欧美籍。有时候不得不承认,财富真的和美貌挂钩。我环顾一圈,竟然没有一个丑孩子。每一个都气质各异,精致得招人喜欢。其中一个小女孩,脸圆圆的,长得像刘亦菲一样娇俏,整个人坐在那里一句话不说都感觉浑身发光,眼睛根本离不开。
或许是见惯了大世面,新换一个外国老师,他们竟一点都不意外,想我刚到罗勇上任的第一天,十多个孩子扒在窗台上好奇瞄我的盛况,我竟有点失落。我精心准备了第一节课的自我介绍,急不可耐地想沁入孩子们的心里:
“大家好,我是周老师,今后由我代替黄老师给大家上语文。”中文说完想着英语翻译一遍,话到嘴边想不起来「代替」怎么说,尴尬地杵在那里。
我六级和考研英语分数都不低,可如果当时有地缝,我肯定头也不回得就扎了进去。我赶紧转变话题掩饰慌乱。一个小时的时间大部分讲书上的故事为主,磕磕巴巴地照本宣科念完长吁一口气,像完成了一件庄重的任务。

曼谷学校食堂

下课后也不能走。由于是副班主任,我需要和加拿大的班主任搭配照顾孩子们的课间,一个小孩子跑来和我叽里咕噜说了一大堆,我先「ha?」又听了两遍才发现原来她是喝水。我赶紧带杯子帮她接,她说不要,我可以自己弄,她只是在向我申请。我悻悻作罢,成了被她教育的那一个。

第一天工作,我仿佛走错了世界。

之前为了融入泰国,我把泰语练得相当刻苦。没想到转了一圈,人家又学开了英语,我连小屁孩都不如,一节一个小时的课上得我浑身难受。旁边黄老师见我沮丧,忙安慰我,他们从幼儿园开始就接受三语教育,自然早已经像母语一样自然。
来这里总算能听得见句中文,我一阵大喜。忙和他准备互诉衷肠:你是教什么的?对方愣了一下说:我叫黄伟明。我才反应过来,原来他也是新加坡人,中文也就几句话的水平。我失望连连,这间学校里上百个老师,我竟同胞难寻、知音难觅。十几个中文老师,小学部的就我和另外三个,其中一个还是台湾人,年级组不一致,我们碰面机会很少。
为了能跟得上国际学校的节奏,我不得不加紧学习。不同于国内的整天小课,这里采用的是每天6节的大课,一节一个小时。通常是三语加数学是必修,再搭配上游泳、科学、电脑、音乐等小科,学习强度也不小。休息时段分别是10:30出操活动一会,中午休息1小时,2:30就放学。
要说光教学内容上,应对起来还是比较容易。学校用的教材正好是我们学校编著的,小学阶段主要是一些儿童故事和识字。一般一篇课文我需要两节课才能讲完,读文章意思和认字。上课后我会带领孩子们通读一遍课本,理解段落意思,然后讲中心大意、故事启示,第二节课复习生词、造句、随堂小测。

曼谷学校学生宿舍

二十多个孩子的中文基础参差不齐,好的往往都是华裔家庭的孩子,完全能明白你说什么;稍微差一点的是泰国人和混血,说几遍能听懂意思;至于不学的,那就完全鸡同鸭讲,需要我说泰语才能沟通;有些孩子还喜欢几国语言混着说,泰语口音多少带点,很多单词我需要确认几次才能知道是什么意思。
教了一个月,学生们有长进大不大我不清楚,我的口语反正进步神速。毕竟真的下了很多功夫。
我备课花去的时间往往是上课的两倍:但凡课堂上会涉及到的词语我都先用英文标注出来,再三语互补;生活上,我积极融入同事,主动查人家提过我又不知道的东西;此外,孩子们的吃喝拉撒我也得操心,这里没有睡午觉的习惯,大中午我想睡也不能睡,陪着他们在院子里疯玩儿。

一段时间后,国际学校接纳了我,我也把它当成生活的一部了。有时候还沾沾自喜自己弯道超车拥有了高档生活。即便如此,中产的内卷在泰国也无处不在,我是说孩子们:有一节童话课讲森林里的厨房,我做互动问你们家里是爸爸做饭还是妈妈做饭,几个孩子异口同声“保姆”:讲到季节,一半以上的小孩都去过巴黎,再问来没来过中国,竟然有个还去过我的家乡;说到爱好,除了常规的网球、钢琴、游泳,还有不少瑜伽、赛车…… 我们班有个小孩,个子很出挑,熟了才知道参加了很多模特比赛,8岁开始就给奢侈品拍广告了。

国际学校的兼职,乡下的学校才是主业,为了俩头都能顾我每周都要往返于曼谷和罗勇之间,这就使得泰国的底层与中产家庭之间产生的割裂的景观在我眼里尤为明显。
在罗勇那边的镇上,每个班每周得保证一节课。一周上小十节,为了不影响副业,我索性和科学老师同意统一调换了周一周五。这样我周五和周末、周一在村里度过,周二到周四又和人家申请换到大都市。

罗勇学校环境

每当晚上从小镇前往曼谷,看着路上车越来越多、灯越来越亮时,我提醒自己要进入「高净值」模式,说话做事也端庄起来;而回罗勇的路上,路往往是越走越黑。经常寂静得只有虫鸣鸟叫声。两地相距100多公里,泰国是左舵车我不习惯驾驶,来回开车就需要折腾4、5个小时。一下车就赶紧备课,每天忙得像个陀螺。
我本来是厌恶996才出逃海外,没想到一年之后我就活成了自己最讨厌的样子。又看到国内在线教育平台的大屠杀,同行纷纷失业,我安慰自己至少还有工作糊口,不算太难。公立学校的课好交代,没有强制任务;国际学校就难伺候多了。
教务组长多次强调,我们学校最注重口碑,让家长满意是我们的第一要义。你讲什么样的课、想怎么讲都没关系,就是不能让家长投诉。因此我对调皮的孩子一直发愁怎么管,说轻了不顶事,说重了又怕家长来学校找麻烦。
有一个香港的小男孩非常调皮,一节课一会儿扣扣这个,一会儿弄弄那个,要么趴着要么满教室跑,反正坐不住。之前的老师也和我说惹不起,尽量睁只眼闭只眼算了。我只能是转变思路对付这小祖宗。
既然你不想坐座位,就坐我腿上吧。后来每节课,我得抱着他才能讲课,任命他为老师小助手,让他帮我换PPT。我在广东多年,又以学粤语为契机。先用中文说一遍,然后让他用广东话教我,他受到了重视,一度沉迷于中文课堂,慢慢地就不闹了。还主动和我表白,不喜欢以前的老师,总是让他做题,喜欢我,每天陪他玩儿。
我内心苦叫,我哪里想陪你玩儿,我是怕被你父母投诉啊。与其说是老师,我更感觉这里的老师们像是保姆,绩效考核里有一项是家长满意度,不满意不扣钱,若是满意度达到90%会有三分之一的奖金。我是编外人员,不得参与分红,但一个投诉能让我分分钟丢掉饭碗,我不得不谨慎对待。
正副班主任被规定每两周必须和每个孩子的家长有超过半小时的有效沟通,反馈近期学生的表现。所以表面上我们每天课时不多,可你要说轻松,也着实不能按点下班。有些家长学问很高,会突然问你一些教育理念类的思想问题,我哪好意思说为了保住工作;有些家长则忙着啥事也不管,充分信任老师,还不住地对你感谢。
尤其是那个捣蛋的香港孩子,他父母一个大陆人一个香港人,在东南亚做保险经纪和金融,新加坡是据点,老人和孩子生活在曼谷。小孩特别调皮,跟不上进度,这已经是他换的第二所国际学校。对我颇为满意。
其实也不是每个孩子都这么淘。或许是家庭教育的缘故,我发现这里学生普遍重视契约精神。有一次我上作文课,让孩子们看图编写一段小作文。一个泰国小孩子说本子用完了,明天他请假,后天写给我。
我惯例做“有求必应先生”答应了下来。后天我已经忘了这茬,突然听到一个人叫我,问我还记不记得他,今天答应给我交作业。我一看,还真是之前那个孩子,还真是一个新本子,里面有几个错别字,不影响阅读,一笔一画写得非常认真,语句也大体通顺,有一定中文基础。
我顺势和他聊了起来,问他你爸爸妈妈是做什么的,为什么你中文这么好。他说爸爸是做旅游的,hotel,妈妈全职在家。我猜不会是做中国生意的吧,他说不知道,反正爸爸强调一定要学好中文。说完便礼貌告别跑着玩儿去了。我看着他的背影,想要是以后也能生出这么乖巧的小甜瓜就好了。
不过高年级的学生就没有那么省心了,听说抽烟喝酒,泡吧恋爱,干啥的都有。每周往返于罗勇曼谷,我在平民和富人阶层里来回穿梭,很是分裂。偶尔路过高中部,见衣着光鲜的富二代们放纵起来,和我罗勇的那烂摊子状态上没什么区别。

罗勇学校的孩子们在上课

残忍的是,有些孩子不用学习也能收获很好的未来,有些孩子不学习,这辈子就肉眼可见地凋谢了。不知怎么,年纪越大我反而越信命了。

其实在罗勇教书的一年,我甚少和国内的朋友提及我工作的片段,因为实在没有任何职业成就感可言。
来的第一天,作为少数的外籍老师,我被当作动物一样围观。我被分配教六年级和高一高二的6个班,每个班里都是30多个孩子,大部分只乖巧了一节课。见我脾气好,加上中文也不是主课,最后越来越不把我当回事。
通常上课是我讲我的,他们干他们的,各不干扰。本来一开始我还一腔热血,想让他们对中国文化多少有点兴趣。给他们看中国节日、有深度的中文电影,甚至就着他们的话题讲中国偶像男团女团,他们都兴致缺缺。
玩儿手机和睡觉的,还算我眼里的好学生,至少不捣乱。我头疼的是那几个混世魔王:上课躺地上、几个女生盘坐在一起嘻嘻哈哈、要么大声打游戏,吵得我根本没办法讲课。我每吼一次他们好一点,过不了多久又会恢复原样。40多分钟一节课下来,我一遍又一遍说,把说变成喊,尽当秩序维护员了。
也并非没有让他们上心的事,我拿放大镜看了,谈恋爱最上心,这些十几岁的孩子们80%都有男女朋友,校园里、课堂上、周围的小餐厅都能见到一对一对的学生。彼时新冠在泰国肆虐,每发现一个,坐TA周围的同学都要被当作密劝回家隔离。这正好成了他们不上学的借口,中阳学生的男女朋友都来告校长,争前恐后做密接,让我哭笑不得。
被冷落的不止我一个,或者说,人家主课都不听,何况我这种兴趣课呢。同事劝我想开点,工作是工作,生活是生活,不要把自己太累了。一下课,他们溜得比学生还快,甚至在上网课期间,办公室几个女同事聊到什么有意思的话题,熟稔地直接闭麦开聊,把学生晾在一旁。反正也无所谓的,没有人听课。
线下不好,我在网课上的状态更不好了。经常点名提问,对面就像是掉线了一样寂静,我一个个轮番点下去,才勉强有一个能回答上来。作业的话,通常也只有她一个人教。在教大学时,我从来没怀疑自己适合做老师。他们上进、开放,课上话题能很自然地被传递下去,甚至学生们会你争论问题。
下沉一趟来了公立学校,美好打碎,真实情况残酷而现实。
我每天唱独角戏,做自己觉得伟大的事,效果却差强人意。直到那个愿意学中文的孩子也转校走了,我最后一丝侥幸被彻底浇灭。热情退潮后,我也想通了,能考上大学的都是金子,我现在相当于是在砂石混杂的沙滩上赤脚走,当然会更刺痛。与其被活活气死,不如放平心态:我就是个上班的,不必给自己背上巨大的心理包袱。
自从出入国际学校有了对比以来,我更坚信还是把主要精力放在曼谷。一样是教书,作用到不同对象上反馈大不同。有时候想想,我劝他们要好学上进、努力突破阶级壁垒的时候,本身就是屁股决定脑袋了。
泰国是十二年义务教育,升学压力渗透不下来,学生们竞争意识缺缺。很多人都能坚持把高中读完就烧高香了,能考上大学的其实寥寥无几,尤其是在这种基层村镇。学校从小修佛学课,普度众生的济世情怀没学了多少,反而让他们早早“佛系”躺平。尽早退场,或许还能寻得另一条出路。

罗勇学校的孩子们

这里人善良是真的。也确实天性散漫,没有储蓄习惯和风险意识,父母都是挣一天钱花一天,用信仰托起脆弱的生活。对他们的人生能给什么有意义的指导。有一回交流课聊到职业规划时,大部分的孩子竟然都想做服务员。因为服务员简单,有些还是日结。白天上班晚上就能花上,不用动什么脑筋,我很是震惊。一开始我是被泰国轻松友好的工作氛围吸引来,在看到他们的那一刻,我还意识到自己骨子里还有中国传统的忧患意识。可以不那么拼命,但绝不允许自己彻底放弃。

今年3月,我一年的签证再度到期。泰国职业生涯也走到了十字路口,汉办规定的三年公派已经结束,不会再给继续做签证,想要留在泰国必须找到一家雇主,单位自行去大使馆给你申请才行。
彼时我被国内愈发严格的管控吓得不知所措,怕回来的天价机票和长久隔离。和父母商量了以后,我暂时决定先留在泰国避避风头,等这一波疫情稍微缓解了,再回国看望他们。当下最需要的是一个单位给续担保做续签,这一签也就意味着我需要正式聘用合同,必须从罗勇和曼谷的学校中选一家待下去。
生活没有给我这么多选择的时候,我觉得哪种状态都能安然享受。在罗勇,除了工作不尽如人意,我的生活也算幸福知足。我经常一个人骑着小摩托四处转悠,这里是熟人社会,有时候能遇见学生,我会请他们吃点当地小吃,不上课的时候我们相处得还不错。
在曼谷我就吃穿不愁,每天五菜一汤自助餐任选,饭后甜点和牛奶都是免费,我也借着优秀同事们的圈子学会了品咖啡,参加西洋派对,学习金融和文学。最重要的是,眼界被彻底打开。
可是选择都放在你面前时又犹豫了。一面是农村,一面是都市;一面是悠闲,一面是繁华。我一直在思考。
这时收到了李校长的微信,约我单独谈话。进去后他笑容可掬,操着不太熟练的普通话问我来了半年的感受,有没有想继续留下的念头,还说学生对我反馈很不错,公司打算继续签我。既然我有意在此发展,泰国又是一个有钱就可以为所欲为的国家。留下来是更好不过的决定。
不用我张口,人家已经给透了底:在校老师的子女可以免费享受学校十五年一贯制的教育,除了出点衣服钱活动费,这一笔账算下来,至少为我能省下二三百万人民币,这个数字是我在泰国耗到油尽灯枯也不能承受的。
我得给自己漂泊多年的生活一个交代。内心的天平涌动起来并不容抗拒地把我推向国际学校。接受offer的那一刻,我没有欣喜,反而有种说不上来的抱歉感,不知该如何面对罗勇的孩子。
我对他们是生不出感情的,只是想到学校和社会已经放弃了他们,我也不能免俗时就有点遗憾。将心比心,比出了更深的世态凉薄。
回到曼谷后,我月薪也已经达到了正式员工的标准,1.1W+提成,用不了几个月,我的债务压力就能彻底缓解,还能给自己换副好牙。无奈的是,我脑子根本容不下对未来的太多规划,因为全职后课程更忙了:多带了一个年级,一个礼拜能排20节课,加上家访专线、备课、各种活动周,感觉自己像个公司的差使,比国内上班时好不到哪里去。
即便是这样,我还是被投诉了。有一天有个泰国妈妈来学校旁听,发现我竟然上课用英文。“我们送孩子来就是为了纯正的三语教育,我们英文每天在家里都讲的”家长气势汹汹,把事情捅到了教学组,还找起了中文校长。李校长也不得不低眉陪笑,认真解释并不是我的本意,连连道歉。
实际上,她所提及的这种需求在学校里连高中的孩子也未见的能达到。无奈我们只是服务者,被剥夺了辩解的权利。教育在这里没有该不该,只有对不对。有时候想,我和罗勇的学生有什么不同呢?他们给普通人做服务员,我给有钱人做服务员,本质上都是出卖劳动力罢了。
自己还不如他们。至少他们能坦荡说出自己的志向,而虚伪如我“为了践行教育理念”,有一段时间我陷入自我怀疑里。沮丧的片刻,我收到了今年最大的好消息——我的ins收到一条私信。是一张中国大学的录取通知书,Linna发来的。她是我在罗勇的学生,那个唯一愿意学中文的孩子。没人知道她热爱语言的原因,但她的努力有了痕迹。被录取就是最好的证明。
没想到她真的申请成功了,那一瞬间,我的眼眶湿润了。教育到底是什么,带给了我们什么,其实我也没了答案。不过这个女孩的故事代表一个从寂寞走向繁华的励志样本。它让我知道,一切还没有看起来那么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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